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致秋行状》、《辘轳把儿胡同9号》教案

北京版高二语文教案：《云致秋行状》、《辘轳把儿胡同9号》
一、教学内容
《云致秋行状》、《辘轳把儿胡同9号》
二、学习目标
通过讲解《云致秋行状》达到两个教学目标
1、体会汪曾祺京味小说苦涩而温和的韵味。
2、学会鉴赏汪曾祺高妙的细节和俗不伤雅的语言。
通过讲解《辘轳把儿胡同9号》达到两个教学目标
1、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2、体会作者所追求的京腔京韵。
三、课文知识分析
1、作者介绍
汪曾祺
㈠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他未报名，根据学校规定，只能算肄业。因此，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却并未获得毕业证书。
㈡汪曾祺自己说写字、画画，都是“业余爱好”，是“岔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他喜用陶弘景的话形容自己的书画：“只可自怡乐，不堪持赠君。”他的文与画都是那般闲情，适性，率意而为，有一幅画他是这样题的：“电影学院一小院中种葫芦甚多，昨往开会，归来写此。”画面是满眼金黄色充满生机的葫芦。
㈢他还说自己总是 “随遇而安”，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他都干过，后来分配他给果树喷药，因为他干得认真、仔细，大部分喷药的活就落到他身上，他成为喷药的能手，以至于白衬衫都被染成了浅蓝色。后来又因他擅画，被分配去画马铃薯图谱，先是画花，他天天踏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他曾经写过一首长诗叙述当时的生活，其中有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后来还要画整薯，切开画剖面，画完了，再无用处，他便随手埋进牛粪火中烤烤，吃掉，还颇为得意地说：“像他那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㈣一九六○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北京的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写信，汪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
㈤汪曾祺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㈥一九七七年四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五月，汪曾祺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卷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㈦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陈建功
他有幸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青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奠定了他的文学基础；他的不幸也和千百万知识分子家庭一样，因时代的风雨而告别幸福生活，不得不在生活的最底层接受磨砺。他始终相信“艺术是苦难人生最好的恩赐”，正是抱着对生活的感恩之心，他始终在歌颂我们的时代。尽管心中对现实充满怀疑，却努力寻找着证明显示合理的根据，通过文学创作，希望被社会认可，希望改变不公平的命运。
一天，在煤矿挖煤的陈建功下夜班时不由得背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诗“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结果被治保委员听到，便诬告他攻击“红太阳”，于是陈建功被打成“反革命嫌疑”。从此之后，陈建功就要时不时去参加一些“宽严大会”，惶惶不可终日。
干到第6年的时候，陈建功在井下被矿车把腰撞折了。“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我腰1、胸12这两个脊椎骨骨折了，椎突是粉碎性骨折，左腿完全没有知觉了。”醒来之后，陈建功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感到非常庆幸——“第一我没被撞死，第二看来我是不用再干那么苦的活了，第三则更重要，因为我当时正倒霉，政治上挨整，受了伤，也算是可以躲过运动的风头。能扛过这一切，还有什么苦能吓倒你？”
在医院治疗半年之后，因为当时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原来那种劳动强度的工作，陈建功伤愈后就被派到井口率领4个老太太筛沙子。
