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治理 教案 高二下学期综合实践活动课（通用版）

探究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实践活动
活动背景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这其中“大一统”理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治理
“大一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政治观、民族观与天下观，也是历代国家治理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
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有着深厚的基础。先秦是大一统思想的酝酿时期。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等级分封制国家结构，已经包含着大一统的制度萌芽。炎帝、黄帝被尊奉为华夏始祖，也被周边民族认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同源共祖意识的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说法，反映了各民族间的血缘认同。战国时期，结束纷乱，走向统一，已经成为历史潮流。思想家们纷纷表达出自己的愿望。梁（魏）襄王曾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荀子也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四海之内若一家”。这些都说明在先秦时期，大一统的制度、血缘、文化认同观念已经产生。
“大一统”一词出现在战国时期。《春秋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是指重视和尊重一体、统合的治理制度体系。
秦汉王朝建立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大一统从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西汉思想家董仲舒适应时代需要，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将大一统上升到天地常理、历史规律的高度。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的学说被汉武帝接受，从此，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成为历代有为的政治家们国家治理的理想与目标。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表现出四个重要特点：
一是国家统一。国家统一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的基础，也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重要目标。我国历史上曾数度出现分裂割据的状况，但无论怎样分裂，最终都会走向统一。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是“要在中央”。中央集权是 2000 多年封建国家治理最基本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政府通过文书律令、官僚行政、考核监察等方式，推行政令，维护中央权威。
三是郡县体制。郡县体制是中央集权下地方治理体系的概括。历代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域，如道、路、州、府、省、郡、县等，由中央委派官员进行管理。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郡县体制的治理方式表现出高度认同。
四是因俗而治。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适度保持自治、分治，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状况采取不同治理方式也取得不少成功经验。
活动主题
以“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治理”为主题，以个人探究、小组合作、班级研讨会等方式，认识我国历史上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加深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的了解。
活动目标
1. 通过探究我国历史上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阶段性发展演变，掌握其基本特征。
2. 以我国历史上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为例，分析其政治、经济、法律与教化、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治理措施，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学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3. 了解我国历史上考核与监察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探讨其在大一统国家治理上的作用。
活动过程
1. 全班以个人学习探究为主，了解我国历史上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主要内容和形成的原因。
2. 全班分为若干小组，每小组集体合作学习。各小组分别探讨如下问题：
探讨中国走向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历程。通过了解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不同历史阶段，认识统一是主流，是历史的大势。
探讨中央集权与大一统的关系。整理不同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力量强弱变化的资料，分析中央集权对保持大一统的作用。
探讨历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大一统的影响。通过了解地方行政区划的变迁，以及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认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形成的运行机制。
3. 各组根据以上问题进行分工，确定具体研究方案，分别搜集相关资料，研读相关论著，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向相关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专业人员寻求指导。
4. 各组对所搜集的材料进行整理，通过组内交流的形式进行充分讨论，在本组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
5. 各组报告完成后，举办全班专题论坛，各组分别介绍自己的成果，并回答其他小组的提问。通过共同研讨辩论，加深对我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治理问题的认识。
6. 专题论坛后，吸取大家意见，各组进一步修改补充报告，使之更加完善。
7. 将各组的研究报告汇总，编成文集，形成全班成果。
活动说明
