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2019版高中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第4课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共86张PPT）

(共86张PPT)
第４课
西汉与东汉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一、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
1.消除地方割据势力
①郡国并行?
②平定七国之乱?
2.“文景之治”
①黄老无为?
②“文景之治”?
二、西汉的强盛
1.加强统治的政治措施
①推恩令?
②中外朝制度?
③察举制度
④刺史制度?
⑤加强对地方的治理
2.加强统治的经济措施
①改革币制
②盐铁官营
③均输平准
④抑制工商业者
3.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
4.稳固边疆和开疆拓土
①反击匈奴?
②通西域和丝绸之路?
③加强对南方的管辖?


三、东汉的兴衰
1.西汉的灭亡
①西汉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②王莽改制?
③绿林赤眉起义?
2.光武中兴
①东汉的建立和统一?
②刘秀的统治措施?
③光武中兴的局面?
3.东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①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
②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
③“清议”和“党锢之祸”?
④黄巾起义和军阀割据?
四、两汉的文化
1.史学
①《史记》
②《汉书》
2.文学
①汉赋
②乐府诗
3.科学和技术
①《黄帝内经》
②《神农本草经》
③《九章算术》
④造纸术
共35个3级标题
一、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
1.消除地方割据势力
①郡国并行?
②平定七国之乱?
2.“文景之治”
①黄老无为?
②“文景之治”?
一、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
二、西汉的强盛
1.加强统治的政治措施
①推恩令?
②中外朝制度?
③察举制度?
④刺史制度?
⑤加强对地方的治理?
2.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


一、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
二、西汉的强盛
1.加强统治的政治措施
2.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
3.加强统治的经济措施?
①改革币制?
②盐铁官营?
③均输平准?
④抑制工商业者?
4.稳固边疆和开疆拓土
①反击匈奴?
②通西域和丝绸之路?
③加强对南方的管辖?


三、东汉的兴衰
1.西汉的灭亡
①西汉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②王莽改制?
③绿林赤眉起义?
2.光武中兴
①东汉的建立和统一?
②刘秀的统治措施?
③光武中兴的局面?
3.东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①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
②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
③“清议”和“党锢之祸”?
④黄巾起义和军阀割据?
第一，汉初统治者从秦的灭亡取得鉴戒。除确认虐用其民是秦亡的主要原因外，又把秦未行分封和秦速亡联系在一起。认为周行分封，享年八百；秦以孤立，十五年而亡。
第二，战国长期分立的局面还残留影响。就长期趋势说来，统一是走向巩固的，就一段时间说来，情况却又会逆转。秦始皇统一国家的规划削弱旧日影响，而短时间内，秦的暴虐统治又加深旧日影响。
第三，在经济凋敝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力量足以控制全国的中央政权是有很大困难的，须有组织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众多的京畿驻军。这需要漕转大量米粮来供应，在汉初不易办到。
——摘编自汪篯《汪篯汉唐史论稿》
秦的教训
战国残留影响
人力物力的限制
汉初同姓王分封形势
①王国主要分布在什么地区？
②比较中央和诸侯王国统治空间的大小。
③西汉诸侯王如何治理封国的方式是？

濞之初封，王三郡五十三城。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抚慰）其民。
吴有豫章郡铜山，乃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又有海盐之饶。不赋于民，而国用足。如是者三四十年，国力既盈，遂生他意。
地方三千里，精兵可具五十万。
又如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游说之士毕至，富商大贾，则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亡命游侠之徒，诸侯王亦往往招致养匿，相结为奸。
——摘编自钱穆《秦汉史》
汉初诸侯王掌握了哪些权力？有什么影响？
前154年，吴、楚、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七国叛乱
汉景帝因吴、楚、赵、齐四国旧地，陆续分封皇子13人为诸侯王，既可以亲易疏，而新国远不如旧国之强大。其次下令，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日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裁减谒者、郎、诸官长丞等。官员由中央任命。从制度上降低了王国地位，剥夺了诸王治国权，王国与直辖郡县的差别大大缩小。封国“衣食租税而已”。汉朝政令，由此才真正达到全国。
缩减地域
以亲易疏
降低王国政权的规制和级别
剥夺治国权

朝廷
郡
郡

朝廷
王国
郡
王国
平“七国之乱”前
平“七国之乱”后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汉书·食货志》

