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类文本阅读-- 论证语言高频考点 专题练 2026年高考语文一轮复习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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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类文本阅读-- 论证语言高频考点 专题练
2026年高考语文一轮复习备考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我讲要深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纹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正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过程既与大众读者的文学接受有关，也与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文学生产有关。从生产环节而言，红色诗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群众和大众读者的精神需求为生产目标；而从接受环节而言，人民群众和大众读者最终会选择具有人民性的红色诗歌文本作为经典作品反复品鉴和传诵。事实上，从经典化效果来看，真正具有人民性的红色诗歌经典的形式具有口传性，内容具有确定性。
口传性是红色诗歌经典在艺术形式美学上的根本取向。现代派诗歌因为追求语言和形式上的陌生化，更适合书面阅读，而红色诗歌追求口语化的语言和节奏，更适合口头传播，比如朗诵和歌唱。许多红色诗歌就是在口口相传中成为经典绝唱，如毛泽东的多首红色诗词就被谱曲传唱，以夏明翰的《就义诗》、陈毅的《梅岭三章》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旧体诗词经典作品，语言朗朗上口，节奏铿锵有力，往往带有口占色彩。至于红色新诗，其语言和节奏上的口传性同样十分明显。“我们的祖国呵，我是属于你的，一个紫黑色的年轻的战士。”（《为祖国而歌》）这是才华横溢的晋察冀诗人陈辉写下的著名诗句，既有陌生化的颜色意象，又不失人民的泥土芬芳。这类红色诗歌朗读起来“上口”，而不是“拗口”或“不顺口”，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大大推进了红色新诗的人民性进程。
从内容层面来说，红色诗歌经典的人民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确定性。一般而言，现代派诗歌普遍追求内容的含混性，而红色诗歌则往往具有确定性。虽然海德格尔说“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但这两类诗歌所创建的“真理”有明显差异。现代派诗歌创建的“真理”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体性、超验性、非理性色彩，而红色诗歌创建的“真理”则带有更强烈的普遍性、社会性、革命理性色彩。所以与现代派诗歌评论中常见的多义性解读相比，红色诗歌的语义阐释具有鲜明的确定性。借用瑙曼的术语，红色诗歌文本中的“接受指令”具有明确的指引性，它引导“收件人”从作品中直接掌握红色真理，而不像现代派诗歌那样刻意制造文本空白点，引导读者神秘地体验形而上学的哲理玄思。
需要指出的是，红色诗歌经典中对“真理”的抒写并非“指向一个相同概念的重复”，而是具有“内在差异的重复”，这种重复具有动态性和进化性，绝非那种静态的同义反复可比。红色诗歌经典中对太阳、土地、江河、火把、春天等自然意象，对祖国、人民、劳动、军营、母亲等精神意象的反复抒写，于总体性中见同一性，但也有丰富的差异性。正是差异性的重复抒写，实现了红色诗歌经典的意义增加。以“血”意象为例，鲁迅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抒写了革命烈士的碧血长虹；赵一曼的“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抒写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血；而毛泽东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则将革命者的鲜血幻化为残阳，达到了虚实相生、语义叠加的效果。如此多的有关“血”的诗性表达，有力地促成了红色诗歌的意义增加，从而最终汇聚成了中国诗歌的红色精神资源。
（摘编自李遇春《人民性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材料一的论证语言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分析。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上，他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指出了当时的革命文艺“为了谁”“怎么为”等问题。此次讲话，与5月2日的讲话合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指导推动了彼时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为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
时隔80多年，为什么一篇文艺战线上的经典著作还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时间追溯到1941年，党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1942年春，文艺界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弊端：有的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不熟悉自己作品中刻画的对象，创作时还习惯以小资产阶级的视角来描写工农兵的生活；有的高高在上，不了解广大基层群众的想法，不懂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还在用自己的主观来描摹现实的客观，导致人物僵化、故事呆板；有的不从轰轰烈烈的革命社会实践中找寻灵感，一味钻到书籍中寻章摘句……凡此种种，都加深了文艺创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隔阂。