本活动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专题研究，对我国历史上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形成、演变、内涵、作用、特点等进行梳理，从而加深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阐发其当代意义。通过这一活动，学生认识到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与历代国家治理有着密切联系。学生在活动中，通过搜集资料，分工合作，可以增强对我国历史上制度文化的理解，培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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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和中央集权政治的确立
小梦聊财经2022-04-30 18:25山西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形成和中央集权政治确立的阶段。其不仅有深 远的政治历史意义，而且也对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对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农业发展而言，秦汉军事政治一统天下的历史，质言之也是农业地域性拓进的过程。由于生 态地理环境以及人文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农牧业之间的分区分工，自 此而后，农牧文明之间相互对峙、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相辅相成的交互关系一直持续贯穿了中 国古代社会历史演进之始终。
战国秦汉时期，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农牧之间的对峙渗透关系逐渐进 入了白热化发展的历史阶段。“秦霸西戎，拉开了中原政权经营农牧交错地带的序幕”；而秦汉东 进西突、南征北战统一中国的过程，就农业地域性的发展而言，不仅包括了牧退农进、农业地域性拓进的过程，而且也包括了把历史上所形成的泾渭、汾凍、济泗、黄淮、江汉等核心农区连为一体、融 合发展的历史进程。
研究表明，秦汉时期以农业为主导方式的开拓疆域和紧随其后的全面开发，不但 使农业区域的拓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几乎尽可能的程度，而且对于农业生产结构之调整演替、 农业科技的推广等方面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全国的统一，使传统的几大核心农区融为一体， 造就了各农区之间科技文化交流与融和的客观环境，从而有利于传统农业技术的纵深、推广，以及整 体效应的发挥，标志着我国传统农业发展由区域性发展阶段进入了整体发展的历史时期。
另一方面，中央集权政治体系的确立，强化了行政措施推行的力度和广度，也不同程度地推进 了秦汉农业技术文化的发展。文献资料显示，秦汉政府非常注重农业生产，除颁布各种劝农诏令，以 示重视之外，在漫长的农业实践过程中还形成了系统完善的农事管理体系：即系统的农业管理思想、 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制度和切实可行的农业管理措施。
如秦王朝反映在在思想层次上的重农及“三 才”思想、制度层次上的健全的农官管理体系和完善的农业律令以及操作层次上表现出的“急农” 特征，等等。研究显示，在这种严格周密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下，中原郡县各职莫不以监督管理农 业生产、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汇报农业丰欠灾情为要务，甚至边远郡县也大抵如此。
史籍所载两汉在 西北、西南边陲之地兴修水利移民屯垦，移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事者比比，如马援知陇西太守，“缮 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任延为武威太守亦“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 皆蒙其利” ; “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耻，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稼耕，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 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仪”，强劲的中央集权政治和这种体系化的农业管理制度手段，加速了农 业科技文化的纵深创新和推广，也是秦汉社会经济繁荣昌盛的重要条件之一。
具体到对农业科技文化的对外交流来说，强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不仅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威势，形 成一种吸附力，吸引周边民族远道而来习修中原技艺文化，而且其系统有效的行政手段与措施，也无 疑会产生一种强劲张力，推动中原农业科技的大规模远距离向外传播，史籍中关于秦汉边地郡守传布 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西域屯田之记载，即为明显例证。因此，秦汉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可以说为农业 技文化交流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提供了政策保障。
对外交流的便利条件：秦汉时期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秦汉时期的交通较之前代更为发达，己经形成了贯通全国的水陆交通网络体系，其不仅对巩固统 一、加强中央集权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国内乃至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的重要条件。
为了保证政令的畅通无阻和强化中央的控制力，自秦始就非常注意道路交通的兴修，“绝通川防，夷去险阻”，开辟了以关中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交通干线，“为驰道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 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 ;两汉时期，又以秦道为基础加以修复、开拓，逐步完成了贯通全 国交通网的构建。这一陆路交通网主要有以下几条干线：
（一） 由长安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这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中最举世瞩目之成就。汉武帝年间, 为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不畏艰险，长途跋涉，成“凿空”之举，自此而后，“于是西北国始通 于汉矣”，联结欧亚的国际孔道遂正式开通。两汉时期，这条横跨欧亚的大陆桥已经大致形成了南、 北、中三条干线和多条支线。丝绸之路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通道，沿着这一道路，东西使者 商旅络绎不绝，而农业科技文化之交流亦源源不断。文献资料及现代考古发掘也雄辩地验证了这一点。
（二） 向北的"直道”和“回中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命令蒙恬修筑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 伸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五原，全长九百余公里，其遗迹至今尚可辨识；元封四年，汉武帝行幸雍，祠五畤，于是修“回中道”，其自汗、回中开始, 伐山开道，以通萧关。至此，由关中向西向北皆有道路可通。
