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高考全国乙卷文综历史试题选择题史料解析 课件（共85张ppt）

(共85张PPT)
2022年高考全国乙卷文综历史试题
史料来源和试题解析（选择题部分）
24． 据图4可知，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繁荣
A．推动了南北农业经济进步
B．依赖大规模商业活动开展
C．反映了南北方联系的加强
D．缘于统治区域扩大到江南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题干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繁荣的表现为史实情境，以地图图示标注重要的铜矿产地。从设问的表述为“据图4可知”，是通过观察地图信息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
史料来源1
近年来在商代中心意外地区有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有江西商周铜矿遗址，新干大型商墓、四川三星堆祭祀遗址。在江西瑞昌县铜岭发掘的商周时期采铜遗址，有地下开采的井巷遗址和露天采矿遗址，以及一批开采工具、装载与提升工具。采矿井巷均采用木支护，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木支护进行地下开采铜矿的实证。此时已将木流槽选矿技术、木辘轱机械装置用于采矿作业，这比文献记载的时代大大提前。江西省新干县发现的一座大型商代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器，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品种之全、铸造之精，为江南地区所罕见，其造型与纹饰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表现出浓烈的地方色彩和特色。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著：《中国古代史》，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5版，第49页
史料来源2
关于商朝青铜文化，还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商朝青铜文化不仅出现在殷商统治的中心地区。很多距离较远的方国，北起辽宁，南到江西，西至甘肃，东到浙江，都有很多青铜器的出土，这些青铜器程度不等地表现出一些地域特色，但就主体而言与中原青铜文化存在联系，反映出商朝物质文化与四邻周边的彼此影响，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华夏文明正在逐渐四向延伸。其次，即使在比较先进的中原地区，青铜器也并没有完全取代石器，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石器仍然是主要的劳动工具。这主要是因为青铜器毕竟比较贵重，迷信的商人首先用以制作祭祀礼器，影响了它在生产领域的应用。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9页
史料来源3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成了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部门。当时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国家垄断，在较大的都邑中出现了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民间的贸易活动也在城邑内外展开，但一般数量较小，大都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必需品。“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反映了自由民为家庭手工业产品相互交换，作为他们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补充。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著：《中国古代史》，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5版，第74页
小结
根据图4可知，商周时期南方的铜矿经过开采冶炼运到北方加工成精美的青铜器，促进了北方青铜制造业的繁荣，这一现象反映了商周时期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商周王朝的统治尚未深入扩大到江南地区。史学界在南方铜矿供给北方王朝冶炼青铜器问题上，有商王朝“南下掠铜”、有南方部族与北方王朝之间有商贸、纳贡等说法，不一而足。但是都指向了南北方之间存在经济联系这一结论。
史料解析
本题考查从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的现象来反映历史本质问题。从图中信息可知，商周时期南方的青铜开采为北方的青铜器铸造提供了便利，反映出商周时期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C项符合题意入选。商周时期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很少用于农业生产，对农业的发展影响较小，A项说法错误排除；商周时期的商业由国家垄断，商业的范围范围和规模较小，B项说法错误排除；商朝时期统治的中心区域在中原地区，而南方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商朝的方国，D项目说法错误排除，故本题选C。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商周青铜文明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中国夏商周的时代特征，涉及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等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中的铜矿分布等信息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25．盛唐洋溢着刚健丰伟、庄重博大的时代气象，这在书法艺术上亦有体现。宋代书法家米芾推崇唐代某位书法家的作品“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能够突出体现这一风格的书体是
A．小篆 B．楷书 C．行书 D．草书
试题情境：颜真卿《多宝塔碑》
史料来源1
经历了“贞观之治”之后八十多年的发展,唐朝的国势在玄宗时期达到了鼎盛。反映在书法上,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翰林院、集贤院等机构先后设立专门的侍书学士、待诏,特别是唐王朝"身言书判"取士标准的确立,上至宫廷贵胄,下至民间闾里,盛唐时期的书法空前普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宏大气象。开元、天宝年间,更出现了张旭、颜真卿、李邕、李阳冰这样的书法大家。
——摘自中国书法经典，《盛唐书法名家特辑》，2012年第10期
史料来源2
对于颜体楷书，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在《海岳书评》中有这样一句评价：“颜真卿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一句话中包含了人物、情节、器物，细品一番真不失为一句精彩的意象化概括。因为甲胄、硬弩、铁柱是对颜体字形的描述，项羽和樊哙则是用以匹配颜真卿的性格人品，由此，本来抽象的书法风格便有了具体的格局和定位。
——摘自钱楷：《文汇学人》，自媒体网文
史料来源3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王在《书议》中说 : “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由于行书很实用，又便于书写，故它的起源很早，在秦代就已经萌发了基本结体形态，汉代初步形成行书字体，后经魏晋时期刘德升、钟繇、胡昭，尤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传承、规范和创新，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行书书体。在流传的过程中，行书在作为信息传递工具的同时，又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因此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喜爱。
——摘自郜锦强：《简论行书的基本特点与临习方法》，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2期第144页
史料来源4
《说文解字》中说“汉兴有草书”。草书始于汉初，其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草书于汉代出现并逐步发展，起初是为了简化书写，由隶书演化而来。草书包括篆草、隶草、狂草等。作为最具抽象艺术特质的书体，草书有“书已尽而意不止、笔虽停而势不穷”之妙。草书最大的特点是龙蛇交错。
——摘自胡小炜：《草书书法的特点、历史和发展》，艺术家，2021年03期，第111页
小结
盛唐时代，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呈现出刚健丰伟、庄重博大的时代气象。在书法造诣上，“颜筋柳骨”是典型代表。诚如米芾所言“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一句话中包含了人物、情节、器物，细品一番真不失为一句精彩的意象化概括。因为甲胄、硬弩、铁柱是对颜体字形的描述，项羽和樊哙则是用以匹配颜真卿的性格人品，由此，本来抽象的书法风格便有了具体的格局和定位。（钱楷：《文汇学人》）
史料解析
从“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借助军事上的排兵布阵形容书体，可知出此种书体的特点是“规范”“严整”；再从题干关键词“刚健丰伟”“庄重博大”，可推知此种书体非楷书莫属，故B项正确。A项不符合题意和史实，小篆始于秦代，成熟并通行于汉魏，隋唐盛行的是楷书与行书，且小篆笔画圆柔，不符合材料中用军事排兵布阵体现规范严整之意。C项不符合题意，兼有楷书的规矩和草书的放纵，“放纵”不符合“刚健丰伟、庄重博大的时代气象”。D项不符合题意，草书笔画简约，勾连不断，线条流畅纵情，不符合军事排兵布阵体现规范严整之意，且不符合“刚健丰伟、庄重博大”时代气象。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盛唐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中国盛唐的时代特征，涉及颜真卿楷书、以及小篆、行书、草书等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中的米芾评述原文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26．宋朝在州府设通判，重要州府设两名，民户少的州可以不置，但若武官任知州，则必置。通判有自己专属的衙门通判厅，与知州（府）共议政务、同署文书，“有军旅之事，则专任钱粮之责”。据此可知，设置通判的主要目的是
A．规范地方行政 B．防止武人干政
C．提升军事能力 D．削弱州府权力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题干以宋代初期设置通判一职的具体职权表述为史实情境。从设问的表述为“据此可知，设置通判的主要目的是”，是通过分析史实现象来归纳背后的本质目的。
史料来源1
宋初设置通判一官，具有临时差遣性质，仁宗天圣三年，中书上言 “故事，防、团、刺史赴本任及知州无同判处，并权置同判。”通判设官之初只是作为地方政权中文武官吏交替时的临时差遣，一旦文臣取代武臣治郡则不需通判，因而没有形成稳固的体制。然而，宋初临时差遣朝臣通判军州并未因宋代文人政治的形成而取消，相反却逐渐演变为有宋一代固定的职官制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北宋真宗以后，逐渐形成了文武通差的知州制度，凡武人知州处必设通判，其地位和作用仍然很重要不但不能废罢，反而逐步加强。同时，随着文人知州的普遍确立，宋代中央集权的目标转向防范文臣在地方专权。随着宋代武人以节度、防御、刺史等武职治郡方式的转变，通判已由分化武人事权转为分化文臣事权，并逐渐形成了稳固的制度。其二从职官制度发展史上看，汉唐时期的州郡均设有别驾、司马等佐官，协助佐理郡政而“宋只设通判一官佐郡守，不仍前代之旧。”在宋代知、通职能演变中， 逐渐形成了两职较为稳定的权限， 知州总理一州兵民之政，负有管军理民专责，却不专财政。通判同理郡政，又专门负责钱谷、收纳等各种经济专职，不专军务。宋朝统治集团为防止知州专权，自然不会允许知州代掌通判职责 ，而通判职能更不能由幕职州县官所替代只有保留通判一职，并使之制度化。
