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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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160张PPT。欢 迎 光 临书院小考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与藏书阁，是千百年前的高等学府与图书馆，曾伴着朗朗书声与淡淡墨香，成为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中，没有一种形式能如书院呈现的这般自由。书院在我国古代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大约与现代的大学类似，但是现代的书院早已失去它直接的思想传播功能，只能成为后人精神瞻仰的指引性符号。让我们追寻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河南省登封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感受古典文化的余音。 院与中国古代科举的不解之缘“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元年（717年），将原有的藏书机构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此书院是皇家编、校、典藏图书的地方，类似于皇家图书馆，不是教学机构。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供个人藏书、读书、治学的私人书院逐渐出现。这些书院开始了授徒讲学的活动，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出现了。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官学衰微，随着明经科地位的下降，经学教育不受重视，而进士科地位的上升使得人们日益重视读书作文，并兴起了隐居读书、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创办了书院。由于禅林大师讲经说法，四方僧徒、信士云集于此，这些私人藏书、读书的书院逐渐演化为学者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教育机构，具有了学校性质。 宋初，朝廷的主要精力还用于征服南方仍在割据的地方政权，无暇顾及文化教育，官学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后周遗留下来的国子监不过是一个空架子，而散居于草野之中的读书人，由于国家地初步统一和安定，又产生了强烈的进身要求，希望通过读书获得功名。书院在这种历史契机下兴盛起来，形成我国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著名的“宋初四大书院”。此后北宋因官学兴起，书院一度沉寂下去。南宋因朱熹等理学代表人物恢复了一些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亲自讲课，指导生徒，使得书院又有了迅速的发展。 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一方面在数量上得到发展，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学生的去向，政府拨学田给书院，使书院官学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书院甚至已经完全被纳入了地方官学系统，与路、府、州、县学校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书院淡于名利，志在问学修身的初衷。 科举取士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读书做官”，促使士人一心一意读书备考。来书院隐居读书的人有的重视讲学修心养性，有的是借隐居读书以博得高名，走“终南捷径”，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而更多的则是为了读书提高以求应举入仕。李颀《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颖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士子十年闭户苦读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通过科举踏上仕途。 明清两代书院继续发展，即使明朝政府曾四次明令毁废书院，清初也有一段沉寂，但仍未能扼制书院的迅猛发展，单就数量几乎已遍及全国。明清的统治者，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由私学蜕变成了官学，被纳入了科举系统。 时至清末，书院和科举一样不适应社会的变化，戊戌变法期间，人们在改革科举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指向书院。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重申改书院为学堂，从此书院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基础。作为科举的附庸，1905年当科举被宣布废除后，书院也彻底消失。 综观书院的历史，我们发现书院的发展几乎与科举的变迁同步，唐中期，科举制经过初唐的草创，达到更为完备的时候，书院产生了；宋代是重文轻武，进士备受荣耀的岁月，书院兴盛；清代，科举穷途末路被废除，书院也同时结束。书院因科举盛而兴，因科举衰而亡。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白鹿洞书院 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探访白鹿洞书院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28日 16:18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宋代最高学府之一，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与当时的睢阳、石鼓、岳麓书院齐名，合称“天下四大书院”。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此提出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准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影响。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山下，山南景区东北端，紧靠九星公路旁，距星子县城9公里。书院始建于唐代。相传，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前后），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条规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吸引了海内外知名学者皆来此地讲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几百年“讲学式”书院的楷模，成为当时我国一个文化中心。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据悉，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有7000余所。但因时久境迁，世事沧桑，保留至今的书院极少，像白鹿洞书院一样保留和修复得如此完好的书院，更是屈指可数。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院内最引人入胜的是“慎思园”两侧的碑廊，明清两代的石刻甚多，现仍存一百余块。有朱熹所书“白鹿洞学规”及历次修建铭记，有许多赞誉书院和赞美风光的诗文题词，内容颇为丰富。其中令人赞叹不绝的是紫霞真人用蒲草书写的《游白鹿洞歌》，有如龙飞凤舞，跃然壁上。这紫霞真人，江西吉水人。很有才华，26岁中了状元，任明朝翰林院的编修官。后因上书得罪皇帝，被革职还乡。此后，精心考图观史，探究天文地理，尤以地图学贡献卓著。他绘制的《广舆图》，是我国最早的分省地图。他酷爱实地考察，自述说：“每闻人谈名胜，辄生羡心，即数千里外不惮跋涉，归田以来，此兴益浓”。他曾拄竹杖游到白鹿洞，饱览胜景，激情满怀，便向书院书生借笔抒情。大家见他像个乞丐，不予理会。紫霞真人便采扎蒲草，临壁而书《游白鹿洞歌》曰：“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视人世烟云重。我欲揽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泻，凭崖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株尽化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堪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绘出了白鹿洞的幽美之境，抒发了笔者的空超之情。今天的游客和诗词书法爱好者，见了无不反复吟诵，细心品味。 书院群山环抱，北靠后屏山，西依左翼山，南迎卑尔山。一溪蜿流门前而过，泉清石秀，古树参天，茂林修竹，环境十分优美。书院外有华盖松、回流山、独对亭、枕流桥、蹲鹿坡等八大景观。溪涧怪石嶙峋，附近镌有诗词若干，其中有朱熹书刻的“白鹿洞”、“枕流”、“自洁”等字。这些佳景妙处，亦是美不胜收。 参访之余，浮想联翩，沧桑变幻，令人遐思，对祖国悠久文化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中国书院文化古老、奇特、多元。它涉及到哲学、教育、历史、地理、经济、管理、文学、美学、伦理学、建筑、文物、图书馆学，乃至宗教等多种学科。用今人的目光鉴别这笔文化遗产，要采取一种“扬弃”的科学态度，既克服又保留。分清其精华和糟粕，古为今用，有批判地继承，有选择地吸取。我们将古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保留继承并加以借鉴，把它优良传统文化部分继承下来，弘扬光大，传之久远；同时，也通过一批批海内外游客，带往全中国、全世界，使古老的书院文化放出耀眼的光辉。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登封县城北约三公里处。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为道士修行之所，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为佛教、道教场所，后来为儒家独占。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最盛，院中有学生几百人，宋廷在此置有校官，并赐九经子史。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各地学者纷纷慕名而来。此后，嵩阳书院继续以理学授徒，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嵩阳书院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前的风格，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共有五进院落组成。首为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先师先贤，其后为讲堂，讲堂后为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两侧配房原为“程朱祠”、书舍、学斋等。院内廊房墙壁上镶嵌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字留言，其内容书法各具特色，西偏院有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部分建筑。
景观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相传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来游嵩山，走到嵩山南麓的嵩阳寺，刚一进门，只见一棵古老的柏树，身材奇伟，枝叶茂密，酷如顶天立地的伟丈夫，武帝尚武，多年征战渴求良将，仰望许久，赞叹有加，当即褒封柏树为“大将军”。殊不料嵩阳寺乃藏龙卧虎之地，穿过二进院见到的柏树比“大将军”还要大，武帝见了既惊讶，又踌躇，但想到自己贵为天子，不容改口，就将错就错地把二院的柏树封为“二将军”。
“大将军”高兴的大笑，笑弯了腰，成了弯腰树。“二将军”心生闷气，肚子气炸，变成了空心树。“三将军”为此十分恼怒，它突起一枝直插天际，怒发冲冠，一副与人争斗的样子。可惜它在明末被火焚毁。传说归传说，“将军柏”却实实在在是人间稀少的参天大树：“大将军”柏径周6米，“二将军”柏周径15米，十二个人挽手刚刚能抱住树干。二柏高达数十米，苍劲矫健，直耸云天。
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受封，历经千载沧桑而依然生机勃勃，诚不愧伟岸英武了。院外偏西有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俗称“大唐碑”，碑高8米，是嵩山地区最大的石碑，它记述的是道士孙太冲为唐明皇李隆基炼“九转金丹”的故事，事属荒诞不经，但碑却立得光前隆后：由号称“口蜜腹剑”的唐代宰相李林甫撰文，当时的书法名家徐浩书写。徐浩的隶书端正工整，笔法俊逸遒劲。岁月流逝，千载易过，炼丹的荒唐事已成笑料，而“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却因为是唐隶佳品引来一代又一代的欣赏观摩者，这也是立碑之人始料未及的趣事。
中国古代书院——嵩阳书院?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28日 16:43)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隋唐时名嵩阳观，五代后周名太乙书院。宋代赐名太室书院，宋太宗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书。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嵩阳书院。南宋时嵩阳书院已废。清康熙年间重建。 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时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已全部损毁殆尽，今天在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是为标记，与历史文献的记载颇能相互印证。 嵩阳书院基本保持了清代建筑布局，南北长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106间，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与中原地区众多的红墙绿瓦，雕梁画栋的寺庙建筑截然不同，具有浓厚的地方建筑特色。睢阳书院 应天府书院亦称睢阳书院，位于商丘县城南。始建于后晋，北宋时得到光大。最初为戚同文讲学之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使应天府书院扬名的另一位人物就是那个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范仲淹在此求学时就属于有远大抱负的人，虽然贫穷得只能长期就咸菜喝粥(划粥割齑这个故事就是讲范仲淹的)，但连岁苦读，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闻鸡起舞，然后苦读诗书，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由于应天府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范仲淹选择这个书院的最大原因，所以书院里应该有许多如范仲淹一样的苦学之士。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应天府书院的学风是非常刻苦和严谨的。
范仲淹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师，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这种做法，与今日许多教授讲课时洋洋洒洒，真正到社会上应用时却不灵光的现象相比，确实大相径庭，真是值得后人借鉴。应天府书院的原址在现在的商丘故城，完整的书院已不在，只能看看残存的一些建筑。
中国古代书院之应天书院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后人还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以兹纪念。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中国古代书院——岳麓书院作者：网友段不一 时间：2004-12-29 19:43:45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28日 15:14)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由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众所周知，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传播学术而闻名于世，而对理学的传播和发扬尤为突出。对于理学，今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偏见，总会轻易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哲学世界，绝非唯心唯物划分这么简单。这些艰深的思辩命题，还是留给哲学家来解答。先贤们勇于对世界进行多样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我以为这种精神和气氛在中国实在难得。至于后来理学走向“官样文章”，我以为那就不是读书人的错，而是政治家的事了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譬如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 反过来又是因为这一点，书院门前的那副楹联，才可以悬挂得这般端正、这般大方。
责编：蔡丽 来源：CCTV.com
岳麓书院历史沿革（多图）岳麓书院早期岳麓书院中期岳麓书院晚期岳麓书院前期（唐末至元代）
岳麓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据点。曾建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泰始四年（268年）麓山寺创立。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建屋办学，形成书院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因袭扩建，创立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赐“岳麓书院”额，岳麓书院遂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期张栻主教，湖湘学派发展到最盛；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开书院会讲之先河，由此形成以朱张之学为正宗的学术传统。元承宋制，书院办学继续发展，规制日趋完备。但因元末战乱，书院毁于战火。
岳麓书院中期（明代）
自明宣德始，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明代岳麓学术仍以朱张之学为正宗。正德以后，王阳明及其弟子先后至此讲学，传播心学。明末，东林学派高世泰讲学书院，岳麓学术传统重新得以发展。
岳麓书院后期（清代）
清朝廷为褒扬岳麓办学之功，先后颁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额，并赐帑赐书，将岳麓书院列为省城大书院，在官府的大力扶持下，书院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大批有名望的学者被聘任山长。书院办学呈蓬勃发展的景象。
清代岳麓书院主要传授理学和汉学，道光年间，吴荣光于书院内创立湘水校经堂，使其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清末，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责编：蔡丽 来源：人民网
嵩阳书院历史沿革 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3日 10:37) 书院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五代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官学衰废，士子苦无就学之所，于是自动择地读书。一些学者在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下，也利用此时机，选择景色优美、清雅静谧的山林名胜之地，作为群居讲学之所，出现了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嵩阳书院是我国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它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到清代末年经历了近千年的讲学历史，是书院中的佼佼者，对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和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嵩阳书院的前身是嵩阳寺、嵩阳观、天封观、奉天宫等，先后是佛、道教的活动声所和李唐皇室的游嵩行宫。
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生禅师创建嵩阳寺。元魏司空裴衍隐居嵩山，继生禅师后主持建造嵩阳寺，曾为寺主，僧徒多至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道士潘诞自言300岁。为隋炀帝杨广合炼金丹，使其长生不老。杨广遂将嵩阳寺改为嵩阳观，做为炼丹的场所。 唐弘道元年（683年）春、冬，高宗李治同武则天到嵩山两访潘师正，以嵩阳观为行宫，曰奉天宫。
