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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们猛醒,发愤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
——金冲及《二十世纪史纲》
第18课
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
重庆师范大学:王沐
大危机下的变局—戊戌变法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
1861年起,美国南北战争;
1866年起,第二次工业革命;
1868年,日本开启明治维新;
1871年,德国完成铁血统一;
1875年,法国确立共和制度。
放眼世界,发展资本主义是时代潮流!
大危机下的变局—戊戌变法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皇皇,事势儳儳,不可终日……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轰轰,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
——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
回看中国,列强环伺使民族危机加剧!
大危机下的变局—戊戌变法
郑观应:“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康有为:“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梁启超:“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
严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
使命担当,康梁等人发出时代强音!
大危机下的变局—戊戌变法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
——1898年6月11日《明定国是诏》
拒和:下诏鼓天下之气;
迁都:迁都定天下之本;
练兵:练兵强天下之势;
变法:变法成天下之治。
维新派VS守旧派
要不要变法;
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堂。
救亡图存,不甘作亡国之君幡然变计!
大危机下的变局—戊戌变法
颁布新法
改革旧制
政
治
广开言路,提拔新人
改订律法,合并机构
裁撤冗员
澄清吏治
经
济
提倡实业,开矿筑路
财政改革,创办银行
废除旗人
寄生特权
文
教
普设学堂,兼习中西
开办大学,设经济科
废除八股
改试策论
军
事
精练陆军,改习洋操
行征兵制,兴办兵厂
裁汰八旗
绿营旧军
光绪皇帝先后发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反映了时代要求。
大危机下的变局—戊戌变法
慈禧太后
发动政变
囚禁光绪
康梁出逃
戊戌君子
喋血菜市
百日维新
匆匆落幕
大危机下的变局—戊戌变法
前期:“变法乃素志……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中期:“旧臣惶骇,内务府人皆环跪后前,谓上妄变祖法,请训政,后不许。”
后期:“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康广仁《戊戌六君子遗集》
大危机下的变局—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成败的原因
变法理论的自身缺陷——挑战传统,重塑孔子,托古改制,跪着造反;
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大誓群臣,以定国是,抛开旧臣,另起炉灶;
大变全变与骤变的改革方式——急于求成,措施密集激进,牵涉太广;
孤立与排斥慈禧的政治策略——光绪无权,非去慈禧不可,帝后党争;
发展不充分的民族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夹缝中求生存,力量弱小。
救亡和启蒙的相互交织,爱国与变革的双重变奏。
大危机下的变局—戊戌变法
戊戌余音
1901年1月,慈禧默许实行新政,下诏变法;
1907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911年5月,宣布“采取君主立宪制、组织内阁”;
1911年10月,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2月,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清朝统治至此结束。
变法兴则国运兴,清廷失去了最佳自救机会,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大冲突下的乱局—扶清灭洋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
民族危机刺激下的灭洋意识
民教矛盾冲突下的排外情绪
列强经济掠夺下的顽强抵制
洋教西学冲击下的文化自卫
大冲突下的乱局—扶清灭洋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扶清”:反映出义和团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利于争取官军,却容易放松对清政府的警惕。
“灭洋”: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意志,但同时带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
大冲突下的乱局—扶清灭洋
慈禧态度的转变
剿:“著都饬所属文武各员,查明各种会匪名目,严行禁止,胆敢仍前聚众,藉闹教为名,结党滋事,并著从严惩办,以靖地方。”
——《上谕》1899年11月28日
抚:“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乃各督抚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固,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
——《上谕》1900年6月26日
剿:“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划除不可。严行查办,务净根株。”
——《上谕》1900年9月7日
大冲突下的乱局—扶清灭洋
廊坊顽强阻击
攻陷大沽炮台
慈禧下诏宣战
天津失守陷落
联军攻陷北京
慈禧狼狈西逃
请求借师助剿
中外联合镇压
运动最终失败
大冲突下的乱局—扶清灭洋
庚子五月,拳乱起于近畿,仇洋杀教,围攻使馆,以致酿成巨衅,东北尤罹浩劫。而南方各省,得免于兵祸,保全半壁河山,实由于各督抚应付得力,其重要关键,则在南省立约互保的成功。
——王尔敏《拳变时期的东南互保》
双重性:一方面压抑了南方地区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又阻止了八国联军的南下蹂躏。
在清政府危亡之际,地方大员寻求“自保”,表明中央权威的式微与地方势力的扩张。
