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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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老王的“苦”与“善”，把握作者的语言风格。
2．通过独立阅读，能有自己的感悟和见解。
3．关爱生活中的不幸者，感悟爱的博大，陶冶美的情操。
【教学重难点】
1．感悟老王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感情，体察善良，关爱不幸者。
2．学习用简朴的语言记平淡的琐事和人物的技巧。
【课时安排】二课时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新课导入
同学们，生活中吸引我们的常常是那些散发光芒的人物，如：影视明星、歌星、体育明星等等，他们的出现往往招来羡慕和赞扬的目光。其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凡普通的，他们有的在平淡中咀嚼幸福，有的也许遭受了这样那样的不幸，如果我们能够去关注这些平凡的人，那么我们才能真正领悟生活的真谛，今天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关注一个名叫“老王”的不幸的人，看看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学到些什么呢！
二、进入文本
1．整体感知：学生阅读课文，用一句话回答以下的问题。
（1）老王的生活过得如何
（2）老王是一个怎样的人
2．研读老王之“苦”。
（1）朗读1至4段，归纳出老王受了哪些苦？（生活艰苦、精神凄苦）
（2）老王受的苦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教师指导学生概括：老王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文革”期间载客的三轮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就更加窘迫，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他打了一辈子光棍，孤苦伶仃。他住在荒僻的小胡同里，小屋破破烂烂的，眼睛又不好，他的一生凄凉艰难。
3．研读老王之“善”。
（1）默读5至22段,讨论老王的品质。（善良、朴实 ）
体现教学侧重，引导学生概括老王品质，寻找文本依据，通过对老王“送冰，送人，送香油、鸡蛋”等叙事的深入研究，理解老王的善良、朴实，应随机结合学生回答品味本文细节的传神之处。
（2）老王所做的哪一件事最使你感动？为什么
4．梳理“我”一家之善，领悟文本思想感情。
（1）讨论：“我”一家的善良表现在什么地方？
（2）讨论：老王死后，作者认为自己对老王这样关爱够了没有？
（3）结论：呼唤周围的人对苦人、弱者更多一份关爱。
老王的善良都是通过我和老王的交往展开的，所以，在前一环节学习的基础上，学生应当很快梳理出：我与老王闲聊；女儿送鱼肝油；坐车照顾老王生意；关心老王生活；不白吃老王送的东西等事例。重点应当讨论（2），从而推敲末段--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结论由学生得出，从而把握文本思想情感。
三、拓展延伸
你周围有老王这样不幸的人吗？你是怎样对待他们的？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指名学生简述叙事内容。
二、问题探究
1．为什么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的不幸者能那么关心和爱护？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人往往瞧不起卑微者，要有什么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样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学生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概括：
从文章看，最主要的是平等观念。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是幸运与不幸造成的差别。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有平等意识，才会平等对话，才会感觉人家上门来“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是很抱歉的。
再是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关心个人、同情个人，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作者一家对老王是怀有这种精神的。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了大瓶鱼肝油。他们总是照顾老王生意，坐他的车，让他挣点钱。老王收钱常常客气，他们总是照原价付。平板三轮不敢坐了，还是关心老王是否能维持生活。总之，对不幸者怀有一颗爱心，才能这么关心人，爱护人。
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样子非常怕人，作者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几年了，作者每每想起来还感觉有愧于这个不幸者，总觉得在他生前，对他关爱不够。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公民道德建设所提倡的。
2．这篇写人记事的散文，材料琐碎，但是经过作者的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是怎样组织的