为此，毛泽东同志对延安文艺界的情况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广泛听取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各代表人物的意见建议后，他对延安文艺界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述，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找准了问题和痛点，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一时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适应时代需要，贴近百姓实际生活，创作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成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识。正是在坚持正确文艺创作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事业才真正走出了自导自演、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的小天地，广大文艺创作者们创作出了一大批如《白毛女》《兄妹开荒》等脍炙人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时代在变，有些初心和使命始终不变。“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①《山海情》《觉醒年代》《大江大河》《人世间》等一大批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屡屡收到好评……事实证明，“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当然，喜闻乐见绝不是一味地迎合市场和受众，甚至是无厘头、无原则、无底线，创作出一些粗制滥造、毫无内涵的文艺作品来。当前，我国文艺创作方面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比如有的创作者盲目跟风，在一些选题上一拥而上，作品的内容和语境同质化倾向严重；有的哗众取宠、牵强附会，用畸形的审美倾向、错误的价值观误导大众；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严重错位，缺乏出精品的意识，在唯流量论中迷失自我……这些行为显然不是热爱人民、扎根人民的表现，也注定难以创作出具有深沉力量和隽永魅力的文艺作品。
（摘编自张禾年《我们应从哪里寻找文艺创作的灵感？》）
材料三：
近来有一种被网民贴上“霸总”标签的微短剧，它们以企业家群体作为故事主角，剧中代表成功、权力、财富的“霸道总裁”角色设定以及“爱上我”的浪漫剧情设定，娱乐性强，情绪价值高，吸引许多网民一边吐槽一边继续追剧。但是，由于市场的追捧和同质化内容的竞争，为追逐流量，一些制作机构争相编排严重脱离生活实际和现实逻辑的情节，正将此类微短剧推向过度娱乐化的泥潭。为避免低俗和恶趣味内容冲击微短剧向善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要加强对“霸总”微短剧的管理，防止存在刻意通过拜金、炫富、炫权、享乐等制造爽点，以及宣扬不劳而获、一步登天、一夜暴富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的微短剧上线播出。
（摘编自2024年11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的《管理提示（“霸总”微短剧）》，有删改）
【注】①出自习近平2021年12月14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一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群众性，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诗歌，是语言的暴动，也是情感的炼金术，考验的是诗人的想象力、意境、思想深度和文字表达，承载着文明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觉醒——“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的，糖是甜的，你也是”，辛波丝卡的诗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喜悦，打通了私人化表达的空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不仅抒发了一代人的心声，也寄托了一代人的理想与志向；“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狄金森的诗句道尽欲望与存在的悖论……最优秀的诗歌能把个体瞬间的震颤，无论是爱、孤独、绝望、狂喜，都提炼成跨越时空的普遍经验，而目前的AI诗作，即便乍一看像模像样，但都只是规则下文字的游戏。
真正的艺术创作，不是集大成而是择优：是从0到1，而不是从1到N。随着AI不断地进化，我们也许会看到，大多数诗人都将败给AI，因为AI有比一般人强大得多的数据库和算力。但这两者，也永远无法涵盖有创造力的诗人包括艺术家的“下一个”作品。而所谓“下一个”作品，就是人类还没有写出来的“杰作”。只有等“下一个”作品出现之后，才会进入AI数据库和算力。换句话说，看似新颖的AI诗歌，本质只是语料的重新排列，永远无法追问“为何写诗”，其创作永远在人类设定的框架内，也无法主动打破规则。这就是AI可以打败大多数平庸，却无法打败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原因。
（摘编自光明网评论员《AI写诗，低于创造高于平庸》，光明网，2025年2月26日）
材料二：
