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一）晚清（1840-1912）课件（35张ＰＰＴ）--2022届高考历史三轮冲刺复习

(共35张PPT)
城禁紫
中国近代史（一）晚清
（1840——1912）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1）18世纪末期西方殖民扩张的态势
到1830年左右，英国在亚洲的扩张已使其获得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土地，并对清帝国形成包围之势。
此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4亿。若以当时中国的皇帝和士大夫阶层来看，4亿人口的意义无外乎是缴纳赋税，维持皇权的运转；但是这时的西方，特别是英、法两国正在开展工业革命，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对他们大量廉价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外市场，最理想的挣钱之地。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2）清帝国的闭关锁国之策
广州湾洋面上繁忙的各国商船
“十三行”：
是清朝政府设于广东省广州市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性牙行。
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撤消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属下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帝国惟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区，大清帝国与当时的西方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
但十三行的运转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19世纪以后，欧洲在亚洲的海上掠夺活动更加兴盛，欧洲市场对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精美手工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一口通商”远远不能满足西方扩大贸易规模的要求；
其次，“承商制”和中国官员的贪污腐败、需索无度致使中国行商经营逐渐困难，与西方商人发生许多商业纠纷。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自然条件原因导致中国古代贵重金属金、银、铜稀少。
历史上，唐、宋、元等新王朝建立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会导致“钱荒”局面的出现，其解决有两个办法：一是铸铁钱，但铁在自然界的储量又过大，缺乏价值，其结果便不理想；二是印行纸钞——宋、元、明皆如此，纸钞轻便好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印发多少不受资源限制，因此可以有效地缓解钱荒对社会经济的束缚。但是，印发纸钞总是出现困境，这是因为封建政府的专制性造成的，专制政府缺乏民意监督和竞争压力，其执政能力总是不可避免地衰落。结果，官府在财政困难的时候，总是滥发纸币，结果纸币完全失去信用，导致金融秩序混乱，民间都不敢再用，就跟没发纸币是一样了。
直到晚明，中国凭借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吸引到了大量的白银流入国内市场（这时候距离西欧的工业革命还差着三百年，西欧只能以白银来换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这才从根本上解决了“钱荒”，极大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特别是手工业和的发展。中国在明朝中期，逐渐构建了金融上的“银本位”。
至清，中国形成了银——铜二元币制（大约银：铜=1:1000），老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和小额交易都是使用铜钱，出售农副产品也是换取铜钱，再到固定的银铺将铜钱兑换成白银以缴纳赋税。
（3）银本位的中国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4）鸦片
鸦片是以草本植物罂粟之果实熬制而成的毒品，其主要成分是吗啡。过量吸食吗啡，会破坏人体内部本身存在的一种微量元素阿片的稳定性——阿片在人体之内成分很少，而且稳定，不需要吸收也不需要代谢，因此，从体外吸收吗啡等有害生物碱，会导致阿片开始代谢，从而必须持续不断地吸收——于是成瘾。吸食毒品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巨大损伤，随着“烟龄”的增长，吸食者往往无法正常饮食和睡眠，身体迅速枯瘦，失去力量，在心智上也失去理性，对毒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在智力和体力的双重退化之下死去。
饱受鸦片摧残的烟民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4）鸦片
工业革命以来，奉行重商主义的欧洲各国，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他们本来需要的是中华帝国作为欧洲市场，大量购买其工业制成品（在当时主要是英国人的棉布），但是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特性非常有效地阻碍了西方商品的倾销——中国百姓不需要购买，也无钱购买几乎任何的西洋商品，反而是中国已经加工的精美手工业品丝绸、瓷器和茶叶在西方非常畅销，白银的流失使得西方人在中西贸易中利润微薄，如何向中国销出商品，获得白银，成为西方商人的一大难题。