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黄老之学兼容并包，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君主治国“无为而治”，掌握政治要领即可，不要作过多的干涉。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

黄老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清静无为，主要内容是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减免苛刑、节约皇室与国家开支、少修土木工程等。这些措施无疑对恢复社会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文景之治首先表现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文帝多次颁布诏令，劝课农桑，鼓励发展生产。把田租由高祖时的什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第二年又全免田租。直到景帝时才恢复了三十税一。文帝还把算赋(人头税)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20钱减为40钱，把原来丁壮每年服徭役一月改为三年服徭役一月。
文景之治的另一方面是政治比较清明。文帝鼓励大臣进谏议政。廷尉张释之多次依据法律顶撞皇帝，文帝不以为忤，反而能够始终委以重任。文帝废除了以言论治罪的“诽谤妖言法”和株连家族的“相坐法”，还废除了摧残肢体的肉刑制度。用法宽简，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汉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绌耻辱焉。
——《史记?平准书》

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
—— 《汉书·文帝纪》

“无为而治”与“文景之治”

顺民之情与之休息
躬修节俭
轻徭薄赋
轻刑慎罚
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汉书·景十三王传》
汉初，诸侯王拥有很大的封地，诸侯王死后，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并承袭所有封地。
汉武帝时，规定诸侯王死后，必须把土地分封给所有子弟，令王国的领土分裂。
自此以来，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
在秦朝和西汉前期，中央官制是作为政府首脑的丞相全面负责制。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丞相府成为国家政务的运转中枢。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以及全国的行政、司法、财政，甚至军事大权都集中在丞相手上。皇帝的主张如果得不到丞相的同意也往往难以实行。如景帝与窦太后欲立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因丞相周亚夫坚持刘邦所定的“非有功不侯”的原则而作罢。武帝即位之初，丞相田蚡大权独揽，几乎将武帝架空了。
——孟祥才《秦汉史》
外朝官
(执行）
大 将 军
亲卫武将 重号将军
杂号将军

奏章文秘 尚书令或中书令


侍从近臣 侍中、常侍等



三公九卿等


皇帝
中朝官
(决策)

汉武帝以前，尚书在整个政府机构中并不重要。“秦变周法，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置尚书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显然，此时的尚书不过是皇帝与丞相间的传达吏而已。汉武帝为了加强君权，削弱相权，开始增强尚书的权力，使它办的事越来越多，地位自然日趋重要。它由过去的“通章奏”进而“拆阅章奏”、“裁决章奏”，再进一步就是直接“下章”了。尚书令及其属官尽管在武帝时逐渐位高权重，成为汉朝中央决策圈子里的人物，但秩级不高，大都在六百石到千石之间。
——摘编自孟祥才《秦汉史》
夫长官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汉书?董仲舒传》）
察举制始于汉文帝，但是在武帝以前，并不是常制，其时官僚的主要来源有：
（一）二千石以上的官吏的子弟可以入郎中；
（二）郡内的小吏，由郡守保举，朝廷选用；
（三）富人纳资给政府，可以换得郎的地位。
◆元光元年（前134年）下令各郡国每年要举“孝廉”一人送至京师；
◆元光五年（前130年）又下令各郡国“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年保送至京师为官，但各郡国不认真举荐，“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
◆元朔元年（前128年）又下令郡国必须举人，如“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从此，察举成为定制。“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两汉察举以孝廉最多，通常用“举孝廉”来指代察举制。察举孝廉的标准四条：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是学通行修，熟知经书；三是明习法令，善于决狱；四是头脑清楚，才干出众。地方推荐上来的孝廉，一般先在中央担任郎官，再根据其实际能力出任实职。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察举制度解决了战国以来军功制和养士制不适应国家治理的问题，较好地完成了由夺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回答了“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难题。更重要的是，这种选官制度从武帝以后以儒家思想作为基本准则，统一了官吏的价值标准，产生了以文人为主的职业官吏，适应了大一统王朝治国的需要。
但是，察举作为自下而上的举荐方式，会造成用人权的下移，久而久之，中央集权会受到不利影响。造成累世三公的豪门望族和盘踞一方的州牧郡守“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了私人势力集团。另外，察举侧重于名声，导致沽名钓誉现象越严重。汉末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这一弊端的写照。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刺史的制度起源于秦朝各郡的监御史，汉初郡监御史一职省掉。有时丞相派员巡视郡国，但不常置。武帝所置刺史的性质略同于秦朝的监御史，只是所监的区域范围扩大了。汉朝的行政机构并无“州”这一级，州只是区域的名称。刺史在这时并非郡的上级官，而是中央临时派遣的考察使节，按其职务的性质则为“部”，所以称为“部刺史”。这时部刺史既无一定官署，也无权直接处理地方政事，所以它还不是正式的地方官吏。
——安作璋《秦汉史十讲》
汉武帝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名。“刺者，言其刺举不法；史者，使者，言其为天子所使也”。
?州：监察区 ?州刺史：六百石 (郡太守二千石)
?州刺史没有固定治所：“传车周流，匪有定所”
?州刺史作为监察官之职责：“六条问事”

