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曲同工,各有怀抱——《促织》《变形记》之比较阅读
教材编者把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收入同一单元,让我们能够更直观地把东西方最优秀的小说对照来读。两位文学大家异域同心,都写了人变虫的奇特故事。两篇小说有着共同的“异化”主题、反讽意识和现实与荒诞水乳交融的创作手法,因而《促织》可称为东方的《变形记》;但是二者在主题的深度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等方面又存在一些差别。今天让我们张开想象的翅膀,从“异化”主题、反讽意识、人物形象等方而逐一对比分析,希望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架设一座沟通的桥梁,去发现东西方文学既异曲同工又各有怀抱的美。
探究《促织》和《变形记》的异同。
1. 共同的“异化”主题。
2. 深刻的反讽意识。
3. 荒诞和现实的水乳交融。
4. 主旨表达深度上的差异。
5. 人物塑造方法上的不同。
一、异曲同工
“历史存在惊人的相似”,坎坷不平的命运遭际和黑暗专制的社会环境构成卡夫卡和蒲松龄创作的共同基础,《变形记》和《促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共同的“异化”主题。
关于人的“异化”,从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是:在环境的压力下,人失去自我,失去价值、尊严、地位乃至躯体,成为非人,即是一种异化现象。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马克思),也就是人成为了非人。异化的表现,是人无法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在。
《变形记》深刻揭示了异化主题。
在小说中,小职员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然后遭遇歧视、打击乃至死亡。从生物学上讲,这是不可能的;但从社会学上讲,又是现实的。变形前的格里高尔早已丧失正常人的生活条件,辛劳奔波、经济窘困、精神压抑早已把他异化为畸形物。作者抓住这一“人为非人”的典型形象,并将其突出放大,从而揭示了社会的本质与真实,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
马克思说:“在异化的世界中,人只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他的个性就是资本货币,他的活动仅是执行资本的职能,他服从资本就像服从一个凌驾于他之上的力量。”
在资本主义金钱社会,格里高尔连生存的外观也不复存在,成为西方现代社会被高度异化了的“时代的图案”。
《促织》则通过成名子魂化促织的传奇故事演绎了一出东方封建社会人被异化的悲剧。即老百姓不能把握自身命运,被封建统治者肆意摧残玩弄的状态。
成名,身为子民命如草芥,只因“天子偶用一物”,便使他“薄产累尽”;“旬余,杖百至,两股间脓血流离”;乃至“忧闷欲死”“僵卧长愁”。作为小百姓的成名,其负荷已到了人所难以承受的极限。前后因失促织而悲,得促织而喜,喜极又悲,悲极复喜;虽有人的形体,却无人的情感自由,全凭一只卑贱虫类悲喜相递、祸福相生,心为形役,情为物役。成名丧失支配自己命运的能力,人格被挤压,扭曲乃至变形。在这种意义上,成名子误杀促织,啼哭投井化身为虫,可以说既是成名儿子身体的异化,更是成名自身性格异化的体现。
父亲代表老百姓“形”的存在,儿子象征他们“魂”的真实。形魂本应和谐共体,却因为统治者的荒淫无道,魂飞魄散,形神相异,不再有人的完整。荒淫天子、媚上官吏、邪恶里胥集结成为一种令人恐怖的权力,支配老百姓的生存与命运。
