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第4课 “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动乱
教学目标
一、识记与理解
记住“文化大革命”开始和结束的时问。理解“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危害。知道两个反革命集团。了解四五运动的原因、经过。
二、能力与方法
通过引导学生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原因和危害的思考。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通过对毛泽东评价，培养学生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讲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使学生认识到，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党内“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结果。
2．通过讲述“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危害，让学生认识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3．了解“二月抗争”、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的史实，学习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一、重点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危害、四五运动
二、难点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教材分析
本课的题目《“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动乱》，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内乱而非革命。导语也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和破坏、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文化遭到空前浩劫，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灾难、付出惨重的代价。导语最后指出学习本课的目的：吸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让这段历史不再重演。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本目第一段大字指出了发动的时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以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内乱的局面。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表现为：一是1963年至1966年。在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对城乡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许多单位的领导权已被篡夺，强调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二是在文艺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一大批优秀作品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遭到批判，造成了文艺界、理论界的一片混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是，1960年，历史学家吴晗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写出京剧《海瑞罢官》，在各地演出很受欢迎。1965年江青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由姚文元写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文汇报》公开发表。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毛泽东后来发表谈话，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毛泽东决心以批判吴晗为突破口在全国掀起一场政治运动。1966年，由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的纪要中，明确宣布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批判运动推向高潮。
毛泽东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由于“文化大革命”进行形式是群众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是由大、中学校的学生为先锋．所以本目小字介绍了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和荒唐行为以及由此对教育、文化领域的破坏。
本目图片《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红卫兵场面》，既表现红卫兵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对红卫兵运动的默许、支持。
教材还在“史海拾贝”中。介绍了这一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左”的错误作坚决斗争的表现。这一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诬蔑为所谓“二月逆流”。
接着，教材用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悲惨命运，集中展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许多坚持正义、敢于讲真话、维护真理的人的命运，批判了“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蔑视、践踏。
毛泽东的大字报作用很大，使全国错误地、大规模地转入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揭露和批判。这说明党内斗争升级了，第一线领导人的矛盾尖锐与公开化。一篇文章可以打破宪法对国家主席的保护，可见民主、法制被破坏的严重程度。江青一伙乘机采用非法手段制造伪证，陷害刘少奇，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林彪集团与“四人帮”的覆灭
这一目讲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先后覆灭．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969年中共九大背离了正确的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做法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林彪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还把它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刘少奇被打倒后，国家主席的职位也就空着。林彪想做国家主席，但毛泽东坚决主张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挫败了林彪阴谋。引起了林彪的不满。
教材先讲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败露后，妄图通过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当阴谋再次败露后，林彪仓皇出逃，叛国叛党，最后机毁人亡。林彪叛国叛党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失败。
“九一三”事件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逐渐形成，并加紧进行篡权活动。毛泽东对他们的拉帮结派进行了严厉批评，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
本目小字第二段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邓小平的调整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收效明显。毛泽东一直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成是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决不容许任何人否定它，再加上“四人帮”的挑拨，毛泽东又在全国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调整的新形势又中断了。
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一场群众性自发地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运动。此前，南京、武汉、太原、杭州、上海、天津、西安、云南、贵州、西藏等地都爆发了此类运动。教材小字和图片，生动反映了广大群众不畏江青一伙的强权，勇敢斗争的情形，显示了人民群众真挚的爱国热情、深切关怀国家命运的主人翁责任感、义无反顾力挽狂澜的宏大气魄。这表明“四人帮”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四五运动是刺向“四人帮”的利剑，半年之后“四人帮”就垮台了。
其实，这个大冲突不仅仅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也是人性的大碰撞。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许多青年由当年红卫兵的一分子，经过实践，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随之观望，以至抵制和反对，渐渐吸取十年的教训，成为思考的一代，奋起的一代，成为四五运动中的一分子，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促进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本目最后，说的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决战关头，1976年国家面临接二连三的罕见灾难：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唐山大地震使整座城市被毁，24万多人死亡。这一切为“四人帮”进行反革命行动提供了机会。
