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教版课件】高中语文选修《中古诗散》第六单元《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拓展阅读之《真实的孔子与孔子的真实》课件101张

课件101张PPT。真实的孔子与孔子的真实 北京奥运会开幕盛典，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大屏幕闪烁，数千表演者共吟《论语》名句： “四海之内皆兄弟” “礼之用，和为贵”等 。立体的活字印刷起伏波动拼出从古体到现代简化字的“和”字。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评出世界10大思想家，首位是孔子。其他9人为希腊的柏拉国、亚里士多德，意大利的阿奎那，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培根、牛顿、达尔文，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康德。
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师节、美国加州的教师节、马来西亚的教师节都是定在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一、平凡的圣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早最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1 .身世孔子（前551～前479）是春秋末期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因父母“祷於尼丘得孔子”，又“生而首上圩顶”（《史记》）,故名丘，字仲尼。
祖先是宋国贵族（微子-），因宋国内乱而迁到鲁国。到其父亲叔梁纥时，家境已经衰落。
3岁丧父，17岁丧母，生活十分惨淡。曾为人管理仓库和牛羊，他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十有五而志于学”，生活虽苦却勤学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连鲁国贵族子弟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
34岁时在鲁昭公的资助下，来到了周朝的京师洛邑（今洛阳），参观考察了文物、礼制，阅读了许多典籍，并问礼于学识渊博的老子(曾任周守藏室史、柱下史)，收获颇丰。二圣会乃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幸事。51岁时，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治理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 “齐人闻而惧”。
55岁时，孔子与专权的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大夫的政见不同，矛盾日深，加之齐国送美女、骏马到鲁国，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68岁时，满怀失望的孔子又回到鲁国，专心从事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直至去世。2.贡献（1）更新教育制度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奠基于孔子，可以说孔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职业教育家，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学者，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他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学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体制，把教育推向民间， 。
孔子把教化民众，提高国民素质作为立国之本，放在治国的突出地位。“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传承文化典籍
典籍是历史文化载体，由于先民制作、传播手段落后，加之战争、灾难损毁，传承艰难。现在被称作中华文化元典中的“六经”就是孔子倾毕生精力整理的。
《诗》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孔子“去其重”和“论次”。
《书》中国最古的史料总集，选编尧舜至春秋文献。
《礼》记载古代礼仪制度的书。
《易》古代的哲学义理之书，孔子撰作了《易传》。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乐》是音乐方面的著作，可惜亡佚。
五千年文明史，孔子恰在其中间点。孔子将“六经”作为教材传授，打破时空瓶颈，传播到民间，遗惠于后世，使中华文化成为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从未中断的文明。（3）推进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孔子通过深入思考，汲取其他学派（如老子、管子）营养，创立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为百家争鸣高峰期开辟了道路。
“儒”本是一种职业，专门“相礼” 。孔子做过“儒”，其创立的学派便称“儒家”。基本特点是：以孔子为宗师，以“六经”为经典；坚持“仁”为核心，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主张德治仁政，阐发“民本” 政治思想；坚持“中庸” 之道，倡导“和为贵”原则。从战国到西汉的民间和政府，经过艰难选择，逐步确立以儒学为主，兼收道、墨、法、阴阳等诸家学说的路线。在封建社会中，对稳定社会起到了巨大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但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思想中固有的、或异化出的负面因素显得越来越突出，甚至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石。面对复杂的儒家文化，继承与批判的任务相当繁重。（4）增益民族精神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包括进步的、积极的、精华的与落后的、消极的、糟粕的两方面，只不过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优劣比例有所差异而已。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积淀于民族文化之中的优秀思想和高尚品格，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进步的精神支撑和内驱动力，是合乎民族发展需要的。
