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课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2023-2024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2019）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4课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备课与学习提示：
1．第3课肯定秦朝击退匈奴的进攻，本课接着说“汉初，匈奴势力强大，多次袭击汉朝边境”，再看课后的“学习拓展”，反击匈奴无疑属于正义之战。其核心问题是：加强中央集权与反击匈奴的战争有什么关系？
2．“东汉的兴衰”可从简讲解。
3．教师应注意“民间秘密宗教”的概念的讲解。
4．《史记》的思想特点应与“学习拓展”的评价相结合，由教师讲解。
5．中医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医理论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师必须讲解此点。
一、“文景之治”与制度的反复
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敝，统治者注重纠正秦朝苛政，休养生息。汉文帝刘恒继位后继续采取宽松政策，废除了连坐法和割鼻子等肉刑，禁止审理言论犯罪。《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文帝在发生日食时主动下诏做自我批评，要求“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文帝削减了宫廷所用马匹，在位23年没有锡装饰。他重视农业生产，有2年实行三十税一，有11年免征田租，并将人头税从120钱降至40钱。《九章算术》记载，重体力劳动一天的工钱为40钱，一斗酒为50钱。汉文帝死前留下遗诏：死亡是自然现象，不要大办丧事；丧葬期间不要禁止民间娶妻嫁女、饮酒食肉。汉景帝继承了他的衣钵，将田租降为三十税一，即缴纳收获物的3％～4％，还将男子服徭役的年龄推迟到20岁。那时，农业普遍采用铁制农具，北方旱田的耕作技术日臻完善，亩产量能达到120斤。低税收和社会安定鼓励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工具先进、技术成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当时，全国人口不足2000万，人少地多，有百亩之田的农户很普遍。由于垦荒面积不断扩大，皇帝又带头节俭，国家储备丰盈。粟的价格每石（带壳的，约合120斤）30～50钱，很便宜。司马迁是当时人，他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明弘治《历代古人像赞》刻本）建宫殿、园林，修建陵墓时不用金银铜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不可复制的时期，此后农民再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低税率。这个时期，国富民也富，不仅因为文景两代君主开明自律，还因为当时北方农业生产技术已达世界一流水平，旱田所用的铁制农具成型配套，耕作技术成熟。宽松的政治环境、安定的社会秩序、先进的生产力和低税政策，使西汉走向强盛。
当时，有人认为分封有利于稳固家天下。分封的诸侯国只有丞相由中央委派，其余官吏全由诸侯自行任免。诸侯国的租税不上缴，徭役只供自己使用。刘邦剪除异姓王之后，封9个子侄为诸侯。这些诸侯国占据西汉2／3的疆土。刘邦死后不久，两个诸侯国先后叛乱，被汉文帝镇压。汉景帝时，7个诸侯国叛乱。叛乱被平定后，汉景帝认识到必须削弱诸侯国的势力，诸侯国内重要官职必须由中央委派，诸侯国内带兵的官职全部取消，诸侯只剩租税特权。汉武帝时期再行分化政策，缩减诸侯的经济特权。诸侯国分裂的威胁在汉景帝时期基本解决，汉武帝在全国彻底实行郡县制。汉武帝时期，国家的威胁主要来自匈奴。
汉景帝（明弘治《历代古人像赞》刻本）
二、西汉与匈奴的较量
文景时期，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匈奴人的侵扰。
长城以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沙漠地区，降雨量小，温暖季节短，早晚温差大，不适合农业生产。游牧民族居住在草原，但完全靠放牧很难自给自足。战国时期，匈奴人掌握了制铁技术。匈奴人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没有文字，抢掠是他们维持生存的手段。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边境都受到匈奴攻扰，赵国在雁门北与匈奴大战，斩杀匈奴10余万骑。秦始皇统一后，派蒙恬率30万大军征战一年多赶走匈奴。然后，秦军驻守河套，防卫匈奴的威胁。秦汉之际中原战乱，匈奴乘机再度占据河套，汉初时到达陕西、山西北部。
