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文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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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乐生方能惜生
——《热爱生命》赏析
蒙田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代表作家。他的《随笔集》与《培根论人生》、帕斯卡尔《思想录》一起，被人们誉为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德利尔指出：“蒙田善于像哲人那样讲话，像朋友那样谈心。”福楼拜也说：“你问我读什么书好，读蒙田的吧……他能使你平静，你会喜欢他的。你会发现我说的没错儿。”蒙田以对人生的特殊敏锐的洞察力，记录了自己在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历程，这篇文章短小精悍，语言如水般自然流畅，没有伪饰，没有矫情，扎根于作家本人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向世人昭告：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乐于生才能不惮于死，抓紧时间去“增加生命的分量”，“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生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史怀哲说：“无论何时以何种方式选择伤害或毁灭生命都如同恶魔般有罪，这是道德绝对需要考虑的原则。”
我活到30岁时，被生活逼迫着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生死，比如肉体和精神。我相信,游历了很多国家的蒙田,在我这样的年纪，或许更早之前就已经思考过关于生和死的命题。自然的死,我们无法回避,人类进步的程度还无法阻止自然的生老病死。油灯燃尽的时候，生命才算走到尽头，谁也不可能是谁一生的陪伴。时间差的存在屡屡让死亡与我们邂逅，然后在疼痛中消磨着人的意志。面对亲人的离去，庄子鼓盆而歌，这一点，我们做不到。但当我们埋葬了天崩地坼的伤痛后，依然应该微笑。因为前行与怀念同样重要。
厌恶生命，选择结束生命的举动显得愈发不明智。
人生来就有诸多的不顺，工作的烦恼、生活的琐碎、情感的困惑，都可以使人置身阴暗的角落，但解决不顺的方法也很多，比如情绪发泄，比如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比如暂时用阿Q精神平衡心态，在隐忍中谋求出路，在绝境中萌生意志。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也说过：“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微笑着活？对于生活的艰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苦恼，蒙田是豁达的，他不责骂生活，也不怪罪于生活，而是将错归于自身，“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心灵的自省远比肆意的攻击、恶毒的谩骂更具震撼力，蒙田给予了我们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
活着，什么都体验过了，哭也哭了，笑也笑了，恨也恨了，爱也爱了，因为充分领略了生命的过程，所以死便成了自然而然无须惧怕的结果。“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蒙田是洒脱的，一方面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另一方面源于他对生命本质的理解。逆境也好，顺境也罢，浓墨重彩也好，简笔勾勒一生也罢，活着是真理，微笑才是最好的表情。
文字的简洁、行文的流畅，结构主题谋篇布局对于我们的启发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思想的豁达、态度的乐观、情绪的激昂才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物质文明发展让压力日增，而自身的脆弱又屡屡将我们逼向死亡的边缘，所以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开始频繁光顾人类，割裂着我们的肉体和情感。
“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现世糊涂，又怎能寄希望于来世清明；现世浮躁，又怎能妄想来世心如止水；与其寄希望于轮回，不如做好现在的自己。蒙田是一个智者，充分享受着现实生活给予他的各种形态，阳光明媚也好，淫雨霏霏也罢，既然坏日子无法避免，那就去热爱生命中的好日子。现实总有诸多的磨难，世界总有许多无法言说的悲哀，但若是将个人的苦痛无限放大直至遮蔽了视野，那么看见一处黑暗就会将世界视为地狱，活着便也失去了意义。另外，蒙田认为热爱生命须着眼于现实，热爱眼前的生命，只有抓住现实才是热爱生命的最好态度。“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
关于生命的话题，语文教材和读本中涉及很多，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房龙的《〈宽容〉序言》、宗白华的《生命的流》、季羡林的《清塘荷韵》等等，有些文章尽管表现的是别的主题，可是细细探究，往往又可以回到生命的本质上去。新课改的目的是为了体现人性本位的回归，而其中一项重要课题——生命教育最需解决的是增强学生对生命的责任意识和价值思考，《热爱生命》的最大意义即在于此。
二、评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在西方近代学术史上，有不少思想经典是以古老的语录体形式写成的，尽管与那些一板一眼、逻辑谨严的学院派主流著述相比，它们往往显得凌乱而散漫，但实际上它们兼容了哲学与诗的特质，既有凝重、冷峻的沉思，又不乏炽烈的情感与飞腾的想象，既是对世界普遍本质的理性思辨，又是极个性化的人生体悟。在阅读的时候，你用不着费力去梳理全书的逻辑，若是有心，一个意蕴深邃的句子就足以将你打动，让你与作者精神相通、意气相投。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就是这类经典中的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本，其思想的幽深繁复丝毫也没有影响它的声名远播，丝毫也不妨碍不善抽象思维的普通读者对它的接受，因为它的精髓尽皆凝聚在一个令人难忘而又促人深思的生动比喻上：“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文字的开头与中国古典诗文中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苍凉意境有几分相似，传达出对人的自然生命的脆弱性的一种无奈体认。但是，这却绝非单纯的感伤情绪的流露，因为作者并没有将人简单地比喻为草木——“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思想”与“苇草”两个意象的叠加产生了诗性的张力，将人表述为一种矛盾的、辩证的存在，其中蕴涵着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伦理的尊贵与自然的卑微等相反相成的关系。作为一种物质生命，“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作为世间唯一能思想的动物，他却比整个宇宙更高贵。“人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悲惨，一棵树是不会认识到这一点的。因此，看到自己的悲惨，这是可悲的，但看到自己的悲惨，同时又是伟大的。”正是人对自己有如草芥一般脆弱和微末的处境的自觉体认成就了人的崇高与庄严。