在中华民族精神积淀的过程中，孔子思想曾对我们的民族心理、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均产生过深远持久的影响。 有人说：《论语》对中国人，可比之于《圣经》对于对西方世界。然而不同的是，孔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没有任何神学色彩，中华民族从来没有陷入宗教的狂热，孔子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人，从来面对的是现实人生。《论语》中的许多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浸透在脑海里，躬行在实践上，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着夫子之道。尽管大多数人因不识字而没有直接读过《论语》，但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说出几句孔夫子的话来。如：
任重道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见义勇为；温良恭俭让；和为贵；吾日三省吾身；闻过即改；见贤思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文会友；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听其言而观其行；后生可畏。
二、真情的箴言了解孔子，《论语》是首选的基本文献，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
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大约成于战国初年。从战国到汉初，中间虽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论语》的流传则不曾中断。
在中国书籍的简册时代，传播方式赖于手抄，再加上师承系统不同，同一本书就会有不少传本，不同的本子差异很大，篇目竟有不同。《论语》传到汉代，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传本：一是鲁《论语》，共有20篇，在鲁国旧地流传。
二是齐《论语》，共有22篇，在齐国旧地流传。
三是古《论语》，共有21篇，汉景帝儿子刘余由淮阳王改封鲁恭王，为了扩大宫室，拆除孔宅旧壁时获得，该本的字如蝌蚪状。张侯论：西汉晚期，汉成帝的师傅张禹，以鲁《论语》为根据，兼采齐《论语》，成《张侯论》。因为张禹地位高，当时出现了“欲为《论》，念张文”的局面。东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采用的这个本子，这是第一个由官方推出的定本。可惜《熹平石经》历经战乱，所存无多。 三、鲜活的思想孔子是人类文明的开拓者之一，在他的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还极不成熟，但他是最早思考和回答生活中提出问题的人。他试图通过寻找人性和人的关系，建立起与人的本质相一致、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规范，进而实现人际和谐、天下大同。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架构，古今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以“仁”为人性基点，以“礼”为人际规范，以“和”为社会理想，以“君子”为人格理想，以“学”为实现途径而构成的。
1.仁-人性基点“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仁的概念虽不是孔子最早提出的，但经过孔子的诠释和倡导，意义更加明确，内涵更加丰富，其中首次提出和论证了人性、人道、人格与人的生存、发展权利等重大问题。因而有人将孔子学说称为“仁学”。人乃万物之灵，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能够发现和善用人际相处的规律性，也就是能够理性地知道如何做人，孔子将这种规律性高度地概括为一个“仁”字。 “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孔子的贡献在于他将发自家庭的血亲之爱扩大，延伸至社会、国家以及整个人类、自然，在于将天生要过群居生活的人与其家人和同类亲近、友爱的心理情感升华为人际关系的普遍原则。（1）爱人
孔子把“仁”的本质解释为“爱人”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无论是居家度日，还是在外办事，都需要秉持“爱人”之心，即使在偏远之处也不可违弃。
爱所有应该爱的人是一种胸怀、一种境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孔子还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汎爱众”的最高境界。《论语》的“汎爱众”思想、《圣经》的“博爱”思想与佛教“慈悲”思想的可谓英雄同见。同情心乃仁爱的心理基因，正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孔子面对喂马的奴仆和宝贵坐骑，能够有以人为本的表现，确实值得尊敬。（2）孝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爱亲是爱人起点。“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人如果对生养他的父母都不能坚守孝敬之心，对帮助他的同胞都不能常怀悌爱之情，那么他怎么可能做到对他人友爱、对社会负责呢? 家和万事兴，孝悌是君子做人之本，也是家庭幸福、社会安定之本。孔门弟子中闵子骞、曾参等均以孝著称。
养亲是要求子女照顾父母的物质生活。“事父母，能竭其力”、“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敬亲是要求子女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孔子强调发自人内心的自然亲情，一是强调对父母的内在感情，二是强调态度上的恭敬。谏亲是要求子女对父母的过失进行规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孔子并非主张不分是非曲直地“愚孝”，他认为当子女发现父母有什么过失时应进行规劝，但应注重方式方法。若对父母的过失视而不见或盲目服从，也不是真正的孝。（3）忠恕
“忠”与“恕”是孔子提倡的基本处世态度。孔子与曾参谈话时曾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从孔子房里走出来，别的学生问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讲的“忠”，主要是尽己为人。“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这要求做人要端正对人对事的态度，真心诚意，积极为人，勤勉办事，恪尽职守。
