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课 小狗包弟
1.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注音无误的一项是（ ）
A.寒暄（xuān） 城垣（yuán） 荫庇（yīn） 呻唤（shēn）
B.伺候（cì） 堕入（zhuì） 歼灭（jiān） 舔舐（tiǎn）
C.倘若（tǎng） 包袱（fu） 作揖（yī） 愀然（qiǎo）
D.提防（dī） 解剖（pāo） 慰藉（jiè） 吠叫（fèi）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脉搏 租赁 驾驭 张灯结彩
B.白皙 影碟 申明 人才倍出
C.逸事 虫蛀 内涵 委屈求全
D.装潢 歉意 熬煎 甘之如怡
3.下列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危言危行，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B.人们提到巴金同志，总会说起他是那样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
C.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证几乎是天衣无缝的。
D.他最爱听评书了，经常听得出神入化，有时竟忘了吃饭和睡觉。
4.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1）国庆长假期间，凡在本公司购买商品满1000元者，本公司将 价值100元的礼品券。
（2）科尔曼年轻气盛，观点鲜明，但常常论据不足或论证不周， 显得犀利有余，老练不够。
（3）连学好母语都需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 学习外语呢?
A.敬赠 不免 何况 B.惠赠 未免 何况
C.惠赠 未免 况且 D.敬赠 不免 况且
5.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党和国家决定加快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今年大学将继续扩招，我省录取的比例有望达到二比一。
B.今天，一股由疏而密、由徐而疾的网络世纪风已经登陆中国，并且正以一种令人炫目的速度扫荡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C.这里，冬天的景色有些凄清：湖水结了冰，四周枯草萋萋，树林里落满了橡子与松果，到处是一片寂静。
D.虽然他们在寻找革命真理和探索革命道路中经历了许多痛苦、挫折，但始终信心百倍，老而弥坚。
6.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龙应台的《目送》，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的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决然的虚无。
B.将来微信是否会转向收费模式，对于不收费的用户，其使用体验质量是否会下降？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广大微信用户所关心的。
C.“我懂了，你说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妞子说，“妈妈，我觉得一个人主动照镜子，肯定比镜子提醒他更为有效。”
D.城管形象被异化，折射出一定的社会情绪：群众担心城管不正当执法可能导致“下一个就是我”的误伤，这一点令人十分担心。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7～10题。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被扫掉了，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7.你怎样理解“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
8.“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这几句话，是作者在送出小狗之后的深深自责，反映了作者怎样的思想品质？
9.在送走小狗包弟后，作者的内心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这个心理变化说明了什么？
10.在选文中，作者深切怀念逝去的爱人，真切忏悔自己对包弟的残酷，作者这样坦陈心迹：“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作者为什么受“熬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1～14题。
巴金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①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里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②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会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③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④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德道、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法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
⑤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人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⑥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的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⑦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⑧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给我的大哥看。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节选自《巴金自传》，文章略有改动）
11.下列对文章信息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A.作者出生在富裕家庭，亲眼看到了老百姓的生活境况，看到了社会的黑暗，萌发了救人、救世、救自己的思想。
B.先贤祠旁边的生活经历，激发了作者写作的热情，写出了第一部小说《灭亡》。
C.巴金坐监牢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
D.叶圣陶慧眼识才，对巴金顺利走上文坛给予了帮助。
E.巴金从小就喜欢小说，写了五十年后，最终才成为小说家。
12.文中对一九二七年巴黎拉丁区居住环境的描写有什么作用?
13.作者说：“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心上的疙瘩”指第④段中的哪句话?这个疙瘩后来是怎样解开的?
