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小说复习备考：第八单元 虚构

第八单元　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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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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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会作品的内容与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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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虚构”对于小说表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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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虚构”“事实”“真实”“想像”这些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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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养学生在写作中的虚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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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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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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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尔赫斯及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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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前后，拉丁美洲文学出现兴盛局面，出现了胡安·鲁尔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卡彭铁尔、富恩特斯等一大批文学大家，被称为“拉美文学大爆炸”。作为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的地区，拉丁美洲能出现如此灿烂的文学景观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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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便是在“拉美文学大爆炸”中凸现出来的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和诗人，为阿根廷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声誉。智利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认为他是“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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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是一个以书为生的作家。他一生都生活在图书馆中。小时候他就沉浸在父亲巨大的藏书室中，1937年他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市立图书馆担任助理馆员。1955年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直到1973年退休。读书是博尔赫斯生活中一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活动，而且对他的写作意义重大。他曾说：“我是一个作家，但更是一个好读者。”读书使博尔赫斯的视野非常广阔，而且，由于读书在生活中的比重很大，与大多数作家不同，是书籍而不是生活成了博尔赫斯的写作源泉。他的作品往往是对以往作品的重写，重新拼贴，他玄想式的写作方式也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因而他是一个“学院气”“书卷气”非常浓厚的作家。在他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的双目已经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无苦涩地写了一首诗向上帝致敬：“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或许失明对于一个“玄想型”的作家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他仍以口授的方式继续写作，成就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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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最初是以写诗成名的，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随后又推出了两部诗集。迟至1935年，他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世界性丑事》。他还写作了大量散文和随笔，但在博尔赫斯这里，散文和随笔与小说的界限往往难以确立，有的散文读起来也像小说。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他的作品都是短章。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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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对世界各国带有玄想色彩的作品都非常关注。他曾经给中国《聊斋志异》的阿根廷译本作过序。作为幻想文学的先驱，卡夫卡对博尔赫斯也有一定的影响。博尔赫斯曾经翻译过卡夫卡的作品，还写过一篇名为《卡夫卡及其先驱者》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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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他的小说总是奇峰突起，悬念丛生，读者很难预测其情节推演的走向。他总是想方设法地玩一些花样，正如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所说：博尔赫斯的叙述“回答了当代小说的一种深刻需要──对技巧的事实加以承认的需要”。其作品文体干净利落，文字精练，构思奇特，结构精巧，小说情节常在异国情调的背景中展开，荒诞离奇且充满幻想，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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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与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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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单元虚构[]第八单元虚构《沙之书》讲述一个波澜起伏的小故事。虽然短，但并不妨碍作者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施展他叙述的才能。他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一本“无限之书”。这本书像沙子一样无始无终，页与页之间总还有其他的页，无穷无尽。小说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沙之书”奇妙特性的显现；一是“我”将“沙之书”藏在图书馆里。在作品的开头，读者根本不可能想到会有这样一本“沙之书”；而当读者读到小说中间时，也根本不可能想到“沙之书”最后的结局是被藏到了图书馆里。博尔赫斯的小说就是这样，总是让人充满期待和惊喜，让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当读者读完全篇，又能有无穷的想像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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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终生与书打交道的人，设想出这样一本“沙之书”，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顺理成章的。《沙之书》出版于1975年，而1941年，博尔赫斯就曾经写过一个名为《巴别图书馆》的短篇。在那个短篇里，博尔赫斯把宇宙想像为“一个数目不明确的，也许是无限数的六面体回廊所构成的图书馆”。那个“巴别图书馆”同样是一个无限之物，和“沙之书”一样，也是一个关于无限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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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曾经说：文学即游戏，尽管是一种严肃的游戏。《沙之书》这篇小说可以看成是一篇游戏之作，是老年博尔赫斯童心未泯的标记。但同时，“沙之书”所代表的“无限之物”，也可以做多方面的阐释。它可以看做是对无穷尽的存在的隐喻，可以看做是无限时间空间的模型，可以看做是对人类浩瀚知识的象征，还可以看做是对文学的某种认知：制造一本无始无终的小说。博尔赫斯所钟爱的卡夫卡的小说其实就近似于无始无终的小说。卡夫卡的长篇都是没有写完的，但没有写完可能恰恰是卡夫卡的长篇所应有的结局，因为现代人的荒诞生活同样是未完成的，还在向未来延伸。www-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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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是某种神秘之物，小说主人公“我”对待它的态度先是好奇，然后是钻研，然后发现对它了解得越多，则不了解的部分也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然后迷失于无法自拔的敬畏，再然后是恐惧，最后是逃避。这个过程前面的几个步骤和人类科学探索的步骤是一样的，只是最后一步：是逃避还是坚持显示了博尔赫斯与崇信科学的人的分歧──对于笃信科学万能的人来说，他们会用进取的心态坚持；而对于相信神秘主义的博尔赫斯来说，在令人敬畏之物面前，他会选择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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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沙之书》提供了一个人遭遇“无限之物”的心理感受过程，这一经验是新鲜的、独到的，因而是迷人的。2·1·c·n·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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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虚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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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玄想型”作家，虚构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在《沙之书》里，作者虚构了一本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沙之书”。这是小说的核心意象，是整篇小说得以存在的支点。为了让这本书显得合情合理，作者设置了小说的其他附属情节：一个去过孟买的《圣经》推销员、交易的详细过程、我面对“沙之书”的先喜后惧以及“沙之书”的最后下落，这一切使故事丰厚起来。之所以把“沙之书”的来源地确定为印度的孟买，源于博尔赫斯对东方的神秘想像，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以东方异国情调为背景的。这之间有一个神来之笔：“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这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充满幽默和睿智的想像，同样有助于使叙述显得煞有介事。在这些情节中，除了这本“沙之书”是非现实的之外，其他的都是现实生活场景。这些现实生活场景让“沙之书”也显得像一个现实之物一样合情合理。这里涉及到博尔赫斯对待虚构和幻想的态度：他想努力抹去幻想和现实的界线，让虚构嵌入现实之中，与现实浑然一体。似乎对他来说，幻想即是现实，现实也是幻想，生活之中处处有神迹。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曾说：不是艺术模仿了生活，而是生活模仿了艺术。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同样可以说：不是小说应该遵循现实的逻辑，而是现实应该向小说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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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虚构的合理性借助于几何原理。这篇小说在开头部分即阐述了一些几何方面的基本原理：“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尽管作者接下来又说：“不，这些几何学概念绝对不是开始我的故事的最好方式。”但显然，幻想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这种几何无限性的基础上的。在作品中广泛地引入几何原理作为作品的工程支柱是博尔赫斯的惯用手段。他有一篇名为“死亡与罗盘”的小说。这篇侦探性质的小说的核心结构其实是由两个几何图形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菱形。已经发生的三起凶杀案的地点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但侦探从种种迹象推断，凶手最终的目的是构成一个菱形。于是他赶往可以与前三个点构成菱形的第四个点去缉捕案犯，不料却落入了案犯设下的陷阱。原来这一切都是案犯预谋好了的。案件的发生地最终组成了一个菱形，但被害者却是侦探本人。这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博尔赫斯的迷宫之一，但实际上它并非什么迷宫，不过是两个简单的几何图形的转换而已。几何模型是博尔赫斯用以想像世界的一个直观方法，同时也是博尔赫斯用以生发想像的核心要素。对这些几何原理的借用被认为是博尔赫斯小说富于哲理性的证明。几何思维使博尔赫斯的小说显得异常清晰明澈。正如美国批评家约翰·厄普代克所说：“这些他在头脑中构思的短小篇章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恰切，他练成了把模糊的观念和更模糊的情感澄清为具体形象的本领。”中国作家余华也曾说：“在我看来，他和中国的鲁迅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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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的开头一段博尔赫斯即表明了他对待虚构的态度：“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时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儿不假。”这里，“人们”可以理解为是那些主张写作忠于现实的人，他们的小说强调尽可能地贴近现实，但在博尔赫斯看来，反而可能是“虚构”的；而他的故事虽然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可能反倒是“一点儿不假”。这和博尔赫斯对“虚构”一向的看法有关。在《论惠特曼》一文中，他说：“一件虚假的事可能本质上是实在的。”对博尔赫斯而言，虚构是艺术创造的根本点，是抵达更高实在的方式；通过虚构，写作这门活动往往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心灵的复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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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沙之书》为例，尽管我们在现实中谁也没有看见过这样一本书，但我们都曾经被无限的星空所震撼，被无穷尽的人类历史卷入沉思。《沙之书》所表达的正是人类面对无限之物时心灵的真实深度。这样，“沙之书”便类似于一种透镜，它来源于人类的智慧，可以穿越现实的障碍。《沙之书》证实了“虚构”作为一种写作方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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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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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夫卡及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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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流传广泛、被谈论得极其频繁、影响到的人不计其数，还在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一旦遭遇困境时，就会自然地想起卡夫卡，并意识到他作为一个预言者和先知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述“我们所需要的书，必须能使我们读到时如同经历一场极大的不幸；使我们感到比自己死了最心爱的人还痛苦；使我们如身临自杀边缘，感到因迷失在远离人烟的森林中而彷徨──一本书应该是我们冰冻的心海中的破冰斧”，卡夫卡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利斧，能让陷身于现代社会的人们真切地意识到自身欲罢不能的“结构性”困境（比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被制度所“异化”等）。美国诗人、剧作家奥登评价卡夫卡时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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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曾获得布拉格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担任公司职员。他的作品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写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写东西是他解决心灵苦闷的手段。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共九卷。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的，引起文坛轰动，在西方掀起了一阵“卡夫卡热”。他短暂的一生给后人留下的主要是三部未写完的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审判》（1914—1918）《城堡》（1922）和以《变形记》《判决》《饥饿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几十部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私人信件、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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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一般是和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贝克特等人一起被人们谈论的，他们都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派文学发端于19世纪晚期，兴盛于20世纪前期，是西方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又一重要文学形态，多用变形、扭曲、实验性的手段来表达人类的现代性困境，分支流派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卡夫卡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作品的色调似乎总是灰色的，揭示出人类普遍的孤立和疏离，展示人如何在世界的迷宫中找不到出路，只剩下迷惘、绝望以及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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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本人对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兴趣，他曾经接触过《中国抒情诗》一类的读物，在他的作品中，更有不少对中国的想像，如他有一篇小说名字叫“中国长城建造时”。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也曾经出现过“卡夫卡热”。时至今日，卡夫卡仍然是在中国被谈论得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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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与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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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桶者》是卡夫卡的一个短小精美的短篇小说。《卡夫卡文集》中有大量这样的短小的叙事片段，它们应该都是卡夫卡随兴所至的产物，对于他来说，这些片段的产生反映了他彼时彼刻的感触和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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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于1917年寒冷的一二月间，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最艰苦的一个冬天的真实情况：缺煤。一个穷得买不起煤的人想去向煤店老板借煤，他不是拎着煤桶走着去的（像惯常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而是骑着煤桶飞着去的。结果可想而知：他没有借到煤，反而被煤店老板娘的围裙扇到了冰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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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对一件悲惨的冻馁事件做了冷峻的幽默处理。叙述语调谈不上严肃，相反带有一点冷幽默的感觉。如作者注意到的细节：火炉里透出寒气；作者使用的比喻：天空像一面银灰色的盾牌一样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煤桶骑士的自我宽慰：“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设想骑桶飞翔这样一种方式；结尾被妇女的围裙扇走等。这些地方，都有一种辛酸的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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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人公煤桶骑士像卡夫卡小说中惯常的主人公一样，是个猥琐的小人物。他战战兢兢，自怨自艾，面对一个强大的外部世界全然无力。他选择飞翔这种方式是因为他害怕失败，所以他飞着去，并且随时准备撤走，而且他的要求是最卑微的──“一铲最次的煤也行”“如果你们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和煤店的人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接触，整个借煤事件显得很不真实，仿佛是借煤者本人的一次妄想症发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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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延续了卡夫卡小说一贯的主题：人与世界的不通融性。这是一次借煤的失败，也是一次交流的失败。但卡夫卡并没有谴责什么，他的小说不指向“阶级斗争”这样奋发有为的主题，而是暗含了一种内向的自省：交流的不成功是否有可能是因为交流的方式有问题？而交流方式的不恰当难道不正是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点导致的吗？借煤的失败不是正面交涉的失败，而是因为借煤者选择了飞翔的方式，而如果煤店老板并没有确切地看到你，听到你，他们没有借煤难道有什么值得责怪吗？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借煤”看做是发生在作者想像里的一件事，这件事强调的不是煤店老板（娘）的狠心，而是借煤者对世界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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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最后一句视角的变化意味深长。小说的叙述人一直是“我”，都是从“我”的视角来写的，但在“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的这一刻，小说的视角其实已经从“我”转化为地上人的视角。“我”每天都可以见到自己，不会永远消失，只有从地面人的视角来看，“我”才会永远消失。这个“永远消失”有点像赌气的孩子，而这个视角的转移似乎也可以看做是“我”彻底弃绝世界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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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虚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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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在小说发展史上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是重新处理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小说究竟是不是应该写得像现实一样让人信以为真？虚构在小说中应该如何有效地伪装起来？这些问题曾经一直困绕着小说作者。米兰·昆德拉把卡夫卡的小说比喻为“梦的呼声”。他说：“19世纪沉睡中的幻想被弗朗茨·卡夫卡突然唤醒了。卡夫卡取得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但他们自己从未真正取得过的成就：梦幻和真实的融合。实际上，这是小说由来已久的美学抱负，诺瓦利斯曾暗示过，但它的实现却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世纪以后惟有卡夫卡发现的炼金术。卡夫卡的巨大贡献并不全在于他跨出了历史发展中决定性的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他出人意外地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看到在小说这块场地上幻想能像在梦中一样爆炸，小说能够从看似难以摆脱的逼真性要求中解放出来。”在这之前，并不是没有作品处理好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但只有到了卡夫卡这里，这种行为才被提炼为一种小说史理论。正如博尔赫斯在他的《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中所说的：“这些例子的每一个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没有写，我们就不至于觉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说，特色根本不存在。”而卡夫卡跨越现实与虚构的门槛似乎那么简单，仅仅用了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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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骑桶者》这篇小说里，卡夫卡虚构了一个“骑着木桶飞翔”的形象。这是小说的一个核心情节。飞翔本来是一件浪漫和美好的事情，但在这篇小说里，飞翔却成了让人心酸的举动，因为它的目的是去“借煤”。这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谓的用“轻”来化解“重”的文本。缺煤、寒冷、乞求，这都是一些沉重的主题；“飞翔”则是一种很轻灵的举动。在这里，“轻”中和了“重”，让作品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而且让作品的层次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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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想，如果作者用一种沉重的笔触写主人公拎着煤桶去借煤，被拒绝，作品可能会是惯常看见的“控诉型”小说：主人公是值得怜悯的，煤店老板（娘）是值得谴责的，作者和读者的态度都是同情主人公的，这样的作品内涵和指向就比较单一。而现在这样用“轻”来处理“重”，则使每一方都有两个或更多的层面：主人公的处境是悲惨的，但他同时又是自嘲的，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他畏缩、自卑、惶恐，是一个立体的人；煤店老板娘是否值得谴责也变得不确定了，因为她是否真的听到了借煤者的吁求是不确定的：飞翔的方式避免了她和借煤者的正面接触；作者的叙述表面上是冷静的，甚至是冷嘲的，但内里却有深切的同情，而且，他的表达目的不再限于具体事件，而是凸现了爱与沟通的匮乏，以及一种心灵的饥饿；读者不是被一味的沉重压住，而是体味到一种“含泪的笑”，关注到主人公自身的惶恐，甚至可以上升到“人与人无法沟通”这样的形而上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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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桶飞翔”这个情节使小说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完全区分开来。“借煤”这个最现实的问题被虚化了。借助于“飞翔”，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还是仅仅只是在幻觉里进行。作者在文中暗示了“借煤”的幻想性：“‘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而紧接着，错觉果然被证实了，老板娘说：“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这一细节将借煤事件彻底置于似真似幻的氛围中，让人怀疑它只是发生在幻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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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桶者》典型地体现了卡夫卡小说处理虚构的特点。主人公对幻想与真实边际的跨越是直截了当、不容分说的。木桶说腾空就腾空，一点准备也不给读者，就像《变形记》中主人公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一只大甲虫一样，都是顷刻间的事。它让读者直接面对这种幻想的现实和结果，丝毫不需要铺垫。当然，木桶的腾空仍有其现实性以及心理逻辑的真实，它是木头的、空的，它太轻了，同时它承载的其实是人类最可怜和最基本的希求和愿望，是匮乏时代的象征。而木桶空到可以腾空的地步也可以看做是用夸张的手法写极度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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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尔赫斯一样，卡夫卡并不认为原原本本地摹拟、再现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的作品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不要这种“表面的真实”，而要揭示“内在的真实”（以绘画为例，在卡夫卡看来，照片是最不真实的，而毕加索的绘画作品则是最真实的）。同样和博尔赫斯相似的是，卡夫卡总是把虚构自然地嵌入现实之中，仿佛天然如此。他的故事从总体上说是荒诞的、夸张变形的，但有相当多的细节描写又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对生活细节、场景细节、生理活动等的细致描写绝不亚于现实主义作家。从《骑桶者》中对骑桶者细致的环境、心理、语言描写，可以印证这一点。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指出：在卡夫卡的笔下，“由于细节所诱发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必须明白，没有这种恰恰在次要细节中显现的现实主义的‘比比皆是’，则对我们总体存在中所产生的魔幻的不断召唤，就会把梦魇降低为一种牧师的说教。所以卡夫卡作品的整体上的荒谬和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卢卡契的意思是如果缺少细节上的现实主义基础，卡夫卡的小说就会变成与传统寓言一样的说教，故事本身由于缺少形象的生动性、完整性而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理念的附庸。