——摘自罗炳良、范云：《宋代通判制度论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01期，第92—93页
史料来源2
稍夺其权——稍，意味逐渐。最初于平定南方诸国后，在当地各设通判一职，选京官充任，号为“监郡”，后全国普遍设立，对节度使形成牵制。继而罢领“支郡”，命节度使只负责其驻节所在州的政事，其藩镇境内余州皆直隶朝廷，由朝廷委任中央文官“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此举使节度使行政权力大为缩减，与一般之知州相等，仅级别稍高，此后更逐渐演变为虚衔，只领取俸禄而不赴任。对包括宋初节度使在内的州长官，一方面采取三年一易之法，经常调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通判一职的监督权，规定凡事须通判共同签署始得实行，以此保证中央对诸州的控制。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史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十二章，第221页
补充材料1
宋代吸取教训，进一步削弱地方，分设路、州、县三级。路是中央的派遣机构，设转运使主管财政税收，提点刑狱负责审查刑法的执行，设安抚使主管军事，另外还有提举常平司，这几个长官的职权相互重叠，而又各不相属，互为牵制，他们对地方的州有监督的作用。可是州的长官也直属中央管辖。地方的基层组织为县，其下级的机关十分复杂，显示出对广大乡村控制、管理的加强。
这样改革的结果之一是州、县权力过分弱小，无兵无钱，一旦有事，不能应变。看来如何解决集权与分权、统一与自治的矛盾，还不是很容易的。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七章，第311页
补充材料2
赵匡胤的方针是“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收精兵”的基础是“制钱谷
”，所谓“制钱谷”，就是集中财权，晚唐以来，地方政府把正式税收区分为上
供、送使、留州（也就是上交中央、送交节度使、留给地方）三项，节度使往往
扣押或多留，使中央财政收入减少，形成地方强、中央弱的局面。宋朝改革制度
，把各地税收机关收归中央掌握，地方税收除留一部分供地方开销外，其余全部
上交中央。新设立的诸道转运司，主管财政税收和漕运，并把全国分为十五路（
上图），分管各路的财政税收。于是，“路”逐渐成为宋代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
。由于中央对地方的严密控制，向地方调数量的持续增长，使地方州县财政收入
不敷出，只能默许州县政府超越制度许可范围去开辟财源。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4月北京第1版，第九讲，第141—142页
小结:
北宋帝国建立后，为了避免重蹈唐中后期藩镇日益坐大的覆辙，采取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措施，重点在于削弱地方的军、政、财权，以加强中央集权。通判一职最初为临时派遣，目的是削弱地方节度使的职权。后来中央文官充任地方行政长官，节度使逐渐成为虚衔，通判转而牵制知州。朝廷利用通判一职的监督权，规定凡事须通判共同签署始得实行，以此保证中央对诸州的控制。通过一系列分化地方权力的措施，北宋初年比较好的解决了唐中后期藩镇势大的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改革的结果之一是州、县权力过分弱小，无兵无钱，一旦有事，不能应变。
史料分析:
题目围绕宋代官职“通判”展开，通过对通判的建制员额、职责权限等进行阐述，从规范地方行政的角度考查通判设置目的。宋朝的通判最初是临时差遣性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演变为固定的职官制度。随着宋朝文官制度的发展，通判制度由最初的分化武将事权逐渐演变为分化文官的事权，这反映出宋朝不断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从职官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汉唐时期地方均设有多个佐官来辅佐州郡长官处理政事，而宋朝在职官制度演进中吸取前代有益经验，赋予通判财政职能，并使之制度化。这一制度意在防范知州专权，从而达到规范地方的行政目的，A项符合题意入选。通判设置的目的最初是为了分化武将事权，后来为分化文官事权而逐渐使之制度化，B项说法错误排除；通判设置的目的无法体现削弱地方权力和提升军事能力的目的，C、D不符合题意排除。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北宋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中国北宋的时代特征，涉及唐中后期藩镇、北宋初年增设通判、派驻知州以削弱地方节度使等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中的信息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设置通判的主要目的。
27．明后期有士人称，江南流行“好名喜夸”之风，家中但凡有千金之产，必定会营建一园，“近聚土壤，远延木石，聊以矜眩于一时耳”，但“俗气扑人”。这可用于说明
A．士大夫传统观念的颠覆 B．世俗化审美趣味的初现
C．士农工商社会结构解体 D．江南市镇工商业的繁荣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题干以晚明代江南地区亭台楼阁，园林成风为史实情境。从设问的表述为“这可用于说明”，是通过分析史实现象来归纳背后的本质原因。
史料来源1
士”这一阶层，在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进程中，占有绝对核心的地位，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皇帝，也不是贵族和平民，而是“乃由贵族阶级堕落，或由平民阶级晋升而成的一个中间阶级”——“士”。士这一阶层，始终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并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之后有墨，墨亦士。儒墨以下，百家尽兴，亦皆属士”。儒墨兴起，古代封建社会一变成此下“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
——摘自董麟：《浅析士大夫阶层对中国历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法制与社会，2009年18期，第380页
史料来源2
宋代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型期，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美学风格的分水岭，在之前以汉唐盛世所构建的富有浪漫气息和集体精神、以阳刚气质为主导的宏大美学风格，入宋后转向更加现实的、关注个体情感的、阴柔、抒情的优美风格。这种倾向于舒缓、柔情、细腻、收敛、雅致的美学特征在诗词文学、文人绘画、雕塑等诸多艺术活动中都有反映。以雕塑为例，宋代雕塑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审美趣味的世俗化、生活化及其与此对应的创作手法表现手段的写实化。这一时期的雕塑虽然在主题上表现为服务宗教，但造型一改唐代之丰腴质朴，变得清秀理智，表现出生活化、世俗化倾向，手法上趋于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制作工艺也有所提高。
——摘自王冬松：《论宋代雕塑的世俗化审美特征》，艺苑，2007年05期第25页
史料来源3
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摘自陈学文：《明中叶以来“士农工商”四民观的演化》，天中学刊，2011年03期，第109页
史料来源4
明代中期东南沿海比较富庶的城市里曾经掀起过一股兴造园林之风。明人何良俊曾说：嗟夫!叔世之人，好名喜夸，故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苑囿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然不过近聚土壤远延木石，聊以矜眩于一时耳。”
为什么明代中期会兴起造园之风 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有关。成化前后,承平日久，人们的财富积累到了一个需要扩大消寒释放的阶段。一 批官员士大夫、商人变得很有钱了，他们需要花钱享受生活。但受等级制度的限制，富人们的钱却未必有很好的渠道可以消费出去。
在等级制度与社会消费之间形成尖锐矛盾的时候，园林意外地成了消费禁区之外的一个特殊领域。官方的等级制度没有对园林的建设设立任何规定，富人们只要有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建造豪华园林。所以，园林成了人们消费最开放的领域。无论你有多少钱，都可以往造园这个无底洞里填进去。这为富豪们的财富消费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出口。
——摘自李益炯、李熊熊：《 <树石栏杆图>：抽象的明代园林景观》，《收藏快报》，2021年4月14日第11版
综述材料
明代初年，礼制严密。朱元璋认为元败亡的重要教训，就是“贵贱无等，僭礼败度”，而“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洪武十三年颁行的《明律》中专列“服舍违式”条，对于越级僭用服饰、车舆、房舍、器用者予以惩处，庶民笞五十，官宦杖一百。在严格的礼制约束下，社会生活表现得拘谨、守成、俭约，形成普遍的“不敢从新艳”的社会心态。但是明代中期开始，僵滞的文化格局渐趋松动，社会风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正德以前风俗淳厚，“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一改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的“简质”风尚 ，靡然向奢，甚至“以俭为鄙”。此风明末清初一度有所收敛，但不久又愈演愈烈，较之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明代中期开始的社会风尚变迁中，扮演先导人物的主要是商贾，其次才是缙绅士大夫。明清时期，商人俨然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阶层，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 ，“非数十万不能称富” 。而在盐、典、木、米、布诸商业行当中，又以淮扬的盐商最为风光。明宋应星《野议·盐政论》记载：“万历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巨额利润造就了名副其实的暴发户，他们通过挥金如土显示自己的阔绰和不同凡响，借助财富弥补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的不足，生活的奢侈铺张成为普遍的现象。“扬州盐务，竟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 ，以至雍正帝在上谕中斥责说：“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伎乐，醉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
清代前期，为了迎接皇帝驾临，江南商人重资广延名士创稿，修治园林亭池。扬州城外名胜26处，共39个风景点，“率皆商人自修其业，供奉宸游之所”。据《扬州行宫名胜全图》统计，当时盐商富贾共建楼廊达5154间，亭台数则有196座，花费金钱无数 。苏州则早在明成化年间即已“亭馆布列，略无隙地”，明清两朝城内园林最多时达270余处，有“城里半园亭”之说。明清商人根据地域分成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等不同的帮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其中以徽州和山西商人势力最著，俗称徽商和晋商。晋商虽不像徽商那么挥金如土，但节俭之风也为之一变。李梦阳描述道：“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縠，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侯埒也。”