五代近期（907－960年），连年兵乱，社会动荡，官学遭到严重破坏，嵩阳观依然保持了唐代的兴况，观内还聚集了一批有远见、有学问的道人。后唐清泰年间（934-936年）进士庞式和南唐学者舒元、道士杨纳等人，在嵩阳观聚课生徒，为太乙书院在此创办打下基础。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柴荣（954-959年在位）将位于太室山麓风景秀丽、环境幽清的嵩阳观改称太乙书院。 北宋初年重视文治，学者多倾向依山林办学，正因为如此，嵩阳书院得到了长足发展。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越匡义向太乙书院颁赐印本九经书疏。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宋太宗将太乙书院改称太室书院，并御赐太室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真宗赵恒又向太室书院赐九经、子、史诸书，并设置学官。宝元元年（1038年），宋仁宗又赐给嵩阳书院学田10顷。从此，嵩阳书院在赵宋朝廷的支持下，步入最兴盛时期。金、元至明代中期的嵩阳书院讲学活动处于低潮，空余北宋盛名，此前金朝政府统治中原后，中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受战乱影响，讲学、就读于嵩阳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依附于江南各地书院。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嵩阳书院改名承天宫，又有了道教传道的影子。
明朝初叶，政府重视官学，提高科举，一般的读书士子向往官学的待遇优厚，前程荣耀，而不再热心于书院的清苦。在这种形势下，嵩阳书院的发展十分缓慢。 清初，由于书院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又有一批民间知名人士和地方官的极力荐复，得到快速发展，但清朝乾隆初年，嵩阳书院由于年久失修，大部分建筑都有倒塌之势，乾隆后期便日趋衰落。
（来源：嵩阳书院网站） 白鹿洞书院历史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3日 10:58)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曾在此地隐居读书。李渤畜一白鹿自随，于是人称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来李渤当了江州刺史，在这里建筑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又办起学馆，称“庐山国学”，到了宋代扩建为书院。白鹿洞书院的鼎盛时期在南宋。宋孝宗淳熙六年（１１７９），朱熹知南康军，访白鹿洞，奏请重建。他凭知军之力，为书院筹措田产，制订学规。朱熹自兼洞主，给诸生讲学。朱熹立下的“鹿洞教规”，以理学教育家的观点，揭示书院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为学顺序；对学者修身、处事、接物提出纲领性的要求，是古代书院教规的典范，随即为江西和全国各地众多书院所借鉴或采用；至明犹为东林书院所依照，清乾隆无年“谕旨”又规定各地书院予以“酌仿”。淳熙八年，陆九渊应邀到白鹿洞讲学，阐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陆是两个不同的学派，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为不同学派同在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开书院“讲会”制度之先河。朱熹和陆九渊在白鹿洞的活动，因他们在理学界的崇高地位，使书院名声大振，白鹿洞书院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书院是一个教育机构，又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是书院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术研究和教育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大多数都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著名的学者探讨学术的胜地。白鹿洞书院是朱熹传播其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的著名阵地。陆九渊创办象山书院，借以弘扬其主观唯心主义理学思想。象山书院始建于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当时名“象山精舍”。象山精舍在贵溪县上清镇东南的应天山上。因山形如象，陆九渊将应天山改名为“象山”。他在这里讲学五年，先后上山求见问学者“逾数千人”。他办学的宗旨是“明理、志道、做人”；教学方法多样，有主讲，有谈话及互相问答。他要求学生自我反省，“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读书要专精，不要“随人脚跟，学人言语”。象山精舍因陆九渊而闻名天下，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元朝将书院完全官学化。明代书院官学化程度逊于元，但四次毁天下书院，江西书院被毁不少。清初，江西书院得以恢复。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班级式授课的新式学堂兴起，书院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书院与文化的渊源书院是传承文明，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它不可能不和文化有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纵观其书院的发展史，无论是从其数量还是从其质量上看，长江流域的书院都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以宋代六大著名书院为例，除嵩阳书院和应天府书院属河南境内外，其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全在长江岸边的江西、湖南、浙江境内，这不得不使我们追忆起中国文化史上的两次迁移。 文化南移的表征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翻阅中华民族的历史，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黄河下游两岸生活，他们以捕鱼、狩猎、采果为生，经过母系社会，汉族生齿日蕃(繁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或者更早一些，先民们就告别了茹毛饮血，赤身裸体的时代。这个时期经历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个时期，史称五帝时代。先民们知道熟食，有了粗笨的工具，生产方法由渔猎进步到畜牧，创造了奴隶社会灿烂的文化。到了商代，我们的祖先移居到黄河中下游，这里气候温和，植物繁茂，生产方法已由畜牧业进步到农业，并开始了定居生活，文化与教育在先民的实际生活中产生。生活是学习，劳动是学习，长者，父母就是教师，猎场与田野就是学校，文化教育与生产生活水乳交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正向封建制过渡，战国七雄都在企图吞并其它六国而统一中国。这时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尖锐复杂，迫使人们酝酿、讨论，并且尽快做出答案。于是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应运而生，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提出各种各样的治国牧民方略，从各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各学派之间非但政治观、自然观上截然不同，在道德观、教育观，以及对知识分子态度上，各是己是，非人之非 。他们之间激烈的论争，也有微妙的相互吸收和渗透，从而促进了各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繁荣了学术。这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洛阳为中心，方圆五百里为半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在教育上，百家争鸣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著名教育家。如儒家有孔、孟、荀；墨家有墨子；道家有老、庄；法家有商、韩、李，他们都有很多论着。其中《论语》、《墨子》 、《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都蕴含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中原文化中璀灿夺目的奇葩。 可以说从东晋开始，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长年征战，北方破败不堪，南方沿海各国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一带，楚、越、吴等地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十二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一步强化了封 建经济南盛北衰的格局。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是值得注意的，如同火药对于军器制造，指南针对于航海，活字印刷术对于文化教育一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五代相对活跃，多极化发展和兼融并存的文化思想形态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注意南方，绚丽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向南移动。加之楚文化的兴起，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出现 ，楚辞、绘画、诗词、歌赋、建筑与园林艺术在长江流域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促使文化开始向南移动。从东晋开始的“文化南移”现象，到了宋代文化重心已经由黄河中下游移到长江中下游，这种文化重心的变迁至南渡以后完成。 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两岸，地肥水美，气候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沿江的商贾之事也日逐昌盛起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沿江出现了一个个热闹非凡的港口和繁华的城镇，人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加之长江两岸名山大川甚多，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在大江两岸兴建书院，教育子孙，传承文明。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变迁，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不仅从数量上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从质量上看，中国著名的书院也大都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种文化南移的结果是繁荣了长江流域的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以清代的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为例，长江中下游的状元共有八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地区不过二十五名，还是封建皇帝为了照顾那里的情绪而特赐的。从东晋开始至今，经过文化的两次南移，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始终长盛不衰，沿江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了著称于世的繁华都市，中国各大学派、流派也以长江两岸为中心分布开来。直到今天，还可明显看到，我国南方的高校明显多于北方，名牌大学比比皆是，文化名人不胜枚举。甚至连今天揪动亿万中国人心肺的高考，考生不仅从数量上，从分数上也明显高于 北方，录取的考生从比例看，南方也高于北方。文化南移现象是客观在的，至于文化南移与书院兴盛的直接联系以及文化南移所造成的南盛北衰的奇特结果，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在自 身的发展过程中，透过经济的南移，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化也开始发生演变，以一定经济和文化发展为基础的书院教育自然顺应时代的变迁，在长江流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宋明理学的昌炽 宋代教育，盛况空间。“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确实“视古无愧”。史称：“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学改革 ；二是与宋明理学的昌炽不无关系。理学又名道学，它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儒学经历过先秦的初澜期之后，在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经学化高潮，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铸，使之更接近于宗教。其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术独尊的地位动摇，尤其是魏晋玄学的兴盛，使儒、释、道三教并立、并尊的局面确立。随着封建一统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张“三教归一”，唐韩愈主张“恢复道统”。道学之名渊源于韩愈的道德说，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的精神显然无疑。 理学家们撇开汉儒，直承古圣的思想，与韩愈十分类似。理学家构建了一套镇密的哲学体系，跳过韩愈，“读夫千载不传之”(朱熹语)直承“思孟学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学观念 和辨证思维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与佛、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理学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学的主源外，对释、道影响的存在也不可低估。理学是儒学复兴的第二次高潮。宋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以“太极图说”名世，弟子程颢、程颐袭其衣钵并加以发展，创 “理气说”和“居敬穷理说”。及至南宋，陆九渊发展了“大程”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朱熹发展了“小程”的客观主义倾向，并集前代理学之大成，成为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划分，宋代理学可分三类：以“理”一元论；以“小程”朱熹为代表。“气”一元论以张载为代表。“心”一元论，以“大程”和陆九渊为代表，明代王守 仁是其集大成者。由此可见，“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流变与对立已初见端倪。客观地说，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对立，只是同一个儒学立场上的有限度的对立，有类于今文经 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并非真正的水火不容。自南宋末年始，历经元代和明代早中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推行的思想，成为法定的一统化的意识形态，并渗透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 、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个个都 是教育家，每人都有近乎完整的教育学说，他们将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三者融为一体，无一例外地积极地参与了书院教育这一冶炼工程，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向生徒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其中以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最为突出。 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宋口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 ”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至于陆九渊和王守仁，也都是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前者43岁来南康访朱，并登上白鹿洞书院的讲台，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将此讲义刻于石碑，以警后世；44岁赴国子学讲《春秋》，其后一边为官 ，一边讲学。后者也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曾建龙岗书院，主讲文明书院，并修复了濂溪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发布告谕，制订乡约，开办社学，实施乡村教化工作；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 可以说，宋明理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考据学派的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 他们笼络汉人，收卖人心，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处死”。后来，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怕，又想到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又害怕其思想活跃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书院官学化，极力培植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设“文字狱”，动辄因文字问题屠杀知识分子。 康熙、雍正、干隆三朝，便有庄廷、戴名世、查嗣庭、陆生楠、曾静和吕留良，谢济世 、胡中藻之狱，涉及面广，卷入者众多。如康熙初，庄廷得大学士朱国桢着《明史稿》增改刊印，定名《明书》。清政府得人举报书中有的思念明朝的民族感情，遂将庄氏剖棺戳尸，杀绝全家，并且株连作序者，补校者，刻印者，直至销售人、买书人，此案殃及江浙一带汉族名士，处死者多达70余人，发配充军不计其数。又戴名世《南山集》一案，处以极刑者多达100余人。清统治者还以“联想”、“影射”给知识分子定罪。雍正时礼部侍郎查嗣庭 任江西乡试考官，出《维民所止》试题，被举报“维止”是要去雍正之首；干隆时胡中藻督学广西时出了《干三爻不象龙》试题，被举报讽刺皇帝；诗人徐骏因着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被举报影射满清愚昧；学者浓德潜《咏黑牡丹》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举报诅咒满清，怀念故明，均以莫须有定罪，勿须过堂就格杀勿论。 在如此高压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蝉。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远离政治，“家有知慧，大凑于说经”，以复古求真为手段。加之满清皇帝以为此与统治无碍，遂大加提倡，将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吸引到编纂古籍上面来，从而为“汉学”的复兴，“干嘉学派”考据之风的盛行提供了温床。满清几位皇帝对于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倡导下，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学术复古，考据之风盛行，在古籍的编纂与整理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如从唐熙时期开始，就编纂了《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几部大型丛书；干隆时期编纂的有《续通志》、《 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考》、《大清会典》，影响十分巨大的《四库全书》就在此时完成的。《四库全书》从干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馆编修至 干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成。历时10年，共收书3503种，计8900余卷，装订成书36000 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这是考据学派复盛的直接后果。 清代书院，受总的政治气氛与文化教育管理政策的影响极大，书院逐步官学化，受政府遏制，几近沉寂，书院特质基本消亡。满清政府为防止“东林书院事件”的重演，曾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大清会典·儒学·学规》)。同时，为表“开明统治”姿态，表示对书院教育的不无关心。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这只不过装点太平盛世之举，实质上从清开国后的90余年，书院一直处在被禁或停滞的状态，
除去考据之风带来的文献古籍的丰硕成果之外，学术研究，书院教育几乎就没有什么发展。