帕斯卡尔的这种表述是颇具历史意义的。他所生活的17世纪正是西方思想史发生大转折的时代，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中世纪的丧钟已然敲响，神的阴影日渐消退，人性的光辉得到持续浓墨重彩地凸显。然而，对于人本身的不同看法，却使欧洲的人文思想界出现了巨大的分裂，简单来说，以英吉利海峡这一地缘标志为界，哲学家们分成了两大对峙的思想营垒——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他们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以感觉还是以理性作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英国经验哲学以培根和洛克为代表，认为人的天性有如空空如也的“白板”，除身体感觉之外一无所有，他的所有知识和意念都来自感官经验的积累；而大陆理性主义则有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一个是帕斯卡尔的同胞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另一个就是帕斯卡尔本人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在笛卡尔看来，一切从后天经验习得的知识都是靠不住的，必须像对待那些吃进肚子里的腐败食物一样，将它们吐个干净，换言之，就是要对我们所见、所闻、所感、所知的整个世界进行彻底的质疑和反思，但反思到最后，却有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怀疑的原点，这就是怀疑者的反思（或者说是“理性”）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说，我思考，所以我存在，“我思”是“我在”的基础。在与经验主义对峙这一点上，帕斯卡尔的思想和笛卡尔十分接近：“我很能想象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头（因为只是经验才教导我们说，头比脚更为必要）。然而，我不能想象人没有思想，那就成了一块顽石或者一头畜牲了。”人之所以为人，并不在于他有能够感知外部世界的身体，而在于他拥有内在的理性禀赋——“思想”，因为相对于大千世界，人的身体感觉实在太有限了：“声音过响令人耳聋，光亮过强令人目眩，距离过远或过近有碍视线……我们既感觉不到极度的热，也感觉不到极度的冷。”然而思想却可以使人超越宇宙空间的极限：“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但与笛卡尔不同的是，帕斯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抽象的理论思辨，更是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这位英年早逝的哲学家在他短短三十九年的生命当中，有一多半时间是在病魔缠身中度过的，才十八岁身体就开始羸弱不堪，二十刚出头就发生过中风，糟糕的健康状况甚至令他终生没有结婚。正是这种切肤之痛使他相信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同一根苇草没有什么区别，脆弱到可能因为一口气、一滴水而被毁灭。然而另一方面，帕斯卡尔又实在是世间罕见的天才。他生长在一个法官的家庭里，多少有些专制的父亲强迫他学习语言，却禁止他接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但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便以看似顽童涂鸦般的方式，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据说老帕斯卡尔曾一度将家里的《几何原理》藏得严严实实，直到有一天他惊讶地发现儿子竟然自行推算出了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定理。十六岁，帕斯卡尔以一篇《圆锥曲线几何》论文轰动了法国学术界，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帕斯卡定理。十九岁，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后来他又对极限概念做出了精彩的阐述，为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奠定了基础。在数学之外，帕斯卡尔的物理学成就同样为人称道，除了著名的《真空论》，也许只要提一下“帕斯卡定律”就够了，今天但凡学过中学物理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这个名字。当然，就更不要说他作为《思想录》的作者在哲学史上占据的崇高地位了。一个如此脆弱的躯体内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思想能量，帕斯卡尔本人不正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吗？对于他的一生，恐怕没有比这个比喻更为贴切的评述了。
固然，“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但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思”的伟大是否就能够克服或抵消“我在”的脆弱？“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就不再是苇草了吗？帕斯卡尔的回答是否定的。“想伟大，却看到自己是渺小的；想幸福，却看到自己是不幸的；想完美，却看到自己充满了缺陷。”帕斯卡尔发现了人的认识与意志、现实与理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尽管人可以凭借自身的理性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明，但这文明的根基却是空虚的、不坚实的。“我们心急如焚，渴望找到一块坚固的陆地，找到最后一块永远不会陷落的地基，以便建造一座通向无限的高楼。然而，整个地基却爆炸了，大地裂开了。我们看到的只有深渊。”这个深渊便是死亡所带来的虚无与绝望，作为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可以意识到死亡的存在，却无力用理性对它做出终极的阐释。“看到人类的盲目与可悲，仰望着全宇宙的沉默，人类被遗弃，自己一个人而没有任何光明，就像是迷失在宇宙的一角，而不知道是谁把他安置在这里的，他是来做什么的，死后又会变成什么，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知识；这时我就陷于恐怖，有如一个人在沉睡之中被人带到一座荒凉可怕的小岛上而醒来后却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办法可以离开一样”。由于理性的这种局限，人的一切自我意识都变得不确定了：“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我的感官是什么，我的灵魂是什么，以及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是什么——那一部分在思想着我所说的话，它对一切，也对自身进行思考，而他对自身之不了解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事物。”尽管帕斯卡尔是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但他的思想显然已经超越了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框架，“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比“我思故我在”多出来的问题意识就在于，“我思”并没有被确定为“我在”的无可置疑的终极依据，而是受到了人的存在结构本身的限制——再伟大的思想也只是一根苇草的思想。