孔子讲的“恕”，主要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要求做人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体谅别人、宽恕包容别人。当然，忠恕必须合于道义。“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人们要用正直去回应恶意，用恩德来报答恩德。“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乡愿，德之贼也。”人们要有是非标准，分清善恶。
孔子的“忠”与后世无条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完全不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对臣要以礼法相待，臣对君应尽心办事，否则如孟子所言：“君之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4）信
“信”在《论语》中共出现38次。实事求是、诚实不伪中的“实”是“信”的核心内容。引申为“诚信”、“信誉”、“信用”等。
孔子认为从个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国安邦，“信”都是至关重要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做事要“敬事而信”。
为人要“言而有信”
修身要“谨而信”。社会越文明与需要“信”：封建社会是金字塔形社会，上面是一个最高的皇帝，然后九品官统治下去，依靠人身依附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现代社会是一个有个人自由的民主社会，个体都是独立自由的，但不会绝对自由，无“信”社会就乱了，社会就完了。自由了的个人怎样建立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呢？那就是依靠契约（信用）。 “信”带来的良性循环是“信任” 。与人相处，与人共事，“朋友信之”，“信则人任焉”。为政“信则民任焉”， “民信”（取信于民）比“足兵”（使兵力满足国家安全需要）“足食”（使经济满足国民生活需要）更重要。
做到信需注意：
一是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所作承诺要符合道义，方可履行。所作承诺如果不符合道义，那就是不辨是非违背道义的信了。
二是“言必信，行必果”，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 ，发言论与承诺要慎重，否则因种种原因没法履行，前后矛盾百出，“信”就付之东流了。（5）德政
孔子“德政”的政治主张是其仁的思想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体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近者说，远者来。”德政易于得到民众的拥护。
为政者的“身正”具有表率作用，益于社会稳定。“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施政须“先有司（各负其责），赦小过，举贤才。”孔子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重视民心、反对暴政、节用惠民等民本思想是孔子一贯坚持的，《荀子》曾引用孔子的话：“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礼记》中也记载了“苛政猛于虎”的故事。
德政的目的在于使社会达到“无为而治”程度，孔子曾仰慕地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的“无为而治”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有着不同的智慧视角。道家的“无为而治”主张顺其自然，按规律办事。孔子的“无为而治”则主张通过有为的“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提高成员的素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无为而治”。2 .礼-人际规范人是情感与理智兼有的生命存在。面对七情六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人的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劣。为了解决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使人类群居的社会有序，中国古代先哲们探寻到的手段是“礼”。
礼的最初含义便是举行仪式，祭神求福。举行祭祀活动必须有一定的规范。随着时间的发展，礼逐步演变为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被引申到人们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个人交往、婚丧嫁娶）和各级公共活动（如政治、军事、外交、教育、文体）之中，后成为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和道德标准。（1）礼之用
在孔子理论体系中，“仁”是一个本体性的道德范畴和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礼”则主要是作为制度性的伦理范畴出现的，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人而不仁，如礼何？” “仁”是源于人情而又经过后天修养体悟的道德自觉，并且是主导建立人伦秩序“礼”的内在根据，“礼”是成全内在道德情感的外在性的伦理规范和制度。
“礼”还是衡量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为仁的外在标准，“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真有仁德的人，若有不合乎礼的做法，也是令人遗憾的。
（2）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管理的层次和分工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都是因为它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别”作为存在的事实具有普遍性。社会上每个人都有相应社会角色，若按礼行事，整个社会，各有所序，各有所司，即“定分”。“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一种理念：人无论担任何种角色都要尽己，为君者要像君，尽到君的责任；为臣者要像臣，尽到臣的责任；为父者要像父，尽到父的责任；为子者要像子，尽到子的责任。（3）礼治