14.作者在第④段中说“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接着又说“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但事实上巴金的文学创作不仅拯救了自己，也确实起到了“救人救世”的作用。结合巴金的经历，谈谈你对“救自己”与“救世界”的关系的理解。
15.请根据所给材料，把下列两个语句补充完整。要求对材料内容进行概括。
地震、风灾、冰灾、海啸等灾难的发生，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类可以在灾难面前万众一心、积极应对，而不是畏惧退缩、怨天尤人。
我们不能选择 ，但我们能够选择 。
16.巴金生前曾提出一个愿望，希望建立一个“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如今，“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已经在汕头市变为现实。如果“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要征集一句话的“文化大革命”警示语，你怎么写呢？（要求用对比的手法）
参考答案
1.C（A.荫yìn庇；B.堕duò入；D.解剖pōu。）
2.A（B.人才辈出；C.委曲求全；D.甘之如饴。）
3.C（A.不合语境。危言危行：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危，高耸的样子，引申为端正。B.不合语境、搭配不当。求全责备：苛责别人，要求完美无缺。且该成语不能带宾语。D.使用对象错误。 出神入化：形容技艺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4.A（惠赠：用于对方对自己的赠送行动；敬赠：用于自己对别人的赠送行动。未免：表示前面所说的情况不合适，或对前面所说的情况不以为然，含有委婉批评的意味；不免：表示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而不能避免某种消极的结果。“科尔曼年轻气盛”正是“老练不够”的原因，此处是对科尔曼进行客观评价，没有批评的语气，故用“不免”。“何况”可用于反问，“况且”不能。）
5.B（A.“加快”与“规模”搭配不当；C.“萋萋”形容草长得茂盛，与“冬天”“枯草”矛盾；D.语序不当，前后两个句子的主语一致时，关联词放在主语后面，故应把“虽然”放在“他们”后面。）
6.A（B.问号改逗号；C. “近墨者黑”后的句号移到单引号外；D.“情绪”后的冒号有提示下文作用，“误伤”后的逗号改为句号。）
7.送走包弟后“我”心里不仅没有感到轻松，反而由于羞耻和歉疚心不得安。
8.短短几句话，有超人的勇气，不但体现了作者的诚实，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作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对历史、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
9.（1）轻松—沉重—自责。（2）轻松：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把“包袱”送出去了，心里感到了轻松（“轻松”是正常人的感觉）。沉重：良心的自我发现，对自己“出卖”“背叛”包弟、对自己的懦弱感到羞耻。自责：不能保护小狗包弟，对小狗的深重的悲悯、歉疚和忏悔之情。（3）这个心理变化表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首先说明作者勇于解剖自己，然后说明作者所处的时代缺少温情，缺少人性，充斥着残暴、淫威。甩掉了包弟的轻松与良心的沉重这一对矛盾，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的担忧。作者是在解剖自己，更是在解剖社会。
10.因为作者所受的是漫长的精神折磨。失去的永远失去了，面对黑暗，作者不能奋笔揭露痛击，却还要承受良心的谴责。社会缺少人性，自己的人格受辱，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能不感到心在受熬煎呢？
11.CE（C.原文是说巴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此处的“监牢”是抽象的，精神上的，非现实的。另外，此项因此说巴金“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错。E.此项中说巴金“写了五十年后，最终才成为小说家”，与事实不符。）
12.运用了烘托（或“衬托”）手法，以冷清、凄凉的环境描写烘托巴金内心的寂寞，表现其当时的绝望和痛苦。（从表现手法、环境特点及效果等角度回答。）