虽是个大团圆结局,但是读完非但不会让人感到欣慰,反而感到有些悲哀。因为这种“成功”仅仅是依靠一只蟋蟀换来的。假如成名之子死了,没有变成蟋蟀,那么成名一家也一定会落得个家破人亡,这是大时代之下的必然结果。在成名之前,不知道多少人因为一只蟋蟀而亡了。《促织》的最后,蒲松龄评价说:“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 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促织》,既表现了百姓的悲哀,也表现了时代的悲哀。
看来,《促织》是东方的《变形记》。这两部作品表明,异化是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异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悲剧性的艰难历程。
2. 深刻的反讽意识。
反讽,既是一种思想表达形式,又是一种审美范畴和思想感情评价。作为前者,它指“词语、意见在讲话语境中获得与字面意义相反或否定字面含义的意义。”作为后者,指“对一本正经的肯定、赞美的幌子下所描绘的一切采取怀疑和批评嘲笑的态度。”矛盾是它的基础概念,是它的实质。
先看《变形记》的反讽意识。
在语言上,写出含泪的笑。如格里高尔变形后表现出一些特殊的虫性:随地拉屎,喜欢腐烂食品,在天花板上乐而忘形地倒挂和爬行。这些描写用近乎愉快的笔调,给小说造成一种虚假的喜剧色彩,但话语与内涵悖谬,主人公苦中作乐,读者却乐不起来,满腔悲酸。卡夫卡用最残酷的方式写出绝望的喜剧。
在情节内容上,形成强烈反差。变形后的主人公仍然关心家人,他牢记出差时间表,偷听亲人谈话,关心家庭经济收入。而家里人对他的态度则是:父亲凶神恶煞地追打他,母亲的关注是一次昏厥,妹妹第一个提出来“把他弄走”。关怀与冷漠形成强烈反差,人性与虫性显示触目的不协调,冷峻的背景上透露出作者对金钱关系的尖锐嘲弄。
在主题上,格里高尔“反抗→惩罚”的命运公式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变形是一种被迫,因为他早已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虫子或人物: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反抗。格里高尔通过变形突兀而隐晦地表示自己对非人道现实生活的愤懑。然而变形的反抗犹如堂·吉诃德的大战风车,是极度夸张的事实,死亡成了他唯一的结局。以畸变的形体来对抗冥顽不化的社会制度,以异化的方式来反抗异化的结果,格里高尔是一个出色的反讽式形象。
再看《促织》,同样可以发现蒲氏深沉的反讽意识。
反讽之一,成名付出代价之重与矛盾产生原因之轻。
说“轻”,因为矛盾原发点只是“天子偶用一物”;说“重”,因为成名层层付出钱财、躯体乃至儿子性命。故事开头仅有一句“宫中尚促织之戏”,其后就都是成名找虫→失虫→得虫→斗虫过程的铺叙。轻与重比例失调,多与少篇幅错置,让人清楚地认识到“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的黑暗现实。
反讽之二,矛盾解决方法的举重若轻。
《促织)前半篇极尽笔墨,叙写成名“追虫”之苦,作者妙笔轻提,竟用“化虫”一法让局势陡转。然而连十岁小孩都知道生活中不会有“化虫”奇迹,活生生的现实只会使成名一家步入更深的绝境。再者化虫比投井更为可悲,形体已死,灵魂还要成为统治者的玩物。正所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来,轻巧浪漫的无形处理表面解决了所有矛盾,实则将矛盾深化一层,悲剧情节涌向新的高潮。
反讽之三,喜剧结局的悲剧内涵。
蒲氏一生热衷功名,却久困场屋屡试不第。他令笔下与自己命运相似的成名因一只促织而大富大贵。表面看来,这是蒲氏自我坎坷命运在文学中的反向补偿,是他因果报应思想局限性的反映;但从深层次看,却令人感慨生存逻辑的荒谬。忽而“惟思自尽”,忽而“裘马过世家”,作者用人物命运悲喜的交替、生死的折磨写出封建社会中老百姓表面的、暂时的喜和内在的、永恒的悲。
由此可见,《变形记》和《促织》具体的表现技巧有所差别,但都呈现出深沉的反讽意识,使主题含蓄蕴藉。
3. 荒诞和现实的水乳交融。
荒诞是人异化和局限性的表现,也是现象和本质分裂,动机与结果的背离,往往以非理性和异化形态表现出来,现实中的荒诞是审美活动范畴中荒诞的根源,荒诞审美形态是对现实中荒诞人生实践以审美的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
