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原因的实践活动
活动背景
1791 年,法属殖民地海地爆发武装起义。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战斗,终于在1804年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
拉丁美洲人民经过艰苦斗争,于19世纪20年代基本获得独立,但仍面临继续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20 世纪初,亚洲各国的民族民主意识加强,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高潮,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非洲国家的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促进了非洲民族独立思想的传播。
问题的提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原因
1906 年,提拉克在对印度民众的一次演讲中说:
你们的工业被彻底摧毁了,而且是被外国的统治摧毁的;你们的财富正流向国外,你们已经沦落到任何人类都不可能沦落到的最低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任何其他补救办法可以自救吗?要自救,不能靠请愿,唯有抵制。我们宣布,准备好你们的武器,组织起你们的力量,然后就开始干吧,这样,他们就无法拒绝你们的要求了。
—编者摘译自《提拉克,他的著作与讲演》英文版
阅读上述材料,思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原因。
1905 年伊朗(时称“波斯”)发生立宪革命,一位目击者于 1906 年写道:
我以为东方正从酣睡中觉醒。在中国,它表现为一种显著的反抗外族的态度,偏向“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理想;在波斯......觉醒似乎表现为偏向民主改革的形式......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不满的迹象同时出现,不能纯粹归于偶然。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真的正从其酣眠中觉醒,我们即将目睹一场数百万不满者反对寡廉鲜耻的西方剥削的起义。
— 编者摘译自[英]爱德华·G.布朗《1905—1909年波斯革命》英文版
学习拓展
查阅资料,结合所学知识,议一议:为什么“东方正从酣睡中觉醒”?
知识链接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1-2],是20世纪世界民族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运动中所呈现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对之后的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运动和反殖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
历史背景
19世纪下半期,印度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组织了印度国民大会党,要求民族平等和自治。
概况
①1905年,反英斗争出现了新高潮。
②提拉克为首的国大党激进派,主张联合人民,推翻殖民统治,实现印度独立。
③1908年,孟买工人举行政治总罢工,成为20世纪初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高潮。
失败原因
运动领导阶级的自私和贪婪、内部的分裂和倾轧、秘密革命组织对革命的负面作用和殖民当局卑劣的宗教挑拨政策考察运动是其失败原因。
全球时代背景
1905年是世界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在俄国爆发了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促进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非洲,正酝酿着新的反帝斗争。
在拉丁美洲,约五年后,爆发了历时七年之久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
在亚洲,土耳其、伊朗、中国和印度,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
亚洲觉醒了,它已成为世界革命风暴的新泉源,并反转影响了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1905至1908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和世界革命新的形势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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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
小糊涂晒太阳呦2024-05-17 14:58山西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源于19世纪末,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为目标。早期领袖倡导非暴力抵抗,通过罢工、示威等方式争取独立。二战后,英国同意印度独立,但导致印度与巴基斯坦分裂。该运动推动了印度民主制度建设,并对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产生深远影响。印度仍面临民主、经济、环境等挑战,需持续努力发展。
发端阶段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印度社会政治状况的变革和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是该运动的主要组织之一。早期的民族领袖如普利查窝、甘地等倡导实现印度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积极发动群众斗争。
然而,民族解放运动真正爆发并取得重大成果则是在20世纪初至中期,此时印度的民族领袖们采取了更加激进的非暴力抵抗行动,包括不合作运动、制裁和公民不服从等方法。此外,印度各地也发生了许多的激烈斗争,如贝尔凯利青年部队、广邦土地修复斗争等。
英属印度殖民统治下的社会政治背景
英属印度殖民统治下的社会政治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当时印度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区逐渐沦为英国殖民者经济利益扩张和政治控制的对象。
在社会方面,印度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并且由于种姓制度和地区差异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存在。此外,辛德和旁遮普等农业地区也遭受了干旱、饥荒和瘟疫等灾害。这使得许多农民走上了流浪生涯,甚至是非法活动或参与暴力反抗。
在政治方面,英国殖民者通过分裂和征服原则,在印度建立了庞大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以确保其统治权益。然而,他们对印度人民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印度人民没有选举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他们面临着普遍的剥削、压迫和歧视。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印度人民的反抗,成为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端的原因。
普利查窝、甘地等早期民族领袖活动介绍
巴拉甘·莫哈诺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他的父亲就是早期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青年时期就加入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并成为该党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该党积极呼吁实现民主政治、结束种姓制度、改善农民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等。他也是非暴力抵抗的坚定拥护者之一。