借助细节上描绘的精确性，心态上的逼真性，卡夫卡的作品能让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真实，一切都变成了现实的、可触摸到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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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话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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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虚构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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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虚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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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一切叙述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虚构。叙述，是用语言来复述现实，这种复述不可能是完全再现现实的，总会和现实有出入。一分钟前发生的车祸，让不同的目击者讲，会有细微的差别，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叙述不可能和现实严丝合缝，因为叙述者必定会在叙述的过程中受到自己主观意识的影响。因而，虚构是天然存在于小说中的，不存在没有虚构的小说。区别只在于虚构成分的多少和作者对待虚构的态度。【出处：21教育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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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描述小说的起源：“……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像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讲，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0页。鲁迅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而神话则起自先民对于不可理解的事物的解释和想像。这样说来，从源头上来说，小说就和虚构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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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构意识的逐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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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小说从源头上说与虚构有血缘关系，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经历了很长一段否认小说是虚构的时期。作家认为自己写的是真实情况，读者也是把小说当做真实的事件来看待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小说是由史传这一母体里生成的，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历史文体的尊重，追求客观，讲究实际；虚构或杜撰是万万使不得的。所以，那时的小说根本不同于今天的小说，它在当时主要是作为正宗历史著作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的，因而又被人们称做“正史之余”或者“野史”。小说在中国的文体自觉与繁荣，正是摆脱了史传的钳制之后才出现的，即人们所说的“史统散，而小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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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西方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许多小说家都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做历史或传记来创作。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曾这样振振有词地说过：“小说家只能把自己当做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叙事当做历史，除此之外真难以想像他还能把自己当做什么。只有做一位历史学家，他才有最起码的确认的地位，而作为虚构事件的叙事者，他就毫无地位；为了使他的企图得到某种逻辑的支持，他必须叙述那些假定是真实的事件。这种假定充斥着最严肃的讲故事的人们的作品，同时也激励着他们的创作。”有鉴于此，现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当时更受西方小说家们的青睐。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些小说非常喜欢使用这样一种开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事实证明，这样的开头对于套牢读者的目光的确十分奏效。因为对于所有的故事，读者都是怀有真实期待的。倘若某个故事无法让读者感到真实，读者便会觉得自己的热情受到了侮辱。不过，在此需要弄明白的是：真实并不就等于事实。真实感的产生也不一定依赖于对事实的遵从。这一点我们还会在后面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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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之后，虚构对于小说的意义得到全面认定。虽然在此之前也产生过许多伟大的虚构作品，但小说史意义上对虚构的确认却是通过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的努力而实现的。米兰·昆德拉不加隐讳地告诉别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的。我是小说家，而小说家不喜欢太肯定的态度。”普鲁斯特则宣称，在整本书中，“没有一件事不是虚构的”。最富有个性的表述是由纳博科夫来完成的：“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着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他终于被狼吃了，从此，坐在篝火旁边讲这个故事，就带上了一层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个孩子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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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家则给出了小说的定义：“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的故事。”至此，虚构对于小说的意义得到全面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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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家对待虚构的三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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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进行虚构，往往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煞有介事，写得像实有其事，尽管内容是荒诞不经的。这样的小说家可以以博尔赫斯为代表。谁都知道博尔赫斯的小说是从来不与现实生活沾边的，用秘鲁小说家略萨的话说，他所建构的那个“小小的虚构世界，里面布满了老虎和知识渊博的读者群，充满了暴力和奇怪的宗派、胆怯和孜孜不倦的勇敢精神；那里面，话语和梦幻代替了客观现实；那里面，论证想像力的脑力劳动压倒了一切生命表现”。但博尔赫斯喜欢在作品中添加一些看似严谨的证据，把小说打扮得跟论文一样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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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小说家显得不像博尔赫斯那么狡黠，他们愿意老实承认自己的小说就是虚构，是自己脑子里的产物。比如塞万提斯在他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里，一开头就不忘写下这样一个“交代”性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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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闲的读者，这部书是我头脑的产儿，我当然指望它说不尽的美好、漂亮、聪明。可是按自然界的规律，物生其类，我也不能例外。世上一切不方便的事、一切烦心刺耳的声音，都聚集在监牢里；那里诞生的孩子，免不了皮肉干瘦，脾气古怪，心思别扭。我无才无学，我头脑里构想的故事，也正相仿佛。如果生活安闲，居处幽静，面对旷野，又值天气晴和，心情舒泰，那么，最艰于生育的文艺女神也会多产，而且生的孩子能使人惊奇喜欢。有的爸爸溺爱不明，儿子又蠢又丑，他看来只觉韶秀聪明，津津向朋友们夸赞儿子的伶俐逗趣。我呢，虽然好像是《堂吉诃德》的爸爸，却是个后爹。亲爱的读者，我不愿随从时下的风气，像别人那样，简直含着眼泪。求你对我这个儿子大度包容，别揭他的短。你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你有自己的灵魂；你也像头等聪明人一样有自由意志；你是在自己家里，一切自主，好比帝王征税一样……所以，你不受任何约束，也不承担任何义务。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意见，不妨直说：说它不好，没人会责怪；说它好，也不会得到酬谢……2-1-c-n-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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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塞万提斯简直是在破坏传统小说的写法，他并没有试图让我们把他的小说与真实的历史混为一谈。他在坦白地告诉我们，他就是在写小说。不过，还有一些跟博尔赫斯和塞万提斯截然不同的作家，如卡夫卡，他既不说自己的小说是真实的，也不说自己的小说是虚构的，完全是一副信不信由你的暧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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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构使我们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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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说家为什么要“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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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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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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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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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说：一种想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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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小说是一种想像的艺术，它在造物主创造的第一世界之外又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虚构世界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像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所说的那样：“尽管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容取消的界限，然而，它们两者却都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处于经常的相互运动中；在它们之间产生着不停的交换，类似于有机物质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不停的交换：只要有机物是活动的，它就不同这个环境融合；但是，如果把有机物与环境拉开，那么有机物必定死亡：作品与其中被描绘的世界都进入了现实世界，并使之丰富，而现实世界也进入作品和进入作品中被描绘的世界，无论是在作品的创造过程中，还是在其后的生命中，在听众和读者的创造性的理解中作品经常被更新。”在巴赫金看来，“作者不论是怎样一个现实主义者并真实地描写，被他描绘的世界永远不可能在时空关系上与这个描绘的作者──创造者所处的、描写时的现实世界相等同。”根据巴赫金的论点，所谓客观的“写实”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似的想法而已，现实世界永远不可能凭藉“写实”被抄袭。何况，抄袭现实也不是小说的职责，抄袭现实只能把小说的能力降低。小说必须伸展自己想像力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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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略萨曾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他说过：“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他还说过：“虚构不复制生活；它排斥生活，用一个假装代替生活的骗局来抵制生活。但是，它以一种难以确立的方式完善生活，给人类的体验补充某种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而只有在那种想像的、通过虚构代为体验的生活中才能找到的东西。”不像传统的小说家，现代小说家对小说本身表现得相当乐观和信赖，小说所要求的想像力足以保障他们成为现实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仆。“写实”之于他们压根就不是一个问题。传统的小说家善于从生活的角度来要求小说，现代的小说家却喜欢由小说的角度来要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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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说、生活及二者间关系的这种个性理解，正是能够诞生诸如布尔加科夫、科塔萨尔、博尔赫斯、巴思、纳博科夫和冯尼格等幻想小说大师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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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一部分现代小说家在向想像世界挑战的同时，甚至流露出对现实生活的“蔑视”。伍尔芙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要是认为文学直接来自于生活中的素材，那就想错了。”伍尔芙对自己的想像始终显得十分自信，而她的《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以及《海浪》等诸多杰作也让我们不能不承认她的自信不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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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想像中──普鲁斯特曾被迫在伍尔芙之前就这么做了。1906年，35岁的普鲁斯特因为严重的哮喘病和过敏症，不得不躲在墙壁贴以软木、帷幔四垂的房间里深居简出，为此他感叹“多么渴望看到白天，多么渴望生活，可望而不可及，得不到满足”。然而，他还是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经典之作。普鲁斯特的写作事实至少证明了想像对于保证一部小说的成功是完全有能力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伍尔芙和普鲁斯特对生活的远离，反而刺激了他们在想像世界中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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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他在虚构的世界里走得更远，也更为彻底，他曾这么说过：“切斯特顿说过，现实的东西比想像的东西更古怪，因为想像的东西来自我们，而现实的东西却来自无限的想像，来自上帝。喔，让我们设想一部关于幻想世界的百科全书吧。那个想像的世界，它的历史，它的数学，它的宗教，那些宗教的异端，它的语言，那些语言的语法和哲学，一切的一切，将变得更有条理，就是说，对于想像来说，它们比现实世界更容易接受。在现实的世界上，我们不知所向，我们会觉得它是一座迷宫，是一团混乱。”原来如此，在博尔赫斯那里，虚构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可信，是想像而不是现实更能令他感到亲切。博尔赫斯的这番话为自己生存在小说之中找到了中肯的理由。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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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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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虚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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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骑桶者》，虽然只是在揭示一个贫困者的窘状和有产者的自私无情，但恰恰是由于作者动用了夸张的想像，让木桶飞了起来，于是，这个平常的题材便被“陌生化”了，通过一种奇异的审美力量，使这一平常的题材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展现。也许生活中的有些寒冷可以让我们忘却，但《骑桶者》中写到的寒冷却绝对无法让我们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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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小说的力量，这就是小说通过虚构和想像获得的力量，谁还愿意继续对小说家的谎言说三道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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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人的虚构智慧让我们看到，单纯的写实对于小说世界来说，该是多么的匮乏。难怪有人会这么说：“惟那些富有想像力和反现实冲动的文学家艺术家才是真正现实的，而紧贴着现实经验的人则永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文学家艺术家，理由十分简单──只要贴着现实，文学艺术就成了十足多余的摹本，于我们的绝对自由丝毫无益，它不过助长了我们的对现实经验的热中，这其实根本无需由文学艺术来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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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在他一篇名为《论想像的力量》的随笔中，开篇摘引了时人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强劲的想像产生现实。”这就是说，想像不仅仅来源于现实，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过来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起到丰富我们现实的功用。而在有些时候，现实正是借助于我们的虚构和想像才得到丰富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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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小说所营造的那个虚构世界以足够的尊重。小说毕竟是一种艺术创造，它的真实有权不提供现实的必然，而是呈现艺术的可能。正如略萨所说的，小说的“想像力为在我们有限制的现实和无节制的欲望之间不可避免的离异产生出一种灵敏的缓冲剂，即：虚构。由于有了虚构，我们才更是人，才是别的什么，而又没失去自我。我们溶化在虚构里，使自己增殖，享受着比我们眼下更多的生活，享受着我们本来可以过上的更多的生活”。21·世纪*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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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认为：“整个可见的宇宙不过是个形象和符号的仓库，想像力给予它们位置和相应的价值；想像力应该消化和改变的是某种精神食粮。人类灵魂的全部能力都必须从属于同时征用这些能力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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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说谎”仅仅是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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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自由与特权都注定是要有限制的，小说的虚构和想像也不例外，它必须遵从相应的艺术法则。小说家的谎言不是江湖骗子的谎言，恰恰相反，小说家虚构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读者上当，而是为了使读者有所收获。对于小说家来说，说谎仅仅是一种形式，其真正旨意乃是为了揭示生活的真相。有鉴于此，如果小说家完成不了这样的目的，那么他的小说中的谎言就是无效的，最终也难以为读者所接受。用马尔克斯的话说，这样的谎言根本就不是一种想像，而是一种虚幻。在他看来，“虚幻只不过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他说：“虚幻和想像之间的区别，同会出声的布娃娃和真人之间的一样，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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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虚构是小说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又是建立在发掘生活真相的基础之上的。就小说本身而言，它同样也是一种现实，从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地被虚构着。从这一层面上说，绝对抵制虚构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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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实与真实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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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实并不等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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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小说家之所以愿意极力向我们再现出一个现实的世界，原因就在于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自己的小说获得最大限度的真实力量。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小说家认为，只有是现实的，才可能是真实的；他们把真实与事实完全当成了一回事。事实是常识，真实却是对这一常识的理性化飞跃，我们常常将其叫做真理。当我们说“太阳是自东方升起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在说出一个常识，而当我们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之时，我们其实是在表达一个真理。因为前一句话里并不包含我们个人的独特思考，它没有传达出对人生具备启示意义的东西；而后一句话里却蕴涵了深远的意味，让我们透过庸常洞察到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同样，在谴责“指鹿为马”这一行径时，我们大可不必称它违背了真理或真实，它只不过是违背了一个普通的常识而已。一旦我们将它提升到真理的高度来谈论，那么，在有些特殊的语境之下，“指鹿为马”可能就不是一句无稽之谈了，也许它所表达的恰恰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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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可不是搬运工，直接将现实里的东西转移到小说里就行了。小说家针对现实的写作，是一个理解和消化现实的过程。对现实的真实传达与否，取决于小说家正确理解和消化现实的与否。从这一意义上说，自认为比现实主义更加尊重现实的自然主义创作方式，实际上并不就能比现实主义小说家写出更多的真实性来。毕竟，“真实”不是创作主体对客体的简单临摹，而是创作主体同客体剧烈碰撞所绽放出的火花。这种火花的绚丽程度，要取决于创作主体能量释放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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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为事实而存在的现实，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它往往拒绝了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倾听到、感受到的现实。马尔克斯便是从后一层面去理解他的现实的，在他看来，自己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事实与虚幻的严格界限，因为拉丁美洲的神话历史色彩赋予了现实的虚幻性，致使这种虚幻性本身成为了拉丁美洲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当有人指出其《百年孤独》里处处充满了虚构和想像──如人竟然长出了猪的尾巴，甚至可以飞到天上去的时候，马尔克斯却郑重其事地声明他没有“撒谎”，说这一切都是以真事为根据的。这就是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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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提供的这种现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这是精神领域的现实，是我们无法亲眼看见和亲手触摸的现实，但它的的确确就是我们完整生活的一部分。与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不一样，这一可能的现实是小说家借助于虚构和想像才能将其呈现出来的。小说家们也往往就是通过对这个世界的刻画，来完成他们对于真实的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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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墨西哥小说家富恩特斯那里，意味着“不但要反映现实，而且要创造现实”。当有人指责他虚构了一个并非真实的墨西哥，而是他想像的墨西哥时，富恩特斯义正辞严地回击道：“我把客观的国家送给了统计学家们，唉！让他们得到它吧，让他们随意对待它吧，因为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不需要统计学，他表现的是个人对想像的和可以想像的现实的看法，是一种想像的概念。一个像我国这么复杂的国家，一个只望一眼或只做一次统计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国家，需要艺术家们进行多角度的观察。我的角度是千百万个角度之一，我想为它付出一切可能的力量，一切想像的力量。如果不是巴尔扎克，我就不理解19世纪的法国怎么样；如果没有狄更斯，我也不知道19世纪的伦敦是什么样。我确信，他们不是像手持相机那样描写城市，他们只用了想像，用千百种方式进行了千百次的想像。我对墨西哥城和墨西哥也是这样做的。这个墨西哥不符合客观现实，不符合统计学的现实，而符合想像的现实，符合从艺术角度观察的真正现实。”在这里，富恩特斯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他所想像的那个墨西哥远比人们所看到的那个墨西哥要更为真实。他的想像可以穿越墨西哥纷乱的现实表象，让我们窥探到其深处的真实秘密。就此而言，他的《最明净的地区》那部作品对于墨西哥20世纪社会历史的书写，在真实性上可能要比众多的历史记录还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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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灵的真实才是最重要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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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俄罗斯小说家列斯科夫的作品《姆采斯克县的麦克佩斯夫人》来说吧，女主人公卡杰林娜·里沃芙娜一出场，作者就赶紧不厌其烦地将她的长相交代了个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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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杰林娜·里沃芙娜并不是个天生的丽人，不过长得倒也挺讨人喜欢的。当时她不过刚满二十三岁。她的个儿不高，然而体态匀称，脖颈宛如大理石雕出来的那般纯净优雅，肩头圆润，胸脯丰满，鼻子小巧、端正而纤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十分灵活，高高的前额雪白，一头乌油油的青丝黑里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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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斯科夫竭力把卡杰林娜·里沃芙娜刻画得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城堡》中，卡夫卡没有描写过主人公K的外貌，而是把K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然而，有谁能说卡杰林娜·里沃芙娜就一定会比K更真实呢？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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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伍尔芙说得好：“为了证明作品故事情节确实逼真所花的大量劳动，不仅是浪费了精力，而且是把精力用错了地方，以至于遮蔽了思想的光芒。作者似乎不是处于他的自由意志，而是在某种奴役他的、强大而专横的暴君的强制之下，给我们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和乐趣，并且用一种可能性的气氛给所有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无懈可击，如果他笔下的人物都活了过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穿着打扮直到每一粒钮扣，都合乎当时流行的款式。专横的暴君的旨意得到了贯彻，小说被炮制得恰到好处。然而，由于每一页都充斥着这种依法炮制的东西，有时候──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情况越来越经常地发生──我们忽然感到片刻的怀疑，一阵反抗情绪油然而生。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小说非得如此不可吗？”伍尔芙是在提醒我们，生活除了服装，还有心灵，而心灵比服装更复杂，小说家的气力应该更多地投注在人物的心灵上，而不是服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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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呈现事实不是小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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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杰林娜·里沃芙娜这一形象是一个事实，属于静态的，已无需我们再做过多的想像，她告诉我们生活是这样的；而K这一形象则是一种真实，属于动态的，具有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他想告诉我们的是，生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强调的就是读者在接受一个文学形象时有自由想像的权利，但是，卡杰林娜·里沃芙娜这一形象能够给予我们的这种自由，显然没有K这个形象所能给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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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仅关注我们的人生，同时也要提升我们的人生。