在这危急的关头，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实现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主要成员实行隔离审查；顺利处置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预谋发动的武装叛乱。“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是中国人民正义力量的胜利。
教材还指出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本目插图反映了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形。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
教材指出。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全局性的错误的影响，再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我国经济损失达5000亿元人民币。几乎相当于1949年至1979年建国三十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拉大了我国同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十年中，职工平均工资下降4.9％，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教材同时指出，由于周恩来、邓小平等为首的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抵制“左”的错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经过艰辛劳动，经济等领域仍然取得一些成就。如：红旗渠的修建、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相继建成，南京长江大桥、攀枝花钢铁基地、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汽车制造厂、贵州六盘水煤矿等重要工程或企业建成，成昆、襄渝、湘黔等铁路也在这一时期建成通车。但它决不表明“文化大革命”对建设事业有任何好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建设事业的速度将会更快，建设成就还会更大。
辅栏释义
“记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想想”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对形势的估计为什么是错误的)：这需要教师给学生深入、全面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后，方能回答好。当时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走资派已经较广泛地掌了权力，必须通过“革命”来防止国家变修变色。毛泽东的估计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他本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出现了偏差。脱离了中国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实际情况；他对我国党、政、军的各级领导的估计、对文化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估计也是错误的。广大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
“说说” (共和国主席遭到残酷迫害说明了什么)：说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
“说说”(林彪的自我爆炸说明了什么)：一方面说明玩弄阴谋诡计危害国家与人民的人是必然要失败的；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有力否定。
“记记” (“四人帮”的名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想想”(四五运动的怒火为什么会像火山一样迅速喷发)：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民群众心中积压着对“四人帮”的愤怒，“四人帮”对周恩来、邓小平的诬陷。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热爱周恩来、邓小平的情感。
“想想” (毛泽东主席逝世为什么会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深切哀悼)：毛泽东在晚年虽然有重大错误，但同他的功绩相比，仍是次要的。因为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以他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议议”(粉碎“四人帮”有什么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标志着十年内乱的结束，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长期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它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历史再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说说” (“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拉大了同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据估算，十年的经济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币。
教学建议
一、教师可以这样导入新课：从1961年开始，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调整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接着，让学生齐声朗读本课导言。然后教师指出：通过本课学习，我们要了解十年“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遭到怎样的践踏，经济、文化受到怎样严重的破坏，人性有了怎样的缺失。
或者这样导入：教师引导学生回答前面讲过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课中经济领域的失误表现有哪些 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主要是党的什么错误 学生回答后，教师强调指出是“左”的错误。由于教材没有讲述“反右扩大化”和党内反“右倾”斗争的内容，教师要做好衔接：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毛泽东理论上错误的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9年党内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十中全会后，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和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种错误的方针指导下产生了“文化大革命”。
至于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教师简单解释一下便可：1963年到1965年文化领域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又由于江青等人的利用、蛊惑，毛泽东认为清除“修正主义”的“革命”应当从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方面开始。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深层次原因和舆论准备教材没有提到。有必要根据教材分析中提示的内容和教学资料的内容。给学生略加介绍。
三、讲红卫兵运动的表现、毛泽东大字报的影响、江青操纵“专案组”的行为和刘少奇被诬陷遭迫害的有关内容，让学生明确感知“文化大革命”中狂热的个人崇拜、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践踏、对经济文化的破坏和人性的扭曲。教师还可以适当地补充一些红卫兵运动对教育、文化领域的破坏行为。也可以让学生回忆刘少奇一生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再结合他被迫害的有关史实，对比说明他的含冤去世。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四、讲四五运动，要满怀激情歌颂人民群众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敬仰热爱和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结合教材本目辅栏“想想”，给学生指出，全国各地群众自发进行声讨“四人帮”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充分说明人民群众中永远存在着正义的力量。
五、对毛泽东逝世为什么会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深切哀悼．要引导学生回忆毛泽东一生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以说明他的错误同功绩相比，仍然是次要的，以此培养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六、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广大历史教师是熟悉的，但对今天的青少年来说非常陌生．因而很有必要让学生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从而珍惜今天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局面。讲本课内容，可以联系本地当时的实际情况，但要注意把握分寸．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七、对毛泽东、林彪等历史人物，要引导学生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晚年虽然有错误，但纵观他的一生，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在历史上也有过功劳，但最后叛党叛国．沦为叛徒、卖国贼。
