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柳人家(节选)》(河南省洛阳市)

《蒲柳人家(节选)》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从肖像、语言、行动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独特而鲜明的个性。
2.品味形象生动、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
3.感受纯朴乡情，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民族的、传统的东西，吸收民族的文化智慧，丰富自己的生活。
【教学重难点】
领会小说所具有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流程】
一、师生与文本对话
阅读课文，感知人物形象。可通过下面问题逐步感知：
1.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何满子、何满子奶奶和爷爷。
2.何满子奶奶和爷爷为什么叫“一丈青”和“何大学问”？
何满子的奶奶个高脚大，身强体健，性格豪爽，特别泼辣，爱打抱不平，骂起人来，方圆二三十里找不到敌手，而且很能打架，因为年轻纤夫的无理，她大打出手，赶得纤夫纷纷落水。她那刚直不阿、危急相扶、困厄相济的性格，透出了庄稼人的凛然正气，与《水浒》中著名女将一丈青扈三娘颇为神似。何满子的爷爷走的地方多，见的世面广，何大学问的外号带有戏谑的性质。他貌似关公，脾气性格也像关老爷一样，侠肝义胆，仗义轻松，慷慨豁达，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同时善于讲故事，想象力丰富，编起故事来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因此得了“何大学问”的外号。而为了和这一外号相称，他还真穿起了长衫，说话也咬文嚼字起来，让人忍俊不禁。
3.在这三个人物中，你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师生共同从文中组合语言，归纳总结。可概述事件，可直接摘引）
何满子：好动顽劣，聪慧灵秀；好学好问，伶俐可爱；疼爱爷爷，有爱憎立场，有男子汉气。
何大学问：刚正不阿，仗义疏财；慷慨豁达，侠肝义胆；能说会道，嫉恶如仇。
一丈青大娘：泼辣能干，口利心善，溺爱孙子；身强体壮；信神拜佛，思想守旧；直肠直性，爱憎分明；性格豪爽，勤劳善良。
二、师生与作者对话
小说是怎样刻画人物形象的？请用“我喜欢‘ ’（填文句），因为 ”这样的句式说话。（学生自主品味，找读文中感受最深的描写语言，教师相机点拨）
既有概括介绍，又有形象描绘，主要运用了肖像、动作和语言描写，生动地刻画了奶奶一丈青大娘和爷爷何大学问的音容笑貌、喜怒悲乐。
示例：我喜欢“大高个儿，一双大脚，青铜肤色，嗓门也亮堂，骂起人来，方圆二三十里，敢说找不出能够招架几个回合的敌手。一丈青大娘骂人，就像雨打芭蕉，长短句，四六体，鼓点似的骂一天，一气呵成，也不倒嗓子”，因为这句话活灵活现地写出了一丈青大娘的泼辣豪爽。
我喜欢“何满子的爷爷，名讳已不可考。但是，如果提起他的外号，北运河两岸，古北口内外，在卖力气走江湖的人们中间，那可真是叫得山响。”，因为这句话继承了说唱艺术的特点，讲究押韵和对偶，用词造句文白相间，读来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幽默诙谐。
我喜欢“要天上的星星，奶奶也赶快搬梯子去摘”、“何满子是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因为这句话形象生动而又准确传神地写出一丈青大娘对孙子的溺爱，让我想起我的奶奶。
……
三、师生和编者对话
你觉得编辑老师将这篇小说选进教材的目的是什么？（可以从各个方面谈，教师可从人情美、民风美和民族本色美方面引导）
首先，从人物形象上来说，这篇小说的人物具有中华民族独有的性格特点和传统美德。他们身上那种侠肝义胆、仗义轻财、疾恶如仇．扶危济困的品格，正是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是《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小说一贯宣扬和传承的价值追求。这可以从“一丈青大娘”的外号和爷爷何大学问“一副关公相貌”中反映出来，更从他们为人做事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对这种人物、这种品德的追求，正显示了作品的民族本色。
其次，在艺术上，小说不仅情节富有传奇色彩，而且塑造人物性格时也多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史上，英雄传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以及《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而《蒲柳人家》中无论一丈青大娘的大闹运河滩，何大学问的威镇古北口，还是后来的巧计锄奸、智斗花鞋杜四，无不出奇制胜，神乎其神，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智取生辰纲”“大闹野猪林”等故事，想起我们民族多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
另外，多用语言和动作表现人物性格，用外号概括人物性格特点等，也正是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艺术常见的表现手法。
四、师生间对话
学习这篇小说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丰富深厚的民族传统和浓郁的水乡风情，孕育了刘绍棠的乡土文学。“我要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刘绍棠语)，这满怀的率真之情，恰是我们解读乡土创作情感的一把钥匙。透过小说的渲染，我们洞察人物，更能观照那曾经鲜活演绎着的社会生活，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乃至将来，生活的底色都是鲜亮的，文学艺术创作要善于从生活中吸取营养，因为生活才是创作之源。