随着大语言模型算法与算力的不断升级，人工智能的文学创作能力不断提升，生成的文学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小冰已陆续出版了三本诗集，Botnik续写的《哈利·波特》被网友称为“读过的最好的作品”，小说家詹妮弗·莱普更是利用ChatGPT同时进行七部推理小说的写作。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作品被越来越多的读者阅读、接受和认可，其文学价值也逐渐得以显现。但需要认清的是，人机协同作为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基础，其文学价值也是由两者共同赋予的，应客观审视人与机器在价值形成中的不同分工与作用。
一方面，人类对人工智能文学的价值形成具有主导性的作用，人工智能的文学“创作”无法离开人类而独立存在。人类作为数据创建者与指令发出者，其情感倾向、创作意图和价值观念都会在算法与生成内容中体现。人工智能在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中，掌握的是文学的写作惯例与表达技巧，并不会像人类一样受精神需要的驱遣而产生创作冲动。人类作为人机关系中的主导者，其发出的指令是生成文学内容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这不仅仅需要人类用户具备一定的指令写作能力，还考验其文学积累以及创新思维。从目前来看，较为完整与成熟的人工智能文学作品均需要人类用户对人工智能进行分阶段的指令性引导以及多轮的人机互动，人的反馈意见是文学内容质量提升的重要驱动。
另一方面，机器学习作为人类思维的补充，是创造人工智能文学价值不可或缺的一环。“人机合作”的创作模式是人工智能文学区别于真人文学的一大特征。机器强大的信息搜索、归纳与整合能力作为人类创作思维的有机补充，弥补了人类在信息搜索与记忆等方面的短板。但人工智能文学内容的生成，不仅仅是对数据库的直接调取，还会通过概率与反馈对用户指令进行差异化的解读。因此，人工智能的文学“创作”有时会在用户积极引导下，跳出人类逻辑与思维定势，生成新奇的文学内容，带来新鲜的阅读体验，使文学作品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和创新价值。随着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推陈出新，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工智能文学评价标准的局限性。
（摘编自孙晴《人工智能文学的价值追问》）
材料三：
在AI人机协同写作中，人与AI各有优长，也各有限度。据此可以建立两种协同写作方式：“导航性写作”和“探索性写作”。
所谓导航性写作，就是人类指挥，AI“码字”。人类将数据库写作的职能让渡给AI，并通过与AI生成的文本互动，引导叙事方向。这是因为AI在“写作”时存在局限。比如网络类型文，AI需要事先学习特定类型的材料，才能掌握其叙事模式，否则就会“答非所问”；即使对网文类型有所了解，AI也不一定能像人类一样“融会贯通”，在不同类型文中灵活运用设定。此外，AI的计算能力有限，超出一定生成长度后，AI就会开始“忘记”最初的设定。由于生成文本时带有概率性因素，AI也容易篡改写作细节。
因此，在AI承担原先最耗时的基础写作工作后，人类就要负责“导航”，包括记忆和取舍写作细节、思考不同的叙事可能性等。针对AI生成内容较为平庸的问题，人类也可以构想新的互动方式，以更好地协同AI改善叙事质量。例如，人可以通过让AI“扮演”特定的人设，反复优化提示词，引导AI生成更加生动、细腻的叙事文本。这个过程中，AI也通过叙事帮助创作者打磨和完善角色设定，将存在于作者脑海中的可能性逐步实现。
另一方面，与AI互动时，人类不可避免地受限于个人的知识视野。AIGC目前学习的文本已达兆计，虽然对一些专业知识了解不深，但也“读”过了人类无法独自读完的文本量。反观人类，在完全的导航性写作中，人并不容易觉察自身的认识限度。当人类只在一片相对确定的空间里推断叙事的走向与写法，自然就很难看清可能性空间的边界，也无法充分利用AI为人类“延伸”出广阔视野。因此，探索性写作是对导航性写作之局限的修正，旨在找到并突破导航系统的潜在限制。探索性写作没有特定的步骤，只是一种写作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中，人类并不是在主持推进一份叙事文本，而是试图将写作“还原”为“对话”通过对话探索导航系统的限度，比如接触陌生的知识模式，在不同文化环境下讨论某情节，了解不同设定在不同情境中的意义等。
在探索性写作中，人类的写作主体性可能得到更新。另外，人类也将AI放在了平等对话的位置，祛除了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计算机一定没有创造力吗？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果真在创意上劣于人类吗？如果将创意的前提设定为“出人意料”，计算机有时反而能生成颇具创意的结果。
（摘编自雷宁、邵燕君《人机协同，如何重塑人的写作主体性》）
解释材料一画线句子的含义，并简要分析其论证效果。
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者，贯道之器也。”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文章自古就承担着宣教明化的功能，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风无小事，它不仅是语言风格和个人喜好，更与政风世风密切相关，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关乎事业的兴衰成败。
纵观中华优秀典籍，文字简练、内容精粹是其共同特征。一部《老子》，不过五千余言，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哲学内涵，是当之无愧的人类智慧瑰宝；语录体的《论语》同样讲求文字简洁平易、思想深邃，“辞达而已矣”。其他先秦诸子的文章乃至历朝历代的经典，无一不是既有深刻的人生体验、社会观察，又能以精练语言来表达呈现的，由此方能一代代传播久远。