（三） 通向西南的各条道路。秦王朝时就已经凿修了通向巴蜀的子午道和故道，但子午道“途路 涩难”、故道也偏僻多坂，所以西汉又开'‘褒斜道”以通巴蜀，“为汉中守，发数完人作褒斜 道五百余里”，“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结毂其口”，褒斜道成为入蜀的最主要交通线 路。通向西南方向的交通线路还有秦时在云贵修建的“五尺道”，汉武之时曾对其屡加修复和拓宽，“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 ；在四川和云南之间还有两条重要的官道，即始之于秦代的青衣路和焚道路,其是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通道的主要构成。
（四） 向东南、出武关至岭南的干线。秦时修筑了向南直达吴楚的“驰道"、在湖南、江西、广 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两汉时期随着中原同岭南各地往来的进一步频繁，除对旧 道屡加修缮，以保证畅通之外，还多有创建，如东汉建武2年卫飒为桂阳太守，凿通了联 系含滙、滇阳、曲江三地区的"山道五百余里”；建初8年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桂阳 鮮道，于是夷道，至今遂为常路” 。
（五） 向东达于华北平原和黄河下游地区的交通干线也筑于秦，两汉时期则更为通畅繁忙。
秦汉时期除了构筑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之外，其水路交通也渐成气候，成为秦汉交通网络体 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秦汉时期的水路交通包括了内河和海上两部分。由于秦汉两朝都非常重视 开发水上交通，采取了 “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这样一种兴修水利与发展水路交通相结合的方针, 因此大得漕运及水利之益。
尤其是两汉王朝，除继续利用和整修秦代遗留的各水运航道之外，还重点打通了黄河水道航运，使得内河航运迅速达到极盛，终而形成了 以黄河、长江、淮河、珠江为干线，其间又有大小支流及人工渠系相互连接的内河航运网，惠及当代， 泽被后世。
秦汉时期的海运亦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而岀现了新的局面。秦汉近海航运以齐地和会稽郡 为中心和基地，北可至辽东、乐浪，南及交趾七郡，沿海一带更是无所不至；远海航运中心以会稽郡 的东冶和南海郡的番禺等为中心，其近可抵朝鲜、日本及琉球群岛，远则涉至东南亚各地；
而且从史载看，东汉之时的远海航运线路已经明确越出了马六甲海峡，而进入了印度洋海域，甚至远抵红海。 秦汉海运与内河航运连为一体，弥补了陆运之不足，不仅加强了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联系，而且其远 海航运更是日渐成为秦汉对外交往交流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秦汉时代交通的发达，还体现在科学先进的交通管理方面。秦汉时期已经有了一套同当时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络相适应的管理制度——驿传制度。其一般由亭、驿所构成， 不同的类型设置不同的管理层次和制度，从而保证了道路的畅达无阻。秦汉畅通的海陆交通线路及系 统严密的管理制度，不仅为集权政体之成立和经济之运行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秦汉科技文化之发育和 交流创造了便利条件。
对外交流的精神动力:秦汉思想文化的发展聚变及其新特点
在思想文化领域，对秦汉农业科技文化发展及交流产生深刻影响的主要是"农本”思想的确立 和伴随着民族大融合而引起的世界地理观、秩序理念的转化。
“农本”思想是促进秦汉时期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内容主体的决定性主观因素。
"农本”思想渊源于重农思想。早在三代春秋之际，重农思想已经渐露机芽，如传说中的夏禹就曾 提岀过"善政养民”之治国方针。至战国秦汉时代几经转变，重农思想最终衍化为“农本商末”的理论体系，而且作为一种治国方略落实于各项法律政策之 中。这无疑会对农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表现在对外科技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则突岀了农 业的主体地位与作用。
在农学思想文化发展领域，战国秦汉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农业科学知识在哲理化和系统 化层次上纵深，这既是农业发展的一种反映，也是促进农业的重要因素。如《吕氏春秋》，其以农事 框架搭构全书内容体系，反映岀当时对农事的认识“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生产形态而升华、凝聚为一种思维模式”；其中的《上农》四篇虽专论农业，但其本意却不是致力于某些具体技术的实施过程或 操作方法，而是力求从宏观的角度建立农业科技规范指标、形成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与总体目标，揭示认知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一般准则。
两汉时期所出农书，也大致主要 以沿继《吕氏春秋上农》之特色、从宏观角度构建农学理论体系为特点；除此之外，更有了纵深的发展趋势和新的一些时代特色。秦汉农学思想这一独具的特色，是适应了秦汉统一后农业科技推 广以及构建新的农业科技体系发展趋势的产物，不仅标志中国传统农学已经完成了 “由零散向整体 发展、由自发向自觉进化、由经验向哲理升华”的发展过程，而且在农业实践中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必然会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境内各民族经济文化进一步交流融汇，不仅丰富了传统 农业文化的内涵，也引起了思想观念的一系列发展变化，塑造了秦汉思想文化兼容并蓄的特征，这对 农业科技文化的对外交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由于秦人早期“偏居于西隅之地”的经历，以及秦国崛起壮大的历史，使得秦文化 逐渐形成了以“轻伦理，重功利”为特色的价值观念体系，这就决定了其在对外关系及文化吸纳方 面的诸种特征。具体到文化的吸收整合方面，即不仅使得早期秦文化具有西部诸戎文化和东方中原文 化交叉影响的特征，而且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更是突出的表现出大规模吸收、继承、融合周边文化的 演进特点。
如秦人立国之初，饥不择食地吸收周文化遗产；秦穆公西扩之时则兼容了西戎草原文化； 秦国以后的发展，既是一个军事兼并、政治统一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上海纳百川、再造新质的发展过程，其不断汲取了三晋文化、齐鲁文化、楚越文化等地域性文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强的开放 性和兼收并蓄、优化选择等传统的文化形态。
虽然一统天下之后其地域性迅速蛻变融入了华夏文化的 历史长河中，但秦人这些思想观念却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即所谓“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 行者，皆秦之制也”。这一思想因素植入秦汉文化之中，使得其更具有多元化特色以及明显的“外 倾"色彩，形成了一种多维进化的文化发展模式，塑就了华夏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也影响了秦汉世界秩序理念的变迁。
另外，浓厚功利色彩的价值观影响及对外关系的理念方面，除拓边斥境之 锐意等表现外，还包括了诸如较为淡薄的夷夏观等思想。秦人的夷夏观念并不是非常强烈，这不仅体 现在礼俗及施政用人等方面，以至于中原有些人常常视秦人与戎狄无二，而且也反映在秦国对外交往 观念更具有“外倾”这一特征上。