1.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
2.二千石不奉诏书，侵渔百姓；
3.二千石风厉杀人、怒则任刑；
4.二千石选署不平；
5.二千石子弟恃怙荣事、请托所监；
6.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



六条问事
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之意。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部刺史》

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制之威重。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六《监察官非刺史》

“以卑临尊”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之一。
西汉前期的豪强有的是六国旧贵族之后，有的是汉初功臣或二千石大吏之家，有的是高资富人，或其他“豪杰并兼之家”。长期盘踞于郡国，欺压百姓，兼并田地，造成朝廷的法制在这些郡国范围内难以施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从其议，武帝坚决采取的迁徙郡国豪富的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西汉前期，游侠在地方上很有势力。有的游侠以义气侠行相标榜，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困厄。有的则“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地方上那些不具有政治上身份的豪强，可以统称为地方豪侠。汉武帝也将这些人迁徙到茂陵等地，加强控制。当时有名的游侠郭解就在迁往茂陵之列，最后被处以族诛。。
汉武帝还大批任用酷吏，诛锄豪强、游侠。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其他如杜周、周阳由等，也是这一类酷吏。这些酷吏对于抑压地方豪侠的猖獗气焰，提高专制皇权，起了显著的作用。
——白寿彝《中国通史》
政治型游侠、豪族型游侠
　　平民型游侠、剑客型游侠
（彭卫《游侠与汉代社会》）
武帝时候，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皇权对地方豪强的打击，同时，就皇帝个人的独裁说，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形下，适应于汉初生产恢复时期的那一套黄老清静无为的统治办法，已不合武帝时期的要求了。主张君主集权，主张大一统，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有所作为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
——何兹全《秦汉史略》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汉初由经学家董仲舒提出来的，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可是，诸家学说不一，趋向各异，不利于维持一统，因此，应该把那些“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都加以摒弃。
他还建议在京师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又在地方上兴办学校，以儒经为教材，以通儒学为仕宦的条件。
——柯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历史概论》
汉武帝看到，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儒家的德治教化则是束缚人们思想的重要手段。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严密控制人的思想意志与约束人的行为同等重要。儒家的德治仁政学说又能为君主政治进行某种修饰和补充，特别是儒家的各种仪制典章，可以将专制主义暴力统治装点得温情脉脉。因而，武帝之崇儒，并非以儒学政治学说作为全部政策的出发点，而是注重儒术的“文饰”功能。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儒家思想为什么能为统治者所用?
武帝在位54年，其中对匈奴的征战就延续40余年，同时并举的还有征大宛、攻朝鲜、平南粵，通西南夷等。征战所用之军队少则数万，多至数十万，其他如器械、粮食、马匹等数以万计；辅助性的劳役如修建边城、开凿道路、运输粮草，以及犒劳将士、安顿降民、移民充实边境等，花费无数。自元狩元年（前122年）后，35年间武帝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29次，每外出祭祀巡行，都有迎送、赏赐以及地方吏民修路、献礼等，耗费的民力、财力也是不计其数。故史家说当时是“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结果是“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此外，还有武帝个人生活上的挥霍。就这羊，汉初以来积累之财富，到武帝手里仅仅几十年已消耗殆尽，府库空虚，国力大屈。财政收支入不敷出，西汉王朝出现了衰败的危机。
——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到了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经济恢复与发展以后，土地兼并日盛，豪强势力扩大，而商人资本的发展则加剧了这一过程，使社会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匈奴也加强了对边境的压力，而对外战争需要的经济基础却由于诸侯王的存在而难以巩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自由放任的黄老之术就行不通了，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和改行国家干预政策。
—— 高德步《中国经济简史》
汉初以来币制的几大问题：
（一）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达四五种；
（二）郡国官府有铸币权，与地方富豪勾结牟利；
（三）民间私自铸币成风
秦半两
刘邦荚钱
吕后八铢
文帝四铢
汉初行秦半两，秦定一两为24铢（重量），故半两为12铢。刘邦以秦半两太重，铸荚钱，导致商人囤积居奇，物价飞涨；吕后铸八铢半两；文帝又改四铢半两。市面币制混乱，官吏富豪盗铸谋利。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上林三官钟官、技巧、辨铜，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原料供应，规定只许用三官五铢钱，严禁民间私铸。
三官五铢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què，音却，忠厚），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 桓宽《盐铁论》
元封元年（前110年），大司农桑弘羊建议实行平准均输，夺取商人利益，增加财政收入。
平准：在长安设置平准官，对各地物产贱买贵卖，可以平抑物价，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归利权于官府。
均输：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以往郡国每年需向中央贡献当地物产，但很多货物不合中央需要，运送又耗费太大，到了长安很多物资腐烂或者因不需要被贱卖。现设均输官，将各地应贡物品除中央必需之外，贩卖换成钱，递交中央。节省开支，增加财政收入。
算缗：即资产税，元狩四年（前119年）实行。
(1)凡商人经营买卖、放高利贷及囤积货物者，都按其财物价值的百分之六抽税，即每值二千钱抽税一算（120文）；
(2)凡制作手工业品出卖者，都按其价值的百分之三抽税，即每值四千钱抽税一算；
(3)一般人的轺车（乘坐的小车）每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轺车，每车抽税二算；
(4)船长五丈以上的，抽税一算。
所有上述规定的资产，都由纳税人自己向官府报告。如有隐匿不报或报告不实者，即予以戍边一年的处罚，并没收其全部的财产。
商人们因感觉抽税太多，多隐匿不报。于是汉朝政府又在元鼎三年（前 114 年）定出制裁的办法，称为“告缗”。凡有人告发商人隐匿资产不报或报告不实者，即给与所没收资产的一半，作为奖赏。此法一行，各地争相告缗，许多大商人都因而破产；未破产的人也不敢再经营商业，而汉朝政府却增加了大量的收入。《史记。平准书》描写当时的情况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
——安作璋《秦汉史十讲》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食货志》）









