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课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 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2023-2024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2019）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2课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
备课与学习提示：
1．列国纷争的起因是什么？
2．经济发展、兼并战争与变法运动是什么关系？
3．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富兵强”，但没有提民富，为什么？
4．变法“推动了社会转型”，如何解释社会转型？
5．孔颖达解释了“华夏”的字义，但是如何证明“华夏认同”成为各民族的观念呢？
6．孔子与老子的治国思想有何不同？
7．孔子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有区别吗？
8．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是什么逻辑关系？
9．荀子的性恶论与法家治国思想是什么逻辑关系？
10．百家争鸣为何增添阴阳家？
一、列国纷争
有些著作认为，经济发展导致列国纷争，笔者过去也将这个观点视为唯物史观。但是，春秋早中期，铁制农具没有普及，生产工具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快速发展依靠什么？如果依靠集体劳动，那么，人口应该有比较显著的增长。先秦文献没有关于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的数据，以种种迹象推测，人口史专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出现人口增长的趋势。在没有使用铁制农具之前，农业生产发展毕竟有限。北京大学的专家认为：“西周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天灾严重，有剥削残酷，也有政治混乱等原因。”唯独没说经济原因。经济发展导致列国纷争的说法完全是理论推测，没有坚实的史实依据。
第1课最后说：“公元前771年，西北游牧民族犬戎乘西周王室内乱，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王室内乱指的是周幽王废原配夫人申后，立褒姒为后；废除嫡长子宜臼，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引起王室内讧。宜臼逃到申国，幽王令申后之父申侯杀了宜臼，申侯不从，于是幽王欲伐申国。申侯联合犬戎举兵反周，杀了幽王，洗劫京师。宜臼被拥立为平王，镐京残破，王畿西半部沦陷，周平王不得不东迁。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周天子和诸侯的位置都由嫡长子继承，血缘宗亲，代代相传，这样才能维持以王室为中心的封建等级臣属关系。宗法制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基础。
春秋前期出现不少大国兼并小国的实例。比如公元前690年，齐国灭掉纪国；公元前684年，齐国灭掉郯国；史载齐桓公“并国三十六”。但是，列国之间的纷争远不如戎狄蛮夷的威胁那样紧迫。周平王东迁时，将被犬戎占领的王畿西部地区送给救驾有功的秦襄公，而后秦人大概用了6年时间才把犬戎赶走，可见犬戎之强悍。第2课插图《春秋列国形势图》，图中的山戎、北戎、赤狄属于戎狄的分支，文献记载的更多。各民族间进一步交融，至少在葵丘会盟之前是这样。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楚国乘虚而人，宋襄公领头抗楚，而后晋国联合宋、齐、秦，大破楚军，史称“城濮之战”。葵丘会盟之后，列国纷争愈演愈烈。教师教学用书说，春秋时期“周天子控制力衰落之后的诸侯纷争，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里强调政治秩序混乱，导致社会关系变动和上层建筑变革-消除了各种部族组织，各国变法开始按地域设置行政组织-但二、经济发展
原始农业产生后，直到铁制农具被广泛使用，农业经济才会有重大发展。使用铁制农具的前提是冶铁技术的进步。将铁矿石冶炼成铁水要求炉温达到1537℃。在没有发明鼓风设备之前，用木材作燃料，炉温上不去。炉温达到大约900℃，铁矿石可炼成半熔状态的海绵状铁块，被称为块炼铁。块炼铁产量低、性能不稳定，不能被广泛使用。“事实上，春秋至战国早期有限的铁器基本掌握在上层统治者手中，往往被用作防身的短兵器，少量的铁工具则多被用来修筑城池、宫殿、陵墓之类，真正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的机会很少，所以还谈不上对生产力有多大促进作用，更遑论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人工
战国铁犁铧（河南辉县出土）
冶铁技术在春秋早中期还不成熟，直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铸铁技术的发明才使大量制造工具成为可能。