13.①“心上的疙瘩”指第④段中的“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法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②巴黎援救意大利工人的运动进一步唤起了巴金斗争的愿望与热情；樊宰底说出了巴金心里的话，让巴金看到了斗争的方向；樊宰底的回信直接促使巴金开始写作。
14.示例一：只有拯救自己，才能拯救世界：巴金走出了富裕的家庭，走向了寻求拯救自我灵魂的道路，使得自己不断思考、不断改变，理性地用自己的激情完善了自我，成就了自我；在“救自己”的过程中，巴金也用文学唤醒了一批又一批中国民众，让他们认识到了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毒害。
示例二：有拯救世界的理想才能有拯救自己的具体行为：巴金正是因为有拯救长期被封建礼教戕害的中国民众的宏伟志向，才有了走出富裕家庭、走出国门的实际行动，去寻求自身的革新；而在实现“救世界”的理想的过程中，巴金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完成了自我灵魂的拯救。（观点明确，结合文本，言之成理即可。）
15.示例：要不要灾难 对待灾难的态度
16.示例：（1）错误可以被宽恕，历史不可被忘却。
（2）忘记，意味着背叛；铭记，昭示着新生！
课件19张PPT。小狗包弟学习目标：
第8课 1.了解“文革”的有关背景，领悟“文革”对人的精神伤害之深。
2.把握情节，分析作者对小狗包弟的感情变化，感受作家严于解剖自己的伟大人格。
3.学习文章以小见大的构思技巧，探究文章的思想价值和巴金作品在当代的阅读价值。 重点难点1.把握情节，分析作者对小狗包弟的感情变化，感受作家严于解剖自己的伟大人格。
2.学习文章以小见大的构思技巧，探究文章的思想价值和巴金作品在当代的阅读价值。导入 巴金先生走过了101个春秋，他参与、见证并记录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却始终有着青春般的激情和赤子之心；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荣誉无数；他用浩瀚的文字让人感悟文学的真谛和高尚的情操。然而也有人说，巴金老人是二十世纪活得最苦的人。为什么呢？让我们从《小狗包弟》这篇散文中寻找答案。检查预习课堂学习
预习答案课堂学习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走近一个忏悔的灵魂
1.快速阅读文章，看看文章可分为几部分，指出哪些内容是开端，哪些内容是发展、结局和尾声。提示: 楔子（第1段）——艺术家与狗的故事
开端（第2段）——包弟来历
发展（第3~6段）——七年相处
结局（第7~9段）——一朝离别
尾声（第10~13段）——真心忏悔课堂学习品读·探究2.快速阅读课文2~5段，找出描写包弟的句子（正面、侧面描写）。
思考：在作者笔下，小狗包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课堂学习品读·探究提示：正面描写：第2段“狗来了……不停地作揖”；第3段“它不咬人……引得客人发笑”。侧面描写：第3段写拍摄包弟的镜头、日本作家由起女士对包弟念念不忘；第4段写萧珊外出吃饭讨骨头喂包弟；第5段“听妹妹们说……等候我们出来”。
小狗形象：可爱、聪明，有情义、通人性。3.快速阅读第7~9段。
思考：如此可爱的小狗，“我”为什么要舍弃它？课堂学习品读·探究提示：小狗成为“包袱”，作者自身难保。4.快速阅读课文10~13段。
思考：
（1）送走小狗包弟后，作者的内心是如何变化的？
（2）作者为什么会感到轻松？
（3）作者为什么又会感到沉重？
（4）这种包袱使作者不断自我谴责，请找一下，哪一句
话是表明作者的自责的。课堂学习品读·探究（1）送走小狗包弟后，作者的内心是如何变化的？
提示：轻松——沉重——自责。
（2）作者为什么会感到轻松？
提示：“包袱”解除了。从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开始，小狗包弟就成了作者全家人的一个包袱，使他们整日生活在胆战心惊当中，害怕小狗包弟会给他们带来灾难，如今包弟被送走了，没有包袱了，自然而然就轻松了。课堂学习答案提示（3）作者为什么又会感到沉重？
提示：作者想到了解剖台上的小狗包弟的惨象，进而想到为了自保，自己将相处了七年、有着深厚情谊的包弟牺牲掉，心中便产生了深深的愧疚，这种内心的煎熬使他又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
（4）这种包袱使作者不断自我谴责，请找一下，哪一句话是表明作者的自责的。
