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高考作文冲刺七天精品阅读（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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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09年高考作文冲刺七天精品阅读（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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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阅读（第四辑）
【编者寄语】
为了确保质量，适应学子们当前的备考需要，本辑精品阅读在文章的选择上遵循以下几点：
1、文必名人。高考作文的选材必须要有典型性，具有说服力。因此，本辑阅读所选的文章均是写名人的，保证每个人物都可用做备用素材。
2、文必真挚。本辑阅读所选的文章，均有一定的思想性，或深邃、或明晰、或犀利、或温润，感情真挚，耐人寻味。
3、文必精悍。在七天的备考时间内，要想多阅读，阅读好，就必须控制文章的篇幅。因此本辑阅读所选篇目，一般都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有个别篇目略长，故做了适当的删节，以方便学生备考。
4、文必绮丽。好的散文，不仅好在思想性上，还要体现在词句、文采上。本辑阅读所选文章均有一定的文采，希望考生能采撷几句，点铁成金，使得文章焕发生机，突破发展等级。
【阅读目录】
1、《诗是生命的倒刺》 ——海 子 作者：余 杰
2、《寂寞的碑文》 ——孙 犁 作者：孙 郁
3、《铁凝印象》 ——铁 凝 作者：汪曾棋
4、《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节选） ——史铁生 作者：苏 娅
5、《对林非先生的直觉》 ——林 飞 作者：李华章
6、《倔强的诗魂》 ——牛 汉 作者：耿林莽
7、《在故乡种棵树》 ——李若冰 作者：白　描
8、《最初的岁月》 ——余　华 作者：余 华
9、《刘亮程的村庄》 ——刘亮程 作者：刘 斌
10、《病痛中创造欢乐》 ——张海迪 作者：赵泽华
11、《豪华落尽见真淳》（节选） ——严家炎 作者：孔庆东
12、《在激流外永生》 ——张中行 作者：乔忠延
13、《“把栏杆拍遍”的梁衡》 ——梁 衡 作者：马治权
14、《钱钟书的幽默与刻薄》 ——钱钟书 作者：佚 名
15、《“拗相公”的后裔》 ——王开林 作者：李元洛
16、《寂寞分水塘》 ——陈望道 作者：叶文玲
17、《那片绿绿的爬山虎》 ——叶圣陶 作者：肖复兴
18、《我看钱理群》 ——钱理群 作者：孔庆东
19、《君子学者王兆胜》 ——王兆胜 作者：韩小蕙
20、《宝刀不老周汝昌》 ——周汝昌 作者：张昌华
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
余 杰
　　远在幼年，悲哀这倒刺就已扎入我心里。它扎在那儿一天，我便冷嘲热讽一天——这刺儿一经拔出，我也就一命呜呼了。
　　　　　　　　　　　　　　　　　　　　　　　　　　　　　　　　　　——齐克果
　　1989年3月26日，当外面的世界还很热闹时，一个相貌平凡的青年捧着厚厚的《圣经》躺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得粉碎，渐起的鲜血，是书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这位叫海子的天才诗人，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高河镇查湾，一个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农家孩子。1977年，15岁的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宁静的湖光塔影之间，他开始写诗，开始用诗歌来解答哈姆莱特那个古老而艰巨的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有了纯粹的诗歌。天才往往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诞生的。海子在粗糙的稿子上涂满潦草的诗句，在鸡毛满地飞的90年代，当我们象拾起稻子一样拾起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将泪流满面地体验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唯一不变的只是海子和海子的诗。像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断言：海子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诗人。
　　如同梵高在画布上发现向日葵与生命的深沉联系一样，海子在诗歌中找到了麦子与生命的神秘联系。这位自称“乡村知识分子”的诗人，把南方那片黝黑的土地置换成一个魅力无穷的乌托邦。当代中国少有这样美丽的诗句，美丽得让人伤心的诗句：“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岗上。”他的每一行抒情诗都有金刚石的质地，光芒闪烁却又无比坚硬，世界上没有比海子的诗歌更坚硬的东西了。至刚本来就蕴含了些许悲剧性在其中。海子便试图寻找点温柔的气息。我羡慕他有一个纯洁的妹妹：“芦花丛中／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我的妹妹叫芦花／我的妹妹很美丽。”我更羡慕他有一个成熟的姐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实际上，海子比我们还一无所得。没有“妹妹”也没有“姐姐”的海子为我们创造出凉入骨髓的温馨，这正是流星般的80年代令我尊重和向往的原因之一。我无法想象象海子这样的人活到90年代将是怎样的结局。至少，80年代，梦还是梦，美丽的还是美丽着。海子在8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到来之前死去，他断然拒绝了90年代，他很明智。
　　海子很喜欢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这句被米兰。昆德拉引用无数次的名言，早已成为人们日常谈话中故弄玄虚的口头禅。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海子那样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想起古龙在《楚留香》中描述绝世英雄的心境：“你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山路为生命的一部分。你超过一个又一个行人，到达绝顶时你却失去拥有过的一切。俯瞰山下，后来的人还没能爬上山腰。孤独是山峰给征服者唯一的礼物，这时你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生活在山脚下的人们来说，海子生活在别处，对于生活在山顶的海子来说，人们生活在别处。“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就是在这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茫茫大荒的心境中，海子创作着他最辉煌的“史诗”。海子就象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疯狂的赌徒，孤注一掷，把宝全部押给了“崇高”。难道“崇高”也能逃避么？海子在旗帜降下前的那一刻，挺身而出，拔出了他的剑，明晃晃的剑。“你说你孤独／就象很久以前／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的那种孤独／你在夜里哭着／像一只木头一样哭着／象花色的土散发着香气。”他痛斥日益猖獗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背叛神的人”，然而，信神又能怎样呢？神对待海子就像他以前对待约伯那么残酷。海子走过的每一座桥都成为断桥，峰回路不转，“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当海子写下这样的诗句时，他已然选择了死亡。
　　于是，刚刚用“大诗”为自己加冕的海子，却被“绝对”的诗歌逼着退位，海子忙忙碌碌设置好祭坛，他早就知道祭品只能是自己。在京郊昌平的一间宿舍里，他不分白天黑夜写诗，诗句就象黑暗里的烟头，闪烁，闪烁。然后熄灭。“我请求熄灭／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我请求下雨／我请求／在夜里死去。”灵魂是如此沉重，脆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它。此刻，幸与不信都毫无意义。耶酥在在受难中忍受着别人所加给他的痛苦，海子在同样深重的忧伤中忍受着自己所加给自己的痛苦。耶酥在底墒是孤独的，不仅没有人体会并分享他的痛苦，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天和他自己才有这样的感受。就连耶酥也有忧伤得仿佛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极痛的悲苦的时候：“我的灵魂悲苦得就要死了。”然而此时此刻，他的弟子们都睡着了。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的海子，漂浮在一座1000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却找到了与当年旷野中的耶酥一模一样的感觉。他一遍一遍地翻《圣经》，《圣经》的字迹在泪水中模糊。
　　因此便有了山海关的那一幕。庸碌如我辈，无法知道海子为什么选择山海关，为什么选择铁轨。海子的朋友、诗人西川这样地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回声。”我却觉得西川过于乐观了。有多少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眼睛呢？对于受难者来说，慈母般温暖的土地已不复存在；对于肉食者来说，没有诗的生存似乎更为轻松和幸福。即使在海子的母校，未名湖畔已换上了一批捧着《托福大全》的学子。海子理应死去，他不可能行走在这样的队伍里；海子永远是痛苦的，即使他用死亡来消解痛苦。
　　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
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
孙犁:寂寞的碑文
孙 郁
孙犁的死,引起了人们的诸多感慨。前几年读他的《曲终集》,便有不祥之兆,以为是自己为自己刨的墓穴,似乎生命的脚步,到此终止了。这些年他自动封笔,不著一字,就那么平静地等待着死亡。我以为他一生最耐人寻味的,大概是封笔后那段苦苦的日子,那无字的书写,有着更大的哀凉，有谁能读懂他呢
