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单元本单元综合与测试群文阅读课件(共66张PPT)统编版（部编版）选择性必修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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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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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太多的疑问需要探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科学探索的道路是曲折的,过程是辛苦的,但人们对真理的探寻却一直没有停止,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科学精神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大胆地怀疑和批判,对未知领域勇敢地探索和开拓,为追求和捍卫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它以人格化的形式体现于科学家群体中,成为社会的理想、信念、道德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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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
一
今日我感觉莫大的光荣,得有机会在一个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科学社的年会来讲演。但我又非常惭愧而且惶恐,像我这样对于科学完全门外汉的人,怎样配在此讲演呢 这个讲题——《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讲的。我记得科举时代的笑话:有些不通秀才去应
考,罚他先饮三斗墨汁,预备倒吊着滴些墨点出来。我今天这本考卷,只算倒吊着滴墨汁,明知一定见笑大方,但是句句话都是表示我们门外汉对于门内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羡、如何崇敬、如何爱恋的一片诚意。我希望国内不懂科学的人或是素来看轻科学、讨厌科学的人,听我这番话得多少觉悟,那么,便算我个人对于本社一点贡献了。
近百年来科学的收获如此其丰富:我们不是鸟,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诸如此类,哪一件不是受科学之赐 任凭怎么顽固的人,谅来“科学无用”这句话,再不会出诸口了。然而中国为什么直到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 直到今日依然成为“非科学的国民”呢 我想,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
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因为这种故见横亘在胸中,所以从郭筠仙、张香
涛这班提倡新学的先辈起,都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话,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句话现在虽然没有从前那么时髦了,但因为话里的精神和中国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话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为变相的存在。老先生们不用说了,就算这几年所谓新思潮、所谓新文化运动,不是大家都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 试检查一检查它的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它起个名字,叫作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
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它起个名字,叫作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至于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试问有几个人肯去讲求 学校中能够有几处像样子的科学讲座 有了,几个人肯去听 出版界能够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学书,几篇有价值的科学论文 有了,几个人肯去读 我固然不敢说现在青年绝对的没有科学兴味,然而兴味总不如别方面浓。须知,这是积多少年社会心理遗传下来,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做科学的既已不能如别种学问之可以速成,而又不为社会所尊重,谁肯埋头去学它呢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便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学能教人懂化学,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实在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和几何。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
学、物理、几何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做哪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所以五十年前很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近十几年学校里都教的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或者说: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 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大率如此。
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二
科学精神是什么 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作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作科学精神。”这句话要分三层说明:
第一层,求真知识。知识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连动物都有。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一般人对于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为真;但只要用科学精神研究下来,越研究便越觉求真之难。譬如说“孔子是人”,这句话不消研究,