以上是荒诞的美学概念。从内容上看,荒诞更接近于悲,因为荒诞展现的是与人敌对的东西,是人和自然、社会最深的矛盾。
卡夫卡善于将现实荒诞化,同时又表现出高度的写实风格; 而《促织》也是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结合得极好的佳作。
卡夫卡先让主人公患病或落魄,并受到亲友冷漠遗弃,已较深地揭示了金钱罪恶的主题。而面对人们的司空见惯和麻木不仁,作者又猛进一步,把“像虫”变成了“是虫”,这种变异所产生的强烈艺术效果是传统文学所不能比拟的,充满了浓厚的现代主义表现色彩。另一方面,作品结构严谨、细节描写真实,又显示作者所受到的现实主义影响。有人这样评价卡夫卡:“他的作品是个独树一帜的混合体,但其中起内在主导作用的仍是现实主义。在这混合体中,其他各种因素互相遮掩,往往使人视线不清,但这样并不能阻止人们去体会那种深沉的移动放大式的现实主义。”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变形记》是一部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
而《促织》也是如此。一方面,小说中求巫占卜和魂化促织的情节充满荒诞色彩;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细节,一步也没有离开生活的真实。吕毖《明朝小史》载:“宣宗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价贵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遴觅,得一最良者。妻谓之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且惧法,亦自缢焉。”这简直就是半篇《促织》。促织的故事在生活中是如此普遍与真实,文学中的虚构也就自然形成,正所谓“诞而合情”。
荒诞不仅是技巧,更是变形的思想的体现。——梁晓声
所以,无论是读《变形记》,还是《促织》,我们都能感受到其变形背后反映的现实思想。
二、各有怀抱
时代、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使《变形记》、《促织》又存在区别。
1. 主旨表达深度上的差异。
《变形记》的异化主题比《促织》程度更深,内涵更广。
卡夫卡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经带着忧伤的情绪说:“生活的传送带不知要把人带到何处,人与其说是生物,不如说是物。”他从总体上面不是从个别情况来观察和分析这个颠倒社会的种种怪相。
《变形记》中没有具体的时间、确定的地点,包容相当宽泛的时空;小说主人公作为一只甲虫本身也没有确定含义,而是人绝对孤独的象征符号。而从微观家庭的角度来讲,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普遍异化的真实。他们完全丧失支配自己的主动性,各种异己力量追逐、控制和压迫,在孤独与恐惧中本能地不断挣扎而又不断分裂和变异。如母亲和妹妹对格里高尔前后判若两人,实为人形而虫心。外貌依旧,人格分裂,正是人性变异的结果。这揭示出在残酷金钱法则下,资本主义社会每个阶层的人都难逃异化的影响。
《变形记》它通过人变成大甲虫的荒诞故事,展现了现代人丧失自我,在绝望中挣扎的精神状态。作者使整部作品成为一个恰如其分表现人异化的寓言,从而将普遍社会现象升华为生活的哲理,使读者把艺术化的社会背景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产生对照、联想和探究。卡夫卡提供了一个令人思索无穷的课题。