匈奴的势力深人华北边缘一带时，正适刘邦平定异姓王。韩王信投入匈奴怀抱，刘邦不得不与匈奴交战。汉军打不过匈奴骑兵，刘邦被围困于白登山（位于今山西大同东北）达7日之久，后侥幸脱险。此后70多年，汉朝忍辱求和，7次和亲，每次送大量财物，3次陪嫁“公主”，但每次和亲只能维持三五年无大事。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一路抢掠焚烧，进逼到距长安200多里的地方，8年后匈奴再次威胁京师。汉景帝时，匈奴又进入山西、河北北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攻入地点从辽西到甘肃，多则数万骑，小规模攻扰“不可胜数”，每次杀伤掳掠一两千人。在古代，草原游牧与农耕定居是差距很大的两种社会状态。匈奴对中原的抢掠和屠杀是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是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矛盾。和亲是屈辱性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和亲只能使匈奴愈加骄横。匈奴藐视汉朝，行文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和亲的实质是向匈奴上贡，以求平安。汉朝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在北方，反击匈奴是保卫国家安定的唯一办法，这是汉武帝面临的最主要、最急迫
明妃出塞图（明·仇英绘）
的问题。《中外历史纲要（上）》没有提和亲，而是指出“匈奴势力强大，多次袭击汉朝边境”，又在本单元最后的“学习拓展”，歌颂了霍去病、张骞、苏武、马援、班超，将反击匈奴的战争定性为正义之战。但还有一个问题：对匈奴的战争与加强中央集权是什么关系？如果按《中外历史纲要（上）》的叙述，好像加强中央集权在先，战争在后，其实不然。
汉武帝即位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这说明皇帝把解决匈奴的问题当作自己亲政的头等大事。这时太皇太后窦氏掌握着朝政，笃信“黄老”学说，重用保守的老臣。汉武帝不得不按捺雄心，继续奉行和亲政策，而且馈赠格外丰厚。匈奴礼物照收，攻扰不歇。汉武帝即位第六年，开始改弦更张，对匈奴强硬，但是，在位丞相都反对他的主张，汉武帝不得不发动身边的亲信与之辩论，再任用内廷官处理政务。汉武帝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必须抑制相权，这是最初产生中、外朝的原因。
对匈奴开战必须集中兵权，卫青、霍去病等人都兼“侍中”头衔，既是汉武帝的亲信，也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将领。对匈奴的战争是持久战，国家必须集中物力，在战争中充分显现出中央集权的优势。
历史发生的时间顺序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对匈奴开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收复河套，同年颁布推恩令；元朔五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24一前119年），卫青、霍去病连续4次大战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同年实行盐铁专卖；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统一货币；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这些大事发生的前后顺序说明，反击匈奴的战争需要加强中央集权、集中财力；至少不是在全面强化中央集权之后，才将匈奴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战胜匈奴并非易事。以前汉朝军队被动防守，每次都处于劣势，等援军到了，匈奴人也跑了。汉朝军队最缺少的是战马。据说，汉初全国大约只有3000匹马，找4匹颜色相同的马都不容易。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从汉文帝开始，国家重视马政，也鼓励民间养马，规定养1匹战马可免除3个人的徭役。到汉景帝时期，养马场已有36处，共养马30万匹，数量可观。①在草原上养马没有饲料问题，农耕地区养马以谷物秸秆为粗饲料，还要加黑豆和粟等精饲料，1匹马每天要吃掉3个人的口粮。文景以来经济发展，国家虽然有能力养马，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中原的马不适合作战。秦陵兵马俑中的陶马只有1.33米高，太矮小。为此，汉武帝从乌孙（今新疆伊犁河一带）和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引进良种马，并将大宛的汗血马命名为“天马”。汉武帝时期最多拥有战马60万匹，兵强马壮。
