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统编版（部编版）必修 下册第八单元15.2答司马谏议书课件(共27张PPT)

(共27张PPT)
第八单元
答司马谏议书
预 习 梳 理 与 积 累
研 习 讨 论 与 鉴 赏
预 习 梳 理 与 积 累
预习助读
【认识作者】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文集今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两种。
【了解背景】
这篇文章选自《临川先生文集》,是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信。司马光,字君实,时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实行新法。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多次写信给王安石,要他停止变法。王安石这封信,是针对司马光熙宁三年(1070)二月一封长达三千余字、全面攻击新法的来信的回复。
知识积累
1.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2.解释下列加点的词
(1)通假字
(2)一词多义
(3)词类活用
(4)重要虚词
3.特殊句式
(1)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判断句 )
(2)终必不蒙见察( 被动句 )
(3)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 介词结构后置 )
(4)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宾语前置 )
研 习 讨 论 与 鉴 赏
问题研讨
【任务一】 把握本文的观点态度
1.阅读文章第1段,说说本段的行文思路。
参考答案:第1段阐明回信的原因和目的。第一句“昨日蒙教”是书信的礼貌用语,继而“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既是书信常见的情感用语,也是王安石、司马光私交的真实反映,可谓一言动情,一语暖心。
下句“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则直接点明“议事每不合”是由于政治见解或治国方略“多异”之故,直陈分歧所在,彰显君子坦荡气度。同时又包含另一层意思:考虑“所操之术多异”,“虽欲强聒”,也一定得不到理解,故此前只是简要回复,不做一一辩解;但现在因为司马光的反复来信,所以要详加解释。言辞诚恳而理性,心胸坦荡而率性。
2.第2段中说:“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这封信看,作者和司马光之间对哪些“名实”的看法存在分歧
参考答案:“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
【任务二】 学习本文的说理艺术
1.作者引用盘庚迁都的例子是为了论证什么
参考答案:盘庚迁都这个例子涉及的对象,正是司马光指摘作者经常提及的“先王”。盘庚迁都,反对者既有“民”也有“士大夫”。这种情况,与现在改革遭遇到的阻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盘庚“度义而后动”,无“可悔”。这里的潜台词就再豁显不过了:当年的盘庚尚且没有退缩,当下的改革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充分表明了自己不会为怨诽之多而退缩的坚定态度,体现出一名改革家的刚毅不屈的精神意志。
2.针对司马光对变法的指责,王安石是怎样回答的
参考答案:王安石主要针对司马光来信中提出的有关变法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责难一一驳斥,进而为自己辩明。在驳斥前,他先提及一个双方均认可的道理——“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再摆出司马光在长信中所指出的实施新法的大弊端,即所要驳的谬论;然后逐一分析所谓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为己辩明,进而针锋相对而又入情入理地驳斥了对方的观点。结论同中有变,对“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驳斥,分别以“不为侵官”“不为生事” “不为征利”“不为拒谏”这样不容置疑的判断句作结,最后对“致怨”的驳斥,则采用不屑一顾的态度,此处无声胜有声。
课堂活动
《谏太宗十思疏》与《答司马谏议书》两篇文章一为写给皇帝的奏疏,一为写给保守派的回信,各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主张 结合历史背景和课文内容,谈谈两篇文章提出这种观点主张的原因分别是什么。
参考答案:观点主张:《谏太宗十思疏》意在劝谏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答司马谏议书》作者针对司马光所指责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逐一作了反驳,批评了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原因:(1)随着国家稳固,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为此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了“为国者当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张。(2)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王安石为了改变这一现象,积极推行变法,却遭到保守派的责难,在此情况下他写下《答司马谏议书》表明了变法的初衷和坚持变法的决心。
整合建构
【思路整合】
【审美鉴赏】
《答司马谏议书》的写作特色
1.行文简洁,结构严谨。
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的责难进行
驳斥,只驳,不涉及私人意气;语言柔中带刚,态度委婉而坚决。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说理透彻,言简意明,堪称古代政论文的典范。
2.立论和批驳结合。
在文章第2段,作者立论和批驳结合,先立后破。先立的是“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名正,才能言说顺畅,行事通达。但是,立场角度不同,对同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这样的立,是抓住问题本质的高屋建瓴的立,从而避免陷入纠缠表面现象和具体事实而易使自己陷于琐碎辩解的不利处境。有了这样的立,就有了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基础,从而为变法正名。有了这样的“先立”的正“名”,下文对守旧主张加在变法运动上的种种罪名的驳斥,也便有了稳固的逻辑支点。
接下来,先破“侵官”。作者指出,“受命于人主”而决定变法,“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而制定新法,“授之于有司”而执行新法。这一“受”、一“议”、一“授”,梳理出了决定变法、制定新法、执行新法的“名正言顺”。这里,不仅强调了受命于人主的名分亦即正当性,更强调了议定法度的过程的正当性,表明变法绝非一人独断,更非一意孤行。这样的正名,有效避免了纠缠于枝节问题,而让“侵官”之说不攻自破。
次破“生事”。“举先王之政”,遵循古代先王圣君的德政,是变法的根据和出发点,也是“兴利除弊”的保证。这样的“实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当然不能称之为“生事扰民”。
再破“征利”。“为天下理财”,保证了“征利”出发点根本上的正确性。这样“为天下”的实事,怎能说是“征利”
前三处先行立论的出发点,依次是人主、先王和天下,由此出发点展开的批驳也就自然理据充足,令人信服。这三个出发点,也正是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责难作者的基本根据。
然后破“拒谏”。有了上述三点的辩驳,“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也就自然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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