（语文版必修四）：《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教学备课素材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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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教学备课素材精选（语文版必修四）
一
美国教育不立模式，让孩子从现实生活到内心世界全方位开展自由想象，一开始就鼓励孩子创造。而中国教育则设立样板，一开始就让孩子追求“像不像”。可见，从根本上，中美教育倡导的价值方向就不一致。中式教育重视模仿，中式教育思路是：什么基础都不具备的一张白纸似的孩子，凭什么想象 凭什么创造 又如何开展创造 美国教育思想因强调创造性，自然不能以模式教育相配套。否则，先定框框预设规范，岂不是与创造性的教育宗旨相悖相反 因此，美国教育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际操作上，既然确定创新第一，势必舍弃规范。故而，创造精神在美国教育中固然得到强调，然其负面的代价也很大。从根本上，缺乏地基的创造终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可能矗立起金字塔。因此，就本质而言，地基与创新的矛盾，乃是中美教育最深层的根本歧异。
中国模式教育的缺陷固然有创造性较为薄弱之弊，但它的正面效应却大大超过反面弱弊——基础知识的扎实巩固。因为模式教育暗含精英教育，一切模式教育自然是以最高水平为典范，即以最高典范绳墨之，精英教育实为必然内涵。古代以“四书五经”为教材，自然包含望圣成贤的期待。模式教育虽因规范化对自由有所限制，对创造有所削弱，但在高标准严要求之下，整体水平还是有所带动。尤其经过刻苦的重复性训练，后天学习到的东西化为本能，并在达到一定高度时升华为难以企及的技能。否则，何以中国学生在欧美多有冒尖 杨振宁在他的一次演讲中比较了中西教育的“各有所长”，但他最后的归结是：“总体讲起来，我觉得中国传统教育方式所训练出来的人还是要占一些便宜。”
（选自吴正恭《中美教育优劣谈》，《新民晚报》2002年7月11日)
二
应该承认，学习毕竟是一项比较艰苦的事儿。能从中得到乐趣，至少须等到稍有积累的中学阶段，不可能一上来就对学习充满兴趣。从幼儿园开始，教育所面对的主要难题还是惰性。中西教育相比，在遏制孩子的惰性方面，中式的高标准严要求相对有效。“玩中学”固然好，可效率终究不如“正规学”。无论如何，天才出于勤奋，投入决定产出，这是铁的规律。精英教育一开始就强调勤奋，大方向总是正确的。尽管中式教育支付了一定的代价，即创造性方面较为弱化，然利弊相权，还是利大于弊，即得到还是大于失去，且其间的幅度还不小。从整体教育质量而言，如以京津沪等城市为比较基准点，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还是强于美国。美国在中小学阶段的排名仅为第30位。如果我们能在创造性方面稍稍设法弥补一下，在教育规划上并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弃中就西。诚然，我们现在高精尖人才不如人家，那是由于反右—文革的历史欠账。一般人才成长需要30年的周期，到底是整整一代人的耽误，那会儿的失误仍需现在还账。新时期以来，特别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已大幅度赶上来，尤其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也已具备相当实力。老实说如果不是我们的生源质量过硬，人家西方学校也不会对中国学生特别慈悲，不会法外开恩给你奖学金。实话实说，中美教育最大的差距在于高等教育。由于硬件缺乏，特别是理工类高校，实验室设备的不足，较大地限制了高等教育的质量，特别是硕博阶段的中高级学位教育。1985年以来诺贝尔科学奖学金之所以尽出美国(或主要科技工作在美国完成，有83位)，主要是美国对科技硬件的投入与基础投入，因为他们总是资助那些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此外，再就是美国高校的教育思想。那位闯入华尔街的哈尔滨女生陈磊，以其在美国四年大学亲身经历概括道：“美国中小学基础教育水平远不如我国，可是为什么能产生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答案是：美国的大学教育很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给予学生的独立空间非常大。美国大学入学容易毕业难，美国学生往往都学到凌晨四五点钟，甚至通宵。”
(选自《闯入华尔街的中国女孩谈美国大学教育》，《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5日)
三
杨振宁先生认为美国教育强调宽松活，亚洲教育强调窄严僵。前者培养大胆强调自信，但副产品为傲慢；后者培养谦逊与谨慎，但副产品为胆怯，容易养成自卑。美国学生问题多多，中国学生少问甚至不问。美国学生将已有的基础性知识视为标准化生产，不愿多花精力，直接要求提出新的问题。美国法律系的学生习惯于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教学，喜欢以探讨和提出问题为主，注重给孩子表现和表达的能力，即“ｓｈｏｗ　ａｎｄ　ｔｅｌｌ”。当然这也有弊端，忽视基础知识自然限制了学生的思路，直接投入研究只能是低层次的。我们的狭窄严僵，却换了庞实的基础。无疑，学习灵活与开拓，总比学习基础要容易。所以，两弊相权，中式教育也输不到哪儿去。就收获而言，中国整齐刻苦的训练式学习固然痛苦，但产品的优秀率也高；西方沙里淘金式的教育，过程自然轻快宽松，但收获也少。