自19世纪初期以来，以英国为主的欧洲鸦片贩子（这时候英国已经殖民了印度，它在印度驱使当地百姓大量种植鸦片）将大量鸦片走私至中国，造成白银从中国市场上外流。白银外流，首先就会影响银铜比的稳定，于是，银价相对于铜价逐年攀长，由清朝中期的1:1000逐渐攀升到道光初期的1:1600左右（当然，由于当时国内各地经济的封闭性，这个比值也并不是全国统一的，只能说，有的地方已经达到这个比值甚至于更高），国家即使没有加征赋税，但是百姓的赋税负担却已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4）鸦片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5）林则徐与虎门销烟
林则徐（1785—1850）
嘉庆一朝，中国南方的福建、广东两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鸦片走私问题，林则徐为中进士以前，曾做过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幕僚，协助处理过很多走私、海盗之事。道光十八年（1838），因为广东越来越严重的鸦片问题，林则徐被道光帝授予“钦差大臣”之衔，亲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禁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中国人，严禁吸食，限期自缴；一是针对西洋商人，限期要求十三行行商施压西洋商人自缴存货，并具存“甘结”——但由于中清以来广东官场的极度腐败，西洋商人以为这不过是又一次中国官员的索贿，因此并未认真执行。结果，林则徐封锁商馆，禁止中国人对商馆的人力和食物供应——英国人于是屈服，在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的率领下，上缴鸦片达20283箱之多。
林则徐即刻虎门销烟（1839.6.3），这是中华民族禁烟的大胜利！
清朝兵制
清帝国是常备军制，有八旗兵20万，绿营兵60万，总兵力80万。同时还有两支“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但是，清朝政府根本不可能把它的军队全部投入到战争当中，因为绿营作为常备军，又其实不是常备军，而是按“汛”为基本单位分驻全国每一片基层，其实相当于今天的警察局和城市管理局的合体（甚至于有时候还要充当消防兵），每一“汛”的兵丁非常少，几个人，十几个人不等，很显然他们承担着繁重的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工作，而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操练。即使发生了关系国运的战争，清政府也没法把全国的“警察”都集中起来对付英国人。而八旗本为清政府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却也不敢过分调动——八旗半数驻防京师，大约10万人，另有半数驻防东北、西北以及内地各要冲，目的就是保卫龙兴之地、监视蒙古、维吾尔、西藏等少数民族，监视内地各省汉族人民不要造反，因此也是不能大规模地调动的——专制的政府是依靠镇压人民才维持了其执政权力的，为了保持对人民的“高压”，它已经耗费了大量的军事力量了。
结果，面对事关国运的战争，清政府也只有从绿营的诸多“汛”里这儿“抽”几丁，那儿“抽”几丁，从遥远的陕西、湖北甚至于云南以省为单位向前线输送士兵，每次是500到1000人左右。
因此，虽则英国是劳师远征，中国“以逸待劳”，但中国军队却完全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也没有交通上的优势（因为英国士兵乘坐汽船，而中国士兵基本全靠步行）。
在武器方面，战争期间清军使用的是自制的老式枪炮，而这种制作技术还是源自于两百年前满洲先祖要打入关内，征服南明，建立清朝政权的时候，虚心向当时的葡萄牙传教士学习而来的。在技术上，清军落后西方至少两百年。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6）鸦片战争（1840—1842）
道光年间的鸦片问题绝不仅仅是鸦片问题，它还牵涉到英国方面谋求与中国的平等外交关系与正常商业关系的建立问题，牵涉到两国都不愿白银流出的问题，牵涉到英国商人想要抗议广州十三行的交易垄断问题，以及部分中国商人对英商人的“商欠”（如前所述，是因为包销制度、重商主义和中国官府官员的贪污索贿等许多问题构成的）。多重问题叠加在一起，终于在林则徐的厉行禁烟事件后矛盾彻底爆发了出来。
战争从1840年6月间断性地持续到1842年8月，清帝国失败，双方签订《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割地、赔款和协商关税三项。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都遭到破坏，我们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840年在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它给无数炎黄子孙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我们的近代历史是以失败和屈辱为起点的，如何摆脱这种屈辱和失败，如何重振中华民族，将是落在未来几代中华儿女肩头的沉重使命。