引导学生先列提纲，再探究为什么这样安排。
指导与明确：作者是兼用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来编排的。开头四段先写老王的三点基本情况。这三点是按逻辑顺序安排的。一是职业，这是老王的谋生手段，二是生理缺陷，这是老王谋生的困难，三是居住条件，这是前两点的结果，收入少，当然生活苦。下面三段，按时间顺序，回忆老王的工作与为人，两个片断写他为人好，一个片断写“文革”时期，他的生计越来越艰难。最后一个片断，是老王离世前一天的事情，最能见出老王心地善良。
作者是以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的。坐老王的三轮，一路说说闲话，作者平易近人，老王也肯把身世相告。写老王眼疾，说到女儿给他大瓶鱼肝油，可见一家人对老王很照顾。老王对钱家也好，在服务费上双方总是非常客气。三轮改平板三轮，没法坐了，作者还是很关心老王，对老王有好处，所以老王总觉得欠了一笔人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也要表示感谢。以彼此交往为线索，全文一脉相承，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3．讨论语言特点。
（1）联系课后第二题，举例说明本课语言特色。
（2）归纳语言特点：简洁 朴素。
4．小结杨绛作品特点。
运用朴素简洁的语言以及琐碎平淡的叙事还人物以真实，这种看似冷漠，仿佛“他者”的叙述，却产生惊人的震撼效果。读者合上作品，才发现一种冷冷的悲凉自心底弥漫而来，感人至深却在不经意间，这是杨绛给我们带来的文学。
三、总结
社会需要爱，社会呼唤爱，我们的目光要能够从高处降下来，关心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有不幸的遭遇的人，用善良体察善良，用爱心浇灌世界。
四、推荐课外阅读篇目
《一件小事》（鲁迅）。
《骆驼祥子》（老舍）。
【资料宝藏】
1.杨绛简介
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
2.杨绛先生二三事（钱碧湘）
我认识杨绛先生，是由钱钟书先生介绍的。
那是在1970年秋，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五七干校在中心点上开大会，哲学所、文学所、外文所的队伍挨在一起。会间休息，我正和哲学所周礼全先生闲话，忽然望见钱先生和杨先生就在近处。周先生和他们是住同楼的邻居，他乡遇故旧，分外热情。我下干校后认识了钱先生，却尚未认识杨先生。钱先生替我做了介绍。初次见面，无非是客套寒暄。杨先生从北京下来不久，我遂问：“女儿好吗？”杨先生笑眯眯地答道：“好的，好的，谢谢！”我没话找话，又问：“女婿好吗？”杨先生仍然笑眯眯地答礼：“好的，谢谢。”他们走后，周先生转身责备我：“你怎么问她女婿？他们的女婿自杀了！你难道不知道？”啊呀！我真该死！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初次见面，我这样失礼，戳了她心中巨创，杨先生竟然笑面不改。她的自制忍耐，令我惊服。她的宽容大度，令我感佩。她的笑容就此深深地印在我心上。
他们的女婿我有印象，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多年后我听说，文革中，他是属于中间偏右的，对校内几个造反派头头持反对态度。1969年冬，钱先生已下放干校，他的女儿钱瑗在北京一个工厂劳动，其夫得一在另一个地方劳动。两人的休息时间不同，小夫妻俩难得同时回家。得一独自回来，便会和杨先生说说见闻。开始整“5·16”时，他感到很奇怪，回家来对杨先生说：“还真有'5 ·16'！看来我反对左派倒对了。谁是‘5·16'，交待了不就完事了吗？ “谁知他后来被反咬一口，被诬陷为“5·16”的组织者，咬定他手中掌握着 “5·16”名单，逼他交出黑名单。他自然交不出，心里又气又急。这次回家，他对杨先生说起自己的苦恼：“我不能顶撞工宣队，我也不能顶撞群众，我又不能编瞎话害别人，我又不会说谎。妈妈，我心里乱得很，没心思去理发店。我又不愿意囚首垢面地走出去见人。妈妈，您替我理个发吧！”杨先生是一流的理发师，钱先生、钱瑗理发，都是杨先生亲自动手。钱瑗看得手痒，就拿得一的头练手。钱瑗手艺差，总把头发理成一个个台阶，理到一半，得一常常大叫“妈妈”。钱瑗就笑他：“你又叫妈妈救命了！”这次女婿提出要杨先生理发，杨先生一边替他理发，一边宽慰他：“得一，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挫折，晚遇到不如早遇到，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一家人都是支持你的。”不料，这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理发！过不多久，钱瑗回家说：“得一失去自由了。”又过一段时间，他就屈死在北师大自己的宿舍里。后来落实政策，他的问题得到澄清，开了追悼会，发还了骨灰，发放了抚恤金。最近提起此事，杨先生还痛心地说：“女婿最后一次理发，还是我亲手替他理的。”
文革骤起，干面胡同十五号高知楼里的权威纷纷坠落九天，“斯文扫地”。钱家更是大难临头，家破人亡。于是，有人乘人之危，挨门挨户去“借钱”，开口便二百、三百（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6元）。好些人家怕招灾惹祸，乖乖地如数奉上。此人找到钱家，开口“借”二百元。杨先生听明来意，正色道：“钱是有的，但不能借给你。我们两个人都拿高工资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自己只是用点生活费，余下的钱都存在银行里，以后是要上缴给国家的。“不卑不亢，把来人顶了回去。30年后旧话重提，杨先生说：“别人怕他，我不怕他。下干校前，我真的上缴了两万元，军宣队还表扬我'要求进步'。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要占便宜的，这一回，倒让我占了大便宜：落了个‘要求进步'的好名声；钱呢，后来又还给我了。“说完，电话里传来了她清脆的笑声，我可以想见她那粲然的笑容。