匈奴人数虽然少，但活动范围东起辽东，南至长城，西到额尔齐斯河，北至贝加尔湖。匈奴分散，居无常处，一次获胜并不能使其全体就范。匈奴单于也没能力驾驭全体牧民。第一次对匈奴作战，汉武帝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失败。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朝军队分四路从河北、山西出击，仅卫青一部获胜。转年（公元前128年）匈奴掠夺辽西，围困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侵入雁门（山西北部）。汉武帝派卫青率3万骑兵出雁门，另一路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击，大获全胜。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汉武帝遣卫青等人反击，夺取河套黄河以南地区，得牛羊百余万，修复长城，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匈奴分四路侵入河北、山西和河套地区，汉武帝派六路大军反击，卫青一部出塞六七百里，于黑夜包围匈奴主力，俘虏15000多人，汉武帝亲至长城，加封卫青大将军，重赏有功者。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卫青率10万骑兵出击两次斩敌9000人，其中18岁的霍去病领800轻骑斩获2000余人，受封冠军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匈奴万骑侵入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杀人数百。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卫青指挥军队两次出击，霍去病统率的一支越过陇4000余里，深入匈奴休屠王领地，斩杀8000人。休整补充后，霍去病再次出陇西2000余里，斩获3万余人。此战引发匈奴内讧，有的准备投降，也有不愿降者，是时，霍去病疾驰入匈奴阵，斩8000余不降逃亡者，约4万匈奴人降汉，被分散安置在北方五郡。这年的大战被称为“河西之战”，汉朝军队千里奔袭，共斩杀匈奴4.6万余人；加上降汉的4万余人，彻底清除了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力，打开了大汉经营西域的通道，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创造了条件。但是，匈奴单于的实力还在，仍威胁着西域的安定。
匈奴单于居大漠以北（今蒙古国北部），活动范围达贝加尔湖东西千里之地。河西之战后，匈奴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攻入汉朝东北边疆，杀掠千余人而去。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令卫青、霍去病各统骑兵5万，又从民间征调4万匹马，步兵和转运军需物资的共10万人接后，深入漠北与匈奴单于决战。卫青所率大军出塞千余里，恰遇单于布兵列阵以待。两军接战时已近黄昏，忽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汉朝军队趁机从左右两翼包抄，杀敌1.9万余人，单于从西北突围。霍去病率大军出塞2000多里，到达贝加尔湖一带，斩杀无数。两支汉朝军队出征时共有马匹14万，归来不满3万；汉朝军队杀敌9万人，自损数万。每次战后，汉武帝都亲自奖惩。他下令为霍去病建造府第，但霍去病拒绝了，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霍去病24岁猝然去世，汉武帝十分痛惜，将他埋葬在自己陵墓的旁边。
15年中9次大战，汉朝军队斩杀匈奴18万人，匈奴降汉者约4万人，匈奴还损失了二三百万头牲畜，元气大伤。汉朝军队收回了河套及河西走廊地区，损失了十几万士卒，二三十万匹战马（一匹战马的价格是10万钱），后勤动用了二三百万民工，消耗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战争期间，汉武帝为集中财力，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如统一铸造货币、向商人征收资产税、征收舟车许可证税并实行盐、酒、铁由政府专卖等，以支援战争。这时已经出现了大型铁犁铧、耧车和赵过的代田法。汉武帝还重视治理黄河，热衷兴修水利，六辅渠、龙首渠、白渠、漕渠等都是那时修建的，促进了农业发展。
汉朝在屡胜之后，修筑边防，移民屯边，又与西域各国通好。匈奴退守漠北，主动休战和谈，于是汉朝派苏武去匈奴，并带丰厚礼品，以诚相待。但匈奴内部意见不统一，扣押苏武，将苏武送至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匈奴单于告诉苏武：等公羊产子时就放你回家。苏武受尽折磨，所牧牲畜被盗后，掘土捉野鼠为食，然所持汉节从不离身，以表达不辱使命，坚贞不屈。
匈奴扣押苏武后战局重开，双方各有胜负，但汉强、匈奴弱的大势已不可逆转。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汉朝军队与乌孙等国联合，大败匈奴，部分匈奴臣服。西汉最后50多年，双方媾和。双方都疲惫不堪，无力再战。到东汉初年，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东汉，逐步南迁，开始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北匈奴仍时常攻扰东汉边境。东汉大将窦宪、耿秉在南匈奴的协助下大破北匈奴，继而汉军又在阿尔泰山一带击败北匈奴，迫使北匈奴人向西迁移，进入欧洲。