而《促织》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环境,并具体指出社会某一罪恶,其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丑恶的本质,主要抨击封建社会等级制和宗法制度将老百姓变为牺牲品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它对现实的批判局限于统治者和小百姓之间的矛盾,没有深入触及社会微观层面——家庭,深度也不够。孩子爱他的爸爸,孩子想给爸爸解决问题。既然自己给爸爸惹了麻烦,那么,就让自己来解决吧。为了爸爸,孩子不惜让自己变成了一只促织。这一段太感人的父子情深,在这篇冰冷的小说里,是最为暖和的地方,实在令人动容。而这样的家庭温暖在抨击社会黑暗的力度和深度上无疑要逊色于《变形记》对家庭冷漠的人际关系的描绘。而成名经历了种种之后,最后受到恩惠。“裘马过世家”的大团圆结局也冲淡了对黑暗腐朽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抨击。
2. 人物形象的不同。
都是非人形象的典型,但二者在精神气质、性格上有不同内涵。
作为被异己力量压抑着的现代人,格里高尔呈现现代主义观念中的“现代人”特征。
一是具有浓厚的孤独感。“孤独”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普遍主题。如卡夫卡对格里高尔前身——拉班形象所述:“无论怎样卖力工作,还是无望得到所有人以爱相待,反倒愈加孤独,形同陌路,成了好奇的对象。”人们互相之间的冷漠敌视、欺骗利用使格里高尔游离于人群之外,孤苦无告,与世隔绝,最后导致“甲虫事件”发生,独自惨死在被锁上的屋子里也不为亲人所知。作者正是通过格里高尔的心理感受流程充分揭示了他精神上类似的时代病态。
二是对世界和人生抱绝望意识。卡夫卡常说,他感觉到被囚在这个地球上,被囚禁的忧伤、虚弱、疾病和狂想交集于一身,任何安慰都不能使他宽解。但如果你问卡夫卡到底要什么,他却又回答不出来。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因此,他写了《变形记》,写人变成了甲虫。格里高尔明显地带上了作者自己的烙印,对这个世界这种人生涂上悲观的色彩。
成名,没有格里高尔那样的现代意识,作为蒲氏感受自身及他人命运遭际的艺术化形象,他糅合了封建社会一般文人和底层劳动人民两种人物形象特质。
在主体上成名是一个忠厚、诚笃、善良而且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形象,集中代表那个社会底层民众水深火热的共同遭际;在局部方面成名又具有封建社会一般文人热衷功名富贵的那种封建统治者的劣根性。“裘马过世家”的大团圆结局客观上显示生活逻辑荒谬到何等地步,而主观方面未必不是成名心底热望的结果。摇身一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大不同于格里高尔的悲剧结局。
故而,在人性的真与善的表现上,格里高尔更为纯粹感人,而成名囿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更多体现出人性复杂、曲折的侧面。具体来讲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比较。
①相似的身份,不同的命运
虽然格里高尔和成名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但两个人的形象具有相似性。
都是社会中的老实、踏实的小人物。格里高尔是一个旅行推销员,处于社会底层;成名是一个“操童子业”的书生,一开始连秀才也没有中,也属于社会底层人物。
都是社会的“机器”“奴隶”,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格里高尔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他每天辛辛苦苦工作,像一个机器一样运转。就是为了替父还债,却得不到上司的信任,甚至老板认为他贪污了公司的钱。而成名,整天担心捉不到蟋蟀,害怕自己随时被杀,连自己儿子的性命也因蟋蟀差点没了。格里高尔和成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同样都是变形,两人的命运最后完全不同:一个在孤独中死去,一个受到了促织的“恩荫”。