“就像我不知道我从何而来一样，我也不知道我将走向何方。我只知道，在我离开这个世界时，要么将陷入虚无之中，要么将落到一个愤怒的上帝的手里。我不知道这两种可能中哪一种将是我永远的归宿。”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帕斯卡尔弃绝了一切社交活动，像苦行僧一样住在修道院里沉思祷告，在“虚无”与“上帝”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但是，这种信仰的选择并不代表帕斯卡尔要重返中世纪的蒙昧教条，因为他在阐述自己的宗教观时说过：“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不认同《圣经》中著名先知们的上帝，即意味着在信仰问题上不接受任何权威和教条，而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帕斯卡尔的宗教信仰并非是对理性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将自己的理性发挥到极限的时候，一种直觉的自然出场。“顺从就是运用理智，真正的基督教就在其中了”，“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
其实，就思想史意义而言，帕斯卡尔真正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信仰一个怎样的上帝，而在于他对人和理性的辩证思考。他一方面与笛卡尔等人一道开启了西方哲学的近代时期，而另一方面，当后者还在为一个理性的时代与中世纪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他已开始对这个新时代质疑了，从而又成为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先驱。尤其值得玩味的是，他如此复杂缠绕的思想竟可通过一个再简练不过的比喻来表述——“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而且正是这个比喻令他的思想历之弥久，行之弥远。“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陆机《文赋》）帕斯卡尔虽是法国哲人，却显然与中国诗学的智慧深为相通。
三、读《信条》
《信条》是一篇文字简朴，内容浅而不显的短文。文章全面而周详地讲述了人类生活乃至社会管理的信条，可谓“深人无浅语，慧心无直笔”。
题目“信条”二字，不加任何限定语，警醒而有深刻含义。
开头，“下边是我的信条”，简洁利落，开宗明义。告诉人们，信条的来源——在幼儿园学的；信条是什么，分条罗列在下。看得出文字表面内容确为“阿姨”教导儿童的内容。之后讲述人们要认真“实践”信条，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实现它的价值——人生幸福、社会和谐、世界太平。结尾再三叮咛。思路清晰完整。
信条内容，条条是“幼儿园”语，但却蕴涵着深刻的人生道理。如：
“有东西大家分享。”
仁爱。能够与人分享或说共享，要有相当高的境界，要有谦让的态度，要能够舍弃物质利益。中国早有子路“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的志向和孔融让梨的经典故事。
“公平游戏。”
平等。“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平等守信，“游戏”才能公平进行。否则，就会惹起事端，造成矛盾，引发战争。
“不打人。”
文明。不粗鲁、不野蛮、不残忍。妻子不能打，弱者不能打，小偷不能打，囚犯不能虐待。人要摆脱兽性，趋仁向善，避免家庭暴力，避免社会冲突和动荡。
“收拾好你自己的一摊子。”
尽责。对己、对人、对家、对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起码减轻了别人对你的责任与负担。
“当你们出门，到世界上去走走，要注意来往车辆，手拉手，紧挨一起。”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观奇异风光，看万千人生，开阔视野，豁达心胸。但要注意安全，时时处处保护好同伴，“仁者爱人”。
读《信条》后觉有美国当代小《论语》之感。孔子讲仁、义、理、智、信，强调实行使之成为人的内在。富尔格姆这里强调实践，不仅个人一生的方方面面要实践，而且要扩展到世界与社会、政府。
“信条”是富尔格姆的人生准则，也是他的理想；是每个人的人生准则，也是社会的准则。
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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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嬉笑怒骂，皆成文采?
——《拿来主义》语言赏析?
说鲁迅的思想和文采成就了鲁迅杂文的辉煌一点也不过分，《拿来主义》就是这样一篇典范之作。思想深刻，见解独特，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一种抨击时政、挑战强权的思想，一种论析文化、洞悉历史的胆识，要通过嬉笑怒骂、妙趣横生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这不能不令人对鲁迅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语言艺术叹为观止。下面结合《拿来主义》一文对鲁迅杂文的语言艺术稍加剖析。?
1.形象描绘。文章在列举“送去主义”的表现时，有这样一句话：“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几位”、“几张”说明“大师”不多，作品极少，几乎到了少而无奈、寒伧可怜的程度。“捧”字颇富深意，陈述对象是国民党政府的御用文人——“几位‘大师’”，呈送对象则是帝国主义殖民者，“捧”字活画出“大师”们毕恭毕敬、谄媚讨好的奴性心理。“欧洲各国”点明此次画展涉及的国家之多，“一路”点明此次展览路线之长。“挂”则勾画出“大师”们大张旗鼓、自鸣得意的丑陋之态。引用“发扬国光”实则是顺手讽刺国民党“大师”们一味“送去”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丑恶嘴脸。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用精练、传神的动词，恰如其分的修饰语和限制语，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国民党政府卑躬屈膝、崇洋媚外的奴性和媚相。文章在阐述“送去主义”的危害时说“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磕头贺喜”描绘出亡国奴点头哈腰、摇尾乞怜的奴才相和无耻心。“残羹冷炙”既勾画出亡国奴们无以为生、乞讨度日的可怜可悲，又形象地揭示出帝国主义在榨干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后，用剩余物资进行经济侵略的事实。“奖赏”自然不是奖励、赏赐之意，而是讽刺做了亡国奴的子孙后代面对帝国主义居心不良的施舍所表现出来的无知和无耻、愚妄和虚伪。几个关键词语形象地揭示出了“送去主义”亡国灭种、危及子孙的实质。文章在批判对待文化遗产的三种错误态度时这样写道：“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欣欣然”可见“废物”得意忘形，沾沾自喜之态。“蹩”字决不能换成“走”和“踱”，“走”字外延过大，适用范围过宽，缺乏形象感；“踱”字过于从容不迫，闲适自得，与“废物”的情感氛围不合；“蹩”是走路不稳的样子，形象地描绘出“废物”的病弱相和见了鸦片之后的情急相、贪婪相，可憎又可怜。?
2.妙用反语。具体内容见【重点突破】T一课堂探究。?
