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历史七年级上册《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课件

课件108张PPT。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周王室的衰微与春秋的时代特征
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朝在宗周镐京的土地大片丧失，这时王室所拥有的领土，东不过荥阳，西不过潼关，南不越汝水，北不过沁水，仅有600多平方里。土地丧失的同时，周天子也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力，诸侯国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述职，相反，周天子无论在政治、经济上都要依赖强大的诸侯国，强大的诸侯国——如齐、晋开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对势力弱小的诸侯国甚至周天子发号施令，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社会政治秩序被彻底打破，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中后期，一些大诸侯国的卿大夫家族执掌了国家的政治主导权，情况又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再后来，卿大夫家族的实际权力也往往操控在一些有权势的家臣手中，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整个春秋时期，就是一个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的过程。
春秋时期，虽然西周王朝所确立的各种典章制度已开始崩解，出现了种种变化，但这个时期还不是新制度大规模创建的时代，一切制度的变迁都发生在旧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同时，旧制度在退出历史舞台以前，也在不至于使自己发生质的变化的范围之内不断做着适应新现象的种种努力。这是春秋时代历史变化与发展的主要特征。郑庄公初霸郑的始封君为郑桓公友（周宣王弟弟），初封时在王畿之内。至周幽王时，郑桓公为司徒，他目睹周王室日益衰败，危在旦夕，因此预先将家产转移到东方的东虢、郐两个小国。郑桓公后来死于犬戎之乱，其子郑武公随周平王东迁，灭掉东虢、郐两国重新建立郑国，都新郑。郑武公传子郑庄公，继续为周王室卿士。周平王不满意郑国长期把持王室大权，欲用西虢公分割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质问周平王的用意，平王否认，于是周郑“交质”（互相派儿子到对方国家作人质），以保诚信。周平王死后，继位的周桓王最终起用了西虢公，郑庄公怒，派人将周王室的庄稼割走，周郑“交恶”。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率陈、蔡、卫等国的军队伐郑，与郑庄公战于繻葛，结果王师败绩，周桓王亦被射中肩膀。繻葛之战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有非常大的影响，繻葛之战以后，周王室不再有单独对诸侯进行讨伐的能力，而大国之间为建立霸业所进行的征战则从此开始。郑庄公以枭雄的姿态称雄一时，史称“郑庄公小霸”。齐桓公的霸业齐是西周初年所分封的东方大国，至春秋初期，齐已颇有称霸的迹象。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公子小白夺取君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实行“相地而衰征”、“三其国而五其鄙”、“作内政而寄军令”，整顿内政，发展军力，齐的国力得到进一步充实。当时戎狄的势力强盛，对一些华夏小国构成威胁，公元前661年，狄伐邢，次年，狄破卫，齐桓公派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齐桓公因此在中原诸侯中树立了威信。此时南方楚国的势力已逼近中原，连年伐郑，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卫、宋、陈诸国军队讨伐追随于楚的蔡国，乘胜伐楚，齐、楚两国最后于召陵（河南偃城）结盟。齐这一次虽未能将楚压服，但楚北进的锋芒却受到了挫折。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河南兰考），参加会盟的有鲁卫宋郑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人前往，齐桓公成为中原霸主，其霸业也达到顶峰。齐桓公死，诸子争立，齐又陷入混乱，齐的霸业也衰落下去。“作内政而寄军令”管仲在十五个士农之乡当中，分设更细的居民组织，同时也是军事组织。五家为轨，轨设轨长。每家出一人为军，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里设里有司。一里五十人为军，称小戎，由里有司率领；四里为连，连设连长。一连二百人，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乡设乡良人。一乡二千人，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统领。全国十五乡共设三军，由国君和国、高二卿大夫掌管，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这样就完全寓军队的编制于居民的编制当中，因此称“作内政而寄军令”。“叁其国而伍其鄙”“叁其国”就是将国人居住的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管理，工、商之乡各三，士农之乡十五，使国中的士、农、工、商四民各有所居，不得杂处，也不得随便迁徙或者改换职业，以利于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伍其鄙”就是将全国的“野”划分为五个“属”，分别设五大夫进行管理。对于属内居民，分别建立比较严格的行政管理体制，即规定三十家为一邑，邑设司官；十邑为一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一乡，乡设乡帅；三乡为一县，县设县帅；十县为一属。伍其鄙的设置使齐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深入到了原来相对松散的“野”、“鄙”地区，对增强齐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都有好处。“相地而衰征”即根据田地土质的好坏以及产量的多寡，将全国土地分为若干等级，然后按照等级的高低，征收不同数量的田赋。