莫罕达斯·甘地被誉为印度独立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以非暴力和不合作行动来抵制英国统治的口号,并亲自带头实行。甘地也强调对穷人、农民、妇女和工人等弱势群体的关注,提倡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理念。在他的领导下,印度国民大会党成为了印度独立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
达梅达尔峰事件以及英属印度政府对起义运动的镇压
达梅达尔峰事件发生在1946年4月13日,当时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一些成员在加尔各答的达梅达尔峰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以抗议英国政府对印度军队削减和士兵薪水下调的措施。在这场示威游行中,警方向人群开枪,并导致许多人死亡或受伤。
达梅达尔峰事件引起了席卷整个印度的抗议浪潮,不仅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支持者,也包括其他政治派别的人、普通群众和学生。然而,英属印度政府镇压了这场示威,使用了残酷的暴力手段,包括棍棒、催泪瓦斯和搜查,并逮捕了数百名参与者。此后的几周里,印度国民大会党呼吁进行全国范围的罢工,并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了更激进的行动来抗议英国政府的镇压。
到1947年印度独立之前,印度独立运动经历了数次镇压和暴力事件,包括加尔各答大屠杀(1946年8月)和贾兰哈尔巴格大屠杀(1919年4月),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这些事件促使印度独立运动走向更为激烈的方向,并最终导致了英国政府在1947年归还印度主权。
印度国大党建立与民族斗争展开
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当时它的目标是为了推动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逐渐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他们主张通过和平手段争取独立,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并要求在印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无种族歧视和独立的政治体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国民大会党逐渐发展成为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之一。该党的领袖们开始将他们的斗争战线扩大到包括民族主义、反帝和社会改革等方面。
他们组织了一系列针对英国殖民政府的示威、抗议和民族运动,例如盐税抗议和不合作运动等,这些活动最终促成了印度独立的到来。
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者莫罕达斯·甘地采用了一种非暴力的策略来进行斗争,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呼吁维护非暴力和和平,强调在实现印度独立的同时,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和有秩序的社会。
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印度国民大会党被分裂成两个派系,其中一个是与穆斯林坎普人所领导的穆斯林联盟一起创建了巴基斯坦政权,并建立了它的如今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两国的东西两部分。另一方则继续推动。
分裂和独立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内部分裂和对英国统治的策略不同等原因,导致包括分离主义者、激进派和温和派等各种势力的存在。这些分裂和不同意见在印度独立运动时进一步加剧,使得印度独立前后出现了巴基斯坦的分裂,并在世界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印度国大党是印度独立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该组织成立于1885年,以争取印度独立为主要目标,它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带领了很多非暴力罢工和抵制行动,如反对英国的盐法或削减印度工人工资等。
在印度即将实现独立的前夕,有一部分印度人开始提出分离主义的要求,认为印度不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国家,而是应该基于宗教信仰来划分出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
1947年8月,印度成功实现独立并成立了共和国,但是印度的分裂问题仍然存在,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国界的划分不公正。这导致了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和迁徙,成千上万的印度穆斯林逃离印度,而同样数量的印度教徒则被逼迫流离失所。
二战和全球形势的影响及反响
二战对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战爆发之前,印度国大党领导的非暴力民族解放运动虽然在印度国内声势浩大,但在英国政府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小挑衅。
然而,当二战爆发时,英国紧急要求印度向其提供支援,印度国大党则为此定下了一个条件:印度必须在战争后获得独立。这个条件成为二战时期印度的主题,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和示威,使印度问题成为英国政府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
经过几年的斗争后,英国政府于1947年将印度独立分裂成两个国家,并建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国家。这场战斗不仅为印度赢得了独立和自由,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和自由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肯尼亚、南非、越南等地的解放运动都曾参考了印度的历史经验和取得了成功。
反过来看,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影响了二战以后这个世界。印度的独立和巴基斯坦的分裂成为南亚地区政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并引起了邻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社会动荡。印度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一个具有良好贡献的新兴大国。
民权运动在印度历史中的根深蒂固地位
印度的民权运动在印度历史中拥有根深蒂固的地位,这是因为印度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被殖民统治。自英国于1858年接管印度开始,印度就处于一个被殖民和压迫的状态,印度人民受到了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对待。
为了争取印度的独立和实现平等权利,许多民权领袖和组织在印度展开了非暴力斗争和公民抵抗,如甘地、尼赫鲁等领袖以及印度国民大会党、全印裔员联盟等组织。这些运动和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如示威游行、静坐、制造罢工和反抗等,表达了他们的诉求和要求。