3.巧用比喻。运用比喻说理可以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风趣，变陌生为熟悉，从而增强杂文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如何对待中国文化遗产，这是一个抽象繁难的话题，惶惶专著也难以穷尽其旨。鲁迅先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先把中华文化遗产比做一所大宅子，然后从正反两方面设喻，先反面设喻批判对待文化遗产的三种错误态度：把拒绝借鉴、害怕污染、不敢选择的逃避主义者说成是“孱头”；把割断历史、盲目排斥的虚无主义者说成是“昏蛋”；把全盘继承、顶礼膜拜的投降主义者比做是“废物”。设喻之新颖风趣，讽刺之深刻犀利，说理之明白晓畅，令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然后正面设喻阐述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有益无害、高贵典雅的内容，要“拿来”而且“使用”；“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既有益处又有害处的东西，要吸取、使用它有用的方面，清除它有害的方面；“烟枪和烟灯”比喻有害的、可做反面教材的事物，要“毁掉”（只留少许送博物馆）；“姨太太”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要“各自走散”，彻底抛弃。三类比喻把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阐述得深入浅出、清清楚楚。除了整体设喻论述“拿来主义”之外，文章局部许多地方也广泛使用比喻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说“闭关主义”的危害时，作者这样写：“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打破了大门”、“碰了一串钉子”形象地揭示出清政府闭关锁国、落后挨打以致与帝国主义签订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事实，较之直陈史实来得风趣、幽默。批判“送去主义”的危害时，作者把“送去主义”者类比尼采，这样评述尼采：“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以太阳喻尼采，讥讽其自命不凡，思想错乱，让人联想到主张中国地大物博的“送去主义”者也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
4.词语错位。“挂”和“过去”互相抵牾，本来是不能搭配在一起的。但鲁迅先生把“过去”嫁接在“挂”上，讽刺“送去主义”者招摇过市、无处不“挂”的丑陋，幽默感扑面而来。“拿来主义”是鲁迅运用“仿词”的修辞手法独创的新鲜而奇特的概念，“主义”指一种重大的原则和主张，是堂而皇之的政治术语，而“拿来”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口语，这两个词十分有趣地嫁接在一起，不伦不类地惹人发笑。“闭关主义”、“送去主义”也很妙，不说“排外”，不说“卖国”，而说“闭关”、“送去”，挖苦嘲讽的意味很强。说帝国主义的“奖赏”，鲁迅提醒人们要区分三个概念：“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特定的语境赋予“抛来”、“抛给”、“送来”三个词不同的感彩。“抛来”是中性词，指无意地、漫无目的地给予，施受双方应是平等的、公正的。“抛给”不但刻画出了洋主子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形象，而且刻画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希望得到主人赏赐时那种奴颜婢膝的丑态。施受双方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带有主仆歧视和人格侮辱的性质。明明是“抛给”，偏偏说“送来”，错位倒置，辛辣地嘲讽了帝国主义的伪善和阴险以及奴才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二、我们今天如何评价鲁迅?
近年来因为系统地评点鲁迅作品，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本新的《鲁迅传》，所以必须得重新进行文本的细读和资料的梳理。在重新细读和仔细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过去关于鲁迅的议论中，常有与鲁迅原意和基本事实不符之处，这一弊病至今在评论界也未能完全克服。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提倡“遵命文学”和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问题。长期以来，推崇鲁迅的人总喜欢说他是“遵命文学”的提倡者，并要求作家学习鲁迅精神，自觉地遵循领导意图来创作文艺作品；而另一些人又因此批评鲁迅，说他此论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误导了作家。不错，鲁迅的确说过，他在五四时期所写的小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但细勘其说话的语境，就不难发现，他说的是调侃话，讽刺话，这只要看看他在同一时期所发表的一些批判“遵命文学”的言论，就会明白。长期以来，鲁迅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批评依附观念，反对命题作文，非难“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可惜这些言论被有意地“遗忘”或无意地疏忽掉了。而且，在文化态度方面，大家只记得鲁迅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句话，而无视他在从事文化工作之始，就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更不说他还做了大量整理、研究、介绍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他所反对的，只是停滞、倒退、不求发展的文化观念和那些假古董所放出的假毫光。?
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传记和回忆录之类纪实性作品，更不能偏离事实。但是，在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中，却颇有与事实不甚相符的记载，其中有些还不一定是记忆的模糊，而是有意的夸大和虚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迫于政治压力，凡是受过政治批判的人物，虽然当时与鲁迅关系密切，得到鲁迅信任，也要从回忆中删除，或者斥责他们如何利用鲁迅；二是迎合主流话语，按照上峰所定的调子来回忆鲁迅，于是有些地方“拔高”，有些地方隐去，无形中离开了真实的鲁迅；三是对于有地位的人物，即使在当时做了错事而受到鲁迅批评的，也要竭力回避。我无意于责怪那些回忆者，只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好在鲁迅本人的文字还在，原始资料也还没有完全泯灭，我们可以据此来加以辨别。?
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标准问题。过去人们多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是非，现在虽然否定了政治标准第一的说法，但有些人在潜意识中却还未能完全摆脱这种思维定势。纵然有时作出的是相反的评价，那只是政治标准的不同而已。但我认为，评价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就应该用知识分子本身的标准来衡量。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品格是什么？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应该用这一标准来评价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人。中国的文人，总喜欢走入廊庙，与皇帝老儿或者名公巨卿攀相好，即使挂着隐士招牌的，也是“飞来飞去宰相衙”，虽以民主自由相标榜的某些现代知识分子，也未能免俗。而鲁迅，倒是最能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但有些批评者却无视这一基本事实，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贬责鲁迅，我认为这倒是离开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
还有人从为人处世上着眼，说鲁迅这个人不随和，难相处，不如别人那样容易交朋友。这其实也牵涉到批评标准问题。中国人讲究“和光同尘”，做事要随和，讲面子，能敷衍处之则敷衍之，决不肯得罪人，时下的“捣糨糊”哲学，便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而鲁迅则认为“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主张他们要有明确的是非观，强烈的爱憎感。这种性格，这种行事作风，在中国，当然要得罪人，被认为极难相处。但是，如果大家都认真办事，诚实待人，那就会有另一种看法了。而且，为中国的前途着想，还是少点敷衍，多些认真为好。所以，持这种批评意见者，其实也还是站在旧伦理的立场上来说话。?