汉朝击败匈奴，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战争的一次辉煌胜利。在古代东西方，基本都是游牧民族战胜农耕民族。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具有夫然优势，他们不用马镫仍可驾驭自如。当时汉军骑兵是否有马镫，现在还不清楚，没有文字记载，但考古发现的汉骑兵俑都无马镫，如此强悍的汉军骑兵，竟然没有马镫，令人称奇。
不打败匈奴，汉朝永无安宁之日。匈奴问题解决后，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开通丝绸之路，版图东西长约4000千米，人口接近6000万，耕地达到827万顷。①汉朝强盛的基础是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
反击匈奴不仅巩固了政权，而且强化了民族意识。在抵抗和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汉朝人对本民族的生存、荣辱等产生明确的认知。卫青、霍去病、张骞、苏武、马援、班超是杰出的代表。他们都是为维护本民族利益而战。战胜匈奴不仅取决于国力，还取决于民族精神。汉朝赋予华夏族新的族名，国家统一、国富民富，使民众认同国家，产生民族的自觉意识。
反击匈奴维护了统一国家的安全 霍去病（清人绘）
和民族的尊严，保卫了先进的农业文明和中华文化。汉武帝用人赏罚分明，张骞因出使西域熟知地理，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对匈奴的战争中引导军队，知水草处，使军无饥渴，战后受封博望侯。而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战争中，由于张骞率军晚到，又被贬为庶人。皇帝亲自选拔将领，亲自主持奖惩，极大地激励了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对匈奴的战争需要财政支持，因此实行盐铁专卖等措施，战争增加了农民负担，这是无法回避的矛盾。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发生水灾，国家还能勉强救济，而在后来的饥荒中，大量农民被迫流亡，以致起义。汉朝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不反击匈奴还有别的选择吗？好在汉武帝能够及时推行富民政策，使国家仍然在前进的轨道上运行。
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是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夹击匈奴，西域各国也渴望摆脱匈奴的侵扰，建立军事联盟是双方的需求。《中外历史纲要（上）》有《西汉形势图》，图中标示“西域都护府”，所在地乌垒城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北。最初西域都护统辖36国，后来增至48国，西汉末分为50余国。这些“国”大的有两三万人，最大的有8万人；小国数千人，最小的只有600多人。随畜牧逐水草而居，没有定处。西域都护府的长官叫“西域都护”，级别相当于内郡太守，权力很大。
没有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的商旅就没有安全保障。通道被打开不等于商贸往来频繁，那时往来一趟要走两三年，敢于长途行走的商旅一年不超过20批。
西汉时期丰富了皇帝制度。《史记》记载，刘邦死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这是庙号的由来，也是家天下的写照。后来，《汉书》称刘邦为“高祖”。谥号从汉文帝开始，最初谥为“孝文皇帝”，《汉书》称“文帝”。谥号含歌功颂德之意。汉高祖没有年号，正式使用年号始于汉武帝。汉武帝用了11个年号，各有讲究。谥号、庙号、年号都表现了皇帝的特殊地位。《中外历史纲要（上）》第6课的“历史纵横”介绍了“皇帝的谥号、庙号和年号”，似乎放在这里更合适。
三、东汉的兴衰与汉族的形成
西汉末年，控制朝政的外戚贪婪无度，掠夺土地，数量惊人。王莽改制，但措施不切实际，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导致绿林、赤眉起义。宗室刘秀率兵而起，公元25年称帝，沿用汉的国号，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是西汉的延续。东汉实际存在了165年，前期70多年还比较稳定，但其后的9位皇帝大都没活过40岁。皇帝如此短命多因政治环境恶劣。9岁的质帝说了句大将军太跋扈，即被大将军梁冀毒死。梁氏外戚专权50多年后，宦官集团取而代之。宦官屠杀“清议”毫不手软，且手段残忍，直至发生黄巾起义才有所收敛。朝政黑暗，思想更荒唐。