对于英国来说，这场战争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极大的利益。首要的是终于达成了英国政府百年以来与大清帝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与自由的贸易关系的夙愿（当然，《南京条约》时期这种贸易关系的自由度仍然很低，局限于南方沿海的五口通商远远不能满足英帝国的商业扩张欲望）；其次，英国人获得了可贵的香港岛作为远东殖民据点，这对于它的远东经略有极大的裨益。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6）鸦片战争（1840—1842）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鸦片战争失败，条约既签，关口既开，不仅英国，而且法、美等西方列强亦纷至沓来，争相攫取远东新的殖民利益。于是又有中法、中美《黄埔条约》、《望厦条约》的签订，内容也都不出通商、降税、领土裁判等范畴。
西方人都因打开中华帝国这个拥有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而狂喜。
但中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效率低（质量好但是效率很低），导致农民没法在市场上大量出卖自己的产品而获利；另一方面，农民身上的赋税负担沉重，并且因为白银外流的因素，赋税负担还在增大，因此，地大物博的中国，百姓其实很穷，只能维持极低水平的生存（“自给自足”可并不是吃得饱吃得好，而仅仅是不至于冻饿以毙），根本没钱购买，也没必要购买西方的工业品。特别是英国商人，将他们的机制棉布整船整船地运往中国，又整船整船地运回去。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但是英国人认为这是通商口岸开得不够的缘故，美国、法国人也都这么认为。而且中国地域广大，他们坚信中国广大的内陆还有很多奇珍异宝、异域风光甚至于自然科学的秘密等待他们发现，总之，他们一定要获得自由出入中国内地（而不是局限于东南五口）、在北京面见中国皇帝的机会。
于是有了1855年前后的“修约”要求，即修改前朝道光帝时期的条约，要求：增开更多口岸；准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准许外国人自由地在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等。
这些新要求令年轻的咸丰帝非常气愤，对于清朝政府而言，更多的中外贸易就会增加更大的行政管理困难；而且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很有可能煽动中国民众起来造反；更何况外国人有什么事情不能找两广总督解决呢，非要到北京城见皇帝，还不给皇帝下跪，这真是对皇帝陛下威严的极大污损！因此咸丰帝断然拒绝了西方各国的修约要求。
结果，1856年，英、法两国联合起来，组成一支联军，从炮轰广州城开始，一路北去，于1858年攻入天津，威胁京城。咸丰帝被迫以和，同两国签订《天津条约》。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鸦片战争
（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咸丰帝表示修改条约，增开口岸都没问题，但是必须请英、法退兵，南去广州等候谈判。
结果，双方谈好以后，英、法公使得到进北京城换约的机会，但是中国政府坚持他们必须按指定路线走（这与中国数千年的官方驿马体系有关，当然，咸丰帝肯定不愿意西方人在中国内地随意闲逛，想想都不安全），而英、法要按自己规定的路线进京（理由是更便于航行），双方又起冲突，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被迫逃往热河，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 全盘负责北京事务。而英、法军士被繁华的北京宫殿群所震惊，在狂喜与贪婪之中将北京圆明园抢、砸后焚毁。
在恭亲王奕 的主持之下，大清帝国与英、法两国政府分别重新签订《北京条约》，除去承认《天津条约》全部有效以外，还要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整个中国北方沿海也都向西方世界敞开；外国公使终于进驻北京，从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进一步加深了。
交战双方
《南京条约》开放的口岸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开放的口岸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①鸦片战争之后，神州大地的“生存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过去“帝王——官——民”的旧权力结构转变为“洋人——帝王——官——民”的新权力结构。
虽则按照条约，西方人被严格限制在指定的五个口岸，但实际上，西方人在整个中国南方都很活跃，原因就在于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使得在大清帝国，没有哪个官员敢于违背皇帝，也没有哪个百姓敢于违背官员，而皇帝又没有能力弹压洋人，因此地方官员对于涉及洋人之事，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管则不管， 西方人活动范围，遂远远超出通商五口，而渗透到中国南方的很多角落。
（1）洪秀全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1）洪秀全
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经济结构遭受巨大冲击，中国百姓的生活处境更加艰难。
一方面，鸦片贸易并没有合法化，因此政府不能对其进行规范管理，而西方人的势力从此甚至超过皇帝权威，鸦片也根本不可能再禁止，这造成鸦片的大量涌入，也导致了白银的大规模流出，银铜比进一步拉大，百姓的赋税负担更加增重。