它必须触及我们的心灵，能够感动我们。它不仅仅呈现事实，还要展现作者心灵的激情、思考的深度、创造的能量。英国间谍小说作家勒卡雷说过：“‘一个猫坐在草垫子上头’，这不是个故事。‘一个猫坐在一头狗的垫子上’，这里头就有故事了。”小说家要行使自己的创造权，就必须不受所谓客观事实的禁忌，艺术真实的使命可以暂不理会现实生活的法则，因为说谎是小说家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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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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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之书》在哪些方面显示出了博尔赫斯非凡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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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题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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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考察学生对作品的细读能力和对“虚构”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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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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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细读课文，通过与学生熟悉的作家作品的比较来寻找博尔赫斯想像力的“非凡”之处。比如，“沙之书”这个原型本身，“沙之书”的无限性的细节，“孟买”这个地名的出现，结尾把“沙之书”藏在图书馆里等，都是作者想像力的生动证明。还可以举出“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我把自己也设想成一个怪物：睁着铜铃大眼盯着它，伸出带爪的十指拨弄它”之类生动的想像力延伸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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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想《骑桶者》里的主人公是拎着木桶，而不是骑着木桶去讨煤的，小说将会有怎样不同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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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题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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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帮助学生体会现实主义的写法和“虚构”的写法所产生的艺术效果的不同，从而更深地理解“虚构”对于小说表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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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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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找出一个相近的现实主义文本，比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来进行对比阅读，看看两种方式产生的表达效果有何不同。拎着木桶去讨煤会使小说的层次比较单一，人物形象也比较类型化，作品的气氛会偏沉重，内涵指向会比较明显，读者的想像空间会缩小。参见“作品赏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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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想像有一天，你突然变成了一只鸟，写出你飞翔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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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题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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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是一道作文题，有助于学生在写作中释放想像力，真正将“虚构”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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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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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鼓励各种各样不同的写作尝试。写作完成后应该在班级内对学生的写作成果展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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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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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沙之书》《骑桶者》都是多义性小说，可以从各个角度去阐释。因此，这两篇课文宜于采取先让学生通读，然后课堂讨论的方式进行。鼓励学生大胆阐释。www.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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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导学生阅读卡夫卡《变形记》，更深层次地理解“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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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一次类似于电视综艺节目的竞猜活动，让同学讲述一件事，让听众判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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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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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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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这是一位退休的图书馆馆长、双目失明的老人，一位女士的丈夫，作家和诗人。就这样，晚年的博尔赫斯带着四重身份，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岸，开始其漂洋过海的短暂生涯，他的终点是日内瓦。就像其他感到来日不多的老人一样，博尔赫斯也选择了落叶归根，他如愿以偿地死在了日内瓦。一年以后，他的遗孀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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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科达玛因为悲伤显得异常激动，记者在括号里这样写道：“整个采访中，她哭了三次。”然而有一次，科达玛笑了，她告诉记者：“我想我将会梦见他，就像我常常梦见我的父亲一样。密码很快就会出现，我们两人之间新的密码，需要等待……这是一个秘密。它刚刚到来……我与我父亲之间就有一个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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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作家，博尔赫斯与现实之间似乎也有一个密码，使迷恋他的读者在他生前，也在他死后都处于科达玛所说的“需要等待”之中，而且“这是一个秘密”。确实是一个秘密，很少有作家像博尔赫斯那样写作，当人们试图从他的作品中眺望现实时，能看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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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他的叙述里转身离去的经常是一些古老的背影，来到的又是虚幻的声音，而现实只是昙花一现的景色。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惑，从1899年8月24日到1986年6月14日之间出现过的那个名叫博尔赫斯的生命，是否真的如此短暂?因为人们阅读中的博尔赫斯似乎有着历史一样的高龄，和源源不断的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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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即将落叶归根之时，选择了日内瓦，而不是他的出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将自己的故乡谜语般地隐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也谜语一样地选择了自己的现实，让它在转瞬即逝中始终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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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也成为了博尔赫斯叙述时的全部乐趣。在和维尔杜戈·富恩斯特的那次谈话里，博尔赫斯说：“他(指博尔赫斯自己)写的短篇小说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南方》《乌尔里卡》和《沙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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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卡》开始于一次雪中散步，结束在旅店的床上。与博尔赫斯其他小说一样，故事单纯得就像是挂在树叶上的一滴水，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一个似乎还年轻的女人。博尔赫斯在小说的开始令人费解地这样写道：“我的故事一定忠于事实，或者至少忠于我个人记忆所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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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名叫乌尔里卡的女子姓什么?哈维尔·奥塔罗拉，也就是叙述中的“我”并不知道。两个人边走边说，互相欣赏着对方的发言，由于过于欣赏，两个人说的话就像是出自同一张嘴。最后“天老地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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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肉体”的后面还要加上“形象”?从而使刚刚来到的“肉体”的现实立刻变得虚幻了。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博尔赫斯在小说开始时声称的“忠于事实”是否可信?因为人们读到了一个让事实飞走的结尾。其实博尔赫斯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拿事实当回事，与其他的优秀作家一样，叙述中的博尔赫斯不会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他将乌尔里卡的肉体用“形象”这个词虚拟了，并非他不会欣赏和品味女性之美，这方面他恰恰是个行家，他曾经在另一个故事里写一位女子的肉体时，使用了这样的感受：“平易近人的身体”。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读者离开现实，这是他一贯的叙述方式，他总是乐意表现出对非现实处理的更多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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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在和维尔杜戈·富恩斯特的那次谈话里，我们读到了两个博尔赫斯，作为“我”的这个博尔赫斯谈论着那个“他”的博尔赫斯。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次随便的朋友间的交谈里，博尔赫斯议论自己的时候，始终没有使用“我”这个词，就像是议论别人似的说“他”，或者就是直呼其名。谈话的最后，博尔赫斯告诉维尔杜戈·富恩斯特：“我不知道我们两人之中谁和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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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想到了那篇只有一页的著名短文《博尔赫斯和我》，一个属于生活的博尔赫斯如何对那个属于荣誉的博尔赫斯心怀不满，因为那个荣誉的博尔赫斯让生活中的博尔赫斯感到自己不像自己了，就像老虎不像老虎，石头不像石头那样，他抱怨道：“与他的书籍相比，我在许多别的书里，在一把吉他累人的演奏之中，更能认出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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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最后，博尔赫斯又来那一套了：“我不知道我俩之中是谁写下了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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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怀疑，或者说这就是博尔赫斯的叙述。在他的诗歌里、在他的故事里、以及他的随笔，甚至是那些前言里，博尔赫斯让怀疑流行在自己的叙述之中，从而使他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方向，它们互相压制，同时又互相解放。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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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一生的写作完成以后，在其为数不多的作品里，我们看到博尔赫斯有三次将自己放入了叙述之中。第三次是在1977年，已经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写下了一段关于1983年8月25日的故事，在这个夜晚的故事里，61岁的博尔赫斯见到了84岁的博尔赫斯，年老的博尔赫斯说话时，让年轻一些的博尔赫斯感到是自己在录音带上放出的那种声音。与此同时，后者过于衰老的脸，让年轻的博尔赫斯感到不安，他说：“我讨厌你的面孔，它是我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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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怪，”那个声音说，“我们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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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使两个博尔赫斯都深感困惑，他们相信这可能是一个梦，然而，“到底是谁梦见了谁?我知道我梦见了你，可是不知道你是否也梦见了我?”“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是一个人做梦还是两个人做梦。”有趣的是，当他们回忆往事时，他们都放弃了“我”这个词，两个博尔赫斯都谨慎地用上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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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作家不一样，博尔赫斯在叙述故事的时候，似乎有意要使读者迷失方向，于是他成为了迷宫的创造者，并且乐此不疲。即便是在一些最简短的故事里，博尔赫斯都假装要给予我们无限多的乐趣，经常是多到让我们感到一下子拿不下。而事实上他给予我们的并不像他希望的那么多，或者说并不比他那些优秀的同行更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叙述，他的叙述总是假装地要确定下来了，可是永远无法确定。我们耐心细致地阅读他的故事，终于读到了期待已久的肯定时，接踵而来的立刻是否定。于是我们又得重新开始，我们身处迷宫之中，而且找不到出口，这似乎正是博尔赫斯乐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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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样的叙述又与他的真实身份──图书馆员吻合了起来，作为图书馆员的他，有理由将自己的现实建立在90万册的藏书之上，以此暗示他拥有了与其他所有作家完全不同的现实。从而让我们读到“无限、混乱与宇宙，泛神论与人性，时间与永恒，理想主义与非现实的其他形式”。《迷宫的创造者博尔赫斯》的作者安娜·玛丽亚·巴伦奈切亚这样认为：“这位作家的著作只有一个方面──对非现实的表现──得到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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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正确的，他的故事总是让我们难以判断：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是深不可测的学问还是平易近人的描叙?是活生生的事实还是非现实的幻觉?叙述上的似是而非，使这一切都变得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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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关于书籍的故事《沙之书》里，我们读到了一个由真实堆积起来的虚幻。一位退休的老人得到了一册无始无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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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的排列引起了我的注意，比如说，逢双的一页印的是40，514，接下去却是999。我翻过那一页，背面的页码有八位数。像字典一样，还有插画：一个钢笔绘制的铁锚……我记住地方，合上书。随即又打开。尽管一页一页地翻阅，铁锚图案却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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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我找找第一页。我把左手按在封面上，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去揭书页。白费劲，封面和手之间总有好几页。仿佛是从书里冒出来的……现在再找找最后一页……我照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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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每隔两千页有一帧小插画。我用一本有字母索引的记事簿把它们临摹下来。簿子不久就用完了。插画没有一张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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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引号里的段落是《沙之书》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因为它将我们的阅读带离了现实，走向令人不安的神秘。就像作品中那位从国立图书馆退休的老人一样，用退休金和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圣经》换来了这本神秘之书，一本随时在生长和消亡的无限的书，最后的结局却是无法忍受它的神秘。他想到“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于是就将这本神秘之书偷偷放在了图书馆某一层阴暗的搁架上，隐藏在了90万册藏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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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在书前引用了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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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沙制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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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在暗示“沙之书”其实和赫伯特牧师的“沙制的绳索”一样的不可靠?然而在叙述上，《沙之书》却是用最为直率的方式讲出的，同时也是讲述故事时最为规范的原则。我们读到了街道、房屋、敲门声、两个人的谈话，谈话被限制在买卖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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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博尔赫斯是在用我们熟悉的方式讲述我们所熟悉的事物，即使在上述引号里的段落，我们仍然读到了我们的现实：“页码的排列”“我记住地方，合上书”“我把左手按在封面上”“把它们临摹下来”，这些来自生活的经验和动作让我们没有理由产生警惕，恰恰是这时候，令人不安的神秘和虚幻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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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博尔赫斯叙述里最为迷人之处，他在现实与神秘之间来回走动，就像在一座桥上来回踱步一样自然流畅和从容不迫。与他的其他故事相比，比如说《巴别图书馆》这样的故事，《乌尔里卡》和《沙之书》多少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现实的场景和可靠的时间，虽然他的叙述最终仍然让我们感到了场景的非现实和时间的不可靠，起码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昏迷在他的叙述之中。而另外一些用纯粹抽象方式写出的故事，则从一开始就拒我们于千里之外，如同观看日出一样，我们知道自己看到了，同时也看清楚了，可是我们永远无法接近它。虽然里面迷人的意象和感受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可我们依然无法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象和感受总是和他绵绵不绝的思考互相包括，丝丝入扣之后变得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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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博尔赫斯的现实也变得扑朔迷离，他的神秘和幻觉、他的其他的非现实倒是一目了然。他的读者深陷在他的叙述之中，在他叙述的花招里长时间昏迷不醒，以为读到的这位作家是史无前例的，读到的这类文学也是从未有过的，或者说他们读到的已经不是文学，而是智慧、知识和历史的化身。最后他们只能同意安娜·玛丽亚·巴伦奈切亚的话：读到的是“无限、混乱与宇宙，泛神论与人性，时间与永恒，理想主义与非现实的其他形式”。博尔赫斯自己也为这位女士的话顺水推舟，他说：“我感谢她对一个无意识过程的揭示。” 【版权所有：21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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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真正的博尔赫斯并非如此虚幻。当他离开那些故事的叙述，而创作他的诗歌和散文时，他似乎更像博尔赫斯。他在一篇题为《神曲》的散文里这样写：“但丁试图让我们感到离弦飞箭到达的速度，就对我们说，箭中了目标，离了弦，把因果关系倒了过来，以此表现事情发生的速度是多么快……我还要回顾一下《地狱篇》第五唱的最后一句……‘倒下了，就像死去的躯体倒下。’为什么令人难忘?因为有‘倒下’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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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博尔赫斯向我们揭示了语言里最为敏感的是什么?就像他在一篇小说里写到某个人从世上消失时，用了这样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他让我们知道，比喻并不一定需要另外事物的帮助，水自己就可以比喻自己。他把本体和喻体，还有比喻词之间原本清晰可见的界线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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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例子充足的短文《比喻》里面，博尔赫斯指出了两种已经存在的比喻：亚里士多德认为比喻生成于两种不同事物的相似性，和斯诺里所收集的并没有相似性的比喻。博尔赫斯说：“亚里士多德把比喻建立在事物而非语言上……斯诺里收集的比喻不是……只是语言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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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斯诺里·斯图鲁松所收集的冰岛诗歌中的比喻十分有趣，博尔赫斯向我们举例：“比如愤怒的海鸥、血的猎鹰和血色或红色天鹅象征的乌鸦；鲸鱼屋子或岛屿项链意味着大海；牙齿的卧室则是指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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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随后写道：“这些串连在诗句中的比喻一经他精心编织，给人(或曾给人)以莫大的惊喜。但是过后一想，我们又觉得它们没有什么，无非是些缺乏价值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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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亚里士多德表示了温和的不赞成，和对斯诺里的辛勤劳动否定之后，博尔赫斯顺便还嘲笑了象征主义和词藻华丽的意大利诗人马里诺，接下去他一口气举出了十九个比喻的例子，并且认为“有时候，本质的统一性比表面的不同性更难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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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博尔赫斯已经意识到了比喻有时候也存在于同一个事物的内部，这时候出现的比喻往往是最为奇妙的。虽然博尔赫斯没有直接说出来，当他对但丁的“倒下了，就像死去的躯体倒下”赞不绝口的时候，当他在《圣经·旧约》里读到“大卫长眠于父母身旁，葬于大卫城内”时，他已经认识了文学里这一支最为奇妙的家族，并且通过写作，使自己也成为了这一家族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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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品质，那就是同一个事物就足可以完成一次修辞的需要，和结束一次完整的叙述。博尔赫斯具备了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就像他曾经三次将自己放入到叙述之中，类似的才华在他的作品里总是可以狭路相逢。这才真正是他与同时代很多作家的不同之处，那些作家的写作都是建立在众多事物的关系上，而且还经常是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解开上百道方程式，才有希望看到真理在水中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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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不需要通过几个事物相互建立起来的关系写作，而是在同一事物的内部进行着瓦解和重建的工作。他有着奇妙的本领，他能够在相似性的上面出现对立，同时又可以是一致。他似乎拥有了和真理直接对话的特权，因此他的声音才那样的简洁、纯净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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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美国人乔瓦尼在编纂他的诗歌英译本的时候发现：“作为一个诗人，博尔赫斯多年来致力于使他的写作愈来愈明晰、质朴和直率。研究一下他通过一本又一本诗集对早期诗作进行的修订，就能看出一种对巴洛克装饰的清除，一种对使用自然词序和平凡语言的更大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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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显然已经属于了那个古老的家族。在他们的族谱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名字：荷马、但丁、蒙田、塞万提斯、拉伯雷、莎士比亚……虽然博尔赫斯的名字远没有他那些遥远的前辈那样耀眼，可他不多的光芒足以照亮一个世纪，也就是他生命逗留过的20世纪。在博尔赫斯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古老的传统，或者说是古老的品质，历尽艰难之后成为了永不消失。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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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让两个博尔赫斯在漫长旅途的客栈中相遇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幻觉里展开的故事，可是当年轻一些的博尔赫斯听到年老的博尔赫斯说话时，感到是自己在录音带上放出的那种声音。多么奇妙的录音带，录音带的现实性使幻觉变得真实可信，使时间的距离变得合理。在他的另一个故事《永生》里，一个人存活了很多个世纪，可是当这个长生不死的人在沙漠里历经艰辛时，博尔赫斯这样写道：“我一连好几天没有找到水，毒辣的太阳、干渴和对干渴的恐惧使日子长得难以忍受。”在这个充满神秘的故事里，博尔赫斯仍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恐惧，或者说什么才是恐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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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博尔赫斯的现实。尽管他的故事是那样的神秘和充满了幻觉，时间被无限地拉长了，现实又总是转瞬即逝，然而当他笔下的人物表达感受和发出判断时，立刻让我们有了切肤般的现实感。就像他告诉我们，在“干渴”的后面还有更可怕的“对于渴的恐惧”那样，博尔赫斯洞察现实的能力超凡脱俗，他外表温和的思维里隐藏着尖锐，只要进入一个事物，并且深入进去，对博尔赫斯来说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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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博尔赫斯叙述中最为坚实的部分，也是一切优秀作品得以存在的支点，无论这些作品是写实的，还是荒诞的或者是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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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迷宫似的叙述使博尔赫斯拥有了另外的形象，他自己认为：“我知道我文学产品中最不易朽的是叙述。”事实上，他如烟般飘起的叙述却是用明晰、质朴和直率的方式完成的，于是最为变幻莫测的叙述恰恰是用最为简洁的方式创造的。