汉武帝的封禅活动以及董仲舒用阴阳五行说解释儒家政治伦理，使谶纬之学流行开来。谶是一种预言，表明“天意”，玄妙而神秘，往往附图，又被称“图谶”。纬与经相对得名，是以神意解释五经。王莽利用谶纬取代汉室，刘秀推翻王莽自己当皇帝也利用了谶纬。刘秀对谶纬深信不疑，做事和用人都以谶纬决定，还将谶纬提高到经典地位。于是，谶纬成为一股盛行的社会思潮，影响了政治和思想的走向；不仅使社会充满迷信色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外戚、宦官专权与谶纬流行，造成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东汉晚期，上下层同时大分裂。中央集权瓦解，上层清流、宦官、外戚轮番权斗；基层郡县散架，曾经约束文官的监察刺史变成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权力高度分散，民生无人负责。黄巾起义前的112年中，自然灾害频发。民变几乎年年都有，而且多半都是利用迷信活动组织起来的，起义规模最大的有十几万人，时间最长的羌人起义坚持了60余年。后来的黄巾起义，十几天内全国响应，人数达百万之众；虽然仅9个月就失败了，但国家分裂的局面延续了三百多年。
《中外历史纲要（上）》将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定义为“民间秘密宗教”，可不做解释，放在清代白莲教起义时再说。
东汉历史也有辉煌。汉光武帝刘秀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东汉基业。汉明帝至汉和帝时期，窦固、窦宪几次率兵大破匈奴，收降30余万人、牲畜100多万头，西域范围达到葱岭，攻扰中原地区几百年的匈奴问题，最终在东汉初期得到彻底解决。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是汉字成熟的标志，说明汉族已然成熟。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以来，全国设郡县制管理，全体臣民编人户籍，统一税收，统一制度、法令。
汉朝赋予华夏族“汉”的族名。编户齐民使百姓不再以“燕人”“齐人”“秦人”相区别，而是“某郡某县”为籍。他们虽方言有异，却使用着统一文字。
四、两汉的文化
教师教学用书强调本课重点是“两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上的巩固措施”。从“巩固措施”认识两汉文化，只体现了独尊儒术，《史记》并不在此列。《九章算术》是治理国家的副产品。中医学著作是民间实践的结晶，与国家治理无关，与传统观念有关。两汉的文学不是重点。教师不必费心讲解王莽新政。
汉初，刘邦采纳叔孙通的建议，用礼制操练上朝的规矩，这使他体会到儒家学说的实际意义。因此，他晚年路过曲阜时，用最隆重的太牢大礼祭拜孔子。汉武帝采纳了“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原本不主张绝对尊崇皇权。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秩序。他认为臣应该“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这种思想，认为君臣应该互相尊重，“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易位”就是换皇帝。荀子尊君，同时力辩天命与政治人事无关。他还有“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董仲舒首先提出君权神授：“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天地人主一也”。其次，他用阴阳解释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阳尊阴卑，“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此后，皇宫大殿、皇帝的座位都是坐北朝南。董仲舒还用五行相生、五德运命论说官员的职责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将阴阳五行说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始于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成因主要在于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为政治制度制造了理论基础，因此获得正统地位。此后，历代皇帝诏书，起始都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行文格式。汉代以来，尊君卑臣成为官场常态。魏徵以直言诤谏留名后世。他的《十渐疏》历数唐太宗的堕落，文字直落千丈。然而，这篇鸿文的篇末也有自贬：“臣诚愚鄙，不达事机”，反映了臣子的价值定位。海瑞以刻薄语言批评嘉靖帝，但在狱中得知嘉靖帝驾崩，竟然号啕大哭，乃至呕吐，说明君为臣纲已成为官僚的基本理念。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成《史记》，20年后这部著作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开，当时也不叫《史记》，而称《太史公书》，到东汉后期才以“史记”之名流行于世。
《史记》共130卷，50多万字。书写在简册上的巨著堆放在一起，一定蔚为壮观。此后两千多年这部书的影响经久不衰，发行数量已无法估算。评论者、注释者历代不绝，近现代的研究论著不计其数。《中外历史纲要（上）》“学习拓展”将司马迁列为中华优秀文化代表人物，突出了他的独立思考精神。