铸铁就是将熔化的铁水直接浇铸成型，俗称“生铁”。关键技术是用大皮囊鼓风提高炉温，熔化铁矿石，直接浇铸。铸铁适合制造农具，工艺发展很快，铸铁件经过退火处理表面变得柔韧而坚硬，还克服了脆性断裂问题，使铁制农具明显优于其他材质的工具。战国中期，冶铁业出现大发展，铁器随之被广泛使用。
铁制农具使垦荒变得容易一些，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铁制农具的使用发展了精耕细作，亩产量不断提高。郑国渠工程也有赖于铁制工具的使用。铁制农具还使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成为可能。商鞅变法强制分户，说明秦国使用铁制农具比较早。战国中晚期，铁器被广泛使用，已发现的铁制农具有锸、铲、镰、锄、斧、锛等，铁制武器更多。铁器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动力。牛耕出现在战国时期，至汉武帝时期才被推广。
铁制农具的使用使农业生产有了更多的剩余，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农业产品、手工业产品丰富了市场，贸易与市场活跃的标志是金属货币，《中外历史纲要（上）》的插图介绍了8种货币。不少商人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史书记载了他们的名字，如春秋前期郑国的弦高、春秋末年的范蠡、孔子的学生子贡。战国时期的大商人就更多了。各地涌现出一批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的中心城市。中心城市都是诸侯国的国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
铁制工具的使用导致生产关系变化与宗法关系解体。使用石、木、骨、蚌等材质的工具，农业生产依靠集体力量；使用铁制工具，传统的农业集体劳动让位于个体劳动、个体经营。农民依靠铁制工具和生产技能可以独立生存，为躲避战乱和出于其他原因，他们迁徙流亡，脱离原来的氏族组织。个体小农不再是宗法血缘组织内的庶民，个体工商业者受到宗族组织的约束力减弱。
三、变法运动
各国变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何来富国强兵？变法的直接目的是富国强兵、战胜对手，客观上都推动了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可以解释为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转型，但以生产力而言，依旧是农业社会；也可解释为国家转向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夏、商、西周都是地方分权体制；还可解释为奴隶制社会转变为封建制社会，土地私有和允许买卖并不是进入封建制社会的标志。
早在西周晚期，井田制就已经开始瓦解。周初分封时没有秦国，周平王东迁那年，秦襄公因救驾、护送有功，才被封为诸侯。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开始设县，至商鞅变法，秦国设置了41个县，每县设一县令，征收赋税。晋国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实行县制，楚国在公元前700年开始置县，燕国在战国中期开始设郡县。自战国中期以后，各国都重新按地域划分居民，实行郡县制。郡为军事区，长官为郡守；郡下设县，长官为县令；这样初步形成郡县两级管理居民，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未设郡县。
变法之前，国家机构日臻成熟。各国中央机构的官职，大同小异，主要长官称相或丞相，楚国叫令尹。相下有卿、御史、廷尉、司空等。军事长官有国尉、司马、将军等，楚国叫上柱国、柱国，亦有将军、司马之称。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大国率先打破任人唯亲，实行选贤任能的新原则。齐国的管仲、秦国的百里奚、楚国的孙叔敖，都出身低而位居相或上卿。在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尤其是秦国商鞅、楚国吴起的变法，否定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起与中央集权相配套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主要有几个特征：一是选拔任免官吏的权力掌握在国君手里，国君授予官吏权力，罢免时收回权力；二是官吏实行俸禄制度，君主与臣僚实质上是雇佣关系，国君是雇主，受雇的官吏有官职，既有权力又有稳定的收入，无官职无俸禄；三是对官吏有一套考核制度，作为升迁、任免的依据；四是文武分职，将相分立，各司其职。这是处理国家事务的需要，分散权力也便于国君掌控国家。
战国时期，随着血缘组织的瓦解和地域组织的建立，兵制由早期的氏族兵发展成为常备兵。春秋前期士兵以“族”为单位编制；春秋后期渐变为
商鞅戟（上海博物馆藏） 商鞅方升（上海博物馆藏）