礼本身包括了社会道德规范、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是社会生活中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以礼治国”实质上就是以规范治国。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德是礼所蕴含的内在本质,礼是德的外在表现,两者在管理中以道德仁心为出发点,目的是引导人们向善,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因而是一种内在自觉性控制。政刑是利用严格的法制、刑罚等强制的手段来管理,属于外在强制性控制。“礼治”和“法治”作为治国的两大理论和实践体系显示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
“礼治”的主要特点是：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石，相信人善良的本性，因而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谐共处，统治者与民众要相互体谅，主要手段是内在自觉性控制的道德教化，形成了以理(礼)服人的“王道”。
“法治”的主要特点是：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石，对人的本性有着充分的警惕，因而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统治者对民众要示以威力，主要手段是外在强制性控制的法律，形成了以力(法)制人的“霸道”。
在建设现代中国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国传统的“礼治”和“法治”，还是西方的法律思想，皆有丰厚的营养。 （4）礼让
从恭敬神到恭敬人，恭敬始终是人遵循礼的重要心理基础，礼貌谦让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要求和良好起点。孔子继承发扬了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把“礼让”作为实现仁爱忠恕、“以礼治国”的重要措施，“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礼让是一种境界。在孔子看来，远在尧舜时代的贤明君主兴起的“禅让”之风有益于社会发展，给先民带来了福利，“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在功名面前的表现出来的高尚品德，是一种用语言无法赞美的至高精神境界。礼让是一种行为。孔子乐于助人，多次在物质上或精神上施人以援手。他帮助过去世的穷朋友，“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也开导过不受时人欢迎的乡村少年，“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礼让是一种风范。自觉修养使孔子具有温文尔雅、宽容大度、不卑不亢的君子风度。“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比赛无论胜负都要拿得起放得下。“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以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态度对待人家，人家便主动把政事告诉他。（5）克己复礼
“人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孔子也提出了一个相同的命题。“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克己复礼”的重点和难点就是“克己”，如何自觉克制和战胜自己的不良欲望可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孔子的思路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用礼衡量自己的言行，就可以不违反社会行为规范了。一个人如果心存善良，但他在处理问题时不依礼法，往往会出力不讨好，事与愿违。“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慎、勇、直，无疑都是美德，但如果失去了礼的规范，这些美德就会成为缺点。
孔子在生活细节方面非常注意符合礼的要求，即便在谈话时也非常谨慎的，以免轻率伤人，使人难堪。“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仁者，其言也讱。”孔子在饮宴、问路等各种场合的言行在形式上是遵礼，但其中深含着对人的尊重。3 .和-社会理想《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说:“调声曰龢，调味曰盉。今则和行而龢、盉皆废矣。”可见，三者称物各有侧重, 但由于“和”既能兼指“调声”与“调味”,还可广泛用于其他领域，尤其是人际关系领域，书写也方便，后“和”来便取代了前两个字。
以“和”字组成的概念非常丰富，例如：和谐、协调、适中、和悦、和顺、平和、融合、包容、和解、和平、和合、和衷、和睦、和宜、和气、祥和。孔子与其弟子的众多言论之中，从个人身心的和谐，家庭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最终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和谐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及最高目标，《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仁”及“礼”都是围绕和谐的社会目标而展开论述的。
（1）和为贵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和无寡”。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团结与安定。《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的“和则一，一则多力”，均是对孔子“和无寡”思想的阐释，这说明，只要大家团结，心往一处想，劲住一处使，就能战胜各种困难，实现和谐的目标。和谐应该是事物所含因素内在的协调与相容，而不是表象的一致与相同。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追求和谐而不盲目苟同，小人只求一致而不考虑和谐。也就是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既不强求一致搞一刀切，也不重复别人，承认差异，包容差异，尊重差异，最后达到化解矛盾，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同一”有两种，一是“抽象的同一”，即“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二是“具体的同一”，即“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费孝通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现在追求的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而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情怀，不仅具有伦理价值，还具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处世哲学的意义。（2）中庸