再看现当代，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文风改良的高手，重视文风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不仅高度重视文风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他的很多作品言语精辟、思想深刻、风格明快，本身就是改进文风的典范。延安整风时，他特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强调要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其中《反对党八股》一文列举了“八股式”文章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八种表现与恶劣影响，至今读来仍令人深觉透彻犀利、很有现实针对性。邓小平同志也是如此，讲话写文章平白朴实、简洁明了、耐人咀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改文风上率先垂范，讲话、文章平实真诚而又犀利新颖，富有极强的凝聚力、引领力、感召力和穿透力。
遗憾的是，当前理论宣传和学术研究领域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文风问题。比如，一些报刊文章文风浮躁，充斥着大话、空话、套话，穿靴戴帽、绕来绕去，洋洋洒洒数千言，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内里空”；比如，一些学者喜欢搬弄西方学术名词，故作高深，把浅显问题复杂化，用华丽、冗长的句子把文章写得晦涩难懂。这看似是文法技巧的问题，实则是文风和学风的反映，是对自己研究内容理解得不深刻、思考得不深入、阐释得不到位所致。
好文章、好文风，是深刻思想内容与简练文字表达的统一，既能有内容、有见解地剖析问题，又能明快清晰地呈现出深层思考。改进文风，要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同时真正深入调查问题、客观准确地认识世界。我们期待像《光明日报》这样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媒介，在改文风中奋勇当先，多刊发实事求是、短小精干、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用简洁质朴、明快清丽的好文风引领时代新风。
（摘编自黄德宽《好文章是深刻思想与简练文字的统一》）
材料二：
在古代，写文章是少数人的事。现在，几乎人人都写文章，人人都可以写文章。
那么，如何写好文章？我有一个屡试不爽的好办法——多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能会由于时代不同而有自己的历史任务、用语习惯，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质，那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不空讲哲学、不空谈理论、不空喊口号，有生气、见神采，读了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感。马克思主义著作之所以经典，在于其立场的人民性，在于其理论的权威性，也在于其文风的革命性，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与准确优美的描述的统一。笔者多次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感改进文风要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那里取取经，返璞归真。
提出问题开门见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章旗帜鲜明，不绕圈子，一来就亮明立场观点，说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反观一些文章，“帽子”太大，实质是回避问题、无视矛盾。这样的文章，读之无益，谈何价值？
分析问题鞭辟入里。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堪称典范，比如“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大道至简。寥寥数语，把宏大的理论讲得透彻而直抵人心，却也是群众听得懂、传得开的“普通话”。反观一些文章，理缺词穷、理贫词涩，最终也只能从“小房间”走向“档案室”，起不到理论应有的指导实践作用。
解决问题直击要害。我们党有两个文件值得一说，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是中央八项规定。两个文件既短又实，共识度高，都产生了广泛、重大、持续的影响，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而不是“稻草人”。可见，文章的力量强弱，不在长短，而在是否抓住和解决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改文风不是小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但路虽远，行则必至！
（摘编自黄朝椿《多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
材料二第五段使用“小房间”“档案室”等词语，请简析其含义及作用。
5．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近日，“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引发了小明的关注，他上网检索到了这篇论文，并决定对此进行一番学习和探究。
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何以可能
——兼与黎杨全教授商榷
赵静蓉
①传统的经典研究通常遵循两种思路，一是重在研究“什么是经典”，二是聚焦于“如何成为经典”。这两种思路对我们理解经典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然而，这两种思路有一个大问题，即把经典默认为已然存在的“某物”，我们探讨“什么是经典”“如何成为经典”，其实就是用某一套难以言明的标准去考量和评判诸多对象，把含糊的界定和准则清晰化，并反证出经典所以成为经典的“经典性”以及经典生成的“经典化”过程。这很容易将我们带入循环论证的尴尬处境中，并且经典还很容易被固化或神化。