按地方行政组织编制，但仍属兵民合一性质。至战国时期，各国为戍卫边关要塞，常备兵成为必须。商鞅变法采取普遍兵役制，成年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兵役，每年在本地区服役一个月，一生当中要戍守边疆一年，受京师调遣一年。募兵制开始出现，军队都由各国供养。法律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进步莫过于成文法的公布。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当政，将刑法条文铸造在鼎上，公之于众。这是古代中国公布的第一部成文法。战国时期，各国不断制定新的法律。李悝在魏国变法制定了《法经》六篇，商鞅据此制定秦律。赵国也有《国律》，齐国的法令也很健全。法律建设在这个时期相当显著。
《中外历史纲要（上）》说：“各国通过变法，推动了社会转型，逐步建立起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建立君主专制似乎不属于社会转型。世界古代国家都经历过君主制，但唯有我国的君主制辅以从中央到基层的官僚制度，形成中央高度集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这表现在否定贵族等级分权的体制，普遍推行县制，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
商鞅变法的成效是“国富兵强”，没有实现“民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商鞅变法进行评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展开分析，以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
重农抑商不利于经济发展，无须解释。什伍连坐之制在于治民，是商鞅的首创。“连坐”要求各家相互监督，不告奸者处以腰斩，而告奸者可获得赏赐。奖励军功一方面打破了贵族特权，另一方面使平民可以得到爵位、土地、住宅、奴仆和佃户。《商君书》记载，“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荀子》记载，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五甲首”大概指军官级别的首级，有这样的战功便可奴役五家，按照成年男子必须自立门户的规定，五家至少是10口人。一个人的地位上升了，10个人的地位下降了。以商鞅徙木为信的故事推断，奖励规定以杀敌首级计算，一定兑现。那么可以想象，秦军每次作战必然积累了大量人头，而这些头颅很难说没有无辜百姓的。《史记》记载，“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女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变法无疑增强了秦国的实力，但秦国从上到下充满了好战的气氛。秦地本来就缺乏礼乐文化，经商鞅的整治，民风更加彪悍。变法虽然发展了生产力，但百姓未必能够享受到改革的红利。商鞅主张“弱民”，而不是富民。商鞅笃信以刑治国，他为秦国制定的刑法非常严酷，而且实行轻罪重刑，目的就是要把百姓管制得服服帖帖。
商鞅用了18年时间，使秦国强大起来，最终兼并六国。从统一中国的角度，应该肯定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它的成功和教训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经验。
四、华夏认同
氏族制度发展到最后阶段，即在打破氏族组织的过程中形成民族。民族由氏族交融而成，交融需要一个过程。
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指商周所在地，黄河流域的渭南、豫西北一带；“中国”指天下中心的方位。商周时期的“中国人”仅指“诸夏”，诸夏最初仅指占据中原的夏、商、姬、姜（姬、姜为周），四族之外都被看作蛮夷。
《中外历史纲要（上）》说：“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这个重要变化便是“华夏认同观念”。“进入战国之后，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族。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更加稳定，分布更为广泛。”“历史纵横”又强调：“华夏作为文化、政治实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周边民族所认同。各族同源共祖的观念得到发展。”那么，何以证明“华夏认同”“同源共祖”？孔颖达只是解释了“华夏”的词意，不能证明“华夏认同”成为一种流行的观念。炎黄传说的出现是华夏认同的明证。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论证了这个问题。华夏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中原部族与周边部族不断交融，华夏族逐渐形成统一的整体。统一既需要民族认同，又要打破地域观念。禹在被神化的过程中成为共同的始祖。