—— 孔子晋文公的霸业晋在春秋初年规模还很小，并且内乱频仍，到公元前678年，晋武公才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实现统一。到晋献公时，其将原有的一军扩大至二军，随后灭掉了耿、霍、魏、虞、虢等国，晋的疆土由黄河北岸伸展至黄河南岸，并且占据了黄河以西的一部分地方，晋开始强大起来。晋献公死，诸子争位，公元前636年，在外流亡十九年的公子重耳继位，这就是晋文公。晋文公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等人“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晋的国力很快得到提升。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出逃于郑。晋文公出兵勤王，杀王子带，护送周襄王回国，在中原诸侯中取得了很高的威望。
公元前633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在秦、齐等国的声援下，于次年与楚战于城濮（山东陻城），晋文公将积极主动的外交攻势与小心谨慎的军事行动巧妙结合，在城濮之战中取得大胜。城濮战后，晋文公与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在践土（河南原阳）举行会盟，周襄王正式册封晋文公为诸侯霸主。是年冬天，晋又会诸侯于温（河南温县），晋的霸业更为巩固。晋文公死，襄公立，襄公依靠晋文公的老臣，使霸业得到了持续。秦霸西戎秦本是附庸小国，其先祖非子在周孝王时因养马有功而受封于秦（今甘肃清水）。至秦襄公时，正值周末危机，秦襄公奋力救护周幽王，后来又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因战功赫赫始被列为诸侯。周平王封之以歧西之地，该地当时已被犬戎占领，秦襄公、文公父子历时两代人，终于打败犬戎，占据了以歧、丰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成为西方的大国。
当晋文公在中原称霸的时候，秦也想向东扩展自己的实力，但与其隔河相望的晋国控制着秦通向中原地区的咽喉桃林塞，秦始终无法向东方迈出一步。晋文公死，秦穆公想乘晋丧偷袭郑国，但因郑有备而回，途径殽地（河南渑池西）时，遇到晋军的阻击，秦军大败，三名主帅被俘。殽之战以后，秦穆公与晋又有过几次交锋，双方互有胜负，但始终未能打通东进的通道。向东进攻不成功以后，秦穆公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邻近的戎狄部落，短短五六年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取得了独霸西戎的地位。楚庄王的霸业楚的始封君为熊绎，居丹阳（湖北秭归），与蛮夷为邻。初封时亦是小国，中原诸侯不屑与之为伍。但因楚的周边有许多未开垦地区，因此其向外扩张非常迅速。至周夷王时，楚已成为江汉间相当强大的力量，并且公然以蛮夷自居，多次反叛周王朝。在齐桓、晋文称霸期间，楚不敢与之争锋，主要力量放在消灭邻近小国上。晋文公、襄公死后，晋的霸业放松，楚国开始北上中原夺取霸权。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庄王任用孙叔敖改革内政，发展生产，使楚的国力有更大提高。公元前606年，楚庄王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王问九鼎之轻重，表示有吞周之意。公元前598年，楚破陈，次年围郑，晋派兵救郑，与楚战于邲（河南荥阳北），晋国大败，。公元前594年，楚又包围宋国达九个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却不敢出兵。中原诸侯此时纷纷屈服于楚，楚庄王成为中原霸主。鞍之战和鄢陵之战随着晋的霸业的中衰，一向与晋站在一起的齐开始对晋产生藐视态度。齐襄公时，其一面与楚连结，一面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向晋乞师，晋齐大战于鞍（山东济南），齐师败绩，与晋结盟，并同意归还所侵占的鲁卫两国的土地。这次战役表明晋仍是强大的，齐企图代替晋的霸主地位还是难以实现的。晋战胜齐国，又引起楚的不满，当年冬楚便以救齐为名兴兵，后又举行诸侯会盟于蜀（山东泰安），齐、秦、晋、卫等国都来参与，这时楚、晋两国基本处于相持阶段。公元前575年，楚进攻郑、卫，郑服属于楚。次年，晋悼公因郑的叛变而派兵伐郑，楚共王率军救郑，晋、楚战于鄢陵（河南鄢陵），楚大败退兵。鄢陵之战以后，晋的霸主地位略有恢复，史称“晋悼复霸”。弭兵运动春秋时期的弭兵运动共有两次，都是由饱受战争之苦的宋国倡导。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主持了第一次弭兵运动，约晋、楚两国在宋国西门之外订立盟约，约定双方以后不再交兵，并且一方受到侵害另一方还要予以支持。但这次弭兵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不到四年晋、楚两国就爆发了鄢陵之战。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第二次倡导弭兵，晋、楚、齐、秦等大国都表示同意。当年6－7月间，晋、楚、齐、秦、鲁、卫、郑、宋、曹、许、陈、蔡、邾、滕等14国在宋国都城召开弭兵之会，会议确定晋、楚两国同为霸主，两国的仆从国也要同时服属两国，除齐、秦外，其余小国都要向两国纳贡。这次弭兵是晋、楚两国势均力敌的产物，小国虽然减少了征伐之苦，但又增加了向大国进贡的压力。宋之盟是春秋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晋、楚、齐、秦四大国都全力向外扩张，从此以后，便转而主要忙于内部事务了，春秋时代的历史也进入尾声阶段。吴伐越和越灭吴吴地处长江下游，春秋以前与中原各国几乎没有来往，史书中也缺乏吴国的事迹。公元前583年，晋采纳由楚流亡至晋的申公巫臣的建议，扶植吴国以牵制楚国，属于楚的一些蛮夷也被吴吞灭。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即位，阖闾重用楚的亡臣伍员，连年骚扰楚国，楚疲于奔命。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吴楚战于柏举（湖北麻城），楚军失利，吴一直攻入楚的郢都，楚昭王奔随。楚臣申包胥入秦乞师，在秦的帮助下楚才得以复国。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檇李（浙江嘉兴），吴师败绩，阖闾受伤而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江苏苏州），又攻入越国都城，越王勾践求和，夫差骄傲自满，不听伍员的劝告允许议和。公元前484年，吴伐齐，取得胜利，公元前482年，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河南商丘），在会上取得霸主地位。