在什么地方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孙犁不通世故,有文人的本色，这是对的。许多年来,孙犁一直是我喜爱的作家,大凡他出的书,都曾读过,常常为之感动。孙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特别的人物,早年参加革命,后从事新闻工作,小说、散文、读书札记都写得迥异他人,与时代的流行色格格不入。他晚年的书,尤为精致、幽远,好像渗有鲁迅的苦味和佛家的岑寂,内心是孤苦的。若说文字的高与妙,他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在人们狂躁的时候,他却留下了一片清幽的园地,而这园地里的语言与智慧,给人带来的是人性的清爽和美丽。
早期孙犁的作品清秀淳朴,像潺潺的山泉流着泥土气与淡淡的甜意。他的小说都很简单,没有什么杂色。《白洋淀纪事》!《山地回忆》写得静穆而灵动,透着乡野的清香。在战争的年代,他偏偏远离了残酷,写了人性的美,这与那些仇恨文学,形成了对比,他内心的纯净给了人们以深切的记忆。人到中年后,国难与心病交加,一度搁笔,在文坛上消失了。到了晚年,再度挥毫,然而已没了冲淡和微笑,处处是抑郁和冷寂,与《时文》的距离很远了。孙犁一生,卷到时代主潮里却又置于漩涡之外,他听命于自己的良知,写的都是小山小水小人物,然而却精魂凝炼,古文的精华与鲁迅的精华,多少留在他的文字里。和他同龄的作家比,应当说是一个异类。
从战争里成长起来的那代作家,有许多躺在功劳簿上,停止不前了。孙犁不是这样的人,他自认是一个失败的人,忧郁!焦虑一直伴随着他,文章也日渐深邃、迷茫,有着不可言说的痛楚。他把己身的苦和周围的生活连在了一起,诉说了人生的不可琢磨性和悲剧性。记得在读那本《书衣文录》时,我便想,他分明已像一个苦行僧,吟哦的正是人间的谶语："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 ”这里既无士大夫气,又无军人的野气,孙犁让我们感受到了精神煎熬的哀苦,和人的失去故园的怅惘。《书衣文录》写出了无望中的渴望,在文革后期,世间还会出现如此精善秀雅的忧思之文,确是一个奇迹。一个从乡野里走出来的军人,能写出与史学大师媲美的文字,在先前是很少见到的。
孙犁的文章,气脉上直追鲁迅,而章法上得益于明清笔记,间杂野史平话的余绪,自成一体。他精于小说,又深味理论,所以创作也来得,研究又精到，有时二者浑然一体,文章给人以久久的回味。1949年进城之后,他一直处在厌烦和不安之中,对都市颇不适应。孙犁以为,自己更适宜去写乡村,生活于乡村,而都市则把自己的性灵磨光了。所以,到了晚年,除了写一点乡村记忆的文字,主要的工作是读旧书,看古董,沉浸在时光的旧迹中。他按照鲁迅的书账目录去购书,经史子集、金石美术、农桑畜牧,能得到的都通读一过,并把感想写到文中。以作家的身份走进学术,又以学术的眼光从事写作,于是便有了诗人的性情与史家风范的交融,文字日趋老到,太史公的苍冷与鲁夫子的苛刻深染于身,读之如置荒野,有空旷寒冷的感觉。孙犁写村妇之美是文坛一绝,而言谈历史掌故,臧否人物,亦多妙笔。《书衣文录》里谈士大夫著述,多反讽之词,旁敲之意,然又不故弄玄虚,通篇是溅血的文字。我每读他的著作,就觉得作者走的是野狐禅的路子。涉猎甚广,又不累于一家,用一颗寂寞的心,参透了历史,也激活了历史。看他的读书笔记和藏书目录,很让人感动。比如读书吧,不喜欢正襟危坐,亦拒绝学院式的雅态，《野味读书》云:
“我一生买书的经验是:
一,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
二,青年店员不如老年店员;女店员不如男店员。
我曾寒酸的买过书:节省几个铜板,买一本旧书,少吃一碗烩饼。也曾阔气的买过书:面对书架,只看书名,不看价目,随手抽出,交给店员,然后结账，经验是: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
所以,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电震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
读书如此,写作也是如此,晚年所作《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曲终集》,乍明乍暗,亦寒亦暖,如野叟讥语,将世间的冷暖说破,沉静得让人敬慕。通览其书,文字中有大的悲悯,他的几近化境的文字,创造了老人写作的佳境。每读其文,如饮甘泉,清冷中透着美意。王静庵说,文学有“造境”，“写境”之分,孙犁于“造境”里近自然,于“写境”里多真气,人们喜读他的著作,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以为孙犁的价值,在于发现了苦难中的美,将乡野里的生活单纯化了,这有《风云初记》等为例;另一方面,又近于大彻大悟,将人的无奈感性化,给人以抉心自食的惊异,《书衣文录》、《曲终集》等是其代表。孙犁的晚年,远离闹市,拒绝市侩,常说些逆耳之言。然而又不盛气凌人,自对寒窗,苦心自省,是很有些鲁迅风采的《曲终集》的后记说:“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
这里有美的隐含,又多斗士的性情,朗朗然有荡魂之气。孙犁至死,保持了洁净,人间的苦乐亦系于一身,真真是纯正的作家。我们这些俗人要做到此点,是大不易的，记得有位朋友访问孙犁后告我,先生是有洁癖的。他的书放得整整齐齐,不爱借人。凡是新书,要用旧信封纸包装,颇为干净。这让我想起鲁迅,也是如此的。曾看过鲁迅博物馆里的藏书,每一本都干干净净,一些残书修理得很洁整,那种珍视爱物的心,既是审美观使然,又带有人生的态度。在我们这个国度,有一种精神上的洁癖,殊为难得。容不得一粒砂子,喜好纯粹,曾被讥为怪人，但恰恰是这类怪人,书写了我们人间的隐秘。那文字像立在丛葬里的碑文,警示着后来的人们。你在那里,读不出人间的本色
铁凝印象
汪曾棋
　　“我对给他人写印象记一直持谨慎态度，我以为真正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通过一篇短文便对一个人下结论则更显得滑稽。”铁凝说得很对。我接受了让我写铁凝的任务，但是到快交卷的时候，想了想，我其实并不了解铁凝。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温习一下一些印象的片段，考虑考虑。文章发排在即，只好匆匆忙忙把一枚没有成熟的“生疙瘩”送到读者面前——张家口一带把不熟的瓜果叫做“生疙瘩”。
　　四次作代会期间，有一位较铁凝年长的作家问铁凝:“铁凝，你是姓铁吗 ’她正儿八经地回答:“是呀。”这是一点狡狯。她不姓铁，姓屈，屈原的屈。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告诉那年全己消长的作家实话。姓屈，很好嘛！她父亲做画署名“铁扬”，她们姊妹就跟.一起姓起铁来。铁凝有一个值得叫人羡慕的家庭，一个艺术家的家庭。铁凝是在一个艺术的环境长大的。铁扬是个“不凡”的画家。——铁凝拿了我在石家庄写的大字对联给铁扬看，铁扬说了两个字:“不凡。”我很喜欢这个高度概括、无可再简的评语。这两个字我可以回赠铁扬，也同样可以回赠给他的女儿。铁凝的母亲是教音乐的。铁扬夫妇是更叫人羡慕的，因他们生了铁凝这样的女儿。“生子当如孙仲谋”，生女当如屈铁凝。上帝对铁扬一家好像特别钟爱。且不说别的，铁凝每天要供应父亲一瓶啤酒。一瓶啤酒，能值几何 但是倒在啤酒杯里的是女儿爱!
　　上帝在人的样本里挑了一个最好的，造成了铁凝。又聪明，又好看。四次作代会之后，作协组织了一场晚会，让有模有样的作家登台亮相。策划这场晚会的是疯疯癫癫的张辛欣和(人民文学》的一个胖胖乎乎的女编辑——对不起，我忘了她叫什么。二位一致认为，一定得让铁换出台。那位小胖子也是小疯子的编辑说:“女作家里，我认为最簇亮的是铁凝!”我准备投她一票，但我没有表态，因为女作家选美，不干我这大老头什么事。
　　铁凝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两眼修长，双足秀美，行步动作都很矫健轻快。假如要用最简练的语言形容铁凝的体态，只有两个最曾通的字:挺拔。她面部线条清楚，不是圆乎乎的像一颗大青白杏儿。眉浓而稍直，眼亮而略狭长。不论什么时候都是精精神神，清清爽爽的，好像是刚刚洗了一个澡。我见过铁凝的一些照片。她的照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露齿而笑的。不是“巧笑倩兮”那样自我欣赏也叫人欣赏的“巧笑’，而是坦率真诚.胸无遭滓的开怀一笑。一类是略带忧郁地沉思。大概这是同时写在她的眉宇间的性格的两个方面。她有时表现出有点像英格丽·褒曼的气质，天生的纯净和高雅。有一张放大的照片，梳着蓬松的鬓发(铁凝很少侃这种发型)，很像费雯丽。当我告诉铁凝，铁城笑了，说:“又说我像费雯丽，你把我越说越美了。”她没有表示反对。但是铁凝不是英格丽·褒曼，也不是费雯丽，铁凝就是铁凝，人世间只有一个铁凝。
　　铁凝胆子很大。我没想到她爱玩枪，而且枪打得不错。她大概也敢骑马!她还会开汽车。在她挂职到涞水期间，有一次乘车回涞水，从驾驶员手里接过方向盘，呼呼就开起来。后排坐着两个干部，一个歪着脑袋睡着了，另一个推醒了他，说:“快醒醒!你知道谁在开车吗 ——铁凝!”睡着了的干部两眼一睁，睡意全消。把性命交给这么个姑奶奶手上，那可太玄乎了!她什么都敢干。她写东西也是这样:什么都敢写。
　　铁凝里说爱笑。她不是腼腆的，不是矜持渊默(按:深沉静默)的，但也不是家雀一样唧唧喳喳，吵起来没个完。有一次我说了一个嘲笑河北人的有点粗俗的笑话:一个保定老乡到北京，坐电车，车门关得急，把他夹住了。老乡大叫:.夹住咱腚了！夹住咱旋了!.售票员问:“怎么啦？”——“夹住俺腚了!”售票员明白了，说:“北京这不叫腚。“——“叫什么 ”——“叫屁股。”——“哦!”——“老大爷你买票吧。您到哪呀。”——“安屁股门!”铁凝大笑，她给续了一段:“车开了，车上人多，车门被挤开了.老乡被挤下去了.——哦，自动的！”铁凝很有幽默感。这在女作家里是比较少见的。
　　关于铁凝的作品，我不想多谈，因为我只看过一部分，没有时间通读一遍，就印象言，铁凝的小说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峨，香雪》一样清新秀润的。“润新”二字被入用滥了，其实这是很不容易傲到的。河北省作家当得记清新二字的，我，只有两个人，一是孙犁.一是铁旅。这一类作品抒情性强，笔下含蓄。另一类，则是社会性较强的，笔下比较老辣。像《玫瑰门》里的若干章节，如“生吃大黄翻”，下笔实可谓带点残忍，惊心动魄。王蒙深为铁凝丢失了清新而惋惜，我见稍有不同。现实生活有时是梦，有时是严酷的，粗砺的。对粗砺的生活只能用粗砺的笔触写之。即使是女作家.也不能一辈子只是写“女郎诗”。我以为铁凝小锐有时亦有男子气，这正是她在走向成熟的路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我很希望能和铁凝相处一段时间，仔仔细细读一遍她的全部作品，好好地写一写她，但是恐怕没有这样的机遇。而一个人感觉到有人对她跟踪观察，便会不自然起采。那么到哪儿算哪儿吧。
史铁生：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节选）
苏 娅
他的文字
“您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呢 ”我问史铁生。
“每周三次透析，一、三、五下午，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只在上午时精力好一些，写作也是在上午完成的。”他说。
这个答案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我知道在写《病隙笔记》的时候，由于身体原因史铁生甚至每天只能写几行字。
想象他写作的艰难，我短暂沉默了，但电话那头的史铁生却笑了起来，“作透析就像是去上班，有时候也会烦，但我想医生护士天天都要上班，我一周只上三天比他们好多了，就当我是和医生们一起上班啦。”
这就居豁达的史铁生，面对我的感叹，他说：“幽默包含着对人生的理解。”