商人事业的成功和豪侈的生活方式，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心理躁动和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在江南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生活于明代后期的松江人何良俊称：“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经商的热潮导致城镇规模扩大，市面繁荣。明代中叶之后，江南数千户上万户的繁华市镇比比皆是。市镇人口的主体部分是商人（包括牙侩、客商与小商小贩）、手工业工匠及脚夫、游民。市镇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信息灵通，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杭州、苏州、扬州等繁华城市不仅是商业都会，而且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城市，游子过客无不盘桓流连。“居斯土者，大多安乐无事，不艰于生”，冶游风气日盛。扬州有首歌谣唱道：“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
城市生活依赖行业分工和商品交换，迥然有别于自给自足的乡间生活。达官商贾云集城市，促进了手工业和社会服务行业的繁荣。钱泳描写道光年间苏州是“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在商人的引领之下，城市成为社会时尚的策源地，并迅速刮起奢侈消费之风。时人如此记录万历之后日常生活的变化：“往时履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往时茶坊酒肆无多家，贩脂胃脯者恒虑不售，今则遍满街巷，旦旦陈列，暮辄罄尽矣；往时非贵显不乘轩，今则肩舆塞路矣。”
奢侈风气涵盖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以服饰为例，质料由布素而追求锦绣绫罗，颜色由黯淡趋于鲜艳明丽，式样由划一单调而追求奇异翻新，一向为人君至尊的团龙、立龙，竟也成了普通百姓衣服上的花纹。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人”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饮食方面，讲究新鲜精致，追求花色名品。“富室召客，颇以饮馔相高，水陆之珍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慕效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清嘉录》记载苏州“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居住方面的奢侈表现为崇栋宇、治园林。范濂称松江“士宦富民竞为兴作，朱门华屋，峻宇雕墙，下逮桥梁、禅观、牌坊，悉甲他郡” 。杭州地方，居人“踵事奢华，增构室宇园亭，穷极壮丽”。在苏州、扬州的带动之下，园林之好几乎风靡江南所有市镇。明人何良俊评价三吴城市建园风气说：“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然不过近聚土壤、远延木石，聊以矜眩于一时耳。”
江南富商巨贾为了跻身地方名流之列，大都风雅好客，借结交名士显宦以自重。他们基于个人兴趣、品行、爱好的不同，拿出部分消费资金，构筑园亭馆舍，延致名士，结社吟诗，主持诗文之会，刊刻贮藏图书，修建书院、学校，扶助贫穷文士，收买书画作品，营造出高雅的文化氛围。
明清私家有修筑园林之风，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相对于达官富贾园林规模的宏构巨制，艺术风格的繁缛富丽、刻意雕琢；文人营造的园林规模多小巧玲珑，于方寸处展现大自然，艺术风格则或清新雅致，或简率野逸。清代乾嘉时文人钱泳，一生游览过各地许多名园，他认为“园亭不在宽广，不在华丽，总视主人以传”，“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园既成矣，而又要主人之相配，位置之得宜，不可使庸夫俗子驻足其中，方称名园” 。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将画法画理融会于造园的技艺之中，其精妙的手法，为清代中期的园林所崇尚。相传为石涛手笔的扬州片石山房，就是17世纪后期江南小型园林的代表之作。晚明文人李流芳，因为公车不第，遂绝意进取，读书养母。在所居嘉定县南翔里营造“檀园”，一树一石都是亲自布置。“水木清华，市嚣不至”，“琴书萧闲，香茗郁烈”，令人恍如置身图画之中。文人园林追求的就是这种与繁华闹市隔绝的世外桃源境界。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十章，第三节
小结
大明帝国初立，太祖以为元败亡的重要教训，就是“贵贱无等，僭礼败度”，而“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洪武十三年颁行的《明律》中专列“服舍违式”条，对于越级僭用服饰、车舆、房舍、器用者予以惩处，庶民笞五十，官宦杖一百。在严格的礼制约束下，社会生活表现得拘谨、守成、俭约，形成普遍的“不敢从新艳”的社会心态。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江南市镇工商业发展，社会风气也随之由简入奢。社会各阶层的衣食住行用等都突破了洪武初年的礼制约束。
在明代中期开始的社会风尚变迁中，扮演先导人物的主要是商贾，其次才是缙绅士大夫。商人俨然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阶层，他们拥有巨资，修治大量园林建筑。苏州则早在明成化年间即已“亭馆布列，略无隙地”，明清两朝城内园林最多时达270余处，有“城里半园亭”之说。商人事业的成功和豪侈的生活方式，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心理躁动和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在江南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明代中叶之后，江南数千户上万户的繁华市镇比比皆是。市镇人口的主体部分是商人（包括牙侩、客商与小商小贩）、手工业工匠及脚夫、游民。市镇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信息灵通，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杭州、苏州、扬州等繁华城市不仅是商业都会，而且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城市，游子过客无不盘桓流连。
江南富商巨贾为了跻身地方名流之列，大都风雅好客，借结交名士显宦以自重。他们基于个人兴趣、品行、爱好的不同，拿出部分消费资金，构筑园亭馆舍，延致名士，结社吟诗，主持诗文之会，刊刻贮藏图书，修建书院、学校，扶助贫穷文士，收买书画作品，营造出高雅的文化氛围。
明清私家有修筑园林之风，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相对于达官富贾园林规模的宏构巨制，艺术风格的繁缛富丽、刻意雕琢；文人营造的园林规模多小巧玲珑，于方寸处展现大自然，艺术风格则或清新雅致，或简率野逸。
史料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明代江南地区出现了营造园林的风气，体现出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新兴工商业阶层力量不断壮大，推动了一些新思想、新文化的不断繁荣，例如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由于明朝时期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底下。在等级制度和社会消费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之时，园林成为富商大贾展示其财力的最好表达形式，由于官方未对园林加以限制，在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营造园林的社会风气，反映出明朝中后期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D项说法正确入选。中国古代士大夫主要秉承儒家的传统伦理观念，这一时期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但未被颠覆，A项说法错误排除；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在明朝之前就已出现，B项说法错误排除；中国古代的“四民社会”秩序直到近代才逐渐解体，C项说法错误排除，故本题选D。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晚明商品经济繁荣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中国明清的时代特征，涉及晚清江南工商业市镇发展、晚明社会风气崇尚奢靡等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中的社会现象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现象背后蕴含的本质问题。
28．维新变法期间，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改革，但在上《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中称“康有为平日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并奏请销毁《孔子改制考》。这种主张（陈主观上希望）？客观效果？
A．推动了新旧势力的合流 B．试图突破“中体西用”束缚
C．有助于减少变法的阻力 D．意在彻底否定变法理论基础
注：陈与康在情境中已经说明不是完全同质；而这个主张只是陈主观上的希望，并没有在实践中起到减少变法的阻力的效果。设问上值得商榷。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题干以维新变法期间，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改革，但上折朝廷要求销毁康有为的著作为史实情境。从设问的表述为“这种主张”，是透过题干材料情境分析其主张背后的真实意图。
情境分析
最能说明光绪帝与康有为关系的，是光绪帝对康有为的保全，前后共计5次。
1898年6月20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礼臣阻挠新政请予罢斥折”，弹劾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许应骙，称其“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等语。光绪帝明发谕旨：“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着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光绪帝此处再用“明发”而不是“交片”，以显示其倾向性。6月22日，许应骙上奏“遵旨明白回奏折”，全面驳斥宋、杨的指责，对“遇有通达时务人士”一节辩解道：该御史谓臣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为而言。盖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侥幸，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观听。即臣寓所，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又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及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因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臣疾恶如仇，诚有如该御史所言者。
许应骙作为当时的重臣，明言批责康有为，属重大政治举动。按照通常的处理方式，光绪帝应下旨派员查明，或命康有为也“明白回奏”。他却将此事压了下去，明发谕旨：许应骙奏遵旨明白回奏一折。该尚书被参各节，既据逐一陈明，并无阻挠等情，即着毋庸置议。礼部有总司贡举学校之责，总理衙门办理交涉事件，均关紧要。该尚书嗣后遇事，务当益加勉励，与各堂官和衷商榷，用副委任。
光绪帝明显选边站，没有去追究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务当益加”等嘉词之下，也流露出一些对许应骙的不满。此为对康有为的第一次保全。