总可以说是真,因为人和非人的分别是很容易看见的。譬如说“老虎是恶兽”,这句话真不真便待考了。欲证明它是真,必要研究兽类具备某种某种性质才算恶,看老虎果曾具备了没有 若说老虎杀人算是恶,为什么人杀老虎不算恶 若说杀同类算是恶,只听见有人杀人,从没听见老虎杀老虎,然则人容或可以叫作恶兽,老虎却绝对不能叫作恶兽了。譬如说“性是善”,或说“性是不善”,这两句话真不真,越发待考了。到底什么叫作“性” 什么叫作“善” 两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
说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说的义理咧、气质咧,闹成一团糟,那便没有标准可以求真了。譬如说“中国现在是共和政治”,这句话便很待考。欲知它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内容弄清楚,看中国和它合不合。譬如说“法国是共和政治”,这句话也待考。欲知它真不真,先要问“法国”这个字所包范围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国,这句话当然不真了。看这几个例,便可以知道,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很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
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杂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种工夫,才许你开口说“某件事物的性质是怎么样”。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知识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关系,否则零头断片的知识全没有用处。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作有系统的知识。系统有二:一竖,二横。横的系统,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说。竖的系统,指事物的因果律——有这件事物,自然会有那件事物;必须有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变化,那件事物便会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变化,这叫作因
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知识的不二法门,因为我们靠它才能因所已知推见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知识进到行为的向导,因为我们预料结果如何,可以选择一个目的做去。虽然,因果是不轻容易谈的:第一,要找得出证据;第二,要说得出理由。因果律虽然不能说都要含有“必然性”,但总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强的“盖然性”,倘若仅属于“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譬如说:“晚上落下去的太阳,明早上一定再会出来。”说:“倘若把水煮过了沸度,它一定会变成蒸汽。”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为我们积千千万万回的经验,却没有
一回例外;而且为什么如此,可以很明白说出理由来。譬如说:“冬间落去的树叶,明年春天还会长出来。”这句话便待考。因为再长出来的并不是这块叶,而且这树也许碰着别的变故再也长不出叶来。譬如说:“西边有虹霓,东边一定有雨。”这句话越发待考。因为虹霓不是雨的原因,它是和雨同一个原因,或者还是雨的结果。翻过来说:“东边有雨,西边一定有虹霓。”这句话也待考。因为雨虽然可以为虹霓的原因,却还须有别的原因凑拢在一处,虹霓才会出来。譬如说:“不孝的人
要着雷打。”这句话便大大待考。因为虽然我们也曾听见某个不孝人着雷,但不过是偶然的一回,许多不孝的人不见得都着雷,许多着雷的东西不见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间有个雷公会专打不孝人,这些理由完全说不出来。譬如说:“人死会变鬼。”这句话越发大大待考。因为从来得不着绝对的证据,而且绝对地说不出理由。譬如说:“治极必乱,乱极必治。”这句话便很要待考。因为我们从中国历史上虽然举出许多前例,但说治极是乱的原因,乱极是治的原因,无论如何,总说不下去。
譬如说:“中国行了联省自治制后,一定会太平。”这话也待考。因为联省自治虽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无奈我们未曾试过。看这些例,便可知我们想应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统的知识,实在不容易。总要积无数的经验——或照原样子继续忠实观察,或用人为的加减改变试验,务找出真凭实据,才能确定此事物与彼事物之关系。这还是第一步。再进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毁,断不止一个原因,知道甲和乙的关系还不够,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关系。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
的关系,便须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关系。不经过这些工夫,贸贸然下一个断案,说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关系,便是武断,便是非科学的。科学家以许多有证据的事实为基础,逐层看出他们的因果关系,发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强盖然性的原则,好像拿许多结实麻绳组织成一张网。这网愈织愈大,渐渐地涵盖到这一组知识的全部,便成了一门科学。这是科学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种新知识,把它传给别人,别人费比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识之全部或一部,同时腾出别的工夫又去发明新知识。如此教学相长,递相传授,文化内容,自然一日一日地扩大。倘若知识不可以教人,无论这项知识怎样的精深博大,也等于“人亡政息”,于社会文化绝无影响。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
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知识扩大之障碍。例如医学,我不敢说中国几千年没有发明,而且我还信得过确有名医,但总没有法传给别人,所以今日的医学,和扁鹊、仓公时代一样,或者还不如。又如修习禅观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圆满庄严,但只好他一个人独享,对于全社会文化竟不发生丝毫关系。中国所有学问的性质,大抵都是如此。这也难怪: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妙手偶得”——本来不是按部就班地循着一条路去得着,何从把一条应循之路指给别人 科学家恰恰相