21岁在清平湾插队时，史铁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于是他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疾了双腿”，一个本是活蹦乱跳的男孩子只有靠两手摇着轮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年轻的史铁生曾经长达10年都无法理解命运的安排，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是一场冤案。很自然地，他质疑自己活着的必要性，也曾想到过用自杀的方式抗议，但他最终找到了文学这条路来解放自己。
史铁生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它便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 ——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在随笔《合欢树》里，史铁生记录了他文学创作的起源。起先“母亲的全部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绝望了……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
当史铁生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人喜爱的时候，他的心底一直都存在着一种缺失，就是母亲过早地去世。他写道：“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过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
我曾经问过我身边的人，史铁生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有人说是一种达观和情怀；有人说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力量。但更多人喜欢史铁生是因为那些软化人心、温暖人心的亲情故事。比如在《合欢树》、《我与地坛》等作品中，那个一直默默陪伴在他身边的母亲。
一位残联的朋友曾说过：“因为自己是残疾人，生活上处处需要别人的帮助，于是对亲情和爱有更深的体会。”
史铁生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健全人来说，那些细心、琐碎的关心会被我们忽视，而只有在一个常年累月需要人照顾的人那里，才会记得更深，感激更深。所以史铁生说：“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
“以前我写的是残疾人，后来写的是残疾的人，残疾人是个体的问题，而残疾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人生来就具有的困境。”
他谈不幸
作家莫言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很多人知道史铁生，都是因为陈凯歌早年改编自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的电影《边走边唱》，电影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贯穿始终：“千弦断，天眼开。”这句话的背景是盲人琴师的师傅说过，弹断的第1000根琴弦能带来光明。
盲人对于光明的渴望，残疾了双腿的人对于行走的渴望，从来不会停止，在史铁生的作品里，我们始终能够读到这样的渴望，他从来没有掩饰过。
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命若琴弦》，“这算不算是您转折性的一部作品 ”我问道。
“算是吧。在《命若琴弦》之前我写的是残疾人，这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命若琴弦》之后，我发现所有人都是残疾的，我开始写人的残疾，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史铁生说。
在《病隙碎笔》里，史铁生在谈到“残疾情结”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史铁生说：“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残疾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很多人，左右得一塌糊涂。把残疾当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又问：“为什么很多身处逆境的人，比如病人、失恋的人、处于人生低谷的人都会看您的书 ”
他说：“因为人生来残缺，人生艰难、充满困境，当人面临的困境没有尽头的时候，会变得焦躁而脆弱，这时候需要一种对生命的理解。”
于是从《命若琴弦》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从史铁生的作品中找到共鸣，更多的人开始在读史铁生作品的时候学会冷静地面对自身的处境，冷静地面对身有残疾的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身陷不幸、身有残疾的人。
我想，史铁生最钦佩的精神不光是坦然正视自身的残疾，他甚至已经跨过了“人生来残缺”的前提，摆脱了残缺的命运必然带来的恨，继续朝着自由走去。
后记
很多年了，史铁生一直回避着采访，他说他对读者没有额外的话要说了，所有要说的都在作品里了。
那么他在表达什么 他在寻找什么
2002年，史铁生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那段授奖词也许是对他最精当的概括：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对林非先生的直觉
李华章
　　一生中值得回首的人和事，因人而不相同。喜广交朋友的也许会多一些；爱清静的似乎要少一点。我把自己划为后者范围。
　　以文会友，古今时兴。我对林非先生既是以文会友，又是以文拜师。除了他年长于我外，更因为他的学术高我几筹，心悦诚服，甘拜为师。年轻的时候，我曾在湖北武汉鲁迅研究小组工作，而林非先生已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的学术论著《鲁迅和中国文化》，是我当时常读的一本书。遗憾的是，千里迢迢，无缘拜会。1990年，全国首届“中华精短散文大赛”（《散文百家》等单位举办），在４万５千多篇参赛作品中，评选出１５篇优胜作品，拙作《千年屋》忝列其中。林非、周明、石英、丁振海等名家担任评委。在河北廊坊举行颁奖大会，我因故未能赴会，又一次错过拜见林非先生的机缘。有一次，武汉的一位大学同窗鼓励我给北京《散文世界》投稿，稿子可寄给林非先生。当我冒昧地把拙作《王村的风韵》寄给他，出乎意料的是，不到半个月，就收到了复函。至今还记得开头的几句话：“大作极佳。我已不编《散文世界》久矣。稿子已转给袁鹰同志了。他会同你联系的……”不久，拙作发于《散文世界》11月号上，倍受鼓舞。1992年入选《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大观》（林非主编），于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忘记不了的名字。
　　1995年8月，“95海内外散文旅游文学传播大会”在夏都庐山召开。我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大会。11日的大会开幕式由林非会长致开幕词。见到了久仰的林非先生，心里似庐山之夏的一阵清凉风轻拂，从心底涌出一句流行语：相见恨晚矣。话虽不免俗气，但我的情感却一片真挚。想不到林非先生身材高大，文质彬彬，风度翩翩；更未想到他待人亲切，真诚热情，有一见如故的魅力。联想起自古以来江浙不仅出“才女”，而且也出“才男”。
　　8月14日，大会安排林非先生讲演。我聚精会神地听讲、记笔记。所讲的八大问题，一一记录在册，重翻笔记，依旧详细、清楚、鲜明。不禁想起这全靠读大学练下的基本功。在那个年代，印刷条件差，学术交流少，没有教科书，老师的讲义也不全，完全靠记笔记。上课记笔记，下课互相对笔记，考试背笔记。学习方式虽笨拙机械，但掌握的知识扎实牢固。今天，重温林非先生的讲演，观点极其鲜明，受益匪浅。比如，“散文必须抒情，但要增加知性。理性的东西，能让读者思考更多的问题。”；“散文要有思想份量，不要光写花花草草，杯水风波”；“散文是思想者的歌。媚俗的东西，我不赞成。提高散文作家的境界很重要”；“散文要有人格力量，人品与文品相统一。但是很难统一。有缺点的人，写出好作品也应肯定。真正的人格力量就是真诚。卢梭的《忏悔录》值得一看，写得真诚，堪称社会的良知。但是，人格力量还应服膺真理”等等。林非先生关于好散文的四条标准或条件，在多次讲演中我都听过，记忆犹新。一是好散文必须抒发自己的感情，能感动读者，触发读者的情愫；二是好散文要有一点新发现、新见解、新感受。作者要写出心中的感觉，眼中的发现；三是要写出深刻的对生活的观感，追求思想的深刻性，能让读者去思考；四是好散文要满足读者审美的需求。它是美文，有艺术感染力。他又说，诚然要四者兼备是很不容易的。具备其中之一就不错，具备二三条就更好。如要比较全面了解林非先生的散文观，不妨读读《林非论散文》这部大著。
　　在庐山传播大会期间，来自韩国釜山大学中文系的金惠俊教授，一家三口同行，小男孩未满5岁。在游览中，总是让小孩自己走路，父母从不抱他或背他。有的代表很担心。但他们夫妇异口同声说，从小多让孩子锻炼。林非先生见小孩很可爱，常常极亲切地逗一逗小孩，轻轻地抚摸一下孩子的头。年轻的金惠俊教授在发言中介绍：韩国现有60多所大学设有中文系。釜山大学1972年就设立中文系。他自己是1987硕士毕业。对中国新时期散文非常有兴趣。他翻译了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略》。这本书在韩国受到欢迎。
　　1996年11月1日，“96海内外散文旅游文学三峡笔会”在宜昌——重庆举行。来自北京、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内蒙、辽宁等１３个省市的散文作家、理论家、编辑家、教授60余人参加了会议，韩国的随笔家金镇植、汉学家金惠俊也应邀出席了笔会。与会者乘船游三峡。由于旅行社所包的轮船较小，名为三等舱，实则比别的轮船四等舱条件还差。作为会长的林非坚持坐三等舱。几经劝说，不肯改坐二等舱。说是能节约就节约一点，况且同与会代表、朋友在一起还快乐些。当我听到这几句真诚的平常话时，真的被感动了。对林非先生平易近人的直觉，更增添了几分尊敬。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在政界是根深蒂固的，也已浸透到文艺界。而林非先生则与众不同。回想２０年前，我曾为省文联组织的“中国作家诗人三峡采访团”做会务工作，就亲历过两家中央级报纸的文艺编辑，为分配住房标准不一样（条件不允许），而引起的互相攀比、互不服气，弄得骆文主席相当尴尬。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从一件小事，足可区分出一个作家、学者的不同境界，不同胸襟，不同风范。
　　船靠神女的故乡巫山后，与会代表满怀游兴去游览“小三峡”风光，风景旖旎，秀甲天下。著名诗人徐迟曾赞叹：大三峡不如小三峡，小三峡不如神农架。可是，老天不作美。那精巧的柳叶舟在碧绿的宁河，刚刚驶过了龙门峡不久，忽地大雨滂沱，倾盆而下，上游洪水滔滔，来势汹汹……船老板当机立断，调转船头，奔流而下。大家上了码头后，大雨仍未停。巫山县城小，返城的中巴车少，不得不在雨中候车。此时此刻，只见年过花甲的林非先生，仍旧平静地与代表一起等车，心境平和，不急不躁，面带微笑，脸上淌满雨水，还不时地安慰我不要着急，幽默地说：这真是人不留客天留客。看来，我们还要再游小三峡啦！