1898年7月8日，御史文悌上奏“参御史宋伯鲁等党庇诬罔折”，揭露宋伯鲁、杨深秀上奏“礼臣阻挠新政请予罢斥折”是康有为所策划的，列举康的种种罪状，声称手中握有物证。光绪帝收到此折后，十分犹豫，按照通常的处理方式，须将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查办。上谕档录有两份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第一件称“御史文悌奏言官党庇诬罔，面奉谕旨‘存，候酌核’”；第二件称“御史文悌奏言官党庇诬罔折，奉明发谕旨一道”。可见光绪帝最初的处理方案只是将文悌奏折“存”，以后再“酌核”，以能息事宁人；而最终的决定是直接驳回，光绪帝明发谕旨：御史文悌奏言官党庇诬罔荧听请旨饬查一折。据称，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前参许应骙，显有党庇荧听情事，恐起台谏改击之风等语。该御史所奏难保非受人唆使。向来台谏结党攻讦，各立门户，最为恶习。该御史既称为整肃台规起见，何以躬自蹈此。文悌不胜御史之任，着回原衙门行走。
光绪帝旨意十分明确，公开维护康有为，将文悌退回原衙门即回任户部郎中，并上报慈禧太后。此为对康有为的第二次保全。
1898年7月17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上奏“译书局编译各书宜由管学大臣进呈并请禁止悖谬之书折”，要求削减梁启超编译教科书的权力，严厉攻击康有为“孔子改制称王”论：《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言《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无论孔子至圣，断无此僭乱之心。即使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乎？方今圣人在上，奋发有为，康有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履霜坚冰，臣窃惧之。皇上命臣节制各省学堂，一旦犯上作乱之人即起于学堂之中，臣何能当此重咎？臣以为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实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
孙家鼐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被罢免后，光绪帝对孙颇为倚重，命他为管理大学堂大臣。对孙家鼐所言“犯上作乱”的严厉指控，光绪帝并没有“明降谕旨”，而仅发下交片谕旨：本日贵协办大学士具奏：主事康有为所著孔子改制一书，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字样，宜亟令删除等语，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着孙家鼐传知康有为遵照。”光绪帝完全是低调处理的态度，并上报慈禧太后。此为第三次保全。康有为后来亦上奏“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以免胁制而图保存折”，自辩称，“即如《孔子改制考》一书，臣别有苦心，诸臣多有未能达此意者”；又称，“此书由石印而非刻板”，“于下次再印时改正”。
康在折中还要求光绪帝降旨将“《孔子改制考》易名《孔子变法考》”，以能获得“御名”。光绪帝未表示态度。
1898年7月15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奏“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要求光绪帝命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板本“自行销毁”。光绪帝于8月5日收到此折后，下发交片谕旨给孙家鼐：谭继洵奏请变通学校科举、陈宝箴奏请厘正学术各一折，着孙家鼐于明日寅刻赴军机处，详细阅看，拟具说帖呈进。这是一件奇特的交片谕旨，光绪帝没有将陈宝箴的奏折发给或抄给孙家鼐，而是让他到军机处“详细阅看”。孙家鼐由此而上呈说帖，措辞严于陈宝箴：臣谨将康有为书中最为悖谬之语，节录于后，请皇上留心阅看……臣观湖广总督张之洞著有《劝学篇》，书中所论皆与康有为之书相反，盖深恐康有为之书煽惑人心，欲救而正之，其用心亦良苦矣。皇上下诏褒扬，士大夫捧读诏书，无不称颂圣明者……今陈宝箴请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一书销毁，理合依陈宝箴所奏，将全书一律销毁，以定民志而遏乱萌。
孙家鼐明言《劝学篇》与康有为思想之对立，并开列“最为悖谬之语”，要求“将全书一律销毁”。孙的这份说帖进呈情况在档案中未见记录，应是当面呈交的，光绪帝却没有相应的谕旨下发，也未上报慈禧太后。此为对康有为的第四次保全。
1898年9月12日，都察院代奏湖南举人曾廉条陈“应诏陈言折”，弹劾康有为、梁启超：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迹其学问行事，并不足与王安石比论，而其字则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臣又观其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爚乱圣言，参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故平白诬圣造为此名，其处心积虑，恐非寻常富贵之足以厌其欲也……梁启超在康有为之门，号曰“越赐”，闻尚有“超回”等名，亦思驾孔门而上之……臣谓皇上当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慝之门，而后天下人心自靖，国家自安。
曾廉条陈另有一附片，摘录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在生徒日记上批语4条，其中一条为：“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这一条陈内容极具攻击性，相当于重磅炸弹。查当日军机处随手档，可以看到曾廉条陈的记录；再查次日军机处各种档册，均看不到曾廉条陈的记录；由此至9月21日政变发生，曾廉条陈似乎凭空消失了。光绪帝没有任何处理意见，也未上报慈禧太后。此为对康有为的第五次保全。
许应骙、陈宝箴皆为当时的重臣，孙家鼐更是贵为帝师，他们出面都没能扳倒康有为；光绪帝却因礼部主事王照请求代奏被阻事，罢免了包括许应骙在内的礼部六堂官。光绪帝保全康有为的心态，自然为身边的军机大臣所知悉。此时正在北京的内阁中书魏允恭发信给汪康年称：“闻在廷诸公，亦颇不以康、梁为然，但无人发难耳。”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近代史研究》
史料来源1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修水人。他为政清廉，精明强干，百日维新期间正担任湖南巡抚，意气风发，推行新政，成为地方督抚中最拥护新政者。故戊戌政变不久，清廷即将陈宝箴父子革职，戊戌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之上谕云：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第1册，总4216页。）。
最先做此考证者为黄彰健先生。黄氏于《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曾对戊戌史实进行了许多考证。在黄氏《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策略转变》一文中云：戊戌五月二十七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攻击康所著《孔子改制考》。陈氏上此折与湖南新旧党争有关。
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31页，知五月二十七日陈折还附有一奏片，今征引于下：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各直省学政，保送考试特科人员，臣遵即按照所分内政外交等六门，以合例之员，开单咨送。前于三月十一日单内开列之工部主事康有为，现已奉旨特派办理上海官报局事务。改章之始，一切资其经理。应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员免其调考，俾得尽心职事。臣于该员素无一面之雅，徒观其所著论说，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尤属体用兼备。所有工部主事康有为因公赴沪，可否免其调考特科之处，谨附片具陈，伏候圣裁。谨奏。
据此，康奉旨办理上海官报局事务，应在戊戌五月二十七日以前（注：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70年，第227页。）。
稍后，由张耀南、陆丽云、孙宇阳所著的《戊戌百日志》亦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廿七日（1898年7月15日）下记载：“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指出康有为之召毁皆由于其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请谕饬康有为将该书版本自行销毁，以正误息争、知非进德、维持风教。……《请免工部主事康有为调考特科片》系陈宝箴《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之附片，由陈宝箴是日随折递上。”（注：张耀南等：《戊戌百日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189页。）
史料来源1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百日维新史实考证的论著，同样沿袭是说。如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一书，于戊戌五月二十七日条下，亦记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片保康有为免试特科。该书还辑录了湘绅王先谦与陈宝箴往还书信，讨论陈氏销毁《孔子改制考》书版疏稿（注：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近年来关于陈宝箴保荐康有为之事，大多沿袭黄彰健的考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如果仔细斟酌，陈宝箴于戊戌五月二十七日，上奏片请免康有为免考特科，是很不合乎情理，而且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是一起有十分明显错误的考证实例。其理由如次：
其一，陈宝箴戊戌五月二十七日的主旨，是要厘正康有为乖违之学术，其目的是表明他在湖南虽然推行新政，但与康并非同党，陈氏想借此化解他与湖南守旧势力的分歧，以图缓解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陈氏厘正学术，维持风教的用意至为明显地表现在其奏章的结尾部分，谓：
可否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既因以正误息争，亦藉可知非进德，且使其平日从游之徒，不至朱朱然胶守成说，误于歧趋。于皇上变通学校，转移人才之至意，亦可以风示朝野矣。如康有为面从心违，以欺蒙为搪塞，则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之流，将焉用之？窃揣康有为必不至此，臣为厘正学术，以期造就人才、维持风教起见，谨专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注：《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册，第359页。）
不言而喻，陈宝箴是惧怕守旧势力的攻击，才递此折，以示与康有为划清界限，他不可能在递此折的同时，再奏保康氏，免考经济特科，而直接登用，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作者：孔祥吉，现为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客座教授。）
——《读书与考证——以陈宝箴保荐康有为免试特科事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05期
史料来源2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秋来到湖南主持时务学堂后，湖南的维新思潮一下子高涨起来，由此激发了一些矛盾，其中有学术思想的，也有政治思想的。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梁启超离开湖南，而湖南内部的矛盾非但未减弱，反而日趋激化。湖南巡抚陈宝箴、其子陈三立对于康、梁的学术思想，即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类并不认同，陈寅恪称：“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 ”然对湖南新兴起的维新思想，陈宝箴、陈三立仍精心加以维护，以能用此促变湖南士绅的保守风气。作为一位地方官，陈宝箴在新旧两派对立中采取了折中主义的作法，尽力予以调和。尽管此时张之洞及其幕中对署理湖南按察使、长宝盐法道黄遵宪已有很大的负面意见，陈宝箴对黄仍是信任有加。