为了达到“和”的境界，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方法论，将其作为言行和修德的有效途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道理。中庸又被称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互相制约，互相补充，以求整体利益的公正、个体得失的公平。中庸还被称为中行，中行就是要求人的气质、作风、德行不偏激，言行适度，恰到好处。均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并概括为“中庸”，并非圆滑世故、不讲原则。孔子在评论人和事的时候常用“中庸”的方法。“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在评论颛孙师（子张）、卜商（子夏）时认为，相对于客观存在的标准而言,“过”与“不及”两种极端都偏离了“中”，都是不可取的。
孔子还指出，为政“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礼仪“奢则不孙，俭则固。” 等等。
中庸之道还是“双赢之道”、“多赢之道”。君臣之间、君民之间、民民之间、单位之间、国家之间，本着“忠恕”的理念，均以对方的适当存在作为自己正常存在的前提，都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都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都避免使自己的行为过分，就可以最终找到矛盾各方利益的最佳结合点，互利互惠。孔子在评论人和事的时候常用“中庸”的方法。“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在评论颛孙师（子张）、卜商（子夏）时认为，相对于客观存在的标准而言,“过”与“不及”两种极端都偏离了“中”，都是不可取的。
孔子还指出，为政“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礼仪“奢则不孙，俭则固。” 等等。
中庸之道还是“双赢之道”、“多赢之道”。君臣之间、君民之间、民民之间、单位之间、国家之间，本着“忠恕”的理念，均以对方的适当存在作为自己正常存在的前提，都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都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都避免使自己的行为过分，就可以最终找到矛盾各方利益的最佳结合点，互利互惠。（3）和平
孔子倡导仁者爱人，爱人的底线就是爱护人的生命。如前所述，孔子从人本主义出发，对人的生命价值无比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认识程度。他反对人之间的互相残杀，特别是反对集体毁灭性的战争，“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主张“天下归仁”，用仁德克服残暴，除去虐杀。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一方面是诸侯争霸，另一方面民族之间的斗争也逐渐加剧。“春秋无义战”，“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可见孔子反对各地封建领主疯狂掠夺、兼并的坚决态度。“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可见孔子赞赏仁德、反对武力的思想。孔子对战争总体上是持批评态度的，但他并不是消极反战，而是认为“足食，足兵，民信”，是国家发展的大事。“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必需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才能保障和平谈判的成功，弱国无外交，古今同理。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之民战，是谓弃之。”国家必需教育民众，训练民众，否则一旦国家遇有战事，仓促把人们送往前线，那只能是白白送死。
（4）大同
面对诸侯战争割据、百姓生活困苦的社会现实，构想出了一个版图上“大一统”、政治上“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理想堪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谐思想运用的典范，自此，“大同”理想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鼓舞人们去争取美好的未来。
孔子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思想非常强烈，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孔子对为统一做出过贡献的人评价极高，虽然“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但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孔子多次痛斥挑起战争、制造分裂的好战分子，当“季氏将伐颛臾”，孔子尖锐地指出：“邦分崩离析，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孔子憧憬的社会环境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礼记》中曾记载了孔子关于“大同社会”的一段论述。
对于“大一统”思想和“大同”理想历来有所褒贬，例如有人认为它带有维护奴隶制整体的意图，带有对原始社会的留恋，带有平均主义基调，带有乌托邦的色彩，然而这一思想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的向往，对美好社会生活的追求，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维护国家统一，追寻理想社会的目标与动力。（5）天人合一
人与人要和谐，人与自然也要和谐。在中国古代文化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描述为天人关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就是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
孔子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说明人与天地、人与自然是不能分开的，天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它以自身的客观规律在运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因而要不能忽视自然的作用.