越王勾践战败之后不忘雪耻，“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国力逐渐恢复。当吴王夫差在黄池之会上争当盟主时，勾践乘虚而入，杀死吴太子，夫差匆匆回兵与越议和。公元前478年，吴遭受饥荒，越乘机加紧进攻，两度打到吴都姑苏。公元前473年，越攻破姑苏，夫差自杀，吴灭亡。勾践灭吴后亦北渡淮河，与晋齐等诸侯会于徐州（山东滕县），一时间越军横行于江淮以东，东方诸侯都派使向勾践朝贺，勾践成为最后一名建立霸业的诸侯。滥兮挷?/滥予昌枑泽
予昌州州碪州焉/乎秦胥胥缦予
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
——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 楚人的翻译大国争霸的实质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就是讲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战争是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的。诸侯霸主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无一不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掠夺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财物。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小国家，所受的兵灾最重，痛苦也最深。例如处于晋楚两国中间的郑国，春秋时期受兵达72次之多，处境极为困窘，其他处于大国之间的小国，如宋、鲁、陈、蔡、滕、薛等等，也时时处于大国的奴役之下，成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春秋争霸的意义尽管春秋时代争霸战争不可避免的带来各种惨祸，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
第一，各大国为争霸所进行的改革促进了社会制度的进步，这些改革的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各国的统治阶级加强军事力量和增加财政收入，但客观上也促进了旧制度的变化，原有的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礼制等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第二，争霸战争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大国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开拓了疆土。山东诸小国为齐所并，河北、山西诸小国为晋所并，江淮、汉水诸小国为楚所并，西北诸小国为秦所并，使春秋初年百十个小国，逐渐缩减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
第三，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在西周和春秋初期，“华夏族”只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当时被称为华夏的人只是居住在中原地区，以虞、夏、商、周四族后裔为主体的一部分人，而居于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一概被称为蛮、夷、戎、狄。在大国争霸过程中，有些少数民族因被大国吞灭而与华夏族融合，有的则是因为通婚和迁徙往来而与华夏族融合。春秋时期有几个民族融合的中心，东方以齐鲁为中心与东夷诸部融合；西方以秦国为中心与西戎部融和，北方以晋国为中心与诸狄融合，南方则以楚国为中心与诸蛮、西南夷相融合。这样原有的华夏族与蛮夷戎狄各族的界限便逐渐消失，共同形成了汉族的前身。春秋战国的分野问题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史记·六国年表》
公元前481年（周敬王39年）——［宋］吕祖谦《大事纪》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23年）——司马光《资治通鉴》
公元前468年（周贞王元年）——［清］林春溥《战国纪年》
黄式三《周季编略》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分野，国内史学界一般采用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44年）为春秋时代的下限，公元前475（周元王元年）年为战国时代的上限。郭老的这个观点是以《史记·六国年表》为依据的，《六国年表》即是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写起的。但郭老此说并非毫无瑕疵，因为如果将公元前476年定为春秋时代的结束年代，则春秋五霸当中就失去了越王勾践，五霸将变得残缺不全；而如果将公元前475年就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那么战国七雄中就没有了韩、赵、魏，因为当时三家尚未分晋。而《史记·六国年表》之所以以周元王元年为开端，其目的只是为了与孔子所作的《春秋》相衔接，并无特别的意义，因此以公元前475年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会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事实上反映春秋时代史事的两部重要典籍《左传》和《国语》都是以三家分晋为终点，而反映战国时期史事的重要典籍《战国策》又是以三家分晋为起点，司马光以战国时代历史为起点的《资治通鉴》一书也是从三家分晋写起，这都说明三家分晋这一史事带有分界线的意义。