【资料宝藏】
　　1.作者简介
刘绍棠（1936～1997） 当代作家。河北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人。1949年读中学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1年到河北文联工作半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深受孙犁作品熏染。翌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并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发表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论文，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乡土小说》丛刊主编等职。他创作的大量作品中有《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中秋节》、《蛾眉》等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中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长篇小说，《我与乡土文学》，《我的创作生涯》等散文短论集，以及《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他的《蒲柳人家》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蛾眉》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通俗晓畅，描写从容自然，结构简洁完整，乡土色彩浓郁。
2.拓展阅读材料一
笔耕农
刘绍棠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却又不堪回首往事话当年。
人活一辈子，不如意事常八九，事出意外就更多。不能一不如意就万念俱灰，发生意外变化便痛不欲生。歪打有时正着，坏事能变好事，失意也可能转化为如意。这种“传奇的现实”（魔幻）我今生遇到不少。
1988年8月我中风左瘫，皆因我平日不知“自爱”（爱惜身体）而造成的恶果。但是，我想，事已至此，后悔无用，只有面对现实，另辟蹊径。虽然丧失行走能力，仍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壮心，开拓我生活和创作的新局面。将近7年时间，我在创作上的收获有增无减。重病使我降低了百分之五十的精力和体力，也同时减少了我一半以上的社会活动。相比之下，我反倒增加了创作时间。因此，我常对人说，划右“得”大于失，左瘫不幸而大“幸”。
所以，我这个人最喜欢“听其自然”，或曰“听天由命”。命，就是客观规律。自我设计，自我完成，属于主观能动性；但是主观得听客观的。主观是一只鸟，客观是个大笼子，即便是天高任鸟飞，鸟也不能飞得刺破了青天。
对于衣、食、住、行的物欲，几十年来我不为人之先，不争人之上。但是，在求知和写作上，我不甘落后，屈居人下。“境遇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众。学问休言我胜于人，胜于我者还多。”我一生奉行不悖。鲁迅先生说过：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句话更导引我如何安排和处理生活与创作。只要我吃饱了肚子，有个看书、写字、睡觉的屋子，我就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发展上。
我每年常回故里，家乡的干部和乡亲都盛情款待。我却一不点菜，二不挑食，更不拿走一针一线。不过，如果见到玉米面窝头和菜团子，我必开口，讨几个回家接着吃两顿。
我一年比一年老，老农的气象越来越浓烈鲜明，一动一静的生活习惯都在“返祖”，酷似我那半文盲的农民祖父。好吃家乡饭，暖身粗布衣。现在每天不吃粗粮，我就五脏六腑都难受。今年春节，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我吃了三天玉米面、荞麦面和小米。前来给我拜年的老朋友开玩笑，有的说我是“土财主”、“守财奴”；有的说我是“吃忆苦饭”，过“革命年”。
“返祖”现象，也表现在我的穿着上。我喜欢中山装和布鞋，从不肯穿西服，这倒不是仇洋排外，而是由于我不会打领带，又嫌麻烦不想学。平日，我，脚下穿着4块钱一双的处理布鞋，上身穿的是7块钱一件的处理尼龙衫，下身穿了条13块钱的处理裤子，整个儿是一尊处理品商店的活广告。我的这个嗜好，也在我那10岁的孙子身上充分体现。他那在美国拿到绿卡的表妹——我的外孙女回国探亲。小兄妹逛市场，孙子给他表妹当解说员，告诉这位一点也不了解国情的表妹：不管吃的、穿的、用的，都要买最便宜的。
过日子要耕三余一而不可寅支卯粮，挣俩花一个，不能挣一个花俩。买东西要物为人所用，不能人为物所累。
我喜欢自称“笔耕农”，就因为我把自己手中的这支笔，与我那生身之地的儒林村乡亲们手中的锄头，同样视为生产工具。我和我的父老兄弟姐妹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完全平等。我还常以一亩三分地主自居，种种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目前儒林村村民占有的土地面积，平均每人只有一亩三分，我应该不多也不少。我念过大学，当上了作家，但到了儿还是个农民，研究我的文风人格，由此入门，必有发现。
