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秋高中语文第五单元群文阅读使命与抱负课件部编版必修下册(共41张PPT)

(共41张PPT)
群文阅读
使命与抱负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期青年要立长志,而不是常立志,一旦坚定了自身志向,就应该有只顾一路风雨兼程的勇气。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进行了努力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钱伟长:科学巨子　传奇人生
1931年9月,清华大学招入了一批新学生。其中有一个瘦小的戴眼镜的无锡人。这位新生中文和历史拿了满分,理科却几乎是零分。他就是钱伟长。
清华的招生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我写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赋。”钱伟长回忆说,“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后来他给了100分。”历史考题更奇怪:二十四史都有哪些;作者是谁;各有多少卷;注释者是谁。钱伟长答得分毫不差,又是一个满分。可是,19岁的钱伟长对理科却十分陌生,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通过了清华的考试。他听从四叔钱穆的建议,选择就读清华历史系。但是第二天钱伟长就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也改变了一生的走
向。这一天,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而南京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说中国战则必败,因为日本人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就火了,”钱伟长回忆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要学造飞机大炮。”起初,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根本不收他,经他软磨硬泡才勉强同意,但只能试学一段时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他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钱伟长的物理及格了。毕业时,他是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1939年,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会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是英国人安排的行程,先让公费生们在上海等着。当得知所乘船只要经过日本,让他们在横滨逗留3天后再起程时,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有损国格,于是他们全体愤然离船,大家一齐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英国人道歉说“不知道你们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1940年9月,钱伟长第三次出发,终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始了艰辛的留学生涯。三年后,钱伟长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后来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成长为引人瞩目的一颗科学新星。
1946年5月,正当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必要的书籍,从洛杉矶返回清华。当时中国处在内战时期,清华的教授生活都非常苦。这时,一个老朋友从美国回到北京看望他。老朋友觉得钱伟长的生活太困难了,告诉他美国仍然欢迎他回去工作,还可以把全家一起带去。但在办理签证手续的时候,当中有一栏:“如果中美交战,你能不能站在美国一边 ”他的答案是“NO”,毅然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1957年6月,钱伟长被划为“右派”,并被撤销一切职务。从被打成“右派”到1966年的9年间,他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1968年,这位56岁的科学家又被下放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炉前工很苦,用的铁棒足有52公斤重,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钱伟长同样也拿不起来,但他发挥了自己懂力学的优势,把铁棒的一头放在一个和炉子一样高度的铁架子上,再去另一头把铁棒按下去,这样就拿起来了。工人们试了后都说好,于是就在10个炉子前都做了铁架
子,钱伟长一时成了发明家。“我回国以后,干过十几桩事情,”钱伟长说,“奇奇怪怪的专业,所以有人骂钱伟长是万能科学家。我不理。”他的研究项目五花八门。“我觉得国家需要的,我都干。”他总结道,“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1983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后来的上海大学),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他提出要拆除“四堵墙”: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师生之间的墙,科系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1992年,钱伟长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几年内竟风行全国。钱伟长成为众多学者的楷模。他的原则只有一个:“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需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摘编自崔钟雷《心中的梦——梦想》,
哈尔滨出版社2011年版)
赏析:在钱伟长看来,“万能科学家”是别人对自己学无专攻、涉猎太广的批评之词。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一切研究目的是解决问题,服从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需要。这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令人敬佩。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马克思
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 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 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
伟大的东西是光辉的,光辉则引起虚荣心,而虚荣心容易给人以鼓舞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鼓舞的东西。但是,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的人,理智已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任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它。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
但是,不只是虚荣心能够引起对这种或那种职业突然的热情。也许,我们自己也会用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人生所能提供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分量,即它让我们承担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然而从远处观察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理智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它既不是依靠经验,也不是依靠深入的观察,而是被感情欺骗,受幻想所蒙蔽。然而,我们的目光应该投向哪里呢 在我们丧失理智的地方,谁来支持我们呢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的辛酸。——我们的心这样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通过冷静的研究,认清了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分量,了解它的困难以后,我们仍然对它充满热情,我们仍然爱它,觉得自己适合它,那时我们就应该选择它,那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骗,也不会仓促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权利。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松软的废墟上,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但是,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 因为,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且工作起来也很少乐趣。但是,为了恪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并对自己说,我们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妄自菲薄。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 还有比这更难于靠外界的赐予来补偿的感情吗 妄自菲薄是一条毒蛇,它永远啮噬着我们的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周密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到外界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能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
