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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动
1.生:老师,张良说:“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项伯则说:“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师:古人认为“义”,就是“宜”。《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则进一步解释:“行而宜之谓之义。”也就是说,人的言行合乎一定的道德规范就可称为“义”,反之则为“不义”。
课文中曹无伤背叛刘邦向项羽告密,项羽置怀王之约于不顾而欲“击破沛公军”,范增以下犯上都可以说是“不义”。项伯给张良通风报信,“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哙闯帐护主等等,都可以称之为“义”。项伯救护刘邦可以称之为“义”,这一行为却违背了楚王的根本利益则又可以责之为“不义”。可见“义”是相对的,如同“骨气”一样,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道德标准不同,“义”的内涵也不一样,我们不能以抽象的“义”作为评判是非的尺度和立身处世的准则。
2.生:有人认为樊哙在席上讲的话跟刘邦一模一样,“仅是语句上稍有变化而已”,对不对?如有区别,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来源:21世纪教育网
师:两人讲的话中心大体一样,但侧重点不同。刘邦侧重于辩解,强调的是自己“不敢倍德”,樊哙则是理直气壮责之以“义”,首先申明自己“死且不避”,继而陈述秦王“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暗中已将项羽推向了审判台。而后明确指出怀王有约在先,沛公虽然先入咸阳,却又“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言沛公“劳苦功高”,责项羽“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实为“亡秦之续”。
3.生:张良献礼,项羽、范增二人态度为何不同?
师:项羽对刘邦借故脱逃仍然麻木不仁,根源在于他迷信武力:兵力单薄的刘邦不足为患。范增则深知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同时也为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精心策划的阴谋破产而恼怒。不仅把玉斗“置之地”,而且“拔剑撞而破之”,更大骂“竖子不足与谋”,可谓气急败坏。故事至此结束,“立诛杀曹无伤”则是对开头“告密”的交代,是尾声。
4.师:项羽这个人物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对他应作如何评价?21世纪教育网
生:缺乏政治远见,一味沽名钓誉是项羽的致命弱点。项伯说,“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他就立即改变了“击沛公军”的主张,樊哙指责他“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虽然语言尖锐,他却“未有以应”。他缺乏“政治眼光”,不懂“用人策略”,他不用范增之计,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迷信武力。
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性格上有许多闪光点,如不畏强暴,性格耿直,但也有一些缺点,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他。
5.生:张良、范增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在“鸿门宴”中处于什么地位?
师:张良是刘邦的主要谋士,他多谋善断,精通韬略,临变不惊,处事有方。是他为刘邦定下了“韬晦之计”,以“不敢倍德”、无意于称王蒙蔽项伯,欺骗楚王,终于化险为夷。是他为刘邦作了精心的部署、周密的准备,从而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项庄舞剑,张良出,樊哙急问:“今日之事何如?”可见事先有所商量。樊哙责项羽,口径一致,由辩解进而反诘,则更可以看出事前经过周密的策划。一方有备,一方无备,结局合乎情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良不像范增那样妄自尊大。他认为刘邦称王不是时候,很不策略,但并不明确否定,只是问了一句:“谁为大王为此计者?”他认为不可以武力与项羽相斗,也只是委婉地探询:“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刘邦远不像项羽那样自信,张良却仍然处处留心,始终把自己放在谋臣的位置上。这是刘邦对他绝对信任的关键。可以说张良是“鸿门宴”这一事件的总导演。[21世纪教育网
范增是项羽的主要谋士,项羽称他为“亚父”,可见其地位不同寻常。他的政治观察力,他的才智谋略绝不逊于张良。但他对项羽尤其是对项羽的妄自尊大,并不完全了解,他以命令的口吻要项羽攻打刘邦,“急击勿失”,他在席上“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要项羽“按既定方法办”。他擅自布置项庄舞剑,已经造成欲取项羽而代之的客观影响,但他既不知人,也不知己,这是范增的致命弱点。他与张良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鸿门宴”这场斗争可以说是张良与范增的斗智。对整个事件的演变,两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谓关键人物。但是,两人毕竟只是谋臣,唱主角的是双方的决策者,是项羽和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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