活动导引
由于教材不可能全面反映“文革”的危害与教训．这需要教师在讲课中补充材料。教师要组织好这一讨论活动，更要做一些方法的辅导。
一、收集、整理资料。教师指导学生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错误表现和危害进行归纳、概括。可以适当补充相关资料、提供一些参考书目；向学生提供收集资料的渠道和方式，如查阅图书、调查访问、上网查询等。最后，学生对收集的资料分类加工整理，或进行一些取舍，得出结论。
二、讨论过程。每位同学根据自己所查资料写好发言提纲，先在小组内进行交流、讨论，由担任组长的同学负责整理大家的发言提纲。形成小组的观点、结论。每个小组再向全班同学表述本组的结论。最后教师对同学们方法、观点、结论进行指导和总结，使其形成对历史信息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处理方法和具有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正确评价的能力。
测评答案
1．D
2．林彪集团的罪行：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打击迫害老干部；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党夺权，失败后叛国叛党。江青集团的罪行：打击迫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镇压四五运动；阴谋篡党夺权。
插图说明
一、本课题图：“文化大革命”中被查封的私宅
1966年8月下旬起，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走出校门“杀向社会”。他们砸毁老字号的店铺招牌，更改街道名称，任意揪斗“反动学术权威”，闯入住宅查抄、掠夺私人财物，焚烧中外古典名著，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楼台庙宇。这使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败坏了社会道德，毁坏了民族传统文化，降低了民族文化水平，危害极大。
二、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场面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编印《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由于用红色封面，被称为“红宝书”。图为红卫兵挥动手中的“红宝书”高呼万岁。
三、大字报铺天盖地
“文化大革命”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的方法。这个合法的武器客观上起了栽赃陷害、打击革命干部和挑起群众斗群众的作用。图为1966年6月北京大学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四、林彪乘坐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
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飞机仓皇外逃。1971年9月13日凌晨，飞机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坠落，机毁人亡。图为蒙方人员在察看飞机坠毁现场。
五、四五运动中在天安门广场演说的青年
1976年4月，北京的人民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张贴传单、抄诵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图为一青年在天安门广场演说。
六、街道居民为“四人帮”的覆灭欢呼
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全国亿万军民衷心拥护，欢欣鼓舞。首都连续三天举行盛大的欢庆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参加集会游行的总人数达580多万。图为街道居民为“四人帮”的覆灭而欢呼。
七、在被告席上听候判决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进行审判，因分别犯有颠覆政府罪、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罪、伤人罪、反革命诬陷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刑事判决。图为听候判决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
八、“人造天河”红旗渠
河南省林县人民为改变贫困面貌，1960年动工修筑“红旗渠”。全县人民风餐露宿，不怕苦和累，沿太行山悬崖绝壁盘山开凿了一条长70千米、宽8米、高4.3米的总干渠，三条支渠98.2千米的“人工天河”。劈崖峭壁50余处，斩断山崖624座，跨越沟河274条，修建隧洞、渡槽、涵洞等建筑物1080座，灌溉面积54万亩。图为红旗渠流出的滚滚清水。
九、攀枝花钢铁公司的轧钢车间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是三线建设时期的重点项目，是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特大型钢铁企业。从1964年至1974年基本建成，达到年产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钒渣3.45万吨的设计生产能力。1996年完成第二期工程建设。目前成为我国西部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也是中国最大的、世界知名的钒钛生产基地。图为攀枝花钢铁公司的轧钢车间。
十、中南海怀仁堂
1967年2月，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革”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并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罪恶活动进行了斗争。这次抗争后来被林彪一伙诬蔑为“二月逆流”。图为中南海怀仁堂外景。
教学资料
一、“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
(一)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左”倾错误发展，并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1959年的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1962年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错误地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4年毛泽东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认为那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1965年他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他甚至担心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并为此采取了防范部署。1965年1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中共中央错误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把“中央出修正主义”作为现实危险提到全党全国面前，这是因为：第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有相当一部分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毛泽东自信他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既有马列主义的某些论点作为理论基础，又有民主革命中的经验作为历史依据，还有渴望能平等生活的亿万农民为群众基础。加之他在革命斗争中主要是正确的，又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壮举，这滋长起骄傲情绪，所以他认为与他不同的意见，都是修正主义。毛泽东总是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释问题和处理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体制上的弊端也进一步暴露出来。鉴于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中，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重视不够，企图单凭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在短时期内实现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强调变革，不强调稳定，强调提高公有化程度。把任何条件下的个体经营都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在分配制度上，他依然留恋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甚至提出废除工资制的建议，认为工资制发展了个人主义、脱离了群众，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毛泽东的方法，主要是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在“烂透了”的权力机构前充分利用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直接将自己的意志诉诸群众。
第二，错误地将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到国内党内，并将反修防修作为头等大事。中国在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斗争的同时，认为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根本上是正确的，由于赫鲁晓夫篡夺了领导权，才正在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毛泽东逐渐改变对斯大林教训的反思转而批判和防止苏共的“修正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质就是以反修防修为纲并毫无阻碍地得到全党的赞同。