公元前127年
汉匈两个民族的斗争是国内民族之间“兄弟阋于墙”的斗争。但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本分应是守住草原繁衍生息，可是，它的上层当权集团在其力量强大时总是觊觎中原农业区的财富，因而不时驱使部众南下劫掠，这自然给汉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汉武帝发起的对匈奴的讨伐战争具有保卫先进经济和文化的正义性质。正是由于武帝时期大规模地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才为武帝以后汉匈和平局面的出现和两个民族文化的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
—— 孟祥才《秦汉史》
张骞出使西域非常艰苦，路上被匈奴扣押十年，但他找到机会逃离匈奴到达大夏，但回程又被匈奴扣押一年。当回到汉朝，形势变化，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带回来的（关于沿线的丰富情况）深深吸引了汉武帝，认为应该将汉朝影响扩大到这些地方，因此第二次派张骞出使，组织使团，带去大量丝绸、黄金、工艺品等，赏赐给将要出使的小国，扩大了丝绸在中亚的影响。但不自觉的、带偶然性的流通，与自觉的贸易是两回事。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
—— 葛剑雄《历史上中国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史记·西南夷列传》
汉军平定且兰和南夷，以其地置牂牁[zāng kē]郡。夜郎王表明臣服之意，武帝仍封其为夜郎王。地方势力“皆震恐，请臣置吏”，武帝就势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派官直接管理。这时，只有滇王不肯臣服。武帝以大军压境，滇王举国降汉。汉以其地置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同时赐滇王印(此印已于1958年在晋宁出土)，仍令其治民。至此，西南夷的大部分已进入汉朝的郡县体制内，尽管还保留了一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地位和权力，但汉朝的政令和政策已得到贯彻，这既加速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加速了这些少数民族融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步伐。
——孟祥才《秦汉史》
边疆方位 重大事件
北方 打击匈奴，“漠北无王廷”
西北
张骞通西域，王恢破楼兰
赵破奴破姑师，李广利伐大宛
李息破羌
东南 制服闽越、东瓯、南越
西南 制服贵州且兰，云南滇王
高惠文景 武 昭宣元成哀平
前期 盛期 中后期
BC202 BC140 BC87 AD8
共62年
共54年
共95年
昭 宣 元 成 哀 平
中兴期
衰亡期
BC87 BC48 AD8
西汉兴衰分期
汉宣帝后期，虽有“中兴”之称，统治危机已经呈现。元帝(前49-前33)、成帝(前33-前7)、哀帝(前7-前1)相继嗣位，危机不断加重。最严重的问题是土地兼并。西汉田租虽轻，但破产农民并不能享受到这种优惠，相反在地主豪强役使下受到非常沉重的剥削。是所谓“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大批农民破产流亡，沦为奴婢，甚至铤而走险，聚为“盗贼”。
与此同时，政治的腐败也日益严重。外戚王氏(元帝皇后王政君家族)长期把持朝政，生活奢侈腐朽，恃势聚敛，广占土地，大小官僚亦争相效尤，使土地兼并问题又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在统治危机不断加重的情况下，神秘主义思潮愈加活跃，反映出人出人们面。西汉后期神秘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是谶纬流行。谶是用诡秘之语暗示“天命”的一种预言，往往附有图，亦称图谶。由于谶纬的盛行与汉儒倡导的“天人感应”学说密切相关，一些相信天人感应的儒者遂将灾异与若干奇怪的谶语联系起来，解释为“汉运”将终，建议皇帝选择贤人禅位，改朝换代以应天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太子(汉元帝)]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 元帝纪》
汉元帝：王家与儒家