反,他们一点点知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之如何搜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人;他们主张一件事总要说明理由,理由非能够还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经过的路线,顺次详叙。所以别人读他一部书或听他一回讲义,不唯能够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结果,而且一并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来批评他的错误。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这是科学第三件主要精神。
三
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证:
一、笼统。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哪里,连自己也说不出。
二、武断。立说的人,既不必负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著述,不独违反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既已没有讨论学问的公认标准,虽然判断谬误,也没有人能驳他,谬误便日日侵蚀社会人心。
三、虚伪。武断还是无心的过失。既已容许武断,便也容许虚伪。虚伪有二:一是语句上之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二是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
四、因袭。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所需求而开拓,倒反留着许多沉淀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
五、散失。间有一两位思想伟大的人,对于某种学术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授与人的方法,这种发明,便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所以他的学问,不能成为社会上遗产。
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证,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说!若还舍不得吗 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闭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 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最后还要补几句话:我虽然照董事部指定的这个题目讲演,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
病证,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 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服这剂良药,只怕将来升天成佛,未知谁先谁后哩!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有删改)
我对科学文化与科学精神问题的看法
韩启德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早在1916年,中国科学社的创建人任鸿隽先生就指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竺可桢先生也曾坦言:“科学精神是什么 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样的精神高度,值得我们毕生去追求。追求科学真理,究其根本,是人类求知的本能,是人类对意义的探求。只有保持这种追求,才能产生对科学的激情,才能克服浮躁,专注研究,才能不怕失败,百折不挠。
坚持追求真理为核心的科学精神,需要克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与技术的距离越来越近,对经济和社会活动带来越来越大的直接影响,人们对科学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往往寄予过高的期望,常常过度要求科学获得即时效益,从而妨碍对真理的追求,屏蔽科学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甚至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带来行政对科学的过度干预,造成学术自主的丧失。这是我们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需要注意的另一方面。
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道路曲折复杂,唯有理性才能帮助我们拨云见日,走入自由王国。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实证要求和方法,构成了科学理性的主体。崇尚理性最重要的体现是唯实。科学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能透过表面现象揭示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然而,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中,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还在干扰着一个健康社会的正常发展。如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常常出现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而缺乏事实
根据的报道,发生着太多缺乏理性的“口水仗”;网络成为发泄情绪的场所,理性观点常常遭受“大字报”式的攻讦和扼杀;在我们的学术批评中,富有实证和逻辑的讨论还是没有变成大家乐于参与的习惯和风气。凡此种种,都是与科学理性相悖的。
弘扬科学精神要提倡理性的质疑和批判。质疑是研究的起点,批判是科学的生命,要像赫胥黎所言:“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们要尊重书本上记述的前人的科学成果,但更要相信自己亲自实践中的发现;我们要尊重专家,但没有必要认为他们在任何时候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完全正确和高明,要敢于和权威开展平权的学术争论;我们要广泛汲取信息,但对没有事实根据的谣传,要敢于质疑,善于识别,更不做谣言的传播者。
(有删改)
王希季:中国航天“拓荒者”
甘　晓
2021年7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希季迎来100岁生日。
回首百年人生,主持我国第一枚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研制、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研制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王希季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航天事业的拓荒者。