②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一文中，黎杨全教授指出，“经典的本质是固定的、独立的、封闭的、模范的和规定性的”，文学经典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追求永久的恒定性和不变性是经典内在的要求”。按照黎教授的论证逻辑，经典的固化特点根本源于经典是印刷文化的产物，常见的经典化手段是编订选集或进入图书馆收藏，因此经典往往被视为一个可拥有、可收藏的文本或客体，封闭自足，而且业已完结。
③这个判断不可谓全无道理，但问题在于，即便是在印刷文化体系下，经典都充满了多种变动不居的可能性。编选者个体的知识框架、阐释能力、阅读期待及审美理想，编选者群体的标准制定与文化协商，编选环境的政治要求、精神共识、社会风尚及舆论导向，甚至包括时代、地域与民族及所有这一切能够提供给编选者的素材范围，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仔细追究，“印制出来的文本”显然不能与经典画等号。印制出来的文本是一个客观实体，是把经典现实化、具象化；而经典的核心则是“经典性”，是文本所蕴含的意味、精神、价值、信念等意识形态的属性。固化的文本确实不能改动，但抽象的理念却有可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做出调整。
④黎教授断言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伪命题，其依据主要在于网络文学的动态本质。网络文学成了难以终结的开放叙事，突破了印刷文化体系下文学仅作为故事文本的局限性，变身为“活生生的、现场的社区行为”。窃以为，黎教授对网络文学的动态界定非常精辟，把网络文学的概念与文学事件或文学行动关联起来，这一见识也非常高远、敏锐。问题在于，是不是动态发展的文学实践就必然没有被经典化的可能呢？
⑤经典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概念，有传统与记忆，有现实与需求，也有未来与导向。它必然要超越经验、进入抽象的价值层面，它的生成有对文化和社会的引领作用。黎教授所指称的经典始终是实物化的经典，即“经典作品”。作品，也就是书籍，当然是静态的、完结的，作品是我们谈论一切经典的基础。但是，当作品被投放到市场、进入文化消费的环节中，当作者也不得不以“特殊读者”的身份介入到对作品的再生产过程时，作品就变成了文本。网络文学甚至已突破或超越了“文本”，其本身就是生动鲜活的“文学事件”，它随着作者和读者交互式互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形成新事态。如果我们从动态生成的视角来看网络文学，如果我们按照“文学作为作品——文学作为文本——文学作为事件”的思路来理解网络文学，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关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更为宽容的结论。也就是说，网络文学的作品形态或文本形态是可以成为经典的，在这个意义上的网络文学经典化并非伪命题。
⑥作为事件的网络文学，能否被视为经典？我认为是肯定的，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当然也包括作为文学事件的网络文学，或许它正在生成为一种网络文学新经典。“网络文学新经典”要基于两个基本条件同时成立：从经典性来说，网络文学作品的质量应当符合我们对经典的要求；从经典化来说，经典建构的标准要突破静态的作品中心论，充分考量由读者阅读、市场反馈、文化创意生产及产业改造等多方面构成的消费语境，实现对动态经典的动态评价。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新的逻辑和机制，这说明一种与流动的、发展的、持续生成的网络文学观相呼应的新经典论正在形成。
“商榷”类文章是学术讨论中针对他人观点提出质疑、辩驳或补充的文体，语言要避免情绪化批判。请结合第④段的语言表达加以分析。
6．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隋唐以来的一千三百年里，科举制度从经典文本的格义和士人的道德践履出发，构造了一种以道德自觉和清议意识为内涵的精英文化，在间接意义上也起到了广开言路、上达民隐的代表制作用。文化比政治更有尊严，传统中国形成的以科举功名为表征的“贵”和以财富积累为标志的“富”的区隔，也在制度设计上保障了读书人最后的尊严，并避免了现代社会常见的权力渗透一切而赢者通吃的局面。中国传统政治架构是兼有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双重身份和责任的士大夫群体，构成生生不息的文官政府，维持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和延续，这也证明了传统中国文化比政治更具有内在价值的特质。可见，士大夫构成的中间力量不仅维系了传统中国的长期稳定，而且文化的弹性和多元也维系了其自身作为一个阶层的平衡感。
这种体系和稳定的力量因清末科举停置，遭受了巨大的侵蚀乃至毁灭。正是科举停置导致曾经长久地维持人世间的常规和秩序的中国社会最稳定的力量——士绅阶层，激变成了最不稳定的力量。他们聚集在城市、新式学校和报馆等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成为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中心，城市取代乡村成为社会风潮和政治风潮的聚集地。知识人一方面因科举停置而被逐出权力中心，呈现出整体上的边缘化；但另一方面，依托于新式媒体、学堂和学会而聚集的知识人，又获得了一种在传统中国不具备的社会影响力。
杨国强《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中以科举停置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作为关键问题，穷形尽相地深描了新式知识人社会形象的嬗变过程。