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大禹治水的传说最早见于《诗经·商颂》，《诗经》是春秋时代的作品，只有简单几句提到禹，没有说禹还干了其他的事；治水的“水”，有学者认为是在黄河下游以今河南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①战国时期，《尚书·禹贡》说禹不仅治水，还划分了“九州”和“五服”。“九州”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地理区域（还有别的说法），大约包括了今河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四川、山西、陕西和甘肃部分地区。这时，禹的活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周千里之地。按照“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的划分，想象中的“回”字形大地是五千里的方圆，核心的三服之地是华夏族的空间，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在华夏四周。这就借助禹的传说扩大了诸夏的地域观念，顺应了统一的趋势，禹也就成为共同的始祖。而后传说经久不衰，禹的活动范围也不断被扩大，现在浙江绍兴的禹陵就是明证。
尧和舜的传说出现在春秋末年，也就是说，先有禹，后有尧、舜。《论语》中两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又接连赞美尧、舜、禹。但是，孔子没说尧、舜、禹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推崇他们是道德高尚的古王。战国时期，尧、舜、禹的传说愈加丰富。尧、舜的传说出现在禹之后，黄帝则出现在尧、舜之后。最早的记载是秦灵公祭黄帝，时间在公元前424年左右。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神农氏成
伏羲（明弘治《历代古人像赞》刻本）
为炎帝则是在黄帝的地位确立之后。五帝是这个时候才有的传说，三皇的时代更早，有关传说出现的时间却较晚。《史记》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楚人的始祖祝融又叫颛顼，被列为五帝之一。商、周的始祖都是帝喾的儿子，是亲兄弟。尧也是他们的兄弟。颛顼和帝喾是黄帝的孙子、曾孙。舜和禹是颛顼的后代。黄帝是尧的高祖，舜是黄帝的第九代孙，禹是黄帝的第五代孙。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舜反而比禹低三辈。司马迁所记炎黄谱系说明战国时期以来人们的想象力愈加丰富，同源共祖的观念越来越坚实，辈分并不重要。南方的越人本来与诸夏没有丝毫关系，在他的笔下也成为禹的子孙。秦国、赵国、齐国的始祖也都与颛顼拉上了血缘关系。黄帝不仅成为夏、商、周三代的远祖，也是中原以外部族的祖先；他不仅是多民族的共同始祖和人神，还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春秋时期，由于中原各国的社会发展比相邻的部族先进，在频繁交往中，这些周边部族产生了华夏认同。战国时期，周边的部族不断与华夏族交融，华夏族不断扩大，更加稳定。炎黄传说的形成和对炎黄的崇拜，反映了华夏认同。大禹治水不可能到达钱塘江，绍兴在先秦时期属于越族生活的地区，绍兴的禹陵是后人建造的，以证实禹的活动范围包括这个地区。
华夏认同也就是文化认同。从华夏族发展到汉族，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主体是汉族。严格地说，那时无所谓“多民族”，周边都属于比较落后的部族，他们还没有脱离氏族社会，还不具备民族的种种特征。汉族的形成是统一国家的基础。
炎帝（明弘治《历代古人像赞》刻本）
黄帝（明弘治《历代古人像赞》刻本）
五、孔子、老子、百家争鸣
春秋时期，维持贵族之间尊卑上下关系的宗法制失去作用，贵族内部不再层层分配权力和财产，许多出身于贵族的人沦为庶人和没有财产的士。他们投奔有势力的大夫，甚至到别的诸侯国谋求发展。还有一部分人摆脱了贵族“士”的身份，转化为“士人”，也有庶人上升为士人的情况。春秋末年，士人的大量出现意味着社会中产生了一个知识阶层。这个阶层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贵族的权利和地位，也不从事耕作。他们有思想、有主见、有抱负，是百家争鸣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没有统一思想，也没有对思想的约束，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士人群体属于独立的社会中层，知识阶层历来都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中外历史纲要（上）》说，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后世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这个时期，学术昌盛长达百年之久，以后中国历史上再无此现象。其中主要学派的思想及其精神方向虽然不同，但都没有因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而消失。主要学派提出了政治重建和国家治理的各种方案，融造了中华文明两千余年的意识形态，中国智慧发展的基础和源泉都在这里。