　　对一个人的直觉，第一印象，虽是表层的、不全面的，却往往也是深刻的，最令人忘怀不了的。我忽然想到欧洲最杰出的一位女作家的话来，“尊重你自己的直觉，大胆地听从自己的直觉”（伍尔芙）。不仅阅读作品是这样，看待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牛汉：倔强的诗魂
耿林莽
　　“……黑暗是一群狼，／还伏在我们的门口。”这是牛汉的短诗《夜》中的两句。与之相对应，他又写道：“灯在颤抖／在不安的灯光下我写诗”，这其实是一种象征，是对他经历过的时代诗人的形象与命运的一种象征性概括。尤为重要的一句是：“诗不颤抖!”
　　我将这首诗视为牛汉的诗歌生涯，以及他坚强人格的最好写照。他经历了旧社会黑暗统治下的抗争，又蒙受了“反胡风”残酷斗争的冤屈，但是他那倔强的诗魂始终屹立，年逾八旬，依然是当今诗坛一位老当益壮的战士。最可贵的正是贯串于他全部作品中的坚贞气质：“诗不颤抖!”
　　在他的诗选中，有一辑散文诗，数量不多，却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他的诗一样，质朴无华中，有一股耀眼的思想光芒潜在其中，往往从平实的诉述中骤然涌出，葆有很强的震撼力。
　　牛汉的诗本具有敦厚质朴的“北方气质”，这章《只有根一直醒着》，来自瞬间感触，葆有原始生命本色的美。
　　“只有根一直醒着，在黑沉沉的地下”，当树的叶与枝都被雨雪交加的坏天气所摧折，当一株亘亘树干在呼啸的寒风中忍受着鞭打，我们的诗人却握住了目不能及的生命力所在的“地下”，以及那暗暗流贯于形似干枯的根茎之中的活生生的“汁液”。这是一种坚韧意志的发现、透示和发掘。
　　“只有根一直醒着，在黑沉沉的地下”，这是钢铁般沉重的语言，她使我们想到人世间的许多，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强敌压境备受蹂躏的八年抗战，一个古老民族的根曾经何其悲壮地“醒在地下”；腥风血雨十年浩劫中，多少民族精英惨遭迫害，他们的“根”——那不屈的意志不也在“黑沉沉的地下醒着”。这是使一切邪恶者横暴者不寒而栗的钢铁般沉重的语言。
　　这章散文诗取散文式的舒放，自然质朴却诗韵雄健。“青桐睡着了，像马一般站着睡，山峰一般耸主着睡。”多贴切的意象，随手拈来，坚挺傲岸，昂立不摧。散文诗，并非命定地属于软绵绵的低回。
　　《戈壁草》可以称作她的“姐妹篇”，笔墨更见舒展，从容不迫地展开，辽阔而又严谨。戈壁滩的荒凉为弱小的草们营造的是艰难的生存环境，然而却也成就了她们顽强的意志，惟弱小者懂得团结，深晓集体的力量，因而有了一个个“苦难的家族”。
　　“草有了自己的微小国土”，这样的语言使人凄楚，从颂歌背后，读出的是深沉的悲凉内涵。
在故乡种棵树
白　描
　　在咸宋公路泾阳和三原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三渠口。醒目的标志,就是路边有棵大柳树,树身足有三抱粗,树冠遮天蔽日,洒下的浓荫宛如一方巨大的天然凉棚,卖吃卖喝的、剃头钉掌的、修车补胎的、歇脚纳凉的,便聚集在这阴凉下,成全了一派旺盛的人气。这就是我的故乡,是我梦中常常回到的地方。
　　三渠口实际上是朱、蒋、韩、白、雒五个村庄的总称,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流经的地方。后来在郑国渠老底子上兴建的泾惠渠,主渠道在这里分流,因而得了三渠口这个名字。给人说三渠口,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咸宋公路在早年是西安、咸阳通往铜川、延安、榆林和宋家川(今吴堡)的惟一公路,凡从这条路上走过的人,告诉他公路边那棵大柳树,人们即刻便有了印象。大柳树太醒目了,看它一眼就会难忘。它是五个村庄的中心,五个村庄像花瓣一样绕着它散布开来。它伟岸、庄严、慈爱、柔情,在故乡人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记不清什么时候我给李若冰讲述过三渠口,讲述过这棵标志性的大柳树。若冰和我都是泾阳人,我们经常谈论有关家乡一些话题。知道他将这棵树记在心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一块回故乡泾阳的时候。泾阳乡镇企业家焦志学办了家造纸厂,请若冰回去视察,我全程陪同。那天在纸厂呆了很长时间,之后若冰回了趟老家。他的老家阎家堡和纸厂所在地云阳镇只有半个小时车程。若冰出生不久因家庭贫困,被卖给一户杜姓人家,不几年,养父母就被一场瘟疫夺去了生命,很小的他就成了孤儿。十二岁那年,他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如今老家只有侄辈的人,见他回来,非常高兴,几个侄子家庭十多口人围拥着若冰,坐在老家的庄户院里,嘘寒问暖话亲情,喝茶聊天拉家常。正是阳春三月,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这些情殷殷、意切切、乐融融的人们,其情其景,很是感人。本打算在老家看看就走,但亲情绵绵,这一呆,便呆了两个多小时。侄辈的媳妇们张罗着要去做饭,因为已在纸厂吃过,被若冰谢绝了。县上给若冰还安排了活动,必须在晚饭前,赶到县城去,若冰不得不和亲人们道别。
　　上了车,若冰突然问我:“从你家到县城多远 ”我说不远。若冰说:“我印象中很近,不就是咸宋公路边那棵柳树吗 也就是十多里吧。好吧,去你家看看老人。”我的母亲随我在西安,父亲仍在老家三渠口。若冰要去看望我父亲的提议,是计划之外的,这一天行程安排得很紧,县上还要若冰去看几处文物景点,若冰任省文化厅厅长,文物工作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单位一些人,早就想求若冰的字,县招待所那边早就铺开笔墨等候了,另外还有一些非见不可的朋友。我家尽管离县城不远,但从云阳去我家再去县城,要绕很大一个弯子,在家里还要耽误一些时间,这样一来,县上的活动肯定就安排不开了。我婉拒若冰,说已告诉父亲,这趟没有时间回家,但若冰还是想去。我给若冰算了一笔时间帐,若冰大概也觉得时间确实安排不开,只好遗憾地说:“你陪我回了我的老家,我该陪你回趟你的老家才是,今天时间安排不开,以后咱俩再回来,就在你家或我家吃农村饭。”随后又问我,家在那棵大柳树的什么方位 他说他去长庆油田,从咸宋公路走见过那棵大柳树,问大柳树有多大的年龄。我说听爷爷辈的人讲,他们小时候那棵树就那么粗。若冰说:那肯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是棵应该保护的古树,以后回来时去看看那棵树。
　　但这以后,我没有机会再陪若冰回过泾阳。没能一块品尝他的亲人或我的亲人做的农家饭,没能在我的老家接待他,一同去看看那棵大柳树,终成为一件憾事。
　　若冰给我的亲切感和我对他的尊敬,决不简单同是泾阳人的缘故,也不简单因为他在长时间里是我的领导和师长,而在于心灵的贴近和沟通。他是一个重情重义、拿心和人交往的人,这样的人自有一种人格的魅力。他有很深的革命资历,有长期担任地方文艺界领导的资格,有着受人尊敬的著名作家的声望,但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一切身份和地位的特点都很淡很淡,给人突出的印象,便是他的爽朗与随和。他有很强的亲和力,无论你是普通工人,是农民,或是个初学写作者,和他交往,你不会有局促不安的感觉,即使出于对他名声的敬慕,开始你会有点拘谨,但他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笑容,像春风一样,马上会拂去你所有的顾虑,你会被他感染,从内到外都会获得一种亲近滋润的感觉,让你变得轻松而舒展。
　　第一次见到若冰,是在东木头市原陕西省文创室的小院里。那是1975年国庆节,路遥、叶延滨、叶咏梅和我,作为当时《陕西文艺》借调的“工农兵”编辑、实际上是刊物重点培养的青年作者,参加编辑部举办的国庆会餐。若冰当时正在礼泉县兼职深入生活,他赶了回来,和我们几位青年作者亲切交谈。我们几个人,谁没读过《陕北札记》、《柴达木手记》、《神泉日出》 谁不期待着他给予我们以教诲 我们对他的尊重是由衷的,若冰却全然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像朋友,又像父兄一样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询问我们的创作和生活,和我们碰杯喝酒,给我们夹菜,和我们开心地说笑。记得当时他有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你们要努力,陕西文学的繁荣最终还得靠新一代主力军。我们的刊物既要出作品,又要出人才,将来你们都要接陕西文学的班。”其时老一辈作家有些刚刚复出,有些将要复出,都是青年作家所要倚持的大树,但他以长远的眼光激发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情切切,其意殷殷,让我至今难忘。
　　我在《陕西文艺》学习、工作了将近一年之久,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前夕,才回到学校。我是陕西师大的学生,路遥是延安大学的学生,编辑部想让我和路遥毕业后都到刊物工作,刊物领导出面与学校方面协商。这是我和路遥梦寐以求的,但结果是路遥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编辑部,我却被留校做了教师。为此,若冰很不甘心,从1976年到1982年,从省文创室到陕西作协,从《陕西文艺》到《延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作为陕西文学界主要负责人的他,始终没有放弃调我工作的努力。陕西师大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不放我走,陕西作协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这个人我们要定了。若冰对我说: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先后与几任陕西师大的领导人协商,直到李绵同志做了师大校长,凭着他们都是老延安的关系,他亲自出面多次跑师大,直接与李绵同志洽谈,终于在1982年,我调陕西作协的事情才成定局,实现了我人生专事文学工作的梦想。
　　若冰对“陕军”文学队伍的建立,对陕西青年作家队伍的成长,不遗余力,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和他的夫人贺鸿钧有一个共同之处,凡见到一个文学新人冒出来,便无比的兴奋和喜悦。鸿钧长期担任《延河》领导,我曾经在一篇纪念《延河》创刊60周年的文章里这样描述鸿钧:这位50年代就以小说创作得到不少读者赞赏的女作家,在编辑工作中,看到一篇好稿子,“年过半百的人会像孩子一样,两眼放光,拿着稿子在各个办公室奔走相告,其兴奋之情宛如现在的父母看到儿女跃过龙门考取了好大学。”若冰也一样,在我担任《延河》主编期间,每看到刊物出现一位新人,看到刊物发了一位青年作家的好作品,总要问我作者的具体情况,叮嘱我要注意扶持有潜质的文学新人,特别是基层的读者。即使在他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长期间,不具体管作协的事了,但总是尽其所能,给青年作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热情帮助遇到困惑或困难的青年作家,有时甚至不计自身在官场的得失,挺身出面保护一些遭遇某种危机的青年作家。
