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卷文综历史试题史料来源和试题解析（开放论述第43题）

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卷）
文综历史试题
史料来源和试题解析（材料题部分）
【真题呈现】
第43题：
4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1932年中国重要新闻标题摘编如下：锦州撤防辽西尽陷；蒋汪昨晚在杭晤谈；溥仪竟作傀儡；日本大批军舰昨日到沪；蒋汪均决长住首都：日本毁我经济中心，上海闸北惨化灰烬；日军自昨晨猛烈总攻，我军沉勇坚守击退之；十九路军奉令开闽；蒋介石又做鄂豫皖“剿赤”总司令；全国红军继续大获全胜；国民党军阀大调白军布置进攻苏区；日军果进犯热河；湘鄂赣红军二次大胜利；国民党进攻苏区；傀儡组织近状；全线出击，红军捷报频传。
——摘编自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1931-1939》
结合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择取材料中的有关时事，拟定一个主题，写一篇短评。（要求：主题正确，运用材料，史实准确，评论合理。）
【试题出处】如下图来源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1931-1939》，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题干信息时代背景：（关键词：经济危机、田中奏折、军部法西斯、九·一八事变）
1. 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重创了日本的社会经济，激化了日本的社会矛盾。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力量推动日本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2. 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首当其冲，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对象。日本对中国满蒙地区的野心是由来已久，在1927年东方会议和随后的“田中奏折”中都暴露出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随即爆发，东北军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旋即撤出关外，东北地区很快全境沦陷。
拓展阅读1：（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通过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史实，理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
1927年6月, 田中首相召开了军部和与中国有关的外交官及“满铁”首脑参加的所谓“东方会议”，讨论对华政策。7月7日, 公布了《对华政策纲要》。《纲要》提出要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来。因为“满蒙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日本负有“维持和平、发展经济, 使之成为内外人安居之地”的特殊责任和义务“万一动波及满蒙，对我特殊地位和权益有侵害之虞时……,须当即立断, 采取措施。”可见,日本已下决心对我东北诉诸武力了。
东方会议以后, 田中首相向天皇上奏《帝国对满蒙的积极政策》, 即所谓“田中奏折”。发出了狂妄叫嚣:“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为了向亚洲大陆发展,第一个重大关键就在于掌握‘满蒙’利权。尽管日本当局不承认有这个奏折, 但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就是按照这个侵略程序对外扩张的。
——摘自詹方瑶：《日本经济危机与对我国东北的侵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
提示：近代以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野心不断膨胀，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策略。在完成对中国澎湖、台湾和朝鲜的吞并后，进一步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的蒙古、东北地区，借此作为吞并整个中国的战略基础。
拓展阅读2：（依据材料，了解1929年秋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社会的严重影响，并分析经济危机与日本策动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逻辑关联。）
1929年10月下旬，一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暴首先猛烈袭击美国，不久扩大到加拿大、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并波及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持续到1933年，使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40%以上。危机遍及工、农、商、金融等各行各业。资本主义各国的失业率分别高达30%到50%，失业工人达3000多万，几百万小农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这次危机生产下降幅度之大，危机范围之广，失业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也是这次危机的基本特点。……经济危机使持续萧条的日本经济遭到新的打击。首先表现在生丝出口锐减，丝价迅猛下跌。1929年，丝价平均每捆1350日元，1930年3月跌至1058日元，9月间跌至500日元。各种商品价格纷纷下降。1930年9月与1929年3月相较，8种主要商品价格平均下降37%。为了逃脱危机，日本统治者在50个主要产业部门强制建立卡特尔，限制生产，淘汰中小企业，裁减员工，降低工资。据官方统计，1931年日本失业工人达413000人，1932年达489000人，加上半失业者，数达300万人。危机对农村的打击尤为严重。尽管1930年大部分地区农业丰收，但因价格猛降，反成为“丰收饥馑”。蚕农、粮农、菜农均遭打击，民谣说：“五十颗白菜一包敷岛，一百把芜菁一包蝙蝠。（均为最劣质纸烟）”。全国农家负债总额高达47亿日元，平均每户837日元（全国农户约500多万）。东北地区和北海道又逢灾歉，农民以草根活命。青森县农村青年妇女卖身价只值9日元。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上卷》
在这次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下, 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急于从我国东北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投资达十四亿日元。占外国在东北投资总数的73%。日本对外投资的54%集中在“满洲”。关东军参谋、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板垣征四郎1931年3月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作《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满蒙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因为“满蒙的资源很是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在战略上,日本认为“满洲”有着比其经济价值更为重要的地位。
——摘自詹方瑶：《日本经济危机与对我国东北的侵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
提示：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工农业生产，造成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不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富饶的中国东北地区来弥补经济危机带来的国内损失，并通过侵略战争来转嫁国内的阶级、社会矛盾。
