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统编版（部编版）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三单元群文阅读(共34张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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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文 阅 读
阅 读 导 引
阅 读 篇 目
阅 读 导 引
历史的时代价值
时间悄无声息地带走了秦汉时的干戈、隋唐时的繁荣、明清时的没落……蓦然回首,曾经的历程就像落了山的太阳,虽已不复光辉,但它把星星留给了苍穹。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如今就让我们借着这璀璨的星光重新审视历史,审视历史留给我们的责任……
阅 读 篇 目
历史是否有逻辑
陈乐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走经世致用的路线,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多么博大精深,最终离不开当时的为世所用。中国人写史,离不了记言记事,到今天还是这样,脱不出以史为鉴。
历史哲学是欧洲的特产,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哲学比较发达。先也是从叙事开始,到近代便有了对历史的理性批判,把人文因素融进历史。伏尔泰、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这是几大家。他们的历史观,无论是唯心唯物,都是理性历史。
然而,大历史是理性的,人们经验的历史却不是理性的。理性批判的历史,是“宿命的”,似乎历史是按照人的理想意图安排的,所以是理想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却相反,它经常是不合逻辑的。例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是理性的;要以新代旧便难免发生革命,则革命是理性的。但历史是人表演的,革命是人干的;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说他有按理性行事的能力,但并不能由此说人天然就是理性的。否则古今中外就没有坏人、败类,没有疯子了。
历史是任人“装扮”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道德学家从中看出道德律;崇尚格致之学者从中看出器物奇技的代代翻新;尚武者从中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兵燹征战;博学深思者从中看出精神的升华和沉沦;唯理主义者说历史是理性的、有序的;经验论者说历史充斥了非理性,是无序的;乐观派说历史总是随着文明的脚步向好处发展的;悲观派说否,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负面的、无法克服的后果。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历史是沿着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路前进的;20世纪的史学家们则认为历史根本没有定向——施宾格勒在世纪初就曾问道:历史是否有逻辑
20世纪的欧洲史学家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的时代经验——人们还是相信经验胜过理智——他们向19世纪的理性批判史学发难:你们太过相信人类的理智,你们的头脑清醒得把一切不符合理想的浑浊的秽物都滤掉了,历史绝没有那么透体通明。理智、理性,这些崇高无比的概念,可以作为一种人世间的理念,或者叫作目标;也可以适用于某人某时某事,如说某人在某时某事上是很理智的,但不可能说某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上都是理智的。更何况,理智会异化,异化到它的反面,变成非理智、反理智;当把理智神圣化的时候,“理智”尤其会转为非理智,直到变为疯癫。
或许仍是东坡居士有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清20世纪的真面目,是因为身在其中;等到下个世纪或再下个世纪可能就比较客观了。然而也不尽然;因为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有愿望、有情感、有利害关系缠身的动物,所以纯客观是没有的。于是在看历史问题时不免戴上今天利害关系的眼镜,历史终于还是客观不了。
有一种说法,说历史从来不是如黑格尔说的“精神的历史”,而是不折不扣的“行动的历史”“实践的历史”。诚然,实践是离不开精神的,但对历史进行判断的根据又总是人的行为。
(选自《敬畏思想家》,有改动)
赏析:文章对于“历史是否有逻辑,是否是理性的”进行了讨论,引经据典,条理清晰。
从历史中学什么
高　翔
历史是一株古树,斑驳中隐含着清晰的年轮;历史是一部旧书,久远中弥漫着醉人的馨香;历史是一位长者,沧桑中印记着丰富的过往。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把握其精要,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教益。
学会一种思维——历史思维。人类历史长河漫漫,气象万千;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如果不懂历史思维,不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极有可能迷失在资料与细节的汪洋之中。因此,学习历史,首先学会运用历史思维,掌握历史的辩证法。历史思维主要包括三点。一是长时段的视域。观察问题,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不能基于个别时段的历史现象,轻率作出长时段的历史结论。要坚持将研究对象置于较长的历史时期冷静观察、深入分析。二是整体的视域。不能见孤木以为森林,不能用局部的考察代替整体的把握,更不能用个别案例的结论代替
对全局的认识。三是发展的眼光。不能把研究对象静止化,要善于从纷繁变幻的社会现象中探索变化原因、发现变化规律、把握变化本质。掌握了历史思维,做事就会着眼长远,不斤斤计较于一时得失;就会善谋全局、总揽八方,不因枝节失大体;就会因时应变,善于引领潮流,“不畏浮云遮望眼”。
掌握一种本领——鉴古知今。人们记录历史,研究历史,绝非仅为发思古之幽情。司马迁说写史是“述往事,思来者”。他的《史记》令古今迷惘者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习历史,可了解治乱盛衰之源,通晓兴衰成败之道。以史为鉴,服务当前,以史经世。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向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的惊世一跪,不仅没有辱没他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形象,反而使他的形象更加高大;相反,日本国家首脑祭拜战犯,即便他们翻扣了历史这面镜子,但勃兰特这面镜子折射出一部分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事实上,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我们都要从演变的历史中,从前人处理、应对的成败得失中,学到有益的东西。我们必须回望历史,审慎判定所处的时代方位。