因此，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这样认为：博尔赫斯的叙述“回答了当代小说的一种深刻需要──对技巧的事实加以承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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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作家不同，博尔赫斯通过叙述让读者远离了他的现实，而不是接近。他似乎真的认为自己创造了叙述的迷宫，认为他的读者找不到出口，同时又不知道身在何处。他在《秘密奇迹》的最后这样写道：“行刑队用四倍的子弹，将他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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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奇妙的句子，博尔赫斯告诉了我们“四倍的子弹”，却不说这四倍的基数是多少。类似的叙述充满了他的故事，博尔赫斯似乎在暗示我们，他写到过的现实比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多。他写了四倍的现实，可他又极其聪明地将这四倍的基数秘而不宣。在这不可知里，他似乎希望我们认为他的现实是无法计算的，认为他的现实不仅内部极其丰富，而且疆域无限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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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写到过有个王子一心想娶一个世界之外的女子为妻，于是巫师“借助魔法和想像，用栎树花和金雀花，还有合叶子创造了这个女人”。博尔赫斯是否也想使自己成为文学之外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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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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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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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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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卡夫卡，是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他是表现主义作家中创作最有成就而生活上最无成就者。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属于什么流派，什么“主义”?他什么都不是，他是现代世界里的惟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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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原是一个半行乞的乡下屠夫的儿子，后来积蓄了一份财产，成为中等阶级的服饰品商人，以后又当上了小工厂的老板，为人自信而偏执。他一心要把卡夫卡培养成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尽管卡夫卡全然无心于此。这使卡夫卡觉得他同父亲的斗争仿佛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36岁时卡夫卡曾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试图回答他为什么畏惧父亲，但他写信时战战兢兢，结果无法充分地表达自己恐惧的意思。当然，他也没有胆量亲自将这封信交给他父亲，而他母亲在读过信后便觉得不宜将信给他父亲看。在信中卡夫卡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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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眼里世界就分成三个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就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惟命是从。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见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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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卡夫卡的三个世界：我(奴隶)的世界、父亲(统治者)的世界和其余人幸福自由的世界。卡夫卡夹在这个被撕裂的世界中，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在这封信里，卡夫卡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同时也是法官。21教育名师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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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与母亲的关系也纠缠在爱与不可理解之中，这种关系尤其使人痛苦。卡夫卡在一封信中写道：“母亲对我的爱正如她对我的不理解一样深，这种不理解融进了她的爱之中，因而，她也许就更加无所顾忌，这是我目前所不能理解的。”见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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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履历表似乎平淡无奇：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疾病──死亡。然而，在这份平淡无奇的履历表背后却隐藏着极为神秘的传奇色彩，这主要是指他三次订婚而又终生未娶，热爱生命又过早谢世(死时41岁)，酷爱文学又执意焚稿。外部的平常反倒加速了内心的变故，反过来，内心的紧张研磨便过早地扼杀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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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害怕孤独，但更害怕失去孤独。他为了描写孤独，宁可自己忍受孤独，因此他同时失却了爱情、友谊和家庭。1912年他认识了在柏林工作的女职员菲莉斯，次年他详细列举出赞成和反对结婚的理由后，同菲莉斯订婚，但订婚三个月后就解约了。1917年再次订婚，但至12月又再度解约。1919年他同出身贫寒的犹太姑娘朱丽叶订婚，但次年又解除了婚约。1914年3月9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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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多么热烈地爱着菲莉斯。主要是出于我的作家工作的考虑，是它挡住了我，因为我相信婚姻对这一工作是有危害的，我何尝不想结婚，但单身生活已在我现在生活的内部把它毁灭了。我已经一年之久没有写任何东西了，往下我也写不了什么。见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来源：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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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朋友布罗德的信中将他害怕孤独而又热爱孤独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实际上，孤独是我惟一的目标，是对我的巨大的诱惑，不是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对我如此强烈渴望的东西感到恐惧。这两种恐惧就像磨盘一样研磨着我。”见苏联科学院《德国近代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页。卡夫卡把握不了外部世界，便逃避、退却，一头隐匿在自己的私生活里，投入自己的有限的自我之中。“无须走出家门，呆在自己的桌子旁边仔细听着吧。甚至不要听，等着就行了。甚至不要等，呆着别动，一个人呆着，世界就会把它自己亮给你看，它不可能不这样。”见苏联科学院《德国近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7页。这便是卡夫卡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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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自1907年10月进保险公司供职到1922年因病退休，一直在保险公司工作。保险公司里无所事事的无谓工作同他热烈而执著的创作生活简直是令人绝望的对比。卡夫卡说，“从表面上看，我在办公室里是恪尽职责的，但我并没有恪尽我的内心职责，而每一件没有完成的内心职责在我身上变成一种永久的不幸。”见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卡夫卡的生存就是为了写作，而要生存首先得工作。工作带来不幸，不幸刺激写作，写作耗尽了生命。但是，卡夫卡在工伤保险公司里的15年经历，足以使他看清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荒谬。在这里，公文旅行令人感到真正的悲哀和恐怖。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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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作息时间也非同一般，他自己将自己孤独地封闭起来。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2点上班；3点至7点30分睡觉；接着散步、吃饭，晚11点至凌晨3点写作。这是“颠倒黑白”的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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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从小酷爱读书，常常彻夜不眠，这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以后上大学时迷上了尼采，遇事便要寻根究底，而世上许多事原本就是无法寻根究底的。卡夫卡潜心创作后就更少睡眠了。这使得卡夫卡一生都伴随着头痛、失眠和神经衰弱。这使他常常不得不中断创作，而中断创作更使他心急如焚，这又加剧了他的头痛和失眠，致使他终于在1917年患了肺结核咯血了。但是，卡夫卡并没有被疾病所吓倒，反倒更加珍惜自己不多的生命，拼命写作，他甚至故意诱发自己的肺结核病，以逃避结婚、逃避家庭、体味疾病、品位人生。这结果使他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临终前的最后遗言，又将护理他的克劳普斯托克博士难住了，他要求博士继续大剂量地给他用吗啡：“杀了我吧，不然，你就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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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对欧洲古代文化非常熟悉，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更是耳熟能详。卡夫卡对一些欧洲近代哲学家、文学家很感兴趣，早在中学时代，卡夫卡就订阅了由尼采编辑的杂志《艺术看护》，以后又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起源》等重要著作。除此而外，他还爱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基尔凯郭尔、豪普特曼、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他同基尔凯郭尔“十分相似，至少可以这样说，他和我生活在世界的同一边。他像朋友一样，证明我是正常的。”他们还有一种基本的感觉：恐惧。上大学后，他又对德国戏剧家赫贝尔、克莱斯特、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等有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他认识了马克斯·布罗德，在他的鼓励下开始创作。后来他又结识了表现主义作家、理论家弗兰茨·韦尔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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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生活与艺术之间没有距离，他在生活中体验着艺术，又用艺术还原他的生活体验。布罗德认为，“作品倒是另外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卡夫卡本身即足以影响别人。”见三野大木《卡夫卡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2页。耿晏平译。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外界没有任何事情能干扰我的写作(这当然不是自夸，而是自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写作的，丝毫没有多余的东西，即使就其褒意而言也没有丝毫多余的东西。”见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50、189页。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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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卡夫卡的一生，单纯而又复杂，平常而又极易引起争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但这反倒使他容易成为世界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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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早期写作(1902—1912)只有一部散文小说集《观察》，共收18篇作品，此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乡村婚事》。1912年是卡夫卡创作的爆发期，《变形记》和《判决》就是这一年问世的。1912年至逝世前，他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如《司炉》(1913)《在流刑营》(1914)《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1917)《乡村医生》（1919）《饥饿艺术家》（1922）等，还有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又译做《失踪者》）《审判》（又译做《诉讼》)和《城堡》。此外卡夫卡还写有大量的书信、日记和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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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极少。他对自己的作品极少满意，从不愿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他的手稿。他生前发表的作品，大多是在朋友的逼迫下，怀着希望和惋惜的战栗心情交出来的。但这些作品仅占他的作品集中九卷中的一卷。而愈到晚年，他对自己的作品愈不满意，最后他给朋友布罗德留下这样一份遗嘱：“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作品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统统予以焚毁。”然而布罗德并没有遵从遗嘱，而是将卡夫卡的全部文稿陆续发表了。幸耶，不幸?卡夫卡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但世界上多了一份伟大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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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作品真正引起读者的注意应当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是存在主义者在卡夫卡那里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接着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从此以后，卡夫卡就一直成了世界文坛关注和评论的热点。1997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全集》将我国的卡夫卡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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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是他的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写父亲判决儿子立即溺死，儿子便飞快地跑去投河自尽，临死前儿子轻声叫道：“亲爱的父亲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呀!”小说情节虽然十分荒诞，但寓意却十分深刻。这篇小说通常被看做是一篇关于“父子冲突”的寓言。“父子冲突”不仅是表现主义的重要主题，而且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主题。陀斯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艾伦·坡、萨特等作家对这一主题都有过十分出色而又令人震惊的描写。萨特年轻时曾说，他在跟父亲一起相处的几年里，具体地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当然，卡夫卡在表现“父子冲突”的同时，也着重表现了父子之间的共存和联系。人们面对父亲的权威，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既想冲破束缚，又不得不乞求帮助；既恐惧，又依赖；既憎恨，又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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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显然不是他最难懂的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其实十分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写人变成甲虫。“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接着，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惊吓了秘书主任、父亲和母亲，他由此而被关在屋内，开始了他孤独的生活。随后，他又吓跑了三位房客，父亲一气之下拿烂苹果砸他。最后他被赶进屋内，锁在里面。又一天清晨，当老妈子过来准备打扫房间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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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被普遍认为是一则关于当代西方社会人的异化的寓言。人变成甲虫，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小说中却不仅可能，而且真实可信。卡夫卡一笔带过了“人如何变为甲虫”的具体过程，着重写人变成甲虫后的灾难感和孤独感。人变成甲虫：甲虫便带着人的视角去看人类，它所看到的是一群多么冷漠、多么空虚的芸芸众生；从人的角度看虫性，甲虫就显得更加孤独、恐惧和不可理解了。格里高尔“说的话人家既然听不懂，他们就不会想到他能听懂大家的话”。主人公既是人又是虫，但它所体验的只是人与虫双面的痛苦；格里高尔既不是人又不是虫，他远离人与虫的世界，无所归属，只落得凄凉地死去。“人变为甲虫”成了现代西方人生存状态与心灵感受的寓言。这就难怪当年17岁的马尔克斯在读到《变形记》时震惊不已，他心里想，“原来(小说)能这样写呀!要是能这样写，我倒也有兴致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创造出了一位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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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变形而言，这并非是卡夫卡的独创。古罗马时代的奥维德就写了《变形记》，但这里的变形是人类借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想像，突出的是神的权威。到了近代，果戈理也写变形，譬如他的小说《鼻子》，但这里的变形只是一种表现手法，为的是更好地表现小人物面对突发灾难无能为力的主题。有学者指出，卡夫卡令人吃惊地驾轻就熟地掌握了一种方法：即主人公变化为一种小动物。这种手法通常只有中国人能堪与之媲美。的确，在中国古典小说《聊斋》中写有大量的变形，但这里的鬼神狐怪往往都是理想中的人的化身，是一种美好理想的寄托。即便写人变成蟋蟀，也只着重写人变形后的事实与结果，并不在意人变成蟋蟀之后的心理感受。而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是现代人被异化之后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异化已经成为卡夫卡的一种世界观，“生活对于他和对于穷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对他来说，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所、打字机都是绝对神秘的事物，它们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谜”。由于现代西方人普遍地被异化，卡夫卡又找不到异化的原因，所以，格里高尔突然莫名其妙地被变为甲虫实在是十分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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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曾在一封给女友密伦娜的信中描述过他的这样一次经历：“当时我卧在躺椅上，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有一只甲虫摔了个底朝天，绝望地挣扎着，翻不过身来……一只壁虎爬的路正通向甲虫那儿，我想：这不是遭难，而是在同死亡做斗争，是天然的动物装死的罕见景象；当壁虎从它身上擦过去时，带着它翻了个身，它还是一动不动地趴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超乎自然地沿着墙爬了上去。不知怎么，我好像从中又汲取到一点勇气……”卡夫卡观察虫子、体验虫子，最后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虫子，他在早期的小说《乡村婚礼筹备》中这样写道：“躺在床上的我是一只大甲虫”。卡夫卡一生就像是这样一只虫子，他一直在逃避生活，渴望创作。他像虫子一样不被人理解，又像虫子一样冷眼观察人类的生活，彻底的孤独使他变成了虫子，变成虫子便意味着与这个世界保持了距离。卡夫卡的创作方式就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决定的，而生活方式又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们与其说卡夫卡是在这样写作，不如说他是在这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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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描写16岁的少年卡尔·罗斯曼受到中年女仆的引诱后，被父亲放逐到美国的生活经历。当他一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就发现雨伞丢了，迷路了，箱子也可能丢了。当雅可布参议员把他认做外甥时，他感到震惊不已。然后他被舅舅领进了那幢高楼大厦，身处纽约繁华闹市，他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乡村别墅，他备受折磨，一直处在担心和恐惧之中。由于他违背了舅舅的意志，再次被打发走。在去拉姆斯的路上，卡尔将两个流浪汉当做朋友，而他们除了将他身上有用的东西都搜刮干净外，还总想伤害他，并且偷走了他弥足珍贵的惟一的一张他父母的照片。在西方饭店，由于他不得已留下了喝醉了酒的鲁滨逊，被当做贼似的打发走，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逃出饭店，又被警察追捕，德拉马歇救了他，但他又被迫给他们当仆人。最后踏上了远去的火车……显然，小说中的“美国”并不是指那个历史上、地理上的具体的美国，它只是一个语意漂浮的象征符号，批评家和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锚泊在任何一种稳定而清晰的意义上。譬如布罗德便认为小说探讨的是“个人进入人类社会的问题”，“同时也是个人进入天国的问题”；而更多的人却愿意将“美国”看做是一种人类美好社会的象征；也有人将小说当做是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和揭露。当然，将“美国”当做是卡夫卡逃避布拉格的一种策略，或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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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是一部关于“审判”的小说。小说既被人看做是对无罪的审判，也被人们读做是对有罪的审判，同时还被人们解释为对“审判”的审判。主人公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寓所里被捕了，最后被判处死刑，这是对“无罪”的审判；K在上诉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作为这个罪恶世界中的一个环节，虽然为罪恶势力所害，但自己也在有意无意地为害他人，这便是对有罪的审判；在所有这些审判的背后还有一个最后的总审判。卡夫卡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孽很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审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的法庭的一个总诉讼”见叶廷芳《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转引自《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这就是对“审判”的审判。从“对无罪的审判”来看，小说主要具有的是社会批判意义；从“对有罪的审判”来看，小说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的自觉的伦理道德意识；从“对‘审判’的审判”来看，小说的意义便主要在宗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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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放地》写一位上尉军官用一台特制的行刑器极其残酷地折磨并处死士兵，但等到新司令上任，宣布要废除这种刑罚制度时，上尉军官自己便毫不犹豫地欣然投入机器之中，同机器一起同归于尽。上尉军官已同行刑机器融为一体了。他既是虐待狂，又是受虐狂；既是罪犯，又是殉道者。这篇小说可以看做是一则有关罪恶、刑罚和殉道的寓言。【来源：21·世纪·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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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艺术家》写的是事业与生命、理想与现实的二律背反。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原来只有40天，但艺术家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坚持要继续演下去，他不愿在艺术正处于最佳状态时中断表演。追求艺术的最佳境界的代价是牺牲生命本身，这正如浮士德的满足就意味着肉体的死亡一样，追求无限的代价就是消灭有限的肉体。卡夫卡的一生就像是这位“饥饿艺术家”，他将写作当做自己惟一的财富，但写作又排斥生活；正因为他没有好好生活过，他便特别害怕死亡，而写作最终又将他逼向死亡。卡夫卡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追求事业，而对事业的追求最终又戕害甚至扼杀了艺术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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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最能体现卡夫卡的创作风格和特征。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土地测量员K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进入城堡。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了一辈子，在生命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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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的寓意是什么，长期以来评论家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其中最有代表和最有影响的是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的观点，他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的象征”。《城堡》的中心所在就在于表明，尘世间和宗教行为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从井底蛙的角度，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人类所有的诽谤和谩骂都只不过表示人类的智慧和上帝的安排是有差距的，虽然人类表面上拥有全部的权利，但事实上却常常由于不可理解的原因遭遇到不合理的待遇。这种人与上帝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人与上帝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除了用神秘的幽默来叙述外，无法以更合理、更恰当的方式来说明。以人类的理智来看，上帝的意旨一会儿崇高、和蔼可亲，就像克拉姆先生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一会儿又像可以加以讽刺，可以善意或恶意地任意进行批评，以至于上帝的意旨有时候就像是那个非常卑鄙的档案室，那两个可耻、堕落、任性、无意义的捣蛋助手。总之，“不管你怎么做，永远都是错的”。这种人与上帝的区别，犹太人用一句谚语表现得相当精彩，“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人类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类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也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像中的自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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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者认为，城堡就代表上帝。西蒙·德·波伏瓦说：“我们还不完全明白，我们为什么感觉到他的作品是对我们个人的关怀。福克纳，以及所有其他的作家，给我们讲的都是遥远的故事；卡夫卡给我们讲的却是我们自己的事。他给我们揭示了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对着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我们的得救已危在旦夕。”21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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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城堡》以更加独特地、更加启人惊醒的方式“表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异化、物化和非人化现象”。“卡夫卡是一位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作家，他以最有力的笔触所表现的人的异化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已达到了可怖的地步，然而这种人的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说业已得到克服。”“卡夫卡同他同一辈绝大多数作家所不同的是，他所处理的问题乃是劳动与职业的问题，也就是机械化、工业化、商业化世界带根本性的问题。”见恩·费歇尔《卡夫卡学术讨论会》，袁可嘉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974页。“城堡”于是成了人的本质属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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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者认为，城堡代表“资方”，城堡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我国学者叶廷芳也持这一观点。他说，“城堡在这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看起来就在眼前，但对于广大的在它的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小说的主题就在于对“城堡里的统治阶级的专制暴虐和腐化荒淫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鞭挞，描写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由此，便有人认为，《城堡》是批评官僚制度的：每个阶层都不愿做决定，因此形成许多圆圈，让老百姓一层又一层地绕着，绕到最后又绕回原地，最后变成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这个城堡，不仅它的主要统治者CC伯爵是个永不露面的神，官僚们高高在上，‘与一般人格格不入’，而且作为统治机器的官府也是似有却无，衙门里的大?