提示：“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不能原谅自己！”课堂学习答案提示5.第11段写的是庭院景观的变化，有没有跑题？“满园的创伤”指的是什么？又是什么在熬煎着作者的心？熬煎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 课堂学习品读·探究课堂学习提示：表面上写的是庭院景观的变化，实际上是以景衬情，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怀念与歉疚。“满园的创伤”指庭院面目全非、“文革”带来的创伤（失去了包弟，失去了妻子）。对妻子的歉疚煎熬着作者的心。文中说是在“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的时候，事实上，这种熬煎永远不会停止。这也正是巴金活得最苦的原因。作者在“文革”中作为主人失去了包弟，作为丈夫失去了妻子，作为本应受全社会尊重的作家受到了迫害，理应猛烈地控诉那个时代，但作者没有选择金刚怒目式的声讨批判，而是对自己迫不得已的行为进行忏悔。这种自我解剖比其他方式更有震撼心灵的力量，是自我反省，呼唤良知、人性的最深刻的范例。
6.总结“我”的感情脉络。课堂学习品读·探究提示：伤感（艺术家与狗的故事）——欢快（与包弟亲密接触）——忧虑（不知如何安排包弟）——轻松（送走了包弟）——沉重（送走之后心不得安）——自责（至今心不得安）1.小狗包弟为什么一定要被送走？课堂学习深入探究提示：它是日本种的小狗，旧主人又是瑞典人，在那个年代，养一条宠物狗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行为，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同时我们再联系前面的艺术家获罪的原因（“里通外国”），以及小狗包弟的这种特殊身份，当时那种人人自危、人人力求自保的社会现实，注定了小狗包弟悲剧性的命运——一定会被遗弃。2.关于巴金的内心斗争与熬煎如何理解？（“轻松”与“沉重”的矛盾）课堂学习深入探究提示： “包袱”解除了，包弟送走了，自然而然地就轻松了。但是当作者想到了解剖台上的小狗包弟的惨象，进而想到为了自保，将相处了七年，有着深厚情谊的包弟牺牲掉，心中便产生了深深的愧疚，这种内心的熬煎使他又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这个心理变化表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首先说明作者勇于解剖自己，其次说明所处的时代缺少温情，缺少人性，充斥着残暴、淫威。自己甩掉了包弟的轻松与良心的沉重这一对矛盾，表现了对社会的担忧。作者在解剖自己，更是在解剖社会。
3.对于作者为了自保而放弃小狗包弟的行为，我们该如何看？课堂学习深入探究提示： （1）可以理解，因为小狗和“我”的家人的生命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2）无法原谅，因为小狗也是一个生命。持后一种观点的同学说明他们是非观念比较重，也说明我们的思想已经进步了很多，能从小狗的立场出发，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而持前一种观点的同学说明他们比较善解人意，能从作者的立场出发。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说明作者放弃小狗是迫不得已的，而且作者为自己在当时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的小事而忏悔了十几年，可见作者的良心所在。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人都责怪“文革”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伤害，却没有人敢站出来反思自己，而作为“文革”受害者的近八十岁的老人却可以站出来，为自己的行为而忏悔，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量！
课堂小结 本文是《随想录》中的名篇，写作者家中的一条可爱的小狗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具有唤醒人心的作用。本文按“自然流”来叙事抒情。故事进展自然顺畅，语言朴素自然，全无刀斧雕琢痕迹。自然之中又有潜藏的起伏跌宕，而绝非完全的平直板滞。如，开篇讲述一位艺术家与狗的故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必有深意；全篇写哪些事，哪些事详写，哪些事略写，哪里发议论抒真情，文章的着力点定于何处，文章的感情基调是什么，等等，都需要写前斟酌。本文发表之后多得评论家欣赏，主要是它的内容的深刻和形式的巧构吸引了大众关注的目光。
?
