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课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课件

(共31张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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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8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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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前秦宣昭帝苻坚时期，后历经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其壁画内容反映了魏晋以来民族交融背景下，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西北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农业科技运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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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佛道交融的宗教发展
融情融景的文学艺术
融智融技的科技成就
熙熙融融的中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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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佛道交融的宗教发展
汉至隋唐的儒学、道教与佛教发展情况
时期 发展情况
汉武帝时期 儒学正统地位确立，呈现繁荣之势
两汉之际 佛教传入中国
东汉末期 道教产生
魏晋南北朝 儒学、道教、佛教在相互影响和吸收中发展
隋朝时期 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
唐朝时期 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
唐中期 韩愈提出复兴儒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微
到东汉末年魏晋时代，国内大乱，人们生活痛苦，精神上也缺乏寄托；而当时中国传统思想的儒学，久已变成没有灵魂的空架。
——傅乐成《中国通史》
1.在自由中交融：儒佛道的发展整合——佛道勃兴
佛教致力于解决我国固有文化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人生归宿问题，从而有可能稀释、消除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
道教强调人生的哀乐、现实的纵情，且备有长生之方、登仙之术，沟通了人与神的联系。……人们可由此来超凡脱俗，逍遥神游，求得精神上的充实和超越。
——马怀良《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
思考：佛教、道家勃兴的原因。
佛教：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所以佛教很快受到的提倡和扶植。
道教：迎合了封建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的欲望。统治者利用道教统治人民，允许各地建立道观。
1.在自由中交融：儒佛道的发展整合——儒学危机
他们极度重视个体精神自由，以放浪形骸、鄙视礼教、行为特异为风度、以鄙视君臣关系、任性旷达而闻名于世；同时，他们又是孝子，教育子侄礼教尚峻。嵇康临终写了《家诫》，教育子孙奉行儒家伦理。阮籍母亲亡故时，别看他照样下围棋、喝酒吃肉，似乎不拘孝子之礼，但酒肉之后他长号吐血，也以孝子闻名。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
思考：材料反映了思想方面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儒学在吸收、兼容别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1.在自由中交融：儒佛道的发展整合——佛道困境
当时佛法广传，很多人出家修行。太武438年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以佛法搞“迷信活动”为由（诏日：“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下诏驱逐僧侣。446年，在重臣崔浩的进言下，发出了最严厉的灭佛诏：击破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当时笃信佛法的太子再三上表劝谏，拖延了诏书的颁布，一些僧人得以逃脱。不几日，便开始砸佛塔、毁佛像(铸钱)、烧佛经、杀僧尼.....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思考：佛教走入困境的原因。“灭佛”是彻底禁止，还是限制？
1.佛教盛行，广修寺庙，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很多劳动力不事生产，严重影响政府财政收入。
2.佛教盛行，人力缺少，同时产生了兵源不足的问题。
3.统治者自身反对佛教。
1.在自由中交融：儒佛道的发展整合——三教融合
东晋名僧、净土初祖慧远在庐山东林寺创立白莲社，集结一时名彦谈法论道。慧远虽喜结胜友，但一直谨守送客不过寺外山下虎溪的原则。
一日，陶渊明和陆修静同访慧远，三人纵论今古，机锋相契，临别时谈兴难止，慧远执意相送，且行且言，不知不觉已将二人送过虎溪。顷刻间，四野轰然虎鸣，慧远方憬悟此前盟约，三人遂相视大笑。
据说，后人在他们分手处修建“三笑亭”，以示纪念。有多事者，还写有一联：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思考：唐朝时期盛行的“虎溪三笑”故事，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象？
当时思想界佛、道、儒三教融和趋势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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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融情融景的文学艺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
建安
文学
南朝
骈文
南北朝
民歌
田园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曹操《短歌行》
以曹操父子为代表
人生哀伤与建功立业的气概交织融合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归田园居》
以陶渊明为代表
逃避现实，探寻个体的理想人格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因利乘便。 庾信《哀江南赋序》
注重韵律与对仗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川》
语言质朴，风格豪迈
融情融景