印度的民权运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关注,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公开发表对甘地和非暴力抵抗哲学的赞扬,并从中汲取灵感。而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非洲解放运动中,非洲领导人也借鉴了印度的反殖民斗争经验和策略。
该运动对世界潮流、全球政治和文化影响的评估
印度的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其他被殖民地或受压迫国家的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同时,该运动中采用的非暴力抵抗策略也为很多后来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例如,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曾表示,他的非暴力思想启发于印度的甘地。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反映了当时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潮流,反对殖民主义成为普遍共识。此外,该运动还展现了一个新兴国家应该如何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的发展。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有助于打破西方对殖民地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印度也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角色,扮演着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推动进展和变革的关键作用。
印度民族解放的复杂性和巨大成就
这场自由独立的运动中涌现了很多杰出的领袖和人物,比如甘地、尼赫鲁、卡玛拉贝·内赫鲁等,他们通过非暴力抵抗、公开言论和罢工等方式响应了民众的呼声,最终推动了印度的独立。
该运动也包括了一系列可能看似相互矛盾的战略,比如各种形式的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但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团结起来推翻殖民统治。这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结束了20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
该运动不仅为印度人民争取到自由和权利,还成为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重要里程碑。此外,这场运动也对印度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印度成为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关键角色。
对印度未来民主、发展和生存面临挑战的看法和建议
在民主方面,尽管印度成功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仍然面临政治腐败、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宗教和地区性冲突等问题。
因此,为了巩固和发展印度的民主制度,需要继续加强法治建设、防止腐败、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同时促进各种社会群体的和谐与共存。
在经济方面,尽管印度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但仍然存在不平等分配、贫富分化、就业机会不足等问题。因此,在未来,印度应着眼于实现更加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该国还需要改善基础设施、整合资源、提高人民福祉水平等措施,以加快减轻贫困、增加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工作,同时也要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交流。
在生存面临挑战方面,印度需要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采取应对措施。此外,该国还必须解决人口爆炸和资源短缺等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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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1947-1964年前后独立印度的散漫青年和道德恐慌
彭成兰 2024-05-15 11:36文丨梁满玥
散漫的年轻人是理解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印度的一个关键人物。政治家、官员、学者、青年领袖和记者发现并传播了一种说法,认为印度年轻人的集体行为远远低于独立后印度成年人对他们的期望。
年轻人缺乏纪律的形象与学生骚乱的周期以及独立前时期使用的抗议方法错误地延续到独立后时期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但这种散漫的形式经常扩展到所有印度年轻人,并转化为对新建立的民族国家未来的长期焦虑。
这些关于散漫的印度青年的比喻成为了这个国家悬而未决的未来的象征。这种说法认为,除非年轻人的危机能够得到补救,否则印度独立的潜力及其第一代公民就永远无法实现。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最初几年里,这种论述呈现出一种新颖而独特的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具体化,在整个60年代,公众的关注持续不断。
这种话语的形成与印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关: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一代曾经的自由战士主持的从殖民统治到独立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数千万年轻人从奴隶到公民的转变。年轻人以前是自由斗争中充满活力的参与者,年轻人和国家之间的强大联系并不新鲜,尽管这一人口群体的巨大规模,分配给他们的巨大未来角色,以及他们所谓的无纪律状态意味着印度青年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新的政治和文化兴趣的对象。
笔者认为:利用斯坦利·科恩的道德恐慌理论来把握这一社会现象的深度和程度。本文将首先讨论印度背景下现有的关于青年和无纪律的学术见解。我将概述我的方法方法,并给出“青年”的定义。然后,当代官员和学者所表达的对青年无纪律的高度关注将被审问。
这篇文章将探讨一个著名的学生抗议的例子,以更好地理解和定义什么是不守纪律的行为,然后重点将转移到所谓的学生不守纪律的激增的原因。
然而,在这些成年人对他们行为的描述中,几乎完全缺乏年轻人的积极声音,我将试图通过引入全印度学生联合会,学生的观点来减少他们的沉默。最后,与这组关于青年无纪律的声明相联系的是关于后殖民时代公民社会、公共合作和公民自愿努力的不足的论述。
斯坦利·科恩将“道德恐慌”一词引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讨论。他认为,各种形式的青年文化的出现,如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摩登派和摇滚派,可能会在全国大众的想象中被边缘化,因为媒体和政治家描绘这一社会群体的方式。他写道,
社会似乎时不时地会受到道德恐慌的影响。一种情况、事件、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出现被定义为对社会价值和利益的威胁;它的性质被大众传播媒介以程式化和模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编辑、主教、政治家和其他思想正确的人守着道德壁垒;社会认可的专家宣布他们的诊断和解决方案。
学生和青年被理解为独立后印度民族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汤普森认为道德恐慌有以下特点:首先,他们采取“十字军”的形式,可以持续很短或很长一段时间。其次,他们就所谓的社会秩序崩溃向更广泛的社会发出了令人震惊的呼吁。第三,政治家们领导运动,采取行动来补救问题群体。历史社会学家经常关注“大众媒体”在道德恐慌中的作用.