莽父曼早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
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汉书·王莽传》
王莽狂热迷恋周制，附会《周礼》，陆续颁布法令，托古改制。
(一)“王田私属令”——这项政策是王莽改制中的最主要的政策。他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不准买卖。“王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制，也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恢复井田制。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占有土地多的地主，“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没收其多余的部分，按一家百亩之数，分给九族乡党。废除奴婢制度，改奴婢之名称“私属”，即家众、家丁，以体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违令者治罪。

(二)“五均、六筦”——在长安、洛阳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平抑物价。赊贷是向贫民无息或低息贷款。六筅是对盐、铁、酒、铸钱、山林川泽、五均赊贷实行垄断。由于执行者多为商贾，和地方官狼狈为奸，乘机搜刮钱财，引起巨大骚动。
(三)改变币制——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钱一值50。这种大面值的货币(质轻而值重)是对民间财富赤裸裸的掠夺。此后又频繁的改变币制。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严加禁止，人民反抗不已。王莽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婢。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
大钱五十
一刀平五千
一刀平五百
货布
货泉
(四)王莽屡次更改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朝令夕改，混乱不堪，就连现任官也弄不清楚所改。他还模仿古制恢复五等爵，滥封官爵，但又不兑现封地和俸禄，官吏便依靠接受贿赂、盘剥百姓实现自给。

(五)对边疆民族，降低各部族首领的封号和印玺规格；改“匈奴单于”为“降奴单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加以羞辱，激起各族反叛。始建国二年，王莽征发30万人进攻匈奴。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战争的骚扰，使各族人民遭到了极大的痛苦与灾难。

当时广大农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谷价腾贵，百姓流离。到王莽末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死者什七八”。
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饥民在绿林山(今湖北京山北)起义，号“绿林军”。次年，力子都、樊崇等饥民在琅邪(今山东诸城)起事，将眉毛涂成红色，称赤眉军。起义迅速扩展至全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恢复“汉”国号，年号更始。王莽派42万大军前往镇压。同年六月，绿林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以少胜多，大败莽军，给新莽政权致命一击。十月，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绿林赤眉起义形势图
刘秀，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汉景帝七世孙。早年的人生最高理想是“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地皇三年(22年)，他和兄刘縯参加绿林军。在昆阳之战中，刘秀以其智勇立下首功。更始元年(23年)冬，更始帝命刘秀北上招抚黄河以北地区。他先击败王郎，后又攻破收编铜马武装，平定河北。更始三年六月，刘秀在鄗(今河北柏乡)南称帝，沿用“汉”国号，年号建武。不久定都洛阳，是为东汉。当时赤眉军拥立汉宗室后裔刘盆子为帝。同年九月，赤眉军攻人长安，杀死更始帝。建武三年(27年)春，光武帝攻灭赤眉军。至建武十三年，相继平定隗嚣、公孙述、卢芳等割据政权，实现全国统一。
(一)“加强皇权，增强尚书台作用”刘秀扩大西汉成帝开始设置的尚书四曹为尚书台，置尚书令、尚书仆射，下设尚书6人，称为六曹，分掌行政、人事、司法、外交等事宜。尚书台遂从秦代主管殿中传达诏令的少府属下的卑小官职，逐渐演变成为“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的朝廷中枢机构，朝廷和地方的诸般政务完全通过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