当然，我不是说鲁迅不可以批评。鲁迅也是凡人，自有他个人的缺点，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如果实事求是地指出，那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但可惜有些学者的批评却很不讲道理。比如，鲁迅指责中国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因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到一位历史学家的嘴里，却被说成是教唆别人杀人，甚至要他对马加爵的杀人罪行负责；而且无视鲁迅从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出发，批评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向看客排头砍去的行径和刘邦“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政治理想，却将鲁迅的思想说成是农民起义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真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这种批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这就是在中国流行多时的“有罪推定”法。即事先认定你有罪，然后将材料加以歪曲，来证明你的“罪行”。鲁迅当年所写的《可恶罪》，说的就是这回事。现在，鲁迅自己也犯了“可恶罪”，他首先被人觉得“可恶”，要批判，这才被一条一条列出“罪状”来。?
但鲁迅之所以不被今人所理解，却也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鲁迅是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作为自己的写作职责的，这一点曾经获得许多关心社会前途者的共鸣，但在社会思潮转变以后，人们在躲避崇高、追求平庸中，也就与鲁迅格格不入了。鲁迅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永存，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文字的被淡忘，不是由于时弊的消失，而是因为时弊的泛滥。比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里曾举例道，洋服青年拜佛，现在是平常事，若把他撅着屁股的样子拍下照来，这就是讽刺。但现在，这种事已经平常得使人们觉得是正常的了，即使拍下照来，还有什么讽刺作用呢？被遗忘也是必然的事了。
看来，阅读鲁迅，理解鲁迅，还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人文精神的基础。这不是靠研究鲁迅本身所能达到的，而需要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
课件1张PPT。闭关主义:落后挨打送去主义:举例错误态度先送——古董又送——古画还要送——活人实质:媚外、投降
危害:亡国、贻害子孙孱头:怕、徘徊不敢走进门——不敢接触的逃避主义昏蛋:怒、故一把火烧光——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立：拿来主义占有 (前提) “吃掉”挑选 (关键) “保存”创新 (目的) 民族新文化破废物:喜、欣欣然接受一切——全盘继承的投降主义拿来主义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
【备课资料】
一、弗罗姆心理学思想的基础
对弗罗姆心理学的思想研究，不能不涉及弗洛伊德和他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弗罗姆的心理学思想在对弗洛伊德心理学思想扬弃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传统的精神分析学说。
弗罗姆一直崇拜弗洛伊德，接受过严格的精神分析训练，其心理学思想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非常深刻，他在评价弗洛伊德时曾说：“弗洛伊德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潜意识过程以及性格特征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弗罗姆著、张燕译《在幻想链锁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弗罗姆在建立自己的理论过程中，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等概念，以及心理分析和梦的解析等技术。但他的继承并非是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研究及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有意识地吸收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心理学思想，成为新精神分析文化学派的重要成员。
弗罗姆对传统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集中体现在：
其一，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的心理影响的决定作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渗透着强烈的生物学倾向。在弗洛伊德眼里，性的本能冲动，既是个体心理的原动力，又是解析变态心理的内在原因，本能冲动几乎贯穿着弗洛伊德理论的全部。弗洛伊德认为：“生物的需要主要有两种，即保存个体的生命和延续种族的生命，所以性本能是完成这两项生命活动的自然倾向，而在许多表面上似乎与性无关的活动，也都是性本能的表现。”（约翰·里克曼著、贺明明译《弗洛伊德著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弗洛伊德虽然也强调社会、家庭、文化、伦理道德、法律、宗教以及经验，特别是童年经验的作用，但他所强调的是这些因素对本能的压抑作用，是为了树立本能冲动特别是性本能冲动的对立面而涉及的，并非注意这些因素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真正作用。弗罗姆把传统精神分析学说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大层面，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人的心理作用放在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从而更加强调精神病因学的社会因素，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社会精神分析学。
其二，延伸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潜意识概念是传统精神分析的核心部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潜意识既不能通过人的感知直接得到，也不能通过自我观察而捕捉到，弗洛伊德指出，潜意识是无时间性的、不合逻辑的。弗罗姆在继承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潜意识的概念，他指出：“潜意识是社会要求其成员压抑的心理结构。深层潜意识及其解释可以追溯到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潜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奇妙的象征是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高觉敷《西方心理学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每个社会都为本社会所有成员建立了共有的社会潜意识，社会通过社会潜意识制约着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感情，执行着对社会成员的压抑，它允许符合社会需要的某些思想感情存留于意识之内，其他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感情则统统排斥于意识之外。因此，个体潜意识主要是由社会潜意识决定的，社会潜意识规范和支配着个人性格，个人言行举止必须适应文化和社会条件的要求。弗罗姆的社会潜意识概念是对弗洛伊德潜意识概念的发展，他把潜意识概念延伸到社会范畴，认为如果社会病态就会创造病态的社会性格和个人性格。