甲午之后，中国社会有一个向西方寻求真理、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而中国经典所构筑的人文和规范知识被弃若敝屣的心路历程，与此同时，被新式知识人囫囵吞枣引入的所谓科学和自然知识，因缺乏接榫和对应的中国土壤而无法在中国社会融入和扎根。西洋知识表面上的被尊崇与实际上的无济于事构成的落差，恰恰又成了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鄙视新知识人甚至新知识的根由。而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不但没有解决知识精英的更新换代问题，反而将教育问题异化成了一个侵害公共利益、影响社会公平的社会问题，可谓种瓜得豆的悲剧。
学堂崇拜和学生崇拜背后大都是功名利禄的考虑和计算，所以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所造就的也大都是精致或粗糙的利己主义者，缺乏真正地扎根中国社会的根基和依托，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地形成一个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知识群体。对知识阶级的质疑、排斥甚至群起而攻之，成为清末民初知识转型中高亢的声音或执拗的低音。主要体现在知识人面对现代城市文化的崛起时所表现出来的爱恨交加，和对待媒介话语权所呈现出来的顾盼自雄。
就前者而言，在晚清乡土中国逐渐边缘化而城市兴盛的历史过程中，深受传统义利之辨和重农抑商文化影响的知识人，对于上海所表现的追逐利益和感官刺激的城市文化表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态度，既深深地痛恨城市的“金钱崇拜”“非人的劳力”“自私自利”等拜金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弥漫，又必须在城市里才能找到谋生的职业和生存的空间，乡村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桃花源，传统士人的安贫乐道和择善固执也成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学究气，两者构成的紧张和撕裂就导致知识人对于城市和自身的双重否定和批判。与之相对照，就是聚集在城市的新式知识人政治和文化意识上的高调，这种高调与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四面楚歌和无地自容形成强烈反差，而更难以形成一个心智和政治成熟的知识阶层。旧屋已拆，新房未成，两头不到岸，上下相隔离，这群知识人就成了瞿秋白所言的城市里的薄海民——不自由漂浮或者悬浮者。
简言之，就是知识人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所在。作为传统中国的士人群体趋向分崩离析，在这个急剧变迁的过渡时代，知识人呈现出一种极为悖谬甚至扭曲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形态，他们感时忧国而流于愤激，在事实上却不得不面对日益边缘和脱散的境况；他们自以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而不得不承认对造就公共舆论的知识和思想大都是一知半解、圆圈吞枣；他们因科举停置而被从学而优则仕的轨道里抛掷出来，不得不远离权力中枢；试图以文人论政和报人报国的方式来影响和干预政治。知识人的变迁史彰显的是近代中国新陈代谢历史过程中最痛苦和复杂的面相，被推上十字街头歧路彷徨的他们被发现又背负着古今中西之争的精神十字架。
杨国强《两头不到岸》呈现出的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转型历史如三峡一般峰回路转，步步惊心。但那个被杨先生磅礴的文笔和细密的史料铺陈所书写的文化中国果真一如其深描的那样可爱又可信？知识人走向现代的过程真的如此混乱不堪？这也许是《两头不到岸》给我们打开甚至照亮的历史空间和精神世界。
（摘编自唐小兵《后科举时代知识人的浮沉》）
材料二：
复旦大学教授陈维昭的《考官·命题·文风：明代乡会试四书文命题研究》一书将八股文置于唐宋以至明代的文化生态中，在丰富的文献论证和深入的义理探讨中还原八股文的历史真相。
把八股文放在经学流变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因为八股文的义理基础是经学，经学的发展变化导致了八股文风随之而变。按明初官方功令，八股文应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去阐发经义，但明嘉靖后，随着阳明心学和禅学的盛行，八股文写作出现了新的变化，焦竑《四书讲录》、袁黄《四书删正》均以阳明学释“四书”，汤显祖、杨起元以禅学写八股文，引发晚明数十年八股文的新面貌。
在明代八股文流变的过程中，考官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科举考试虽为朝廷所推行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文体虽由朝廷规定以程朱一脉的理学思想为旨归，但执行命题、衡文、取士职能的考官在此过程中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陈维昭抓住“考官命题”关键性环节，指出八股文题目的形态及其变化直接导致八股文风的变化，比如晚明截搭题的出现，催生了“钓、渡、挽”修辞手法的普遍流行，由此形成重“机趣”、重“机局”的八股文写作理念。
正因为考官命题在八股文体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陈维昭以“命题”为原发点，上溯明代考官的聘任制度和阅卷制度，考察考官所处的政治文化生态，尤其是考察八股文命题与考官的政治文化生态的关系，由此彰显八股文命题在文化中的开放性功能。
其实，明代八股文在小结之后还有一个大结，可以表达士子对儒家经典的个人见解，内容涉及政治、军事、财政等等，可见明代八股文在思想表达上具备了“自摅己见”的文体功能。而《四书程墨清商》与《四书传世辉珍》这两本陈维昭发现的科举文献成为这一独到见解的文献基础。
以文献为基础，以命题为原点，陈维昭为读者呈现了八股文的种种真实的面相，从而有助于我们真实而深刻地了解八股文以及与八股文那段历史相关的考试制度、文人心态、文章风貌。
（摘编自韩问《在文化生态中审视八股文》）
材料一的论证语言鲜活生动，请从文本成语运用和比喻运用两个角度，举例分析其论证效果。
参考答案
1．①语言生动活泼，“围墙”“翅膀”运用比喻形象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整散句结合，语言灵动活泼。