国家需要,所以我回来了
时间倒回到1950年3月。驶向东方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甲板上,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围在华罗庚教授一家人的身旁,大家的心都一起向着祖国飞去,所有的话题都是回国之后如何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
刚刚获得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的王希季也在其中。
1921年7月26日,王希季出生在云南昆明一个商人家庭。17岁时,王希季以优异成绩被西南联大机械系录取。入学后不久,他就吃了机械工程专家刘仙洲的一个“零蛋”。
在一次测试中,刘仙洲给出题目,要求答案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但是,王希季因为计算尺精度难以达到就忽略了题目要求,计算结果只给出了小数点后两位。尽管解题思路和计算过程都是正确的,但刘仙洲还是毫不留情地给了零分,并教育王希季“搞工程的人必须要零缺陷,如果有缺陷工程就会变成零”。从那时开始,“零缺陷”成为王希季航天工作的原则。
不只是治学态度,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在王希季心中埋下“工业救国”梦想的种子,即使在他远赴美国求学期间仍然不停生长。1948年,王希季就读于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直到看到《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两张照片,他的人生方向从此发生了改变。“照片中南京路上好八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影像,对我影响很大。”1999年,获颁“两弹一星”元勋奖章后,王希季回首往事时曾这样说道。
“国家需要建设,所以我们回来了。”王希季果断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踏上回国的邮轮。正是在这次海上旅行之际,华罗庚写下《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向海外留学生发出回国的号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回国之后,王希季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任教。
“长征”有我,不遗憾
1958年11月,王希季没想到的是,他突然被调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具体做什么工作,安排王希季的工作人员只是说“去了就知道了”。去了之后,他才知道是要干一件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大事——研制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来发射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我们深知这件事情对国家的分量,这要求我全身心投入,一心只为国家作贡献。”王希季说。
没有人做过运载火箭,他们就决定从探空火箭开始。在上海郊区新建的发射场中,王希季开始了艰苦的设计和研制工作。为了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们想出了许多“土办法”。
来不及新建实验室,就把厕所改装成测试室。没有吊车,就用类似于古老辘轳的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来不及建通信线路,就用手势或用人传递叫喊的方式进行试验场的联络……很多这样的“土办法”成为王希季解决技术问题的关键。
仅仅几个月时间,1960年2月19日,我国第一枚探空模型火箭T-7M一飞冲天。虽然这枚火箭只在天上飞了短短8公里,但王希季说,这是他航天事业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成功。
在这之后试验成功的18种探空火箭中,由王希季担任负责人的有12种,包括将小白鼠和小狗送上天的生物实验火箭和可回收的探空火箭。
“长征一号”的研制则直接得益于探空火箭的技术积累。正当“长征一号”多项关键技术已突破、初样研制就快完成时,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王希季突然被调离,承担返回式遥感卫星研制任务。有媒体记者曾问他,当时有没有感到遗憾。他说:“不遗憾,我从来没考虑这个问题,很快把工作交给靠得住的负责人。”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点火升空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王希季没能在发射基地亲自指挥。当收音机里传出“东方红”乐曲声时,王希季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很长很长时间,没有人提到我为‘长征一号’做了什么工作。”获颁“两弹一星”元勋奖章时,王希季对“长征一号”的贡献重新被提及,这让他感到很欣慰。
大胆,但不“傻大胆”
移交“长征一号”工作后,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方案论证的工作落在王希季肩上。经过多次争论和讨论,最后提出了一个充分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能力、由返回舱和仪器舱两舱组成的采用弹道式返回方式的方案。
当时,这个方案在我国的技术和工业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并考虑到将来技术发展,是一个可行的、有公用平台思想的、可发展的方案。之后,王希季又负责卫星回收系统的攻关和研制工作。其中,用空投试验方法试验、检验和验证气动力减速器(一般称为降落伞)回收系统,是研制中必不可少的工作。
研制团队为此开展了无数次艰苦的试验。王希季把家里平时用的剪刀、针线、碎布头一股脑翻出来做成小小的降落伞,如痴如醉地“玩”起了降落伞,甚至趴到地板上仰头看降落伞飘然落下。然后,几天就跑一趟大西北试验基地进行试验。
2021年3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8所回收着陆技术研究室降落伞加工团队获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曾任508所所长的王希季为此“献声”祝贺:“现在降落伞已经加工到几千平方米,确实应该得奖,祝贺祝贺!”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飞上蓝天,又在3天后按预定地点顺利返回地面。这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成功发射8颗返回式卫星,其中有6颗是王希季负责研制的。
在同事眼中,王希季是一个敢于拍板的人。1987年,他担任第九颗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返回式卫星为国外客户搭载蛋白质晶体生长的太空实验。距离卫星发射只剩半年,中国专家提出,想在卫星上搭载中国的半导体材料砷化镓晶体,却遭到一些外国专家的冷嘲热讽。
当时,摆在面前的是巨大的风险——需要在返回舱放置做砷化镓实验的晶体加工炉,炉中温度高达1 200℃,这相当于在卫星中放置一枚随时可能会爆炸的“小炸弹”。带着团队整整实验了半年,王希季大胆决定,都上!