　　80年代中期,贾平凹发表了《好了歌》,招致了一些重要人物的严厉批评,搞得平凹灰头耷脑,很是伤心。若冰一直认为平凹是个难得的人才,不能因为创作上的某种探索和实验就损伤他的热情和自信,他让我转告平凹,一定要振作起来,指示我《延河》仍应该继续向平凹约稿,平凹的好稿子,陕西青年作家的好稿子,《延河》都要尽可能地优先发表,刊物要成为陕西作家成长的重要基地。路遥在成长道路上也遇到过更大的危机,在路遥寝食不安的日子里,若冰给了他最宝贵的支持,帮他度过了山重水险的人生关口和阴霾密布的精神危机。那一段时间,若冰成了路遥的精神支柱。三天两头,路遥有事没事都要去若冰家。若冰身担要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要读书,要写作,时间是很紧的,但一旦路遥登门造访若冰便将一切事情搁在一边,听路遥的倾诉,陪他聊天说话,宽慰、开导他。若冰知道,这个从陕北山沟沟里一路打拼出来跻身著名作家行列的青年,如果不给予呵护,那精神系统里自尊和自卑复杂交织、雄心和疑虑相互纠缠、强悍和脆弱一并兼有的基本平衡,即刻就会倾斜颠覆,整个人也就毁了。事后路遥曾不只一次地对身边好友讲:若冰在他心里,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教父。
　　若冰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想到要谁感恩。他只是按照自己赤诚的心性和善良的愿望来做。在这一点上,他不像个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政治家,倒像个单纯得毫无城府的赤子。这便难免会被某些人利用。有时知道被人利用了,他也不会后悔、懊丧,更不会改变他的热心肠。凡事自有公论,正因为若冰是这样一种人,才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社会良好的口碑。
　　若冰是我国石油文学的奠基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的足迹踏遍了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的一线工地。至今,当我们随便走进哪个油田,提到若冰,那些老石油们无不充满敬意。他的激情燃烧在黄沙大漠,他的汗水洒在戈壁荒滩,他的身影印在苍穹大地,他留下的文字,深深地嵌在了人们的心里。2005年深秋,我和阎纲、周明、雷抒雁、何西来等应邀奔赴新疆库尔勒,我们走访了西气东输工程的首站轮台、东西横跨神州大地的万里气龙的源头克拉2,我们沿着沙漠公路,一直深入到塔克拉玛干的腹地塔中油田。一路上,无论是我们几个陕西老乡还是油田的同志,经常说到若冰。到了油田不能不想到他,不能不说到他。在塔中油田的沙漠植物园里,看到人工栽培的沙漠植物,我想起了若冰作品里对红柳、梭梭、沙棘的描写。这些都是他非常喜爱的植物。我在想,若冰如果有墓地,应该把这些植物种植在他的墓地上,让它们陪伴着他,让这些伟大非凡的生命呼应着他的灵魂,九泉之下的他,一定会感到欣喜的。
　　但我也知道这是空想。红柳、梭梭、沙棘这些植物,只适宜在沙漠生长,它们生命的意义就是挑战,在不可能有生命的地方呈现出一丛丛、一片片生命的绿色。脱离了严酷的生存环境,与别的娇花嫩草没有区别,生存的意义大打折扣,它们便宁可不复存在。
　　去年回泾阳老家,让我分外感伤的是,那棵大柳树已经死了。活了上百年,突然就死了。那片遮天蔽日、挡风避雨的浓荫已荡然无存。原来大树下那块地方,再也不是人们的聚集之地,拓宽的公路从那里经过,到处都在盖房建屋,过去清荫笼罩的地方,如今尘土飞扬。一段生命的历史,一段人世的风情,就这样戛然而止。
　　我又想起了若冰,想起当年他要来三渠口的提议,其情其景,如在眼前。大柳树没有了,若冰也离我们而去了。我想,如果能在故乡给若冰修建一座墓园,我会在那墓园里种植一棵柳树。柳树的生命力是极强的,随便往地上一插,便能成活,这倒与红柳、梭梭、沙棘很是近似。在故乡的树木中,柳树在春天总是最先发芽变绿,把春的消息早早报告给人们;而秋天又是它最后落叶,在一个四季轮回的谢幕之际,叶子变黄,呈现出一片耀眼的金色,在寒风乍起时给人一种明亮的暖意。垂柳依依,是生物对造化感恩的绵绵柔情;垂柳飘飘,是人们对尊者逝去的无尽思念。
　　为若冰在故乡种这样一棵树,我想他是会喜欢的,像喜欢红柳、梭梭、沙棘一样的喜欢它。
最初的岁月
余　华
　　1960年4月3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可能是妇幼保健医院，当时我母亲在浙江医院，我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关我出生时的情景，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
　　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我父亲一辈子只念过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是他在部队里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为了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先是到嘉兴，可是嘉兴方面让他去卫生学校当教务主任；所以他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海盐。
　　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他们实在是了不起。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
　　到了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在家中楼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的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看到中间有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这是我最疲倦的时候，我哭得声音都沙哑后，我的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睡着了。
　　那时候我母亲经常在医院值夜班，她傍晚时回来一下，在医院食堂买了饭菜带回来让我们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亲有时是几天见不着，母亲说他在手术室给病人动手术。我父亲经常在我们睡着以后才回家，我们醒来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睡梦里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华医生，华医生……有急诊。”
　　我哥哥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就不能再把他锁在家里，我也因此得到了同样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背着书包，带上我开始了上学的生涯。他上课时，我就在教室外一个人玩，他放学后就带着我回家。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
　　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福尔马林的气味。我从小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习惯那里的气息，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在下班时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学会了用酒精洗手。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的，一直到吃饭。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我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
　　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
　　当时我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
　　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的，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是一名牙医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进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我的同学都进了工厂，我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辈子从医。
　　后来，我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使我极其难受，尤其是生理课，肌肉、神经、器官的位置都得背诵下来，过于呆板的学习让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有职称的医生，当医生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象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还有一点就是我难以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最早从事写作时的动机，很大程度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我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于是我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
　　写作使我在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后来的一切变化都和写作有关，包括我离开海盐到了嘉兴，又离开嘉兴来到北京。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现在，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要求写这篇自传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刚到县文化馆工作，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期间，曾经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他家乡海盐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约前往。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 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 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 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
　　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
　　我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刘亮程的村庄
刘 斌