来源：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书院文化的输出与东传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2日 13:56) 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书院制度向域外输出的起始时间，目前尚难断定。以今日疆界而论，唐代所辖有今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部分领地；元代所辖有朝、俄、蒙及锡金、不丹、缅甸、泰国等国部分地区，明代有俄、锡、不、缅等国部分地区。永乐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曾收安南入版国，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辖曾有俄、蒙、哈、吉 、塔、缅部分地区，因为这部分地区处于当时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皆有可能和内地一样一体推行书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边国家，自唐代派遣使节到中国以来，书院制度也随时可能输入。以上两种可能，唯无确凿材料证明，皆只能归于存疑，可以不论。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文化圈内。如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六百七十所书院。日本书院也很多，仅笔者所知就有刀江书院，明治书院，开明书院，汲古书院、高桐书院、东方书院、日光书院等等。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 (1729)，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1819)，南华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1854)、养正书院 等，都很有名。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又名文华书院)创建(1732)，在美国旧金山有大清书院创建。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们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海外书院的创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寓居海外的华人，这些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常有一种飘浮无根之感，对母体文化有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传播中华文明为首务的华侨书院。 海外绝大部分书院的创建则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概而言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朝鲜李氏王朝四百余年间的经营，使书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鲜一千元的纸币上还印着陶山书院图案和在院中传播朱子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画像。在日本，江户时代称作书院的学校就有佐贺藩多久邑的鹤山书院、多度津藩的弘滨书院、大沟藩的腾树书院、大洲藩的止善书院、大阪的德书院、和田藩的育英书院、弘道书院、时习书院、崇德成章书院、温故书院、博文书院、尚德书院等十余所。除了教学之外，书院的出版功能也得到了强化，前面我们提到的刀江、明治等几所书院都是在今天仍在出版图书的书院。如东京明治书院，从其院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创立于当时中国清代后期的明治时期(1868-1911)，它在昭和四年(1929)出版过岛地大等人的《天台教学史》 ，三十九年(1964)又出版了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汉文 学史的研究》一书的增订版，四十六年(1971)出版利光三津夫的《律的研究》。东京善邻书 院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则以传承中国书法为重要任务。书院的创始人宫岛大八，光绪年间留学中国，追随某师张裕创游学保定莲池、武昌鹿汉、襄阳鹿门等书院共八年(188 7-1894)，深得其书法之道。回国后在东京创建书院，致力于中日友善事业和弘扬其师技法，终成日本一大书法流派。八十年代，善邻书院曾组团到北京、保定、武汉等地进行张氏师生书法艺术展览。1986年8月，日本的上条信山和中国的启功先生还在莲池书院合作创造了“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1987年4月，裕钊重孙张瑞娴女士又在东京设立“张裕钊宫岛大八纪念室”，续写中日书院书法技艺交流新篇章。 外国人移植中国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线，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圣家书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国学校(Collegiodei Ch inesi)中国人则称其为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1632-1745)。马国贤原名Metteo Ri 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一作传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1)抵达澳门，次年奉召北上，以画家身份进宫，成为中国皇宫画师，以长于雕琢绘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热心传教，并主张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北京为罗马布教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机关。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请求辞职回国，得到批准之后，遂于十月(1723.11)带着谷文耀等四名中国学生西行返国。回国八年之后，他终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自任总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为止，可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书院建设。 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后来兼收有志到远东传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经费由教会负责，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书院自创办至1868年(同治七年)被意大利政府 没收，历时一百三十七年(1732-1868)，前后总招收中国学生一百零六人，其中还不包括186 8转学的三人。据记载，同治(年)以前中国赴欧洲留学的共有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九十一人( 不包括同治后去的十八人)在该院肄业，占这一时期留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余下的 百分之十几则散居意大利罗马、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等地的学校。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家书院在早期中国留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圣家书院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的亦乐书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绪二 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其时日本已经完成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并刚刚将大清帝国打败(1895)。甲午战败，使中国知 识阶层普遍感到非学习西方开始近代化进程不可，同文同种的日本自然成了当年中国人学习 西方的榜样，他们纷纷东渡扶桑，开始了救亡国图存的探索。亦乐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 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透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当时留学“东洋”的中国人很多，类似这样的书院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兹以东亚同文会创办的东京同文书院为例，介绍此类书院的运作情况。东京同文书院当时制订了“章程”，分名称、宗旨、体制、肄业年限等十章，共三十七条 。书院以“专招清国留学生，授以各专门学校预备之课程”为宗旨。设院长、总教习、干事各一员，学监、书记若干员，共同管理院务。学制二年，每年分三个学期。课程有修身、日语读法，日本语会话、日本文法、算学、英语、体操、翻译、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科 。考试分学期、学年、卒业三种，每科成绩以一百点为准，每学年“统将学期点数合算，以每科均平得五十点以上，总算均平得六十点以上者则为合格。否则落第”，学费、杂费皆由学生自负。以上这些规定，皆类近代中国学校之制，海外书院对中国学制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走出国门的书院，从本质上讲，只是这一制度的输出或者说移植，它和本土的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变，但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很多区别。一般来讲，这种区别依其大小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在华侨聚居区，由华侨创建的书院因为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它和本土书院没有太多区别。在中国文化圈内的东亚地区，处在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其所创建的书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本土人看齐，但又不乏特点，如韩国书院的注重祭祀、日本书院的强调刻书出版等。而当这些地区转而学习西方时，它为中国留学生建立的书院就与当地受到西方教育制度影响的学校更接近了。上文提到了东京亦乐书院就是这样。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的圣家书院(文华书院)，它的建立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形式离中国本土书院的距离相对来讲就要远一些。
在中国书院走向世界的征途中，“东国”朝鲜处于特殊的地位，也作出了特殊贡献。
来源：长江文化 中国古代书院的藏书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3日 09:33)书院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是我国封建社会特 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 ，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
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 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起 ，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1 书院藏书的起源
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 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 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 “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 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 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 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 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 院。 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 造较大的院子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元代欧阳 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 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书院根据主办者 的不同，也随之形成了官办与私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 私办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处。 早期的官办书院是唐王朝修书、侍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 为 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 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 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 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 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 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当时，在书院中设置了学士、直学士、侍读 学士、修撰官等，掌管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主要的任务是备皇帝垂询。唐代还兴起了许多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了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 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建”，比官办的集 贤书院还早90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 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 卷，以资学者。” 2 书院藏书的发展
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 ，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 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 才。当时的一大批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就是在这 种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 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嵩阳、岳麓、濉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 后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 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比如，四大 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 ，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 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到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 力振兴学校教育，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 到了南宋，风气又变。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方学校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 具，日益腐败起来。另外，学校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的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 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实在捉襟见肘，办学经费往往不足。再次，这时，以朱熹、陆 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 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 时 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 %，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非常迅速。 元代统治者从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视文 化教育，其表现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 另一方面，官府对书院控制严密，自由讲学风气不浓，书院充满官学气。元代书院藏书的来 源主要是书院自行刻书、私人捐赠和书院出资购买，朝廷赐书尚无史料记载。书院藏书事业 发展缓慢。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 ，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 在 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 。由于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导，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统治阶阶级重视科举制度 ，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书 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特点，重清谈，轻读书 ，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王、湛的学生继承其志向，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 ，于是书院越来越多，弥漫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一些著名的书院往往终于成为社会舆论的中 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动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 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为最，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东林案后， 明代书院就此一蹶不振。 至清，统治者一开始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 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到乾隆、嘉庆年间，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 统治者又改变文化控制的策略，转而大力倡办书院；加之清代的学术重朴学，考据需要广搜 异本、比勘众家，对文献的需求量极大，书院藏书又逐渐兴盛起来。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 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和官员赐书，再加上 自行刻书的越来越多，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 慢慢解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书院改设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合直隶州改设 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从唐朝兴起的书院，至此算是基本结 束了。所有书院藏书便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所接收。只有极个别的书院(如沈阳的萃升书院)延 续到20世纪20年代。 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 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书院藏书是书院教育不可或 缺的重要条件。图书的收集、整理与流通，始终是为着书院的讲学活动而服务的，综观我国 古代书院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与书院藏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3 书院藏书的来源