了解思想家重在理解他的思想逻辑。孔子提出“为政以德”，通过以身作则的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主张重建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他的思想逻辑源自“仁”，“仁”源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庭中的亲情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因此孔子认为血亲之爱与生俱来，是人的本性；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孝”，据此，他提出“孝为仁之本”；兄妹之间的感情是“悌”，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强调下对上的义务和服从。孔子将家庭的血缘感情向外推展，产生普遍意义上的“仁者爱人”。他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有仁德的人自己能够处世立身，也会帮助别人立身；自己通达事理，也帮助别人通晓事理。尽心对待他人是实现“仁”的途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不要强迫别人去做，推已及人即不要坑人害人，这是做人的底线。孔子还提出仁德的五种表现：恭、宽、信、敏、惠。恭即自重，宽即宽厚，信即信用，敏即聪敏、勤奋，惠即关心他人。孔子认为，有仁德的人懂得自尊、自重，宽厚待人，以诚取信，勤敏做事，关心他人，这样的人才会得到人们的拥戴。因此，他提出“为政以德”：要为百姓树立道德楷模，大家都向楷模学习，国家自然平安。孔子的学说注重从我做起的道德修养，这是儒学的传统，历史上也出现不少注意修身养性的儒家学者。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秩序。孔子始终关注政治和秩序，这是儒学的价值取向。孔子认为礼仪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增强人的道德感和自尊心，可以使人自觉自悟、各安其位。他反对以法治国，认为用刑法来治理国家，民众会只图幸免而不知耻辱。孔孟将实现礼乐秩序的途径寄于君主开明，同时注重教化民众。孔子及后世儒家学者都以教化民众为己任，同时又积极参政议政，这是儒家学派的特点。
孔子整理了《诗》《书》《礼》《易》《春秋》，这些是传统文化的结晶。
《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意思是说，大道废弃，才提倡仁义。
“大道”即天地万物的总原则。在老子看来，树立的“德”是人为标准，治理国家应当“道法自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指君主，君主应尽量减少对百姓的干涉，让百姓加强自主意识，无为而无不治。无为使民无知无欲，“道法自然”就是效法万物之自然的意思。但是，他又强调“无为而无不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适当地有所作为；
他还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即小鱼，烹制小鱼火候要适当，用铲要小心。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只有重视生命、爱惜生命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生命的重视。以道为本是老子的主张，道家由此得名。道家在百家争鸣时期不是显学，但其思想深度和实际影响仅次于儒家。《老子》也叫《道德经》，是道家理论成熟的标志，后来成为道教的经典。道家认为养生与治国的道理是一致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陈鼓应在《老庄新论》一书中说，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无“李”姓，有“老”姓；老子原姓老，老聃应该是他的名字。道家学派说自己的源头是黄帝，西汉初推崇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即老子。
在百家争鸣中，孟子发挥了孔子思想，提出“以德治国”实施“仁政”。
孟子认为人性善，“仁”的根源在于人性先天都是善良的，婴儿时期都一样，长大变成好人或坏人，是后天造成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人性善，所以每个人都有“仁心”，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为什么古代只有尧、舜、禹几个圣贤呢？因为他们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不断发挥本性善良的一面。这样的人掌权的话一定会实行仁政，通过“教养”使百姓也坚守仁心。教，就是教育引导；养，就是重视民生。为什么要重视民众生活？他认为吃喝不愁，人才讲究尊严，才会有仁爱之心。那么，如何使民众衣食无忧呢？要减轻赋税，爱惜民力。“民为贵”“社稷次之”是说疆土重要，但不如民众重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君为轻”是说君主可以更换，唯有百姓是不变的。他提出以仁心教化君主，是儒者的责任。
孟子把“孝为仁之本”提升到政治高度：“以孝治天下”。于是，在家尽孝、在外尽忠的忠孝观念逐渐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荀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他不同意孟子“人性善”的观点，认为人都想吃好的、穿好的，都有私心，这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人性本恶，必须加以管制才能向好的方面发展。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从人性本恶的观点提出，君主必须以法为工具管理国家，严刑酷法使人畏惧，才能实现安定。他还认为强化君主的统治权要宣传造“势”，君主要学会以权“术”驾驭百官。李斯亦出自荀子门下。