三家分晋与战国七雄的产生春秋后期，晋国的权力逐渐落到韩氏、赵氏、魏氏、范氏、知氏、中行氏六个卿大夫家族手中，韩、赵、魏三家先是灭掉了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53年，三家又联合起来灭知伯而有其地，事实上瓜分了晋国。公元前408年，周天子承认三家为诸侯。三家分晋以后，战国七雄的局面正式出现。政治和军事：争霸→兼并 各国的变法运动李悝在魏国的变法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其他诸侯国的改革战国战争规模的扩大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期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各大国都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作战时往往大量出动，如战国末年的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出兵四十余万人，而后秦国为了灭楚，动员兵力达六十余万人。春秋时期的战争，有时几天即告结束，战国时期则短者数月，长者旷日持久长达数年。作战双方都要求从肉体上消灭对方战斗力量，因此一次战争中被杀死的士兵往往达数万乃至数十万，所谓“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就是当时残酷战争场面的写照。
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仍以青铜兵器为主，但比以前锋利，铁制兵器和盔甲也开始使用，作战器械已有可以发射箭矢的弩机以及攻城用的云梯、冲车等。为了加强防御，各国在国境上把原有的大河堤防加以扩建，或利用险要地形，建筑大规模的防御工事，齐、秦、赵、燕等国修筑的长城便属于此类。魏的强盛和徐州相王魏经过变法以后，成为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的一个强国。从公元前413年起，魏文侯便不断向秦国进攻，到公元前408年，魏全部攻占了秦国的河西地（黄河以西到洛水以东的地区），秦人只得退守洛水。公元前406年，魏吞并了中山国，公元前404年，魏又东败强齐，一时声威大振。魏文侯死，武侯立，魏武侯不断向南扩张，取得了郑、宋、楚三国间的大块土地。武侯死，魏惠王立，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将国都从安邑（山西夏县）迁到大梁（河南开封），以此为基地加紧了对韩、赵、宋、卫等国的进攻。公元前353年，魏、齐战于桂陵（河南长垣西北），魏败，但元气未损。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在逢泽（河南开封南）举行十二诸侯会盟，谋取了中原诸侯霸主的地位。但从此以后，魏便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43年，魏在马陵（山东范县西南）之战大败于齐，损兵十万，主将及太子亦战死。西面则屡败于秦，河西屏障也被秦攻破。魏一败再败，已不能独霸天下，因此于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在徐州（山东滕县）相会，互尊为王，承认魏、齐的对等地位，史称“魏齐相王”。魏的强盛景象从此一去不返。魏盛衰图秦的对外进攻和疆土的扩大秦在商鞅变法后国力蒸蒸日上，其首先进攻的对象便是魏国。公元前333年，秦败魏，次年割取魏的阴晋（陕西华阴）。公元前331年，秦又大败魏兵，虏魏将龙贾，次年魏又纳河西地与秦。公元前329年年秦渡河取汾阴（山西荣河）、皮氏（山西河津），又攻下了焦（河南陕县），第二年魏国只得割上郡十五县向秦求和，自此魏失去了在河西的全部土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开始称王，秦的强大和不断向外进攻，给予三晋很大威胁，所以公元前318年，魏将公孙衍联合赵魏韩燕楚“合纵”攻秦，但被秦打得大败。公元前316年，秦攻占赵的中阳（山西乡宁）、西都（山西平遥），次年又攻占赵的蔺（山西离石）。公元前315年秦又大败韩军于岸门。公元前308年，秦将甘茂攻取韩的大城宜阳（河南宜阳），秦的势力向中原步步深入。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于丹阳（河南淅川），楚军大败，将帅死者七十多人。楚怀王不甘心失败派兵偷袭秦的蓝田（陕西蓝田），又为秦所败。秦取得楚汉中地的一部分，置汉中郡，楚的西北门户落入秦的手中。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大将司马错攻取了巴蜀之地，以之作为向外扩张的后盾。公元前314年，秦又反身攻打西北方的戎狄小国义渠，解除了后方的威胁。合 纵 连 横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
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韩非子·五蠹篇》齐伐燕和燕破齐魏齐相王以后，魏日益衰弱，关东六国中最强大的就是齐国。燕国在燕王哙晚年，让国于大臣子之，引起太子平的不满，由此爆发内乱。公元前315年，齐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仅五十天便占领了燕国。齐军对燕国的蹂躏引起了燕人的反抗，赶走了齐军，但燕国也因此残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礼贤下士、发展生产，经过28年的时间，燕国力逐渐恢复。齐到齐湣王时，向外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公元前301年，齐率韩魏攻楚，败楚于垂沙（河南沁阳）。公元前296年，齐又联合三晋、宋等国“合纵”攻秦，秦向齐求和。公元前288年，齐与秦一度互称为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公元前286年，齐灭宋，诸侯恐惧。但齐连年用兵，国力疲敝，因此在灭宋以后，齐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公元前284年，燕联合三晋、秦、楚大举伐齐，燕将乐毅很快攻下齐都临淄，齐湣王逃走，后死于鼓里，齐除了莒和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都被燕攻占。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燕惠王猜忌乐毅，以骑劫代替乐毅，齐将田单趁机反攻，杀骑劫，收复了所有失地，迎齐襄王回国都。但齐在经历重创之后，一蹶不振，国力始终未能恢复。楚的削弱楚在战国时，地广人多，在关东六国中是比较强大的一国，公孙衍“合纵”攻秦，楚怀王还被推为纵长。楚与齐互为盟国，对秦很不利，公元前313年，秦为拆散齐楚联盟，派张仪到楚国游说楚怀王，楚怀王见利忘义，轻信张仪“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的谎言，两次派人绝交于齐，结果为秦所愚弄。第二年楚派兵伐秦，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斩首八万，并攻占楚的汉中地区。楚怀王不甘心失败，继续攻秦，结果又败于蓝田。公元前301年，齐联合韩魏伐楚，败楚于垂沙。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被诱骗至秦，客死异乡。继位的楚顷襄王淫佚奢靡，不顾国政，公元前280年，秦攻取楚的汉北地和上庸（湖北竹山），司马错又从蜀地出兵攻占楚的黔中郡（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湖北宜城）、邓（湖北襄樊）和西陵（湖北新洲），次年攻占了郢都（湖北江陵）。楚兵溃不成军，楚顷襄王逃亡至陈（河南淮阳）。秦将占领的楚的国土设立为黔中郡和南郡，楚的亡国只是时间问题了。秦楚形势图诅楚文