从人己关系上，美式教育重视尊爱自己，中国教育则强调尊爱别人。在中国古代圣贤看来，尊爱自己本为天性，毋须后天培养，越过尊爱自己，或以尊爱别人包括尊爱自己，那么层次更高，也更利于社会的安宁团结。然而，从现代心理学角度，尊爱自己实为尊爱别人的基础性前提，而且两者存在相辅相成之关系，仅仅尊爱别人并不直接等于尊爱自己，一味强调尊人，势必抑压尊己，尤其在思维能力低弱的幼童阶段。我以为，幼儿园及小学阶段重点培养尊己，中学阶段重点培养尊人，这样庶几可以避免偏废。
有人说东西方教育犹如一对相见恨晚的恋人，彼此都惦着在自己在体系里掺和进一点对方的东西。这当然也是一种必然，也是我们不必妄自菲薄的有力支点。如2001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一项教育改革法案，拨款240亿美元加强中小学教育的投入与管理，要求所有中小学必须举行阅读考试(近似我国的语文考试)与数学考试，学生必须考试合格方能毕业，只有学生成绩达到合格要求，学校才能得到联邦政府的额外拨款。如果连续三年不合格，校长和教师就要走人。这项法案以绝对优势得到通过。
(选自《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16日)
四
爱因斯坦于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到达上海，漫游南京路时，被中国青年学生双手抬起来欢迎。上海画家、书法家王震设家宴欢迎爱因斯坦，《大公报》经理曹谷冰、张季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北京大学教授张万力，浙江政法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及女儿应慧德出席作陪。爱因斯坦发表即席讲话，内容有：第一，“今日得观中国名画，极为高兴”；第二，“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第三，“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贡献所见”。
爱因斯坦于1922年12月31日上午11时路过上海，第二天在上海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讲相对论，原北京大学张万力教授提出有关心灵学问题，爱因斯坦用法语回答：“这是不足道的。”
他在柏林曾对王栗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第一次路过上海，爱因斯坦谈他对中国的感想，“极为喜欢，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之气候，澄清之空气，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余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的印象。此种印象，余将永不忘之。”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表露了他对当时苦难的中国人民所给予的同情。他认为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了一个统治阶段，中国人是他们的奴仆，被残酷地虐待着，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对五四运动这样的革命事件，认为特别可以理解。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勤劳而被奴役的民族在呻吟，因而这个民族是顽强的。当1931年“九 一八”事变爆发之时，爱因斯坦多次向全世界呼吁，要用联合的经济抵制来制止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1937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爱因斯坦进行正义的声援。所有这一切，无不证明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的友爱之情。
他在柏林个人十分危难之时，会见中国学者蔡元培、王栗；他在美国普林斯顿约见杨振宁、李政道讨论热力学和统计力学中相变问题；他在广义相对论研究班上，几次与周培源讨论引力场中有关问题；他还应魏嗣銮要求，寄来照片与书信，表示对中国科技杂志与学术团体的支持。
五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的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青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当我把“人文学科”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使青年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由于太多和太杂的学科(学分制)造成的青年人的过重负担，大大地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领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
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
如果你们始终不忘掉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
(选自爱因斯坦《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教师和学生》，许良英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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