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后先后受到了父母、妹妹、上司、保姆的冷漠对待,甚至存在暴力对待:保姆欺负变成甲虫的他,父亲在他背上砸苹果。格里高尔的境遇反映了西方现代社会人与人无法沟通的孤独、冷漠与悲凉。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由隔膜造成的孤独让人们互相视对方为“异类”。卡夫卡的《变形记》在荒诞中透露着真实,这也就能够理解格里高尔死去的原因了。不过,死亡对于格里高尔来说并非不是一种解脱。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具有了不少古代小说具有的善恶因果论,《促织》一文也是如此。成名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书生。故事中他担心自己交不上促织而被杀,并险些让儿子丢了性命。最后因为儿子化身为促织而让一家飞黄腾达。结局的完美和成名的踏实、老实的性格非常契合,遵循着善有善报的论断。不过,《促织》表面上写出了好结局,不过成名一家、县长的飞黄腾达是建立在老百姓的疾苦之上的,其深层意义还是在批判当时的整个社会制度的黑暗和腐朽。
②相同的变形题材,不同的变形内涵
《变形记》与《促织》两部小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以变形为着眼点。《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促织》的主人公成名之子投井之后魂化为了促织,即蟋蟀。两个人都从人变成了虫,都从人形化成了虫形,但是在变形的内涵上两者还是有不同之处。
“变形”的主动与被动
《变形记》的一开始,主人公格里高尔就完成了变形。“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作者卡夫卡用稀松平常的语气对此进行叙述,让读者感受到这种“变形”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作者卡夫卡对于格里高尔的变形也没有赘述原因。所以,格里高尔的变形是被动的,他在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已经变成了甲虫,他无法做出选择。
《促织》中,成名之子不小心弄死了他父亲费尽心思寻来的蟋蟀,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后,选择跳井自杀;被救之后,竟魂化为一只英勇善战的蟋蟀。从此,成家开始飞黄腾达。在这篇小说中,成名之子愿意用死来表达无意弄死蟋蟀的自责,并且被救之后他化作蟋蟀为家里赢来财富和声誉。这是一种主动的变形,只要变成蟋蟀能得到财富。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畸形和扭曲。
形神分离与形神不分
值得注意的是,《变形记》充满了大量的关于格里高尔的心理描写。他虽然身体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但是精神层面还是一个人。作品中无出不透露着格里高尔的人性的一面。比如,他虽然变成了不能做任何工作的甲虫,但他还是很担心家庭的生计。又如,当他的妹妹为家人和房客的演奏时,房客早已不耐烦。但格里高尔却十分欣赏妹妹优美的琴声,成为那个房子里妹妹唯一的知音。所以,在格里高尔身上,人的形态和神态不是完全分离的。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充满了魂灵变异的故事,《促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促织》中,成名之子的身体还在,但是灵魂进入了蟋蟀中。成名之子变成了蟋蟀,他具有了虫的属性。不过,虫的身上体现着人好斗的一面。总之,在成名之子的身上,人的形态和神态是分离的。
3. 人物塑造方法上的不同。
①叙述模式不同。