　　杨先生出身大家，从来把钱财看得很轻。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乐于帮助。她凡给人经济上资助，心思细腻，只怕伤及别人的自尊心。这方面谢蔚英女士和郑土生先生的文章中都有生动的叙述。我自己也亲历过一件事：唐山大地震时，我们住在沿街搭建的地震棚内。那时谣言四起。一天傍晚，听几个老北京说，北京历史上遭受过洪水，我们住的地方是低洼地，当年就都淹了。若是再有大震，引发洪水，我们怕有灭顶之灾。我听得毛骨悚然。恰好那天我收到我的老师芮和师先生的来信，邀我们去苏州避难。我就和朱狄商量，决定去苏州，当然要邀钱家同行。我十万火急赶到学部大院去找他们。他们已由外文所的年轻同事帮着搬进大食堂躲地震。大食堂里住满了人，床铺一张挨着一张，钱先生、杨先生的两张行军床就并排放在中间。钱先生穿着汗背心侧身面朝里躺着，杨先生拉我坐在床边。我满头大汗，浑身哆嗦，说着听来的坏消息，还埋怨钱先生：“你倒还躺得住！”逼他从床上坐起来。听完我的建议，杨先生拉着我汗湿战栗的手说：“阿圆还要讲课，她不能请假。她在北京，我们不能丢下她自己躲出去。“钱先生也说：“我们是要和女儿在一起的。”我不好再劝。杨先生转了话题，问我：“你们决定出远门，经济上有准备吗？”我说：“路费是有的，到了那边，老师会管我们的。”杨先生沉吟一下说：“住在他们家里，已经是麻烦人家了。经济上还不独立，不大方便。”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在一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里摸索一番，回来递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说：“碧湘，带在身边，在外面用得着的。我们自己还有，不要和我犟。”她说话的口气就像长辈在给自己的孩子筹划出门，我也就没有客气。杨先生摸黑送我到大门口，我怕她脚下不稳，又回送她到一号楼西头拐角处。杨先生笑着推我走：“怎么像生离死别似的？快回家去做准备吧！”我匆匆回到住处，不敢在地震棚打开信封，特地和朱狄回到楼里，打开信封一看，竟有450元！那时，我和朱狄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才18元。面对这一大笔钱，我们的头脑倒冷静下来了。想到他们有德有才处变不惊，我们无知无识倒这么惜命，未免太可笑了。我们决定不走了，次日由朱狄去还了钱。
　　对待穷苦人，杨先生更是怜老惜贫。大院里有个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她不叫“余嫂”），她常替钱家洗衣。杨先生待她很好，她也最向着杨先生。杨先生下干校前，看于奶奶老得腰都弯成90度了，不忍心再教她洗衣，她来家，不让她干活，但仍给她一元工钱。杨先生下干校了，关照女儿照顾于奶奶。于奶奶每周来一次，对钱瑗说：“你妈妈下干校了，我来照顾照顾你！”钱瑗笑着说：“于奶奶，你坐下，妈妈让我照顾你！”钱瑗做了好饭好菜，让她吃饱吃好，再给她一元钱。于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杨先生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林奶奶》，发表在一家杂志上。
从干校回来后，我们带着三岁的儿子非非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们一家三口局促于里外套间内。外间支两只单人床，母女两人合住，吃饭、待客也在这里。里间放一张大床，是钱先生的卧榻；临窗放一张书桌，便是钱先生撰写《管锥编》的天地了。我们是空手去的，杨先生却热情待客，从柜子里拿出五六样糖食：巧克力、高级奶糖、金橘饼、话梅等摆满小桌。非非看花了眼，高兴得用小手乱抓一气。我要去管他，杨先生倒拦住我说：“小孩子，叫他玩，不要拘着他。”杨先生非常爱孩子们，孩子们也非常爱杨先生。非非无师自通地解释他和杨先生亲如祖孙的渊源：“我是猪（朱），奶奶是羊（杨），我们是一事儿的。所以奶奶向着我。”我把他的小孩话写信告诉杨先生。杨先生来信说：“告诉非非，我不但姓羊，还属猪，所以和他同类！……并问我的同类小猪八戒好。”在她的慈祥里，还保有不泯的童心，所以孩子们都依恋她。他们借住在学部大院时，左近几家邻居几个四五岁的孩子都缠住了杨先生。杨先生给他们吃糖果，哄他们玩。孩子们无拘无束，有的还大胆提要求：“杨奶奶，过年了，你给我买把大刀！”杨先生依了他，买了一把木制玩具大刀送给他。杨先生真是孩子们的慈祥善良的老奶奶。
钱家“流亡”后期，借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一间办公室里。那些“连锅端”下干校的家庭回到北京，已是“故园归去却无家”，都被安排在七号楼、八号楼里居住。办公室没有生活设施，家家在门前举炊，楼前污水横流，无人过问。老夫妇一迁入，杨先生便去疏通臭水沟。当年同楼的一个邻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杨先生蹲在楼前，用手一点一点抠除污物的情景。
他们住的这间屋，原是外文所的杂物间，位置数全楼最差：底层最靠西，南墙开一门一窗，北墙又开一窗，最是阴冷难耐，冬天暖气又烧得不热。钱先生在弃家“流亡”后不久，就因受累受寒引起哮喘病大发作，送进医院抢救，幸得转危为安。但他大脑皮层受损，语言、行走都有困难。迁入学部大院时，他病体尚未完全康复，走路仍然不稳，杨先生都不敢让他一人走出去上公共厕所。老夫妇俩一人一张行军床，北窗下放了一张借来的书桌供钱先生使用，角落里放一张小书桌归杨先生使用，二人艰难度日。