　　开始注意刘亮程散文,大致是《天涯》文学月刊九九年五期,集中推出的“刘亮程散文专辑”。一贯以小说为主的文学月刊能推出散文作家,不能不使散文读者悉心关注"此后《北京文学》和《散文月刊》相继隆重推出"刘亮程散文”,并以"文学排行榜榜首”、"散文新家”冠之。刘亮程的散文如一缕清新而温柔的风,吹入了枯燥、乏味的散文界。
　　应该说,这几年我们的散文还是热闹的,开始是散文出书热,什么"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大散文系列”、"小女子散文”、"美文”、"批评家随笔”、"小说家随笔”,各种散文与随笔丛书,不胜枚举。可是细心与注意一些,就会冷静地发现,所谓的系列与文丛无非换汤不换药,还是那几个作家轮番上场,散文本身并没有前进半步。而现在散文口号的迭出,又成为破烂的风景线,使你目不暇接。我们可以随意地看到,没有任何理论根据,随便一个名目写在破旗上,就可以臭哄哄地迎风刮几年"以行动散文”为例,口号带炒作搞笑了两年,却没看到几篇像样的散文,更不用去指望这种荒唐的散文行动,会出现一个半个的散文大家了。
　　说到底,散文是作家个体的精神体现,是甘于寂寞的事业,怎么写是作家自己的事，怎么可以用口号呼唤散文的行动,企盼散文获得空前的成功,造就几位散文大家呢
　　刘亮程就是这样的一个个体,他在伪假与浮躁的散文界特立独行,成为一颗散文新星，刘亮程是从一个村庄走出来,回头还是看着那个村庄,把这个村庄所发生的细小的事,写得干干净净,呈现给我们。读过刘亮程这个村庄,会使我们感觉到,刘亮程对村庄中每一件不为人注意的事,都是体悟透彻,用心感悟:"可我还是找到了一根针，一根针这样微小,一松手便丢失,不易察觉的事物才真正需要我们去寻找啊！”“我相信在任何一件事物上都可能找到整个世界,就像在一滴水中看见大海，展现博大与深远的可能是一颗朴素细微的心灵，那些存在于角落不被人留意的琐屑事物,或许藏着生存的全部意义,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偏远落后的地方,只有偏远落后的思想，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是中心”这种感悟,用佛家看这个世界的话就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刘亮程正是这样“用一生的时间在心中构筑自己的村庄”
　　刘亮程表现这个村庄的方式独特,用十年诗的方式写这个村庄,表现出了这个村庄的大致轮廓,村庄在诗中显得"恍惚与游移不定”;又用了大致二年多的时间,以散文的方式写这个村庄,“这个村庄已逐渐清晰了，似乎我从远处一步一步地走到它的跟前。”
　　如果深入地看下去,刘亮程这个村庄,是作为故乡来理解和投入的爱,"故乡对中国汉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没有宗教,故乡便成为心灵最后的归宿,当我们老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回乡，叶落归根,懂得自己是一片叶子时,生命已经到了晚秋。”
　　刘亮程悟道悟到了家,中国的传统诗歌以写故乡成功的不胜枚举,李白的《静夜思》,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无不感人肺腑,脍炙人口。刘亮程正是在散文浮躁不安的现状中,寻找到了突破点,在自己的散文中有了自己的故乡情结。
　　当然,这个村庄在中国的西部沙漠,只是一个渺小而为人忽略的小小乡村。悲观一点说,刘亮程这个村庄,最终会随着沙漠中一粒粒沙的细心侵入而消失。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时间的进程,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会消失很多的村庄、土地、绿草、树木和靠绿色生存的生命。这一切都以怀念的方式存在过,又要在伤感中消失。在一个国产电影中,我看到了一次触目惊心的故乡情结的精神搏斗与生命抗争。这是一个核武器部队,要在这个沙漠建立核基地。按理这是政府行为,当地的居民肯定会得到很好的安置,可是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农民以流血为代价,不愿离开自己的故土。
　　对故乡情结的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相信刘亮程的这个村庄,前途不会看好,这个故乡最终将成为一片沙域。这样冷酷的理解,使我们又回到了刘亮程所写的村庄。我们忧虑刘亮程不断重复这个村庄,他的散文是否会死在这个村庄。但是刘亮程还是超出了我们不必要的忧虑,他正在用小说的形式写他的村庄。“当然,这个村庄的最终完成需要一两部小说,它的细部要留给小说去完成。我现在正写小说,它和我的散文诗歌也是一体的。”
　　刘亮程就是刘亮程,过多的赞誉会导致可怕的阅读误区。刘亮程的成功,不外乎我们忽略的那个每天都发生平常小事的渺小村庄。刘亮程发现了它的一些秘密,那些琐屑得不为人留意的村庄内部。村庄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它只是反映在刘亮程内心的村庄,用心去感受的那个村庄。
张海迪：病痛中创造欢乐
赵泽华
　　如果用一句最直接最简洁的话概括海迪给笔者的印象，那就是———海迪是一个爱美爱笑爱生命的至情至性的女子。
　　很多年前，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海迪的故事，我就永远记住了这个听起来很悦耳的名字和一个小女孩对于一双美丽的小红皮鞋的向往。
　　以后，又陆续听到海迪因留长发引起的非议和她患癌症的消息。
　　当然，听到最多的还是海迪的创作情况，她翻译了十几万字的英文小说《海边诊所》、《小米勒旅行记》等，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和《绝顶》。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会引起社会和广大读者的关注。
　　再后来，因为采访海迪，我们之间逐渐熟悉起来。如果让我用一句最直接最简洁的话概括海迪给我的印象，那就是———海迪是一个爱美爱笑爱生命的至情至性的女子。
　　选择激流勇退是清醒，也是勇敢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海迪《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的自述文章和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
　　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表彰大会，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紧接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海迪题词。媒体发起强烈的宣传攻势，一篇篇学习海迪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几乎造就了一场“海迪风暴”。
　　那么，当年处于“风暴”中心的海迪又是怎样一种感受和状况呢？海迪说，那时，我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每天收到的信件，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我家里。而且有成批成批的人，多则上百少则几人，每天都到家里去，说，“我们一定要见到海迪，看她一眼还不行吗？”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的一举一动、她的婚姻恋爱以及服饰发型都受到媒体和群众的关注。报纸上甚至还争论过“海迪应不应该结婚”？海迪坚持留一头美丽的长发，也曾经被人指责过。
　　渐渐的，海迪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海迪的有意为之。在巨大的名利面前能够选择淡出，这需要清醒、理智和非同寻常的勇气。因为当时盛名之下的海迪确实在上学、工作和个人发展方面得到很多机会。
　　而重新开拓自己的道路，不仅意味着失去这些机会，还意味风险和失败。别说对于病魔缠身的海迪了，即使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风险和失败都是极大的考验。然而，海迪是勇敢的，她的勇敢来自于清醒———海迪说过，对于一个胸以下所有部位都没有知觉的人，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清醒的大脑了。
　　10年后，她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回归了人们的视野海迪给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当一名作家。
　　海迪认为，作家不是演员，她的位置不是在辉煌的舞台上，而应该在幕后，一个作家应该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个理念，10年后，海迪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回归了人们的视野。
　　她的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已经在日本、韩国出版。她的译作、散文集和小说多次获“庄重文学奖”、“优秀图书奖”、“优秀妇女读物奖”。尤其长篇小说《绝顶》获“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其中，《生命的追问》和《绝顶》都是再版多次，那是广大读者的认可。她习惯于夜晚写作，因为白天还有很多会议和社会工作等待她。多少个寂静的夜晚，室内的灯光和窗外遥遥闪烁的灯光默默陪伴着海迪。
　　直到她听见轻轻开门的声音，知道天亮了，那是父亲出去打太极拳。
　　登山是海迪从小的愿望，有一次，她被云南梅里雪山的风光图片所吸引，决定写一部关于登山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绝顶》。事实上，海迪也是在攀登自己生命的高峰。
　　《绝顶》海迪写了4年，出版的时候是30万字，但是第一稿是50多万字，第二稿46万多字。4年中，这部小说海迪删改了7遍。那段日子，她的腿一直浮肿，还患了大面积的褥疮。海迪是在拼命地压榨自己，希望把最好的作品呈献给读者。
　　“我能忍受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1991年，海迪患了鼻癌，听到诊断的结果，她在一刹那间甚至有种解脱的轻松感：自己终于可以死了。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因此责难海迪，会认为她不够坚强。
　　试想，一个从5岁起就要每天生活在病痛之中的弱女子，她要有怎样的意志、怎样的勇敢才能坚持下来呢？那不是一天、一年，而是漫长的一生，是一辈子！
　　海迪的这次手术，是她经历过的第六次大手术，而且是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施行的，锋利的手术刀和尖细的针在她的皮肤中穿过。鼻子那么小的一块地方，缝了40多针。
　　海迪说，“从手术室出来，我的手冰凉，还有些发抖，但是我没有喊叫一声。我知道，如果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敌人抓去，我不会做叛徒，因为我能忍受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前段时间又与海迪联系，才知道海迪摔伤了。那天，她去省作协开会，股骨摔断了，因为没有知觉，她还坐着开了半天会，直到中午，妹妹才发现，她的左膝肿得像一个篮球了。在医院，她的髋关节和脚踝都包上了支架，一动也不能动。