《促织》遵循着古典小说的创作模式,它具有小说完整叙事套路和完整的情节。征虫、觅虫、卜虫、失化斗虫、献虫、评虫形成了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如果从真实与荒诞的角度分析,开端、发展是真实的,中间的高潮部分是荒诞的,结局又是真实,即小说以真实—荒诞—真实的模式进行叙述。
《变形记》作为一部现代主义小说,它的叙述模式是独特的。从一开始离奇的变形,到周围人对他的冷漠,再到结局格里高尔的死去,表现出来的是荒诞—真实—荒诞的叙事模式。
因此,两者在叙述模式上最大的共同点即在真实中写荒诞,在荒诞中写真实。真实与荒诞的穿插,恰恰反映了在《促织》和《变形记》的作者所要表现的时代悲剧和批判效果。
②文本时间不同。
文本时间即叙述文本叙述语言排列的前后顺序,或是读者阅读文本所要依照的顺序。虽然“变形”是关键,但《促织》与《变形记》两者在文本时间上的安排是不同的,这其实和前面说到的叙事模式也是有关系的。
蒲松龄在《促织》的情节安排上遵循着古典小说的叙述模式,成名之子“化虫”前的内容都是铺垫,“化虫”部分才是故事的高潮,到后面的结局部分收尾也比较快。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蒲松龄叙述重点放在了“变形”前的铺垫部分,这部分作者的叙述节奏也稍慢,这让读者充分地感知到明代宣德年间的社会风貌和主人公的行为变化。
不同的是,《变形记》的作者卡夫卡从一开始就告诉读者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卡夫卡的叙述时间是在格里高尔“变形”之后,作者通过意识流的手法重点表现了格里高尔变形后的心理状态与情感状态。卡夫卡在叙述格里高尔的内心独白时,明显放慢了叙述节奏,从而凸显了作品的主题。
③叙述风格不同。
《促织》深受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影响,讲究故事情节离奇多变,人物语言动作笔法简洁,缺乏展示人物活动的广阔社会背景和心理变化。
卡夫卡的《变形记》则同一般现代派作家一样,喜欢从人物内心写起,淡化情节、动作,把重大的突发性事件隐退到背后,将日常的琐碎的生活场景推到幕前,在表面平静的生活后面隐藏强烈的戏剧冲突,从而形成独特的戏剧潜流。
综上所述,《促织》和《变形记》具有许多相似点,又存在一些差异。在西方表现主义大师及作品的反观和参照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促织》等中国古典小说存在许多可贵的精神品质和艺术品质。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愿我们的作家将文化视野投之于西方20世纪现代文学时,更应该在他们现代意识的烛照中,使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宝藏得到发扬光大。
(答题时间:30分钟)
一、基础知识运用
1. 仿照划线句子,补写两句话。要求:句式和修辞与例句相同,内容与前句形成关联。
疫情面前,想起了蒙田的话:“健康是自然所能给我们准备的最公平最珍贵的礼物。”
“健康”不仅是身体上的好状态,更是心理、思想、精神上的好状态。
健康是拥有青松一样强健的体魄,有了它,你想要追逐远方,自可以奋然前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阅读能力提升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2-5题。
赵公,湖广武陵人,官宫詹,致仕归。有少年伺门下,求司笔札。公召入,见其人秀雅,诘其姓名,自言陆押官,不索佣值。公留之,慧过凡仆。往来笺奏,任意裁答,无不工妙。主人与客弈,陆睨之,指点辄胜。赵益优宠之。
诸僚仆见其得主人青目,戏索作筵。押官许之,问:“僚属几何?”会别业主计者约三十余人,众悉告之数以难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仓卒不能遽办,肆中可也。”遂遍邀诸侣,赴临街店。皆坐。酒甫行,有按壶起者曰:“诸君姑勿酌,请问今日谁作东道主?宜先出资为质,始可放情饮啖;不然,一举数千,哄然都散,向何取偿也?”众目押官。押官笑曰:“得无谓我无钱耶?我固有钱。”乃起,向盆中捻湿面如拳,碎掐置几上,随掷遂化为鼠,窜动满案。押官任捉一头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顷刻鼠尽,碎金满前,乃告众曰:“是不足供饮耶?”众异之,乃共恣饮。既毕,会直三两余,众秤金,适符其数。