是所谓的“思维正确的人”和“社会认可的专家”主要推动了关于印度青年的这种观点。因此,这种特殊的话语与精英设计的道德恐慌理论产生共鸣。事实上,精英阶层对年轻人缺乏纪律有一种共识,来自印度社会政治领域的各种演员,包括政治家、官员、学者、青年领袖和记者,都对年轻一代表达了沮丧、沮丧和失望的情绪。
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话语,那些宣传它的人很少试图在空间上区分这个国家。道德恐慌的概念尚未应用于印度历史,但它有助于批判性地探讨1947年后公众对学生和青年无纪律行为的急剧关注。这一模式为调查独立初期印度青年散漫行为报告的爆发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学者们必须警惕这种理论社会模型的僵化,但也要认识到它在允许社会科学家识别年轻人的当代和历史意义方面的持续相关性。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现象是“真实的”,也不是说它不存在,也不是说这些担忧是非理性的或不真实的,而是说这是理解印度青年历史和独立印度的社会格局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散漫“表现”。
正如撒迦利亚所说,“无论政治家还是理论家相信他们所说的往往是无关紧要的。构成公共舞台上公认的政治修辞基础的思想,是界定公众可接受的政治行为边界的思想,这为公共辩论创造了基础”。本研究同样将语言作为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通过探索附加在这个社会主体上的话语意义。
语言及其后果是本文的主题。学术文章和书籍、官方报道和非官方报道、政治演讲和报纸文章、青年杂志及其广告都揭示了对学生和青年的相同思维模式。我在这篇文章中采用的方法是话语分析,因为这里的重点是通过话语生产知识,以及语言如何成为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
这种方法与米歇尔·福柯的工作密切相关,对他来说,话语是“一组陈述,这些陈述提供了一种语言,用于谈论——一种表示——在特定历史时刻关于特定主题的知识”。
在国家层面探索这一论述,如果没有严格的区域重点,就会导致对印度这样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国家的规模和空间性提出必要的问题。
笔者认为:我的方法方法不可避免地偏向于国家层面,但这是一个最适合探索青年概念化的更广泛转变以及发生在国家青年秩序内部的巨大变化过程的尺度。
大卫·哈维认为,空间可能是“相关的”,因为它嵌入在许多过程中,这些过程汇聚在一起,赋予任何给定的空间或时间以意义。我认为,这种空间概念化有助于理解这种道德恐慌话语中包含的社会联系的厚厚的网络。
关于散漫青年的史学
关于印度青年社会主体的历史理解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对童年的历史研究为这一调查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学术切入点。历史学家强调了印度语境中关于儿童和儿童的恐慌、恐惧、焦虑和愤怒的话语,尽管历史学家普遍忽视了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例如,有人对印度男孩的东方化进行了研究,并将“流浪者”、“孤儿”和“少年”建构为“半魔鬼半孩子”。
大量文献强调了性的基调,通过对印度有争议的殖民时代童婚立法的探索,加强了关于童新娘、儿童强奸和这一社会群体法律地位的不断发展的全国性辩论。
这种对女孩的研究揭示了性的天真、脆弱、无能和情感的不发达成为了那些还不完全是女人的关键分界线。此外,学者们利用广告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印度现代女孩启发式范畴的文化焦虑。
相比之下,这里所探讨的无纪律倾向于是年轻印度男子的领域,公众对他的焦虑之处明显与性无关。这些历史著作揭示了殖民时代晚期儿童时期的政治力量,但它们通常没有将这些话语追溯到独立后时期。因此,本文以这些文献为基础,探讨了后殖民时期对青年的想象和讨论方式,并分析了在后殖民时期早期,青年无纪律的殖民概念是如何被改编和否定的。
来自人类学、地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对印度青年的社会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当代学术描述。自20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自由化以来,有大量文献理论了青年在教育方面的男性化危机及其政治反应,从青年集体抗议到微观政治。
杰弗里发现了一个受到威胁和焦虑的年轻中产阶级,他们在大学期间和大学毕业后花了大量时间“只是等待”,“宣传他们的漫无目的”,并参与“时间消磨”。
在独立后的印度,有一些关于年轻人缺乏纪律的有限的历史研究。查克拉巴蒂认为,后殖民时期早期训诫年轻公民的努力与殖民时期印度的政治构成相悖:即反对英国统治的民众和民族主义群众动员周期,随后是寻求维护殖民主权的英国人的报复行为。