在这一创作思潮中有意识地提倡“乡土小说”的是刘绍棠，他对乡土小说有过理论阐释，都是些大而无当的意思2，但他自己的鲜明的创作风格倒是体现出他所要追求的“乡土小说”的特色。他把自己的语言美学命名为“山里红风味”3，大致上包含了学习和运用民间说书艺术、着力描写乡土的人情美与自然美。前一个特点使他的小说多带传奇性，语言是活泼的口语，但时而夹杂了旧时说书艺人惯用的形容词，民间的气息比较浓厚。他的几部最出色的中篇小说都以描写抗日爆发前夕的运河边上农村生活为背景，着重渲染的是农家生活传奇，俊男俊女恩爱夫妻，一诺千金生死交情，故事结局也总是“抗日加大团圆”。这样的故事传奇自然回避了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而且内容结构也常有重复之嫌。但由于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言和艺术因素，可读性强，在大众读物刚刚起步的80年代，在农村会受到欢迎。后一个特点构成了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特色，其文笔优美而清新，意境淡雅而适远，景物描写尤胜，仿佛是一首首田园牧歌。他歌颂的人情美主要体现在中国民间道德的善良和情义方面，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是侠骨柔肠，重情重义，既描画了民间人情美的极致，也显示出作家的世俗理想。
（节选自《中国当代小说史·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
3.拓展阅读材料二
大运河与刘绍棠
张鸿声 田昊然
一
在当代文坛上，刘绍棠是继赵树理、孙犁之后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又一代著名作家。他曾说：“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景，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我的名字能和大运河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便不虚此生。” 在其四十八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以十余部长篇小说、几十部中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小说和数百篇散论实践着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
刘绍棠从十五岁起就确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即以他的家乡为创作源泉，写他家乡的风土人情与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历史和时代命运。在他重新获得创作权利，第一次出席文艺界聚会时即发出宣言：“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他发表和出版的长中短篇数百万的小说，几乎都是写他的家乡运河滩的风土人情，讴歌他的父老乡亲的作品。特别是新时期复出以来，他已完全确定了自己的选材方向、创作主旨和风格基调。这位把运河视为母亲的作家，把一生和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为家乡粗手大脚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画像”的乡土文学创作之中，描写京东大运河畔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命运。全览刘绍棠的作品，一幅幅京东北运河两岸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画卷展现在眼前，涉及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在这些作品中，他勾勒了北运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面貌，可以说是京东北运河农村历史的缩影。其小说情节新颖曲折，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地域特点和泥土气息相当浓郁，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
二
刘绍棠小说的取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京东运河平原。
刘绍棠说：“乡土文学的命根子是深入生活，要下决心在一村一地打深井，而不要昨日走南、今日闯北，明天东奔、今天西走，云游四方、露天采矿，搞几片浮光掠影，给自己的作品镀上一层彩色，那只能生产乡土文学的赝品。”他还说：“我在自己生身之地的弹丸小村打下一眼深井，这便是我的创作源泉。”乡土作家应写自己的家乡，这一点听起来有些狭隘，其实不然。雕塑家罗丹说过：“最美的题材摆在你们面前，那就是你们最熟悉的人物。”鲁迅先生也强调创作的取材最好来源于作家本人亲历和经历的事件。沈从文也曾说过：“我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的人和事。这地方人民的爱恶哀乐，生活情感的式样，都各自有其鲜明的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的确，离开了湘西，就不会有沈从文。同样，离开了大运河，也不会有刘绍棠。深挖“一口井”的意义即在于作家可以将有限的时间和生命集中于一点，达到对生活的深入开掘和深刻了解。刘绍棠正是由于非常熟悉自己家乡的历史、风俗、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他的作品才使读者感到身临其境、自然感人。
刘绍棠在短篇小说《红花》发表以前，很少描写描写运河风景。16岁时他发表了《青枝绿叶》、《摆渡口》和《大青骡子》以后，小说中景物描写渐增，一篇篇小说仿佛就像一幅幅水彩画秀丽斑斓。一年多后，在长篇小说《运河的浆声》和《夏天》里，这种对运河乡风水色的描写几乎达到了“工笔画”的程度。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997年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刘绍棠怀着赤子般的深情为我们描绘着280里京东运河风光，一船一舍，一草一木，在刘绍棠的生花妙笔下，无一不显露出独特的秀美姿容。淋漓酣畅地描写大运河风光景色之美，正是刘绍棠反映崭新的农村生活的主要艺术手段。