孔子提出“使民以时”，就是要因时适宜地开展农业生产，不要违背自然规律，否则是逆天行事，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大自然是人的真正家园，人类与自然界的亲近，是一种情感联系。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对曾皙“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畅想，“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均表现出孔子热爱的一种诗意般的生存状态。
天地所生之物，都是值得尊重和爱护的。
孔子与子路行路，看见一群野雉落在山岗上，“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这是人与野生动物和平相处、相互交流的一幅美好图画。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不结大网打渔，不射归巢之鸟，表现了他非常可贵的生态意识。4.君子——人格理想“君子”原意为国君之子，后引申为有社会地位者，又引申为有道德学识者。在孔子心目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这些文字至今读起来仍有教育意义。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靠修养
三愆： 躁、隐、瞽。
君子的讲话应有的态度。
三戒：色、斗、得。
君子在不同年龄的自身修养。
三畏：天命、大人、圣人之言。
君子的应谨慎，重视来自权威方面的意见。
九思：视、听、色、貌、言、事、疑、问、得。
从仪表、工作、自身 等方面来论述君子的修养。
5 .学-实现途径人们在把自己从本能人变成自觉人的过程中，进行着充实思想、获取知识、增长技能的活动，从而有益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
关于“学”的本义，不同的工具书解释有异。《说文解字》认为：“学”为“敩”的略写，“斅，觉悟也。从教，从冖。冖，尚矇也。臼声，胡觉切。學，篆文，斅省。”《广雅· 释诂四》认为：“学, 教也。”后来教与学分化为二，“上所施”为教,“下所效”为学。
巧合的是，《论语》一书从“学而”开篇，孔子自述一生也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开始，可见“学”是人走向人生的第一步。 （1）教：上所施
孔子一生没有间断过教育活动，他的学生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有教无类”。孔门的学生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贵族、平民、商人以及下层劳动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适龄并行弟子礼，即可列为孔门弟子。
“子谓子夏日：‘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力图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有修养、有境界的“君子”；“君子不器”，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只有一种用途，要能够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他要求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学习四教（文、行、忠、信，其中“文”指各种文献知识，“行”指实践行为，“忠、信”指与人交往的品德。二是因材施教。虽然孔子没有现代人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个体观，但是，他对个体的性格、能力、才质、兴趣和特长是十分重视和尊重的。孔子教育中的“四科”，就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特长进行区分的：颜渊等四人在“德行”方面很优异，冉有、子路在“政事”方面很突出，宰我、子贡在“语言”方面很有成就，子游、子夏在“文献”方面很有造诣。
对于同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孔子要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三是启发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反对在学生没有积极性时而勉强灌输知识的填鸭式教学，主张关注学生主体作用的启发式教学。在教学中，他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丰富的联想能力，使学生能够触类旁通、融会贯通，认真思索，求其甚解。“愤”、“悱”既是学习进程中的境界，也是学习态度的境界，学生处于如此境界时，教师适当启发，效果最佳。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体现出孔子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孔子在强调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注意循序渐进，“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己!”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启发教育的写照。四是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孔子的认识也往往随之更上一层楼。他对那些善于思考、好跟他切磋的学生，常常鼓励有加，毫不掩饰自己受到他们的启发。子夏将学《诗》心得告孔子，孔子高兴地说： “起予者商也！”他对在这方面欠缺的然而又是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也有微词：“回也非助我者也。”
孔子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可以对老师提出质疑，甚至于互相争论。孔子认为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启发，才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孔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以强烈的求知进取精神启迪学生，这与西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内涵相同。（2）学：下所效
《论语》中的“学”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学知识，学人类积累的有关知识，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二是指学做人，学做人的道理和规范，如“君子学道则爱人”。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学而乐之。学习的三种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理智上重视学习、在行为上爱好学习、在感情上乐于学习都很可贵，但是在内心深处以求学为乐尤为重要，这样才能“学而不厌”，增强内驱力，形成积极的学习状态，孔子形容自己的感受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学习要有志向、要有恒心，否则是学习不好的，甚至会一事无成。“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篑，进，吾往也。”下了决心，就能前进，否则就会功亏一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去学习，就不怕吃苦。二是学而博之。一个人深厚的学养关乎着践行“仁”的能力，“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虽然“诲人不倦”，但对于能“举一反三”、“问一得三”、“闻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学生，孔子还是十分赞赏，这些弟子敏捷的反应是以广博的知识做基础的。