我妈不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人，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活得明白、自信、充实，而要如此，她认定了非得送我去读大学不可。“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我妈受陆放翁之毒颇深，她说我家是“书香门第”，能不能当官，那是命，甚至于能不能找一份好工作，她都无所谓，可绝了“书种”，她会愧对先人，死不瞑目。我妈还说，“四人帮”时代，她绝不逼我，谁让咱家不是“工农兵”呢，现在党又让咱考了，咱还不考？我妈啰嗦得很，我怕她啰嗦，同意考北大。
如果不是“文革”，我也应该和今天的高中生们一样，18岁就进考场了。18岁那年，我却卷起铺盖，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那时候的我又瘦又小，体重不过百十斤，扛起和我一般沉的风锤，晃晃悠悠，龇牙咧嘴。我最拿手的活儿是跟车———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煤矿车间蹿上蹿下，摘钩、挂钩、甩车、顶车……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又像一只四处乱钻的老鼠。
一干就是10年。28岁了，居然又得进考场。考场是因为妈妈的啰嗦才进去的，考好了，却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
2、作品分析
《云致秋行状》
㈠主旨与结构
“一个人死了，还会有人想起他，就算不错。”用十分冲淡平和的语言含蓄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和由衷的敬意，不仅仅是对云致秋的敬意，也是对老北京人美好的坚定的热情的极具人情味儿的性格的敬意和深深的喜爱之情。
第一部分：走江湖读书学戏乐天无忧
第二部分：爱聊天教学跑腿尽职尽责
第三部分：乱世无奈三件事戏救一命
第四部分：老伴去致秋无缘改革开放
㈡艺术手法
①汪曾祺还很善于处理细节。小说《云致秋行状》写的是戏班子生活。先生是个奇才，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绘画、音乐、评论等无所不精，这在作品中都有不俗的反映。此篇就融进了他对京剧的深刻理解，倘若没有这方面的阅历，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这篇小说细节就处理得相当好。
△例如写云致秋：致秋有个习惯，说着说着话，会忽然把眉毛、眼睛、鼻子‘纵’在一起，嘴唇紧闭；然后又用力把嘴张开，把眼睛鼻子挣回原处。这是用粉彩落下的毛病，小时在科班里，化妆，哪儿给你准备蜜呀。用一大块冰糖，拿开水一沏，师父给你抹一脸冰糖水，就往上扑粉。冰糖水干了，脸上绷得难受，老想活动活动肌肉，好松快些，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几十年也改不了。看惯了，不觉得。生人见面，一定很奇怪。我曾跟致秋说过：“你当不了外交部长！——接见外宾，正说着世界大事，你来这么一下，那怎么行？”致秋说：“对对对，我当不了外交部长！——我会当外交部长吗？”这里动词用得活，有口语色彩，是极富个性特征的细节，使云致秋形象恍惚要从书中溜出来。曾有多少读过先生此篇的读者，记住了这个鲜活的细节啊！
②“我以为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其实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也是“俗不伤雅”，既不书呆，亦不乏古风。汪曾祺笔下哪怕三教九流人物，也都有点文化底子，没有一个完全俗气的，都带点清高自赏的味道。
△马四喜跟这些小将不一样。他一个人成立一个战斗组。他这个战斗组随时改换名称，这些名称多半与“独”字有关，一会儿叫“独立寒秋战斗组”，一会儿叫“风景这边独好战斗组”。用得较久的是“不顺南不顺北战士”（北京有句俗话：“骑着城墙骂鞑子，不顺南不顺北”）。团里分为两大派，他哪一派也不参加，所以叫“不顺南不顺北”。他上午睡觉。下午写大字报。天天写，谁都骂，逮谁骂谁。晚上是他最来精神的时候。他自愿值夜，看守黑帮。看黑帮，他并不闲着，每天找一名黑帮“单个教练”。他喝完了酒，沏上一壶酽茶，抽上关东烟，就开始“单个教练”。所谓“单个教练”，是他给黑帮上课，讲马列主义。黑帮站着，他坐着。一教练就是两个小时，从十二点到次日凌晨两点，准时不误。
③在《晚翠文谈新编》中汪老曾经说过“才华，是脆弱的。”说得多好啊！汪曾祺笔下那些有才华的普通人，也是美好而脆弱的。