其三，引入人本主义观点，调和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弗罗姆赞赏弗洛伊德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主义勇气，但同时也看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局限性，他试图修正和发展弗洛伊德学说，探索一条调和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路，而这一条调和之路的基石是人本主义。在弗罗姆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的折中，是建构人类社会理想模式的唯一途径，而折中是通过人本主义的调和实现的。人本主义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需要指出的是弗罗姆的调和是荒谬的，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的支离破碎，甚至曲解和篡改。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弗罗姆敢于向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挑战，摈弃了弗洛伊德的纯粹生物学模式，意识到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开创了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人及社会现象的先河。
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浅谈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在人生中是个很重要的关系。中国是个传统的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都看重子女的教育，希望他们成才，希望他们前程似锦，关心之切，呵护有加，有时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由此衍生出一些误区，事实与希望成了反比，有的家长就不由感叹：我把心都掏出来了，我呕心沥血，结果，你看，他就像替我读书一样，完全与他无关，越来越不听话了。为什么会如此呢？笔者也不是什么教育家，只不过是以自身的实践，总结了几条经验，现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幼儿期——我把它归为三岁至七岁阶段。
孩子这个时期是最天真可爱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太神奇了，未知的事物太多太多，他们睁着黑漆漆、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父母的一举一动，父母就是楷模，父母就是模仿的榜样。这个时期，父母对孩子既要爱又不能太溺爱，非原则的问题尽量迁就；原则问题，尤其是涉及品行问题，就不能迁就。多抽点时间陪孩子玩，在轻松的氛围中，在游玩嬉戏间，不经意地就将知识传授给孩子，一定不能着急，慢慢来，由浅及深，由表到里，根据孩子的接受能力，能接受多少算多少。多给孩子讲故事，孩子的问题一定要解答，不能解答的不要乱解答，寻求正确答案后再解答。
对于孩子的非智力因素，这个阶段也要注意培养，凡是孩子力所能及的家务事要鼓励他们去做，培养他们动手动脑的能力，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主要采用“赞赏教育法”，多赞扬少批评，做得不好，耐心讲解就可以了。不要忽视孩子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这涉及今后孩子能否轻松自如地自立于社会，是否会成为书呆子的问题。写到这里，笔者讲个亲身的实例：2002年春，我到英国伦敦探亲（儿子在英留学后留英工作），闲谈中，儿子讲到现就职的公司招聘他的过程十分有趣，一切招聘的程序都搞完了，面试结束时，招聘者突然提出个问题：要求应聘者讲一件自己终生难忘的事情。儿子就讲了一件他小时候跟我学游泳的事。他说：“我的家乡有一个三湾堰塘，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学游泳，大约在三岁半的时候就学会了‘狗刨式’，但最多也超不过十米远。有一天，父亲拿了个游泳圈，叫我横渡‘三湾’，距离约有六十米，我不敢游，父亲就鼓励我，说他带着游泳圈在后面跟着，不要怕。我游到‘三湾’中间时，便感觉浑身乏力，身子直往下沉，就连向父亲求援，可父亲不理我，叫我埋头向前游几下，抬头吸一口气，再向前游。绝望的我只有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奋勇向前，终于，在父亲的鼓励声中我游到了彼岸，当我瘫软在堰塘边时，那心情甭提多高兴了。这件事我迄今难以忘怀。”招聘者听完讲述后，当场就决定在众多的应聘者中录用我的儿子。这件事说明了在学识和智商之外，现代企业、公司用人还是很重视人的思想、品德及意志力的。
少年期——我把它归为七岁至十三岁阶段。
大家知道，这个阶段是孩子的小学时期，它标志着父母对孩子影响力垄断的结束。这个时期，他们开始系统地学习知识，开始对更大范围的事物感兴趣，开始模糊地具有独立意识，社会通过学校这个媒介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当然，这个阶段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占最重要的地位。
孩子一进入学校，大部分父母就不自觉地陷入一个误区，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不管其它，这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考试成绩好，又是表扬，又是夸奖，又是奖励；考试成绩稍微差一点或者未得满分，不是训斥，就是打骂，弄得孩子诚惶诚恐。考试成绩重不重要？重要，但不是衡量学习好坏的唯一尺度，你要考察孩子学习方法是否适当，对学习是否有兴趣，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浓郁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往往孩子学习最好的科目就是他最喜欢的。
父母是孩子的表率，有的父母自己在打麻将或看电视，却叫孩子去学习，去做功课，对自制力差的小孩子来说，在麻将声和电视声中，他会安心学习吗？他心里肯定在想：叫我学习，你们却玩得高兴，太不公平了。笔者在儿子小学、中学时期学习时，基本上不看电视，给他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要做到既是父母又是朋友。做父母易，做朋友难，这意味着在家庭关系中要将自己摆在与子女平等的位置上，不是老子天下第一，不是老子说了算，这有悖于中国传统，许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客观而论，孩子作为个体的人，他也有自尊，他也有人权，他有时也是正确的。如果与孩子相处，既有父母的爱护又像朋友一样真诚，他就会跟你说心里话，真实地掌握孩子的思想脉搏，岂不更有利于孩子的教育吗？诚然，跟孩子讲平等，不是让他胡作非为，随心所欲，大方向大原则仍需父母掌舵，但要讲道理，摆事实，以理服人，要使孩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观点，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在儿子七岁生日那天，就郑重向他宣布：我们三口之家，从今天起家里的重大事情他有表决权，即他站到妈妈一边，就以妈妈的意见为主；站到爸爸一边，就以爸爸的意见为主；他如果有另外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只要获得支持，就以他的意见为主。此举效果显著，他在中学时期就具备了较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极佳的自学能力。