另一方面，中央权威的损害造成官场的进一步腐败，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兵费、赔款等额外开支都被摊派到南方各省的商民头上，而40年代末期南方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连年水旱灾害不断，更加剧了百姓的生活困境。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1）洪秀全
洪秀全（1814年—1864年）本为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在当地有类于“乡长”的身份，算得一个小康之家，洪秀全自幼便得到读书的机会，并一心求取科场功名。
洪秀全在自己人生的十六岁、二十四岁、二十五岁和三十一岁分别赴广州参加了4次“府试”——这是成为一名秀才的第二场考试（县试通过才有资格考“府试”，“府试”之后还有“院试”，三次考试都通过方才有“秀才”之名，有了秀才身份才可以考举人，考中举人一般并不能做官，但是可以做大官员们的幕僚——相当于今天各级政府一把手的秘书长，如果有人举荐的话，获得举人身份以后还要进一步考取进士，进士及第者，一般地必然可以成为官员甚至于高级官员），但他四次考试皆以失败而告终。因此，他在晚清科场之上得到的最高身份就是“童生”。
第二次赴广州考试期间，他无意中得到一本由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传教士梁阿发写就的《劝世良言》——这是一本“通俗化”的基督教宣传册子，而梁阿发也是一个屡次落榜的秀才。洪秀全起初对这本小册子不以为意，仅仅是把他带回家中搁置起来。
天王洪秀全
（1814年—1864年）
但是他很快经历了科场的第三次失败，结果，回家以后他大病一场，据说高烧持续了七天七夜，在病中他梦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天父”，和一个中年之人，“天父”称自己为上帝，也是他洪秀全的“父亲”，身边的中年人正是耶稣基督，也是他洪秀全的哥哥，他洪秀全就是上帝的“次子”，上帝要派他下到人间，斩妖除魔（这里主要指清朝政府及其一干官员），最后会封他为王。
这基本上就是洪秀全宗教思想的源头。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基督教思想随着开埠通商已经对中国南方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非常之少，非常之片面，他将自己对基督教的浅显理解和自己的儒学基础，以及甚至于他听到的戏文等世俗文学作品的因素杂糅在一起，终于形成他的“拜上帝教”。
创立“拜上帝教”后，他很快收到自己的同乡冯云山做信徒，并在冯的劝说之下去到广西瑶族聚居区传教。
在广西的传教事业总的来说非常顺利，用时不多，成就很大。大约从1843年到1850年间，从仅有冯云山、李敬芳、嵩珍等少数几个家乡人追随，发展到信众一万人以上。其中比较骨干的新成员有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四人。在洪、冯、杨、萧、韦、石六人之下，又有秦日纲、胡以晃、赖汉英、林凤祥、李开芳等人。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2）金田起义
到1851年初，因为洪秀全38岁生日在广西金田村举办寿宴，成千上万的信众都来“团营”，“团营”的教友在路途当中与各地官兵皆有冲突（而且清军都战败了），起义的大幕正式拉开，建号“太平天国”，以咸丰元年（1851）为“太平天国元年”，洪秀全称太平王，军队称太平军，以前文所述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杨秀清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与前来“围剿”之清军展开了对抗。
清军方面，八旗绿营两支队伍都已经朽腐不堪（鸦片战争时期就已经暴露了），其统帅赛尚阿，副都统长寿、董光甲等人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只有向荣和乌兰泰作战水平高一点。
金田起义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2）金田起义
八月，太平军占领永安——这是起事以来第一次占领到州级城市，是一个大胜利。洪秀全率军在永安城内停留修整，建制封王，自己改称“天王”，并封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各为东王、南王、西王、北王和翼王，在这六王下面，还有数不清的各色“小王”。
这一套分封建制，一方面是农民起义军队伍分化与腐败的源头；
但是另一面，特别是在当时紧张的军事氛围之下，还是起到了团结内部的作用。
分封之后，太平军继续北上，经湖南，克武汉，顺江东下，抵达南京。
攻占永安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3）定都南京与《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军于1853年3月19日占领江南重镇江宁（即今南京），改江宁为“天京”，定为都城，并分派两军驻于东南向镇江、东北向扬州，以成拱卫之势。
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军颁布了我国历史上千百年来农民起义军的第一个完整的革命纲领（以前和以后都只有口号或者檄文）《天朝田亩制度》，它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起义军的革命理想，主要内容有：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即按人口（女口也要计算）平均分配土地；②设立乡官管理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③一切剩余财产都应上缴“圣库”，统一支配；④废除封建买办婚姻，男女平等（女性既有财产权，又有教育权和政治权）。