传为秦惠文王所作，属刻石文字，刻石内容为祈求天神保佑秦国获胜，诅咒楚国败亡。
赵的北向发展和长平之战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以后，赵国的军事实力有很大提高，在关东六国中也属于强国，尤其在燕破齐和楚被削弱以后，山东六国唯一能与秦抗衡者非赵莫属。公元前270年，秦赵战于閼与（山西和顺），赵将赵奢大败秦军。公元前266年，秦昭王任用范睢为相，范睢向秦昭王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这样既能破坏六国“合纵”，又能使秦牢固占有所占领的土地。公元前263年，秦攻韩的南阳（河南沁阳），使韩的上党郡与韩本国隔离开来。上党郡守冯亭以上党降赵，秦赵为争夺上党发生了著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赵军被困于长平（山西高平），因绝粮而全部降秦，秦将白起坑杀了四十余万赵卒。次年，秦乘胜进攻赵都邯郸，围攻两年多未能拿下，后来魏信陵君窃符救赵，秦兵解去。但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之围，赵的元气已尽，再无力量与秦抗争。邯郸故城遗址秦赵形势图秦灭六国由于秦在对外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到秦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攻占，南面还有巴、蜀和汉中郡、黔中郡、巫郡，疆域之大，六国罕有与之匹敌者。尤其是中原许多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都为秦所占有，秦的实力大大加强。而关东六国已次第削弱，秦对六国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吕不韦为相，吕不韦招致天下宾客，为灭六国作准备。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政，李斯为佐，秦开始大规模出兵消灭六国，同时用重金收买六国权臣分化其内部，以配合军事上的猛烈进攻。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秦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为代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至辽东。次年，秦决黄河水灌魏大梁城，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虏楚王，次年完全攻占楚地，楚灭亡。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虏代王嘉，燕赵两国灭亡。次年，秦灭齐，统一天下。秦灭六国图秦 王 政 像周的灭亡自春秋后期以来，周王朝的力量就已只相当于一个小诸侯国，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只有一、二百平方里，局限在成周附近一块很小的地区内，周天子徒有其名。公元前314年，周王朝的直辖区内发生分裂，分别形成了东周国与西周国，周王朝的最后一位天子周赧王居于西周国。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卒，西周国灭亡。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国，东周王朝的全部土地并入秦国，这一年距离秦统一天下尚有29年的时间。杨宽与《战国史》缪文远与《战国制度考》、《战国史系年辑证》田赋制度变化引起的相关变化：
1、“公田”与“私田”的界限逐渐消失。
2、由“三年一换主（土）易居”变为“自爰其处”。
3、出现“书社”：“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即把村社的户口、土地写画于版上，以便征取租税。被书于“版图”的村社被称为“书社”。
4、土地“公有”制逐渐被土地私人占有取代。礼乐制度的变迁礼崩乐坏和僭礼现象（鲁国三桓“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
法律取代礼乐，成为维护新的政治秩序的主要工具，礼乐流于形式。
越王勾践 吴王阖闾 楚庄王晋文公齐桓公楚庄王秦穆公 晋文公宋襄公 齐桓公春秋五霸军事制度的变化郡县征兵制的推行：军队征发由春秋时期的以宗族都邑为单位改为以郡、县为单位，军队成员也由以国人为主变为以农民为主，郡县的编户齐民成为主要兵源。
常备兵制度的建立：大都经过严格考选，入选者享受特殊待遇，立功者给予重赏。常备兵制度与军功制度相结合，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魏“武卒”、齐“技击”、秦“锐士”）
兵种的变化：步兵、骑兵取代车兵成为主要兵种。
作战方式的变化:大规模的步骑兵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车阵的冲击战。官僚制度是指根据人的能力、学识、才干和功劳选拔、任免、使用官吏的制度，宗族血缘关系不再作为官吏升迁进退的依据。
背景：宗族势力的式微、宗族家室逐渐变为编户齐民、士人阶层的兴起、国家管理的需要。
春秋时期官僚制度既不普遍，也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到了战国，逐渐形成了稳定而系统的制度，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依照法令或国君旨意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国家运转主要通过官僚进行，官僚政治彻底取代了宗族政治，官僚制度随之确立。