青少年期——我把它归为十三岁至十八岁阶段。
孩子进入中学时期(初中和高中)，他们接触社会的范围更加扩大；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自主的意识渐趋加强；随着知识积累的量变，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就会形成自己的看法；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孕育着雏形；生理上性意识也开始觉醒。这个时期是孩子最容易出问题的时期，也是奠定他们今后人生之路的重要阶段。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最不好处。好多父母都发现，孩子越长越大，却越来越不听话了。“人大性大”是最经典的总结。这个时期，父母既要关心孩子的生活、学习，又要关注孩子的思想变化。最让一些父母苦恼的是：孩子有时公开对抗，打骂已不起作用。我历来就不主张对孩子实行打骂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时期，这个时期的孩子或多或少已有了逆反心理，实行打骂，只能适得其反。但随着孩子知识和社会经验的积累，在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由于年少，难免良莠不分，香花与毒草并存，形成一些错误的甚至危险的思想认识，不教育又不行，怎么办？我提出三个建议供大家参考：一是正面教育，针对具体的事和思想行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列举事实，与孩子思想交锋，说服引导他们向正确方向发展；二是向孩子提供一些伟人（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各领域杰出人士）的传记或报告文学，让伟人的事迹激励他们奋发向上，走上正确的人生发展轨迹；三是磨难教育，“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无好男”。尤其是一些富裕的家庭，在寒暑假期间，适当地安排孩子到农村或工厂锻炼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父母如何处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父母期待与孩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孩子决定着家庭的气氛！孩子争气，父母就没有什么大烦恼，就算自己在工作中有些不愉快，也会在家里得到慰藉；如果孩子不争气，家长就不会有好日子，总有阴影掠过的感觉。父母将孩子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事业成功的父母希望子承父业；事业不成功的父母则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圆梦人。
孩子心灵的私人空间总是面临着被侵占、被填充的境遇，他们想方设法寻求解脱。当孩子的“逆反”达到“自动化”程度时，父母就要内观自己，找寻激发孩子抗拒动能的源头了。
父母期待与子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大多数孩子对父母的心理卷入程度过高表示反感，他们渴望独立的心灵空间。
过分关心保护，会剥夺孩子的心理空间。
中国的父母总是过分地关心孩子的事情。孩子遇到困难了，他们比孩子还忧心忡忡；孩子出现失误，他们就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责任。父母心理卷入度高，不仅剥夺了孩子的心灵空间，同时也剥夺了自己的自由空间。 （摘自中国教育网）
三、谈弗罗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
艾·弗罗姆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心理学派最重要的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选自他所著《爱的艺术》一书，是其中第二章《爱的理论》的第二节。
《爱的艺术》中所谓的“爱”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种“一个人偶然幸运地体验并陶醉的一种纯粹的快感”不同。弗罗姆认为，爱与其说是一种情感，不如说是一种能力，一种态度。爱是一种积极的活动，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情感。如果用最通常的方式来描述爱的主动特征，那么，它主要是给予，而并不是接受。
弗罗姆所谓的“爱”与他的“健全人格论”密切相关。弗罗姆认为，真正健全的人的性格应当是创造倾向型的：这种人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才智和力量，为社会创造财富；在爱的问题上，善于关心、了解、尊敬别人。弗罗姆讨论父母与孩子的爱也正是以引导人格健全发展为目的的。
关于父母与孩子的爱，弗罗姆的观点主要是：
1.母亲的爱是无条件的
世界上最崇高的爱就是母亲的爱，因为它是无条件的给予。不因为你能给她爱的回报，不因为你漂亮让她自豪，不因为你聪明让她骄傲，不因为你弱小让她同情，不需要任何理由，仅仅因为你是她的孩子。对孩子的悉心照顾令母亲非常疲惫，但母亲却在给予中得到无限的幸福，这就是母爱。母亲在给予的行为中表现自己生命的活力，从这个角度说，每一个爱孩子的母亲都具备创造型性格。
给予最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物质方面，还在于人性方面。母亲对于孩子，尤其如此。她把自己的生命活力注入孩子的生命之中。母亲不仅在生理上喂养与关心孩子，还肩负着培养孩子健康心理、健全人格的重任，这样，虽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但孩子的成长对母亲的爱的要求就是有条件的了。母亲，她必须是幸福的。她给孩子灌输爱的思想，使孩子产生这样一种感情：活着是有意义的，做一个小男孩或一个小女孩是幸福的，能在这个地球上生活是幸运的。
母亲对生活的态度会对子女的整个人格产生深刻的影响。弗罗姆本人对此体会颇深。他的母亲整天抑郁寡欢、情绪低落，父亲性情暴躁、喜怒无常，是个只知赚钱的商人。1980年3月弗罗姆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于是，我就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我一直期待着什么东西能把我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我之所以着手心理学的研究，恐怕是当时我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的缘故。在那样谨小慎微的父母身边我没有发疯，这就要感谢上帝和归功于其他方面对我的影响了。”
2.孩子的独立与成熟需要父母的爱
弗罗姆认为：“婴儿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在六岁左右孩子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引。”而父亲的爱不同于母亲的爱，它是有条件的。父亲有条件的爱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是私有制的产物。弗罗姆认识到父爱和母爱的不同，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父爱的性质，这典型地体现了弗罗姆的学术渊源——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既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又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人”的存在。