然由学术对立而造成的政治对立，也使陈宝箴感到忧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年 7月 12日），陈宝箴上奏“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陈宝箴此折，陈词极为委婉，对康有为弹劾之时又有保全之意，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光绪帝对康的态度；陈宝箴此折，又显示了他比张之洞更为敢言的性格，即直接站出来反对康有为学说。而该折最重要的言词，在于“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以此窥其生平主张民权，或非定论”等句，即将“康学”的根本定为“民权平等之说”。陈对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推测，又与前引陈庆年日记中所言张之洞称“康长素辈主张素王改制，……平等、平权，一万年做不到”，即张之洞的推测，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从“张之洞档案”中还看不出来陈为此折与张商量过。
——茅海建：《张之洞与陈宝箴的交谊及湖南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综述材料
戊戌维新运动推动的变法活动却是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在于：在当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足以支持变法取得成功的社会力量。在朝廷内部也好，地方上也好，旧社会势力仍然占着绝对优势。维新派希望依靠一个并无多少实权的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某些重要改革，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对那些无拳无勇的书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缺乏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就终究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运动还有不少严重的弱点：他们鼓吹的民权被限制在君主立宪（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君民合治”）的范围之内，只是要求将原来的绝对君权稍稍开放一点，“参用民权”而已，还生命“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他们宣传的“变”，只讲渐变，不讲突变。在清朝政府和它代表的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到如此地步的时候，已不可能指望它把中国从迫在眉睫的深重危局中解脱出来，更谈不上靠它来实现什么现代化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正确地指出：“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898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一章，第10—13页
引证材料
自认是儒家道德传统守护者的保守派攻击改革派“无君无父”，在提倡民权和个人平等时混淆了人际关系中基本的“三从”。康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怀疑古文献的真实性，在这些儒家道德的捍卫者眼里不啻是亵渎和异端。叶德辉斥责康利用圣人谋私利，讥笑他：“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况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他轻蔑地宣称：“其言即有可用，其人必不可用。”
即使温和的改革派和那些同情改制的人都难以接受康的解说。使康得到皇帝关注的翁同龢在读过《新学伪经考》之后，评述康有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吾惊诧不已”。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评论说，康的《孔子改制考》超出了对儒家的寻常的学术解释，含有危险和令人生厌的政治暗示。孙家鼐是变法的同情者和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也批评这部著作，如他对皇帝说的那样：
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已。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之于乱也。
康有为的“两考”在当时虽如梁启超所说的在学术思想界引起震动，但除康门弟子和少数人外，几乎受到新旧人物的一致反对。朱一新、洪良品、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王先谦、叶德辉甚至张荫桓、郑孝胥、陈庆年、章太炎都对康有为的学说不以为然，“两考”也先后被朝廷以上谕的形式诏令毁版。（注：江中孝《关于康有为和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问题》）
因此，康才智的发挥为他赢得今文学派支持者的巨大声誉的同时，也疏远了一大批温和而谨慎的学者。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第十五章，第279—281页
小结
结合茅海建老师的分析，我们可以推知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维新而摇旗呐喊，并抛出“惊世骇俗”的维新理论，如康有为的“两考”。客观而言，在清帝国中央层面，光绪皇帝实际对于康有为等人真正变法意图是否全然深入了解，还无法简单论断。但是康有为信誓旦旦的御前豪言壮语，确实让年轻的君主热血澎湃，强国大梦似乎在这位康大圣人的运筹帷幄间已经宏图大展。在地方层面中，陈宝箴作为地方实权督抚，是少数积极支持变法新政的。尤其梁启超赴湘以后，湖南的变法维新更是达到高潮，这也引起了湖南省内新旧势力的矛盾。作为一省大员，陈宝箴自己知晓个中轻重，其父子对于康、梁的激进变革思想自然是无法认同。为了调和湖南境内的新旧势力的矛盾，与康等人划清界限，陈宝箴主动向清政府中央呈递折子，请求将康有为的著作毁版，以期能一定程度消弭反对声浪，更好推进湖南变法维新的执行。不仅是陈宝箴的反对，包括当时新旧人物中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与康梁划分界限，毕竟守旧势力和传统观念还是根深蒂固，康梁的“兴民权”、“设议会”的激进主张，与当时的社会土壤和舆论氛围还有巨大的差距。
史料解析
通过以上史学材料的剖析，结合题干史料情境的信息：
梁等的维新变法思想“惊世骇俗”，更在于在光绪皇帝支持下演变为政治实践。作为地方实权的巡抚陈宝箴给予了支持。但就实际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而言，甲午战后的现实形势，让中国社会各阶层确实有了深层次的思考，在求变的轨迹上有了一个模糊的共识。但是如何变（方法）、何以变（程度），新旧势力、社会各阶层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认识，却不是完全一致的思维方式和实践主张。就具体情境而言，陈宝箴虽支持变法，但其思想主张更接近于《劝学篇》的张之洞，二人在求变的轨迹上还是稳健缓进的策略。康有为、梁启超的“民权”、“议会”等主张在湖南掀起了新旧势力的激烈碰撞，出身于官僚阶层的陈宝箴不可能坐视不管。出于稳定局面的现实需要，陈宝箴主动向朝廷上折，表明立场，与康梁划清界限，以期能一定程度消弭反对声浪，更好推进湖南变法维新的执行。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戊戌变法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中国近代甲午战后的时代特征，涉及康梁的维新变法主张、陈宝箴上折等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29．据某位学者回忆，“‘五四’初期，一般人多以新旧分别事物”，中国古来已有的一概称为旧，古来未有或来自外国的一概称为新；不久，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对于古今、中外能够排好恰当的关系”，并不一概否定或肯定。这一转变反映出
A．东西方文化论争由此引发 B．传统儒学思想开始受到批判
C．全盘西化的思想得以消除 D．思想解放运动方向发生变化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题干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分子对新旧事物的认知态度变化为史实情境。从设问的表述为“这一转变反映出”，是透过题干材料情境分析变化背后的本质问题。
试题情境
这场青年人思想启蒙引发的风波，使陈望道认识到如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劳而无益的。他自述道，对于新旧“就有了更高的判别准绳，也有了更精的辨别，不再浑称为新，浑称为旧了。这更高的辨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者，陈望道
史料来源1
初期《新青年》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它的作者们认为，为了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也就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能这样做，所以民主共和只是个虚假的形式。……他们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们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是“奴隶之道德”，是同“今世之社会国家”根本不相容。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这些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说和没有说过的话。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封建的运动是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的继续，而其斗争的彻底性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
……
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和为这个运动振奋起来的人，有些始终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水平上，有些则由此开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先进的知识在运动的发展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进一步的怀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激动，尤其是先进分子由此开拓了眼界，看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已不在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到1919年间开始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在1918年到1920年间接触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他在1920年的文章中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当时能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很少的。他们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勇敢地投身于炽热的实践斗争中。他们的理论准备不够多，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立即把它和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摘编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五编，第429—430页