(二)“严格控制外戚干政”外戚授官也以九卿为限。明令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在分封功臣爵邑时，阴乡侯阴识虽有军功，然以贵人阴丽华之兄身处外戚。竟不得增邑。伏波将军马援功勋很大，但由于身为外戚，不得列入云台28将功臣图像之内。并且还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不使有越轨行为。
(三)“裁并郡县，裁减官吏，节省开支”裁减合并许多地方官衙，计有郡国10所，县邑道侯国400 余所。罢除郡国都尉官，又罢轻车、骑士、楼船士等。

(四)“整顿吏治，惩处贪污腐败”刘秀起自基层社会，知道地方吏治的好坏与社会稳定、国家安危的关系，因而在即位之后，逐步恢复和完善了监察制度和各种法规，努力营一个清明的吏治局面。设置御史中丞，加强监察的权力；恢复司隶校尉，主管查举中央百官的违法；加强州部刺史的权力，可直接奏事于皇帝。

(五)“清查全国垦田、户口数量”为了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便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州郡，清查核实天下的田地以及户口、年纪，即所谓“度田令”。在实行度田过程中，豪强大姓都反对清查，隐瞒不报。而刺史、太守惧怕他们的势力，不敢按章如实查核。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秋九月，以“度田不实”罪处死河南尹张伋等郡守10余人。
(六)“释放奴婢”从建武二年至建武十四年(26年至38年)，共下释放奴婢令六道，涉及全国范围；奴婢种类，包括了因贫穷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为官奴婢者、被权势之家略(夺)为奴婢者等。有抗命不释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释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的政策的实行，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七)“重视儒学”建武五年统一战争还未结束，就着手建立太学。中元二年(57年)修建明堂、灵台、辟雍(均为帝王颁布政教的文化礼仪场所)。他大力表彰名节，矫正王莽以来士人官僚谄谀媚上的风气，对东汉重名节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但他迷信谶纬，甚至一些军国大事都用图谶来决断。
在东汉前期，社会矛盾暂趋缓和，社会得到了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安定，社会经济就又发展繁荣起来。就以明帝时的情况为例，史称：“显宗(明帝)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三十。草树殷阜，牛羊弥望。作贡(赋税)尤轻，府廪还积。”
——何兹全《秦汉史略》
新(莽)朝末年的扰乱，蔓延极广；民生之凋敝，更甚于前朝。刘秀重建汉朝，平定天下，以“柔道”治国，简政安民，释放奴婢，整顿吏治，节省开支，并广设学校，致力文教，从而出现“光武中兴”的局面。然而，固有的社会问题并未根本解决，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不断膨胀，中央政权日益衰微，黄巾起义及随后的军阀割据导致东汉王朝分崩离析。
——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皇帝 和帝 殇帝 安帝 少帝 顺帝 冲帝 质帝 桓帝 灵帝
即位年龄 10 百天 10 ？ 11 2 8 13 12
去世年龄 27 2 32 ？ 30 3 9 36 34

即位年龄小；寿命不长；多外藩入继大统。
导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中央政权削弱。
光武帝刘秀，前6年—57年，享年64岁，在位32年
明帝刘庄，28年—75年，享年48岁，在位18年
章帝刘炟，58年—88年，享年31岁，在位13年
豪强地主形成于西汉后期，东汉发展、巩固