最终,实验取得圆满成功。“要大胆,任何新事物总有风险、困难,但不太了解规律的时候,不能当‘傻大胆’!”王希季总结道。
仰望星空,从不言休
王希季这辈子从不言休,老骥伏枥,仍然为仰望星空奔忙,引领我国航天事业踏实向前发展。
他提出在返回式卫星上采用新型国产彩色胶片,开创我国卫星彩色拍照技术的先河;紧跟时代进步大力提倡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实行数字化;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力主不追逐世界发展航天飞机的潮流,根据国情只搞载人飞船,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上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正确发展之道……源源不断的新思想、新观点为我国空间技术战略作出重大贡献。
用王希季自己的话说,“希望我们中国发展航天不要走弯路,走比较直的路”。
1985年至1990年间,王希季首次明确提出,“空间”这个人类的第四环境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发展航天技术就能够发现、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造福人类。想要完全自动化地充分开发、利用空间资源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需要人在空间场所参与,这为发展载人航天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9年,他还正式提出了航天技术体系的新概念,是对航天技术作为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的内涵更确切的认识,有利于推进我国航天技术的协调发展。这一概念描绘了我国空间基础设施的清晰蓝图,并提出了建设原则。
对于这些思想上的贡献,我国空气动力学家庄逢甘为2006年出版的《王希季院士文集》作序时写道:“读者一定能从王希季院士的创新思想中,引发各种新的思想概念和具体的工作途径,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航天事业发展道路,努力创新。”
2010年,年近90岁的王希季仍然在思考,积极建言献策,发挥余热。他和闵桂荣等7位院士和10位研究员向国家提出发展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建议。“这个工程巨大,还有很多坎儿要一个一个地遵循客观规律地迈过去。”王希季对青年人寄予厚望,“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未来有赖于年轻一代的努力。”
王希季100岁了。在夫人聂秀芳看来,他的长寿密码是“思想单纯,不想着名利”——这是一位科学家的纯粹和坦荡。
(有删改)
努力汇聚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强大合力
向　秋
在“十四五”开局起步之际,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为主线,以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为重点,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学素质建设作出系统全面规划。
公民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创新的土壤,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强化科学普及,需要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纲要》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明确了行动指南,要认真组织实施,努力汇聚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强大合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科学普及,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自《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印发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实现,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为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国民素质全面提升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
《纲要》提出202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5%,2035年达到25%。这样的跨越意味着科技教育、传播和普及以及科普公共服务能力全面扩面、提质、增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突出科学精神引领,形成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大格局,破除制约科普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加紧密的科学素质国际交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科学素质建设要担当更加重要的使命。面对新时期的新要求新使命,要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由“知识补课”向“价值引领”转变,突出对科学兴趣、思想观念、理想信念等的正确导向作用,精准有效开展科普工作。
在“十四五”时期,要实施好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实施好科技资源科普化、科普信息化提升、科普基础设施、基层科普能力提升、科学素质国际交流合作等重点工程。
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成为决定我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我们国家进入科技发展第一方阵要靠创新,必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增强公众科学素质。要从
娃娃抓起,“保护学生好奇心,激发求知欲和想象力”,更加重视在孩子心中根植科学梦想、培养科学兴趣,让孩子们热爱科学、崇尚科学,实现科技创新的接力和传承。要利用好当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将之作为增强全民科学素质的新平台,大幅扩大科学普及的范围,让边远和农村地区的受教育者共享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风尚,让务实进取的精神在社会蔚然成风,做到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让科学精神之树枝繁叶茂,结出创新的累累硕果。
“大鹏之功,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要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加强科普工作,实施好《纲要》,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有删改)
思考:100多年前,梁启超所祝祷“中国文化添入科学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之语在今天有没有得到证明 请结合其余文本加以探讨。
提示:今天的中国,“科学”这一概念已深入每个国民的内心,我们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大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还有一些科学家在各个领域发挥自己的才华,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甚至生命,为我国的科研事业兢兢业业。不管是在航天、农业还是其他行业,我国的科技实力一直在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