?? 布置作业
1.完成“研讨与练习”一、二题。
2.完成【全解学案版】本课“知能提升训练”。
第8课 小狗包弟
本文故事虽小，意义却很深广：让人看到“文化大革命”对人的精神的伤害之深；看到一个知名作家真诚地解剖自己；看到一个不合理的时代的结束，一个理性的合乎人性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些思想价值学生未必都能想到，这需要教师的诱导启发，也需要设置重点问题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体会探究、发现的乐趣。在课堂教学模式上，采用“学案导学”的基本模式，即“基础知识积累——自主探究——合作释疑——巩固检测”模式。
1.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背景，领悟“文化大革命”对人的精神的伤害之深。
2.把握情节，分析作者对小狗包弟的感情变化，感受作家勇于解剖自己的伟大人格。
3.学习文章以小见大的构思技巧，探究文章的思想价值和巴金作品在当代的阅读价值。
1课时
课前活动区
1.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租赁（ ） 解剖（ ） 吠叫（ ） 堕入（ ） 忏悔（ ） 驾驭（ ）
一撮灰（ ） 作揖（ ）
2.给下列字组词。
撕（ ） 堕（ ） 茵（ ） 蛾（ ） 揖（ ） 葺（ ）
厮（ ） 坠（ ） 荫（ ） 娥（ ） 辑（ ） 茸（ ）
缉（ ）
3.词语填空。
（1）他插队三年， 到水库工地劳动了半年。（期间/其间）
（2）韩国超人气偶像李俊基2月4日下午14时独家 新浪网聊天，谈他的首次中国行心得、成名历程及种种网友们想知道、所关心的事情。（作客/做客）
（3）制造新的宇宙飞行航天器既是 也是 ，因为那里的风险太大，参与人员必须有大无畏精神。（实验/试验）
（4）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 我的意见。（接受/接收）
（5）对于连年的混乱，他确实是十分 了的。（厌倦/厌恶）
4.文学常识填空。
巴金，原名 ，著有“爱情三部曲”（ 、 、 ）和“激流三部曲”（ 、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带病写“随时随地的感想”，后辑成 一书，被誉为中国当代散文作品的“里程碑”。
5.搜索历史上伟人自我反省和忏悔的事例。
6.访问身边70岁左右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或身边年长的家长），了解“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人际关系情况，并做好访谈记录。通过网络等手段查阅整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巴金及其作品的有关材料。
课堂活动区
一、整体感知。
（一）快速阅读文章，看看文章可分为几部分，指出哪些内容是开端，哪些内容是发展、结局和尾声。
（二）感受作者的心路历程。
1.快速阅读第2~5段，找出描写包弟的句子（正面、侧面描写）。思考：在作者笔下，小狗包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2.快速阅读第7~9段，思考：如此可爱的小狗，“我”为什么要舍弃它？
3.快速阅读第10~13段，思考：
（1）送走小狗包弟后，作者的内心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
（2）作者为什么会感到轻松？
（3）他为什么又会感到沉重？
（4）这种包袱使作者不断地自我谴责，请大家找一下，哪一句话是表明作者的自责的？
（5）第11段写的是庭院景观的变化，有没有跑题？“满园的创伤”指的是什么？又是什么在熬煎着作者的心？熬煎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
4.总结“我”的感情脉络。
二、问题探究。
1.小狗包弟为什么一定要被送走？
2.关于巴金的内心斗争与熬煎应如何理解？（“轻松”与“沉重”的矛盾）
3.对于作者为了自保而放弃小狗包弟的行为，我们该如何看？
课堂小结
我的收获：
我的疑惑：
布置作业
1.完成“研讨与练习”一、二题。
2.完成“本课测评方案”（全解学案版本课“知能提升训练”）。
第8课 小狗包弟
课文相关资料
1.巴金自白——我在“文革”中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这十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 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一九七○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一九七○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要马上交卷，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决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袁”，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了，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一九四一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炼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作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六月中旬
近来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这年六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
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办公。这次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内心空虚得很。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停，然而参加 “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加害怕，可以说是已经自己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万万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组学习，十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噤。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画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
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看，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存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脑子比较清醒了。
“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 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以群死了，对罗荪的批判照常进行。机关的革命派动员我写揭发罗荪的材料，创作组的头头也要我写揭发孔罗荪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不会编造，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满意。压力越来越大，攻击我的大字报渐渐地多了起来。作家中王西彦是最先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后来说：“我一觉醒来，才知道已经给市长点了名成了反革命。”吴强和魏金枝先后被赶出创作组，师陀接着也靠了边。我还在挣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机关，创作组只到了柯灵、白危和我三个，有人告诉我们，别人都有事，要我们到资料室找个地方自学。以后我们三个人，就脱离了创作组在资料室二楼自学。说是自学，也无非写点交代、检查。