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需要经常不懈地搜求和积累，更需要广辟书源。北宋郑樵最早提出了 书籍访求的八种方法，对历朝图书采访工作影响较大。总结起来，书院藏书的来源一般有以 下几种。
3.1 捐赠。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 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它们为丰富书院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3.1.1 皇帝赐书。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 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 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宋代著名的四大书 院都得到过皇帝赐书。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御赐也 有三种形式。一是自动。二是疏请，如，宋代咸丰二年(公元999年)，湖南岳麓书院的李允 ，上疏奏请朝廷赐书，结果皇帝赐予《九经义疏》等五种图书。三是用公银购买。在封建社 会中，“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国家的公库也就是皇帝的私人产业，动用公银当然也是一 种御赐。 3.1.2 官吏赠书。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 向 官员、地方乡绅募集。如安徽中江书院的《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白鹿、岳麓书院等也都 有类似条文。这种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如前述唐代义门陈衮，曾聚书数千卷， 在德安县建义门书院。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 读”。清代康熙年间，学使王思训，捐资购买经、史、诗文数千卷给南昌豫章书院，雷州知 府黄锦赠书五千余卷给雷阳书院。 3.1.3 私人赠书。书院的实质是一种私立学校，其设施包括藏书往往靠书院主持者的私谊 来 获赠。如朱熹《跋白鹿洞书院所藏〈汉书〉》云：“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 其先人所藏《汉书》44通为谢。时白鹿书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备学者看读。”《岳麓书院 史略》载：“咸丰初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书院藏书荡然无存。战后，院长丁善庆积极着手 恢复藏书，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 纪闻三篇》等862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士纷纷捐献。”私人赠书因捐赠时间、捐书者个人地 位、学术水平、兴趣爱好等不同，而显得丰富多彩。有的学者捐赠个人新著，对书院开展学 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3.2 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多鼓励设置书院 ， 并分拨学田以维持。书院经营着产业，以产出支持着自身的文化活动。有能力自行购置和刻 印图书的书院，其藏书一般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3.2.1 书院购置书籍。书院藏书服务于教学，一般不会购买巫医卜卦种树之类的书，也不 像 藏书家刻意追求版本齐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经济条件，围绕教学内容有选择 性地购买。“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大梁书院购书略例》)。 岳麓书院曾苦于“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有的书院地方僻远，尤其是清 代，书院分布极广，一些偏远地区的书院在当地无法购得好书，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购书。如 《碑传集》卷七十一载：冯光裕“好礼士大夫，……蕺贵山书院，取诸生文行优者肄业其中 ，僻远无以得数，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俾纵读之。”书院藏书也注意藏书的复 本量，补充缺本。 3.2.2 书院刊印书籍。宋代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书院大大利用了这项技术。书院又是文人 与学 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能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校勘，因此能出版质量很高的图书。另外， 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 学的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四书”、 “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 重要文献，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各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而鼓励书院的设置，有时分拨 学田以充资本，书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刻书经费。如南宋丽泽书院刻司马 光《切韵指掌图》，严州钓台书院刻《通鉴纪事本末》；而元代书院刻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南山书院刻《广韵》，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其中以西湖书院、武溪书院为著名。 明代书院刻书以白鹿洞书院、崇正书院、东林书院等为著名，特别是无锡东林书院的藏书、 刻书，多是经世济国之学，为海内学人所器重。清代书院刻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其中以 广州的广雅书院、学海堂书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为著名，它们刻印的书籍，不但补充本院 藏书，而且畅销全国。 3.2.3 书院抄写书籍。宋初的书院有手抄经文的日课。南唐时的刘式在白鹿洞读书时，曾 手抄过《孟子》、《管子》等书。这只是一种拾遗补缺的作法。 4 书院藏书的特点
我国古代藏书楼的藏书特点，除受出版、学术等因素制约，还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收藏目的、 兴趣及经济状况。书院藏书是为了有效配合书院教学内容，为书院师生服务而设置的一种“ 学校公共图书馆”。所以，书院藏书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具体表现在内容上以经史等学述著 作为主，版本上以通行本为主。 4.1 儒家经典是中国封建教育的最主要内容。所以书院的基本教材是六经，所谓“日月不 灭 ，万古六经，囊括万有，韬运经纶”。以后，又把注释、研究六经的一些著作奉为“神圣” ，将《四书》作为必读书目。除开这些基本典籍，书院藏书会因各个书院的教学内容、学术 流派、地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或致力于辞章，或致力于小学，或致力于经济，或偏重 于采纳地方著作，各具特色。如岳麓书院规定学生“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 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再如清代四川彭县的九峰书院，教材除“五经”、《四书集注》 外，还读《四书讲义》、《周易折中》、《明史》、《论孟疑义》等。近代西学东渐，不少 书院适应社会变革，更新教学内容。洋务派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立两湖书院，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设置了经学、史学、地理、数学、博物、化学及兵操等课程，并 有相应科目的藏书。至于近代上海的格致书院，以讲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主，更由于有外 国人傅兰雅的参与，东西方译书占其藏书的三分之一。正由于书院藏书是书院教学的工具， 所以书院不会收藏超出教学内容的书籍，巫医、星相、桑麻等实用性的书籍，都不在收藏之 内。 4.2 书院藏书不追求版本的珍贵。因为它与私人藏书不同。私人藏书家目的是为了保存、 鉴 赏文物或考据校勘，所以特别重视版本。而书院藏书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 了它追求通行版本的特点，以教学类图书作为收藏与刊刻的重点。同时，正如上面所说的几 种书院藏书的来源方式，也限制了书院藏书不可能片面追求版本。总的来看，书院藏书从规 模、品种还是版本上都无法与其它种类的藏书方式相比，也无法像一些国家藏书、私人藏书 一般，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而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淹灭了。但是，正如谭卓垣先生在《清代 藏书楼发展史》中说：“书院藏书楼数量很多，其藏书一般说来并不珍贵而且收藏也小。但 是它们是值得一记的，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学术发生过很大的影响。”5 书院藏书的管理与利用
历代书院藏书楼，就像国家、私人和寺院藏书楼一样，都十分重视藏书的管理与保护，这也 是藏书楼时代书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但由于书院藏书的读者对象为本院师生和一些地方上的 读书人，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藏，更是为了方便书院读者使用，它便不像国家、私人和寺 院藏书那般过于封闭，在管理方法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的书院藏书制度。如《 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序》中说：“书籍渐充，急须讲求读书之法，务令积书之后与未积之 先气象大不相同，要于文章经济上见出，于精神福泽上见出，于风俗人心上见出，才是藏书 真实作用，非徒欲汗牛充栋，万轴琳琅，为夸多斗靡计也。”这是对书院藏书注重利用、注 重发挥藏书社会教育作用的精辟见解。 5.1 管理人员。一般书院都配备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抄录书籍，负责书籍的购买、分类 编 目、登记、借阅、清理、修补等工作。中国书院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最 早应该首推南宋白鹿洞书院设“管干”管理藏书。当时朱熹主持书院，制订了一套详细的藏 书管理制度，设有“管干”一职，专门对书籍进行日常管理。至于大规模的校勘、清理、曝 晒等工作，就临时由山长组织人员进行。由于此书院在当时名声很大，所以其藏书管理制度 也就在全国各地书院推广了，并延及后代。如宋代岳麓书院院设“监院”管理藏书，文正书 院设“斋长”管理藏书，而大梁书院则设“司书吏一人，经管用：司阍役一名，典守锁钥” (《大梁书院藏书目》)，中江书院规定藏书楼“尊经阁”由一人管理，负责看守书籍和抄写 ， 还“派定正办、副办，事有专责，若有遗失，惟正副办是问”(《安徽于湖中江书院藏书目 》)。这些管理人员都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管理藏书的同时还 进行藏书整理与编目工作，利用书院丰富的藏书编写书目、撰写文献，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 ，从而推动了古代目录与图书馆学的发展。 5.2 登录、分类和编目。书院通过各种途径购进书后，首先要进行登录工作。对书的来源 、 收购日期、卷册数都予以登记。然后是分类编目工作。如文正书院“购既竣，以数目编诸册 ”。岳麓书院曾先后有三部藏书目录：《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目 录》和《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一般不分类或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分至二级类目 。如莲州书院的学古堂藏书，经部下置十三经、易、书、诗、礼等十一个下位类，史部下设 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十三个下位类。同时，书院还利用“悬榜”的方法， 公布藏书情况。如文正书院规定，“……诸书，须编目缮写悬牌书院门首，通晓阖邑多士。 ”“每月肄业诸生所借之书，须由斋成榜示门首，使借书者一览便知，免至相左。”这种通 报藏书和流通情况的作法，对借书人来说是很方便的。5.3 借阅。可以说，与历代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相比，书院藏书利用率高、读者对象广泛 、 人数众多。一般地，凡是本书院的学者和生徒，都能借阅。我国古代书院有一整套完备而方 便的借阅制度。从借阅的手续、期限、册数、借阅的范围到毁损图书的惩罚等等，都有明确 的规定。学者要借书时，先阅读藏书编目，知道是否有此书，然后填写登记册，记下借书日 期、数量和姓名。还书时，官吏人员记明某月某日该书归还。书院藏书每年年终催书。 5.4 藏书的保护。藏书是书院的一项如此重要的工作，保护得再精心都不过分。历代书院 除 设置藏书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措施，专门用来防火、防潮、防鼠、防 蛀、防盗、防散、曝晒和修补等。如中江书院规定，“每月，专管须开书橱晾风一、二次。 每年六、七月，专管者觅精细人晒书一次，晒后邀各总理清查一次。”这些措施，无疑大大 减少了书籍的破损率，给后代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5.5 读者工作。因为书院有着不同于一般学校的教学目的教学形式，所以书院非常重视藏 书 及其读者指导工作。究其原因，书院是在官学毁坏的基础上，由读书人自发开拓的教学之途 。它的目的不在于仕宦功利，而在于学业悟道，“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古代书院教学特色 是自学为主、讲学为辅，这样，必然使学生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书本，而要求老师的职责主 要是“解惑”。导读和讲授治学之道在这里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项教学内容。6 藏书楼的建筑
限于书籍制作的艰难，古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在书院中，往往用楼、堂、舍、 阁等表述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藏书之所。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 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 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建筑之始就“开 讲堂，揭以书楼”。宋代南阳书院的尊经阁，藏书为士人“研习之资”。宋代扎溪书院明经 阁，“经史子集之书藏焉”。明代的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通览”。湖北问津 书院于乾隆八年(1743年)设藏书馆。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到光绪元 年(1875)，书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员提倡捐经史书籍存院，藏书更加丰富。沈阳萃升书 院文昌阁收藏案卷图书，藏经史子集四部书132种，共10929卷。上海求志书院，有楼房50余 间，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为此置备的书籍有268种。藏书楼 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7 书院藏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书院藏书是书院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在我国图书馆史和文化史上占 有重要的地位。
7.1 书院藏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由于书院是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所以都拥有一 定 规模的藏书。而且，由于许多藏书是书院创办人或主管人费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其中不乏非 常珍贵的典籍。另外，由于书院的创办人或主管人所拥护的学派不同或地域不同，在藏书上 就会有不同特色的反映，有的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有的注重程朱理学的经典，各具特色。而 且，书院自行刻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并 通过再次刊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得以在社会重新流通起来。书院藏书历久不衰，历代 相沿，直到最后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和新式学校藏书的一部分，其功不可没。 7.2 书院藏书都注重藏书利用，通过借阅，大大提高了图书的流通率，打破了中古时期藏 书 重藏不重用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管理经验，不仅集我国封建社会藏 书管理制度和方法之大成，而且为建立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新型藏书管理制度开了先河。
7.3 书院藏书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我国古代书院，都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宣扬占据统治 地 位的儒家学说，因此以封建正统的经、史、子、集构成了书院藏书的主体。但书院中还包含 着自由讲学的成分。一些私人设立或地方设立的书院，热衷于自由研究学问，在书院中实行 自由讲学和“讲会”制度，教学方式多采取启发诱导式，提倡学生自学，博览群书，老师加 强指导，授道解惑，众多学者和生徒在书院接受这种教育，学术争鸣空气比较活跃，促进了 封建社会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7.4 书院藏书有效地传播了民族科学文化。从历史上看，我国书院藏书的历史远不及官家 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历史久远，其规模也不及后二者大，但它好就好在既不是束之高阁、只供 少数达官贵人使用，也不是禁锢森严、只借给亲朋好友，而拥有广泛得多的服务对象，供给 全院生徒和学者阅读、研究，这样，一方面扩大了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社会职能，一方面也 造就了一些致力于民族科学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7.5 书院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历代书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其中许多 是 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如宋代朱熹在书院的教学 中，大大发展了理学。清代学者黄宗羲、钱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书院的山长，也是考据 学家。他们往往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我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工 作作出了贡献。
作者：肖东发，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洪、王波，现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工作。 二程与嵩阳书院 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2日 14:05) 嵩阳书院是中国新儒学的发祥地之一。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著书讲学，创立了“洛学”。程颢字伯淳，号明道。程颐字正叔，号伊川。兄弟二人年少时皆师从理学祖师周敦颐，入仕之后又都曾居崇福宫祠，在嵩阳书院讲学。北宋中期，国内太平，文风日起，儒生经历了五代久战之后都喜在茂密丛林或名胜中寻找安静之地研讨学问，著书立说，以避烦嚣。二程之所以在嵩阳书院讲学，其原因有五：其一，“二程”原居洛阳伊川，距登封咫尺之遥，登封又是尧、舜、禹、周公曾经活动过的地方，且佛道盛行，来这里便于切磋。其二，王安石变法更新，二程与之政见分歧，不为朝廷重用，为避祸端，只好退居嵩阳书院，聚徒讲学。其三，时任登封崇福宫提举管勾的司马光、范仲淹等同在嵩阳书院讲学，可共同论证学术，与王安石分庭抗礼。其四，嵩阳书院与江西的白鹿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商丘的睢阳书院并称宋代“四大书院”，名气很大，在此讲学将有利于推广“洛学”思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其五，嵩阳书院一个最出色的教学特点是实行“门户开放”，学术民主气氛浓厚，这将有助于更深一层次的学术研究。对于在官场失意的“二程”来说，嵩阳书院是最好的研究学问的场所。 “二程”创立的洛派理学，亦称为“新儒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新儒学虽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其张扬的孔孟传统已在融合佛、道思想精粹中加以改造，具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面貌，其学问以“明道”为目标。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共同编辑的《近思录》，归纳其基本内涵有五：一是探讨道体和性命为核心。二是以“穷理”为精髓。三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功夫。四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五是以“为圣”为目的 二程在嵩阳书院的讲学，开创了学术与书院相结合的传统，奠定了洛学的规模，亦开南宋书院和理学一体化之先河，在中国学术史和书院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古代嵩阳书院的管理职事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3日 09:13)嵩阳书院在五代、北宋时期的管理组织比较简单，只是由主持人（山长、或院长、洞主）负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随着嵩阳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到明末清初，其管理组织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设了许多专门的管理职事。这里，将主要管理职事简述如下： 山长：山长或称院长、洞主、教授，其承担的职责是书院教学、行政管理的总主持人。