当然，秦汉世界秩序思想的这一特色也与传统地理观念、政治控制理念的变迁相关，具体而言 即与九州论和五服论的出现和推广相关。九州论是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提出的地理观，邹衍这一思想的提出以战 国时期人们交通交往范围的扩大为背景的。秦汉之时，随着视野的进一步开阔，其学说也愈来愈为人 们关注，传统的"中国即天下”的地理观念有了大的改变。
秦汉时期的许多著述都开始使用"海内”这一概念，《淮南子坠 形》则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断言中国之外有八歹寅，八歹寅之外有八极，“飞思乎八荒”，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岀当时人们审视世界视角的发展，这一影响也逐渐见诸于秦汉政治制度和对外交往的理念及行动。
五服论是秦汉时代世界秩序主要理论依据。即以远近亲疏程度对不同地区的称谓，早在三代之时其已经是组织国家的 一种理念和制度。在秦汉时期，其在对外关系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时时影响汉对外决策。
在秦汉强大中央集权政治确立之后，这一理念似乎随之有了新的一些内涵。对边远地区实施的贡纳制 度即是秦汉世界地理观和世界秩序观的具体体现，它作为处理中央政权与周边地区关系的一种基本政 治制度和政策，在对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根据五服的理念，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控制 和赋税政策，对侯服之外的地区，往往釆用相当宽松的政策，如所谓的册封及羁縻之策。具体的表现 在对外关系的政策中，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或者多元化的色彩，如对朝鲜和越南 等直接置郡设县的地区，其控制的目标、手段、强度就明显不同于西域、归降匈奴地区等所谓的边远 之地政策。
总而言之，秦汉时期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其在对外决策和政策领域的贯穿，不但产生了 一种亲和力，为传统科技文化的播传创造了相对宽松便利的环境，而且同时也为吸取外来文明之营养 赢得了机遇。
综上所述，正是战国秦汉时期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所创造的种种条件，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缔造了坚实的基础与环境。因此，伴随着这一时期中外贸易交通的较大发展和我国同各国人民之间交 往的日趋频繁，中国的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影响亦突破了地域局限，以其强劲的辐射力和穿透力，开 始了更大范围的交流与融和，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同时，在这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之中，各国优秀的科技文化也源源传入中国，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断的 丰富着我国的文明宝库，成为促迸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发展的又一潜在动力。“秦汉时期文明的吸收是 大规模的，向外传播则是远距离的，从而构成了秦汉时代文明发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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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角度理解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治理理念
华舆2023-01-20 12:21发布于北京中新社新媒体平台华舆官方账号
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
中央集权是“地方分权”的对称，指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统一服从中央政府的制度。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自此，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总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为共识或常识。
譬如，宋太祖、宋太宗为解决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问题，将方镇的兵权、财权、司法权等收归朝廷。元代创立的行省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行省作为流动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废止已延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大权独揽，以防止权臣上下蒙蔽。清雍正帝创设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推行密折奏事制度，将内阁架空。
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无疑也是强化君权的过程。中国古代实行君主专制政体，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制度是互为一体的，以致有学者将两者并称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体制”。
不过，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制度虽血脉相连，但两者终究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一种行政体制，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制度设计，后者属于政体，概念更大；前者体现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后者体现的是君臣、君民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央集权等同于“专制”，不能将之污名化。
从总体上看，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顺应了国情，行之有效，突出体现为中央有权威，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便于全国范围内文化、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从而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稳定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最稳定持久、成效显著的一项制度。
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作重视、尊重解，“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遂称统治全国、统一全境为“大一统”，其主要特征是王朝更替一系相承、合乎正统，国家政令统一、疆域完整，各方面整齐划一，有凝聚力、向心力。
秦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中国古代行政体制以中央集权制为主体，所着力支撑和维护的正是大一统局面，而“大一统”理念则为推行中央集权制扫除了思想障碍。