不久，《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事原来由周总理负责，有一个五人小组集体工作，钱先生列名其中。此时，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来主持工作。杨先生一再说：“钟书还病着呢！”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时住处来工作。他们一到，杨先生沏上清茶，尽了地主之谊，便躲到屋角去做自己的翻译工作。那位受委派的人有时会时明时暗地捎一些话来。有一天，这人环顾陋室，开口说：“你们住的房子太小了，不像样子，……”没等他挑明意思，杨先生马上说：“我们住得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楼前是文学所的图书馆，楼后是外文所的图书馆，要用什么书，非常方便。”他就不便深说下去了。又有一天，他说：“请钟书同志住到钓鱼台去，那边的房子大一些，杨绛同志可以同去照顾你。”杨先生忙说：“我是不会照顾人的。我自己还要别人照顾呢！”他说：“那就再带个阿姨一起去！”钱先生、杨先生不搭腔，他也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国庆节到了，钱先生受邀参加国宴，钱先生有病不去。此人又来替江青做说客：“江青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汽车，来接钟书同志、杨绛同志去游园。”钱先生说：“我国宴都没有去。”此人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嘛！”杨先生推辞说：“国庆节阿姨放假了，我要照顾病人，我还要做饭。”
他们哪里是“住得很好”，他们实在是住得太差了！他们居此陋室，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经历了严寒、疾病、煤气中毒。环境这样恶劣，但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守陋室执着于自己的名山事业：钱先生潜心撰写巨著《管锥编》，杨先生孜孜翻译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而在当时，知识分子里品格低下的不乏其人。有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也要钻头觅缝巴结“四人帮”，甚至不惜卖身投靠，乞求庇护。钱先生和杨先生的人品、气节与这等人比，真有云泥之别。　
3.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 （徐泓）
中国的名人谱里不乏珠联璧合的夫妇，其中大学者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当属天设地造的结合。夏衍老曾赞叹道：“这真是一对特殊的人物!”北京的新闻界或许最领教他们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从来谢绝一切采访，也从不在任何会议上露面，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
去年初冬，根据钱老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播映，又恰逢他80华诞。我原以为这两桩大事会打破他们的宁静与淡泊，至少让他们回到世间来“曝曝光”，因为太多的读者和荧屏前的观众渴望了解他们，结果却一切如故。他们逃名如逃役，还是让他们逃掉了。
《围城》的女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要像他们一样!”我也深有同感。我有幸与他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止不住想写下点滴印象，记一记这对博学睿智、可敬可爱的老人。
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 ”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现在他们依然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 ”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老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我看到钱老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绎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谋面的人写的。钱老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杨说：“他复得快，我复得慢。”
钱老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淡泊名利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 ”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热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么 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老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庚·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老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三个大使才请动她!”他俩也从不做寿。去年11月钱老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全，但钱老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因不知钱老的生日是这个月里的哪一天，曾向钱宅打过一次电话。杨绛诙谐地回答我：“没有那一天啦!”她接着连连诉苦：“我整天为他挡事、挡客，人家说我像挡路狗。有些人真没办法，事先不通知，敲门就进来；我们在外边散步，他们就来捉。有时我挡了，有时我陪着，很累，干不成什么事。单位要给他过生日，我们好不容易辞掉了。”后来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记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大意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潜心研究他的“钱学”和尊重他的自甘淡泊。此话是很有道理的。