第三，1961年以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和毛泽东的意见分歧，被错误地当作修正主义与马列主义的斗争。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还因为他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局的多数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是两个独立王国，而要解决这两个独立王国，用通常的、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本人是少数，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党内的分歧开始于庐山会议错误地对彭德怀等人“反右倾”斗争。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与毛泽东的分歧集中于：对困难时期形势的估计和为克服困难应采取何种措施。
1961年以后，刘少奇等同毛泽东的分歧就逐渐明朗了。毛泽东认为必须充分肯定“大跃进”，否则会使人民丧失信心。刘少奇指出，生产和生活下降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上边要负主要责任”，“根子还在中央”；1962年，他又指出：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却认为上述分析是“右倾”，是对“三面红旗”的动摇。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时承认，他从1962年开始，就想从政治上把刘少奇搞掉。
在分配问题上刘少奇强调按劳付酬，在流通领域他强调等价交换，在管理企业的方式上他强调用经济办法，反对单纯用行政办法；毛泽东认为这些主张带有资本主义复辟的性质。文学艺术方面，刘少奇指出：“剧目，凡是无害的都容许演……京戏，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能乱改。”这也同毛泽东的认识相反。周恩来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毛泽东仍然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称呼。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央的“修正主义”问题要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
从上可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理性的，出发点的确是反修防修，他想在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新路”探索中寻求一种全新的既超越苏联模式的民主之路。更不同于西方议会的民主道路。在对党内国内、党和国家权力机关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后，发动了一场完全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他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直接管理社会事务，永远铲除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的土壤。
(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于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而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党内个人专断作风是逐渐形成的。党的领导制度中的缺陷，为个人专断提供了条件。早在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就规定：“凡是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一规定对于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具有积极意义，但违背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高峰，他开始滋长骄傲情绪，个人专断作风随之产生。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对待胡风的问题上，随意将持有不同文艺观点的人定为反革命；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对邓子恢的错误批判，已表现出个人专断作风。在政治局内，他的个人专断的第一个重大表现是他对1956年反冒进的无端指责。在1957年后一再批判反冒进。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从此开始，他同党中央集体的关系逐渐变得不正常了，常常在未经集体讨论的情况下，独自作出重大决定，而党中央总是立即作出决议，使他的个人决定变成党中央的集体意志。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党内形成了一个规矩：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就是反对毛泽东和反党，就必须进行残酷斗争。庐山会议对党内民主生活的破坏，起着为个人专断进一步开道的作用。正如邓小平说的：“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三)“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第三个原因是林彪、江青、康生一类的野心家利用和助长毛泽东的错误。
林彪、康生大搞个人崇拜。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最高标准、最后标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二、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系列过火的政治批判
1962年，康生首先提出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硬把它说成是替高岗翻案、向党进攻，并借此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指出：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革命阶级如此，反革命阶级也如此。
1963年3月决定停演“鬼戏”。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尤其是戏剧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还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些不符实际的指责对文艺界震动很大，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人遭到错误地、过火地批判。
1964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枪毙了《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攻击戏剧舞台是“牛鬼蛇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批判了比较优秀的《刘志丹》《怒潮》 《李慧娘》 《谢瑶环》 《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抓壮丁》等电影、戏剧和小说。个别作品的缺点、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学术观点，都错误地认为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
1964年夏，这种批判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作为一个重大反党事件处理；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重视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扩大企业的权限等经济思想；历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等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
1966年林彪支持江青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嗡。江青对林彪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在部队支持下打倒“文艺黑线”。后来毛泽东三次修改《纪要》，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摘自廖益隆、庄浦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三、“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标志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集中代表了“左”倾方针，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当前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四、《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1962年、1964年党中央在指导方针上的分歧都指责为“资产阶级”专政，认定中央有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此“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锋芒开始指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
五、毛泽东第一次对“文化大革命”较系统的论述