司马迁的价值观有别于史学传统。他的写作动机十分明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的写作并无政治意向，不是为当时的政治提供借鉴，不是以史辅政、以史颂政、以史教化，而是充分阐发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对汉武帝的政策和行为有很多讽刺和批评。他是董仲舒的学生，但是在为董仲舒作传时没有引录天人感应论。司马迁将撰写《史记》看成自己个性化的事业，对人和事的选择及其品评不遵从任何标准，完全以独立的立场、独到的视野、独特的思维写作。他似乎意识到这样的书有人看了会不高兴，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史记·太史公自序》最末也是这句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写书都希望看的人越多越好，而司马迁却要“藏之名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知道书中有些内容不合时宜。因此，成书后50多年仅极少人知道，到汉宣帝时，杨恽才宣布“祖述其书”。
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后人相隔时间越长可能对事情的因果关系、影响深度看得越清楚，高水平的历史著作一定会有高明的见解而不是重复记忆。刘邦以抗秦起家，建立汉朝后采取与秦不同的休养生息政策，导致汉朝的政治舆论一边倒地否定秦政，而司马迁却肯定秦统一是顺应了历史变化。汉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汉武帝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而司马迁却作《货殖列传》，肯定商人的价值。独尊儒术形成对孔子的崇拜，司马迁却写下：“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诸子百家大多崇尚节俭、克制欲望，倾向抑制消费，司马迁却认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是人的本性，国富民富是社会安定和民风良好的基础。他的见解如今也不过时。
历史发生的事很多，史书不可能全部记录，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是有选择的记述。那么，选择什么人和事进入自己的编撰系统，反映了作者的观念和洞察力。司马迁的选择出于他自己的见识。《史记》开启了撰史者注意周边民族的传统。司马迁认为，行侠仗义之士比儒生更有利于社会正义，故而作《游侠列传》。《史记》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
自然状态的历史既保留在文字和实物之中，又存在于人们的口碑和记忆里。历史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求实，司马迁就具有认真求实的态度。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如果以秦统一划线，之前可算是古代史，之后是当时的近现代史。《史记》中的黄帝传说、《夏本纪》和《殷本纪》，都是他根据传说、文献记录和实地考察写出来的。有研究者质疑《史记》中关于夏商的记载，而王国维根据发现的甲骨文，考证了《史记》所载商朝王位承袭的准确，而后又有青铜器铭文印证了《殷本纪》。这说明司马迁具有强烈的追求真实的理念。
《史记》是汉代散文的代表作，也是汉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的文字可以将读者带入历史场景。他对人物的描写具有情感倾向，如项羽的英雄气概、刘邦的流氓气质、李广的盖世武功。但其中难免有夸张的成分，如写李广打猎，误将草丛中的石头看成老虎，一箭射过去，箭头竟然深深地扎入石头中-夸大了意念的作用，令人难以置信。司马迁在求实基础上的夸张和想象，形成历史书写的一种风格。
司马迁的精神及其著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当时汉民族的特质。如果沿着司马迁的精神方向，古代史学也会步入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轨道，成为表达个性的文化。但是，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集权政治的环境，不可能让《史记》的撰著宗旨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古代史学不过经历了一个迂回，最终仍然返还到传统价值观导引的方向。
因 禹 之 古 其 名南 夏 香 行 太今保本唐唐宋 漢齋 而 公 南组第王子郎 袖 追 史河 顱紀諸國中 鉴 為 背名 案二 諡 以曰諡 侍博 其放文法 讀士外 珍 實 熱命 日 弘兵 記 太史 史 率文 卷 禹 蓮 索设
古 中 古 香谷 我國 香 史十 史贤 史志 袖 齋號 命 齋 慎视 北训 记 記 鉴 五 平新识朱 入 篇
如果说司马迁要把史学引上史家个性发展的路线，淡化史学的政治效应，那么，班固的《汉书》又将史学扳回先秦史学的传统轨道。班固同司马迁一样，属于私家著史，也追求真实且文笔典雅。《汉书》内容广博，超过《史记》。但是，班固的价值尺度是恪守儒学思想体系，“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他不但将《史记》的纪传体通史形式改造为断代史，而且取消了司马迁的个性精神，重新使撰史成为政权的附庸，使史学思想隶于官方的思想体系。这是《史记》与《汉书》的根本区别。