拓展阅读3：（依据材料，了解法西斯势力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核心推动作用。）
进入30年代，在国内外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日本法西斯势力猖獗发展。当时的日本，农村破产,城市工人失业，中小企业生产萎缩。法西斯分子适应群众心理，针对政党腐化，财阀聚敛，官僚堕落等现象，纠集不满分子和野心家，在军部支持下，阴谋策动政变，制造恐怖暴乱。他们公开反共，并在“防止赤化”的口号下摧残一切进步力量。他们甚至不惜用杀死统治集团个别首脑人物的手段来达到建立法西斯专政的目的。
1932年5月15日发生了震惊日本的“五·一五”事件。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陆海军法西斯分子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总店、日本银行等，首相犬养毅被杀。
1936年2月26日清晨，皇道派的青年军官率领1400多名驻京部队发动了叛乱，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等地，杀害了斋藤实内大臣、高桥是清藏相、渡边锭太郎教育总监、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重伤，首相冈田启介幸免一死。乱军要求解散议会，任命真崎为首相，建立“维新内阁”，罢免林铣十郎等。……29日叛军投降。“二·二六”事件后，以统制派为核心的军部法西斯势力确立了统治地位。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上卷》
提示：日本法西斯势力利用经济危机打击下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制造政变和恐怖暴乱。皇道派发动“二·二六”政变失败后，统制派为核心的军部法西斯势力确立了统治地位，并成为推动侵华战争的核心力量。
小结：蓄谋已久的侵略方针、经济危机的空前打击、本国法西斯势力的推动、中国内部的国共内战以及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的绥靖纵容等，都是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军事行动的原因。
二、题干核心史实解析：（关键词：一·二八事变和淞沪抗战、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
1、一二八事变和淞沪抗战
（1）日本策动一·二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在上海点起战火。其目的是借此转移国际上对它侵占我国东北的注视和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它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取得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在上海闸北发动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违抗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意志，奋起抵抗。这就是一二八事变。
——摘编自王桧林著：《中国现代史》，第304页
材料解析：日本在上海继续扩大侵略战争，目的有三，其一是转移国际对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视线；其二是迫使国民党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其三是取得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通过以上目的可以推知，随着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中国的民族危机逐渐加深，与日本的民族矛盾也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矛盾。
（2）淞沪抗战
1932年1月18日，日军在上海制造了“日僧事件”，以此为借口不断增兵上海。23日，陈名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第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公开发表了《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书》和《告淞沪民众书》，慷慨激昂地表示；“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长、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的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质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
——摘编自《九一八—一二八 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186页（1986版）
日军对闸北的全面进攻发起于1932年1月28日晚11时30分左右，分两路进攻。第19路军沉着应战，用机关枪和手榴弹阻击日军，成功地打退了日军的进攻。29日凌晨1时45分左右，日军又向第19路军正面发起第二波冲锋，双方激烈交火后展开白刃战，天通庵车站一度失守。在第19路军一部预备队赶来参战后，日军才最终被击退。凌晨5时30分左右，日军在出动飞机轰炸后，又发动了第三波冲锋。对此，第19路军在正面防守的同时，出其不意地以一支部队杀向日军侧背，日军猝不及防，慌忙撤退。当天上午10时左右，日军在飞机轰炸之后，再度发起进攻，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均被炸中起火，上海车站一度失守。在反复争夺后，日军终于被19路军击退。当晚在19路军发动反攻的情况下，日军被迫全部退出了闸北地区。
——摘编自汪朝光著：《中国近代通史 第八卷 内战与危机》，第254—255页
材料解析：日军对上海闸北展开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英勇抵抗，最终迫使日军退出了闸北地区。之后第十九路军被调防福建地区“剿共”。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之下，第十九路军的陈名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决定联共抗日，遂发动福建事变，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发布了内外政策，提出：对外取消外国的治外法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实行联共反蒋方针。事变后失败告终。
（3）蒋介石、汪精卫对“一·二八”事变的表态
淞沪抗战的爆发后（即一二八事变），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都公开对外发表谈话，表明了他们不同于以往的对日态度。其核心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和“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方针。与在东北问题上的不抵抗政策不同，新到的方针明显是抵抗的，只是这种抵抗仍旧是有限度的和局部的，即是准备在不绝交、不宣战的前提下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进行抵抗。但蒋介石也公开宣称：中国要争取国际的干预，却不等于一味地等待国际干预以及对日不做抵抗；不仅要抵抗日本的进一步入侵，而且若“若国际之约束无效，交涉之结果不利，日本帝国主义复怙恶不悛，非完成侵略之压迫不止，则我亦惟本不屈服之决心，始终不与之妥协。而且朝野一致，做最大之努力抵抗。”（1931年12月7日《申报》及1932年1月21--23日《实事新报》）这个谈话反映了国民党当局这时在对日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摘编自汪朝光著：《中国近代通史 第八卷 内战与危机》，第252页
“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如果用尽外交政治方法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