堂长：堂长是从嵩阳书院生徒中选任的，主要负责督课考勤、课堂记录搜集诸生中的疑难问题等。
斋长：由山长在诸生优秀者中选出，协助山长从事嵩阳书院的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
讲书：原为学官名，后嵩阳书院沿用，主要负责嵩阳书院讲解经长：由山长从生徒中选出精熟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义。 首士：管理嵩阳书院院务的职事，具体包括启馆（开学）、放馆（放学）、迎送山长、生徒管理、经费收支、房舍修缮等事务。
掌祠：嵩阳书院内掌管祭祀的香火、祭器、供品、礼仪的 准备和管理掌书：嵩阳书院内管理图书的职事，负责藏书楼图书的保管和借阅。
另外，嵩阳书院还有门守、火夫、采樵、斋夫、更夫、堂夫、看司等若干工役人员。代嵩阳书院的管理职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组织机构简单，管理人员少，避免人浮于事的冗滥现象；二是，学生直接参加管理，嵩阳书院中许多职事如斋长、经长、掌书等都是由学生担任，提高了学生管理能力和减少不必要的管理人员；三是，对任职事者，凡不称职者马上替换，或是按季、按年更替，这对提高嵩阳书院的管理水平是大有益处的。 永安安贞堡再 见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宋代最高学府之一，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与当时的睢阳、石鼓、岳麓书院齐名，合称“天下四大书院”。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此提出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准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影响。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山下，山南景区东北端，紧靠九星公路旁，距星子县城9公里。书院始建于唐代。相传，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前后），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条规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吸引了海内外知名学者皆来此地讲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几百年“讲学式”书院的楷模，成为当时我国一个文化中心。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据悉，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有7000余所。但因时久境迁，世事沧桑，保留至今的书院极少，像白鹿洞书院一样保留和修复得如此完好的书院，更是屈指可数。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院内最引人入胜的是“慎思园”两侧的碑廊，明清两代的石刻甚多，现仍存一百余块。有朱熹所书“白鹿洞学规”及历次修建铭记，有许多赞誉书院和赞美风光的诗文题词，内容颇为丰富。其中令人赞叹不绝的是紫霞真人用蒲草书写的《游白鹿洞歌》，有如龙飞凤舞，跃然壁上。这紫霞真人，江西吉水人。很有才华，26岁中了状元，任明朝翰林院的编修官。后因上书得罪皇帝，被革职还乡。此后，精心考图观史，探究天文地理，尤以地图学贡献卓著。他绘制的《广舆图》，是我国最早的分省地图。他酷爱实地考察，自述说：“每闻人谈名胜，辄生羡心，即数千里外不惮跋涉，归田以来，此兴益浓”。他曾拄竹杖游到白鹿洞，饱览胜景，激情满怀，便向书院书生借笔抒情。大家见他像个乞丐，不予理会。紫霞真人便采扎蒲草，临壁而书《游白鹿洞歌》曰：“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视人世烟云重。我欲揽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泻，凭崖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株尽化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堪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绘出了白鹿洞的幽美之境，抒发了笔者的空超之情。今天的游客和诗词书法爱好者，见了无不反复吟诵，细心品味。 书院群山环抱，北靠后屏山，西依左翼山，南迎卑尔山。一溪蜿流门前而过，泉清石秀，古树参天，茂林修竹，环境十分优美。书院外有华盖松、回流山、独对亭、枕流桥、蹲鹿坡等八大景观。溪涧怪石嶙峋，附近镌有诗词若干，其中有朱熹书刻的“白鹿洞”、“枕流”、“自洁”等字。这些佳景妙处，亦是美不胜收。 参访之余，浮想联翩，沧桑变幻，令人遐思，对祖国悠久文化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中国书院文化古老、奇特、多元。它涉及到哲学、教育、历史、地理、经济、管理、文学、美学、伦理学、建筑、文物、图书馆学，乃至宗教等多种学科。用今人的目光鉴别这笔文化遗产，要采取一种“扬弃”的科学态度，既克服又保留。分清其精华和糟粕，古为今用，有批判地继承，有选择地吸取。我们将古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保留继承并加以借鉴，把它优良传统文化部分继承下来，弘扬光大，传之久远；同时，也通过一批批海内外游客，带往全中国、全世界，使古老的书院文化放出耀眼的光辉。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登封县城北约三公里处。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为道士修行之所，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为佛教、道教场所，后来为儒家独占。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最盛，院中有学生几百人，宋廷在此置有校官，并赐九经子史。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各地学者纷纷慕名而来。此后，嵩阳书院继续以理学授徒，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嵩阳书院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前的风格，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共有五进院落组成。首为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先师先贤，其后为讲堂，讲堂后为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两侧配房原为“程朱祠”、书舍、学斋等。院内廊房墙壁上镶嵌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字留言，其内容书法各具特色，西偏院有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部分建筑。
景观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相传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来游嵩山，走到嵩山南麓的嵩阳寺，刚一进门，只见一棵古老的柏树，身材奇伟，枝叶茂密，酷如顶天立地的伟丈夫，武帝尚武，多年征战渴求良将，仰望许久，赞叹有加，当即褒封柏树为“大将军”。殊不料嵩阳寺乃藏龙卧虎之地，穿过二进院见到的柏树比“大将军”还要大，武帝见了既惊讶，又踌躇，但想到自己贵为天子，不容改口，就将错就错地把二院的柏树封为“二将军”。
“大将军”高兴的大笑，笑弯了腰，成了弯腰树。“二将军”心生闷气，肚子气炸，变成了空心树。“三将军”为此十分恼怒，它突起一枝直插天际，怒发冲冠，一副与人争斗的样子。可惜它在明末被火焚毁。传说归传说，“将军柏”却实实在在是人间稀少的参天大树：“大将军”柏径周6米，“二将军”柏周径15米，十二个人挽手刚刚能抱住树干。二柏高达数十米，苍劲矫健，直耸云天。
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受封，历经千载沧桑而依然生机勃勃，诚不愧伟岸英武了。院外偏西有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俗称“大唐碑”，碑高8米，是嵩山地区最大的石碑，它记述的是道士孙太冲为唐明皇李隆基炼“九转金丹”的故事，事属荒诞不经，但碑却立得光前隆后：由号称“口蜜腹剑”的唐代宰相李林甫撰文，当时的书法名家徐浩书写。徐浩的隶书端正工整，笔法俊逸遒劲。岁月流逝，千载易过，炼丹的荒唐事已成笑料，而“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却因为是唐隶佳品引来一代又一代的欣赏观摩者，这也是立碑之人始料未及的趣事。
中国古代书院——嵩阳书院?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28日 16:43)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隋唐时名嵩阳观，五代后周名太乙书院。宋代赐名太室书院，宋太宗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书。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嵩阳书院。南宋时嵩阳书院已废。清康熙年间重建。 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时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已全部损毁殆尽，今天在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是为标记，与历史文献的记载颇能相互印证。 嵩阳书院基本保持了清代建筑布局，南北长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106间，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与中原地区众多的红墙绿瓦，雕梁画栋的寺庙建筑截然不同，具有浓厚的地方建筑特色。睢阳书院 应天府书院亦称睢阳书院，位于商丘县城南。始建于后晋，北宋时得到光大。最初为戚同文讲学之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使应天府书院扬名的另一位人物就是那个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范仲淹在此求学时就属于有远大抱负的人，虽然贫穷得只能长期就咸菜喝粥(划粥割齑这个故事就是讲范仲淹的)，但连岁苦读，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闻鸡起舞，然后苦读诗书，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由于应天府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范仲淹选择这个书院的最大原因，所以书院里应该有许多如范仲淹一样的苦学之士。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应天府书院的学风是非常刻苦和严谨的。
范仲淹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师，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这种做法，与今日许多教授讲课时洋洋洒洒，真正到社会上应用时却不灵光的现象相比，确实大相径庭，真是值得后人借鉴。应天府书院的原址在现在的商丘故城，完整的书院已不在，只能看看残存的一些建筑。
中国古代书院之应天书院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后人还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以兹纪念。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中国古代书院——岳麓书院作者：网友段不一 时间：2004-12-29 19:43:45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28日 15:14)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由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众所周知，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传播学术而闻名于世，而对理学的传播和发扬尤为突出。对于理学，今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偏见，总会轻易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哲学世界，绝非唯心唯物划分这么简单。这些艰深的思辩命题，还是留给哲学家来解答。先贤们勇于对世界进行多样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我以为这种精神和气氛在中国实在难得。至于后来理学走向“官样文章”，我以为那就不是读书人的错，而是政治家的事了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譬如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 反过来又是因为这一点，书院门前的那副楹联，才可以悬挂得这般端正、这般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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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历史沿革（多图）岳麓书院早期岳麓书院中期岳麓书院晚期岳麓书院前期（唐末至元代）
岳麓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据点。曾建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泰始四年（268年）麓山寺创立。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建屋办学，形成书院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因袭扩建，创立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赐“岳麓书院”额，岳麓书院遂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期张栻主教，湖湘学派发展到最盛；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开书院会讲之先河，由此形成以朱张之学为正宗的学术传统。元承宋制，书院办学继续发展，规制日趋完备。但因元末战乱，书院毁于战火。
岳麓书院中期（明代）
自明宣德始，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明代岳麓学术仍以朱张之学为正宗。正德以后，王阳明及其弟子先后至此讲学，传播心学。明末，东林学派高世泰讲学书院，岳麓学术传统重新得以发展。
岳麓书院后期（清代）
清朝廷为褒扬岳麓办学之功，先后颁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额，并赐帑赐书，将岳麓书院列为省城大书院，在官府的大力扶持下，书院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大批有名望的学者被聘任山长。书院办学呈蓬勃发展的景象。
清代岳麓书院主要传授理学和汉学，道光年间，吴荣光于书院内创立湘水校经堂，使其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清末，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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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历史沿革 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3日 10:37) 书院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五代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官学衰废，士子苦无就学之所，于是自动择地读书。一些学者在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下，也利用此时机，选择景色优美、清雅静谧的山林名胜之地，作为群居讲学之所，出现了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嵩阳书院是我国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它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到清代末年经历了近千年的讲学历史，是书院中的佼佼者，对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和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嵩阳书院的前身是嵩阳寺、嵩阳观、天封观、奉天宫等，先后是佛、道教的活动声所和李唐皇室的游嵩行宫。
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生禅师创建嵩阳寺。元魏司空裴衍隐居嵩山，继生禅师后主持建造嵩阳寺，曾为寺主，僧徒多至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道士潘诞自言300岁。为隋炀帝杨广合炼金丹，使其长生不老。杨广遂将嵩阳寺改为嵩阳观，做为炼丹的场所。 唐弘道元年（683年）春、冬，高宗李治同武则天到嵩山两访潘师正，以嵩阳观为行宫，曰奉天宫。
五代近期（907－960年），连年兵乱，社会动荡，官学遭到严重破坏，嵩阳观依然保持了唐代的兴况，观内还聚集了一批有远见、有学问的道人。后唐清泰年间（934-936年）进士庞式和南唐学者舒元、道士杨纳等人，在嵩阳观聚课生徒，为太乙书院在此创办打下基础。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柴荣（954-959年在位）将位于太室山麓风景秀丽、环境幽清的嵩阳观改称太乙书院。 北宋初年重视文治，学者多倾向依山林办学，正因为如此，嵩阳书院得到了长足发展。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越匡义向太乙书院颁赐印本九经书疏。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宋太宗将太乙书院改称太室书院，并御赐太室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真宗赵恒又向太室书院赐九经、子、史诸书，并设置学官。宝元元年（1038年），宋仁宗又赐给嵩阳书院学田10顷。从此，嵩阳书院在赵宋朝廷的支持下，步入最兴盛时期。金、元至明代中期的嵩阳书院讲学活动处于低潮，空余北宋盛名，此前金朝政府统治中原后，中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受战乱影响，讲学、就读于嵩阳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依附于江南各地书院。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嵩阳书院改名承天宫，又有了道教传道的影子。
明朝初叶，政府重视官学，提高科举，一般的读书士子向往官学的待遇优厚，前程荣耀，而不再热心于书院的清苦。在这种形势下，嵩阳书院的发展十分缓慢。 清初，由于书院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又有一批民间知名人士和地方官的极力荐复，得到快速发展，但清朝乾隆初年，嵩阳书院由于年久失修，大部分建筑都有倒塌之势，乾隆后期便日趋衰落。