《史记》记载的文化名人很多，但唯独司马相如一人一传，司马迁还将司马相如的5篇代表作录入其中。司马相如是作赋的大家，司马迁将他的作品与《诗经》相媲美。汉赋和乐府诗的篇幅都比较长，仅流传于社会上层，五言诗短而上口，能够在民间传播。
中医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医学自古至今始终保持着独特的体系，中医学的经典至今仍不过时，古代的临床经验至今仍然有效，古代的很多方剂现代人仍在服用。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尽管它的理论还无法被当今科学解释，但是它仍有其他医学无法企及的功效。中医学的理论与中华文明的传统思想息息相关，中医学的很多观念已经渗人每个中国人的骨髓，成为日常生活的经验。了解中医学实际就是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医学比儒学更具说服力。因为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认识自己身体的特性，这比道德说教更生动、更具体，也更容易理解。
中医学用阴阳五行说解释人体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易经》是儒家经典，也是古代医学非常重视的著作，清代有“不知《易》者，不可为太医”的训诫及“儒医相通”的社会认知。《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大体产生于战国时期，西汉成书，到现在还是中医学专业学生必读的教材。《黄帝内经》假托黄帝之名，其实是很多医者的经验总结。与《黄帝内经》几乎同时问世的《神农本草经》，则是中药学形成的标志。
如今，中国人的生活常识还有很多中医学的观念，比如“上火”，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概念。“火”不是fire，也不是hot，在英文中没有对应的单词，跟外国人解释什么叫“上火”，很费劲。“上火”是中国人的生活常识。“上火”源于中医理论，即阳气太旺，阴阳失衡了。中医内科治疗就是调治阴阳，运用五行相克相生的理念。中医将人的生理器官视为依阴阳五行构建的一个整体，肝、心、脾、肺、肾依次为木、火、土、金、水，是相克相生的关系。中医的五脏概念与西医对生理器官的认识，不是对应关系。比如心脏，西医认为心脏是推动人体血液循环的器官，作用类似于泵，没有其他功能。中医则认为，除了行血功能外，心更重要的是“主神明”。我们常说，心情愉快或心情不好，心实或心虚，心眼儿好或心眼儿坏；还有心想事成、心诚则灵、心宽体胖等，都源于中医的心脏概念。中医认为人的思考、情绪、性格乃至道德观都是“心”决定的。这在西医理论中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当人的情绪非常波动的时候，血液循环就会加速，对此中医与西医的解释完全不同。中医认为经络是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路，沟通人的表里、上下，是联系五脏六腑的网络系统。针灸治疗用细针刺穴位，以针刺的深度、用针的力度和留针的时间把握治疗效果，很神奇。但是，经络线与神经线的分布不一样。《黄帝内经》非常重视针灸，古代名医一般都是针灸高手。中医历来讲究整体观念，从人身整体考虑疾病发生的本质。
东汉有两本医书影响很大。一本是假托战国名医扁鹊写的《难经》，另一本是东汉末年南阳人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这两本书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后者，更多地阐述临床实践经验，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治疗的方法，并收录了300多个药方。
古代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医良则相，庸则匠”的说法，这反映了读书人的志向，也是对名医的赞誉。儒医相通不仅是理论同源，思想理念也是一致的，都是将济世救民视为己任。张仲景曾任长沙郡太守，管辖地域相当于现在大半个湖南省。他做官时坚持坐诊，最终辞官行医。在古代，身怀“进则救世，退则救民”志向的读书人不在少数。
华佗（清殿藏本）
传统中医学有长处也有短处。《后汉书》记载，华佗曾经使用“麻沸散”成功地实施了腹腔肿瘤切除和肠胃部分切除的手术。这个记录没有其他旁证。外科手术不仅仅有麻醉的问题，打开腹腔或胃部，怎么止血？用什么办法保证不感染？华佗是一个人做手术吗？有帮忙的“手术护士”吗？《后汉书》还记载，华佗手术缝合后在切口敷“神膏”，四五日即愈合，于是，有人相信华佗要给曹操实施开颅手术不是说书人的妄语。脑血管更细更复杂，以当时的物质条件，很难想象手
术的成功率。史书记载，华佗善于针灸和心理疗法都是有可能的，当时中医已经达到了那个水平，而且那些治疗方法前有实例、后继有人。中医按摩、正骨、治疗外伤确有绝招儿，但外科学及外科手术一直是中医的弱项。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考证，华佗源自印度佛教传说。他认为历史上没有这个人，是佛教传说造就了名医华佗。这也许是一种可能。