可以说，到秦汉时期，在相关制度支撑下，“大一统”已成为一种政治理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尽管由此派生出的个别理念带有历史局限性，如自视为天朝上国，陶醉于四方宾服、万国来朝的赫赫威仪，但总的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大一统”还涉及民族问题。在“大一统”这一总目标下，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互为一体，历代“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实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观念为中华各民族所接受。在清康雍乾时期，中国达到空前统一。各兄弟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有纷争，更有交融，共同缔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
在诸子之学中，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改造，倡言《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天命观及君臣纲常伦理观念，与强调皇权至上、强化统一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最为合拍，迎合了政治需要，故而博得青睐。儒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主脉，对古代国家治理产生深刻影响。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从制度上维护和巩固儒学的主导地位，其举措之一是不断追封儒家创始人孔子，将其推上神坛。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象征和绝对权威。儒家经典及学说随之被神化，以致出现“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此过程中，儒学顺应时势，不断发展创新。
譬如，唐代韩愈为应对佛教、道教对儒学正统地位的挑战，率先提出复兴儒学；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创立“程朱理学”；南宋陆九渊、明朝王阳明发展“陆王心学”；明末清初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和继承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儒学兼具韧性和弹性，显现出强大生命力，因此得以牢牢占据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影响对象以官吏、士绅为主，也包括寻常百姓。传统中国社会崇尚知识，敬重读书人。从各地孔庙和私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到民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从乡约条规、家训家规、民居楹联、以孝贞节烈为主题的牌坊，到广为流传的众多乡谚俚语，儒家学说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和观念意识之中。
于是，古代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一统山河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之正统自居。只要生活在中华大地，只要是中国人，无不受到儒家学说影响，由此形成牢不可破的文化认同。概括地说，尽管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迭遭磨难和考验，尽管王朝有兴替，但语言、文字没有废，儒学没有亡，中华文化和精神没有丢。有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就绝不会亡，就拥有了复兴的根和魂，就能够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
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
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成不变。为解决治国理政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制度建设。
以环境治理为例，根据我们的研究，《周礼》已有专门管理山林川泽的职官设计。自秦汉至明清，随着农业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大地发生沧海桑田般变化，环境治理随之持续展开，建立了相应的职官和制度，其优良传统和历史成就突出体现在水土治理和土地保护上：历朝历代都致力于兴水利、除水患，所组织兴修的大小水利工程数不胜数；同时因地制宜积极开发、充分利用、精心养护各种类型的土地。千百年来，从“菑、新、畲”撂荒休闲轮作，到连作、间作、套作和多熟（如两年三熟、一年两熟、一年三熟）种植，中国农民以其勤劳智慧逐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水、土、光、热、生物资源高效利用，增加单位面积土地产量，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和物质保障。
更多情况下，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制度为顺应时势变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完善、推陈出新，这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以官员铨选制度为例，唐代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有云：“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经历了漫长演变，总的趋向是突破世袭、门第壁垒，转为通过考试公平竞争。作为中国古代官员铨选制度的重大飞跃，科举制前后推行一千三百余年，影响深远，包括在近代影响到英、法等国的文官考试制度。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发展五千多年至今的文明。这意味着中国已有五千余年治国理政的历史，其起步之早且接续探索实践时间之长，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从这个角度说，古代中国治理经验之丰富确实举世罕见。（完）(原标题：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鲜明特点）
实践活动小结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学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治理的知识，认识到：
2019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并专门提到了“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
在中华儿女开发和建设美好家园的长期奋斗中，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抵御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形成了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大一统”理念。正是在这种理念影响下，中华民族追求疆域领土统一、推崇中央政府权威、注重文化共识凝聚，反对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各自为政、价值观虚无混乱。
尽管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能够强盛、安宁、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