云致秋完全懵了。他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形成的、维持他的心理平衡的为人处世哲学彻底崩溃了。他不但不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待人，甚至也不知道怎么思想。他习惯了依靠组织，依靠领导，现在组织砸烂了，领导都被揪了出来。他习惯于有事和同志们商量商量，现在同志们一个个都难于自保，谁也怕担干系，谁也不给谁拿什么主意。他想和老伴谈谈，老伴吓得犯了心脏病躺在床上，他什么也不敢跟她说。他发现他是孤孤仃仃一个人活在这个乱乱糟糟的世界上，这可真是难哪！每天都听到熟人横死的消息。言慧珠上吊了（他是看着她长大的）。叶盛章投了河（他和他合演过《酒丐》）。侯喜瑞一对爱如性命的翎子叫红卫兵撅了（他知道这对翎子有多长）。裘盛戎演《姚期》的白满叫人给铰了（他知道那是多少块现大洋买的）……“今夜脱了鞋，不知明天来不来”。谁也保不齐今天会发生什么事。过一天，算一日！云致秋倒不太担心被打死：他担心被打残废了，那可就恶心了！每天他还得上团里去。老伴每天都嘱咐：“早点回来！”——“晚不了！”每天回家，老伴都得问一句：“回来了？——没什么事？”——“没事。全须全尾——吃饭！”好像一吃饭，他今天就胜利了，这会至少不会有人把他手里的这杯二锅头夺过去泼在地上！不过，他喝着喝着酒，又不禁重重地叹气：“唉！这乱到多会儿算一站？”
《辘轳把儿胡同9号》
㈠小说主题与情节
读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让您感慨的是历史的光华与厚重；读陈建功先生的《谈天说地》，引您思考的则是生命的坚持和尊严。
陈建功的《辘轳把儿胡同9号》是关于个人价值实现主题的小说。它写一个老工人，因为历史清白，苦大仇深，被吸收进入中南海，参加了国宴。就此他在所住的大杂院里成了个人物，变得不同凡响，中南海和国宴的见闻成了这院子里的一档重要节目，而他则是主角。文革结束以后，工宣队解散了，他又回到工厂，重新过他平常的日子，中南海成了一去不回的历史，而大杂院里其他人的生活倒在变化，变得好起来了，相比之下，他的生活就像是倒退了。退休以后，他越发寂寞，经常怀念那段辉煌的日子，可是再没有人听他讲述中南海和国宴了，心里失落、苦闷而平淡得很。有一天，他百无聊赖地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却被等退票的人团团包围，硬把他的电影票买了。就在人们拉拉扯扯抢他的票时，他忽然有一种得意，多年以前的感觉又回来了：被大家簇拥着，被大家强烈地需要着。他很激动，这种感觉还要去找一找，就又去电影院，从此他就形成一个习惯：一有票子比较抢手的电影，他就早早去排队，买了很多票，再平价卖给别人。时间长了，引起了人家的注意，都知道这边有个票贩子，结果他就被警察抓住了，抓住后却发现他是平价出让，并没有谋利，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自然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悲剧，他低贱地去实现卑微的个人价值，结果却是更大的失落。
㈡从语言上看。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细节新颖，情节精彩，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语言追求生活化、通俗化、地域化，浓郁的京腔京韵，准确、鲜明、生动、自然、诙谐幽默，既有文学意蕴，又有生活气息。
（1）富有浓重京味儿色彩。北京话里语气词的使用增添了它独特的韵味，让意思相近的语言有了不同的情感表现力
如：赫老头不让老韩头看鸟时说的“别介”，地道京白，拒绝得婉转。赫老太招呼邻里来尝麻豆腐时的那句“来了您哪！”听着让人多舒服，说话人的热情就在那个“哪”字里，纯正的北京味，听起来那叫一个舒坦！
京味语言中的“儿化音”是京韵京白的一个重要元素。儿化音可平缓语气，例如小说中的“井台儿”“辘轳把儿”“原价儿”“年轻轻儿的”“当院儿”等读起来声音平缓，柔润。儿化音可使话语俏皮，比如“不得叫他们乐得汗毛眼儿都咧嘴儿了”，夸张鲜活，有趣，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仿佛能看到一个老北京站在你面前，满脸是笑，眉毛上扬，一副得意的样子……
儿化音还能准确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例如，“天源家的酱菜儿，便宜坊的酱鸭儿，看来都有盼儿了”，一句“有盼儿了”把赫老太的喜悦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再把儿化音去掉对比一下，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2）富有表现力。
“听见张春元的话，韩德来认定这是往自己的脸上抹玻璃碴子哪”。“往脸上抹玻璃碴子”就是让人脸上挂不住，不好看，这样一打比方，情感表现力特别强。
“韩德来和毛主席握手回来那次，愣是一天一宿没洗手啊！”中的“愣”字活现了老韩头当时的兴奋、得意、自豪。
（3）修辞的多样化。
茶余饭后，在小院儿仅剩的立锥之地，海聊一气，几乎成了他们两个，不，是全院老少必不可少的“第四顿饭”。作者把老韩头的讲话说成是人们的“第四顿饭”，比喻新奇有味儿，地道贴切，生活化，也体现出北京人语言运用的智慧。“瞧你们这沉不住气的劲儿！什么赤字白字的，怵什么？告诉你们，咱中国，心里有底！要不，干吗老说形势大好？那是瞎说的？咱就光说那水吧，咱中国的水都卖钱！没听说吗，山东那地界，崂山，那水，值老鼻子钱啦！弄个瓶子咕咚咕咚一灌，往大鼻子那儿一搁：掏钱呗您哪！家伙！水呀，有个流完的时候吗？光这就够赚的啦。那赚头儿，海了！四化？八化也化了……这话说得冯寡妇连连说‘敢情！’”