走进刘绍棠的小说，仿佛置身于一幅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田园风景画。瓜棚柳巷，泥瓦茅棚，篱笆藤萝，艳阳高照，清风和煦，弱柳扶风，古榆遮阳。河汊纵横交错，水洼星罗棋布，沙岗连绵起伏，水鸟鸣啾，蜻蜓飞舞，还有光屁股戏水的顽童，裸浴的村姑，乘船的大汉，唱情歌的艺人，一切都朴素宁静，清新和谐。古运河波光鳞鳞，河面上来往穿梭着上京下卫的货船；两岸的青纱帐，飘逸着泥土香；碧绿的瓜田里，翡翠般的西瓜，金盏般的葵花，玛瑙般的葡萄……读者从中可听到运河的水声、情人的絮语，闻到田园的瓜香。这一切既不同于白洋淀，又有别于黄河畔，也异于江南水乡，和古朴的蒲柳风情相融合。
不仅如此，刘绍棠总是把对大运河风光景色的描写，与作品前后的内容、主人公的心境和情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或为人物活动提供地点、背景，或为人物活动、事件发展烘托气氛，成为作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在长篇小说《夏天》中，有一处描写春枝去县里反映意见、听取指示。为了渲染这个积极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致富之路的基层女干部的愉快心情，刘绍棠这样写道：
她跳下炕，漱过口，洗过脸，说了一声：“娘！我到县里去了！”也没听见她娘的回答，就一直跑出去了。
从运河上升起的透明的水气，笼罩着村庄，从青纱帐里散发出冰凉清新的刺人胸膛的气味。地头和路边一簇簇火红的野花，翠蓝的野喇叭花，都刚刚睡醒，还没有发放出它们那浓郁醉人的花香。树林里。布谷鸟已经开始歌唱。在渡口，银白的水鸟也在向远路的客人啼叫着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这就是运河的黎明，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
春枝弯下腰去，采了几朵红的、蓝的、白的小野花，扎起插在辫根上，姑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不再偷偷唱那撩拨姑娘的心的情歌，然而在内心却洋溢着比情歌所引起的更幸福的喜悦。
在清新明媚、充满生机的景物描写中，处处跃动着人物的喜悦与激动，诗情画意洋溢在字里行间。
在刘绍棠小说中，不仅有京东北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还满载着美好的民风习俗、人情世态以及富有情趣的野史传说：新春佳节大年夜，全家团圆，吃饺子放鞭炮；端午节艾蒿洗脸吃粽子，家家挂葫芦；七夕夜，天上鹊桥横驾，牛郎织女相逢，人间民女乞巧，焚香而拜；八五中秋，开瓜赏月。还有那听书看唱本，办高跷会，赶野台子戏等等。除了这些独具地域色彩的节令风俗，运河儿女表达爱情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的：望日莲把辫子绕在周檎的脖子上，云遮月每夜隔河唱情歌，柳叶眉到运河里放鹰船上为吴钩抢亲……所有这些和风光景物一起不仅共同构成了人物活动的背景，同时更蕴含着根深蒂固的民族生存方式和执着乐观的生存观念，透露着迷人的地域文化色彩。
三
刘绍棠主张“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有着“神童作家”之誉的他一起步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然而，天才作家往往经历坎坷。他少年成名，却被剥夺创作权力23年之久。他曾说过：“在中国作家中，我有两个‘独一无二’，一个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写自己的乡土，一个是先后在一个小村（出生之地）生活了三十九年。”从童年到成名之后，他遭受三灾八难，每次都是乡亲们使他死里逃生。他无法忘恩于生养他庇护他的大运河，更无法忘恩于保护他拯救他的父老乡亲。
在刘绍棠的小说中，他以满怀感恩戴德的孝敬之心，为我们描绘了一群运河滩人。他们淳朴忠厚、吃苦耐劳、酷爱自由、不畏强暴，有着英勇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扶弱济贫的豪侠气质。这些人物形象沉实、凝重、丰厚、精湛，支撑着刘绍棠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大厦。
刘绍棠的家乡通县地处燕赵一带，自古多出慷慨悲歌之士。荆柯刺秦王的故事，两千年来一直传为美谈。刘绍棠这样说过：“我的家乡农民非常豪爽仗义。久远的历史不必追述，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余波，在我们家乡直到康熙年间才平息下去。清朝末叶，义和团运动又在我家乡兴起……辛亥革命的志士，为推翻满清王朝抛头颅洒热血……大革命失败后的农民暴动，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我的家乡大地上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这里的人民，多少年来深受侠客精神的影响，慷慨大方、舍己为人的故事比比皆是。他们喜交游，讲义气，善表达；朴实而不木讷，机智流于外向；男有侠肝义胆，女有刚骨柔肠。从早期的《青枝绿叶》、《红花》、《大青骡子》到后期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刘绍棠通过一大批典型人物，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出了家乡人物独有的性格和气质。在历史篇章中，他们扶弱济贫，一腔豪侠义气；在现实篇章中，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焕发出新的革命光彩。