西周春秋的政治体制是军政合一、文武不分。战国官僚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官分文武，以相和将为其首脑。相为百官之长，位尊权大。关东诸国设相较早，而秦设相较晚，楚则始终没有设相，以令尹为最高官职，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将源于晋，为武官之长。三晋和齐设将较早，秦较晚。楚似未设将，以柱国或上柱国代之。
官吏选拔制度战国官僚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军功之士、文士、宗室贵族。其中，前两者是主体，后者居于次要地位。这三类人在各国官僚队伍中所占比重不尽相同，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功之士所占比重较大；在关东六国，则文士和宗室贵族比重较大。
选拔途径：一是通过军功入仕，二是游说自荐，三是荐举。
《韩非子 · 显学》：“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俸禄制度《荀子 · 议兵》：“佣徒鬻卖之道。”
《韩非子 · 外储说右下》：“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俸禄以粮食为主，偶尔也用钱币或黄金。俸禄多少取决于官位高低，单位则有“锺”（齐、魏等）、“石”“斗”（秦、燕等）、“担”（楚）。
俸禄制度的推行，将君臣关系变为雇佣关系，俸禄成为维系君臣关系的主要纽带，形成了“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的新格局。
战国时期的县制：
战国时期，县制已经普及，县的数量空前增加。它虽脱胎于春秋县制，但性质和功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县已变成地方政府，成为地方行政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最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它有如下特点：
1、县的设置有总体规划，每县的面积和户口数量有相对统一的标准，人口和土地有适当的比例关系。
2、县直属于国君，县级长官由国君任命，无世袭特权。
3、每年年终考核各县政绩，即岁终上计。
4、县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县丞、县尉等）。
5、县具有完备的地方政府的职能。
战国县制的上述特征，表明中国古代的国家结构在战国时代发生了本质变化，形成了新的格局。从政治形态看，县是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政府，县级政府相当于中央的派出机构，以实施中央意志亦即国君意志为唯一职能，政治上没有独立性。从辖土构成看，县的管辖范围不再局限于城邑及其四周地区，不再以城市为中心，而以农村为主，城邑不过是其衙署所在地而已。从政区划分看，地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行政组织代替了宗族组织。这些变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郡的起源与演变郡的起源很早，可上溯至西周。郡和县一样，都是由邑发展而来。早期的郡地位在县之下。郡的普遍设置大约在春秋晚期。
战国时期，郡由小变大，由低县一等演变为高县一级，郡下设县，形成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组织。这种郡辖县的郡县制，先从三晋地区流行开来，秦、楚、燕继之。
战国时代的郡多设在边地，主要是为了巩固边防，所以战国前期的郡具有军区的性质而非政区，其长官（守或太守）也由武官充任。到战国后期，郡逐步由军区向政区过渡，郡守也从单纯的军事长官向统管全郡军政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演变。秦统一后，郡作为军事防备区的历史结束，转变为中央和县之间的一级地方政府。郡守既是军事长官，也是行政长官，另设郡丞、郡尉协助郡守。”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郡、县、乡、里的地方行政体制最终定型。
战国时代只有齐国始终没有设郡，而设有与郡相似的”都“（设临淄、平陆、高唐、即墨、莒五都，号为”五都之兵“或”五家之兵“，是齐军主力。都的长官称都大夫。都的地位高于县。）。士阶层的兴起与稷下学宫士的起源很早，但直到春秋时期，士大多数还都是有公职的，地位上属于低级贵族，他们有一定量的“食田”，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能文能武，有权参与政治活动，也是国家军事力量的中坚。不过因为社会上可供士占据的公职毕竟有限，因此士阶层的人数大体固定，规模也很小。据清代经学家沈彤《周官禄田考》统计，春秋时期的士总共不足38000人。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尤其是民间聚徒讲学风气的兴起，社会上涌现出大批知识分子，士的定义和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的士成为一种关于个人能力和人格的称谓，而不受国家、宗族以及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士，人数最多，品类也最杂，上至卿相，下至鸡鸣狗盗之徒，都可以称为士。一些普通人家的子弟，往往是通过学习文化和努力奋斗而上升为士，战国时期的很多政著名人物，比如张仪、苏秦、范睢、李斯等人，就都出身于平民阶层，最后成为有为的政治家。而当时的各国君主为了富国强兵的需要也都积极延揽士人，这样就为士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使之成为当时的社会、政治舞台上非常重要的角色。战国士的分类武士：国家武装力量（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士；贲士；剑士；死士；甲士、介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侠士（侠、节侠士、游侠、烈士）；力士。
文士：道德型（通士、公士、直士、悫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等）；智能型（文学之士、学士、法士、辩士、游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有能之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吏士：司法官的属吏（乡士、遂士）；基层临民的官吏；泛指各种属吏。