四、帮你总结
汪曾祺认为“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他曾对自己的作品按照包涵的感情做了以下几种分类：以《职业》《幽冥钟》为代表的感情偏于忧伤的作品，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代表的表现内在欢乐之情的作品，以《云致秋行状》《异秉》为代表的表露出由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而转化出的带有苦味嘲谑的作品，以及多种感情混合的作品。但总的来说，汪作中的情绪是乐观的，按照汪曾祺自己的话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汪曾祺自认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五、课外拓展
读懂汪曾祺
汪曾祺既得人生之精义，于是他也就具备了坚韧的心理承受力。他的这种状况外在的表露常常被人说为“淡泊”。其实这“淡泊”是对世俗的一种涵化，是他对现世清醒到极致的一种反悖。他在赠我的《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扉页上题词：“我并不在葫芦里，卓人以为如何？”因为那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个葫芦，葫芦里蜷着一个打着瞌睡的老头子！他自己也写道：“我的感情是真实的。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汪曾祺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诞离奇制造效果，却以一种轻声的叹息慑服了人。人世间的悲哀，可怜，委琐，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和绵绵的酸涩，就变成了人类共同的苦恼和弱点的暗示，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提示。汪曾祺当然是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去进行这种暗示与提示的，他完全是沉浸在人物里表现人物的。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那种味，这是一种微甜、 微苦、微涩、微酸的五味相融的味，是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 欢乐，但不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与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
我忽然想起汪曾祺写的《沈从文的寂寞》，他感叹沈先生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 多年来不被理解。他引用沈先生的话：“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学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汪曾祺说，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而他自己的散文里一再提到屈原，也不是偶然的。
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
㈠以俗为雅，玩得郑重
“世俗化”本是清末贵族文化的基本流向，“以俗为雅”更有秉赋优异的旗人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姿态。普通北京市民，“住在万岁爷的一亩三分地上，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烟壶》），濡染既久，无师自通，便于以俗雅间的调和作成自身风度。这风度也在“生活的艺术”中呈现最为集中。领略俗中的雅趣，则更有京味小说作者的修养、识见——你看，有这诸种条件的辏集，酿出“京味”这种风格不是极其自然的？
找乐包含着世故。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不乏韬晦之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善藏，几乎发展成一种艺术。善藏者未见得都遁迹山林，“享乐”有时正被用作政治的隐身术。阴谋者调查政敌有无异志，亦要看其是否沉湎声色——史书上很有这类故事。因而啸傲山林，在多数时候是一种政治姿态，避祸的法门，尤其在乱世。胡同里的市民没有这样深的用心，却也善于自我保存。《话说陶然亭》（邓友梅）写“文革”期中的北京，公园成为“应运而兴，发达得邪乎的所在”，其中不就有这消息？