宝贵、春果、俞青林、春满、何梅子、耿林茂、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柳罐斗、云遮月、望日莲、周檎、何满子、吴钩、龙抬头、蔡椿井、柳岸等等，这些典型人物，有的是满腔热情投身社会主义改造，保卫新中国胜利果实的积极分子，有的是反帝反封建的英雄，有的是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赤子；有的仗义疏财，有的勤劳勇敢，有的大胆泼辣，有的温柔善良。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淳朴的民风、坚韧的生活态度，与我们这个时代英雄辈出，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人性人情具有超越国家、阶级、民族和地域的普遍意义，其表现形式却因民族、阶级、地域而异，这与描绘者生长生活的“风土”有关。尽管刘绍棠笔下的“人情”各种各样，有阶级之情、故乡之情、血缘亲情、男女之情、朋友之情、邻里之情等等，但北运河古朴的风土孕育出的多种人情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多情、重义、朴实、淳厚。他笔下的人物处处体现着赤诚相见、危困相扶的美好品格和高尚情操，复杂而又独到的人性人情被描写得分外真挚热忱、优美动人。其间，刘绍棠着墨最多、写得最成功的要数男女之间的爱情。那通惠河的跳水殉情，青纱帐的滚打戏闹，柳稞地的谈情说爱，葡萄架下的窃窃私语，运河边的歌声传情……运河儿女们爱得刚烈仗义、爱得缠绵动人、爱得真挚热烈、爱得朴实智慧。这些都非燕赵风土、运河人情莫属。正所谓“风土陶冶人情，人情美化风土”，孕育着这样至真至纯人性人情美的热土无疑是令人向往的。
在刘绍棠为我们塑造的人物长廊中，最光彩照人的是这大运河女儿形象，如井兰子、春枝、银杏、望日莲、青凤、春柳嫂子、柳叶眉、蓑嫂、陶红杏、杨天香、花碧莲、水芹、火烧云、挑帘红、黄莲、春雪、云桂香、碧桃、蛾眉、谷玉桃，等等。这些土生土长的普通农家女儿勤劳善良、豪爽刚烈、多情重义、聪明智慧，对爱情忠贞不渝，为正义和真理可以献出一切，是真善美的化身。在她们身上，集中表现了令人敬佩的人性人情之美，带有崇高美的色彩与震撼力。《碧桃》中的女主人公碧桃就是典型的一个。小说为我们讲述了她见义勇为，不顾流言蜚语，替被打成“叛国者”的归国华侨知识分子戈弋，抚养一个两岁孩子的动人故事。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一个未出嫁的农村姑娘抚养与己无关的孩子，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而且，在这些女性形象上，也体现出浓郁的运河味儿。小说《花街》中对蓑嫂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她虽是快四十的人了，可是一条风吹日晒的身子仍然丰满茁实。摇橹划船，撒网收网，挑担走路，仍然像风摆杨柳一般轻盈袅娜……”摇橹、撒网、挑担，本是男子的活儿，可是运河边上的农妇却样样拿手，这就画出了运河边上农妇的本色——聪明、能干、勇敢、耐劳。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环境，锻炼得她们更结实、更健美，浑身上下充满着青春活力。
女性的命运一直是文学作品常常表现的主题，但通常表现的是女性的不幸，直到《红楼梦》，才第一次刻画了女性的才智，不过，其所表现的主要还是名门望族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对下层劳动妇女只是偶尔捎带几笔。五四以来，茅盾、巴金、曹禺等现代作家，扩展了表现女性的范围，但仍未克服这一局限，劳动妇女始终未能在他们的作品里占据主导地位。延安文艺运动以后，表现普通劳动女性的作品增多了，但作家着重突出的是她们的英雄业绩，而很少描写其才智和灵性。这种情况在孙犁的作品中有了很大改变，但直到了刘绍棠的大运河文学体系里才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他以七百万字的宏伟规模，不惜笔墨专门描写、赞美普通劳动妇女的智慧与才干、道德与情操，为其在文学作品争取应得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当代文学的特殊贡献。
四
刘绍棠小说的表现形式，也深受着京东运河文化的影响，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意识。既正面弘扬了运河文化，又见出作家完整的个性人格，开创了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运河文学”体系。这突出体现在语言运用上。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显现。对一个作家来说，语言既反映他的生活、情感，也反映他的观念和技巧。刘绍棠运河文学的语言根基，不仅有京东北运河农民口语，而且也有民间艺术语言（评书、曲艺、地方戏等）；不仅受古代诗词文赋语言影响，而且还有外国小说诗歌因素。刘绍棠的高妙之处，在于将这四种语言融汇成独具个性风格的运河文学语言。刘绍棠说：“我运用农民口语时，常常以古典诗词和散文为示范，斟字酌句，推敲归整；希望能够多一句不说，多一字不写，句子要短，字要精当”。这句话道出了他的“融汇”的过程。运河文学语言的“融汇”，是以农民口语为基础，用古代诗文规范去炼字、炼句、炼意，以民间艺术去润色其音韵，加强表现力，并借鉴外国文学语言细腻深刻的优点，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在语言运用上，京东农民口语是“运河文学”语言的主体，因此刘绍棠作品的语言，从人物对话到叙述语言，极富乡土色彩。《蒲柳人家》里作家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个女人半百了，却人老心不老，一心要打扮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她描眉入鬓，鬓似刀裁，搽胭脂抹粉，脸上桃红李白。