著作等身这几年先海外后国内，“钱学”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公认，他壁立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但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老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我听说夏衍老还有一句名言：“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长写散文，《干校六记》获全国散文一等奖。我极喜欢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杨绛也写小说。两年前她18万字的《洗澡》问世，我曾采访过她。我觉得《洗澡》好像《围城》的姊妹篇，有同样的幽默隽永，机巧犀利，同样是一本耐读的学者小说，只不过更多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和宽容。此书已在香港、台湾出版，并有了法文译本。
钱老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我好奇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老读吗 ”她摇摇头：“不，我总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我暗暗地想，“扔下的”大约屈指可数吧! 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老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我也曾问过“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 ”他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老，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是个非常可爱的人。钱老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相濡以沫。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不知这些精彩的 “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老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写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杨绛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给我：“这是我送的第一本!”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的大谈“比较”。钱老生平最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 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要拔出来!”在一旁的杨绛马上伶俐地从书桌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手里： “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与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我有一年多没有再见他们了，电话里问起过他们的起居与健康，杨绛说：“纸老虎!我说身体不好，别人不相信。钟书白天见了客人很兴奋，高谈阔论，晚上就睡不好觉了，失眠，咳嗽，血压高。”他们对门原来住着国务委员邹家华夫妇，他们教会了杨绛做大雁功，杨再教给丈夫。现在两位老人常常做大雁功以健身，有时他们也出去散步，但要选好时间，否则碰到熟人朋友学生，又难免一场应酬了。
（摘自《家庭》）
4．深切的同情 含蓄的诅咒--评杨绛先生的《老王》（王开东）
今天听了孙老师的课，是杨绛先生的《老王》。孙老师首先从2005年几幅震撼人心的图画导入，演化出对苦难者的同情之心，然后引导学生总结老王的特点：善良、苦难……最后，让学生联系实际，你们会怎样对待老王？这是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我很感动杨先生的文字，老实说，我沉浸到《老王》的世界里去了。
都是善良惹的祸