（来源：嵩阳书院网站） 白鹿洞书院历史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3日 10:58)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曾在此地隐居读书。李渤畜一白鹿自随，于是人称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来李渤当了江州刺史，在这里建筑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又办起学馆，称“庐山国学”，到了宋代扩建为书院。白鹿洞书院的鼎盛时期在南宋。宋孝宗淳熙六年（１１７９），朱熹知南康军，访白鹿洞，奏请重建。他凭知军之力，为书院筹措田产，制订学规。朱熹自兼洞主，给诸生讲学。朱熹立下的“鹿洞教规”，以理学教育家的观点，揭示书院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为学顺序；对学者修身、处事、接物提出纲领性的要求，是古代书院教规的典范，随即为江西和全国各地众多书院所借鉴或采用；至明犹为东林书院所依照，清乾隆无年“谕旨”又规定各地书院予以“酌仿”。淳熙八年，陆九渊应邀到白鹿洞讲学，阐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陆是两个不同的学派，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为不同学派同在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开书院“讲会”制度之先河。朱熹和陆九渊在白鹿洞的活动，因他们在理学界的崇高地位，使书院名声大振，白鹿洞书院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书院是一个教育机构，又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是书院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术研究和教育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大多数都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著名的学者探讨学术的胜地。白鹿洞书院是朱熹传播其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的著名阵地。陆九渊创办象山书院，借以弘扬其主观唯心主义理学思想。象山书院始建于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当时名“象山精舍”。象山精舍在贵溪县上清镇东南的应天山上。因山形如象，陆九渊将应天山改名为“象山”。他在这里讲学五年，先后上山求见问学者“逾数千人”。他办学的宗旨是“明理、志道、做人”；教学方法多样，有主讲，有谈话及互相问答。他要求学生自我反省，“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读书要专精，不要“随人脚跟，学人言语”。象山精舍因陆九渊而闻名天下，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元朝将书院完全官学化。明代书院官学化程度逊于元，但四次毁天下书院，江西书院被毁不少。清初，江西书院得以恢复。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班级式授课的新式学堂兴起，书院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书院与文化的渊源书院是传承文明，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它不可能不和文化有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纵观其书院的发展史，无论是从其数量还是从其质量上看，长江流域的书院都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以宋代六大著名书院为例，除嵩阳书院和应天府书院属河南境内外，其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全在长江岸边的江西、湖南、浙江境内，这不得不使我们追忆起中国文化史上的两次迁移。 文化南移的表征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翻阅中华民族的历史，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黄河下游两岸生活，他们以捕鱼、狩猎、采果为生，经过母系社会，汉族生齿日蕃(繁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或者更早一些，先民们就告别了茹毛饮血，赤身裸体的时代。这个时期经历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个时期，史称五帝时代。先民们知道熟食，有了粗笨的工具，生产方法由渔猎进步到畜牧，创造了奴隶社会灿烂的文化。到了商代，我们的祖先移居到黄河中下游，这里气候温和，植物繁茂，生产方法已由畜牧业进步到农业，并开始了定居生活，文化与教育在先民的实际生活中产生。生活是学习，劳动是学习，长者，父母就是教师，猎场与田野就是学校，文化教育与生产生活水乳交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正向封建制过渡，战国七雄都在企图吞并其它六国而统一中国。这时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尖锐复杂，迫使人们酝酿、讨论，并且尽快做出答案。于是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应运而生，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提出各种各样的治国牧民方略，从各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各学派之间非但政治观、自然观上截然不同，在道德观、教育观，以及对知识分子态度上，各是己是，非人之非 。他们之间激烈的论争，也有微妙的相互吸收和渗透，从而促进了各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繁荣了学术。这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洛阳为中心，方圆五百里为半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在教育上，百家争鸣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著名教育家。如儒家有孔、孟、荀；墨家有墨子；道家有老、庄；法家有商、韩、李，他们都有很多论着。其中《论语》、《墨子》 、《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都蕴含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中原文化中璀灿夺目的奇葩。 可以说从东晋开始，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长年征战，北方破败不堪，南方沿海各国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一带，楚、越、吴等地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十二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一步强化了封 建经济南盛北衰的格局。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是值得注意的，如同火药对于军器制造，指南针对于航海，活字印刷术对于文化教育一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五代相对活跃，多极化发展和兼融并存的文化思想形态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注意南方，绚丽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向南移动。加之楚文化的兴起，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出现 ，楚辞、绘画、诗词、歌赋、建筑与园林艺术在长江流域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促使文化开始向南移动。从东晋开始的“文化南移”现象，到了宋代文化重心已经由黄河中下游移到长江中下游，这种文化重心的变迁至南渡以后完成。 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两岸，地肥水美，气候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沿江的商贾之事也日逐昌盛起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沿江出现了一个个热闹非凡的港口和繁华的城镇，人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加之长江两岸名山大川甚多，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在大江两岸兴建书院，教育子孙，传承文明。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变迁，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不仅从数量上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从质量上看，中国著名的书院也大都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种文化南移的结果是繁荣了长江流域的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以清代的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为例，长江中下游的状元共有八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地区不过二十五名，还是封建皇帝为了照顾那里的情绪而特赐的。从东晋开始至今，经过文化的两次南移，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始终长盛不衰，沿江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了著称于世的繁华都市，中国各大学派、流派也以长江两岸为中心分布开来。直到今天，还可明显看到，我国南方的高校明显多于北方，名牌大学比比皆是，文化名人不胜枚举。甚至连今天揪动亿万中国人心肺的高考，考生不仅从数量上，从分数上也明显高于 北方，录取的考生从比例看，南方也高于北方。文化南移现象是客观在的，至于文化南移与书院兴盛的直接联系以及文化南移所造成的南盛北衰的奇特结果，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在自 身的发展过程中，透过经济的南移，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化也开始发生演变，以一定经济和文化发展为基础的书院教育自然顺应时代的变迁，在长江流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宋明理学的昌炽 宋代教育，盛况空间。“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确实“视古无愧”。史称：“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学改革 ；二是与宋明理学的昌炽不无关系。理学又名道学，它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儒学经历过先秦的初澜期之后，在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经学化高潮，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铸，使之更接近于宗教。其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术独尊的地位动摇，尤其是魏晋玄学的兴盛，使儒、释、道三教并立、并尊的局面确立。随着封建一统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张“三教归一”，唐韩愈主张“恢复道统”。道学之名渊源于韩愈的道德说，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的精神显然无疑。 理学家们撇开汉儒，直承古圣的思想，与韩愈十分类似。理学家构建了一套镇密的哲学体系，跳过韩愈，“读夫千载不传之”(朱熹语)直承“思孟学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学观念 和辨证思维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与佛、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理学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学的主源外，对释、道影响的存在也不可低估。理学是儒学复兴的第二次高潮。宋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以“太极图说”名世，弟子程颢、程颐袭其衣钵并加以发展，创 “理气说”和“居敬穷理说”。及至南宋，陆九渊发展了“大程”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朱熹发展了“小程”的客观主义倾向，并集前代理学之大成，成为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划分，宋代理学可分三类：以“理”一元论；以“小程”朱熹为代表。“气”一元论以张载为代表。“心”一元论，以“大程”和陆九渊为代表，明代王守 仁是其集大成者。由此可见，“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流变与对立已初见端倪。客观地说，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对立，只是同一个儒学立场上的有限度的对立，有类于今文经 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并非真正的水火不容。自南宋末年始，历经元代和明代早中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推行的思想，成为法定的一统化的意识形态，并渗透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 、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个个都 是教育家，每人都有近乎完整的教育学说，他们将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三者融为一体，无一例外地积极地参与了书院教育这一冶炼工程，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向生徒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其中以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最为突出。 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宋口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 ”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至于陆九渊和王守仁，也都是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前者43岁来南康访朱，并登上白鹿洞书院的讲台，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将此讲义刻于石碑，以警后世；44岁赴国子学讲《春秋》，其后一边为官 ，一边讲学。后者也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曾建龙岗书院，主讲文明书院，并修复了濂溪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发布告谕，制订乡约，开办社学，实施乡村教化工作；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 可以说，宋明理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考据学派的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 他们笼络汉人，收卖人心，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处死”。后来，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怕，又想到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又害怕其思想活跃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书院官学化，极力培植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设“文字狱”，动辄因文字问题屠杀知识分子。 康熙、雍正、干隆三朝，便有庄廷、戴名世、查嗣庭、陆生楠、曾静和吕留良，谢济世 、胡中藻之狱，涉及面广，卷入者众多。如康熙初，庄廷得大学士朱国桢着《明史稿》增改刊印，定名《明书》。清政府得人举报书中有的思念明朝的民族感情，遂将庄氏剖棺戳尸，杀绝全家，并且株连作序者，补校者，刻印者，直至销售人、买书人，此案殃及江浙一带汉族名士，处死者多达70余人，发配充军不计其数。又戴名世《南山集》一案，处以极刑者多达100余人。清统治者还以“联想”、“影射”给知识分子定罪。雍正时礼部侍郎查嗣庭 任江西乡试考官，出《维民所止》试题，被举报“维止”是要去雍正之首；干隆时胡中藻督学广西时出了《干三爻不象龙》试题，被举报讽刺皇帝；诗人徐骏因着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被举报影射满清愚昧；学者浓德潜《咏黑牡丹》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举报诅咒满清，怀念故明，均以莫须有定罪，勿须过堂就格杀勿论。 在如此高压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蝉。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远离政治，“家有知慧，大凑于说经”，以复古求真为手段。加之满清皇帝以为此与统治无碍，遂大加提倡，将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吸引到编纂古籍上面来，从而为“汉学”的复兴，“干嘉学派”考据之风的盛行提供了温床。满清几位皇帝对于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倡导下，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学术复古，考据之风盛行，在古籍的编纂与整理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如从唐熙时期开始，就编纂了《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几部大型丛书；干隆时期编纂的有《续通志》、《 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考》、《大清会典》，影响十分巨大的《四库全书》就在此时完成的。《四库全书》从干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馆编修至 干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成。历时10年，共收书3503种，计8900余卷，装订成书36000 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这是考据学派复盛的直接后果。 清代书院，受总的政治气氛与文化教育管理政策的影响极大，书院逐步官学化，受政府遏制，几近沉寂，书院特质基本消亡。满清政府为防止“东林书院事件”的重演，曾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大清会典·儒学·学规》)。同时，为表“开明统治”姿态，表示对书院教育的不无关心。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这只不过装点太平盛世之举，实质上从清开国后的90余年，书院一直处在被禁或停滞的状态，
除去考据之风带来的文献古籍的丰硕成果之外，学术研究，书院教育几乎就没有什么发展。