第八单元　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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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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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会作品的内容与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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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虚构”对于小说表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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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虚构”“事实”“真实”“想像”这些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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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养学生在写作中的虚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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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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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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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尔赫斯及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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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前后，拉丁美洲文学出现兴盛局面，出现了胡安·鲁尔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卡彭铁尔、富恩特斯等一大批文学大家，被称为“拉美文学大爆炸”。作为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的地区，拉丁美洲能出现如此灿烂的文学景观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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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便是在“拉美文学大爆炸”中凸现出来的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和诗人，为阿根廷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声誉。智利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认为他是“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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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是一个以书为生的作家。他一生都生活在图书馆中。小时候他就沉浸在父亲巨大的藏书室中，1937年他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市立图书馆担任助理馆员。1955年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直到1973年退休。读书是博尔赫斯生活中一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活动，而且对他的写作意义重大。他曾说：“我是一个作家，但更是一个好读者。”读书使博尔赫斯的视野非常广阔，而且，由于读书在生活中的比重很大，与大多数作家不同，是书籍而不是生活成了博尔赫斯的写作源泉。他的作品往往是对以往作品的重写，重新拼贴，他玄想式的写作方式也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因而他是一个“学院气”“书卷气”非常浓厚的作家。在他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的双目已经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无苦涩地写了一首诗向上帝致敬：“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或许失明对于一个“玄想型”的作家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他仍以口授的方式继续写作，成就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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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最初是以写诗成名的，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随后又推出了两部诗集。迟至1935年，他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世界性丑事》。他还写作了大量散文和随笔，但在博尔赫斯这里，散文和随笔与小说的界限往往难以确立，有的散文读起来也像小说。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他的作品都是短章。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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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对世界各国带有玄想色彩的作品都非常关注。他曾经给中国《聊斋志异》的阿根廷译本作过序。作为幻想文学的先驱，卡夫卡对博尔赫斯也有一定的影响。博尔赫斯曾经翻译过卡夫卡的作品，还写过一篇名为《卡夫卡及其先驱者》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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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他的小说总是奇峰突起，悬念丛生，读者很难预测其情节推演的走向。他总是想方设法地玩一些花样，正如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所说：博尔赫斯的叙述“回答了当代小说的一种深刻需要──对技巧的事实加以承认的需要”。其作品文体干净利落，文字精练，构思奇特，结构精巧，小说情节常在异国情调的背景中展开，荒诞离奇且充满幻想，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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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与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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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单元虚构[]第八单元虚构《沙之书》讲述一个波澜起伏的小故事。虽然短，但并不妨碍作者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施展他叙述的才能。他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一本“无限之书”。这本书像沙子一样无始无终，页与页之间总还有其他的页，无穷无尽。小说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沙之书”奇妙特性的显现；一是“我”将“沙之书”藏在图书馆里。在作品的开头，读者根本不可能想到会有这样一本“沙之书”；而当读者读到小说中间时，也根本不可能想到“沙之书”最后的结局是被藏到了图书馆里。博尔赫斯的小说就是这样，总是让人充满期待和惊喜，让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当读者读完全篇，又能有无穷的想像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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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终生与书打交道的人，设想出这样一本“沙之书”，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顺理成章的。《沙之书》出版于1975年，而1941年，博尔赫斯就曾经写过一个名为《巴别图书馆》的短篇。在那个短篇里，博尔赫斯把宇宙想像为“一个数目不明确的，也许是无限数的六面体回廊所构成的图书馆”。那个“巴别图书馆”同样是一个无限之物，和“沙之书”一样，也是一个关于无限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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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曾经说：文学即游戏，尽管是一种严肃的游戏。《沙之书》这篇小说可以看成是一篇游戏之作，是老年博尔赫斯童心未泯的标记。但同时，“沙之书”所代表的“无限之物”，也可以做多方面的阐释。它可以看做是对无穷尽的存在的隐喻，可以看做是无限时间空间的模型，可以看做是对人类浩瀚知识的象征，还可以看做是对文学的某种认知：制造一本无始无终的小说。博尔赫斯所钟爱的卡夫卡的小说其实就近似于无始无终的小说。卡夫卡的长篇都是没有写完的，但没有写完可能恰恰是卡夫卡的长篇所应有的结局，因为现代人的荒诞生活同样是未完成的，还在向未来延伸。www-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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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是某种神秘之物，小说主人公“我”对待它的态度先是好奇，然后是钻研，然后发现对它了解得越多，则不了解的部分也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然后迷失于无法自拔的敬畏，再然后是恐惧，最后是逃避。这个过程前面的几个步骤和人类科学探索的步骤是一样的，只是最后一步：是逃避还是坚持显示了博尔赫斯与崇信科学的人的分歧──对于笃信科学万能的人来说，他们会用进取的心态坚持；而对于相信神秘主义的博尔赫斯来说，在令人敬畏之物面前，他会选择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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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沙之书》提供了一个人遭遇“无限之物”的心理感受过程，这一经验是新鲜的、独到的，因而是迷人的。2·1·c·n·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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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虚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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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玄想型”作家，虚构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在《沙之书》里，作者虚构了一本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沙之书”。这是小说的核心意象，是整篇小说得以存在的支点。为了让这本书显得合情合理，作者设置了小说的其他附属情节：一个去过孟买的《圣经》推销员、交易的详细过程、我面对“沙之书”的先喜后惧以及“沙之书”的最后下落，这一切使故事丰厚起来。之所以把“沙之书”的来源地确定为印度的孟买，源于博尔赫斯对东方的神秘想像，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以东方异国情调为背景的。这之间有一个神来之笔：“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这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充满幽默和睿智的想像，同样有助于使叙述显得煞有介事。在这些情节中，除了这本“沙之书”是非现实的之外，其他的都是现实生活场景。这些现实生活场景让“沙之书”也显得像一个现实之物一样合情合理。这里涉及到博尔赫斯对待虚构和幻想的态度：他想努力抹去幻想和现实的界线，让虚构嵌入现实之中，与现实浑然一体。似乎对他来说，幻想即是现实，现实也是幻想，生活之中处处有神迹。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曾说：不是艺术模仿了生活，而是生活模仿了艺术。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同样可以说：不是小说应该遵循现实的逻辑，而是现实应该向小说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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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虚构的合理性借助于几何原理。这篇小说在开头部分即阐述了一些几何方面的基本原理：“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尽管作者接下来又说：“不，这些几何学概念绝对不是开始我的故事的最好方式。”但显然，幻想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这种几何无限性的基础上的。在作品中广泛地引入几何原理作为作品的工程支柱是博尔赫斯的惯用手段。他有一篇名为“死亡与罗盘”的小说。这篇侦探性质的小说的核心结构其实是由两个几何图形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菱形。已经发生的三起凶杀案的地点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但侦探从种种迹象推断，凶手最终的目的是构成一个菱形。于是他赶往可以与前三个点构成菱形的第四个点去缉捕案犯，不料却落入了案犯设下的陷阱。原来这一切都是案犯预谋好了的。案件的发生地最终组成了一个菱形，但被害者却是侦探本人。这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博尔赫斯的迷宫之一，但实际上它并非什么迷宫，不过是两个简单的几何图形的转换而已。几何模型是博尔赫斯用以想像世界的一个直观方法，同时也是博尔赫斯用以生发想像的核心要素。对这些几何原理的借用被认为是博尔赫斯小说富于哲理性的证明。几何思维使博尔赫斯的小说显得异常清晰明澈。正如美国批评家约翰·厄普代克所说：“这些他在头脑中构思的短小篇章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恰切，他练成了把模糊的观念和更模糊的情感澄清为具体形象的本领。”中国作家余华也曾说：“在我看来，他和中国的鲁迅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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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之书》的开头一段博尔赫斯即表明了他对待虚构的态度：“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时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儿不假。”这里，“人们”可以理解为是那些主张写作忠于现实的人，他们的小说强调尽可能地贴近现实，但在博尔赫斯看来，反而可能是“虚构”的；而他的故事虽然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可能反倒是“一点儿不假”。这和博尔赫斯对“虚构”一向的看法有关。在《论惠特曼》一文中，他说：“一件虚假的事可能本质上是实在的。”对博尔赫斯而言，虚构是艺术创造的根本点，是抵达更高实在的方式；通过虚构，写作这门活动往往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心灵的复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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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沙之书》为例，尽管我们在现实中谁也没有看见过这样一本书，但我们都曾经被无限的星空所震撼，被无穷尽的人类历史卷入沉思。《沙之书》所表达的正是人类面对无限之物时心灵的真实深度。这样，“沙之书”便类似于一种透镜，它来源于人类的智慧，可以穿越现实的障碍。《沙之书》证实了“虚构”作为一种写作方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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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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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夫卡及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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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流传广泛、被谈论得极其频繁、影响到的人不计其数，还在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一旦遭遇困境时，就会自然地想起卡夫卡，并意识到他作为一个预言者和先知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述“我们所需要的书，必须能使我们读到时如同经历一场极大的不幸；使我们感到比自己死了最心爱的人还痛苦；使我们如身临自杀边缘，感到因迷失在远离人烟的森林中而彷徨──一本书应该是我们冰冻的心海中的破冰斧”，卡夫卡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利斧，能让陷身于现代社会的人们真切地意识到自身欲罢不能的“结构性”困境（比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被制度所“异化”等）。美国诗人、剧作家奥登评价卡夫卡时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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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曾获得布拉格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担任公司职员。他的作品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写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写东西是他解决心灵苦闷的手段。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共九卷。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的，引起文坛轰动，在西方掀起了一阵“卡夫卡热”。他短暂的一生给后人留下的主要是三部未写完的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审判》（1914—1918）《城堡》（1922）和以《变形记》《判决》《饥饿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几十部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私人信件、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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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一般是和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贝克特等人一起被人们谈论的，他们都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派文学发端于19世纪晚期，兴盛于20世纪前期，是西方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又一重要文学形态，多用变形、扭曲、实验性的手段来表达人类的现代性困境，分支流派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卡夫卡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作品的色调似乎总是灰色的，揭示出人类普遍的孤立和疏离，展示人如何在世界的迷宫中找不到出路，只剩下迷惘、绝望以及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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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本人对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兴趣，他曾经接触过《中国抒情诗》一类的读物，在他的作品中，更有不少对中国的想像，如他有一篇小说名字叫“中国长城建造时”。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也曾经出现过“卡夫卡热”。时至今日，卡夫卡仍然是在中国被谈论得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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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与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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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桶者》是卡夫卡的一个短小精美的短篇小说。《卡夫卡文集》中有大量这样的短小的叙事片段，它们应该都是卡夫卡随兴所至的产物，对于他来说，这些片段的产生反映了他彼时彼刻的感触和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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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于1917年寒冷的一二月间，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最艰苦的一个冬天的真实情况：缺煤。一个穷得买不起煤的人想去向煤店老板借煤，他不是拎着煤桶走着去的（像惯常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而是骑着煤桶飞着去的。结果可想而知：他没有借到煤，反而被煤店老板娘的围裙扇到了冰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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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对一件悲惨的冻馁事件做了冷峻的幽默处理。叙述语调谈不上严肃，相反带有一点冷幽默的感觉。如作者注意到的细节：火炉里透出寒气；作者使用的比喻：天空像一面银灰色的盾牌一样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煤桶骑士的自我宽慰：“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设想骑桶飞翔这样一种方式；结尾被妇女的围裙扇走等。这些地方，都有一种辛酸的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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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人公煤桶骑士像卡夫卡小说中惯常的主人公一样，是个猥琐的小人物。他战战兢兢，自怨自艾，面对一个强大的外部世界全然无力。他选择飞翔这种方式是因为他害怕失败，所以他飞着去，并且随时准备撤走，而且他的要求是最卑微的──“一铲最次的煤也行”“如果你们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和煤店的人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接触，整个借煤事件显得很不真实，仿佛是借煤者本人的一次妄想症发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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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延续了卡夫卡小说一贯的主题：人与世界的不通融性。这是一次借煤的失败，也是一次交流的失败。但卡夫卡并没有谴责什么，他的小说不指向“阶级斗争”这样奋发有为的主题，而是暗含了一种内向的自省：交流的不成功是否有可能是因为交流的方式有问题？而交流方式的不恰当难道不正是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点导致的吗？借煤的失败不是正面交涉的失败，而是因为借煤者选择了飞翔的方式，而如果煤店老板并没有确切地看到你，听到你，他们没有借煤难道有什么值得责怪吗？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借煤”看做是发生在作者想像里的一件事，这件事强调的不是煤店老板（娘）的狠心，而是借煤者对世界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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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最后一句视角的变化意味深长。小说的叙述人一直是“我”，都是从“我”的视角来写的，但在“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的这一刻，小说的视角其实已经从“我”转化为地上人的视角。“我”每天都可以见到自己，不会永远消失，只有从地面人的视角来看，“我”才会永远消失。这个“永远消失”有点像赌气的孩子，而这个视角的转移似乎也可以看做是“我”彻底弃绝世界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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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虚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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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在小说发展史上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是重新处理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小说究竟是不是应该写得像现实一样让人信以为真？虚构在小说中应该如何有效地伪装起来？这些问题曾经一直困绕着小说作者。米兰·昆德拉把卡夫卡的小说比喻为“梦的呼声”。他说：“19世纪沉睡中的幻想被弗朗茨·卡夫卡突然唤醒了。卡夫卡取得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但他们自己从未真正取得过的成就：梦幻和真实的融合。实际上，这是小说由来已久的美学抱负，诺瓦利斯曾暗示过，但它的实现却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世纪以后惟有卡夫卡发现的炼金术。卡夫卡的巨大贡献并不全在于他跨出了历史发展中决定性的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他出人意外地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看到在小说这块场地上幻想能像在梦中一样爆炸，小说能够从看似难以摆脱的逼真性要求中解放出来。”在这之前，并不是没有作品处理好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但只有到了卡夫卡这里，这种行为才被提炼为一种小说史理论。正如博尔赫斯在他的《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中所说的：“这些例子的每一个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没有写，我们就不至于觉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说，特色根本不存在。”而卡夫卡跨越现实与虚构的门槛似乎那么简单，仅仅用了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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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骑桶者》这篇小说里，卡夫卡虚构了一个“骑着木桶飞翔”的形象。这是小说的一个核心情节。飞翔本来是一件浪漫和美好的事情，但在这篇小说里，飞翔却成了让人心酸的举动，因为它的目的是去“借煤”。这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谓的用“轻”来化解“重”的文本。缺煤、寒冷、乞求，这都是一些沉重的主题；“飞翔”则是一种很轻灵的举动。在这里，“轻”中和了“重”，让作品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而且让作品的层次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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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想，如果作者用一种沉重的笔触写主人公拎着煤桶去借煤，被拒绝，作品可能会是惯常看见的“控诉型”小说：主人公是值得怜悯的，煤店老板（娘）是值得谴责的，作者和读者的态度都是同情主人公的，这样的作品内涵和指向就比较单一。而现在这样用“轻”来处理“重”，则使每一方都有两个或更多的层面：主人公的处境是悲惨的，但他同时又是自嘲的，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他畏缩、自卑、惶恐，是一个立体的人；煤店老板娘是否值得谴责也变得不确定了，因为她是否真的听到了借煤者的吁求是不确定的：飞翔的方式避免了她和借煤者的正面接触；作者的叙述表面上是冷静的，甚至是冷嘲的，但内里却有深切的同情，而且，他的表达目的不再限于具体事件，而是凸现了爱与沟通的匮乏，以及一种心灵的饥饿；读者不是被一味的沉重压住，而是体味到一种“含泪的笑”，关注到主人公自身的惶恐，甚至可以上升到“人与人无法沟通”这样的形而上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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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桶飞翔”这个情节使小说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完全区分开来。“借煤”这个最现实的问题被虚化了。借助于“飞翔”，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还是仅仅只是在幻觉里进行。作者在文中暗示了“借煤”的幻想性：“‘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而紧接着，错觉果然被证实了，老板娘说：“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这一细节将借煤事件彻底置于似真似幻的氛围中，让人怀疑它只是发生在幻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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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桶者》典型地体现了卡夫卡小说处理虚构的特点。主人公对幻想与真实边际的跨越是直截了当、不容分说的。木桶说腾空就腾空，一点准备也不给读者，就像《变形记》中主人公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一只大甲虫一样，都是顷刻间的事。它让读者直接面对这种幻想的现实和结果，丝毫不需要铺垫。当然，木桶的腾空仍有其现实性以及心理逻辑的真实，它是木头的、空的，它太轻了，同时它承载的其实是人类最可怜和最基本的希求和愿望，是匮乏时代的象征。而木桶空到可以腾空的地步也可以看做是用夸张的手法写极度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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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尔赫斯一样，卡夫卡并不认为原原本本地摹拟、再现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的作品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不要这种“表面的真实”，而要揭示“内在的真实”（以绘画为例，在卡夫卡看来，照片是最不真实的，而毕加索的绘画作品则是最真实的）。同样和博尔赫斯相似的是，卡夫卡总是把虚构自然地嵌入现实之中，仿佛天然如此。他的故事从总体上说是荒诞的、夸张变形的，但有相当多的细节描写又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对生活细节、场景细节、生理活动等的细致描写绝不亚于现实主义作家。从《骑桶者》中对骑桶者细致的环境、心理、语言描写，可以印证这一点。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指出：在卡夫卡的笔下，“由于细节所诱发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必须明白，没有这种恰恰在次要细节中显现的现实主义的‘比比皆是’，则对我们总体存在中所产生的魔幻的不断召唤，就会把梦魇降低为一种牧师的说教。所以卡夫卡作品的整体上的荒谬和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卢卡契的意思是如果缺少细节上的现实主义基础，卡夫卡的小说就会变成与传统寓言一样的说教，故事本身由于缺少形象的生动性、完整性而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理念的附庸。