说老王善良没有错，但仅仅是老王善良吗？老王的善良，文章中随处可见，因此，我们更应该看到善良的背后。老王 “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 “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还有，老王送默存到医院去，反复问“我”是不是真的有钱？以及后来在将死的时候，竟然提着好香油和大鸡蛋来感激，来告别……这些都是老王的善良，但更要看到，在老王的善良中，时时跳动着杨先生的善良：陪老王说闲话；问老王的家在哪里；不要老王减半收费；担心老王靠一个老主顾，能否维持生活；对老王的死充满了愧怍……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闪烁着杨先生善良的心，甚至杨先生的这种善良和同情，还延伸到她女儿（钱瑗）那里去了，为了老王的夜盲症，女儿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那个时候的鱼肝油想来是很贵重的，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之所以吃鱼肝油保养身体，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活着，让一些人难受。）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说，《老王》实际上是讲两个善良人的故事，是讲“组织”外两个善良人相互取暖的故事。“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老王本就瞎了一只眼，在社会经验上又瞎了一只眼。在那样的年代，“组织”是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语词，它常常是内外、敌我、亲疏的界限，是又红又专和又黑又硬的分水岭。因为没有进入“组织”，老王常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也难怪老王惶恐，在那样的年代，“单干户”就是雷区！老王没能进入组织，而杨先生们则是被“组织”所遗弃。这两者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尽管“他蹬，我坐，”但并不影响他们“组织外”的交流（说闲话），某种程度上，这两个人都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都被社会的温暖出卖，然后彼此用微弱的光照亮他人，并且温暖自己。
善良背后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善良的人，要惶恐不安，乃至于不能活下去。这就必须要挖掘善良背后的社会意义。记得印度电影《人世间》中的女主人公说：“我最大的过错，就是我什么过错也没有！”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老王和“我”不幸的命运，恰恰是因为他们太善良了。因为善良，所以遭到了报应。我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在那个时代，很多文人因为无耻的揭发和检举，从牛鬼蛇神一下子变成了红色干将。而老王们也尽可以发挥阿Q式的狡猾，欺负欺负这些牛鬼蛇神们，给自己增加一点运“货”的资本，可是他们都没有。或许正因为他们固守着自己善良的本性，所以无以为生，所以走投无路，这只能是那个社会的耻辱！这样看来，作者同情老王，实际上是讽刺那个社会，讥嘲它的黑白颠倒--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老王的悲剧实在不是老王个人的悲剧，甚至也不是善良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谁是真正的不幸者
文中最后的一句话实在是点睛之笔——“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那么，谁是真正的不幸者？老王无疑是不幸的，没有进入“组织”的惶恐，只有田螺眼的残疾；没有亲人的抚慰，只有疾病和困苦如影相随；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任何人死后，都要带着洁净的身体去拥抱他所向往的天堂，每个穆斯林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而老王死的时候，居然被扔到了沟里，污秽不堪，生得如此狼狈，死得又是如此屈辱！老王的一生可谓不幸矣！
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杨先生还有一个无意识的象征。 “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也就是说，老王的不幸就像他的瞎眼一样，是先天的“营养不良”，而杨先生家的不幸，乃是后天的“恶病”形成，是社会的毒瘤所致。相比较而言，人祸大于天灾，先天的不幸，较为平和，而突然断裂的不幸，给人的打击似乎更加难以想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杨先生淡淡的一句话中，有着无限的包容和恬淡。如此深爱的两个人，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这只能是杨先生对苦难的隐忍。从女儿吃鱼肝油，跌落到连老王都怀疑她家没有钱治病，以致拿了钱却还总不大放心。按理说，两个“组织”之外的人，经常打交道，常常闲聊，老王对杨先生家应该了如指掌，那么，杨先生家生活拮据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困苦应该不是问题，最难忍受的莫过于尊严遭到侵犯，自由受到凌辱，学术遭受冻结！郑板桥曾有愤激之词--难得糊涂。为什么要糊涂，因为越是清醒的人，受到的伤害也越惨烈。东坡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屈原说，举世浑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因为清醒，他们承受了太多的精神风暴和思想分裂！杨先生自嘲，对老王而言，当他拉不动货物的时候，好在还有一个人自愿把自己降格为“货”，我读出了社会的丑陋和杨先生天使般宽容的轻轻照耀。注意降格为“货”上面的标点，因为像默存的这些人，实在连货物也还不配。货物还要小心轻放，而这些老骨头们本就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了！”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这里的“掉落”这个词用得意味深长，默存成了真正的“货物”了！那个社会就是这样，非得把人变成非人，把最清醒的知识分子，变成最麻木最没有知觉的货物！