实际上，性善论和性恶论将善与恶推论到极致，都是片面的。现在我们知道，好的制度可以发挥人性光辉的一面，抑制人性丑陋的一面。后天的生存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人的天性。那么，为什么百家争鸣时代的儒法学说会影响后世两千多年呢？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观念由来已久。百家争鸣的学派很多，《中外历史纲要（上）》讲述阴阳家旨在说明从阴阳观念形成阴阳五行学说。
《易》阐述的阴阳观念很早就有，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思想内涵。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将原本各自独立的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阴阳原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引申开来，物体的正面、前面称阳，背面、后面称阴。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于是古人就用阴阳概括相互对立、相互消长的两个方面。阴阳交替变化，有序而调和就是吉祥，反之就有难。这种观念在《书》《诗》中也有记述。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也是很早出现的观念。五行相克相生，相生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指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邹衍用五行说解释历史规律，认为历史按照五德终始的次序演变，周朝是火德，接替的一定是得到水德的人。水德尚黑、数字尚六，秦始皇深信不疑，他的袍服都是黑色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代中国独特的抽象思维方式，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中医学的理论是阴阳五行，董仲舒独尊儒术和宋代理学也是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
墨子以“兼爱”反对孔子的仁爱。儒家的仁爱“亲亲为大”，亲疏有别。家人之间要比外人更亲密，爱兄弟比爱邻居要多一些，这叫“爱有差等”。墨子则主张“爱无差等”，对人对己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即“兼爱”。他的理由是，强调亲疏远近是造成社会混乱和争斗的根源，真正的仁应该是“兼爱”。墨子思想体现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就是“非攻”。“非攻”不是反对一切战争，正义之战得到墨子的支持。墨子在国家治理方面提出“尚贤”，为政之本在于让贤能的人主政，应该选最贤能的人当天子，天子再选拔次贤能的人。显然，这种想法过于天真。
百家通过争鸣，相互批判、相互吸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每一家内部也有差别，儒家的孟、荀是两派，发展方向不同，后世统治者采取“外儒内法”的方式，经久不衰，屡试不爽。春秋战国时期，阴阳观念已经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儒法两家都以阴阳说解释自己的合理性，后来理学又运用阴阳五行说解释自然规律和国家政治。中华文明的思想发展在百家争鸣时代已经基本定型。
教学与学习建议：
经济发展不是列国纷争的起因，但却是变法运动的基础。列国纷争与变法运动是因果关系。在社会剧烈变动中产生华夏认同的观念；华夏认同反映了统一的趋势。百家争鸣为统一国家的治理提出了各种方案。《中外历史纲要（上）》将孔子和老子同百家争鸣分开叙述，这可能是出于时序性的考虑，笔者建议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可以将其合并讲解。教师教学用书认为重点是社会变化、变法运动和百家争鸣。第一单元的导语强调早期国家到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构，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变化还是变法运动，都要强调早期国家的变化。按地域划分是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在我国不仅是国家形态的完成，还伴随着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
采用炎黄传说及其形成的过程，是对华夏认同最有力的说明，还有更多的实证。顾颉刚的考证有文献支持，其他实证则比较散见，可参阅《中华文明史》。从孔子的治国思想解释“仁”，从老子的治国主张解释“道”，这样是不是更符合本单元的主旨？教师需要讲解各学派思想的逻辑，但《中外历史纲要（上）》对此没有明说。墨家思想可以简略，孔子的教育成就一带而过甚至可以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