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贵的职业,但总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使我们感到压抑。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以自我欺骗来解救又是多么的糟糕!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本身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居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卡尔·马克思写于1835年8月12日
(选自贾玉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有删改)
赏析:为人类服务,这是少年马克思的崇高理想,也是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中所阐述的主要思想。在漫长的斗争岁月中,他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少年时代的誓言,并用一生来实践这一誓言。
李大钊与他的“青春中华”
蔡如鹏
1916年5月,年仅27岁的李大钊在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后,从日本回到祖国。为了进一步施展政治抱负,在反袁斗争中威望空前提高的原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和蒲殿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邀请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担任编辑部主任。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第一份《晨钟报》面世。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以下称《<晨钟>之使命》)一文。李大钊在文中向国人第一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张——创造青春之中华。他说,《晨钟报》的使命就是“青春中华之创造”。这是他当时的理想,也是他对国人,首先是对青年的号召。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
《<晨钟>之使命》一文是李大钊第一次正式地向社会提出他的“青春中华”宣言,正式向青年发出奋起自觉的呼唤。随后,他又陆续在《晨钟报》发表了10余篇短文,大多是围绕激发青年这一主题的。
但李大钊阐述“青春中华”思想最早的文章,却不是《<晨钟>之使命》,而是另一篇完成更早并且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经典之作《青春》。
《青春》一文最早发表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写作《青春》时,李大钊虽远在日本,但一直非常关心国内的斗争局势。在反袁斗争的高潮期,他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坚信一定会胜利。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中华这个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巍然屹立了几千年,创造了罕有的人类文明,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到了今天,它“衰老”了,“僵化”了,被以前的文明束缚,背上了包袱。他号召青年勇往奋进,与旧传统割裂,去创造理想的中华。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领着一个高个子青年来到位于红楼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通过交谈,李大钊觉得这个青年言谈、见识非同一般,就安排他当助理员。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想找名流请教。当时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李大钊,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的时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多年后的1949年,中央领导机关自西柏坡进入北平,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30年前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一直被认为是青年的挚友和导师。在《青春》一文中,李大钊说,能够担负再造青春中国重任的必定是青年,因为只有青年才具有青春的活力。他认为:青年一方面应当不断摆脱已成的各种观念的束缚影响,每天都保持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另一方面应当放弃对金钱、权力的追求,摆脱机械生活的负担。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有“回天再造之精神”,有“拔山盖世之气魄”。
李大钊一生清廉。北京大学当时规定,教授每月“初级为240元,随后可以加到280元”。这样的待遇,按当时普通生活标准,至少可以供养四五十口人。但是李大钊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生活十分简朴。省下来的钱大部分用于活动经费,或是接济贫困学生。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常为生活费发愁。最后,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关照会计科说: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免得李家“难为无米之炊”。
李大钊早年就读于袁世凯创办的北洋法政学堂,一度拥护袁世凯,后来信奉过康梁的改良主义。到日本留学后,由于结识了章士钊等人,受其影响很大,转而支持革命民主主义。回国后又追随陈独秀、胡适,从事新文化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率先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一个人身上连贯地反映了20多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和主要社会思潮的变迁。
李大钊一生朋友很多,论敌、政敌亦不少。然而,他的论敌可以攻击他的信仰、言论、文章,但不会攻击他的人品;他的政敌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不敢攻击他的人格。胡乔木评价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完人”。
(有删改)
赏析:本文高度赞扬了李大钊征服世人的伟大的人格人品:他思想解放,追求进步,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他无畏困难和艰险,勇于牺牲;他乐于奉献,关心青年,爱护青年……在李大钊的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责任和担当。
禀　父　书
方声洞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
儿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禀告大人,实为大罪,故临死特将其就死之原因,为大人陈之。窃自满洲入关以来,凌辱我汉人,无所不至。迄于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祸,已在目前,满洲政府犹不愿实心改良政治,以图强盛;仅以预备立宪之空名,炫惑内外之观听,必欲断送土地于外人,然后始大快于其心。是以满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免于危亡。故欲保全国土,必自驱满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儿蓄此志已久,只以时机未至,故隐忍未发。迩者海内外诸同志共谋起义,以扑满政府,以救
祖国。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者,故临死不敢不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我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竭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谓保身家也。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从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幸有涛兄及诸孙在,则儿或可稍安于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后,切不可过于伤心,以碍福体,则儿罪更大矣。幸谅之。兹附上致颖媳信一通,俟其到汉时面交。并祈得书时即遣人赴日本接其归国。因彼一人在东,无人照料,种种不妥也。如能早归,以尽子媳之职,或能轻儿不孝之罪。临死不尽所言,惟祈大人善保玉体,以慰儿于地下。旭孙将来长成,乞善导其爱国之精神。临书不胜企祷之至。敬请万福金安。儿声洞赴义前一日,禀于广州城。
家中诸大人及诸兄弟姐妹,诸嫂,诸侄儿女,诸亲戚,统此告别。
赏析:方声洞,近代民主革命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曾任同盟会福建支部部长等职,1911年4月27日参加黄花岗起义并壮烈牺牲。《禀父书》是方声洞在起义前写给父亲的绝笔信。“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这铿锵有力的话语,道出了作者甘愿为国为民牺牲的高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