1967年2月，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一种形式。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一时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六、关于红卫兵以及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组织自始至终都是以大中学生为主的一种自发性的群众组织，无论地方还是全国都没有统一的规划、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系统。它一开始就完全脱离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是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产物。但他实际上又一直被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所操纵和利用。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对有关如何组织红卫兵和对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出身的问题作过政策性的规定。但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教育和极左氛围，在以阶级性纯洁为荣的历史条件下，红卫兵组织自己规定，只有“红五类”才能加入，才有资格当毛主席的红卫兵。而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历史不清的人是不能当红卫兵的。这在当时是一种通行的不成文法。但并没有禁止“红五类”以外的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和参加某些红卫兵组织和活动的规定。于是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的青年学生也积极和红卫兵一起去扫“四旧”、贴大字报，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作为“红外围”。1966年8月下旬起，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走出校门“杀向社会”。他们砸毁老字号的店铺招牌，更改街道名称，任意揪斗“反动学术权威”，闯入住宅查抄、掠夺私人财物，焚烧中外古典名著，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楼台庙宇。到当年9月底，北京被抄家的达3.3695万户，被驱赶出京的所谓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有8.5万多人，被打死的就多达1722人。傅雷夫妇、老舍都在这时期含冤自尽。10月。山东孔子故居、孔庙孔林被聚众打砸抢。毁坏文物6000多件，烧毁古书2700多册、各种字画900多轴，砸毁石碑1000多座。“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做法，反而使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败坏社会道德，毁坏民族传统文化，降低民族文化水平，危害极大。后随“工宣队”进驻学校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红卫兵运动就名存实亡了。
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9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最初，组长是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等。半年以后，江青一伙排除异己，完全控制了中央文革小组，并逐渐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部。
八、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大字报中首先把矛头错误地指向刘少奇，使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此后他作为国家主席的权力已经名存实亡。1967年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指使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刘少奇的住处、拆去了他办公室电话，并用卑鄙手段设计把他们骗到医院并把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进行批斗。王光美曾被造反派强迫穿上旗袍、丝袜和高跟鞋，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戴在她脖子上，刘少奇也曾被打得鼻青脸肿，头发蓬乱。这些政治的、人身的迫害越来越多，直到刘少奇失去一切自由。刘少奇曾向毛泽东提出了两点要求：由我承担派工作组的错误，尽快解放其他干部；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和家人回延安或老家种地，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没有表态。1968年9月，江青操纵的“专案组”整理并报送中央的所谓刘少奇“罪证”，诬陷他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刘少奇被单独关押后，由于安眠药量不足。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手臂受伤，穿衣困难，到饭厅吃饭，短短30米距离，要走5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后来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只剩七颗牙，嚼不动窝头、粗饭，常吃剩菜剩饭，经常生病。每次看病前，要受到医生和护士的批斗，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1968年夏，刘少奇无法从病床起来，衣服没有人换。大小便都在床上，双腿肌肉萎缩，由于经常打针，全身没有一根好血管。由于肺炎引发高烧，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并以“烈性传染病人”的名义，隐去真实姓名，秘密火化。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
林彪集团由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两股势力组成。第一股势力是以林彪为核心，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高级将领，他们控制了总参、空军、海军、总后等重要军事部门。中共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的主要势力就形成了。第二股势力是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核心，其成员全部来自空军，包括周宇驰、刘世英、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周建平。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利用其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安插亲信，培植死党，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想当国家主席，阴谋抢班夺权，没有成功。
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南巡极为猜忌，不断打听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在得知内容后，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并进行紧张策划。第一套方案是加快实施“571工程”纪要，预谋在杭州、上海、苏州附近谋杀毛泽东。准备了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第二套方案和准备出逃苏联的第三套方案。9月7日，叶群要秘书们把《俄华字典》 《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等书，交给林立衡、张清林带到北戴河，还向参谋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蒙古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9月8日，林立果手持林彪的手令到北京向空军管专机的副参谋长胡萍要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挑对林彪感情最深最可靠的，并要搞一份苏联航班飞行地图。9月9日，林彪让办公室的人要一架很好的飞机去大连，吩咐飞机要准备三个小时以上的汽油。为何取此下策呢 原来，9月11日晚，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打乱了林彪一伙反革命政变的部署。于是他们又实施南逃广州的计划。可也被两个新的情况打破了。一是毛泽东12日下午提前回京；二是9月12日下午，林彪、叶群突然决定要林立衡、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这是为逃跑故布疑阵，也为林立果来到北戴河制造了掩人耳目的借口。而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发现异常情况后向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负责人作了报告。周恩来听到汇报后，立即追查256号专机飞往山海关的原因并下令把飞机调回北京。这样他们只能执行第三套方案，马上夜航去苏联。
9月13日零时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并在途中开了枪。林彪一伙来不及带上副驾驶员、领航员、空中通讯员，就仓皇向北起飞，途经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时飞机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周宇驰、于新野叛逃未遂自杀身亡。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十、周恩来逝世与“四五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人帮”攫取更大权力的如意算盘落空。
“四人帮”对周恩来逝世的治丧工作进行了种种限制和破坏，千方百计地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把万分悲痛的人们诬蔑为“旧制度的‘哭丧妇’”。 《文汇报》在刊登关于学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删去。更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此事成为四五运动的导火索。