来源：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书院文化的输出与东传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2日 13:56) 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书院制度向域外输出的起始时间，目前尚难断定。以今日疆界而论，唐代所辖有今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部分领地；元代所辖有朝、俄、蒙及锡金、不丹、缅甸、泰国等国部分地区，明代有俄、锡、不、缅等国部分地区。永乐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曾收安南入版国，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辖曾有俄、蒙、哈、吉 、塔、缅部分地区，因为这部分地区处于当时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皆有可能和内地一样一体推行书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边国家，自唐代派遣使节到中国以来，书院制度也随时可能输入。以上两种可能，唯无确凿材料证明，皆只能归于存疑，可以不论。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文化圈内。如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六百七十所书院。日本书院也很多，仅笔者所知就有刀江书院，明治书院，开明书院，汲古书院、高桐书院、东方书院、日光书院等等。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 (1729)，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1819)，南华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1854)、养正书院 等，都很有名。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又名文华书院)创建(1732)，在美国旧金山有大清书院创建。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们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海外书院的创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寓居海外的华人，这些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常有一种飘浮无根之感，对母体文化有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传播中华文明为首务的华侨书院。 海外绝大部分书院的创建则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概而言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朝鲜李氏王朝四百余年间的经营，使书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鲜一千元的纸币上还印着陶山书院图案和在院中传播朱子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画像。在日本，江户时代称作书院的学校就有佐贺藩多久邑的鹤山书院、多度津藩的弘滨书院、大沟藩的腾树书院、大洲藩的止善书院、大阪的德书院、和田藩的育英书院、弘道书院、时习书院、崇德成章书院、温故书院、博文书院、尚德书院等十余所。除了教学之外，书院的出版功能也得到了强化，前面我们提到的刀江、明治等几所书院都是在今天仍在出版图书的书院。如东京明治书院，从其院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创立于当时中国清代后期的明治时期(1868-1911)，它在昭和四年(1929)出版过岛地大等人的《天台教学史》 ，三十九年(1964)又出版了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汉文 学史的研究》一书的增订版，四十六年(1971)出版利光三津夫的《律的研究》。东京善邻书 院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则以传承中国书法为重要任务。书院的创始人宫岛大八，光绪年间留学中国，追随某师张裕创游学保定莲池、武昌鹿汉、襄阳鹿门等书院共八年(188 7-1894)，深得其书法之道。回国后在东京创建书院，致力于中日友善事业和弘扬其师技法，终成日本一大书法流派。八十年代，善邻书院曾组团到北京、保定、武汉等地进行张氏师生书法艺术展览。1986年8月，日本的上条信山和中国的启功先生还在莲池书院合作创造了“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1987年4月，裕钊重孙张瑞娴女士又在东京设立“张裕钊宫岛大八纪念室”，续写中日书院书法技艺交流新篇章。 外国人移植中国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线，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圣家书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国学校(Collegiodei Ch inesi)中国人则称其为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1632-1745)。马国贤原名Metteo Ri 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一作传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1)抵达澳门，次年奉召北上，以画家身份进宫，成为中国皇宫画师，以长于雕琢绘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热心传教，并主张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北京为罗马布教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机关。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请求辞职回国，得到批准之后，遂于十月(1723.11)带着谷文耀等四名中国学生西行返国。回国八年之后，他终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自任总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为止，可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书院建设。 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后来兼收有志到远东传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经费由教会负责，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书院自创办至1868年(同治七年)被意大利政府 没收，历时一百三十七年(1732-1868)，前后总招收中国学生一百零六人，其中还不包括186 8转学的三人。据记载，同治(年)以前中国赴欧洲留学的共有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九十一人( 不包括同治后去的十八人)在该院肄业，占这一时期留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余下的 百分之十几则散居意大利罗马、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等地的学校。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家书院在早期中国留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圣家书院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的亦乐书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绪二 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其时日本已经完成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并刚刚将大清帝国打败(1895)。甲午战败，使中国知 识阶层普遍感到非学习西方开始近代化进程不可，同文同种的日本自然成了当年中国人学习 西方的榜样，他们纷纷东渡扶桑，开始了救亡国图存的探索。亦乐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 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透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当时留学“东洋”的中国人很多，类似这样的书院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兹以东亚同文会创办的东京同文书院为例，介绍此类书院的运作情况。东京同文书院当时制订了“章程”，分名称、宗旨、体制、肄业年限等十章，共三十七条 。书院以“专招清国留学生，授以各专门学校预备之课程”为宗旨。设院长、总教习、干事各一员，学监、书记若干员，共同管理院务。学制二年，每年分三个学期。课程有修身、日语读法，日本语会话、日本文法、算学、英语、体操、翻译、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科 。考试分学期、学年、卒业三种，每科成绩以一百点为准，每学年“统将学期点数合算，以每科均平得五十点以上，总算均平得六十点以上者则为合格。否则落第”，学费、杂费皆由学生自负。以上这些规定，皆类近代中国学校之制，海外书院对中国学制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走出国门的书院，从本质上讲，只是这一制度的输出或者说移植，它和本土的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变，但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很多区别。一般来讲，这种区别依其大小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在华侨聚居区，由华侨创建的书院因为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它和本土书院没有太多区别。在中国文化圈内的东亚地区，处在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其所创建的书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本土人看齐，但又不乏特点，如韩国书院的注重祭祀、日本书院的强调刻书出版等。而当这些地区转而学习西方时，它为中国留学生建立的书院就与当地受到西方教育制度影响的学校更接近了。上文提到了东京亦乐书院就是这样。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的圣家书院(文华书院)，它的建立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形式离中国本土书院的距离相对来讲就要远一些。
在中国书院走向世界的征途中，“东国”朝鲜处于特殊的地位，也作出了特殊贡献。
来源：长江文化 中国古代书院的藏书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3日 09:33)书院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是我国封建社会特 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 ，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
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 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起 ，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1 书院藏书的起源
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 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 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 “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 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 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 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 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 院。 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 造较大的院子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元代欧阳 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 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书院根据主办者 的不同，也随之形成了官办与私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 私办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处。 早期的官办书院是唐王朝修书、侍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 为 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 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 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 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 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 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当时，在书院中设置了学士、直学士、侍读 学士、修撰官等，掌管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主要的任务是备皇帝垂询。唐代还兴起了许多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了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 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建”，比官办的集 贤书院还早90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 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 卷，以资学者。” 2 书院藏书的发展
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 ，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 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 才。当时的一大批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就是在这 种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 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嵩阳、岳麓、濉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 后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 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比如，四大 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 ，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 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到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 力振兴学校教育，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 到了南宋，风气又变。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方学校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 具，日益腐败起来。另外，学校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的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 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实在捉襟见肘，办学经费往往不足。再次，这时，以朱熹、陆 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 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 时 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 %，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非常迅速。 元代统治者从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视文 化教育，其表现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 另一方面，官府对书院控制严密，自由讲学风气不浓，书院充满官学气。元代书院藏书的来 源主要是书院自行刻书、私人捐赠和书院出资购买，朝廷赐书尚无史料记载。书院藏书事业 发展缓慢。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 ，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 在 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 。由于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导，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统治阶阶级重视科举制度 ，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书 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特点，重清谈，轻读书 ，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王、湛的学生继承其志向，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 ，于是书院越来越多，弥漫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一些著名的书院往往终于成为社会舆论的中 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动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 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为最，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东林案后， 明代书院就此一蹶不振。 至清，统治者一开始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 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到乾隆、嘉庆年间，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 统治者又改变文化控制的策略，转而大力倡办书院；加之清代的学术重朴学，考据需要广搜 异本、比勘众家，对文献的需求量极大，书院藏书又逐渐兴盛起来。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 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和官员赐书，再加上 自行刻书的越来越多，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 慢慢解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书院改设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合直隶州改设 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从唐朝兴起的书院，至此算是基本结 束了。所有书院藏书便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所接收。只有极个别的书院(如沈阳的萃升书院)延 续到20世纪20年代。 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 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书院藏书是书院教育不可或 缺的重要条件。图书的收集、整理与流通，始终是为着书院的讲学活动而服务的，综观我国 古代书院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与书院藏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3 书院藏书的来源
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需要经常不懈地搜求和积累，更需要广辟书源。北宋郑樵最早提出了 书籍访求的八种方法，对历朝图书采访工作影响较大。总结起来，书院藏书的来源一般有以 下几种。