与弗洛伊德一样，精神病理分析是弗罗姆心理分析的重要角度，他说：“心理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就在于，首先以依恋母亲为中心，再发展到以依恋父亲为中心，最后把这两种依恋结合在一起。神经病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顺利地发展这三个阶段。”父亲和母亲都是成熟的人，他们成为儿女效仿的典范，他们的爱使儿女最终独立并建立自己的权威，这是人成长的理想状态。
弗罗姆指出父亲的爱和母亲的爱有着明显不同的职责：“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今天的中国，城镇中的年轻母亲多为职业妇女，与男人一样从事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也因此一定程度上有着男女性格的自然融合。所以，传统认为由父亲对孩子施行的影响和教育也可能由母亲来完成。但男女性别差异是由生理基础决定的客观事实，因此，总体来说，弗罗姆所说的父爱与母爱的差异，基本还是符合现状的。不过，更多的家庭，往往在孩子婴幼儿时期就由父母亲一同对孩子施行影响和教育。
事实上孩子未必在6岁以后才需要父亲的爱。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儿童出生后三年的发展在其程度和重要性上超过儿童一生的任何阶段。”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说：“儿童的许多缺陷，后来之所以不能治愈，是由于在形成一个人的主要功能的最主要时期，即3岁至6岁的幼儿时期被忽视而造成的。”确实，0～6岁是个体生理与心智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脑的发展是幼儿心理发展的生理基础。在脑的重量方面，3岁时约重1 000克，到幼儿期结束（6岁）时增长到1 250～1 300克，接近成人脑重的最低水平。”“4至7岁是大脑皮层细胞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期，也是大脑可塑性最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客观现实在大脑皮层的烙印特别深刻，因而这个时期也是进行教育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不仅一些基本的习惯已经形成，而且智力、情感、意志、社会性以及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特征也基本发展。所以在6岁之前对孩子施行为人处世以及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的引导是必要的，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期的发展，后来的引导和矫正将事倍功半。
3.成熟的人才有爱的能力
人们往往觉得连动物都有舐犊之情，因而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和本能。但弗罗姆认为，爱是一门艺术，包括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需要通过学习而掌握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关键在于父母是否有爱的能力，怎么才能具备爱的能力呢？弗罗姆的回答是：必须具有创造性的健全人格，使自己成为成熟的人，才有爱的能力。
弗罗姆说，“爱就是给予，但除了给予的因素外，爱还包含了关心、责任感、尊敬和了解等基本因素。”中国传统的育儿观念是居高临下俯视儿童的，因此，父母对孩子的爱包含了给予、关心、责任感，都很容易得到认同，但是，对孩子的尊敬和了解就未必能为所有的父母所认识并身体力行了。而“责任感，如果没有爱的第三个组成因素‘尊敬’，那么它会退化成一种支配和占有”，“不了解一个人是不可能谈得上尊敬一个人的；倘若关心和责任感没有了解作为先导，那么这种关心和责任感是盲目的”。
重视教育、望子成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今天的中国父母比之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才。但是，今天普遍受到较好教育的中国父母比之于以前的父母，在尊敬孩子和了解孩子方面并没有进步多少。什么叫尊敬？“尊敬，意指能客观地观察一个人并能意识到这个人的独特个性。尊敬还意味着让对方任其天性地自由成长和顺利发展以及关心对方的成长和发展。”做父母的往往从孩子对自己的顺从，从孩子给自己的快乐感、荣誉感等角度来要求孩子，而不是从孩子感受的角度、从孩子感兴趣的角度来体验孩子的反应。这正是由于父母不了解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不了解孩子的个体差异，实际上就是不尊敬孩子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立性所导致的。
衡量父母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健全人格，还有一个重要标准，便是“自爱”。弗罗姆说：“那些爱别人的人，他们有一种自爱的态度。”“对一个人自身生活、幸福、成长、自由的肯定，同一个人的爱人能力有密切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善于爱人，那么他也爱自己，如果一个人仅仅爱别人，那么他根本不能爱别人。”
“自爱”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很容易被理解为“自私”，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自私自利的父母亲是不多见的，传统的父母多为儿女无私奉献。习惯于从病理分析的角度看问题的弗罗姆恰恰指出了“公正无私”的病态：“母亲相信，子女通过母亲的公正无私会体验到被爱意味着什么、学习意味着什么，反过来爱又意味着什么。但是，她那公正无私的影响会叫她大失所望。有些母亲相信子女得到了爱，可是子女根本不感到幸福；子女会焦虑不安、诚惶诚恐，担心母亲不会赞同他们，生怕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母亲对生活有一种晦暗不明的敌意。其子女常常潜移默化地受这种敌意的影响；虽然子女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种现象可是又没有清楚地分辨出来，最后连他们本人对生活也充满了敌意。”当然，弗罗姆分析的是神经病患者中的“公正无私”型病症，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因无私奉献而令儿女倍感压抑的现象并不少见，母亲觉得自己为孩子牺牲了一切，可孩子不懂事、不争气，孩子则觉得母亲太令他烦，亲子冲突往往由此产生。这也是很值得中国的父母深思的。弗罗姆认为这正是父母自身不成熟、没有爱的能力的缘故。某些母亲过于为儿女忧虑，母亲固然在理智上相信她是特别宠爱她的孩子，可是实则对她所忧虑的对象有一种被压抑了的怨恨心理。她过分忧虑儿女，并不是因为她过于强烈地爱儿女，而是因为她不能不弥补她无能爱儿女的缺陷。所以，“一位自爱的母亲让子女体验爱意味着什么、欢乐意味着什么、幸福意味着什么比让子女体验被爱也许更有裨益”。
自爱，事实上就是要求父母亲在无私地爱孩子的同时，还要有自己的生活寄托，有自己的世界。“成熟的爱是在保持一个人的完满性和一个人的个性的条件下的结合。爱是人类的一种积极力量。”只有这样的爱，才能培育出具有创造性健全人格的后代。
弗罗姆关于爱的思想超越了弗洛伊德以生物需求为出发点的精神分析理论，把爱同健全人格的塑造、健全社会的构建相联系，实际上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学说，具有“普遍的人道主义”意味。
课件1张PPT。第一部分（第1～3段）：爱的能力的发展。
成长过程：被人爱——爱别人——创造爱
第二部分（第4～7段）：爱的对象的发展。（母亲→父亲）
现象：先理解母爱，再认识父爱
原因：母爱无条件，父爱有条件
第三部分（第8～10段）：总结全文：构建自己健康而成熟的灵魂。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