养成一种品格——砥砺气节。人类历史之河波澜壮阔、奔腾浩瀚,个人在其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一个真正懂得历史的人,不会过分在意一己荣辱得失,而更关心这条长河的未来走向。如古人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抚今追昔,会感受到一股贯通古今、回荡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开阔胸怀,善于从历史因革损益中、从前人成败利钝中砥砺气节。中国历史具有教化功能,主张通过真实的记载弘扬道德、培育正气、警醒后人。我们应从前人立身行事、所言所行、身世沉浮中,定是非、辨善恶、明得失。
历史是一把严苛的标尺,度量分毫误差;历史又是一眼灵动的清泉,滋养贫瘠的心田。
(有删改)
赏析:文章的中心是要学会历史思维,并从三个方面阐释了怎样培养历史思维。并提醒人们掌握历史思维的意义。
拜谒屈原祠
杜　鸿
以一种敬畏的方式,走近了屈原,走进了这座精神圣殿。我的心灵沐浴着一种光辉,沐浴着一种皈依的意味。
屈原故里的牌坊立在一片林荫深处。透过树叶,可以看到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大字。牌坊旁还有一条小溪,绿树绿叶为它遮去了炎炎烈日,剔尽了芜杂的尘世喧嚣。
走到祠的山脚下,便开始仰望那位老人的铮铮傲骨。每向他迈进一步,心都要起伏一次。在那群雄争霸、诸侯割据的年代,依我之心,本可以做一位山野的隐士,何苦站在那汨罗江边,问天索地,忧国忧民,最后以头颅和身躯,撞上了历史的磬钟。他却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彻底,不可逆转。他还用他的《离骚》、他的《九歌》、他的《天问》来吟唱心中的爱国之情。他赴身汨罗是在以魂问天。汨罗无辜,江山不幸。通天的爱国之树,竟然没有立足的地方;楚天之大,放不下一具忠魂之躯。倒是这条小小的汨罗江,成了伟人的归宿。
屈原别无选择。作为正直的屈原、拥有大爱的屈原,这是唯一的结果。屈原的一生是入世的、积极的。而入世的、妥协的宋玉,只是屈原的另一种可能结果。屈原思想只可能有着一如自身,再就是一如宋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是屈原价值观的必然,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可是,屈原的伟大,就在于他选择了一种入世的绝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用简单的生命观来阐释屈原的爱国行为。他是在用生命呼唤楚国的觉醒,呼唤整个历史走向秩序和真理,好让他身后的人不再有如他这样的境遇,同时,他也是在用生命呼唤他的祖国,能有一个放置爱国忠魂的地方。
他之身殁,竟如明镜,一下子就鉴出了历史的身影。百姓也是明镜。屈原的忠魂并没让那如铁的宫墙阻挡在荒郊野外,而是被那些握锄的手、摇橹的手、打鱼的手从不同的时空中伸过来,以粽子、龙舟以及有关龙舟的一切习俗的方式,给予了他无限的抚慰。那些安魂的手,一直抚慰了几千年。他们的这种抚慰,何止是抚慰了一个忠魂,更抚慰了一个民族的爱心。
已经来到屈原面前。他的目光正对着我,让我感到他苦站了这么多年,就是在等待我的到来。他着广袖长袍翘头履,那褶皱竟如破冰冷流,使他显得有几分苍凉和孤独,而合了祠牌上那“孤忠”的意境。他是青铜的,但是我分明看到了他的面部肌肉在颤动,嘴在沉吟。好在,他和他的祠静卧在那些橘树丛中。祠顶用的是琉璃瓦,廊柱是深红色,整个祠依山傍水。祠里依次立着他的文献碑刻。那字是铁笔银钩,那诗是千年不朽,那石是本色质朴,那气象是绯红云雾,是万古流芳。咀嚼着他用生命熔铸的诗章,我如获大释。此时,这祠已经成为每
个爱国之士的朝圣之地。屈原文学,无疑也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笔巨大财富。当屈原的爱国之志打不通楚国宫廷的厚墙时,他竟在思想的墙壁上,凿通了一个洞,然后把毕生的意志射到文学的屋子里,成就了一座辉煌的文学殿堂。
(有删改)
赏析:作者将屈原祠称为“精神的圣殿”,实际是指屈原的精神,即他用生命呼唤楚国的觉醒,呼唤整个历史走向秩序和真理,用生命呼唤他的祖国,能有一个放置爱国忠魂的地方。
大义生死
安巧林
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儿时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 但正是这种类比,却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这种思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它令我出入古今,给我一生的精神滋养。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独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忍辱而活 这个问题从儿时就萦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尽忠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别无选择地献身,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国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选择。他把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选择“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屈原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侵入后受辱而死的。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的独立的死。“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
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归于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流水。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身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
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是以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虽物换星移,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
(有删改)
赏析:作者将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由历史人物屈原和司马迁面对生死的不同选择引发了自己的思考,也告诉我们,阅读历史,可以丰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