这个革命纲领的核心当然是对土地的平均分配，这也生动地反映了自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确立我国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以来，千百年的中国农民深受土地制度的剥削之苦，中国农民最朴素的革命愿望就是对土地的占有、获得和使用的权利。
但是这个“纲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实行的条件，二是没有实行的可能。
首先，从1853年《制度》的颁布到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始终背负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故而缺乏推行《制度》的条件。
其次，《制度》蕴含的绝对平均主义精神，反而使其没有实行的可能。千百年来，我们国家的农民是被地主土地所有制带来的沉重租税压迫得太久了，太狠了，所以他们非常渴望土地，渴望平等，渴望被尊重，甚至于提出了“绝对平均”的土地主张。但是，这其时并非农民这正追求的东西，我们的农民，在千百年的小农经济模式之下，在千百年的宗族家庭思想统治之下，早已培育出成熟的人生价值即家庭价值，因此，中国农民不要贫穷也不要富有，而求“富足”，特别是家庭的富足，他们的骨子里其实是“小农”的，也就是“小有产”的，“绝对平均”的公有性质是他们对巨大的贫富差距与沉重的租税剥削现实所表达的极端愤怒，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实行起来，他们又会因为其与他们本身的“小有产”特性的矛盾而反对的。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4）曾国藩
曾国藩
（1811—1872）
1852年，正当洪秀全的太平军席卷了半个中国，而晚清的八旗与绿营皆不堪用之际，曾国藩在出任江西乡试官的途中，因母丧而回乡丁忧，正遇上咸丰帝鼓励地方乡绅自办“团练”来抵抗太平军，且湖南乡绅已有试验，已收效果，曾国藩于是接到皇帝命令，而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共同筹办湖南团练。
作为晚清的“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生于1811年的曾国藩的确为晚清统治的延续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二是开展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曾国藩已经高中进士达13年之久，13年中，他主要辗转于翰林、主考、试讲、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清流要职”，并最终升任京中二品要员。
团练的筹办非朝夕之功，曾国藩竭力动用自己在湖南一带的师徒、姻亲、朋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多方网罗人才，筹措军费与装备，历时两年，终于建成塔、罗、王、李等十营，约5000人力量。
到1854年，曾国藩发表了著名的《讨粤匪檄》一文，从理学的高度声讨洪秀全与太平军，他声称这场农民起义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并号召天下“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一方面是宋明以来，理学的官方地位不断巩固和突出，称为士人阶层最牢固的精神信仰，另一方面，自宋儒开始的儒学世俗化运动，在乡约、族谱、宗祠活动等方面不断展开，理学对于乡村基层民众的渗透力也非常之强，这使得曾国藩的道德号召对上到儒学精英，下到乡里百姓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为他的“团练”力量不断壮大，并最终战胜洪秀全打下了基础。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5）内讧
定都天京以后预示失败的5大因素——农民阶级固有的局限性：
①“有攻无守”的错误战略；
②脱离群众；
③缺乏进取（北伐失败的原因）；
④兵力分散，目标不一；
⑤高层领袖之间的争权夺利（最突出的问题）。
天京内讧
早在起义广西传教时期，杨秀清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影响力，后来永安建制中，他得封东王，地位仅在洪秀全一人之下。自永安突围北上，到攻克南京的过程中，杨秀清逐渐主导了天国内部的军事和政治事务，而洪秀全渐为“幕后”的一个宗教领袖了。
定都天京之后，杨秀清更加大权独揽，培植个人势力，甚至于萌发了取洪秀全而代之的思想。1856年，杨借其生日之机，要求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遂密召正在外征战的北王韦昌辉回京勤王。
但北王韦昌辉也是贪恋权势之人，早有觊觎大权之心，洪、杨分裂被他视为夺权之机，得到密召的他果然火速回京，不仅突然捕杀杨秀清，更是屠其部属约三万人，天京城内一时陷于恐怖。
天京之变惊动正在武汉征战的翼王石达开，他赶紧从前线回到天京，企图大事化小，弥合天国阵营的大分裂。但是在他到达天京之时，韦昌辉已经大开杀戒，他情急之下，责备韦不该杀人太过，引起韦的憎恨与猜忌，韦感到要想掌握核心权力，必须也杀掉手握重兵且怀正义的石达开，翼王觉察有异，连夜逃离天京，但是他的全部家人都被韦昌辉杀害。惨遭灭门之祸的石达开在愤怒之下召四万精兵准备进攻天京，为亲复仇，洪秀全用计杀掉韦昌辉，一面巩固自己的权力，一面安抚石达开。