西汉中后期，逐渐形成以宗族为基础、拥有众多宾客徒附、雄踞一方的豪族。东汉时豪族进一步发展，形成田庄式经营。光武帝刘秀就出身南阳豪族。
豪族以宗族为根基，聚族而居。宗族内部各家庭社会地位、济实力悬殊。豪族收恤宗族中的贫困者，蓄养宾客，收留破产流亡的农民，这些人大多沦为依附农。豪族田庄从事多种经营，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光武帝外祖父南阳樊重的田庄，面积达三百余顷，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兼营养鱼、畜牧，还有制漆等手工业，“有求必给”。
1.豪强地主的经济基础
田庄多建立私人武装，平时“缮五兵，习战射”，灾荒和战乱时“警设守备”。田庄修建有围墙、角楼、望楼、飞桥，可进行瞭望和防御。当皇权衰落时，它就可能转化为割据势力，成为瓦解王朝统治的力量。
1.豪强地主的经济基础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仕进的重要途径。限于当时的条件，学术往往局限于少数私家，修习儒学者多为豪族，豪族垄断了儒学，逐渐出现世代通经入仕、位至公卿的世家。如世传欧阳《尚书》学的弘农杨氏，四世居三公之位；传授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四世五人为三公。他们既拥有宗族和经济势力，又有政治、文化背景，周围聚集了众多的门生、故吏，结成广泛的权势关系网，逐渐形成盘根错节的高门势族，对地方甚至朝廷政治进行干预和影响，这成为东汉政治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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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世经学——累世公卿——门第
2.豪强地主的文化垄断




弘农杨氏
汝南袁氏
时期 安帝 桓帝 灵帝 献帝
人物 杨震 杨秉 杨赐 杨彪
官职 司徒 太尉 司徒 司徒
时期 章帝 和帝 桓帝 灵帝 灵帝
人物 袁安 袁敞 袁汤 袁隗 袁逢
官职 司徒 司空 司空 司徒 司空
3.豪强世族的政治权力
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二方面在多数情形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擅权，政治腐朽黑暗，激起官僚士大夫的强烈不满和深切忧虑。特别是宦官专权用事，与士大夫的道德理想背道而驰，也阻碍了士大夫的仕进途径。因此，一些士大夫与外戚宦官进行抗争。年轻敢为的太学生在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惩办宦官，被判处徒刑，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阙前上书请愿。延熹五年，议郎皇甫规因得罪宦官，被诬陷治罪，公卿大臣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到皇宫前请愿。当时，官僚士大夫中盛行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作“清议”。他们臧否人物，抨击时政，弘扬有气节的士人。清议之风在太学生中尤为盛行，他们以名士郭泰、贾彪为领袖，推崇敢于与外戚宦官相抗争的大臣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等人，称赞他们：“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司隶校尉李膺杀术士张成，张成生前与宦官关系密切，所以他的弟子牢修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诸郡生徒结为朋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怂恿下，桓帝收捕李膺，并下令郡国大捕“党人”，词语相及，共达200 余人。次年，由于尚书霍诣与城门校尉窦武等上表力争，李膺及其他党人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党人被处罚后，名声越来越高，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蕃为太傅，与外戚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被禁锢的其他名士，并密谋诛杀宦官。宦官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劫持太后，矫诏捕窦武等人，双方陈兵对阵，结果陈蕃、窦武皆死，他们的宗室宾客姻属都被收杀，门生故吏免官禁锢。建宁二年，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的张俭被诬告“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受到追捕。李膺、杜密等复遭捕系，死于狱中，株连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第二次党锢历时10年，官僚士大夫集团遭受沉重打击，而东汉的腐朽统治治也走到尽头。
这政局动荡的20年——大致与重用宦官的汉灵帝的统治时期(168-189)相对应——使得毫无权势的官僚阶级与影响力很大的地方大族间的联盟得以加强。新式的社会组织管理形式繁荣起来，自我意识日益加强的精英开始自诩为“清流”及儒家文化的守卫者，他们反对腐败的朝廷与昏庸的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精英们将自己置于皇帝之上，并逐渐将权威性从财富或官职这些符号中抽离出来，如此也为以后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树立自己的权威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美]陆威仪《分裂的帝国：南北朝》
小结：东汉中央集权的波折
中央政府：幼主在位；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中央的决策和行政能力削弱
文官系统：部分文官豪强化；与宦官的斗争处于劣势——失去维持政治常态运行的相对正面的力量
地方势力：豪强地主掌握大量的地方政治经济资源——形成破坏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力量

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
汉武帝时定汉为土德。王莽重新排定德运，自居土德，以汉为火德。东汉末，欲代汉者皆自居土德。曹丕篡位，定年号“黄初”；孙权建国，定年号“黄武”、“黄龙”。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