多闻、多见、多问、多识是博学的重要途径途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多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默而识之”，多请教问题可以迅速解除疑惑，多记忆利于把学问真正学到手。
孔子主张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博学多识、道德高尚的人，与他这种学习态度是分不开的。三是学而思之。孔子反对死读书，强调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在论及学与思的关系时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如果只学不思，不经过思考加以分析、整理、引申、归纳，所学虽多，必定茫然不解。如果只思不学，一天到晚冥思苦想，思之虽勤也只能是空想，就会误入歧途。
思考往往是一种艰苦的智力劳动，对于那种不加思考，人云亦云的人，孔于批评得很严厉：“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思考要有执著顽强的精神，对于那种无所用心的人，孔子认为是难以学有所成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四是学而行之。《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还说：“温故而知新。”习就是对所学知识的温习、练习或践习, 它益于有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益于增长学识才干，形成技能。
孔子主张“学”与“行”紧密结合。一是提倡身体力行，反对光说不做，“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二是提倡言行一致，反对大言不惭，“言必信，行必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提倡学以致用，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意思是书读得很多，很熟，让他从政，却不会办事，让他出国外交，又不会独立地从事谈判，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四、历史的局限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其思想中无疑具有许多极具价值、极其合理的内容。但由于受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其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即使与春秋时期最有价值的思想相比，孔子的思想中的某些局限性也相当明显。1 . 继承思维：先王之道与述而不作 思维方式作为长久稳定并广泛起作用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是影响人们行为、科学乃至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中华民族一代伟人的孔子，他对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守护的功绩是令人赞叹的，同时，他仅局限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守护的取向又是令人遗憾的。
在社会制度上上，孔子认为“先王之道，斯为美。”面对纷繁的社会矛盾，孔子认为其原因主要是对周礼的漠视，在孔子的内心，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原始社会朴素的民主平等和生活风尚，成为孔子倾慕的理想社会；“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成为孔子盼望回复理想社会的路向选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然而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是强凋在回归中修复盛世，还是力求在创新中变革社会，这大概是孔子远虑不及的。在学术上，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至此后通过“传先王(贤)之旧”而进行传注、诠释就成为中国经典诠释的基本形态，就文体而言，经学著作只有“经”（原创性的经典）、“传”（诠释经文的著述）两类。“述而不作”并非不作为，而是不主动创作，这固然有助于继承古圣先贤的生命精神，但对于新思想、新理论的诞生无疑是极大的限制，后继思想家著书立论也多半寻根问古，皆与重继承、轻创新的思维惯性有关。
孔子掌握了当时最丰富的学术资源，具备了卓绝的学术修养，但他的作为仅限于对“六经”的整理与叙述，而老子却留下了充满了高深智慧的原创著作《道德经》。若不是孔门弟子整理出《论语》，后人将无从认识在那个时代代表中华民族最高思想成就的孔子。2.忽视制约：天子至上与道德核心
“礼崩乐坏”与春秋时期的诸多社会消极因素——如政治动荡、战争频仍、贵族腐败互为因果，但同时也催生出许多积极因素，最为突出的是在社会生活空前活跃、政治力量更加多元化和非绝对化基础之上的、具有许多新内容的政治规范和观念的建立及其被广泛认可和相对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些规范和观念的主体内容是君与臣、君与民、诸侯国之间相互须守规矩、受约束，其中萌生了对上位者和强势者的要求，如民对君的制约（民可以推翻和抛弃困民之主）、臣对君的制约（君位废立常取决于卿、大夫之公意），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在此前是极为罕见的。当然春秋时期以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规范和观念无疑是十分“原始”和“有限”的，但是这些规范和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具价值的。孔子始终认为，政治秩序的建立、良好政治实现，关键是统治者的自我约束，而忽视了政治活动中各种矛盾主体之间弱势者对强势者的制约。“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孔子的主张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乃“天下有道”，而“诸侯出”、“大夫出”、“ 陪臣执国命”乃“天下无道”。实际上，孔子看到的是“礼崩乐坏”带来太多的、触目惊心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中表现出来的或隐含的积极因素却未加以发现、肯定和总结。“德政”和“礼治”的思想在社会管理中确实有重大价值，然而孔子把“德政”置于治世之策的核心地位，其重视“礼治”轻视“法制”的观念存在着一定缺陷。庄子曾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概括孔子的治国思想，“内圣”就是要求执政者完善自身，养成理想人格，“外王”就是通过正心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道德要求不是万能的，此后历史的发展证明，孔子的德治思想后来演化为将国家兴衰治乱系于最高统治者一身的“人治”，帝王的权利至高无上，统治阶级的生存空间无限制扩张,“礼治”也成为巩固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人性的手段。在人的自利属性的驱使下，不可能人人皆为圣贤；在专制的体制下，也无法保证“好人”总当政，一旦“坏人”当政，“德政”和“礼治”就走进了死胡同。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脱离他律的自律是不可能做到的，没有外在法律的约束，很难保证帝王以及各级官吏勤政爱民，历代封建王朝均坍塌在政治腐败与经济腐败之中。