3月下旬，南京街头贴出“《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标语，大批群众来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向周恩来敬献花圈，举行示威游行。北京的人民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张贴传单、抄诵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4月4日是清明节，又是星期天。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有200万人次不顾禁令来到广场，敬献了2000多个花圈，出现了花山人海的壮观场面。
4月5日，群众发现花圈已被清走、看守花圈的人也被带走，并且有几个人公开攻击周恩来时，群众采取了激烈的抗议行动。18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强令广场上的群众离去。2l时半，1万多名民兵、警察和卫戍部队，对仍停留在广场的群众实行了镇压和拘捕，有38人被投入监狱。后来，仅北京市就先后拘捕了388人。受到各种形式审查的则多达万人。
4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在京委员认为这是“反革命暴乱性质”。
在此前后，杭州、郑州、西安、太原、遵义、昆明、重庆、青岛、武汉、三明、上海、天津、长沙等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悼念和抗议活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义举，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长期教育和毛泽东思想的长期熏陶下的自发行动，是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尹凤英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
十一、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
197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因病逝世，享年90岁。他的逝世引起了人民的深切哀悼和思念。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噩耗传来，全国各族人民都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在此期间，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到我所驻国的大使馆进行吊唁。
十二、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毛泽东病危期间和逝世以后。 “四人帮”认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
毛泽东逝世当天，王洪文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由他来指挥全国，被华国锋等人及时纠正。江青多次索要毛泽东的文稿和手迹，企图加以更改，以便为其所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所抵制。他们指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为江青上台造舆论，王洪文则拍摄了准备上台使用的标准像。
“四人帮”还加紧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准备。早在8月，“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就突击发放武器装备给上海民兵。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上海又发出各种子弹600万发，炮弹1.5万多发。9月28日，张春桥特派其秘书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话说“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他们还突然调换了北京郊区装甲兵某部的两个师参谋长。
解决“四人帮”问题，已成为党和国家摆脱政治危机的关键。华国锋和叶剑英自9月下旬以后，多次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方法和步骤。他们根据在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中间酝酿的意见，决定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宣布并实行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10月6日晚，当张春桥、王洪文还有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先后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时，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分别对他们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与此同时，对江青、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也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在探知江青等人被捕后，忙着准备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解决上海问题作了周密部署，叛乱失败。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粉碎了“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性胜利，标志着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一)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中心任务。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不受干扰。就必须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并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既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使社会主义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二)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领袖和党、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既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又不能搞个人崇拜。马克思主义承认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认为，起进步作用的领袖，必须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众意志的执行者。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任何领袖人物都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不能为提高领袖的威信而贬低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
(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既反对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又反对个人专断。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严格实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使中央拥有必须拥有的权力。任何党员，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都必须执行党的决议，决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的组织必须用制度来保证对任何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党中央的领导，也如同各级党组织一样，必须是集体领导。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是由集体讨论决定，决不允许个人专断。
(四)必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各项事业胜利的保证。党的团结是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只有全党团结，才能实现人民的大团结，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决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去解决，不能施加政治压力．只能用同志式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搞政治运动。既容易伤害同志，也无益于分清是非，只能把问题复杂化。
(五)必须进一步发扬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个公民，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问题，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管理国家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政治原则。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就必须健全法制，维护法律的权威，切实依法办事。
(六)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努力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但马列主义原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正确地指导革命和建设。因此，广大干部还必须善于作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总结群众经验。这样，才能制定正确政策，并善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正确的措施，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