　　我不由感叹：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海迪啊。然而，海迪依然爱美，家里干净得一尘不染，自己也永远整洁漂亮。
　　她还特别爱笑。有一次，我给海迪打电话，她说，家里人都出去了，她正在照料家里的3只小狗吃饭，最小的小狗喝奶，把奶嘴都吃了。
　　然后，她自己就笑个不停。听着她那么快乐那么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我的眼睛突然湿润了。我想起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曾这样描述贝多芬：这个世界没有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给予这个世界。
　　海迪也是在病痛中创造了欢乐、爱和美丽并给予世界，而世界也给予了海迪很。
　　她说过，自己有世界上最好的父母，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佐良。她曾经让我看过佐良写的文章，文笔十分细腻，一看便知是一个沉静而情感丰富的人。
他们一直默默地站在海迪的身后，给了她最强大的力量和支持。也许，这是命运以另外一种方式给予海迪的奖赏吧。
严家炎：豪华落尽见真淳
孔庆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是与这一学科中几代大宗师级的学者的披沥垦拓分不开的。如果不揣片面地概括一下，可以说创业一代的王瑶先生多表现出一种名士风度，唐先生多表现出一种诗人风骨，而承后一代的严家炎先生，则多表现出一种儒者风范。
严家炎先生1933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宝山。早在吴淞中学时期，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950年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后到安徽做过四期土改工作，曾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救灾。对农民生活和农村工作的实际体会和深切了解，为他日后在农民题材文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宽厚的基础。严先生曾任职安徽省委组织部，1952年任安徽铜官山矿务局秘书和办公室副主任。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已经涉足了社会生活的几大重要领域，这也许是他日后“最倾心”于小说研究的根基之一吧。他说：“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小说最便于表现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复杂内容。而要评论小说作品，最紧要也是最困难之处，便是体察人情，体察生活。”
带着这种丰富的体察积累，严家炎先生1956年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留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从最初的评论文章起，严先生就坚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原则，对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文风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即便在为《文艺报》作业余评论员，需要写一些“命题作文”时，他仍然“坚持先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在心情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将作品欣赏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基础”。西方的美学理论称此为所谓用“奥卡姆剃刀”剔除了一切先入之见的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纯阅读”，而严家炎先生则是怀着严肃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样做的。从1960年任讲师，到1978年任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他始终坚持“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在情感上的“趁热打铁”与理智上的“冷处理”之间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而历史主义的标准则是确定这个平衡点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由于捍卫这一标准，严家炎先生的学术道路既是坚实的，也是坎坷的。60年代初，在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中，严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充满卓越史识的独立见解，遭到全国百余篇文章的围攻，余波延续多年。而今那些围攻已然“曲终人不见”，只有严先生历经岁月考验的不易之论“江上数峰青”。想一想严先生初入学苑的那个时代，应该感受到，他不动声色的文笔中蕴含着多么巨大的真理的力量。他60年代与唐弢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曾获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至今仍是各大专院校的权威教学蓝本。要说著作，严先生并不算多，厚厚薄薄的也就十余种，离那些“著作等身”的出书大腕远着呢。但学术成就是不能用著述数量来评价的，著述的生命力才是根本。
严先生除任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玲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兼分支副主编、北京文联副主席。1986年曾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教授一年，小传被收入美国《世界五千名人录》第二版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词典》第21卷。这样的知名度，不是时间的流逝自然堆积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扎实的学术创见上的。例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从20年代至50年代，一直并存着资产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性质两种观点，严家炎先生深入研究了大量原始材料，经过细密考辨，得出五四文学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见解。当时的严先生只有25岁。他那种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敢讲真话的学术勇气一直持续至今。著名作家萧干在读过严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赞赏道：“我感觉除了作为史家的全面性，作为鉴赏家的客观性之外，这里还有一腔侠胆义肠”。的确，严先生是最早萧干《关于“京派”小说的探讨》，《文汇报》1990年5月1日。冲破樊篱，从流派角度研究现代小说的。他还提出现代文学的性质是文学的现代化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相对于过去的反帝反封建说，大大深化了人们从学术本身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认识。
此外，严先生的主要创见还有：
　　鲁迅小说开辟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是多元的，其现代性在于现代的思想主题获得了现代的存在形式；解放区文学贡献与弱点并存；文学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融和形成的；文艺批评要切忌“跨元批评”；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等。
　　这些创见不断推动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更新更高的境界，并使之成为整个文学研究格局的中坚。而严先生本人的学术境界，则“看似寻常最奇崛”，越玩味越觉得不易概括。一位北大学生赠言给严先生道：“我真正懂得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两个成语的含义，是从您的评论文章中”。但除了“三老四严”式的平凡朴实之外，严先生的文章还具有一种“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的浩然之气。若比之于酒，它不是二锅头般的刚辣猛烈，不是竹叶青般的绵雅幽深，更不是什么XO般的人不人鬼不鬼，而是好像茅台一般的温厚而纯正，饮之但觉神畅而不觉体软。若比之于棋，它不是武宫正树“宇宙流”式的天马行空，不是赵治勋“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般英雄欺人，也不是桥本宇太郎“流水不争先”的一味好脾气，而是好像小林光一，着着朴素，步步无华，但着着没有漏洞，步步充满伟力，“开头的切中题旨，中段的严密充实，结尾的戛然有力，”构成一盘气韵沉雄的佳局。若比之于武功，它不是降龙十八掌般的威猛无俦，不是太极拳般的阴柔流转，更不屑使用五花八门的暗器，而只是一套再简明不过的少林长拳，不潇洒，不飘逸，不插科打诨玩花样，但却底气充沛，力道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达到了学术与人格凝为一体的“刚健笃实辉光”的大儒境界。只有心中充满对真理的信仰，对历史的关切和对生活的热爱，才能做到这样的有傲骨而无傲气，举轻若重，处变不惊。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正是这种朴实美与刚正美的统一。
　　不过，严家炎先生的成功是靠勤修苦炼达到的，对“恰如其分”境界的追求有时难免显露出“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之间的矛盾，而且似乎有一点“老来渐于诗律细”的倾向，这也许是学生们有时觉得他要求过于严格，以至盛传他是“严加严”的原因吧。下面还是让我们从严先生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中，去领略一下他沉稳而昂扬的风采。