——摘编自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卷3 1978年10月版 第304-305页）
材料解析：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对“一·二八”事变后表态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的方针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从对东北地区的不抵抗变成局部有限度的抵抗。不过这里要指出一个前提是，蒋介石强调要争取国际的干预（实际上就是后来国联的介入），出发点依然是希望欧美列强能干预日本侵华，遏制其侵略野心。但是从1935年华北事变的爆发，中日的民族矛盾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的抵抗态度也日渐清晰，但是其外交斡旋的希望仍然没有放弃。
2、“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
（1）“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对东北地区的不抵抗
东北三省沦陷历时4个月零18天，但中国军队在主要城市所做的武装抵抗，前后加起来却连18天都不到。沈阳、长春、吉林等中心城市不是弃城而去，就是不战而降。仅有的战斗就是马占山率领的东北军坚守嫩江桥战役和李杜、丁超所部为守住双城堡和哈尔滨所进行的短暂的抵抗。（编者注：九一八事变后，尽管在东北地区有抵抗日军的武装斗争，但仅是零星的、分散的。国民党对日军肆意挑衅主要采取不抵抗政策。）
国民党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不抵抗政策，有多方面的原因：（下图为30年代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
其一、无论蒋介石也好，张学良也好，在事变爆发初期都相信这不过是偶然事件，中国方面只要不做过激反应，就不会使事态扩大。在这方面的事例是，国民政府在1928年对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采取不抵抗政策，虽然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山东主权受到侵害，但毕竟避免了事态的扩大，最终日本还不得不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撤回了军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经验，他们深信采取不抵抗的态度，就可消弭战祸于万一，却没料到关东军其实是早有预谋，就是要趁机夺取中国东北。（编者注:蒋介石、张学良对日军发动的进攻估计不足。）
其二、国民党对国际干预充满幻想，寄希望于日本不会置国联的态度于不顾而贸然行事。这显然也与过去的经验有关。因为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曾经有效的迫使日本放弃了自1915年就攫取到手的中国胶东半岛的特殊权益。而中国东北又是英、美等大国格外关注、必须坚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自然相信国际社会绝不会对日本在东北行为置之不理。因此事变一发生，南京政府马上就向国联提起控诉，要求国际干预。国联也确实通过了一些决议，并组成了李顿调查团到中国来。当国联于1933年2月17日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将侵入中国的东北军队撤回铁路之内之后，日本枢密院干脆于3月27日作出决定：退出国联，不再接受国联的任何决议和约束。
其三、中国东北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割据状态，且被日、俄据为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实力不济，鞭长莫及。南京政府刚刚取得中央政权，自身的巩固尚未完成，关内的统一还任重道远，难免会有弃卒保车的心态，幻想用暂时牺牲关外能够换取关内的统一和巩固。（编者注：当时国力衰微，南京国民政府政基未稳。）
其四、国民党对日本军方充满幻想。蒋介石这时一直在试图与日本军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向日本陆军省购买大量军火，商谈合建兵工厂事宜，而且签订军事教育交流协定，礼聘日本军官以军事顾问身份来华工作。蒋介石认为只要东北的形势不弄到开战的而地步，日本军方就不会不顾他与中国方面的这种交易而扩大事态。没想到日本军方丝毫没有因此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
其五、想要保存军事实力，意图先安内后攘外。在这方面，身为“东北王”的张学良明确表示过，在中央政府和全国没有下决心之前，单让一个东北军为抗日而牺牲，是他难以接受的。因此，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当即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由此不难想见，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军上层乃至张学良的态度会怎样。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剿共”。他电告张学良“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年谱》上P569）。早在事变发生前，他还公开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告诫国人：“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辱。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1931年7月27日《大公报》）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整个东北几近沦陷，仍旧公开地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辱”定位一时期之“国策。”
——摘编自汪朝光著：《中国近代通史 第八卷 内战与危机》，第242—245页
材料解析：“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蒋介石对中共的既定方针。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张学良等之所以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其原因其一是两人对日本侵略野心的误判（认为是偶然事件）；其二是希望国际调停，对列强抱有幻想；其三东北地区在晚清以来就一直处于实际割据状态，列强对这一地区虎视眈眈，国民政府无力控制；其四是张学良为了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主观上力避冲突；其五是蒋介石正在南方地区全力“剿共”，客观上给日本可乘之机。
（2）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
拓展阅读：（依据材料，了解国民党对中共农村根据地进行前四次军事“围剿”和中共开展反“围剿”的史实，分析中共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原因。）