3.1 捐赠。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 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它们为丰富书院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3.1.1 皇帝赐书。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 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 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宋代著名的四大书 院都得到过皇帝赐书。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御赐也 有三种形式。一是自动。二是疏请，如，宋代咸丰二年(公元999年)，湖南岳麓书院的李允 ，上疏奏请朝廷赐书，结果皇帝赐予《九经义疏》等五种图书。三是用公银购买。在封建社 会中，“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国家的公库也就是皇帝的私人产业，动用公银当然也是一 种御赐。 3.1.2 官吏赠书。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 向 官员、地方乡绅募集。如安徽中江书院的《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白鹿、岳麓书院等也都 有类似条文。这种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如前述唐代义门陈衮，曾聚书数千卷， 在德安县建义门书院。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 读”。清代康熙年间，学使王思训，捐资购买经、史、诗文数千卷给南昌豫章书院，雷州知 府黄锦赠书五千余卷给雷阳书院。 3.1.3 私人赠书。书院的实质是一种私立学校，其设施包括藏书往往靠书院主持者的私谊 来 获赠。如朱熹《跋白鹿洞书院所藏〈汉书〉》云：“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 其先人所藏《汉书》44通为谢。时白鹿书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备学者看读。”《岳麓书院 史略》载：“咸丰初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书院藏书荡然无存。战后，院长丁善庆积极着手 恢复藏书，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 纪闻三篇》等862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士纷纷捐献。”私人赠书因捐赠时间、捐书者个人地 位、学术水平、兴趣爱好等不同，而显得丰富多彩。有的学者捐赠个人新著，对书院开展学 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3.2 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多鼓励设置书院 ， 并分拨学田以维持。书院经营着产业，以产出支持着自身的文化活动。有能力自行购置和刻 印图书的书院，其藏书一般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3.2.1 书院购置书籍。书院藏书服务于教学，一般不会购买巫医卜卦种树之类的书，也不 像 藏书家刻意追求版本齐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经济条件，围绕教学内容有选择 性地购买。“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大梁书院购书略例》)。 岳麓书院曾苦于“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有的书院地方僻远，尤其是清 代，书院分布极广，一些偏远地区的书院在当地无法购得好书，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购书。如 《碑传集》卷七十一载：冯光裕“好礼士大夫，……蕺贵山书院，取诸生文行优者肄业其中 ，僻远无以得数，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俾纵读之。”书院藏书也注意藏书的复 本量，补充缺本。 3.2.2 书院刊印书籍。宋代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书院大大利用了这项技术。书院又是文人 与学 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能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校勘，因此能出版质量很高的图书。另外， 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 学的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四书”、 “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 重要文献，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各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而鼓励书院的设置，有时分拨 学田以充资本，书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刻书经费。如南宋丽泽书院刻司马 光《切韵指掌图》，严州钓台书院刻《通鉴纪事本末》；而元代书院刻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南山书院刻《广韵》，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其中以西湖书院、武溪书院为著名。 明代书院刻书以白鹿洞书院、崇正书院、东林书院等为著名，特别是无锡东林书院的藏书、 刻书，多是经世济国之学，为海内学人所器重。清代书院刻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其中以 广州的广雅书院、学海堂书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为著名，它们刻印的书籍，不但补充本院 藏书，而且畅销全国。 3.2.3 书院抄写书籍。宋初的书院有手抄经文的日课。南唐时的刘式在白鹿洞读书时，曾 手抄过《孟子》、《管子》等书。这只是一种拾遗补缺的作法。 4 书院藏书的特点
我国古代藏书楼的藏书特点，除受出版、学术等因素制约，还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收藏目的、 兴趣及经济状况。书院藏书是为了有效配合书院教学内容，为书院师生服务而设置的一种“ 学校公共图书馆”。所以，书院藏书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具体表现在内容上以经史等学述著 作为主，版本上以通行本为主。 4.1 儒家经典是中国封建教育的最主要内容。所以书院的基本教材是六经，所谓“日月不 灭 ，万古六经，囊括万有，韬运经纶”。以后，又把注释、研究六经的一些著作奉为“神圣” ，将《四书》作为必读书目。除开这些基本典籍，书院藏书会因各个书院的教学内容、学术 流派、地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或致力于辞章，或致力于小学，或致力于经济，或偏重 于采纳地方著作，各具特色。如岳麓书院规定学生“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 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再如清代四川彭县的九峰书院，教材除“五经”、《四书集注》 外，还读《四书讲义》、《周易折中》、《明史》、《论孟疑义》等。近代西学东渐，不少 书院适应社会变革，更新教学内容。洋务派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立两湖书院，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设置了经学、史学、地理、数学、博物、化学及兵操等课程，并 有相应科目的藏书。至于近代上海的格致书院，以讲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主，更由于有外 国人傅兰雅的参与，东西方译书占其藏书的三分之一。正由于书院藏书是书院教学的工具， 所以书院不会收藏超出教学内容的书籍，巫医、星相、桑麻等实用性的书籍，都不在收藏之 内。 4.2 书院藏书不追求版本的珍贵。因为它与私人藏书不同。私人藏书家目的是为了保存、 鉴 赏文物或考据校勘，所以特别重视版本。而书院藏书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 了它追求通行版本的特点，以教学类图书作为收藏与刊刻的重点。同时，正如上面所说的几 种书院藏书的来源方式，也限制了书院藏书不可能片面追求版本。总的来看，书院藏书从规 模、品种还是版本上都无法与其它种类的藏书方式相比，也无法像一些国家藏书、私人藏书 一般，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而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淹灭了。但是，正如谭卓垣先生在《清代 藏书楼发展史》中说：“书院藏书楼数量很多，其藏书一般说来并不珍贵而且收藏也小。但 是它们是值得一记的，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学术发生过很大的影响。”5 书院藏书的管理与利用
历代书院藏书楼，就像国家、私人和寺院藏书楼一样，都十分重视藏书的管理与保护，这也 是藏书楼时代书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但由于书院藏书的读者对象为本院师生和一些地方上的 读书人，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藏，更是为了方便书院读者使用，它便不像国家、私人和寺 院藏书那般过于封闭，在管理方法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的书院藏书制度。如《 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序》中说：“书籍渐充，急须讲求读书之法，务令积书之后与未积之 先气象大不相同，要于文章经济上见出，于精神福泽上见出，于风俗人心上见出，才是藏书 真实作用，非徒欲汗牛充栋，万轴琳琅，为夸多斗靡计也。”这是对书院藏书注重利用、注 重发挥藏书社会教育作用的精辟见解。 5.1 管理人员。一般书院都配备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抄录书籍，负责书籍的购买、分类 编 目、登记、借阅、清理、修补等工作。中国书院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最 早应该首推南宋白鹿洞书院设“管干”管理藏书。当时朱熹主持书院，制订了一套详细的藏 书管理制度，设有“管干”一职，专门对书籍进行日常管理。至于大规模的校勘、清理、曝 晒等工作，就临时由山长组织人员进行。由于此书院在当时名声很大，所以其藏书管理制度 也就在全国各地书院推广了，并延及后代。如宋代岳麓书院院设“监院”管理藏书，文正书 院设“斋长”管理藏书，而大梁书院则设“司书吏一人，经管用：司阍役一名，典守锁钥” (《大梁书院藏书目》)，中江书院规定藏书楼“尊经阁”由一人管理，负责看守书籍和抄写 ， 还“派定正办、副办，事有专责，若有遗失，惟正副办是问”(《安徽于湖中江书院藏书目 》)。这些管理人员都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管理藏书的同时还 进行藏书整理与编目工作，利用书院丰富的藏书编写书目、撰写文献，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 ，从而推动了古代目录与图书馆学的发展。 5.2 登录、分类和编目。书院通过各种途径购进书后，首先要进行登录工作。对书的来源 、 收购日期、卷册数都予以登记。然后是分类编目工作。如文正书院“购既竣，以数目编诸册 ”。岳麓书院曾先后有三部藏书目录：《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目 录》和《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一般不分类或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分至二级类目 。如莲州书院的学古堂藏书，经部下置十三经、易、书、诗、礼等十一个下位类，史部下设 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十三个下位类。同时，书院还利用“悬榜”的方法， 公布藏书情况。如文正书院规定，“……诸书，须编目缮写悬牌书院门首，通晓阖邑多士。 ”“每月肄业诸生所借之书，须由斋成榜示门首，使借书者一览便知，免至相左。”这种通 报藏书和流通情况的作法，对借书人来说是很方便的。5.3 借阅。可以说，与历代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相比，书院藏书利用率高、读者对象广泛 、 人数众多。一般地，凡是本书院的学者和生徒，都能借阅。我国古代书院有一整套完备而方 便的借阅制度。从借阅的手续、期限、册数、借阅的范围到毁损图书的惩罚等等，都有明确 的规定。学者要借书时，先阅读藏书编目，知道是否有此书，然后填写登记册，记下借书日 期、数量和姓名。还书时，官吏人员记明某月某日该书归还。书院藏书每年年终催书。 5.4 藏书的保护。藏书是书院的一项如此重要的工作，保护得再精心都不过分。历代书院 除 设置藏书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措施，专门用来防火、防潮、防鼠、防 蛀、防盗、防散、曝晒和修补等。如中江书院规定，“每月，专管须开书橱晾风一、二次。 每年六、七月，专管者觅精细人晒书一次，晒后邀各总理清查一次。”这些措施，无疑大大 减少了书籍的破损率，给后代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5.5 读者工作。因为书院有着不同于一般学校的教学目的教学形式，所以书院非常重视藏 书 及其读者指导工作。究其原因，书院是在官学毁坏的基础上，由读书人自发开拓的教学之途 。它的目的不在于仕宦功利，而在于学业悟道，“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古代书院教学特色 是自学为主、讲学为辅，这样，必然使学生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书本，而要求老师的职责主 要是“解惑”。导读和讲授治学之道在这里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项教学内容。6 藏书楼的建筑
限于书籍制作的艰难，古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在书院中，往往用楼、堂、舍、 阁等表述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藏书之所。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 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 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建筑之始就“开 讲堂，揭以书楼”。宋代南阳书院的尊经阁，藏书为士人“研习之资”。宋代扎溪书院明经 阁，“经史子集之书藏焉”。明代的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通览”。湖北问津 书院于乾隆八年(1743年)设藏书馆。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到光绪元 年(1875)，书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员提倡捐经史书籍存院，藏书更加丰富。沈阳萃升书 院文昌阁收藏案卷图书，藏经史子集四部书132种，共10929卷。上海求志书院，有楼房50余 间，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为此置备的书籍有268种。藏书楼 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7 书院藏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书院藏书是书院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在我国图书馆史和文化史上占 有重要的地位。
7.1 书院藏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由于书院是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所以都拥有一 定 规模的藏书。而且，由于许多藏书是书院创办人或主管人费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其中不乏非 常珍贵的典籍。另外，由于书院的创办人或主管人所拥护的学派不同或地域不同，在藏书上 就会有不同特色的反映，有的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有的注重程朱理学的经典，各具特色。而 且，书院自行刻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并 通过再次刊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得以在社会重新流通起来。书院藏书历久不衰，历代 相沿，直到最后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和新式学校藏书的一部分，其功不可没。 7.2 书院藏书都注重藏书利用，通过借阅，大大提高了图书的流通率，打破了中古时期藏 书 重藏不重用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管理经验，不仅集我国封建社会藏 书管理制度和方法之大成，而且为建立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新型藏书管理制度开了先河。
7.3 书院藏书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我国古代书院，都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宣扬占据统治 地 位的儒家学说，因此以封建正统的经、史、子、集构成了书院藏书的主体。但书院中还包含 着自由讲学的成分。一些私人设立或地方设立的书院，热衷于自由研究学问，在书院中实行 自由讲学和“讲会”制度，教学方式多采取启发诱导式，提倡学生自学，博览群书，老师加 强指导，授道解惑，众多学者和生徒在书院接受这种教育，学术争鸣空气比较活跃，促进了 封建社会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7.4 书院藏书有效地传播了民族科学文化。从历史上看，我国书院藏书的历史远不及官家 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历史久远，其规模也不及后二者大，但它好就好在既不是束之高阁、只供 少数达官贵人使用，也不是禁锢森严、只借给亲朋好友，而拥有广泛得多的服务对象，供给 全院生徒和学者阅读、研究，这样，一方面扩大了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社会职能，一方面也 造就了一些致力于民族科学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7.5 书院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历代书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其中许多 是 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如宋代朱熹在书院的教学 中，大大发展了理学。清代学者黄宗羲、钱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书院的山长，也是考据 学家。他们往往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我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工 作作出了贡献。
作者：肖东发，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洪、王波，现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工作。 二程与嵩阳书院 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2日 14:05) 嵩阳书院是中国新儒学的发祥地之一。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著书讲学，创立了“洛学”。程颢字伯淳，号明道。程颐字正叔，号伊川。兄弟二人年少时皆师从理学祖师周敦颐，入仕之后又都曾居崇福宫祠，在嵩阳书院讲学。北宋中期，国内太平，文风日起，儒生经历了五代久战之后都喜在茂密丛林或名胜中寻找安静之地研讨学问，著书立说，以避烦嚣。二程之所以在嵩阳书院讲学，其原因有五：其一，“二程”原居洛阳伊川，距登封咫尺之遥，登封又是尧、舜、禹、周公曾经活动过的地方，且佛道盛行，来这里便于切磋。其二，王安石变法更新，二程与之政见分歧，不为朝廷重用，为避祸端，只好退居嵩阳书院，聚徒讲学。其三，时任登封崇福宫提举管勾的司马光、范仲淹等同在嵩阳书院讲学，可共同论证学术，与王安石分庭抗礼。其四，嵩阳书院与江西的白鹿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商丘的睢阳书院并称宋代“四大书院”，名气很大，在此讲学将有利于推广“洛学”思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其五，嵩阳书院一个最出色的教学特点是实行“门户开放”，学术民主气氛浓厚，这将有助于更深一层次的学术研究。对于在官场失意的“二程”来说，嵩阳书院是最好的研究学问的场所。 “二程”创立的洛派理学，亦称为“新儒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新儒学虽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其张扬的孔孟传统已在融合佛、道思想精粹中加以改造，具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面貌，其学问以“明道”为目标。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共同编辑的《近思录》，归纳其基本内涵有五：一是探讨道体和性命为核心。二是以“穷理”为精髓。三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功夫。四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五是以“为圣”为目的 二程在嵩阳书院的讲学，开创了学术与书院相结合的传统，奠定了洛学的规模，亦开南宋书院和理学一体化之先河，在中国学术史和书院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古代嵩阳书院的管理职事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3日 09:13)嵩阳书院在五代、北宋时期的管理组织比较简单，只是由主持人（山长、或院长、洞主）负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随着嵩阳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到明末清初，其管理组织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设了许多专门的管理职事。这里，将主要管理职事简述如下： 山长：山长或称院长、洞主、教授，其承担的职责是书院教学、行政管理的总主持人。
堂长：堂长是从嵩阳书院生徒中选任的，主要负责督课考勤、课堂记录搜集诸生中的疑难问题等。
斋长：由山长在诸生优秀者中选出，协助山长从事嵩阳书院的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
讲书：原为学官名，后嵩阳书院沿用，主要负责嵩阳书院讲解经长：由山长从生徒中选出精熟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义。 首士：管理嵩阳书院院务的职事，具体包括启馆（开学）、放馆（放学）、迎送山长、生徒管理、经费收支、房舍修缮等事务。
掌祠：嵩阳书院内掌管祭祀的香火、祭器、供品、礼仪的 准备和管理掌书：嵩阳书院内管理图书的职事，负责藏书楼图书的保管和借阅。
另外，嵩阳书院还有门守、火夫、采樵、斋夫、更夫、堂夫、看司等若干工役人员。代嵩阳书院的管理职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组织机构简单，管理人员少，避免人浮于事的冗滥现象；二是，学生直接参加管理，嵩阳书院中许多职事如斋长、经长、掌书等都是由学生担任，提高了学生管理能力和减少不必要的管理人员；三是，对任职事者，凡不称职者马上替换，或是按季、按年更替，这对提高嵩阳书院的管理水平是大有益处的。 永安安贞堡再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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