要想俏，女穿孝，她爱穿一身月白；三寸金莲凤头鞋，走起路来扭扭捏捏，两只长长得的耳环子荡来荡去打脸。她本来长着一双巧手，却吃馋了，呆懒了；平日横草不动，竖柴不拿，油瓶倒了也不扶。” 这段文字通俗自然，似闲谈拉家常，又似艺人说评书；既保留了民间的口语特色，又经过了作家精心提炼，一个豆叶黄老来装俏，妖妖骚骚，好吃懒做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自己说：“这二十年来，我跟乡亲们朝夕相处，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每日言来语去，耳濡目染，说话用词儿，发生了变化；反映在我的小说中，写人物对话，运用了大量新鲜活泼而又具有个性的口语。”他在自己的一些散论中，也常提到“自幼接收民间故事、小曲、评书、年画、野台子戏……的熏陶”，业余爱好是“爱听京剧和许多地方剧种”。他认为：“评书的套话，艺术性很低，但是评书艺人在叙事、状物和人物对话上，使用最富声色、形象和夸张的口语，吸引了听众，小说作者应该学习评书艺人使用口语抓住听众的本领。曲艺也是如此。地方戏的最大特色是浓郁的生活气息，主要是依靠语言的生动活泼和个性化”。
家乡人民的口语简洁明快、通俗幽默、富于表现力，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民间艺术语言朗朗上口的韵律、生动有趣的表述方式，这些都已化入其小说中，形成一种雅俗共赏，带有传统说书味和地方口语味的民族语言。其特点：一是行文简洁，喜用短句，辅以长句，干净利落，但并不抽象；二是善于运用比喻和夸张。“农民口语的最大特点，一个是具体，一个是形象。即便是对于比较抽象的事物的描述，也必定给予具体生动的形象比喻，使人感到看得见，摸得着。”刘绍棠小说中的比喻新颖别致，精警深刻，鲜活贴切，恰到好处，为作品增色不少。比如：“眼下跟人家打交道，一支烟就是一座过河的桥”。农民口语中有喜爱用夸张的习惯，刘绍棠是个典型的乡土作家，夸张的手法在他作品中运用得颇为成功。如“两家人出门见面，路上相遇，头上碰撞个青包，谁也不抬一下眼皮。”这是一种程度上的夸张，说明邻里隔阂之深，具有幽默诙谐的情趣。我们再看《瓜棚柳巷》中的一段描写：
“大婶！快把手铐脚镣砸开，逃命吧！”柳梢青焦急催道。
“不必！”这位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抹了抹嘴，深深吸了一口气，咬住嘴唇，全身叫劲，猛地大喝一声，两臂伸张，双脚叉开，只见那手铐和脚镣的铁链，一环一环地碎裂了；然后，两手五指并拢，就像柔软无骨，从手铐里抽了出来，双脚又一顿地，脚镣也绽开脱落了。
这武大师姐仿佛《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力气大得惊人。夸张的语言运用为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凭添了传奇色彩和浪漫气息。
对于刘绍棠的“运河”语言，孙犁曾给以极高的评价：“绍棠幼年，人称卓异，读书甚多，加上童年练就的写作基本功，他的语言功力很深，词汇非常丰富，下笔恣肆汪洋”。这个评价应当说是中肯的。
五
走进刘绍棠为我们构建的运河小说世界，目睹着水彩画油画般的蒲柳风光，体验着京东运河水乡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经历着京东农村从三、四十年代到新时期北运河儿女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和改天换地的奋斗史，我们时时处处感受到刘绍棠与大运河那血浓于水的母子亲情。1992年5月27日，北京通县人民政府授予刘绍棠“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铜匾，这对倾其毕生精力和才华讴歌运河、讴歌父老乡亲的他来说，应该是最大的赞誉和满足。
4.拓展阅读材料三
何满子觉得，他这个家，像个鸟笼，他好比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柳叶翠鸟；他又觉得，这个家像一只麦秆编成的蝈蝈篓儿，他好比被捉进篓里的小绿蝈蝈。 　　四面是柳枝篱笆，篱笆上爬满了豆角秧，豆角秧里还夹杂着喇叭花藤萝，像密封的四堵墙。墙里是一棵又一棵的杏树、桃树、山楂树、花红果子树，墙外是杨、柳、榆、槐、桑、枣、杜梨树，就好像给这四堵墙镶上两道铁框，打上两道紧箍。奶奶连巴掌大的地块也不空着，院子里还搭了几铺黄瓜架；而且不但占地，还要占天，累累连连的南瓜秧爬上了三间泥棚茅舍的屋顶，石磙子大的南瓜，横七竖八地躺在屋顶上，再长个儿，就该把屋顶压塌了。
天气越来越热，没有一丝风，小院子问得像扣上了笼屉。虽然葡萄架绿荫如盖，何满子又赤条精光，可是还阵阵出汗；他看了看拴在脚踝上的绳索，解也解不开，挣也挣不脱，急得满头冒火星子，汗下如雨。 　　忽然，隔墙花影动，从东篱笆上的豆角秧和喇叭花藤萝里，露出一张俊俏的脸儿，轻轻地叫了一声：“满子！” 　　何满子一抬头，原来是望日莲姑姑，救命星光临了。 　　“莲姑！”何满子一肚子委屈，好容易盼来了亲人，哇的一声哭了。 　　坐在外屋的一丈青大娘，听见哭声，扔下手里的牛拐骨，走了出来，问道：“满子，怎么啦？” 　　何满子一听奶奶的口气，明明是带着心疼的意味，于是便演出了他的拿手好戏，扯着嗓子大哭起来。 　　篱墙外，一串脆笑，望日莲问道：“干娘，满子犯了多大的家规，披枷戴锁的打算刺配沧州呀？” 　　何满子哭得一声更比一声高。 　　“那个老杀千刀的，撞了黑煞，一进门就瞧着我们娘儿俩扎眼；打算先勒死小的，再逼死老的，好接那个口外的野娘儿们来占窝儿！” 　　一丈青大娘泼口大骂起何大学问。 　　北房东屋土炕上，发出一声虎啸，何大学问怒吼着冲出屋门。他光着膀子，赤着两脚，只穿一条肥大短裤，扎煞着根根松针似的胡茬，喊嚷道：“不是你这个长舌头娘儿们挑三窝四，我就舍得拴起满子来啦？” 　　“是我叫你拴的呀？”一丈青大娘的嗓门儿，压倒了何满子的哭声和何大学问的吼声，“我不过是叫你吓唬吓唬他，谁想你却黑心下毒手！” 　　“我并没有真捆满子呀！” 　　“唉哟，拴贼的扣儿，勒得孩子快断了气儿！”一丈青大娘拍得巴掌山响。 　　“我割下你这个娘儿们的长舌头！”何大学问大步走到葡萄架下，伸出一个指头，抖搂了一下那圈套圈儿、环套环儿的绳索，哗啦散开了，“瞧，这是真捆他吗？” 　　望日莲背着大筐跑进来，笑道：“干爹，您可真会玩花活儿。” 　　