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上学期]

百年来自由知识分子的呐喊
这里所言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具有独立人格、不畏专制独裁，或反抗专制独裁，被专制统治者封杀言语权，或被当局禁锢出版权，却执著追求个性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呐喊者，哲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们是几万万国民昏睡中的清醒者，是叩击中国现代文明之门的探索者。
知识分子在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权力者的附庸和工具使者，欲求人格上的独立谈何容易。但是，自1840年以后，那些与时俱进、探求与世界文明同步发展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中止过他们的呐喊，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专制独裁的批判，从来没有间断过对民主、自由的呼唤。从晚清时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鲁迅，从民国期间的胡适到共产党建政后的顾准、遇罗克、何清涟等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异常热切的关注。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视角来看，他们似乎算不上造就历史的民族英雄，但他们却以独立的思想和识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音。他们大多被当时的权贵视作叛逆者而被主流社会所否认。然而，他们的思想始终在流传，始终没有被时间的尘埃掩埋。百年中国，已经死掉了几多乱世袅雄、帝王将相、革命先烈和政治领袖，但只有那些独立的、自由的先锋知识分子的声音，至今还闪闪发光，有的人已成为几代学子的楷模，他们的言说则成了疗救民族的箴言。有的虽仍在地下行走，却常常触痛台上的权贵和活着的人们。有的时不时卷土重来，引发新时代的人们如梦初醒。
思想者的灵魂是不朽的。就生命而言，大多数人无法带走他们生前所创造的一切。不管他们生前多么荣华富贵。只有思想者才能以精神立传，无需他人愿不愿意为其树碑立传，只要他的思想智慧足以启蒙后人，那思想的足音便具永远的光芒。这只有具备独立人格的思想者才能做到。
一个长期处于专制独裁统治下的民族，既不容易产生具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更不容易产生不畏专制强暴的思想家。所以，这样的思想家在中国尤为难能可贵。
中国人的愚昧顽劣是世人共认的。从晚清那代思想者试图开启民智至今已一百年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也有八十余年了，但我们的主流文化和人的价值观，依然停留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就连能够影响和改变中国现状的政治家的政治智慧，也没有完全、彻底超越李鸿章那代人。李鸿章当时提出的“外则和戒，内则变法”的内政外交策略，与我们今人提出的“韬光养晦”、“和平崛起”有什么高低之分？李鸿章呼吁同僚“以振兴人才，挽回风气为责任”，与我们今人所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什么两样？何故？——历经一百年的轮回，中国仍然要从那个时代未竟的”洋务”和“门户开放”开始，进行“改革开放”。
这个拖延了一百年的现代化建设的“同义反复”足以表明，一百年来的民智还没有得到更好的开化。于是，无论是康有为还是鲁迅，还是胡适所言的诸多论调，至今还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还有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他们的不少观点并没有过时。这看上去是他们的智慧所在，实际上也是民族的不幸：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变化并不大。这个民族最缺乏的精神信仰，至今仍然缺乏。虽然，百年前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此言今天仍然适用。反过来说明，足足一百年，中国始终处于变局之外，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虽然现在当局也提出要“与时俱进”，但是，对于改变落后于先进文明的专制，仍然做不到“与时俱进”，且有加固的趋势——只是表面上多了点所谓的“政治文明”的诉求。
这种局面，就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发声提供了既往的时代背景，也为思想者的思想创造，提供了现存的社会资源。然而，我们的当局却缺乏自信。不但缺乏自信，甚至还有点恐惧，以为广开言路就会引发难以收拾的混乱。有些思想者因此只能在地下行走。殊不知，长此以往，既不利于自身的统治，更不利于民族的进步和民智的开化。
捷克政治家、哲学家哈维尔认为，当权者如果将任何不同的诉求都看作是对自己的冒犯，只会给自己招致更多的敌人，令自己丧失其合法性，也导致民族整体生活的萎缩。“政治绝不仅仅是体现个别团体或游说集团的利益。”哈维尔的观点其实就是政治文明的标准之一。人的思想是自由的，因而也是多元的。延伸到人的社会生活，也自然而然应该是多元的。试图用“一元化”的约束去管制“多元化”，甚至不是用公开的争论和法律的宽容来善待多元化的思想和文化，那便是与“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专制。与其让那些有良知的知识者在地下的呐喊，不如让他们公开去探讨。一旦能够公允多元化思想的存在与争鸣，人们必将可以找到共识的出路，开启混沌的民智，兼收并蓄，互相交融。只有这样，全民的精神才有可能为之一变，民族的信念和凝聚力应运而生。这将不再是强奸民意下确立起来的民族信念，而是真正牢不可破的国民凝聚力。
在中国，这一天将何时来临？会不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