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10月，蒋介石陆续调集10万余兵力，以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准备对以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摧毁中央根据地，消灭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红一方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歼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从1931年2月开始，国民党当局又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他们吸取前次“长驱直入”遭致失败的教训，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4月1日，国民党军队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包围并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南。其部队从江西赣江向东伸延，一直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但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苏区中央局经过反复讨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从5月16日到31日，红军连打五个胜仗，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从1931年7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调集部队30万人，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依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完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消灭红一方面军。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红军共歼灭敌军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这样，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也以失败而告终。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
1932年6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这年下半年，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而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大举进攻，迫使红军退出根据地，向西转移，创建川陕根据地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第二阶段从12月30日开始，由何应钦下达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计划。蒋介石亲往南昌督师，准备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依据歼灭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的处境十分危险。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依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红军主力四、五万人在黄陂地区隐蔽集结，孤军深入的国民党军毫无戒备地进入红军主力伏击圈，红军出其不意突然发起猛攻，……几次战役，共歼敌近3个师，2.8万人，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
——摘编自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提示：原因：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毛泽东等采取正确的军事方针策略，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前四次军事围剿。
三、题干素养立意考查
本题在命制中以陈益民、江沛主编的《老新闻1931-1939》专著为切入点，选取了其目录页中的章节大事记为素材，旨在考查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中外重大史事依托下的时代特征：民族危机深重与救亡图存的交织。其中，涉及几条主要的史实线索，其一是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野心不断膨胀，如题干信息中可以提取的九·一八事变（背景呈现）、一·二八事变（进行过程）、日军侵略热河省、此外日本还扶持如溥仪等建立傀儡政权；其二是爱国官兵的局部抗战，如题干信息中可以提取的第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其三是蒋介石等对日本侵略战争和对中国共产党南方根据地的态度，“攘外必先安内”，如题干信息中可以提取第十九路军进闽、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其四是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军事围剿，巩固了红色根据地。这四条史实线索呈现出了时代特征中的沉沦与上升的两种趋向。诚如张海鹏先生所谈及：[footnoteRef:0] [0: 张海鹏：《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2006年]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明显地呈U字形进程。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晚清时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民国时期) ，其基本特征是“上升”，在“沉沦”和“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1920年） ，就是“沉沦”的谷底时期，也就是“上升”的起始时期，是“沉沦”到“上升”的转折期。
具体落实到本题中，考生在解构题干信息时要关注到中外时空下的史事关联，即日本侵华、军民抵抗、国共关系等大事之间的逻辑联系，并自觉调用试题题干中的有效信息，对这些逻辑联系展开合理历史解释。
整体而言，本题以小时空、大述事的视野来构建一个新情境，全方面对学生的五维历史学科素养展开综合考查，难度中等，试题有一定创新性。
四、本题参考答案范例（以下资源来自谭伟弘老师历史悦读分享会的成果，特此感谢）
【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一：
主题：1932年：中国局部抗战的兴起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短评：
1932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局部抗战的兴起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首先，局部抗战的兴起是这一年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使得锦州撤防，辽西尽陷，上海闸北惨化灰烬。然而，中国军队和人民并没有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他们奋起抗争，如日军自昨晨猛烈总攻，我军沉勇坚守击退之。这些英勇的斗争，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兴起。
其次，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1932年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年，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军阀混战，国民党军阀大调白军布置进攻苏区。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却在全国各地取得了重大胜利。如全国红军继续大获胜，湘鄂赣红军二次大胜利。这些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统治，也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总之，1932年中国局部抗战的兴起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英勇和智慧，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参考答案二：
标题：1932年的中国：民族危机与抗日烽火
在1932年的中国，时事多舛，民族危机深重。这一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横行，从锦州撤防到辽西陷落，再到上海闸北化为灰烬，无不显示出侵略者的凶残和野心。同时，傀儡政权的出现更是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和痛苦。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更加坚定。