借助细节上描绘的精确性，心态上的逼真性，卡夫卡的作品能让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真实，一切都变成了现实的、可触摸到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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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话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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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虚构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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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虚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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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一切叙述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虚构。叙述，是用语言来复述现实，这种复述不可能是完全再现现实的，总会和现实有出入。一分钟前发生的车祸，让不同的目击者讲，会有细微的差别，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叙述不可能和现实严丝合缝，因为叙述者必定会在叙述的过程中受到自己主观意识的影响。因而，虚构是天然存在于小说中的，不存在没有虚构的小说。区别只在于虚构成分的多少和作者对待虚构的态度。【出处：21教育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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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描述小说的起源：“……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像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讲，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0页。鲁迅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而神话则起自先民对于不可理解的事物的解释和想像。这样说来，从源头上来说，小说就和虚构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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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构意识的逐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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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小说从源头上说与虚构有血缘关系，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经历了很长一段否认小说是虚构的时期。作家认为自己写的是真实情况，读者也是把小说当做真实的事件来看待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小说是由史传这一母体里生成的，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历史文体的尊重，追求客观，讲究实际；虚构或杜撰是万万使不得的。所以，那时的小说根本不同于今天的小说，它在当时主要是作为正宗历史著作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的，因而又被人们称做“正史之余”或者“野史”。小说在中国的文体自觉与繁荣，正是摆脱了史传的钳制之后才出现的，即人们所说的“史统散，而小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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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西方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许多小说家都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做历史或传记来创作。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曾这样振振有词地说过：“小说家只能把自己当做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叙事当做历史，除此之外真难以想像他还能把自己当做什么。只有做一位历史学家，他才有最起码的确认的地位，而作为虚构事件的叙事者，他就毫无地位；为了使他的企图得到某种逻辑的支持，他必须叙述那些假定是真实的事件。这种假定充斥着最严肃的讲故事的人们的作品，同时也激励着他们的创作。”有鉴于此，现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当时更受西方小说家们的青睐。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些小说非常喜欢使用这样一种开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事实证明，这样的开头对于套牢读者的目光的确十分奏效。因为对于所有的故事，读者都是怀有真实期待的。倘若某个故事无法让读者感到真实，读者便会觉得自己的热情受到了侮辱。不过，在此需要弄明白的是：真实并不就等于事实。真实感的产生也不一定依赖于对事实的遵从。这一点我们还会在后面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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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之后，虚构对于小说的意义得到全面认定。虽然在此之前也产生过许多伟大的虚构作品，但小说史意义上对虚构的确认却是通过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的努力而实现的。米兰·昆德拉不加隐讳地告诉别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的。我是小说家，而小说家不喜欢太肯定的态度。”普鲁斯特则宣称，在整本书中，“没有一件事不是虚构的”。最富有个性的表述是由纳博科夫来完成的：“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着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他终于被狼吃了，从此，坐在篝火旁边讲这个故事，就带上了一层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个孩子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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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家则给出了小说的定义：“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的故事。”至此，虚构对于小说的意义得到全面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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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家对待虚构的三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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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进行虚构，往往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煞有介事，写得像实有其事，尽管内容是荒诞不经的。这样的小说家可以以博尔赫斯为代表。谁都知道博尔赫斯的小说是从来不与现实生活沾边的，用秘鲁小说家略萨的话说，他所建构的那个“小小的虚构世界，里面布满了老虎和知识渊博的读者群，充满了暴力和奇怪的宗派、胆怯和孜孜不倦的勇敢精神；那里面，话语和梦幻代替了客观现实；那里面，论证想像力的脑力劳动压倒了一切生命表现”。但博尔赫斯喜欢在作品中添加一些看似严谨的证据，把小说打扮得跟论文一样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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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小说家显得不像博尔赫斯那么狡黠，他们愿意老实承认自己的小说就是虚构，是自己脑子里的产物。比如塞万提斯在他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里，一开头就不忘写下这样一个“交代”性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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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闲的读者，这部书是我头脑的产儿，我当然指望它说不尽的美好、漂亮、聪明。可是按自然界的规律，物生其类，我也不能例外。世上一切不方便的事、一切烦心刺耳的声音，都聚集在监牢里；那里诞生的孩子，免不了皮肉干瘦，脾气古怪，心思别扭。我无才无学，我头脑里构想的故事，也正相仿佛。如果生活安闲，居处幽静，面对旷野，又值天气晴和，心情舒泰，那么，最艰于生育的文艺女神也会多产，而且生的孩子能使人惊奇喜欢。有的爸爸溺爱不明，儿子又蠢又丑，他看来只觉韶秀聪明，津津向朋友们夸赞儿子的伶俐逗趣。我呢，虽然好像是《堂吉诃德》的爸爸，却是个后爹。亲爱的读者，我不愿随从时下的风气，像别人那样，简直含着眼泪。求你对我这个儿子大度包容，别揭他的短。你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你有自己的灵魂；你也像头等聪明人一样有自由意志；你是在自己家里，一切自主，好比帝王征税一样……所以，你不受任何约束，也不承担任何义务。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意见，不妨直说：说它不好，没人会责怪；说它好，也不会得到酬谢……2-1-c-n-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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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塞万提斯简直是在破坏传统小说的写法，他并没有试图让我们把他的小说与真实的历史混为一谈。他在坦白地告诉我们，他就是在写小说。不过，还有一些跟博尔赫斯和塞万提斯截然不同的作家，如卡夫卡，他既不说自己的小说是真实的，也不说自己的小说是虚构的，完全是一副信不信由你的暧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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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构使我们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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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说家为什么要“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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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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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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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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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说：一种想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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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小说是一种想像的艺术，它在造物主创造的第一世界之外又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虚构世界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像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所说的那样：“尽管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容取消的界限，然而，它们两者却都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处于经常的相互运动中；在它们之间产生着不停的交换，类似于有机物质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不停的交换：只要有机物是活动的，它就不同这个环境融合；但是，如果把有机物与环境拉开，那么有机物必定死亡：作品与其中被描绘的世界都进入了现实世界，并使之丰富，而现实世界也进入作品和进入作品中被描绘的世界，无论是在作品的创造过程中，还是在其后的生命中，在听众和读者的创造性的理解中作品经常被更新。”在巴赫金看来，“作者不论是怎样一个现实主义者并真实地描写，被他描绘的世界永远不可能在时空关系上与这个描绘的作者──创造者所处的、描写时的现实世界相等同。”根据巴赫金的论点，所谓客观的“写实”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似的想法而已，现实世界永远不可能凭藉“写实”被抄袭。何况，抄袭现实也不是小说的职责，抄袭现实只能把小说的能力降低。小说必须伸展自己想像力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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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略萨曾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他说过：“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他还说过：“虚构不复制生活；它排斥生活，用一个假装代替生活的骗局来抵制生活。但是，它以一种难以确立的方式完善生活，给人类的体验补充某种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而只有在那种想像的、通过虚构代为体验的生活中才能找到的东西。”不像传统的小说家，现代小说家对小说本身表现得相当乐观和信赖，小说所要求的想像力足以保障他们成为现实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仆。“写实”之于他们压根就不是一个问题。传统的小说家善于从生活的角度来要求小说，现代的小说家却喜欢由小说的角度来要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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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说、生活及二者间关系的这种个性理解，正是能够诞生诸如布尔加科夫、科塔萨尔、博尔赫斯、巴思、纳博科夫和冯尼格等幻想小说大师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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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一部分现代小说家在向想像世界挑战的同时，甚至流露出对现实生活的“蔑视”。伍尔芙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要是认为文学直接来自于生活中的素材，那就想错了。”伍尔芙对自己的想像始终显得十分自信，而她的《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以及《海浪》等诸多杰作也让我们不能不承认她的自信不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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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想像中──普鲁斯特曾被迫在伍尔芙之前就这么做了。1906年，35岁的普鲁斯特因为严重的哮喘病和过敏症，不得不躲在墙壁贴以软木、帷幔四垂的房间里深居简出，为此他感叹“多么渴望看到白天，多么渴望生活，可望而不可及，得不到满足”。然而，他还是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经典之作。普鲁斯特的写作事实至少证明了想像对于保证一部小说的成功是完全有能力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伍尔芙和普鲁斯特对生活的远离，反而刺激了他们在想像世界中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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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他在虚构的世界里走得更远，也更为彻底，他曾这么说过：“切斯特顿说过，现实的东西比想像的东西更古怪，因为想像的东西来自我们，而现实的东西却来自无限的想像，来自上帝。喔，让我们设想一部关于幻想世界的百科全书吧。那个想像的世界，它的历史，它的数学，它的宗教，那些宗教的异端，它的语言，那些语言的语法和哲学，一切的一切，将变得更有条理，就是说，对于想像来说，它们比现实世界更容易接受。在现实的世界上，我们不知所向，我们会觉得它是一座迷宫，是一团混乱。”原来如此，在博尔赫斯那里，虚构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可信，是想像而不是现实更能令他感到亲切。博尔赫斯的这番话为自己生存在小说之中找到了中肯的理由。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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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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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虚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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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骑桶者》，虽然只是在揭示一个贫困者的窘状和有产者的自私无情，但恰恰是由于作者动用了夸张的想像，让木桶飞了起来，于是，这个平常的题材便被“陌生化”了，通过一种奇异的审美力量，使这一平常的题材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展现。也许生活中的有些寒冷可以让我们忘却，但《骑桶者》中写到的寒冷却绝对无法让我们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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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小说的力量，这就是小说通过虚构和想像获得的力量，谁还愿意继续对小说家的谎言说三道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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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人的虚构智慧让我们看到，单纯的写实对于小说世界来说，该是多么的匮乏。难怪有人会这么说：“惟那些富有想像力和反现实冲动的文学家艺术家才是真正现实的，而紧贴着现实经验的人则永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文学家艺术家，理由十分简单──只要贴着现实，文学艺术就成了十足多余的摹本，于我们的绝对自由丝毫无益，它不过助长了我们的对现实经验的热中，这其实根本无需由文学艺术来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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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在他一篇名为《论想像的力量》的随笔中，开篇摘引了时人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强劲的想像产生现实。”这就是说，想像不仅仅来源于现实，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过来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起到丰富我们现实的功用。而在有些时候，现实正是借助于我们的虚构和想像才得到丰富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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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小说所营造的那个虚构世界以足够的尊重。小说毕竟是一种艺术创造，它的真实有权不提供现实的必然，而是呈现艺术的可能。正如略萨所说的，小说的“想像力为在我们有限制的现实和无节制的欲望之间不可避免的离异产生出一种灵敏的缓冲剂，即：虚构。由于有了虚构，我们才更是人，才是别的什么，而又没失去自我。我们溶化在虚构里，使自己增殖，享受着比我们眼下更多的生活，享受着我们本来可以过上的更多的生活”。21·世纪*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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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认为：“整个可见的宇宙不过是个形象和符号的仓库，想像力给予它们位置和相应的价值；想像力应该消化和改变的是某种精神食粮。人类灵魂的全部能力都必须从属于同时征用这些能力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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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说谎”仅仅是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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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自由与特权都注定是要有限制的，小说的虚构和想像也不例外，它必须遵从相应的艺术法则。小说家的谎言不是江湖骗子的谎言，恰恰相反，小说家虚构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读者上当，而是为了使读者有所收获。对于小说家来说，说谎仅仅是一种形式，其真正旨意乃是为了揭示生活的真相。有鉴于此，如果小说家完成不了这样的目的，那么他的小说中的谎言就是无效的，最终也难以为读者所接受。用马尔克斯的话说，这样的谎言根本就不是一种想像，而是一种虚幻。在他看来，“虚幻只不过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他说：“虚幻和想像之间的区别，同会出声的布娃娃和真人之间的一样，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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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虚构是小说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又是建立在发掘生活真相的基础之上的。就小说本身而言，它同样也是一种现实，从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地被虚构着。从这一层面上说，绝对抵制虚构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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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实与真实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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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实并不等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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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小说家之所以愿意极力向我们再现出一个现实的世界，原因就在于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自己的小说获得最大限度的真实力量。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小说家认为，只有是现实的，才可能是真实的；他们把真实与事实完全当成了一回事。事实是常识，真实却是对这一常识的理性化飞跃，我们常常将其叫做真理。当我们说“太阳是自东方升起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在说出一个常识，而当我们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之时，我们其实是在表达一个真理。因为前一句话里并不包含我们个人的独特思考，它没有传达出对人生具备启示意义的东西；而后一句话里却蕴涵了深远的意味，让我们透过庸常洞察到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同样，在谴责“指鹿为马”这一行径时，我们大可不必称它违背了真理或真实，它只不过是违背了一个普通的常识而已。一旦我们将它提升到真理的高度来谈论，那么，在有些特殊的语境之下，“指鹿为马”可能就不是一句无稽之谈了，也许它所表达的恰恰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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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可不是搬运工，直接将现实里的东西转移到小说里就行了。小说家针对现实的写作，是一个理解和消化现实的过程。对现实的真实传达与否，取决于小说家正确理解和消化现实的与否。从这一意义上说，自认为比现实主义更加尊重现实的自然主义创作方式，实际上并不就能比现实主义小说家写出更多的真实性来。毕竟，“真实”不是创作主体对客体的简单临摹，而是创作主体同客体剧烈碰撞所绽放出的火花。这种火花的绚丽程度，要取决于创作主体能量释放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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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为事实而存在的现实，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它往往拒绝了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倾听到、感受到的现实。马尔克斯便是从后一层面去理解他的现实的，在他看来，自己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事实与虚幻的严格界限，因为拉丁美洲的神话历史色彩赋予了现实的虚幻性，致使这种虚幻性本身成为了拉丁美洲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当有人指出其《百年孤独》里处处充满了虚构和想像──如人竟然长出了猪的尾巴，甚至可以飞到天上去的时候，马尔克斯却郑重其事地声明他没有“撒谎”，说这一切都是以真事为根据的。这就是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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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提供的这种现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这是精神领域的现实，是我们无法亲眼看见和亲手触摸的现实，但它的的确确就是我们完整生活的一部分。与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不一样，这一可能的现实是小说家借助于虚构和想像才能将其呈现出来的。小说家们也往往就是通过对这个世界的刻画，来完成他们对于真实的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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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墨西哥小说家富恩特斯那里，意味着“不但要反映现实，而且要创造现实”。当有人指责他虚构了一个并非真实的墨西哥，而是他想像的墨西哥时，富恩特斯义正辞严地回击道：“我把客观的国家送给了统计学家们，唉！让他们得到它吧，让他们随意对待它吧，因为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不需要统计学，他表现的是个人对想像的和可以想像的现实的看法，是一种想像的概念。一个像我国这么复杂的国家，一个只望一眼或只做一次统计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国家，需要艺术家们进行多角度的观察。我的角度是千百万个角度之一，我想为它付出一切可能的力量，一切想像的力量。如果不是巴尔扎克，我就不理解19世纪的法国怎么样；如果没有狄更斯，我也不知道19世纪的伦敦是什么样。我确信，他们不是像手持相机那样描写城市，他们只用了想像，用千百种方式进行了千百次的想像。我对墨西哥城和墨西哥也是这样做的。这个墨西哥不符合客观现实，不符合统计学的现实，而符合想像的现实，符合从艺术角度观察的真正现实。”在这里，富恩特斯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他所想像的那个墨西哥远比人们所看到的那个墨西哥要更为真实。他的想像可以穿越墨西哥纷乱的现实表象，让我们窥探到其深处的真实秘密。就此而言，他的《最明净的地区》那部作品对于墨西哥20世纪社会历史的书写，在真实性上可能要比众多的历史记录还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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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灵的真实才是最重要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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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俄罗斯小说家列斯科夫的作品《姆采斯克县的麦克佩斯夫人》来说吧，女主人公卡杰林娜·里沃芙娜一出场，作者就赶紧不厌其烦地将她的长相交代了个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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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杰林娜·里沃芙娜并不是个天生的丽人，不过长得倒也挺讨人喜欢的。当时她不过刚满二十三岁。她的个儿不高，然而体态匀称，脖颈宛如大理石雕出来的那般纯净优雅，肩头圆润，胸脯丰满，鼻子小巧、端正而纤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十分灵活，高高的前额雪白，一头乌油油的青丝黑里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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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斯科夫竭力把卡杰林娜·里沃芙娜刻画得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城堡》中，卡夫卡没有描写过主人公K的外貌，而是把K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然而，有谁能说卡杰林娜·里沃芙娜就一定会比K更真实呢？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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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伍尔芙说得好：“为了证明作品故事情节确实逼真所花的大量劳动，不仅是浪费了精力，而且是把精力用错了地方，以至于遮蔽了思想的光芒。作者似乎不是处于他的自由意志，而是在某种奴役他的、强大而专横的暴君的强制之下，给我们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和乐趣，并且用一种可能性的气氛给所有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无懈可击，如果他笔下的人物都活了过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穿着打扮直到每一粒钮扣，都合乎当时流行的款式。专横的暴君的旨意得到了贯彻，小说被炮制得恰到好处。然而，由于每一页都充斥着这种依法炮制的东西，有时候──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情况越来越经常地发生──我们忽然感到片刻的怀疑，一阵反抗情绪油然而生。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小说非得如此不可吗？”伍尔芙是在提醒我们，生活除了服装，还有心灵，而心灵比服装更复杂，小说家的气力应该更多地投注在人物的心灵上，而不是服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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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呈现事实不是小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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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杰林娜·里沃芙娜这一形象是一个事实，属于静态的，已无需我们再做过多的想像，她告诉我们生活是这样的；而K这一形象则是一种真实，属于动态的，具有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他想告诉我们的是，生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强调的就是读者在接受一个文学形象时有自由想像的权利，但是，卡杰林娜·里沃芙娜这一形象能够给予我们的这种自由，显然没有K这个形象所能给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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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仅关注我们的人生，同时也要提升我们的人生。