②语言通俗易懂，借助“踩”“一百条、一千条”等口语化的词语和人们熟悉的事例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③语言严谨、逻辑性强，使用“一定”“如果……就”等词语，使观点更加准确严密，增强了文章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④语言典雅凝练，引用诗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使语言典雅，表意凝练深刻。
【导语】这篇阅读材料围绕“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展开，材料一从创作实践角度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材料二则从理论层面分析红色诗歌经典化的特征。两则材料形成实践与理论的互补：前者以生动比喻阐述创作理念，后者通过对比现代派诗歌，突出红色诗歌的口传性和确定性。整体呈现“人民文艺”的核心价值——文艺创作既要源于人民，又要服务人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文艺实践的结合。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语言特色的能力。
①语言生动活泼，如将深入群众时的隔阂比作“‘心’的围墙”，将艺术创作的想象比作“放飞想象的翅膀”，用“脚踩坚实的大地”比喻扎根生活的重要性。这些比喻将抽象的文艺创作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让读者更易理解“文艺需扎根人民”的核心观点。整散句结合，文中既有“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这样结构整齐的整句，强化情感表达；也有“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等散句，灵活自然。整散结合使语言节奏张弛有度，避免论述的单调生硬。
②语言通俗易懂，使用“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脚踩”等生活化词语，以及“一百条、一千条”等口语化表述，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让严肃的理论论述更显亲切。
③语言严谨、逻辑性强，运用“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一定”等副词，强调“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核心原则，避免表述的模糊性；如“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通过“如果……就……”的假设复句，以逻辑推导的方式论证观点，使论述更具说服力。
④语言典雅凝练，引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借《红楼梦》中的名言强调观察生活的重要性；用“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佐证“走进生活深处才能产生创作灵感”的观点。诗句的引用增强了语言的典雅性。
2．①战斗性：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的问题，针对性强。多处运用设问和反问句式，增强语气，更加鲜明地表达观点，强调了文艺工作者应深入群众。
②群众性：使用通俗的口语化表达，并广泛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增强了讲话的互动性和亲和力，使观点更易于被听众接受。
【导语】三则材料围绕文艺创作人民性递进论述：材料一借毛泽东讲话确立理论根基，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与生活；材料二用历史与当代案例，呈现“扎根人民”创作观的实践硕果；材料三批判“霸总”剧创作乱象，从反面凸显扎根现实的必要性。三者共同指向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核心——以人民为中心，抵制虚假叙事与低俗倾向。
【小题1】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语言特色的能力。
①战斗性：材料一中“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直接指出文艺工作者“不熟”“不懂”、脱离群众等问题，直击痛点，针对性强。“什么是不熟？人不熟”“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运用设问和反问句式，增强语气，强化观点“文艺工作者应深入群众”，引起读者反思。
②群众性：文本使用“不熟”“不懂”“语言无味”“不三不四”等口语化表达，贴近群众日常表达，易于理解。文中“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你要群众了解你”等语句频繁使用第一人称“我们”和第二人称“你”“你们”，拉近了距离，增强亲和力和互动性。
3．①含义：“从0到1”表示真正的艺术创作具有从无到有的独创性，“从1到n”表示AI诗歌创作只是规则下的简单重复和数量的增加。
②效果：用数字模型化抽象为具体，生动形象，易于理解；用“是……而不是……”在对比中突出了真正的艺术创作与AI创作的本质区别，观点鲜明。
【导语】这篇材料围绕AI与人类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展开多维探讨。材料一强调诗歌创作的本质是“从0到1”的创造性突破，指出AI虽能模仿却无法实现真正的艺术创新；材料二辩证分析人机协同的价值生成机制，既肯定人类主导作用，也承认AI的补充功能；材料三提出“导航性写作”和“探索性写作”两种协同模式，展现人机关系的动态演进。
【小题1】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的能力。
①“0”代表“无”，即尚未存在的、未被人类创造过的艺术可能；“1”代表“有”，即通过人类创造力诞生的全新艺术成果，“从0到1”指真正的艺术创作是“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创新；“1”代表已有知识库中的现存数据，“N”代表在既有框架内的无限复制或排列组合，“从1到N”指AI诗歌创作是基于已有语料的排列组合，仅能通过算力在既有规则下进行重复或增量，缺乏真正的创新。