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即手工业者。
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士。
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类的士人。
其他：勇士、国士、秀士、俊士、烈士、豪士、豪杰之士、豪杰、厮养士、车士、都士。
士的核心是文士和方术之士。在知识分子大量涌现的情况下，齐国从田齐桓公开始，就在其都城临淄西郊的稷下设置学宫，称稷下学宫，吸引诸多学者前往讲学著述，形成了一个影响极大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心。战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如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慎到等人，都曾在稷下受过很高的礼遇，他们虽分属不同的流派，但都可以在此自由的进行学术讨论，著书立说，教育弟子，并在争鸣中取长补短 。稷下学宫的存在，有力的支持了百家争鸣的开展，也是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的一个缩影。稷下学宫的规模也相当大，能容纳几千名学生在此学习。
稷下学宫从齐威王时开始兴盛，到齐宣王时达到极盛。齐湣王时，燕军攻破临淄，稷下学者纷纷散去。待田单复国以后，齐国政府重开学宫，直至齐国被秦国所灭，稷下学宫一共存在了150年左右的时间，为促进战国时期文化与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墨家和墨子墨家创始人墨翟，鲁国人。墨子生活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是一位平民思想家，他的学派在当时曾号称“显学”。墨子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项主张。尚贤、尚同是主张选拔贤能之人来治理国家，节用、节葬、非乐是反对君主和贵族的奢侈无度和厚葬久丧。墨家尊天事鬼，天志、明鬼就是认为人的行为是受上天、鬼神监视的，不合于天理即会遭到天谴，但同时墨家反对天命观念，认为人的贫富寿夭与天命无关，而与个人的努力有关。墨家竭力宣扬“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主张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都要相互友爱，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家又提出“非攻”的主张，反对当时以强欺弱的残酷战争。
墨子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不深，他只是针对社会的缺点问题而发，有用就是真理，国家昏乱即谈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即谈节用节葬，国家昏乱就谈天志明鬼，国家被侵凌即谈兼爱非攻，有时还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墨家学说在战国初期曾经盛极一时，但战国以后便烟消云散，这与他的理论较浅并有较强的时代性是分不开的。儒家和孟子、荀子儒家在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有孟轲和荀况，他们各自从性善和性恶的角度出发，对孔子的学说进行了发展。
孟轲邹人，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学说的出发点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源头。世界上之所以会有众多丑恶现象，是由于人们受到外界事物的惑溺，善性得不到充分阐扬造成的。
在性善论的支持下，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要求国君为人民做出榜样，从而引导社会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的仁、义境界。孟子还为施行仁政制定了相当具体的方案，即“制民之产”，他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百姓若无恒产必定大量陷于刑罚，影响君主的统治。制民之产的具体计划就是使每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样人们就会服从君主的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孟子还提出了十分具有民本主义倾向的政治主张，其认为民心向背上一个王朝兴衰的关键，他的著名论断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尧、舜、文王是施行仁政的典范，因此其学说中言必称尧、舜、文王，“法先王”是他的一个重要主张。他的这些思想看似完善但却十分脱离战国中期的社会现实，因此注定得不到实施。
荀况又称荀卿或孙卿，战国晚期赵国人。荀子学说的基础是性恶论，他认为人的天性就是“好利”、“疾恶”、“好声色”，这种天性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发生争夺、残贼、淫邪等罪行，从性恶的角度出发，荀子提出了他的一系列礼治思想。他认为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作出确定的利益划分，人们才会免于争夺，“分”的枢纽就是“礼”，即贵贱等级制度。礼治之外，荀子还有法治思想，其认为法是维护礼治的重要手段，但在法礼关系上，荀子认为，礼是由圣人或者先王制定的，法只是礼的具体化，因此人治胜于法治。与孟子不同，荀子在政治上主张“法后王”，其认为后王的礼仪制度详细清楚，效法起来比较容易。道家和庄子道家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名周，宋人，其生活年代大约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的学说基本上是祖述老子的观点，但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大体上说，他的思想核心是相对主义，表现在政治上是无政府主义。庄子指出，人们日常所见事物之间的差别，都是从特定的角度、相对于某一特定的标准才出现的，而不是绝对的，他在《齐物论》一篇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证明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所谓美丑、死生、贵贱、是非都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标准。正是在这种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庄子一生都在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和个性的完全独立，希望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自由境界，实现彻底的解脱。