由此看来，老王是无知无识的物质痛苦，而杨先生家却是异常清醒的精神炼狱。那么，谁是更深重的不幸者，谁的黑夜比白天多？而杨先生却要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幸运的人，并且说：“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界？
真正愧怍的应该是谁
默存的一条腿不知道怎么不能走路了？老王的眼睛也不知道怎么就瞎了，后来又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病，莫名其妙的死了……文章中有很多没来由的病，那么，到底是谁病了？我觉得真正有病的还是那个社会，是那个社会的无耻和荒谬。它不仅带给人物质上的摧残，还要给人精神上更多的压迫，那是一个没有理性和尊严的时代。很多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过去那么多骨气的知识分子，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活得如此窝囊和草率。难道生命那么珍贵，面包那么甜美，竟然值得他们用埋葬自由去换取吗？这种提问只能显示他们对那段历史的无知。建国以后，让文化人最感恩戴德的一件事是，政府让所有的文化人都有了工作，有了单位，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国文化人中的自由职业者，从此消失了。对他们而言，失去了组织，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当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有人问主席，如果这些文人，不愿意改造怎么办？主席说：“那就不给他们吃饭！”“不给吃饭！”这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骨气的文人可以不吃饭，可是同甘共苦的老婆不能不吃，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不吃，年迈的双亲父母不能不吃！所以，有人猜测，就是鲁迅活到了建国后，也有可能闭嘴！因为先生实在还是一个孝子，也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啊！
文章中还说：“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政府取缔“载客三轮”，估计是要保护工人的尊严，骆驼祥子的那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咱们工人们扬眉了，吐气了，当家作主了，咱们再也不要伺候那些贵族小姐了。工人们不再运人，只运货！总之，我不知道运送人和运送货物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老王没有气力运送货物，他感到了现实生活的威胁。因为生存才是硬道理，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而言，物质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三轮车的“革命”，只增加了老王的痛苦，确切地说是“革”了老王自己“命”，假如没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的话。而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任何物质的匮乏，都抵不上精神的残缺，然而，社会恰恰剥夺了他们的精神舒展和思想的自由。给物质匮乏的人以精神的高贵，给精神丰富的人以尊严的剥夺，这就是那个恶的社会，这就是那个社会的变态！
我突然想起二战中的一个事例：“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纳粹士兵残酷地推下深坑，当一个纳粹士兵伸手要将小女孩推进深坑中去的时候，小女孩睁大漂亮的眼睛对纳粹士兵说：'叔叔，请你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要不，等我妈妈来找我的时候，就找不到我了。'纳粹士兵伸出的手僵在了那里，所有的被活埋者都发出了怒吼……
当然，人们最后谁也没能逃出魔掌。但小女孩纯真的话语却刺痛了人们的心，让人们在死亡之前找回了人性的尊严和力量。
暴力真的能摧毁一切吗？不，在天真的善良和质朴的人性面前，暴力让暴力者看到的只是统治者的丑恶和渺小。
那么，我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什么，我更多看到的是杨先生的纯真，当然这种纯真是洞达人性的纯真，是经历了苦难之后真正的从容。所以，她才能如此看待自己的磨难，如此地肯定磨难中的那一些微薄的温暖和呼吸！越是在苦难中，越是在人性稀缺中，越要看到人性的美好和珍贵！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本色。
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
文化大革命中，杨先生一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吃了太多的苦。杨绛在批斗中还被剃成了“阴阳头”，想一想一个留洋的女知识分子被强行剃了阴阳头，这是多么大的伤害！耻辱啮咬着杨先生的心，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不顾酷暑，热汗淋漓地戴上。 “文革”期间，杨先生主要任务就是清扫厕所，严谨的她连水箱的拉链都要仔细擦干净。这个女厕也就成了她的 “避难所”。红卫兵一来，她就躲入女厕。国际友人惊呼，让沈从文和杨绛去清扫厕所，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在极端的苦难中，杨先生和钟书却玩起了福尔摩斯。他们两个在背后一起侦探，猜测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并以此度过清冷和孤寂的岁月！很多经历文革磨难的人，一旦从沧桑中走出来，他们立马控诉，标榜，愤怒……而杨先生却把这一切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她却用这双眼睛寻找光明、温暖的人性。