至此，起义初期形成的六人核心领导团体，除去战死的冯云山与萧朝贵，已经只剩下洪秀全和石达开。但洪对于手握重兵，又在军士之中颇具号召力的石达开也是百般猜忌，他封自己的宝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以为石达开之掣肘。此二人不学无术、贪污腐败，贿赂公行，石达开无法忍受，而且感到自己也时时都有被洪氏势力“清除”的危险，于是决定“出走”。
大约在1857年5月，石达开告示天京全城他将出走的消息，并称愿留者留，愿追随他走者走，结果，大约有十几万军民追随他，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太平军精锐。石达开后来辗转西南各地，最终在四川大渡河陷于清军重围，全军覆没。
石达开出走以后，洪秀全身边已毫无辅助之力，但他却陷入宗教陶醉，相信天父会派遣天兵天将来援助他。在实际政务方面，完全由洪仁发和洪仁达二人把控，天京局势非常严峻。
洪秀全决定请他的族弟洪仁玕来天京主持军政大事。
洪仁玕是洪秀全传教时期“皈依”较早的一位。他的青年时代与洪秀全的经历差不多，都是科举失败，在乡塾里教书为生。洪秀全与冯云山去广西时，他的家人不允许他离开，他就没有去，而是继续在广东清远一带，一面教书，一面传教，颇得到一些追随的信徒。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以后，他多次想要西去与太平军汇合，但在战乱纷扰之中，屡屡失败。最后，他在清军的追捕之下被迫逃往香港，并在香港生活数年之久。也有传闻说他甚至到过美国，但是无法确证。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6）洪仁玕
洪仁玕
（1822—1864）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洪仁玕到达香港时，香港已经被割让给英国十年之久，英国人将他们的资本主义精神殖民到这个大清的荒蛮之岛，并将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地区重要的商业港口，这一成就显示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也可反观出晚清专制政体的腐朽不堪。
洪仁玕的这段人生经历给了他思想上的极大冲击，他因而成为太平天国之内，甚至于当时中国社会中最早了解到西方文明精髓的知识分子之一。
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被拜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他因此颁布《资政新篇》，准备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
概而言之，《资政新篇》要求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与西方各国平等往来。
这在当时是符合世界政治发展潮流，也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正确方针，但这个纲领也同样的既没有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也没有得以实行的主观条件。
客观上，1859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军事形势更为紧张，征伐不断，没有推行新政的机会。
主观上，太平军上至天王洪秀全，下至普通军士，可以说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太平军是实实在在的农民起义军，他们没有和洪仁玕一样的香港生活经历，没有切身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妙处，因而根本不能理解《资政新篇》的内容，也就更不可能为了这个莫名其妙的纲领而奋战了。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7）失败
石达开出走以后，太平军在军事上也因高级将领的缺乏而陷于极度危险之地。洪秀全提拔年青的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在这两位将领的合作之下，太平军一度取得了新的军事辉煌。
但是，天国的颓势已经难以挽回。
一方面是清政府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与英、法讲和，并雇佣洋人组成洋枪队，以西方的新式武器与太平军为敌，已经攻打到上海近郊的李秀成难以抵挡，不得不向西撤退，此后，太平军在苏、松、常、太一带的军事优势逐渐失去。
另一方面是天国内政的混乱，随着陈、李的战功卓著，特别是李秀成的军事力量的增长，洪秀全对他的猜忌也越来越深，而洪仁发、洪仁达两人的贪污贿赂之举又毫无收敛，干王洪仁玕也遭其掣肘。洪秀全猜忌李秀成，要强留他在天京城内，不许领兵外出，结果苏州战事吃紧，李秀成不得不花七八万两银子贿赂洪仁发、洪仁达，才弄到出京的“路条”，但是，等到他千辛万苦赶到苏州，苏州守将已经叛变，太平军自此完全走向败局。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太平天国运动
（7）失败
1864年5月，洪秀全病逝，其子幼天王洪福即位。不久，天京陷落，太平军依凭天京巷道，与清军展开拼杀，战至最后一人。
从1851年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与清朝对峙长达16年之久，其军事力量进入过满清十八省之中的十六省，全盛时期几乎占领了半个中国，兵力亦超过一百万。太平军的起义，给腐朽的清政府以一重击。
但是，小农经济早已不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农民军也没有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和民主自由的眼光，因此，太平军的失败存在着某些必然性，中国人民必须要寻找新的救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