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被后殖民精英视为无纪律的行为,在当代印度已被接受为正常的大众政治。然而,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生可能会合理地质疑他在20世纪50年代年轻人的抗议形式和当代印度政治之间画一条直线。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写道,“尼赫鲁和他的同僚是如何输掉这场辩论的,这是一段尚未被研究的复杂历史”。这段关于后殖民时代青年和学生及其无纪律的全国性辩论的更广泛的历史,正是本文的重点。然而,我认为,与查克拉巴蒂相反,那些花时间和精力解决“青年问题”的人并没有有意识地相信他们会像他所说的那样“输掉这场辩论”,或者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鲁道夫使用定量方法绘制了尼赫鲁去世后学生“骚乱”和“不守纪律”的上升情况。他声称,"学生煽动和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在整个1960年代稳步上升,1967年第四次大选后呈指数级增长,在紧急情况发生前一年1974年达到高潮,随着紧急情况的发生而消退,在1970年代末上升到新的高度,并在1980年代初保持在高位"。
他发现,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没有考虑到足够的资源,再加上上大学的低前景,在独立的印度创造了一个更加不满的受过教育的青年群体。鲁道夫声称,“学生不守纪律”的比率在80年代初仍在上升,他将其作为这一社会群体动员的一个指标。
劳埃德·鲁道夫声称,“学生,包括受过教育的失业青年,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引起了国家的注意,当时学生的‘骚乱’和‘无纪律’开始影响州和国家政治”。与此相反。
笔者认为:青年不守纪律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初引起了国家的注意,当时各种成人行动者开始声称学生骚乱不适合一个年轻的民族国家,并越来越多地将这一社会群体作为一系列青年福利政策的目标对象。
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是,这种关于青年无纪律的论述是在独立时代出现的,还是在殖民时代存在的 这种话语并不是殖民时期存在的话语的直接延续,但它确实有先例,民族主义者表达了类似的情绪,这些情绪与本文将探讨的情绪重叠。
主要的自由战士表达了他们的焦虑,他们担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年里,年轻人没有足够的纪律来推进自由斗争。莫蒂尔·尼赫鲁在1929年写道:“我们生活在关键时期,国家的年轻人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这种希望完全取决于他们严格的纪律意识”。
根据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说法,在公民不服从运动期间,许多志愿者“几乎没有纪律,他们的训练和组织没有统一性。罗伊指出,在民族主义话语中,“青年”和“志愿者”几乎完全是同义词,可以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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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旺:印度的大国外交,埋下了巨大的战略祸根
观察者网2024-05-14 14:12【文/ 林民旺】
印度已经开始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选举。印度总理莫迪和他的印度人民党 (BJP) 似乎已做好了胜利的准备。莫迪在印度能够长期维持如此高的支持率,背后有多种原因,例如印人党的宣传机器将莫迪不断神话,印度经济上的突出表现,以及莫迪不断以印度教民族主义旗帜来吸引普通民众等等。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3日,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印度开启大选第四阶段投票,印度总理莫迪参加竞选活动。图自IC photo
外交同样为莫迪政府增分不少,除了美欧日澳领导人频繁访问印度之外,莫迪还多次受邀参加G20峰会。2023年在新德里成功地举办的G20峰会,使印度及其政治领导人在国际舞台的“能见度”得到大大提升。
显然,这多少要归功于莫迪政府的外交操盘手——外长苏杰生。他对莫迪的战略远见大加赞赏,也不吝表扬印度的外交政策,即使印度在战略上站队美国。这样的战略选择可以使得印度外交活动的空间更大,对中国、俄国和美国的战略杠杆更多,进而使得印度能够在各方竞争博弈的夹缝中不断获利。
新德里的外交策略无疑看上去是非常聪明且成功的。但是,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上,新德里的外交能否算是成功的呢?显然,答案未必是那么清晰的。至少,新德里不仅失去了同中国和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和善意,另一方面却并没有收获来自美国及其庞大盟友阵营的战略信任,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崛起大国。
在莫迪第一任期内,中印尽管爆发了边境上的洞朗对峙,但是很快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在武汉进行了非正式会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翻篇重启。然而,在莫迪第二任期初期,中印边境上爆发加勒万冲突后,两国并没有实现关系的转圜。