庄子的政治理想与老子近似，他所向往的“至德之世”是一个不需要礼乐制度、不需要仁义道德、不需要任何文明发展的世界，他的理想国是“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与战国时期的其他思想家相比，庄子在政治理论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建树，但庄子所追求的并不是对治国方略的研究，他所致力的主要是对个人生命境界修养的探索。法家和韩非战国时期法家的著名人物有商鞅、申不害、慎到和韩非等，韩非晚出，但他的思想兼综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之长，并有比较完整的著作流传于世，因此习惯上以韩非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韩非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变化发展的，他认为从上古的燧人氏、有巢氏到夏禹，人类的物质生活逐步改变，如果有人在夏禹时代还去钻木取火、构木为巢，其势必为鲧禹所嘲笑；同样，如果有人在当世还去颂扬尧舜、汤武，那也势必为当世的君主所嘲笑。所以他认为应当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以法治和暴力代替仁义。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国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应当并重，君主在制定出法律以后，还要有一定的权势，否则政令便贯彻不下去。此外君主还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就难以巩固。他以商鞅、申不害为例，说明只重法或者术是有缺陷的。韩非的法、术、势三者并重的观点是后世实行专制主义集权政治所一贯奉行的法则。
韩非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从这点出发，治国便离不开刑赏，他不但主张用刑法，而且强调用严刑峻法。他的专制主义主张一直扩大到思想领域，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的主张在秦统一全国以后得到了实现。其他学派阴阳家：阴阳五行学说根源于西周时期产生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是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加杂一些宗教、巫术和迷信的内容，用以解释日常所接触到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其代表人物邹衍更是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创立了五德终始说，他的说教在秦汉两朝得到了应用。
名家：名家的代表人物为公孙龙子，其主张把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分离开来，在纯粹语言符号上进行运算与探索，并从中寻找一个抽象的、超越语言之上的“道”，著名的“白马非马论”就是名家的代表性论题。但这种不顾事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间的内在联系，流于概念游戏和诡辩的思潮很快就湮灭了。兵家：战国时期兵家的代表人物是孙膑，孙武的后代，其所著《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认为寡可胜众，弱可胜强，强调灵活运用战法和进攻战略，重视对城邑的攻取和对阵法的运用。战国时期著名的兵法著作还有《尉缭子》、《吴起兵法》、《商鞅兵法》等，可见军事学在当时也是较为发达的一门学问。
纵横家：以苏秦、张仪为代表，他们或是主张六国联合抗秦（合纵），或是主张助秦破坏六国联盟（连横），他们的游说辞为当时的游说之士所传习，称为“纵横家书”。传世的《战国策》以及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这一学派的重要著作。诸子学说述评“（先秦诸子）大抵先起者为儒墨，孔丘、墨翟皆鲁人，其学风所被，亦以齐鲁东方为盛。继起乃有法家、兵家、纵横家，如李克（悝）、吴起、商鞅、尸佼、申不害、公孙衍、张仪之徒，则三晋之士为多。论其学术，不徒先后有殊，亦复东西有别。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重。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变，此为儒墨两家所同。其后道家继起，其论学态度亦复同也。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其用意所在，仅就现状粗为革新，并不能注意及整个之社会，全部之人生。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则法家、兵家、纵横家皆然。”
——钱穆《秦汉史》，第95页，三联书店，2004年版。“吾国学术，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一也。两汉之儒学，二也。魏、晋以后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四也。宋、明之理学，五也。清代之汉学，六也。现今所谓新学，七也。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礼学家虽然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学，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而。”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