3 . 义利对峙: 君子喻义与焉用稼圃
在孔子看来，为了使“君子”完成“仁”的精神内化，可以牺牲一切个人权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食”，“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这种把“义”与“利”看作是互不相容一对矛盾的思维方式是非常片面的。孔子这些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导致了中国社会在漠视人的“财利”的同时，也漠视人的其他权益（含人权因素），“人” 就成了社会理想的附属物了。人们理直气壮的认为，正人君子理应安贫乐道，言利求富就是无耻小人；为了政府利益、集体利益，就要无条件的牺牲个人权益。时至当代，宣传雷锋等英雄人物时，也只是将他们树立成艰苦朴素、公而忘私的典型，绝对不能表现他们诸如穿皮鞋、戴手表的爱美之心。孔子的义利观还影响了他对其他问题的价值判断，例如“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以培养为仁、复礼的“君子”为主要目的， 他倡导“博学”，但“四科”、“六艺”、“四教”的科目设置和教育内容的主题是“文”，他主张学行结合、学以致用，但主要是围绕“为政”的“行”与“用”，所以樊迟关心的有关民生的稼耕与园圃方面的生产技术则不在此范围。在此后的中国教育体系中，人们往往需要用毕生精力去研读儒家经典和磨练诗文技巧，而且还成为人们踏上仕途、改善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而自然科学和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其教学长期得不到重视，这种价值观念和教育体制最终阻碍了中国工商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理智上看，孔子认识到追求财富是人的普遍心理，他非常重视“富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庶、富、教”的主张，并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孔子的观点也颇有价值：“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后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说。然而孔子追求“仁”的愿望太迫切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对比给人的影响太强烈了，加之他仅把“义”与“利”置于“君子”与“小人”之间，并未置于“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造成的后世认识偏差就在所难免了。4.人伦至上：上智下愚与父子互隐
在孔子的心目中，古代先贤是神圣的，“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禹吾无间然矣。”“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他们的身上寄托着孔子难以实现的理想，他们的言行被看做是人们效仿的样板和评判事物的准绳，“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种人伦至上的思维客观上将“真理”浓缩于人。此后的中国社会里，个人崇拜风行不衰，人们自己树立的偶像林林总总，层出不穷，就连孔子本人也被戴上“万世师表”、“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素王”等高帽。“上智下愚论”和“君子三畏论”是孔子被人们尖锐批评的观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实际上这也是孔子为了维护“礼治”、区分人与人等级的一种思想表述。任何社会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着能力与素质的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地位差异,等级是所有一切有组织的群体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等级的划分标准是否基于人格平等。当然，孔子“礼”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他的“上智下愚论”和“君子三畏论”被后代统治者大加利用，成为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石。求苍天、颂明君、靠清官、盼侠士，成为老百姓的流行思维，老百姓也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掌控。“人情味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优点也是缺点，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其理论根基都源于孔子的“仁”“礼”“和”思想。“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孔子看来，“孝”与“直”相比，“孝”为仁之本，一个人不“孝”就未达到做人的基本要求。当父亲有错时，儿子应采取“事父母几谏”的方式，而不是毫无人情的去指证。这种为了和谐而丧失公平的价值观，无疑是给中国社会普遍法律意识淡漠、情大于法的弊端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台湾SHE 的歌曲《中国话》中唱道： “很多老外都在学中国话 ，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
1988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1993年9月世界宗教会议通过《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其中的内容值得重视：一是人道的两个基本原则：每个人都应受到人道的待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反对暴力与尊重生命；正义与团结；诚信与宽容；相互尊重与伙伴关系。其中孔子的思想明显可见。正是：
千载誉毁几浮沉，
仁礼和学君子真。
天地人寰何处去，
无穷智慧待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