唐朝文学——诗歌的黄金时代
行路难（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长恨歌（白居易）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无题（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
开朗奔放、刚健清新，反映了唐朝国力强盛、文化开放。
平实浅近，讽喻诗作大量涌现，反映了唐朝社会弊端日益暴露
凝重浓郁，反映了大唐已衰。
三国至隋唐的书法艺术
汉字
书体
演进
商代末期，下至秦灭六国。
商代
秦朝至西汉末年。
创于秦朝，
东汉顶峰，至魏晋南北朝。
由汉朝隶书演变而来。
大约出现于东汉时期。
自东晋时代开始。
三国至隋唐的书法艺术
王羲之《兰亭集序》
王羲之（东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是为“书圣”。
三国至隋唐的书法艺术
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
颜真卿（唐）书法精妙，擅长行、楷。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行书气势遒劲，创“颜体”楷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三国至隋唐的书法艺术
柳公权《金刚经碑》
柳公权（唐朝）的书法以楷书著称，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溶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
三国至隋唐的绘画艺术：[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三国至隋唐的绘画艺术：[唐朝]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三国至隋唐的绘画艺术：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220窟《胡旋舞》
胡旋女（节选）
[唐]白居易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
民族交融 情景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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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融智融技的科技成就
三国至隋唐主要科技成就
领域 时期 人物 主要成就
数学 南朝 祖冲之 世界上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
农学 北朝 贾思勰 《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地理学 西晋 裴秀 《禹贡地城图》提出绘制地图的方法
建筑学 隋朝 李春 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
医药学 唐朝 — 《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由国家颁行的药典
唐朝 孙思邈 《千金方》全面总结当时的医药学成果
天文学 唐朝 僧一行 测算出地球子午线长度
三国至隋唐主要科技成就
造纸术
发明时期于汉朝西汉时期，改进时期于汉朝东汉时期（蔡伦）。4世纪起，造纸术传到朝鲜，7世界传到了日本，8世纪传到中亚，后来经过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欧洲人又带着纸张传进了新大陆美洲。
火药
炼丹起火，启示人们认识并发明火药。唐朝末年,火药已被用于军事。在12,13世纪,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洲乃至世界各地。
我国造纸术传播出去后，解决了上述困难，大大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推动了时间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深刻的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火药武器的发明使人类从冷兵器进入热兵器的时代，加速了战争的进程以及对旧社会体制的消亡，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国至隋唐主要科技成就
指南针
指南针的始祖司南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北宋时期，人们发明了用人工磁化铁针的方法，制成指南针，并开始应用于航海。南宋时，指南针普遍应用于航海，同时传到阿拉伯。13世纪初指南针传入欧洲。
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隋唐时期）、活字印刷术（北宋毕升）。3世纪中期活字印刷术传到朝鲜，后又从西域传到欧洲。
指南针在航海上应用，导致了以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这打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印刷术的实施对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促进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推广，为地位低下的人提供改善社会处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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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熙熙融融的中外交流
佛教文化交流
东汉到北朝陆续有中亚、天竺的高僧来华，将大批佛经翻译成汉文。
东晋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搜集大批梵文经典。
玄奘在贞观初年前往天竺取经，在佛教中心那烂陀寺钻研多年
鉴真东渡
派遣学问僧
国际大都会：长安
在长安城一百万总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约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左右，加上突厥后裔，其数当在百分之五左右。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唐朝的对外交流
探究：三国至隋唐中国文化领先世界的原因
唐代的艺术，在绘画与书法、雕塑与石刻以及音乐与舞蹈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其中既有对于南北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域外文化的吸收、融合与创新。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由于大一统文化组织拥有国家所鼎助的雄厚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又能借政权之力，充分吸收民间传统的智慧，从而得以克服个体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等一系列困难，创造突出的文化成果。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