《知春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副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散论》。这虽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但已鲜明展示出一位成熟学者的大家风范。结集文章21篇，三分之二写于文化大革命前，三分之一写于新时期初，文革十年一跳而过——可以视为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否定吧。经历了严冬的磨练和积淀，在知春之际，自有一股蓬勃奋跃的炎炎之势，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加严”的力量。望》，《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
在激流外永生
乔忠延
午后，偏西的太阳喷射在阳台上，暖融融的春光给了花木新的生机。偏在此时，手机响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厚感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张中行先生走了。听了，我心头一颤，禁不住隐隐作痛。屈指算来，他今年该是98岁了。按我们乡下的规矩，这样的寿辰，实属高寿，先生又几近于无疾而终，堪称喜丧，但是，我仍然止不住一阵又一阵的绞疼。
我与张中行老先生相识整整十年了。面见他前已读过他的不少作品，《负暄琐话》、《负暄再话》、《负暄三话》，以及之后面世的《顺生论》一本一本都读过了。读他的作品，不容速疾，不容急躁，最好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挑亮一盏孤灯，淡泊身心，宁静思虑，轻吟几行，抬头望一望窗外苍穹上闪烁的星斗，沉思一番，继续吟读。我在一篇关于读书的小文中写过这样的情景，称之为品读。的确，他的书中蕴含着无穷的世理，无穷的人道，而这些世理和人道又深掩于浅白得有些拙朴的文字中，不细吟，不咀嚼，还真难以品得其中的真味。这样的文字才堪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完全是落尽豪华的真淳，是生命在历经风浪之后的彻悟，是思虑在历经摔跌之后的洞明。张中行先生缘他那些朴实无华而又蕴含无限的文字崔巍在我的心中。
第一次见到张中行先生实在有些仓猝，仓猝得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本是去宾馆看望另一位客人的，不意间，他却高挑着一件蓝色的的卡中山装来到了我面前。仓猝之中我觉得他的面孔似曾相见，到底在哪里见过？我挖空心思搜罗记忆，亮在脑屏上的竟是这样的语句：道静扭头一看，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含着微笑站在她身边，……他留着短分头，穿着黄色卡叽布学生制服，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和聪慧。
这不是杨沫笔下的《青春之歌》吗？是的，正是杨沫借林道静的眼睛看到的余永泽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我面前的张中行先生不是“黑黑瘦瘦”的，而是白白净净的。尽管其时他已是88岁的老人了，岁月的风雨虽然剥逝了他的青春，却无法剥夺他白净的肤色。时过境迁，我甚为那日的唐突联想而歉疚，余永泽就是余永泽，张中行就是张中行，社会上虽然盛传张中行就是余永泽的原形，可是，余永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怎么也不能划等号呀！为什么会在面见张中行先生时硬要将他和余永泽牵扯在一起？是有些思维的曲扭。
追溯原因，只能是《青春之歌》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是在豆蔻年华读到杨沫这部长篇小说的，那时候思想清纯，精神昂扬，充满了激情和活力。读《青春之歌》，青春的躯体也想用热血谱写一曲活力喷射的歌曲，用这高昂的音符去报效时代，也报效祖国。没过多时，这种热望便有了着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嘶哑了嗓子喊口号，熬红了眼睛写大字报，一心要破四旧，立四新，让红彤彤的铁打江山永远彤红，而且还要红遍全球，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那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呀！然而，激情燃烧过了，国门洞开了，看看门里，望望门外，怎么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不是人家呀？……这才发现激情中的幼稚和轻浅，以及幼稚和轻浅导致的荒唐和愚昧！当然，我不能把一个时代的幼稚、轻浅归罪于一部作品，也不否认时代的幼稚和轻浅最容易成为一部作品的幼稚和轻浅。我只是说，《青春之歌》的时代合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思想刻痕，以至见了张中行先生居然会有这么唐突的联想。
日后几番识见，和张中行先生熟了，他的平易近人，他的随和可亲，他的口无遮拦，也就打消了我的拘禁。那一次，是在北京他住处不远的一家餐馆，几杯酒下肚，身热胆壮，竟然把他和余永泽的想法摆上了案几。话一出唇不免觉得又有些冒然。哪知先生毫不见怪，坦诚而言，说道开那远去的往事。平心而论，他和杨沫最初的相爱和热恋是一段美不可言的花期。可惜，花开就有花落时，这朵热恋的鲜花凋零得太快了。不是流行语的那种俗套：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而是，在时代政事面前，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见解的不同导致了思想的隔阂，思想的隔阂成为夫妻间最难逾越的鸿沟。长久阻隔于鸿沟两岸的夫妻，分手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就这样，他们各自奔往自我的前程了。
我请教张中行先生，他和杨沫的主要隔阂是什么？他说是信和疑的分歧。杨沫对轰轰烈烈的时代激流深信不疑，推波助澜，时不时还会热血沸腾，情难自禁。他则事必沉思，沉思得淡泊而又宁静。试想淡泊宁静和热血沸腾岂能水火相容？
谈到这里，张中行先生告诉我，他阅世加内省，认为婚姻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是两个人志同道合，也就是常说的天赐良缘；可过，很显然退了一步，虽不是情投意合，但俩人尚可以相亲相爱，日子完全过得下去；这可忍又降了一个台阶，双方缺乏共同的识见，也没有什么亲情可谈，却可以忍受，修养高的还能忍出个相敬如宾的家庭局面；至于不可忍，那只好分道扬镳了。他和杨沫已水火不容，各奔东西也就不失为上策。
分手后，各自践行在自我的思维定式中。杨沫继续着激情，把自己的激情奉献给时代的激情，又用时代激情，澎湃出自我激情，因而高唱出了《青春之歌》。《青春之歌》再用自身的激情激昂出我们，以及和我们这些学子一样轻浅者的激情，我们的民族就在激情中走向了一个世所罕见的时代，红色的浪潮似乎是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却没想到摧折了千千万万个温馨庭院，人或为鱼鳖也伺空见惯了。放下时代的激流不说，杨沫还在小说中玩了一把，即把张中行玩成了余永泽，把白白净净变得“黑黑瘦瘦”，不大的眼睛明亮和聪慧了没多日，就变成“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继而，由于发现了他灵魂深处的污点，分手也就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也就表明了林道静的高尚。当然，林道静的高尚也就是杨沫的高尚。杨沫生活在高尚的华灯中，光环里，成为多少热血青年，多少莘莘学子敬仰的作家呀！
这时候的张中行先生可就惨了，他不合时宜，不入主流，不追从时代潮流的金光大道，而独步蹊径，埋头致学，甚而喜行山野，潜思世理，这不就是反叛嘛！别人都在一展歌喉，争当时代弄潮儿，你不加入合唱也罢，岂容你还有不规之举，所以，受批判、挨斗争，也就在所难免。62岁那年，刚刚逃脱了干校劳作的苦役，又被送遣返自己的故乡，孤身一人，衣食寒暑，整整八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思虑，又操笔涂鸦，重写在激情鬼火中不得已而焚烧了的书稿。先生这种境界实在让我辈难以理解，也就难以写照，好在他的《流年碎影》一书中有所忆记，不妨抄录一段：
想不到六七年之后，我由干校放还，夏秋之际到家乡去斗室面壁，却迎来过多的闲。
语云，闲情难忍，还要加上旧习难改，这旧习是眼前有书，手中有笔，单说手，就想写点什么。当然不是想发表，即写，就又是只能自怡悦，其后还会有藏之名山吧，于是大革命开始时灰飞烟灭的几篇谈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复燃。
艰苦的岁月，孤凄的清闲。一位花甲老人居然将艰难的日子大化为不可多得的自在，自在读书，自在走笔，自在怡悦。不为名，也不为利，只图个自我修身养性而已。就在这闲静的自在中，一部醒世之作问世了，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顺生论》。《顺生论》用大白话蕴蓄了大世理，涉及到存在、生命、天道、命运、快乐，几乎把困扰人生的问题都剖析了个彻头彻尾，都阐述了个明明白白。展卷捧读，如醍醐灌顶，胸中困惑尽释，眼前尘色全消，将自己大化在自然中，将生命大化在社会中，和谐相处，生生不息，这是多么美好的境界。
当然，《顺生论》的面世不是从故乡油灯下拿回来就印行的，进入新时期他仍然费了一番心血，续写、修改，几易其稿，才成书卷。这会儿的文坛激荡着另一股潮流，西方的东西一涌而入，现代的，后现代的；结构的，解构的；魔幻的，黑色幽默的……。洪涛一样冲击着我们的墨色，流行的不少文字很快改变了颜色，成为别国思维，别国语式主导的产物。请理解，我这样说绝不是要闭门锁国，排斥异域文化，而是希望我们能用外来文化充实自我，化为自我的文化素质，再用自我的语式表述出来，形成中西合璧的文化景观，决不能生硬的照搬，也不能比照人家的牙慧去克隆产品。这时候，再看《顺生论》，以及张中行先生的其他作品，仍然不入流，用先锋、现代眼光看，是完全的落后，落后的没有一点洋味，土得简直能掉出渣来！然而，我在品读先生的文章时，从中读到的不仅是孔孟，不仅是老庄，还有弗洛伊德、叔伯华和尼采，只不过那高鼻子蓝眼睛的思虑大化到中国的大白话当中了！张中行先生用他的中国白话包容了整个世界！站在他包容的世界中看先锋，先锋是克隆的先锋；看现代，现代是克隆的现代。克隆的文学竟然也成为潮流，也能激发一代人的热情，这真让人感到惊奇。惊奇的目光回望文学克隆的激流，如同看到那股政治狂热的激流一样，实在是难以恭维！
这便提醒我们注意，当激情奉迎时势的时候，很可能造就极权专制，祸害的不仅是广众，难免不祸及到激情者本人；当激情追逐时尚的时候，很可能造就变异，曲扭的不仅是广众，自然曲扭最大的是激情者本人。最为可悲的不是被祸及和曲扭，而是受了祸及和曲扭却不以为然，反以为快，甚而像阿Q一般要用手中的笔画一个自己认为最圆的圆圈，献给要抹自己脖子的刽子手。由此更可以见出，先生用他的淡泊而宁静保持了民族的清醒，他用笔下的作品，为世人，也为文学创作者树立了一支新的标杆。无论别人怎么认为，我则愿意用毕生精力去追求这标杆的高度。
返回来再看先生对《青春之歌》的态度，那也是一种淡泊而宁静的境界。他曾对我说，人们都认为余永泽是影射我，我妻子则认为是丑化我，更是气愤。我劝她，我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物，影射我没有意思，丑化我更没有意思。况且，这是写小说，可以编造大小情节，又不是入史部的著作，何必较那个真！听听，仅这寥寥数语，就把当今文坛可能闹腾的一场满城风雨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