②将“创新性”与“重复性”这对抽象概念转化为“0到1”“1到N”的直观的数字模型，便于读者理解，通过“是……而不是……”的对比句式，强调人类创作的核心价值在于“从无到有”，而AI仅是“从有到多”，明确划分真正的艺术创作与AI创作的本质区别，凸显人类艺术创作的不可替代性，同时揭露AI的机械性，观点鲜明，逻辑清晰。
4．①“小房间”指写作这些文章的场所，“档案室”指这些文章被束之高阁，毫无实际意义。
②这两个词生动形象地表明那些理缺词穷、理贫词涩的文章从作者手里完成后就被束之高阁，无法起到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导语】两则材料聚焦“文风”问题深入探讨。材料一从历史维度，梳理中华优秀典籍与马克思主义者文风传统，指出当下文风浮躁、晦涩的问题，强调好文风要思想深刻且表达简练。材料二聚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作特点，借分析毛泽东、邓小平文章范例，提出改进文风方法。二者正反结合，共同凸显文风改良的重要性。
【小题1】本题考查学生理解重要词语含义的能力。
①含义：结合材料二“反观一些文章，理缺词穷、理贫词涩，最终也只能从‘小房间’走向‘档案室’，起不到理论应有的指导实践作用”可知，“小房间”指的是作者创作文章的场所，代表文章的诞生地；“档案室”指文章完成后被存放起来，无人问津，意味着这些文章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只能被束之高阁。
②作用：“小房间”“档案室”两个词语运用了形象化的表述，生动地说明了那些内容空洞、缺乏深度的文章，从作者创作完成后就失去价值，无法在实际生活中起到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使读者更易理解文风不良的文章的局限性，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和说服力。
5．①肯定对方观点：用“窃以为”“精辟”“高远敏锐”等词肯定黎教授对网络文学的动态界定，体现尊重。
②理性质疑：以“问题在于”转折，用“是不是……必然……”的设问句式提出疑问，避免绝对化批判。
③聚焦学术分歧：围绕“动态文学能否经典化”的核心争议展开，未涉及人身攻击或情绪化表述。
【导语】文本呈现了关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学术对话。赵静蓉教授通过解构传统经典观，提出动态的“文学事件”理论，为网络文学经典化开辟了新路径。其论证层层递进：先指出传统经典观的局限，再辨析黎杨全教授的静态经典论，最终构建“作品——文本——事件”的三维框架。黎教授则坚持印刷文化的经典标准，认为网络文学的流动性与其本质冲突。两文形成鲜明对照，展现了数字时代文学理论的新旧碰撞，反映了媒介变革对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
【小题1】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本特色的能力。
①肯定对方观点：根据“黎教授对网络文学的动态界定非常精辟，把网络文学的概念与文学事件或文学行动关联起来，这一见识也非常高远、敏锐”可知，作者用“精辟”“高远敏锐”等词直接肯定黎教授观点的价值，以“窃以为”（谦辞）弱化对立感，体现对讨论对象的尊重。
②理性质疑：根据“问题在于，是不是动态发展的文学实践就必然没有被经典化的可能呢”可知，作者以“问题在于”平缓过渡至质疑，用“是不是……就必然……”的设问句式引出分歧，以疑问语气替代直接否定，避免情绪化批判，保持学术探讨的理性。
③聚焦学术分歧：全段围绕“动态发展的文学实践是否具备经典化可能”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未涉及对黎教授个人立场或其他非学术层面的评价，根据“是不是动态发展的文学实践就必然没有被经典化的可能呢”的设问可知，始终以学术逻辑为导向，符合“避免情绪化批判”的要求。
6．①成语运用：如第④段中，作者用“弃若敝屣”“囫囵吞枣”“无济于事”“种瓜得豆”等成语生动地表达了新知识人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科学的不同态度及后果。
②比喻的运用。如第⑥段作者用“旧屋已拆，新房未成，两头不到岸，上下相隔离”比喻新知识人与社会的隔绝，生动地再现了新知识人的窘境；第⑧段，作者以“三峡一般峰回路转，步步惊心”比喻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转型的痛苦复杂、曲折沉浮，精当传神。
【导语】这篇文本以科举制度为切入点，通过两则材料展现了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的转型历程。材料一聚焦科举废止后知识人的身份迷失与精神困境，揭示了他们在城乡夹缝中的生存悖论；材料二则从八股文流变考察明代科举的文化生态，还原其历史真相。两文形成古今对话，共同呈现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
【小题1】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证方法作用的能力。
①成语运用上，如第④段以“弃若敝屣”形容新式知识人将中国经典构筑的人文知识视同糟粕抛弃，用“囫囵吞枣”描绘其对西方科学知识不加辨析的盲目引入，又以“种瓜得豆”概括新式教育本欲更新知识精英却反成侵害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几个成语串联起新旧文化碰撞的荒诞图景，简练而富表现力。
②比喻运用上，第⑥段以“旧屋已拆，新房未成，两头不到岸，上下相隔离”比喻知识人失去传统根基又无法融入现代社会的悬浮状态，第⑧段将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转型的历程比作“三峡一般峰回路转，步步惊心”，借具体意象强化历史进程的曲折感与精神困境的沉重感，使论证兼具文学性与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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