它必须触及我们的心灵，能够感动我们。它不仅仅呈现事实，还要展现作者心灵的激情、思考的深度、创造的能量。英国间谍小说作家勒卡雷说过：“‘一个猫坐在草垫子上头’，这不是个故事。‘一个猫坐在一头狗的垫子上’，这里头就有故事了。”小说家要行使自己的创造权，就必须不受所谓客观事实的禁忌，艺术真实的使命可以暂不理会现实生活的法则，因为说谎是小说家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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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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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之书》在哪些方面显示出了博尔赫斯非凡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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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题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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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考察学生对作品的细读能力和对“虚构”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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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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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细读课文，通过与学生熟悉的作家作品的比较来寻找博尔赫斯想像力的“非凡”之处。比如，“沙之书”这个原型本身，“沙之书”的无限性的细节，“孟买”这个地名的出现，结尾把“沙之书”藏在图书馆里等，都是作者想像力的生动证明。还可以举出“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我把自己也设想成一个怪物：睁着铜铃大眼盯着它，伸出带爪的十指拨弄它”之类生动的想像力延伸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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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想《骑桶者》里的主人公是拎着木桶，而不是骑着木桶去讨煤的，小说将会有怎样不同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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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题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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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帮助学生体会现实主义的写法和“虚构”的写法所产生的艺术效果的不同，从而更深地理解“虚构”对于小说表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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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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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找出一个相近的现实主义文本，比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来进行对比阅读，看看两种方式产生的表达效果有何不同。拎着木桶去讨煤会使小说的层次比较单一，人物形象也比较类型化，作品的气氛会偏沉重，内涵指向会比较明显，读者的想像空间会缩小。参见“作品赏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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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想像有一天，你突然变成了一只鸟，写出你飞翔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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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题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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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是一道作文题，有助于学生在写作中释放想像力，真正将“虚构”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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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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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鼓励各种各样不同的写作尝试。写作完成后应该在班级内对学生的写作成果展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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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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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沙之书》《骑桶者》都是多义性小说，可以从各个角度去阐释。因此，这两篇课文宜于采取先让学生通读，然后课堂讨论的方式进行。鼓励学生大胆阐释。www.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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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导学生阅读卡夫卡《变形记》，更深层次地理解“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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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一次类似于电视综艺节目的竞猜活动，让同学讲述一件事，让听众判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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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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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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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这是一位退休的图书馆馆长、双目失明的老人，一位女士的丈夫，作家和诗人。就这样，晚年的博尔赫斯带着四重身份，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岸，开始其漂洋过海的短暂生涯，他的终点是日内瓦。就像其他感到来日不多的老人一样，博尔赫斯也选择了落叶归根，他如愿以偿地死在了日内瓦。一年以后，他的遗孀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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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科达玛因为悲伤显得异常激动，记者在括号里这样写道：“整个采访中，她哭了三次。”然而有一次，科达玛笑了，她告诉记者：“我想我将会梦见他，就像我常常梦见我的父亲一样。密码很快就会出现，我们两人之间新的密码，需要等待……这是一个秘密。它刚刚到来……我与我父亲之间就有一个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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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作家，博尔赫斯与现实之间似乎也有一个密码，使迷恋他的读者在他生前，也在他死后都处于科达玛所说的“需要等待”之中，而且“这是一个秘密”。确实是一个秘密，很少有作家像博尔赫斯那样写作，当人们试图从他的作品中眺望现实时，能看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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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他的叙述里转身离去的经常是一些古老的背影，来到的又是虚幻的声音，而现实只是昙花一现的景色。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惑，从1899年8月24日到1986年6月14日之间出现过的那个名叫博尔赫斯的生命，是否真的如此短暂?因为人们阅读中的博尔赫斯似乎有着历史一样的高龄，和源源不断的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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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即将落叶归根之时，选择了日内瓦，而不是他的出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将自己的故乡谜语般地隐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也谜语一样地选择了自己的现实，让它在转瞬即逝中始终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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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也成为了博尔赫斯叙述时的全部乐趣。在和维尔杜戈·富恩斯特的那次谈话里，博尔赫斯说：“他(指博尔赫斯自己)写的短篇小说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南方》《乌尔里卡》和《沙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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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卡》开始于一次雪中散步，结束在旅店的床上。与博尔赫斯其他小说一样，故事单纯得就像是挂在树叶上的一滴水，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一个似乎还年轻的女人。博尔赫斯在小说的开始令人费解地这样写道：“我的故事一定忠于事实，或者至少忠于我个人记忆所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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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名叫乌尔里卡的女子姓什么?哈维尔·奥塔罗拉，也就是叙述中的“我”并不知道。两个人边走边说，互相欣赏着对方的发言，由于过于欣赏，两个人说的话就像是出自同一张嘴。最后“天老地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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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肉体”的后面还要加上“形象”?从而使刚刚来到的“肉体”的现实立刻变得虚幻了。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博尔赫斯在小说开始时声称的“忠于事实”是否可信?因为人们读到了一个让事实飞走的结尾。其实博尔赫斯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拿事实当回事，与其他的优秀作家一样，叙述中的博尔赫斯不会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他将乌尔里卡的肉体用“形象”这个词虚拟了，并非他不会欣赏和品味女性之美，这方面他恰恰是个行家，他曾经在另一个故事里写一位女子的肉体时，使用了这样的感受：“平易近人的身体”。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读者离开现实，这是他一贯的叙述方式，他总是乐意表现出对非现实处理的更多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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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在和维尔杜戈·富恩斯特的那次谈话里，我们读到了两个博尔赫斯，作为“我”的这个博尔赫斯谈论着那个“他”的博尔赫斯。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次随便的朋友间的交谈里，博尔赫斯议论自己的时候，始终没有使用“我”这个词，就像是议论别人似的说“他”，或者就是直呼其名。谈话的最后，博尔赫斯告诉维尔杜戈·富恩斯特：“我不知道我们两人之中谁和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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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想到了那篇只有一页的著名短文《博尔赫斯和我》，一个属于生活的博尔赫斯如何对那个属于荣誉的博尔赫斯心怀不满，因为那个荣誉的博尔赫斯让生活中的博尔赫斯感到自己不像自己了，就像老虎不像老虎，石头不像石头那样，他抱怨道：“与他的书籍相比，我在许多别的书里，在一把吉他累人的演奏之中，更能认出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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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最后，博尔赫斯又来那一套了：“我不知道我俩之中是谁写下了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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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怀疑，或者说这就是博尔赫斯的叙述。在他的诗歌里、在他的故事里、以及他的随笔，甚至是那些前言里，博尔赫斯让怀疑流行在自己的叙述之中，从而使他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方向，它们互相压制，同时又互相解放。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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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一生的写作完成以后，在其为数不多的作品里，我们看到博尔赫斯有三次将自己放入了叙述之中。第三次是在1977年，已经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写下了一段关于1983年8月25日的故事，在这个夜晚的故事里，61岁的博尔赫斯见到了84岁的博尔赫斯，年老的博尔赫斯说话时，让年轻一些的博尔赫斯感到是自己在录音带上放出的那种声音。与此同时，后者过于衰老的脸，让年轻的博尔赫斯感到不安，他说：“我讨厌你的面孔，它是我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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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怪，”那个声音说，“我们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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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使两个博尔赫斯都深感困惑，他们相信这可能是一个梦，然而，“到底是谁梦见了谁?我知道我梦见了你，可是不知道你是否也梦见了我?”“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是一个人做梦还是两个人做梦。”有趣的是，当他们回忆往事时，他们都放弃了“我”这个词，两个博尔赫斯都谨慎地用上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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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作家不一样，博尔赫斯在叙述故事的时候，似乎有意要使读者迷失方向，于是他成为了迷宫的创造者，并且乐此不疲。即便是在一些最简短的故事里，博尔赫斯都假装要给予我们无限多的乐趣，经常是多到让我们感到一下子拿不下。而事实上他给予我们的并不像他希望的那么多，或者说并不比他那些优秀的同行更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叙述，他的叙述总是假装地要确定下来了，可是永远无法确定。我们耐心细致地阅读他的故事，终于读到了期待已久的肯定时，接踵而来的立刻是否定。于是我们又得重新开始，我们身处迷宫之中，而且找不到出口，这似乎正是博尔赫斯乐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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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样的叙述又与他的真实身份──图书馆员吻合了起来，作为图书馆员的他，有理由将自己的现实建立在90万册的藏书之上，以此暗示他拥有了与其他所有作家完全不同的现实。从而让我们读到“无限、混乱与宇宙，泛神论与人性，时间与永恒，理想主义与非现实的其他形式”。《迷宫的创造者博尔赫斯》的作者安娜·玛丽亚·巴伦奈切亚这样认为：“这位作家的著作只有一个方面──对非现实的表现──得到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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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正确的，他的故事总是让我们难以判断：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是深不可测的学问还是平易近人的描叙?是活生生的事实还是非现实的幻觉?叙述上的似是而非，使这一切都变得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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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关于书籍的故事《沙之书》里，我们读到了一个由真实堆积起来的虚幻。一位退休的老人得到了一册无始无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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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的排列引起了我的注意，比如说，逢双的一页印的是40，514，接下去却是999。我翻过那一页，背面的页码有八位数。像字典一样，还有插画：一个钢笔绘制的铁锚……我记住地方，合上书。随即又打开。尽管一页一页地翻阅，铁锚图案却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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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我找找第一页。我把左手按在封面上，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去揭书页。白费劲，封面和手之间总有好几页。仿佛是从书里冒出来的……现在再找找最后一页……我照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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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每隔两千页有一帧小插画。我用一本有字母索引的记事簿把它们临摹下来。簿子不久就用完了。插画没有一张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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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引号里的段落是《沙之书》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因为它将我们的阅读带离了现实，走向令人不安的神秘。就像作品中那位从国立图书馆退休的老人一样，用退休金和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圣经》换来了这本神秘之书，一本随时在生长和消亡的无限的书，最后的结局却是无法忍受它的神秘。他想到“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于是就将这本神秘之书偷偷放在了图书馆某一层阴暗的搁架上，隐藏在了90万册藏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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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在书前引用了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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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沙制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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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在暗示“沙之书”其实和赫伯特牧师的“沙制的绳索”一样的不可靠?然而在叙述上，《沙之书》却是用最为直率的方式讲出的，同时也是讲述故事时最为规范的原则。我们读到了街道、房屋、敲门声、两个人的谈话，谈话被限制在买卖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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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博尔赫斯是在用我们熟悉的方式讲述我们所熟悉的事物，即使在上述引号里的段落，我们仍然读到了我们的现实：“页码的排列”“我记住地方，合上书”“我把左手按在封面上”“把它们临摹下来”，这些来自生活的经验和动作让我们没有理由产生警惕，恰恰是这时候，令人不安的神秘和虚幻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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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博尔赫斯叙述里最为迷人之处，他在现实与神秘之间来回走动，就像在一座桥上来回踱步一样自然流畅和从容不迫。与他的其他故事相比，比如说《巴别图书馆》这样的故事，《乌尔里卡》和《沙之书》多少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现实的场景和可靠的时间，虽然他的叙述最终仍然让我们感到了场景的非现实和时间的不可靠，起码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昏迷在他的叙述之中。而另外一些用纯粹抽象方式写出的故事，则从一开始就拒我们于千里之外，如同观看日出一样，我们知道自己看到了，同时也看清楚了，可是我们永远无法接近它。虽然里面迷人的意象和感受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可我们依然无法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象和感受总是和他绵绵不绝的思考互相包括，丝丝入扣之后变得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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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博尔赫斯的现实也变得扑朔迷离，他的神秘和幻觉、他的其他的非现实倒是一目了然。他的读者深陷在他的叙述之中，在他叙述的花招里长时间昏迷不醒，以为读到的这位作家是史无前例的，读到的这类文学也是从未有过的，或者说他们读到的已经不是文学，而是智慧、知识和历史的化身。最后他们只能同意安娜·玛丽亚·巴伦奈切亚的话：读到的是“无限、混乱与宇宙，泛神论与人性，时间与永恒，理想主义与非现实的其他形式”。博尔赫斯自己也为这位女士的话顺水推舟，他说：“我感谢她对一个无意识过程的揭示。” 【版权所有：21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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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真正的博尔赫斯并非如此虚幻。当他离开那些故事的叙述，而创作他的诗歌和散文时，他似乎更像博尔赫斯。他在一篇题为《神曲》的散文里这样写：“但丁试图让我们感到离弦飞箭到达的速度，就对我们说，箭中了目标，离了弦，把因果关系倒了过来，以此表现事情发生的速度是多么快……我还要回顾一下《地狱篇》第五唱的最后一句……‘倒下了，就像死去的躯体倒下。’为什么令人难忘?因为有‘倒下’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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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博尔赫斯向我们揭示了语言里最为敏感的是什么?就像他在一篇小说里写到某个人从世上消失时，用了这样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他让我们知道，比喻并不一定需要另外事物的帮助，水自己就可以比喻自己。他把本体和喻体，还有比喻词之间原本清晰可见的界线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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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例子充足的短文《比喻》里面，博尔赫斯指出了两种已经存在的比喻：亚里士多德认为比喻生成于两种不同事物的相似性，和斯诺里所收集的并没有相似性的比喻。博尔赫斯说：“亚里士多德把比喻建立在事物而非语言上……斯诺里收集的比喻不是……只是语言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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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斯诺里·斯图鲁松所收集的冰岛诗歌中的比喻十分有趣，博尔赫斯向我们举例：“比如愤怒的海鸥、血的猎鹰和血色或红色天鹅象征的乌鸦；鲸鱼屋子或岛屿项链意味着大海；牙齿的卧室则是指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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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随后写道：“这些串连在诗句中的比喻一经他精心编织，给人(或曾给人)以莫大的惊喜。但是过后一想，我们又觉得它们没有什么，无非是些缺乏价值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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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亚里士多德表示了温和的不赞成，和对斯诺里的辛勤劳动否定之后，博尔赫斯顺便还嘲笑了象征主义和词藻华丽的意大利诗人马里诺，接下去他一口气举出了十九个比喻的例子，并且认为“有时候，本质的统一性比表面的不同性更难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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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博尔赫斯已经意识到了比喻有时候也存在于同一个事物的内部，这时候出现的比喻往往是最为奇妙的。虽然博尔赫斯没有直接说出来，当他对但丁的“倒下了，就像死去的躯体倒下”赞不绝口的时候，当他在《圣经·旧约》里读到“大卫长眠于父母身旁，葬于大卫城内”时，他已经认识了文学里这一支最为奇妙的家族，并且通过写作，使自己也成为了这一家族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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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品质，那就是同一个事物就足可以完成一次修辞的需要，和结束一次完整的叙述。博尔赫斯具备了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就像他曾经三次将自己放入到叙述之中，类似的才华在他的作品里总是可以狭路相逢。这才真正是他与同时代很多作家的不同之处，那些作家的写作都是建立在众多事物的关系上，而且还经常是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解开上百道方程式，才有希望看到真理在水中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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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不需要通过几个事物相互建立起来的关系写作，而是在同一事物的内部进行着瓦解和重建的工作。他有着奇妙的本领，他能够在相似性的上面出现对立，同时又可以是一致。他似乎拥有了和真理直接对话的特权，因此他的声音才那样的简洁、纯净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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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美国人乔瓦尼在编纂他的诗歌英译本的时候发现：“作为一个诗人，博尔赫斯多年来致力于使他的写作愈来愈明晰、质朴和直率。研究一下他通过一本又一本诗集对早期诗作进行的修订，就能看出一种对巴洛克装饰的清除，一种对使用自然词序和平凡语言的更大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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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显然已经属于了那个古老的家族。在他们的族谱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名字：荷马、但丁、蒙田、塞万提斯、拉伯雷、莎士比亚……虽然博尔赫斯的名字远没有他那些遥远的前辈那样耀眼，可他不多的光芒足以照亮一个世纪，也就是他生命逗留过的20世纪。在博尔赫斯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古老的传统，或者说是古老的品质，历尽艰难之后成为了永不消失。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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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让两个博尔赫斯在漫长旅途的客栈中相遇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幻觉里展开的故事，可是当年轻一些的博尔赫斯听到年老的博尔赫斯说话时，感到是自己在录音带上放出的那种声音。多么奇妙的录音带，录音带的现实性使幻觉变得真实可信，使时间的距离变得合理。在他的另一个故事《永生》里，一个人存活了很多个世纪，可是当这个长生不死的人在沙漠里历经艰辛时，博尔赫斯这样写道：“我一连好几天没有找到水，毒辣的太阳、干渴和对干渴的恐惧使日子长得难以忍受。”在这个充满神秘的故事里，博尔赫斯仍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恐惧，或者说什么才是恐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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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博尔赫斯的现实。尽管他的故事是那样的神秘和充满了幻觉，时间被无限地拉长了，现实又总是转瞬即逝，然而当他笔下的人物表达感受和发出判断时，立刻让我们有了切肤般的现实感。就像他告诉我们，在“干渴”的后面还有更可怕的“对于渴的恐惧”那样，博尔赫斯洞察现实的能力超凡脱俗，他外表温和的思维里隐藏着尖锐，只要进入一个事物，并且深入进去，对博尔赫斯来说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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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博尔赫斯叙述中最为坚实的部分，也是一切优秀作品得以存在的支点，无论这些作品是写实的，还是荒诞的或者是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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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迷宫似的叙述使博尔赫斯拥有了另外的形象，他自己认为：“我知道我文学产品中最不易朽的是叙述。”事实上，他如烟般飘起的叙述却是用明晰、质朴和直率的方式完成的，于是最为变幻莫测的叙述恰恰是用最为简洁的方式创造的。