众索一枚怀归,白其异于主人。主人命取金,搜之已亡。反质肆主,则偿资悉化蒺藜。仆白赵,赵诘之。押官曰:“朋辈逼索酒食,囊空无资。少年学作小剧,故试之耳。”众复责偿。押官曰:“某村麦穗中,再一簸扬,可得麦二石,足偿酒价有余也。”因浼一人同去。某村主计者将归,遂与偕往。至则净麦数斛,已堆场中矣。众以此益奇押官。
一日赵赴友筵,堂中有盆兰甚茂,爱之。归犹赞叹之。押官曰:“诚爱此兰,无难致者。”赵犹未信。凌晨至斋,忽闻异香蓬勃,则有兰花一盆,箭叶多寡,宛如所见。因疑其窃,审之。押官曰:“臣家所蓄,不下千百,何须窃焉?”赵不信。适某友至,见兰惊曰:“何酷肖寒家物!”赵曰:“余适购之,亦不识所自来。但君出门时,见兰花尚在否?”某曰:“我实不曾至斋,有无固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赵视押官,押官曰:“此无难辨:公家盆破有补缀处,此盆无也。”验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颇多今屈玉趾乘月往观但诸人皆不可从惟阿鸭无害。——鸭,宫詹僮也。遂如所请。公出,已有四人荷肩舆,伏候道左。赵乘之,疾于奔马。俄顷入山,但闻奇香沁骨。至一洞府,见舍宇华耀迥异人间,随处皆设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即兰一种约有数十余盆,无不茂盛。观已,如前命驾归。
押官从赵十余年,后赵无疾卒,遂与阿鸭俱出,不知所往。
(选自《聊斋志异》)
2.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官宫詹,致仕归 致仕:退休
B. 仓卒不能遽办,肆中可也 卒:仓促
C. 因浼一人同去 浼:央求
D. 因疑其窃,审之 审:审理
3. 下列各组语句中,全部表现陆押官才能神秘莫测的一组是( )
①往来笺奏,任意裁答,无不工妙 ②但客多,仓卒不能遽办,肆中可也 ③押官任捉一头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 ④此无难辨:公家盆破有补缀处,此盆无也 ⑤公出,已有四人荷肩舆,伏候道左 ⑥从赵十余年,后赵无疾卒,遂与阿鸭俱出,不知所往
A. ①③⑤ B. ①②④ D. ②④⑥ C. ③⑤⑥
4. 下列各句对原文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这篇文言小说记叙了一个传奇性故事,通过语言和细节描写刻画了陆押官的神秘莫测。
B. 赵公对陆押官的过分优宠导致其他奴仆的嫉妒,所以他们设法来排挤陆押官,故意让他请客。
C. 陆押官两次用戏法取得酒钱,通过众人的“奇“异”反应,侧面烘托出他的神奇功力。
D. 陆押官最后与阿鸭不知所往,说明他们二人是一对同谋,阿鸭是一个早就是设计好的内应。
5.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得无谓我无钱耶?我固有钱。
(2)至则净麦数斛,已堆场中矣。众以此益奇押官。
(3)余适购之,亦不识所自来。但君出门时,见兰花尚在否?
6. 请用斜线(/)给下面文言短文中画线的部分断句。(限断5处)
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颇多今屈玉趾乘月往观但诸人皆不可从惟阿鸭无害
1. 示例:健康是拥有晴空一样平和的心态,有了它,你想要战胜逆境,自可以泰然以对;健康是拥有星夜一样深邃的思想,有了它,你想要洞察世事,自可以豁然而思。
2. D 解析:审:询问
3. A 解析:第②⑥不是表现其才能。
4. D 解析:说阿鸭是同谋者和内应,无中生有。
5. (1)莫不是说我没钱吗?我本来就有钱!
(2)一到场中,只见几斛收拾收干净的小麦已堆在那里了。众人由此对他更加感到惊奇了。
(3)我刚买了来,也不知这盆花出自哪里。只是你出门的时候,见你的那盆兰花还在吗?