“这叫兵不厌诈，空绳计！”何大学问得意地嗬嗬笑道，“可这一来，我的花活露了馅儿，满子的贼胆子就更大了。” 　　“您还是进屋睡回笼觉去吧，满子陪我到河滩上打青柴。”望日莲说。 　　“等一等！”何大学问说，“让他奶奶给孩子做口吃的。” 　　“我不管！”一丈青大娘还在跟老头子赌气。 　　“不敢有劳王母娘娘的大驾！”何大学问叹了口气，“我给何家的这个小祖宗儿当大脚老妈子。” 　　“我不吃！”何满子一甩胳膊，“把挂在西屋墙上的那一串打鸟夹子给我拿来，我打鸟去。” 　　“得令！”何大学问高声答应，“瞧我孙子的孝心多大，给爷爷打野味，晚上下酒。”说罢，一溜小跑进屋去。 　　何满子从爷爷手里接过一大串打鸟夹子，牵着望日莲的手走出柴门，眼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儿，就嘬起嘴唇学了一声布谷鸟叫：“咕咕，咕咕！” 　　“你也是我的小祖宗儿。”望日莲说，“来，我背着你。” 　　望日莲找个土坡，半蹲下身子，大筐靠在土坡上，何满子坐进去，望日莲直起腰，背着他奔河边去了。……
（《蒲柳人家》节选）
5.写作背景
《蒲柳人家》是当代作家刘绍棠的代表作，发表于1980年，曾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引起当时文坛的广泛关注，并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人物众多，但主线情节并不复杂。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花鞋杜四家的童养媳望日莲与周檎相爱，可阴险邪恶的杜四夫妇另有打算。半路又杀出巡警麻雷子，勾结杜四，要把望日莲卖给董太师做小，并要以“抗日”的罪名把周檎抓走。于是，矛盾激化，以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柳罐斗、吉老秤等为首的父老乡亲一齐出面，挫败麻、杜阴谋，檎、莲顺利完婚。全篇小说共分12节，但这个主线故事只占不到2节的篇幅，其余10节随意分杈，记述了运河边十来个乡间人物的逸闻趣事。由此可以看出，作品的重心在于放笔为古运河边的民俗风情和父老乡亲画像，为他们的多情重义、锄奸助良、扶危济困的美德立碑。
本文节选的是小说的前两节。这两节浓笔重彩描写的正是书中三个主要人物：六岁男孩何满子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人物，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机灵顽皮、充满稚气的孩子的眼睛，串起了整个故事，为我们勾勒出了几个世代栖息于北运河边的农民的性格和命运。奶奶一丈青大娘和爷爷何大学问则是小说的两个主要描写对象。作者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运用语言、动作、外号等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喜怒悲乐，使人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你看，奶奶一丈青大娘，个高脚大，身强体壮，种地、撑船、打渔、扎针、接生，样样是行家。性格更是爱憎分明，提得起放得下。因为年轻纤夫的无理，她可以大打出手，几个年轻纤夫合起来都不是她的对手；为了可怜的童养媳望日莲，她不惜跳过篱笆，救出这个可怜儿，后来干脆认为闺女，当起了名副其实的保护神。正因为她这种泼辣大胆、刚直不阿的性格，乡亲们都管她叫“一丈青大娘”，把她与《水浒》中武艺高强的著名女将一丈青扈三娘相提并论。然而这样一个泼辣无比的人，也有一个“克星”，那就是孙子何满子。何满子是她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要天上的星星，奶奶也赶快搬梯子去摘”。一个口苦心甜、溺爱孙儿的奶奶的形象跃然纸上。再看爷爷何大学问，也是同样的人高马大，膀阔腰圆，和一丈青大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长得像关公，脾气性格也像关老爷一样，侠肝义胆，仗义轻财，慷慨豁达，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好说点大话，喜欢戴高帽，虽没有多少钱，却爱讲排场，摆阔气，每次从口外赶马回来，都要请知音相好们来聚会，吹一吹他沿途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因此得了个“何大学问”的外号。而为了和这一外号相称，他还真穿起了长衫，说话也咬文嚼字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在这些人物身上，无疑寄予了作者深厚的感情，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朴实的农民，生活是贫困的，精神却是富足的；物质是匮乏的，感情却是丰满的。可以说，小说正是透过一幅幅风俗画，热情地赞颂了那些淳厚朴实的劳动人民，他们热诚正直的感情，以及那种肝胆相照、扶危济困、赤诚相见的美好品格和高尚情操。
这也是一篇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小说。它就像一幅幅风俗画，将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一带农村的风景习俗、世态人情展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何满子的光葫芦头木梳背儿，还是一丈青大娘专门为他准备的大红肚兜、长命锁；无论洗三、百家衣，还是何大学问的走西口，都别具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兴趣。可以说，大量的乡土风俗已经成为这部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增加了作品的民族气息，构成了刘绍棠作品独特的魅力。
6.文本解读
《蒲柳人家》的乡土气息
左卫群