面对外敌入侵，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红军战士，都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他们在武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沉勇坚守、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更令人敬佩的是，全国红军在苏区战场上全线出击，捷报频传，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与此同时，国内政治形势也异常复杂。蒋介石一方面对红军进行“剿灭”行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应对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加艰难。但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始终没有放弃抵抗到底的信念。
综上所述，1932年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展现出了英勇无畏、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息。
参考答案三：1932年的中国：民族抗争与内战交织
1932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动荡的时期。这一年，中国不仅面临着外敌的侵略，还深陷内战的泥潭。从上述新闻标题摘编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的矛盾：一是中日之间的民族抗争，二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
首先，日本的侵略行动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锦州撤防辽西尽陷"和"日军果进犯热河"等标题揭示了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和热河地区的侵略，这不仅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毁我经济中心，上海闸北惨化灰烬"更是凸显了日本侵略给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重大损失。
其次，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也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蒋介石又做鄂豫皖‘剿赤’总司令"和"国民党军阀大调白军布置进攻苏区"等标题，反映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然而，"全国红军继续大获全胜"和"湘鄂赣红军二次大胜利"等标题，则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抗击国民党军队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然而，正如"全线出击，红军捷报频传"这一标题所显示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于侵略者和内战的压力，而是展现出了坚强的抗争精神和不屈的意志。
综上所述，1932年的中国，是一个民族抗争与内战交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不仅反映了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坚韧和勇气。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内外挑战，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复兴。

【参考书目】
1. 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1931-193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2. 詹方瑶：《日本经济危机与对我国东北的侵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
3.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4. 王桧林著：《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九一八—一二八 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
6. 汪朝光著：《中国近代通史 第八卷 内战与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
7.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卷3 1978年10月版）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
9.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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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变式】
4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一
——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1931-1939》目录，天津出版社
材料二
东方会议以后, 田中首相向天皇上奏《帝国对满蒙的积极政策》, 即所谓“田中奏折”。发出了狂妄叫嚣:“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为了向亚洲大陆发展,第一个重大关键就在于掌握‘满蒙’利权。尽管日本当局不承认有这个奏折, 但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就是按照这个侵略程序对外扩张的。
——摘自詹方瑶：《日本经济危机与对我国东北的侵略》，论文
材料三
淞沪抗战的爆发后（即一二八事变），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都公开对外发表谈话，表明了他们不同于以往的对日态度。其核心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和“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方针。……1932年6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依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几次战役，共歼敌近3个师，2.8万人，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
——摘编自金冲及（党史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结合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择取材料中的有关时事，拟定一个研究主题展开阐释。（要求：主题正确，运用材料，史实准确，阐释清晰，如果需要补充选用其他材料，需要说明选取理由。）
解析：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1931-1939》目录为专著文献史料，其中收藏了大量一手的图文史料，参考价值很高；詹方瑶：《日本经济危机与对我国东北的侵略》为论文文献，其中转述了二手的文字史料，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为党史专家论著文献，其中转述了二手的文字史料，具有权威性的参考价值。
提示：主题一可以为1932年的中国：民族危机与内战烽火交织。可以选择以上所有材料展开多元互证。
主题二可以为蒋介石对日抵抗政策的变化。除去以上所有材料之外，还可以补充蒋介石等亲历者的个人日记、回忆录，第三方（如外国报媒）的时事报刊等史料，提供更多无意史料加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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