史料来源2
初期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在西方资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
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可言。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关注的焦点，在这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已从表层向更深层次开掘。这种新的觉悟，是中国人对民族前途在认识上又一次飞跃。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上册，第101—102页
引证材料
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许多人在最初只是抱着一种空泛理想：现有这个恶浊的社会必须改造，应该建立起一个新社会来。但是，旧社会应该怎样改造？将要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对这些他们又往往感到茫然。而且，那时人们所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实在太少。李达回忆道：“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著作的中文全译本连一部也没有，列宁的文章还没有一篇被译成中文。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实在十分困难。
对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得比较多的是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他们都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4月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中文全译本。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上册，第115，118页
史料来源3
新文化是与旧文化相对而言，是对千百年来的历史沉淀而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之后，既是由此前70多年的历史呼啸而来，又是对这段曲折历史的深刻反思。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结性的理性批判。（按：这场带有摧毁性的批判矛头指向旧伦理及其人格化代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74页
引证材料1
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五四”前后历时达十余年，在这场论战中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从近百年中国启蒙思想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孙中山），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黄金思想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第371页
引证材料2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以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反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它势必引起封建余孽和复古派的反对。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以林纾、辜鸿铭、刘师培为代表的“国故派”，以胡先啸、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梁启超、梁漱溟、章士剑为代表的的“东方文化派”分别向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扑，他们或公开主张复古倒退，提倡“保存国粹”，咒骂新文化运动，或以“昌明国粹，融化先知”为宗旨攻击新文化运动，或试图证明西方文化不如东方文化以否认新文化运动。激进民主主义者为打退封建复古派的反扑，也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并得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优越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结论。这就必然引发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论战。李大钊将这一场论战称为“新旧思潮之激战”。
——摘编自彭平一：《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大学出版社，第227页
综述材料1：对全盘西化论的反思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若是绝技革新，一些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的这一观点被认为开“全盘西化”论之先河。确实，这一言论明确反对将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术、道德等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术、道德进行调和，主张一切都用“西洋新法子”。这似乎无法摆脱“全盘西化”论的嫌疑。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新旧思潮斗争极为尖锐的社会背景，对他的这一言论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陈独秀及其他激进民主主义者所讲的“西洋的新法子”主要是指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德和国民意识，而所讲的“中国的法子”主要是指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纲常名教。他们提出“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来反对中国固有的封建思想文化，其注重点不在于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在于批判和抛弃封建传统文化。这在当时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目的。我们对此言论进行评价必须首先考虑这一目的。其次，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提出这样的观点的同时也承认，为了反击复古派的谬论，唤起国人的觉醒而不得不“矫枉过正”。这种“矫枉过正”尽管说明了激进民主主义者在理论上不成熟，但它又不失为一种使中国这个传统包袱过于沉重的民族跳出历史窠臼的必要动力。因此，这种似乎偏激的言论在客观上具有进步意义的。
——摘编自彭平一：《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大学出版社，第236页
综述材料2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历史新旧两个历史时期的分界点，表现出强烈的为新精神。鲁迅先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它的为新精神对整个五四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为新。也就是以新的民主、科学思想反对旧的封建、愚昧思想，就是以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概括起来，就是要把一个衰败的中国变成一个青春的中国。在为新精神的推动下，五四时期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人们的认识不断向前跨越，先是用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后来又由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主题先是宣扬民主与科学，后来很快就变为宣传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不可否认，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在批判旧思想、旧文学的过程中，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没有区分其中的民族精华和封建糟粕。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新文化的主流和方向，不能否定北大所代表的五四为新精神。这种精神同爱国精神一样，是五四留给我们宝贵遗产，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摘编自闫志民：《五四运动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综述材料3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汹涌的“打倒孔家店”的舆论氛围里，梁漱溟重新举起“仁”的大旗，诠释儒学，大力赞扬儒家的“直觉人生”，批评西方的“理智人生”和“功利人生”。同时，他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对待西方文化，充分肯定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做出科学和民主是有绝对价值、普遍价值的判断，对于这两种精神不但要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而且应该加以引进。梁漱溟反对全盘西化，对国故保守不屑一顾，也不同意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调和。他试图从儒学中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精神资源，来弥补在新文化运动中被遗弃的传统儒学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因素。
——聂慧丽，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梁漱溟“五四”时期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人民论坛. 2010，(11)
小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知识分子引进西方民主、科学等重要思想，对传统的儒家文化、伦理纲常等展开激烈批判，掀起了一场新旧思想之间的大论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思想碰撞中重新审视、对比和反思，对新旧文化也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社会主义苏俄政权的建立，进一步让知识分子明确了中国救亡图存的方向。新文化运动早期那种“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的个体启蒙，也逐渐发展到““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20世纪初已经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日渐成为众多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方向。陈独秀、李大钊等纷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陈望道等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影响了一大批如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等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综合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认识倾向的不同，无论前期新旧“泾渭分明”，甚至“全盘西化”，还是后期重新审视，对比反思，都是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认知过程。这种思想解放潮流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交相呼应，最终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影响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自觉投身马克思主义团体研究和共产主义早期小组的创建中，进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