老王临死之前，给杨先生送来了香油和鸡蛋。这个情节，把两个受难者的互相取暖推到了极致。一个将死的人还有什么诉求呢？老王显然是在感恩，感恩杨先生长时间对他的信任和扶助。香油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馈赠亲友的佳品，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好香油是好磨坊用心磨出来的，送香油是老百姓的一种淳朴习俗，也是对最尊贵人的一种答谢；当然，还有鸡屁股当银行的农家出产的一枚一枚的大鸡蛋，那显然是经过挑选然后积攒起来的。 杨先生一定是被感动了，她说的是“好”香油，“大”鸡蛋。在“美腿和丑腿”中，杨先生省略了社会的“丑腿”，而在老王的“美腿”上，杨先生看到的是人性的高贵、善良、淳朴和本色。这时候，杨先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付出，只感到惭愧和惶恐。“眼因流多泪水而愈显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显醇厚。”这种知识分子的德行，让我感受到人类可以为别人付出的极限，也许在她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平常，那样从容，那样天经地义。但就是这些从容不迫的付出，更让我感受到人类精神力量的伟大。因为再高贵的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酸甜苦辣，生活同样让他们充满了屈辱和磨难，但他们的高贵之处就在于，因了别人的苦难，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辛酸！
在钟书的《隐身衣》中。杨先生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让大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这既是他们对恶浊社会的拒绝，也是他们对自由宁静生活的向往。可是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隐身衣呢？所以，唯有面对苦难，坚定一个善良的信念。人性就像种子，等待着时间和岁月，然后，在春天里盛开。杨先生在《丙午丁未纪事》说：“常言'彩云易散',乌云又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这句话，常让我想起一个二战记者的话，德国这个民族一定是有希望的民族！在战乱之后，在衣食还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记者看到普通民众的瓶子里，还插着鲜艳的花！是的，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灭，人性的光辉永存，就会战胜所有的苦难！就会获得心灵的救赎！就会赢得人性的尊严和高贵！
不久前，记者赵亮有幸采访了九十高龄的杨先生，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关于生死，杨先生说：死后寂寞，没人记得，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关于财产，杨先生说：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了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关于女人，杨先生说：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关于文化，杨先生说：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杨先生为什么能够省略苦难，读了上面的这段对话，我沉默了很久。记得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这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这是闪耀着智慧的岁月，这是充满着愚蠢的岁月；这是富于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一切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令人绝望的冬日；我们面前无所不能，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上天堂，我们大家都在下地狱。”而杨先生无疑用自己的德性智慧选择了前者。在漫长的黑暗和等待中，先生用灵魂的正义，良知的激情，理性的崇高，超越自我苦难的意志，升华为对他人苦难的郑重关切。更重要的是先生在这种常态的选择中，还深深为自己愧怍，而这,更显示出杨先生淡泊中的伟大。
我不想变成上帝
或者居住在永恒中
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
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
这是我所乞求的一切
我自己是凡人
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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