大冲突下的乱局—扶清灭洋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说明:当道义的愤怒仍然同旧时代连在一起的时候,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者的。但是,在庚子事变的枪炮沉寂以后,自胶州湾事件以来的瓜分狂潮也失去了其滔滔势头。
瓜分狂潮的转向避免了中国社会在肢解中沦为殖民地,但民族战争的失败又急速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大制裁下的残局—庚子国难
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11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大制裁下的残局—庚子国难
签约前梁启超的献策:
上策: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
中策:督军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之怒;
下策:受命入京,投身虎口,遗留千古骂名。
签约后李鸿章的绝笔: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逝后梁启超的评价: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出殡时的影像
李鸿章谈判时的合影
际遇时运——中堂命运——大清国运
大制裁下的残局—庚子国难
《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其影响
武力震慑下的变化:拆除沿线炮台,各国派兵驻扎,划定使馆区,改设外务部;
经济上的巨额赔款:赔款多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约9.8亿两;
指名严惩首祸诸臣:共涉及中央和地方大臣百余人,慈禧同道人,封建旧官僚;
心理精神上的征服:禁止华北科举考试五年,永禁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组织;
近代最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大制裁下的残局—庚子国难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维新派发出变法自强的呼声,然而悲情谢幕。
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却遭联合镇压。西方列强严厉制裁下的晚清残局,谁来收拾?
改良之路—清末新政
革命之路—辛亥革命
清政府重拾改良手段
革命党高举反清义旗
旧邦新造
博弈赛跑
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知识结构
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课堂练习
1.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到:“康有为以为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这说明(
)
A.康梁意识到启发民智的重要
B.戊戌变法没有借鉴外国经验
C.康梁认为变法不能依靠朝廷
D.戊戌变法是发自民众的运动
2.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认为不能将自然的进化论与人类社会的伦理学混为一谈。但严复将该书翻译成《天演论》时,“煞费苦心”地将二者联系起来,提出自然界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意在(
)
A.纠正生物进化论的错误
B.为反清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C.传播“中体西用”思想
D.促进国人救亡意识的觉醒
D
A
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课堂练习
3.
1870年前后,湖南、江西、江苏、湖北、直隶等地教案频发。民间传言,“或称教堂拐骗人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此类传言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
A.清政府允许传教士在华传教
B.民众与外国势力的矛盾加剧
C.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
D.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4.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懿旨”。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驻上海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民产业为主”。这表明(
)
A.列强在华势力受到有效遏制
B.清政府中央集权面临危机
C.地方实力派成为列强代理人
D.地方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
B
B
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课堂练习
材料一: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从挽回,却不收。
——康有为《我史》(流亡日本所著自传体回忆录)
材料二:光绪帝虽于四月初八日批准《马关条约》,但督察院并没有因此而拒收公车们的上书……从四月初六日到四月十五日,督察院代递了31件公车上书,其中初八日、初九日、十一日都有代奏……因此,我以为,康有为在各省公车上书的热潮中,组织了联省公车上书,……由于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已批准条约,初九日已来人甚少,联省公车上书的行动自然中止。督察院没有拒收上书,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投。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据内廷档案等)
问题:上述两则材料对于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未能上达原因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出现不同,试分析两则材料证史的信度与效度?
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课堂练习
确实存在作伪情形,康将其系统化,以使之不相矛盾。之所以要对其进行鉴注,就是要还原历史真相。《我史》中作伪次数并不多,可以作为小心使用的史料。康有为许多张扬与自夸,非其特意造作,似乎是不自觉之中的天性流露;康一生处处失败,若没有“康式”自我打气,恐怕早已气馁。在一场大灾大难后,能够保持冷静与客观,给后人留下真实的记录,自当受到尊崇;而自我辩护、自我张扬甚至不惜于作伪,也无须太多道德指责。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2009年)
陈寅恪: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