孙犁的《荷花淀》久负盛名，新课标九下选编了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让我们再次走入水乡，领略大运河的风土人情。刘绍棠师承孙犁，继承并发扬我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立起独具风光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他特别强调乡土文学就是要专门“表现人的美，地区的美，风光景色的美”。
《蒲柳人家》是刘绍棠“在自己最熟悉的乡土地上”打出的一口“深井”。教材虽是节选部分，我们亦可从中领略运河两岸二百八十里的蒲柳风光，这里有芦苇深处的莺燕啼，河叉纵横的光影水声，有篱笆上喇叭花挂着露珠的泥棚草舍，有洒脱粗犷、故意撒野的纤夫，有多情重义、爽朗豪放的好汉。这里地近京华，交通便利，农民并不困守土地。撑船摆渡，游方走马，卖艺保镖，啥活都干。作品让我们呼吸到瓜棚豆地的泥土气息，见识到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生活习性。
《蒲柳人家》既是动态的风景画、风俗画，又是一曲乡村社会人情人性美的颂歌。节选部分以何满子的一段生活为线索，通过对满子的不同态度勾勒出一丈青、何大学问两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者继承传统小说艺术手法，写人叙事有着我们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作品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显现人物的性格气质。先看一丈青大娘：
一丈青大高个儿，大脚板，青铜肤色，嗓门亮堂，骂起人来不倒嗓子，打起架来三五个小伙子也不是对手。
文中详写了一丈青大娘横扫撒野纤夫的一个片断：
一丈青断喝一声：“站住”……火了起来，挽了挽袖口，一阵风冲下河坡，阻挡在这几个纤夫的面前，手戳着他们的鼻子……一丈青大娘勃然大怒，老大一个耳刮子抡圆了扇过去，那个年轻的纤夫就像风吹乍蓬，转了转三转，拧了三圈儿，满脸开花，口鼻出血……几个纤夫唿哨而上……一丈青大娘折断了一颗碗口粗的河柳，带着呼呼风声挥舞起来，把这几个纤夫扫下河去，就像正月十五煮元宵，纷纭落水。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水浒》中的女英雄“一丈青”，实际上她本来就是《水浒》中扈家庄武艺高强的扈三娘的绰号。在对一丈青的描写中，作家对其性格进行了具有喜剧色彩的夸张，通过人物的行动显现了一丈青嫉恶如仇、刚烈正义的性格特征。
一丈青大娘对坏人张口敢骂，动手敢打，种地、撑船、打渔、扎针、拔罐子、接生、接骨、治红伤，行行里手，对穷人体贴入微，是一位本事超群的菩萨心肠而又性格刚强的婆婆；这样一位能镇八方的一丈青大娘对孙子何满子却无可奈何。
满子是母亲头一胎生下来的贵子，一丈青大娘一听见孙子呱呱坠地的啼声，喜泪如雨，洗三摆小宴，满月那天设大宴，还给满子缝百家衣、挂长命锁，真是百般疼爱千般呵护；一丈青大娘把满子看成“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怕让狗咬了，怕让鹰抓了，怕掉在土井子里，怕给拍花子的拐走”。文中有一个颇具生活情趣的细节：
何满子等到天黑才回家去，奶奶抄起顶门杠子，要敲碎何满子的光葫芦头；何满子一动不动，眼皮眨也不眨，奶奶只得把顶门杠子一扔，叫了声：“小祖宗儿！”回到屋里给孙子做好吃的去了。
这“一扔”扔掉了所有的担心和艾怨，这一“叫”叫出了积久等待的焦灼和盼望，这一细节充分地流露出奶奶对孙子的疼爱。这不正是传统文学中慈祥的老祖母的形象吗？
和一丈青大娘一样，作品对何大学问的描写也不乏喜剧色彩。写外貌，是“膀阔腰圆，面如重枣，浓眉朗目，一副关公相貌”，“平日里骑一光背儿马，左肩挂一书囊，右肩挂一丈八尺长的大鞭”，三笔两笔白描便画出了一个可敬可爱而又几分好笑的大好人。何大学问“年轻的时候，当过义和团，会耍大刀”，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在哪一个地主家都呆不长。于是，他给牲口贩子赶马做保镖。他乐善好施，行侠仗义，遇见老弱病残，伸手就掏荷包，出一趟口外挣来的钱，到不了家就花个精光。他又有点儿虚荣心，好戴高帽儿，讲排场，摆阔气，可以借一笔驴打滚宴大宾，为的是听他谈讲过五关斩六将，云山雾罩；可以礼聘老儒教满子，为的是满子将来有出息，可惜捉襟见肘再赶马。但作者又将时代精神与人物的刻画相结合。何大学问出口外被抓险些丢了命，回家之后他与一丈青的吵架并不就是冲一丈青大娘的，更多的是对当时的侵略者的不满，充分表现这位受燕赵慷慨悲歌之气的熏染、义和团爱国精神陶冶的何大学问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
节选部分对何满子的描写并不多，但是他的外貌，他的游戏，他天真幼稚、可爱可笑的动作和心理，都是农村儿童特有的。这方面的描写给小说提供了古朴纯真的情调和天真浪漫的童年气息，这也是乡土气息的一个侧面。
《蒲柳人家》中的人物，明显带有传统小说中某些人物的风采，“他们尽管性格不同，却都是好人。他们没有出人意外的新思想，却有传统美德的闪光。只要有他们，生活就充满美好的希望” 。可以说京东北运河畔的普通农家、普通的农民，不仅传导出运河两岸人民的精神风采，也使我国农民的美好品德和性格特征，得到了纵深、全面、立体的反映与表现。
《蒲柳人家》的结构也借鉴了传统小说的手法，作品依傍《水浒》，几乎每一节集中刻画一个人物，用足笔力，使人物性格鲜活。课文节选部分从何满子被爷爷拴在葡萄架下那个中午开始，一丈青、何大学问等生动有趣的往事和何家的过去用穿插的方式回述出来，通过对满子的不同态度写出了一丈青、何大学问的不同性格；又以满子盼人搭救结束，结构上前后呼应，非常巧妙。
可以说，《蒲柳人家》的乡土气息，不仅表现在对特定地域乡村社会的风土人情作了精心描摹，也表现在小说所展现的乡村社会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还表现在从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用传统笔墨写人叙事、结构全文，从而打上民族风格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