加勒万冲突的爆发,很明显是印度方面的错误导致的。莫迪在事件发生后很快就承认,“(中国)没有入侵入我们的边境,我们的哨所也没有被占领”。中方的反应很克制,直到10个月之后才公布中方军官和士兵的伤亡情况。
但中国的善意却没有换来印度的同等的克制和回报。3月,有报道称印度计划向边境增派军队,这违反了2020年9月中印两国防长会晤所达成的共识。新德里以边境边界问题作为杠杆,将中印关系维持在可控制的紧张状态上,以此作为拉近同美国阵营的敲门砖。
在2022年9月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2022年11月巴厘岛G20峰会,以及2023年8月南非金砖峰会上,莫迪都有机会与习近平举行正式会晤并修复两国关系。但是,新德里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这给中国释放的信号是——新德里已经在中美竞争的战略博弈中下注了美国。
印度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同样受到了俄乌冲突的考验。俄乌冲突爆发后,虽然印度没有加入谴责俄罗斯的行列,但莫迪却中止了同普京的年度会晤。购买俄罗斯石油时,印度在议价上更是“落井下石”,极力压低价格。
印度国防参谋长 阿尼尔·乔汉甚至公开评价道“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未来会下降,尽管它是一个核大国”这多少反映出印度对现状的评估,也让俄罗斯意识到,印度事实上押注俄罗斯会在俄乌冲突中“战败”。
与2014年印度对克里米亚问题的官方回应相比,印度此次的做法显然让俄国人感到失望。在俄罗斯看来,两国传统友谊和信任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
如此看来,中俄领导人都宣布不参加新德里的G20峰会,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与此同时,莫迪频繁受邀出现在了美西方主导的多边舞台上,印度成为了美国重要的军事伙伴。但印度和美西方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加拿大指控印情报部门在加刺杀了一名锡克教人士。印度对此指控做出了强势回应,这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等国的批评。美国声称自己也挫败了一场涉嫌在纽约暗杀锡克教男子的阴谋,同时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对此感到紧张。拜登政府尽管“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看来,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本质上也是一个“异类”国家。
印度与日本的关系,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确实发生了重要提升。但随着安倍晋三下台,日本领导人已经没有发展同印度关系的兴趣和热情了。由日本承建的,从印度孟买到艾哈迈巴德的高铁项目于2017年动工,但目前工程进度面临全面延期,预计于2026年才能投入运营。而日本与印度为了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共同提出的“亚非增长走廊”倡议,迄今没有任何实际进展。
日本极力拉印度加入RCEP以扩展自身经济联盟并平衡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但是印度却最终退出了RCEP。而印度对日本企业在印投资激增的幻想也一再落空。 苏杰生在三月于东京举行的瑞辛纳圆桌会议上表示,“有很多欧美的商务代表团考察印度,但没有看到那么多来自日本的代表团。”
莫迪政府显然没有注意到美西方对印度崛起的整体性的战略焦虑,仍在不断宣扬印度的经济崛起的成就。印度幼稚的想法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美国及其盟友要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就会致力于帮助印度崛起。但如果说是美国提供的国际环境促成了中国崛起,那么美国有什么理由会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呢?
总而言之,过去五年的莫迪外交,以表面上的风光换来了印度在国家战略上的根本性伤害。中国有句古话,聪明反被聪明误。莫迪的外交政策,显示出印度的精明,但是却可能埋下这个国家战略悲剧的祸根。
实践活动小结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学到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原因的知识,认识到:
1911 年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它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非洲国家的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促进了非洲民族独立思想的传播。
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削弱了本国的封建势力,推动了民族独立和世界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