形势越来越紧，我也看得出来对我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还在安慰自己：组织上对待我跟对待师陀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学习的地方在食堂，每天还得做点轻微的劳动。但是过了几天柯灵就给电影厂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还在资料室学习。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来通知我说我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我采取行动，于是开始了第一次的抄家。这次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来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们家吃饭，饭菜由里委会送来）。后来听人说：“这次抄家还是保护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带些封条来。”原来还有所谓“毁灭性的抄家”，就是将你家里一切坛坛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扫地出门。我们机关害怕外面有人“趁火打劫”或者搞“毁灭性的抄家”，便先动手将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临走时革命派还贴了一张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在我家门廊的入口处，一位头头威胁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交代，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门口贴上这样一张大字报，过路人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了。我想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的。我对自己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然而我还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经落水，还想抓住一块希望的木板游到岸边。其实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批斗了，不但跟他们没有区别，而且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时期白天在机关，我一天几次给外地串连的学生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在家还要应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学生，请求他们不要撕掉书橱上贴的封条，拿走书或别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我给揪到工厂、农村、学校去游斗，又有一个时期我被带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后让“四人帮”的六个爪牙用他们的名义给我戴上无形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文件上所谓“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夜之间以“旗手”为首的帮伙们全给抓起来，关进牢房，我就真会永远不见天日了。
我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回忆录，并不想在这里多写详情细节。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两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陈同生和金仲华，我今天还感到痛心。我六六年开过亚非作家会议回到上海还和他们几次交谈，他们给过我安慰和鼓励。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的家离我住处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死亡的日期。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8 旬老母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陈同生据说伏在煤气灶上死去，因此断定他“自尽身亡”。可是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怎么能去开煤气灶？而且，他死前不久还写信告诉熟人说明自己决不自杀。过了十八年，连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连这个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说是为死者平反昭雪，难道不就是让亡灵含恨九泉？！
万幸我总算熬过来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难过，然而在人世间我留恋很多，许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决定要尽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说是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过去我的说法有些夸张，我从小就不喜欢形式主义，我举手高呼“万万岁！”也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比我小十三岁的萧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含着泪跟我分离。
整整过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但是二十年来一直没弄清楚的那些疑问，我总得为它们找到一两个解答。否则要是我在泉下遇见萧珊，我用什么话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断地想，我仿佛又给扔在油锅里用烈火熬煎。尽管痛苦难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汤的作用了，虽然记忆力衰退，可我的脑子并不糊涂，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回到机关参加“运动”，当时我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国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宪法，我的公民的权利应当受到宪法的保障，这宪法是全体代表投票通过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连几张大字报也比不上。二十年前我就是这样走进“牛棚”的，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尽管那些年我受尽侮辱，受够折磨，但我还是不能不责备自己为什么不用脑子思考？！作为知识分子，我的知识表现在什么地方？“四人帮”称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唯唯诺诺，早把“学术”抛在脑后了！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没有人愿意在我们国家里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让大家都牢牢记住那十年中间出现的大小事情。最好的办法我看只有一个：创办“文革”博物馆。
六月十九日
2.评巴金
“作家的楷模，人民的良心”——中国作协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巴金
读过《随想录》的人们都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出国自由，生活享受以及心情的欢悦，只要能追求的似乎都是合理的，人人都轻松自如。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多么的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陈思和学术随笔集《黑水斋漫笔》
身处逆境时,对灵魂与人生进行一些思索和拷问,是可能的;有过恶行者,当遭受命运的惩罚时,对自己所为进行一些反省与诘问,也是自然的。而巴金先生,年届八旬,地位显赫,又是一个浩劫中的被迫害者,且身处一种全民族的控诉氛围中——在这氛围里,几乎人人都说自己是一个冤屈者受难者——他却出来拷问灵魂,反省自己,这不仅表现为思想和情感境界的超越,也体现了他对那场浩劫认知的深度。他的深刻认知和情感的超越,既属于个人,又属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巴金老是期待自己“生命开花”,而《随想录》等,正是他在晚年盛开的生命之花。人到晚年,人到显赫,还有思想之花盛开,这是一个人的幸运,也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因此,巴金先生,我们真的为他感到骄傲。——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随想录》）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的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也体现了一个老人真率坦诚和天真的性格。——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事实胜于雄辩。巴金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正如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所说的：“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我每天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什么……”“文革”后，巴金写《随想录》，痛苦地解剖自己，他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要多说真话。他说：“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说得多好。——冯沛龄（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