史料解析
通过以上史学材料的剖析，结合题干史料情境的信息：
在近代救亡图存的主旋律下，五四新文化时期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洪流。对新旧思想从初期的“泾渭分明”，甚至“全盘西化”，到了后期的重新审视，对比反思，最终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思想解放的重大转向，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A项表述为东西方文化论争由此引发，论争是在新文化运动发展中知识分子群体对东西方文化认知态度的不同而引发，并非是本题题干主旨导致。B项指向传统儒学思想开始受到批判，这与题干信息“不久，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对于古今、中外能够排好恰当的关系，’并不一概否定或肯定。”并不符合。C项指向全盘西化的思想得以消除，题干信息无法支撑这一结论，事实上也与史实不符。本题选D。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五四新文化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中国近代民国初年的时代特征，涉及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等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30．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策调整为：给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及财产，允许有产阶级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等等。上述调整
A．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B．是为武装反抗国民党进行社会动员
C．表明党的中心工作以夺取城市为目标
D．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争取广泛的支持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题干以20世纪30年代（隐性的时间，暗示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共中央调整土地革命时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为史实情境。从设问的表述为“上述调整”，是透过分析题干情境信息归纳最准确的政策调整原因。
史料来源1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政军领导机构延续了中央苏区的设置，并有所创新。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外分别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在中革军委之外新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形成两套班子、两套人马的领导机制，共同领导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工作。
1936年1月15日，西北办事处颁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这一选举法的内容较之1933年中央苏区所颁布的选举法有以下重要改变：一、一切精神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二、雇佣劳动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之工商业主亦有选举权。三、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工作积极努力的，无论其出身如何亦可获得选举权。选举法内容的修改，扩大了人民阵线的范围，为实现苏维埃选举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经济政策方面，1935年11月25日，西北办事处颁布《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宣布：第一，把一切工商业的捐税都完全取消，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第二，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到苏区来营业；第三，除了粮食和军用品外，苏区的出产品均可自由输出；第四，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在阶级政策方面，1936年1月1日，西北办事处公布了《怎样分析阶级》和《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划分阶级的标准及如何具体划分农村阶级作了明确规定。其中，《怎样分析阶级》是毛泽东1933年10月在瑞金主持制定的，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更名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在陕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发生了两次重要改变。第一次是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要改，“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因此，“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并非取消了苏维埃名义，而是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扩大。
毛泽东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同时还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史料来源1
第二次改变是由工农苏维埃政权改变为抗日民主政权。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宣告：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民主共和国的设想，毛泽东指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
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次重申：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相较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基础更为广泛。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为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政策是土地政策。其中最关键的是对富农和地主的政策。
到陕北后不久，中共中央即着手解决富农问题，通过政治局会议讨论、领导人交换意见，形成了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最后由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问题。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对待富农政策上，张闻天在1935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土地问题时，沿用了过去的土地路线，即“消灭地主，反对富农；联合中农，依靠贫农”。
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林育英则提醒道：“反富农要注意”，“目前阶段策略上最紧急的要反对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地主”。林育英认为，如果要没收富农、消灭富农，就势必牵涉到中农、白区斗争、知识分子等许多方面。“富农还是长期的斗争问题，不是一下就能消灭的。”与会同志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史料来源1
联系中国实际，在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启示下，张闻天对富农问题的态度很快有了转变。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草稿，并致函毛泽东，征求毛泽东和前方领导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复信表示“基本同意”，但认为应补充贫农、中农可以平分富农土地的内容。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张闻天作重要报告，分析了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的原因，总结了过去反对富农的教训，宣布了对富农的策略。报告首先指出：四中全会后，中央执行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反对富农”的指示，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现在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时期”，“富农所采取的态度与以前不同了”，他们往往对革命“采取同情或中立态度，甚至参加革命斗争”，“现在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广大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反对我们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
因此，“我们现在如采取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把他们推到地方豪绅方面去，显然是不适宜的”。改变对富农的策略是为了“团结全体农民反对主要敌人，组织整个农民战线”。报告还指出：“加紧反对富农，变成了消灭富农，以致动摇中农，影响到农村中不安定，以及中农对生产不发生兴趣。”
报告最后提出：“现在，在白区，在反对地主豪绅斗争中，一般可以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平分土地时，“不能特别分给坏田地”。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报告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命令的主要内容有：出租土地一律没收；牲口不没收；不加税；在不反苏维埃前提下，保障经营自由；与农民一样分土地；无权参加革命武装，无选举权。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再次强调：“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也就是说，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均不没收。
史料来源1