《九章算术》是国家治理的产物，书中涉及的数学题都是基层官员面临的实际问题。从史学角度说，它具有史料价值，比较精确地记载了当时的徭役、赋税、物价等社会生活水准问题。从数学角度看，它是古代中国数学的代表作。
《九章算术》成书大约在公元1世纪，确切作者无从考证。《九章算术》的试题很多都是徭役赋税问题。比如“衰分”中有一道题：“今有北乡算八千七百五十八，西乡算七千二百三十六，南乡算八千三百五十六。凡三乡发徭三百七十八人。欲以算数多少衰出之，问各几何？”衰，读cuī，衰分，即按一定标准的比例分配。算，指算赋，就是人头税。汉代规定男子15～56岁，每年需缴纳人头税，徭役要从这部分人中征调。这道题说“三乡发徭三百七十八人”，即根据官府指令，三个乡要征发378人，怎么摊派呢？每个乡出多少人合理？基数是每个乡每年缴纳算赋的数字：8758,7236,8356。如何计算？这显然不是一般百姓考虑的。汉代县官接到上级郡府下达的征发徭役数额后，按照各乡缴纳算赋的人数比例再分配，传达到乡里，由乡中的有轶、啬夫或乡佐等基层小吏落实。其他如按亩收税，必须测量土地、计算面积；官仓储粮，必须计算仓库容积；兴修水利、治河堤防等土木工程，必须计算工程量及所用工时；这些都是基层官吏的实际事务，由此产生数学。例如，《九章算术》的“方田”讲田亩面积计算，阐述了分数的四则运算以及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衰分”讨论按比例分配赋税与徭役；“均输”解决赋役的合理负担问题，包含了正反比例、比例分配、复比例在内的整套比例理论；“少广”介绍开平方与开立方；“商功”解决筑城、开渠等土木工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体积计算问题；“勾股”论述勾股定理和相似直角三角形，提出二次方程解法；“方程”研究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引进了正负数的概念及加减运算法则。
《九章算术》书影
《九章算术》共有246道数学题，每一章都是先列举若干个实际问题，给出答案，然后再归纳“术”，作为此类问题的共同解法。这些“术”抽象出数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包含了深刻的数学思想。该书在世界数学史上最早提出了负数、正负数加减法及解二次方程等概念。但是，最初《九章算术》的题目给出了答案，却没有证明过程。三国时期的刘徽为该书补充了解题过程，对原书的方法、公式和定理给出了解释，以注的方式详尽阐发了各种算法的数学理论。刘徽的注释精辟而严谨，使《九章算术》“成为可与《几何原本》相媲美的数学经典著作。在世界数学史上，《几何原本》是以演绎为特征的公理化体系的典范，《九章算术》则是以计算见长的算法体系的代表。如同《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影响一样，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九章算术》一直是东方数学的标准教科书，对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九章算术》还记载了当时的物价，如：醇酒一斗，50钱；一匹布，120钱；一头牛，大约1818 钱；一匹马，约5454钱；每亩“善田”300钱，每亩“恶田”70钱。很多学者研究西汉粮食价格，得出米价一石百余钱，谷价一石30～100钱。一位力工一天工钱大约40钱，吃饭、喝酒，至少还能存20钱。
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到东汉末年已经出现造纸名匠。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才普遍用纸书写。西晋文学家左思在《三都赋》中留下“洛阳纸贵”的成语，可见纸张对文化传播的功效。
教学与学习建议：
教师教学用书说，本课重点是两汉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上的巩固措施。在这四个方面平均用力，还是以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为重心，教师可自己选择。《中外历史纲要（上）》在“西汉的强盛”子目下，说“西汉对东南沿海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也比以前更加有效”。秦始皇在两越地区设置四郡，至西汉前期这四郡都脱离了中央。它们之间相互攻击，败者求助于汉朝。南越在赵佗之后试图对抗汉朝，汉武帝派四路大军征伐南越，又征伐西南夷，而后在这些地区设郡管理，但是这些郡与内地的郡不同，因俗而治，不征赋税，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不必详说。
以反击匈奴为重点，对东汉兴衰的讲解就不能占用太多时间。独尊儒术可归入“两汉思想文化”。《史记》和中医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教师要对其深入讲解。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解释《九章算术》，其数学史的价值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