6. 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颇多/今屈玉趾/乘月往观/但诸人皆不可从/惟阿鸭无害
解析:首先疏通文意:到了夜晚,陆押官告诉主人说:“刚才我说我家有很多花卉,现在请您前去,乘月观赏。但别的人不能跟随,只有阿鸭可以去。”“曰”相当于“说”,后面停顿,“但、惟”一般放在句首,根据意思“今屈玉趾”为独立分句。
【参考译文】
赵公,是湖广武陵县人。曾在太子宫中做过詹事官,年老后退休还乡。一天,有个少年人来到赵公门口,恳求赵公收留他掌管文书。赵公将他叫进屋,见他生得文雅秀气,便询问他的姓名。少年人自称叫陆押官,还说情愿不要工钱,赵公便留下了他。陆押官非常聪明,胜过其他仆人。赵公的往来书信,他随便一写,便无不精妙;有时主人和客人对弈,他在一边看看,一指点,主人就赢了。赵公因此更加宠爱他。
其他仆人见他得到主人的青睐,便闹着要他请客。陆押官答应了,问道:“共有多少同事?”正好赵公田庄里的管家们都来了,一下子聚集了三十多人。大家便把这些人也算进去,想为难为难他。陆押官说:“这太容易了。但客人太多,仓促间来不及现办酒席,我们到酒店去吧!”于是,遍请同事们,到临街一家酒店去。大家进店坐下后,酒菜马上就上来了。刚要开始喝,有个人一把按住酒壶,站起身说:“大家先不要喝。请问今天谁是东道主?应当先拿出钱抵押在这里,大家才能开怀痛饮。不然,最后一下子花掉上千钱,大家一哄而散,跟谁要钱去?”大家听了,一齐看陆押官。陆押官笑着说:“莫不是以为我没钱吗?我本来就有钱!”说着起身向面盆中抓了一块拳头大小的面团,又一点一点掐下来扔到桌子上;小面团随扔随变成了老鼠,满桌子乱窜。陆押官随便捉住一只老鼠,用手一裂,哧地一声肚子破了,取出一小块银子;再捉一只,又取出块银子。顷刻之间,老鼠都捉完了,碎银摆满了桌面。陆押官对大家说:“难道这些钱还不足以供大家喝酒吗?”众人见了,大感惊异。于是一起痛饮。喝完洒,算了算帐,花了三两多银子。大家再称称桌上的碎银,刚好符合这个数目,不多不少。
有个人便要了一枚碎银揣在怀里,回去后跟主人禀报这件奇异的事。主人听了命他拿出银子来看看,他忙往怀里一摸,银子却没有了。于是他又回酒店去告诉店主,店主一看,那些碎银都变成了蒺藜。仆人回来把这事又告诉了主人。赵公便询问陆押官是怎么回事。陆押官说:“朋友们逼着我请客喝酒,我正好口袋里没钱,小时候学了点小戏法,所以现在试了试。”大家又要他还酒店钱,陆押官说:“某处田庄有个麦穰垛,再去扬扬场,可得两石小麦,足以偿还酒钱了!”于是他央求一个人同去。正好那座田庄的管家要回去,便和陆押官一路同行。一到场中,只见几斛收拾干净的小麦已堆在那里了。众人由此对他更加感到惊奇了。
一天,赵公去一个朋友那里赴酒宴。朋友家堂屋中有盆兰花,开得十分茂盛。赵公见了非常喜欢,回来后还在赞叹不已。陆押官说:“大人如真喜欢这盆兰花,也不难弄来。”赵公不太相信。第二天凌晨,赵公到书房中去,忽闻异香扑鼻,一盆兰花赫然入目。箭叶的多少跟在朋友家看到的那盆完全一样。赵公怀疑是陆押官偷来的,便询问他。陆押官说:“我家里养的花,有成百上千盆,何须偷呢?”赵公不信。正好那个朋友来了,见了兰花惊异地说:“怎么这么像我家的那一盆!”赵公说:“我刚买了来,也不知这盆花出自哪里。只是你出门的时候,见你的那盆兰花还在吗?”朋友说:“我来时没去书房,那盆花还在没在,实在不知。但如果这盆是我的,它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呢?”赵公听了,眼睛盯着陆押官。陆押官说:“这很好分辨:您家的那盆兰花,盆子破了,有修补的地方;这盆却没有。”大家一检查,果然不错。到了夜晚,陆押官告诉主人说:“刚才我说我家有很多花卉,现在请您前去,乘月观赏。但别的人不能跟随,只有阿鸭可以去。”阿鸭,是赵公的童仆。赵公听从了。一出门,已有四个人抬着顶小轿,等在路边。赵公坐上后,只觉轿子走得比马跑得还快。一会儿,便进入一座深山。只闻异香扑面,沁入骨髓。来到一个洞府,见房屋非常华丽,一点也不像是人间。到处都装饰着花石,一盆盆奇花异草,流光溢彩,散发出阵阵香气。仅兰花一种,就大约有几十盆,都开得非常茂盛。欣赏完后,仍如来时那样乘轿返回家来。
后来,陆押官跟随了赵公十几年。赵公无病去世后,陆押官便和阿鸭一同走了,谁也不知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