因此，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这样认为：博尔赫斯的叙述“回答了当代小说的一种深刻需要──对技巧的事实加以承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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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作家不同，博尔赫斯通过叙述让读者远离了他的现实，而不是接近。他似乎真的认为自己创造了叙述的迷宫，认为他的读者找不到出口，同时又不知道身在何处。他在《秘密奇迹》的最后这样写道：“行刑队用四倍的子弹，将他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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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奇妙的句子，博尔赫斯告诉了我们“四倍的子弹”，却不说这四倍的基数是多少。类似的叙述充满了他的故事，博尔赫斯似乎在暗示我们，他写到过的现实比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多。他写了四倍的现实，可他又极其聪明地将这四倍的基数秘而不宣。在这不可知里，他似乎希望我们认为他的现实是无法计算的，认为他的现实不仅内部极其丰富，而且疆域无限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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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写到过有个王子一心想娶一个世界之外的女子为妻，于是巫师“借助魔法和想像，用栎树花和金雀花，还有合叶子创造了这个女人”。博尔赫斯是否也想使自己成为文学之外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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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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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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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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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卡夫卡，是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他是表现主义作家中创作最有成就而生活上最无成就者。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属于什么流派，什么“主义”?他什么都不是，他是现代世界里的惟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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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原是一个半行乞的乡下屠夫的儿子，后来积蓄了一份财产，成为中等阶级的服饰品商人，以后又当上了小工厂的老板，为人自信而偏执。他一心要把卡夫卡培养成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尽管卡夫卡全然无心于此。这使卡夫卡觉得他同父亲的斗争仿佛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36岁时卡夫卡曾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试图回答他为什么畏惧父亲，但他写信时战战兢兢，结果无法充分地表达自己恐惧的意思。当然，他也没有胆量亲自将这封信交给他父亲，而他母亲在读过信后便觉得不宜将信给他父亲看。在信中卡夫卡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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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眼里世界就分成三个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就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惟命是从。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见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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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卡夫卡的三个世界：我(奴隶)的世界、父亲(统治者)的世界和其余人幸福自由的世界。卡夫卡夹在这个被撕裂的世界中，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在这封信里，卡夫卡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同时也是法官。21教育名师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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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与母亲的关系也纠缠在爱与不可理解之中，这种关系尤其使人痛苦。卡夫卡在一封信中写道：“母亲对我的爱正如她对我的不理解一样深，这种不理解融进了她的爱之中，因而，她也许就更加无所顾忌，这是我目前所不能理解的。”见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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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履历表似乎平淡无奇：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疾病──死亡。然而，在这份平淡无奇的履历表背后却隐藏着极为神秘的传奇色彩，这主要是指他三次订婚而又终生未娶，热爱生命又过早谢世(死时41岁)，酷爱文学又执意焚稿。外部的平常反倒加速了内心的变故，反过来，内心的紧张研磨便过早地扼杀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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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害怕孤独，但更害怕失去孤独。他为了描写孤独，宁可自己忍受孤独，因此他同时失却了爱情、友谊和家庭。1912年他认识了在柏林工作的女职员菲莉斯，次年他详细列举出赞成和反对结婚的理由后，同菲莉斯订婚，但订婚三个月后就解约了。1917年再次订婚，但至12月又再度解约。1919年他同出身贫寒的犹太姑娘朱丽叶订婚，但次年又解除了婚约。1914年3月9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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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多么热烈地爱着菲莉斯。主要是出于我的作家工作的考虑，是它挡住了我，因为我相信婚姻对这一工作是有危害的，我何尝不想结婚，但单身生活已在我现在生活的内部把它毁灭了。我已经一年之久没有写任何东西了，往下我也写不了什么。见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来源：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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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朋友布罗德的信中将他害怕孤独而又热爱孤独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实际上，孤独是我惟一的目标，是对我的巨大的诱惑，不是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对我如此强烈渴望的东西感到恐惧。这两种恐惧就像磨盘一样研磨着我。”见苏联科学院《德国近代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页。卡夫卡把握不了外部世界，便逃避、退却，一头隐匿在自己的私生活里，投入自己的有限的自我之中。“无须走出家门，呆在自己的桌子旁边仔细听着吧。甚至不要听，等着就行了。甚至不要等，呆着别动，一个人呆着，世界就会把它自己亮给你看，它不可能不这样。”见苏联科学院《德国近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7页。这便是卡夫卡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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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自1907年10月进保险公司供职到1922年因病退休，一直在保险公司工作。保险公司里无所事事的无谓工作同他热烈而执著的创作生活简直是令人绝望的对比。卡夫卡说，“从表面上看，我在办公室里是恪尽职责的，但我并没有恪尽我的内心职责，而每一件没有完成的内心职责在我身上变成一种永久的不幸。”见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卡夫卡的生存就是为了写作，而要生存首先得工作。工作带来不幸，不幸刺激写作，写作耗尽了生命。但是，卡夫卡在工伤保险公司里的15年经历，足以使他看清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荒谬。在这里，公文旅行令人感到真正的悲哀和恐怖。21c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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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作息时间也非同一般，他自己将自己孤独地封闭起来。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2点上班；3点至7点30分睡觉；接着散步、吃饭，晚11点至凌晨3点写作。这是“颠倒黑白”的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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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从小酷爱读书，常常彻夜不眠，这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以后上大学时迷上了尼采，遇事便要寻根究底，而世上许多事原本就是无法寻根究底的。卡夫卡潜心创作后就更少睡眠了。这使得卡夫卡一生都伴随着头痛、失眠和神经衰弱。这使他常常不得不中断创作，而中断创作更使他心急如焚，这又加剧了他的头痛和失眠，致使他终于在1917年患了肺结核咯血了。但是，卡夫卡并没有被疾病所吓倒，反倒更加珍惜自己不多的生命，拼命写作，他甚至故意诱发自己的肺结核病，以逃避结婚、逃避家庭、体味疾病、品位人生。这结果使他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临终前的最后遗言，又将护理他的克劳普斯托克博士难住了，他要求博士继续大剂量地给他用吗啡：“杀了我吧，不然，你就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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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对欧洲古代文化非常熟悉，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更是耳熟能详。卡夫卡对一些欧洲近代哲学家、文学家很感兴趣，早在中学时代，卡夫卡就订阅了由尼采编辑的杂志《艺术看护》，以后又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起源》等重要著作。除此而外，他还爱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基尔凯郭尔、豪普特曼、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他同基尔凯郭尔“十分相似，至少可以这样说，他和我生活在世界的同一边。他像朋友一样，证明我是正常的。”他们还有一种基本的感觉：恐惧。上大学后，他又对德国戏剧家赫贝尔、克莱斯特、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等有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他认识了马克斯·布罗德，在他的鼓励下开始创作。后来他又结识了表现主义作家、理论家弗兰茨·韦尔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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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生活与艺术之间没有距离，他在生活中体验着艺术，又用艺术还原他的生活体验。布罗德认为，“作品倒是另外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卡夫卡本身即足以影响别人。”见三野大木《卡夫卡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2页。耿晏平译。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外界没有任何事情能干扰我的写作(这当然不是自夸，而是自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写作的，丝毫没有多余的东西，即使就其褒意而言也没有丝毫多余的东西。”见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50、189页。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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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卡夫卡的一生，单纯而又复杂，平常而又极易引起争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但这反倒使他容易成为世界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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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早期写作(1902—1912)只有一部散文小说集《观察》，共收18篇作品，此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乡村婚事》。1912年是卡夫卡创作的爆发期，《变形记》和《判决》就是这一年问世的。1912年至逝世前，他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如《司炉》(1913)《在流刑营》(1914)《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1917)《乡村医生》（1919）《饥饿艺术家》（1922）等，还有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又译做《失踪者》）《审判》（又译做《诉讼》)和《城堡》。此外卡夫卡还写有大量的书信、日记和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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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极少。他对自己的作品极少满意，从不愿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他的手稿。他生前发表的作品，大多是在朋友的逼迫下，怀着希望和惋惜的战栗心情交出来的。但这些作品仅占他的作品集中九卷中的一卷。而愈到晚年，他对自己的作品愈不满意，最后他给朋友布罗德留下这样一份遗嘱：“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作品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统统予以焚毁。”然而布罗德并没有遵从遗嘱，而是将卡夫卡的全部文稿陆续发表了。幸耶，不幸?卡夫卡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但世界上多了一份伟大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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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作品真正引起读者的注意应当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是存在主义者在卡夫卡那里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接着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从此以后，卡夫卡就一直成了世界文坛关注和评论的热点。1997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全集》将我国的卡夫卡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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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是他的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写父亲判决儿子立即溺死，儿子便飞快地跑去投河自尽，临死前儿子轻声叫道：“亲爱的父亲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呀!”小说情节虽然十分荒诞，但寓意却十分深刻。这篇小说通常被看做是一篇关于“父子冲突”的寓言。“父子冲突”不仅是表现主义的重要主题，而且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主题。陀斯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艾伦·坡、萨特等作家对这一主题都有过十分出色而又令人震惊的描写。萨特年轻时曾说，他在跟父亲一起相处的几年里，具体地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当然，卡夫卡在表现“父子冲突”的同时，也着重表现了父子之间的共存和联系。人们面对父亲的权威，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既想冲破束缚，又不得不乞求帮助；既恐惧，又依赖；既憎恨，又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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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显然不是他最难懂的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其实十分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写人变成甲虫。“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接着，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惊吓了秘书主任、父亲和母亲，他由此而被关在屋内，开始了他孤独的生活。随后，他又吓跑了三位房客，父亲一气之下拿烂苹果砸他。最后他被赶进屋内，锁在里面。又一天清晨，当老妈子过来准备打扫房间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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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被普遍认为是一则关于当代西方社会人的异化的寓言。人变成甲虫，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小说中却不仅可能，而且真实可信。卡夫卡一笔带过了“人如何变为甲虫”的具体过程，着重写人变成甲虫后的灾难感和孤独感。人变成甲虫：甲虫便带着人的视角去看人类，它所看到的是一群多么冷漠、多么空虚的芸芸众生；从人的角度看虫性，甲虫就显得更加孤独、恐惧和不可理解了。格里高尔“说的话人家既然听不懂，他们就不会想到他能听懂大家的话”。主人公既是人又是虫，但它所体验的只是人与虫双面的痛苦；格里高尔既不是人又不是虫，他远离人与虫的世界，无所归属，只落得凄凉地死去。“人变为甲虫”成了现代西方人生存状态与心灵感受的寓言。这就难怪当年17岁的马尔克斯在读到《变形记》时震惊不已，他心里想，“原来(小说)能这样写呀!要是能这样写，我倒也有兴致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创造出了一位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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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变形而言，这并非是卡夫卡的独创。古罗马时代的奥维德就写了《变形记》，但这里的变形是人类借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想像，突出的是神的权威。到了近代，果戈理也写变形，譬如他的小说《鼻子》，但这里的变形只是一种表现手法，为的是更好地表现小人物面对突发灾难无能为力的主题。有学者指出，卡夫卡令人吃惊地驾轻就熟地掌握了一种方法：即主人公变化为一种小动物。这种手法通常只有中国人能堪与之媲美。的确，在中国古典小说《聊斋》中写有大量的变形，但这里的鬼神狐怪往往都是理想中的人的化身，是一种美好理想的寄托。即便写人变成蟋蟀，也只着重写人变形后的事实与结果，并不在意人变成蟋蟀之后的心理感受。而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是现代人被异化之后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异化已经成为卡夫卡的一种世界观，“生活对于他和对于穷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对他来说，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所、打字机都是绝对神秘的事物，它们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谜”。由于现代西方人普遍地被异化，卡夫卡又找不到异化的原因，所以，格里高尔突然莫名其妙地被变为甲虫实在是十分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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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曾在一封给女友密伦娜的信中描述过他的这样一次经历：“当时我卧在躺椅上，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有一只甲虫摔了个底朝天，绝望地挣扎着，翻不过身来……一只壁虎爬的路正通向甲虫那儿，我想：这不是遭难，而是在同死亡做斗争，是天然的动物装死的罕见景象；当壁虎从它身上擦过去时，带着它翻了个身，它还是一动不动地趴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超乎自然地沿着墙爬了上去。不知怎么，我好像从中又汲取到一点勇气……”卡夫卡观察虫子、体验虫子，最后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虫子，他在早期的小说《乡村婚礼筹备》中这样写道：“躺在床上的我是一只大甲虫”。卡夫卡一生就像是这样一只虫子，他一直在逃避生活，渴望创作。他像虫子一样不被人理解，又像虫子一样冷眼观察人类的生活，彻底的孤独使他变成了虫子，变成虫子便意味着与这个世界保持了距离。卡夫卡的创作方式就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决定的，而生活方式又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们与其说卡夫卡是在这样写作，不如说他是在这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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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描写16岁的少年卡尔·罗斯曼受到中年女仆的引诱后，被父亲放逐到美国的生活经历。当他一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就发现雨伞丢了，迷路了，箱子也可能丢了。当雅可布参议员把他认做外甥时，他感到震惊不已。然后他被舅舅领进了那幢高楼大厦，身处纽约繁华闹市，他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乡村别墅，他备受折磨，一直处在担心和恐惧之中。由于他违背了舅舅的意志，再次被打发走。在去拉姆斯的路上，卡尔将两个流浪汉当做朋友，而他们除了将他身上有用的东西都搜刮干净外，还总想伤害他，并且偷走了他弥足珍贵的惟一的一张他父母的照片。在西方饭店，由于他不得已留下了喝醉了酒的鲁滨逊，被当做贼似的打发走，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逃出饭店，又被警察追捕，德拉马歇救了他，但他又被迫给他们当仆人。最后踏上了远去的火车……显然，小说中的“美国”并不是指那个历史上、地理上的具体的美国，它只是一个语意漂浮的象征符号，批评家和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锚泊在任何一种稳定而清晰的意义上。譬如布罗德便认为小说探讨的是“个人进入人类社会的问题”，“同时也是个人进入天国的问题”；而更多的人却愿意将“美国”看做是一种人类美好社会的象征；也有人将小说当做是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和揭露。当然，将“美国”当做是卡夫卡逃避布拉格的一种策略，或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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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是一部关于“审判”的小说。小说既被人看做是对无罪的审判，也被人们读做是对有罪的审判，同时还被人们解释为对“审判”的审判。主人公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寓所里被捕了，最后被判处死刑，这是对“无罪”的审判；K在上诉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作为这个罪恶世界中的一个环节，虽然为罪恶势力所害，但自己也在有意无意地为害他人，这便是对有罪的审判；在所有这些审判的背后还有一个最后的总审判。卡夫卡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孽很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审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的法庭的一个总诉讼”见叶廷芳《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转引自《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这就是对“审判”的审判。从“对无罪的审判”来看，小说主要具有的是社会批判意义；从“对有罪的审判”来看，小说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的自觉的伦理道德意识；从“对‘审判’的审判”来看，小说的意义便主要在宗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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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放地》写一位上尉军官用一台特制的行刑器极其残酷地折磨并处死士兵，但等到新司令上任，宣布要废除这种刑罚制度时，上尉军官自己便毫不犹豫地欣然投入机器之中，同机器一起同归于尽。上尉军官已同行刑机器融为一体了。他既是虐待狂，又是受虐狂；既是罪犯，又是殉道者。这篇小说可以看做是一则有关罪恶、刑罚和殉道的寓言。【来源：21·世纪·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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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艺术家》写的是事业与生命、理想与现实的二律背反。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原来只有40天，但艺术家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坚持要继续演下去，他不愿在艺术正处于最佳状态时中断表演。追求艺术的最佳境界的代价是牺牲生命本身，这正如浮士德的满足就意味着肉体的死亡一样，追求无限的代价就是消灭有限的肉体。卡夫卡的一生就像是这位“饥饿艺术家”，他将写作当做自己惟一的财富，但写作又排斥生活；正因为他没有好好生活过，他便特别害怕死亡，而写作最终又将他逼向死亡。卡夫卡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追求事业，而对事业的追求最终又戕害甚至扼杀了艺术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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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最能体现卡夫卡的创作风格和特征。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土地测量员K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进入城堡。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了一辈子，在生命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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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的寓意是什么，长期以来评论家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其中最有代表和最有影响的是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的观点，他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的象征”。《城堡》的中心所在就在于表明，尘世间和宗教行为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从井底蛙的角度，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人类所有的诽谤和谩骂都只不过表示人类的智慧和上帝的安排是有差距的，虽然人类表面上拥有全部的权利，但事实上却常常由于不可理解的原因遭遇到不合理的待遇。这种人与上帝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人与上帝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除了用神秘的幽默来叙述外，无法以更合理、更恰当的方式来说明。以人类的理智来看，上帝的意旨一会儿崇高、和蔼可亲，就像克拉姆先生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一会儿又像可以加以讽刺，可以善意或恶意地任意进行批评，以至于上帝的意旨有时候就像是那个非常卑鄙的档案室，那两个可耻、堕落、任性、无意义的捣蛋助手。总之，“不管你怎么做，永远都是错的”。这种人与上帝的区别，犹太人用一句谚语表现得相当精彩，“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人类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类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也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像中的自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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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者认为，城堡就代表上帝。西蒙·德·波伏瓦说：“我们还不完全明白，我们为什么感觉到他的作品是对我们个人的关怀。福克纳，以及所有其他的作家，给我们讲的都是遥远的故事；卡夫卡给我们讲的却是我们自己的事。他给我们揭示了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对着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我们的得救已危在旦夕。”21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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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城堡》以更加独特地、更加启人惊醒的方式“表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异化、物化和非人化现象”。“卡夫卡是一位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作家，他以最有力的笔触所表现的人的异化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已达到了可怖的地步，然而这种人的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说业已得到克服。”“卡夫卡同他同一辈绝大多数作家所不同的是，他所处理的问题乃是劳动与职业的问题，也就是机械化、工业化、商业化世界带根本性的问题。”见恩·费歇尔《卡夫卡学术讨论会》，袁可嘉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974页。“城堡”于是成了人的本质属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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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者认为，城堡代表“资方”，城堡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我国学者叶廷芳也持这一观点。他说，“城堡在这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看起来就在眼前，但对于广大的在它的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小说的主题就在于对“城堡里的统治阶级的专制暴虐和腐化荒淫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鞭挞，描写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由此，便有人认为，《城堡》是批评官僚制度的：每个阶层都不愿做决定，因此形成许多圆圈，让老百姓一层又一层地绕着，绕到最后又绕回原地，最后变成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这个城堡，不仅它的主要统治者CC伯爵是个永不露面的神，官僚们高高在上，‘与一般人格格不入’，而且作为统治机器的官府也是似有却无，衙门里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