在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后，中共中央也调整了对地主的政策，由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所以部分改变土地政策，目的是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广大的抗日人民，彻底肃清封建残余，使苏维埃土地政策具有更深刻的人民性质和民族性质。
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新形势下的土地政策，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示作出十条规定，主要内容为：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但仍分给其耕种土地和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对小业主的土地不没收；抗日军人及人员的土地不没收；商人兼地主者，没收土地，商业部分不得侵犯；取消高利贷等。
新的土地政策在陕甘根据地的实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部分外逃地主返回了家乡。对于返乡地主，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处置回苏区的豪绅地主的办法》，规定：地主回来可分给一份土地，受政府保护，但必须遵守苏维埃的一切法令，不得欺压群众，反抗政府。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为了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日，还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牧师、僧侣等群体的公民权，在赞成抗日和团结的原则下，允许各不同党派、职业、宗教、文化团体的自由活动。
——贺永泰，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承前启后的转变与过渡——中华苏维埃政权在陕北（1935年10月—1937年9月）》，《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
注：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结束，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在土地政策方面，由消灭地主反对富农改为停止没收富农和地主的土地，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标志着土地政策由土地革命转变为土地改革。
史料来源2
1935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内容节选如下：
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线策略的方针。
（二）党的策略路线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
——摘编自王桧林著：《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413页
史料来源3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楷模。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设。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并第一次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指出：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提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同时强调：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同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在“三三制”政权中，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页。）
1941年1月，中共边区中央局指示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地实行“三三制”。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独断专行。纲领要求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军民一致、军政团结、政治民主、经济上有办法的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施政纲领为“三三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
史料来源3
按照“三三制”原则，各根据地先后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和政府
机关。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
其中有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多。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
次会议。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
，共产党员人数较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
选人，萧劲光等6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后经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从39名
候选人中选出18名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占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此时，共
产党人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林伯渠当选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副主席。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讲：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此后，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摘编自中共中央统战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华文出版社2017年7月版，第97—100页
小结
红军完成长征战略转移以后，在陕北地区重新开展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彼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已迫在眉睫。“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正式提出。为了更好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允许知识分子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拥有选举权；停止没收富农土地；并在随后的陕甘宁边区政权中采取三三制的政治原则，吸纳有产阶级参与边区政权管理工作；经济上也采取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史料解析
通过以上史学材料的剖析，结合题干史料情境的信息：
面对日本侵略带来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长征转移到陕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主动调整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以适应抗日战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团结富农、地主、小资产阶级等有产人群。在保证工农联盟的领导地位基础上，这些政策的实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B项表述为为武装反抗国民党进行社会动员，彼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国共之间即将从对立分峙走向团结抗战。C项指向表明党的中心工作以夺取城市为目标，这是苏俄革命道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已经转变为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D项设置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争取广泛的支持，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阐述了在抗战胜利后避免内战，团结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协商设想，时间上不符合本期情境。故而本题选择A项。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抗日战争的时代特征，涉及中共长征、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三三制原则、减租减息政策等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31．图5是1978年与1986年北京郊区男户主职业占比变化情况。这一变化的产生主要是由于
A．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酝酿
B．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
C．城乡之间的差异呈缩小趋势
D．城市产业结构日益完善
试题分析
从试 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题干以1978年到1986年的时空线轴为背景，以柱状图的方式呈现出北京郊区男户主职业占比变化情况。从设问的表述为“这一变化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是透过分析题干情境中变化的数据史实，归纳正确的产生原因。
史料来源1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结构为主导的传统农业社会，农户在小块土地上辛勤劳作以养家糊口，往往过着生于斯、死于斯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产生活。这种延续数千年不变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深深打上了小农的烙印。对于小农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在考察法国农民时曾做了详尽的描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③从马克思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生动看出小农的如下特征：拥有小块土地，但由于缺乏分工和应用科学而生产效率不高；生产同质，生活条件相同，自给自足；思想狭隘，相互隔离，政治保守。马克思同时指出小农经济存在于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他认为“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④恩格斯通过自己的考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的结论，他认为法国和德国小农生产方式的“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⑤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明确指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