陈建功有他对“找乐”的解释：并非“人人顺心，各个顺气儿”，故要找乐。乐子之值得找，也因可借以摆脱某种社会角色所引起的缺陷感，获得心理补偿。“混得不怎么样吧，还老想找点什么‘乐子’找找齐”（《找乐》，下同）。这找乐即未尝不是小民的小小计谋，小公园里搭班唱戏，是对未能成“角儿”的补偿；酒缸沿儿上神吹海聊，则是对于卑贱社会地位的补偿。“混得不怎么样，再连这么点儿乐呵劲儿也没有，还有活头儿吗？”——这自然只是一种解释。
此外，作为中国人人生中的一点变通，也补偿了日常状态中的约束，使常态较易于忍受。这虽不是酒神与日神的精神互补，却也不失为简朴易行的补偿方式。找乐中的平等感，更是使被社会生活里的不平等所伤害的人们得到抚慰。一旦聚在豌豆街办事处文化站，大家就都是老哥儿们，不再有人贱视一个看大门的：“他知道这伙子老哥儿们里可有的是能人高手。”“高手怕什么，都是找乐子来了，谁还能挑谁的理不成？”
卸却了不合意愿的社会角色，卸却了不合性情的人格面具，即是一种自我心理治疗。这里的一味药，是“忘却”。借找乐以忘却人生痛苦。至于在人生困境中告诉自己：“天底下的道儿多着哪，提个笼、架个鸟、下个棋、品个茶、练个功、耍个拳、遛个弯儿，……”则是中国人常用以自解的另一味药。心理能力通常也是一种生存能力。自我排遣，自我调适，自我心理治疗，正出于生存需要。
尤其老人。或者应当说，上述种种，更是老人的生存能力。“都是这个岁数的人，骆驼上车，就这么一个乐儿啦！”达观得叫人酸楚。
固有这背景，找乐中透出夕阳情调，含着一缕凄伦。那个做父亲的老人，在心里抱怨着不理解自己有限需求的儿子：“兔崽子，这一辈子，你且能欢势哪，可你爸唱那两口，真真儿的是骆驼上车的乐子啦。”
“……就是你的亲生儿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他知道你每天晚上去喊两嗓儿的乐呵吗？”（《找乐》）这生存挣扎竟有一种悲壮感，令人想到依依不肯隐去的如血的残阳。
上文谈到的旗人的找乐又何尝不是出于对现实痛苦的逃避？《正红旗下》中大姐公公父子的放花炮，不也为了使自己忘却债主子惊心动魄的敲门声。 在大姐公公，“艺术的熏陶使他在痛苦中还能够找出自慰的办法，所以他快活”，即使快活得“没皮没脸，没羞没躁”。尊严感过于纤敏是于生存有妨的。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的玩并不总那么随意，无宁说常常显得过分认真与郑重。因而有棋迷、戏迷，有走票者的沉迷耽溺，近于艺术创造的迷狂状态：“‘晕’在里边。”由京味小说看，遛鸟有遛鸟的郑重，遛早有遛早的郑重。洒脱而又认真，闲散而又郑重，更是有教养的市民的生活艺术。就其郑重与认真而言，这不是玩生活，不是混世，甚至也不只为消愁解闷。其中有创造欲，生命创造、艺术创造的热情。有痴迷、钟情处，就有了人性的深，生命的深。这儿又令人感到北京人生存的坚实，北京人性格的非中庸。
㈡北京话的魅力
北京人对其“说的文化”的那份自豪，那种文化优越意识，一如对其“吃的文化”。这一点也像法国人对法国菜与法国话的自豪与优越感。
北京人与巴黎人，却保有了上述最基本的文化感情。与饮食文化一样，方言艺术也要有闲适悠然才能造成。“说”这种行为曾经是包括王公贵族和里巷小民在内的北京人的重要消闲方式，以至聊天的北京人，与提笼架鸟的北京人一样，竟也成为北京人的典型姿态，易于识辨的特殊标记。这一方面，北京之外，唯有以其方言而自豪的四川人著名的“摆龙门阵”差堪比拟。
北京人如珍视其文物古迹、珍视其胡同四合院一样，珍视北京话。关于北京的怀乡病，竟往往也由于北京方言的魅力。林海音那一组“城南旧事”使用方言处，即可看出这样的心理背景。《京华烟云》极写北京人语言之美，写女主人公木兰“听把北京话的声韵节奏提高到美妙极点的大鼓书”，并从日常说话，不知不觉学会了“北京话平静自然舒服悦耳的腔调儿”。
文化优越意识简直可以看作北京人作为京城人的一方微记。更妙的是，京味小说在由这一方面呈现北京人时，也感染了、分有了北京人的语言陶醉。《“四海居”轶话》（邓友梅）写人物说着“一口嘣响溜脆的北京话”，这是人物作为北京人的身份证、资格证书。《索七的后人》（邓友梅）中的人物则说“北京当然是好地方。甭别的，北京人说话都比别处顺耳。宁听北京人吵架，不听关外人说话”。未免偏执，却也正是北京人的声口。《四世同堂》写韵梅：“语调轻脆，像清夜的小梆子似的。”很难想出比“清夜的小梆子”更醒神且含着爱意的形容了。《正红旗下》写那个完美到近乎理想的漂亮人物福海，也不忘强调他的“说的艺术”，说的艺术几成为“漂亮人物”的必具条件。“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致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
成熟的有教养的北京人并不喋喋不休（北京人或许比别处人更忌“贫”），节制与审美态度在这里同样是“成熟”与“教养”的标志。
汪曾祺的《云致秋行状》中主人公的聊天，其趣味纯正处最近正宗。“他的聊天没有什么目的。聊天还有什么目的？——有。有人爱聊，是在显示他的多知多懂。剧团有一位就是这样，他聊完了一段，往往要来这么几句：“这种事你们哪知道啊！爷们，学着点吧！”致秋的爱聊，只是反映出他对生活，对人，充满了近于童心的兴趣。“好处就在这无目的、非功利上，由此使聊天近乎艺术行为，当事者也有近于艺术创造的心境。这艺术创造不待说是中国式的，因而语言陶醉中自有理性的节制，不至于忘情尔汝。”“致秋聊天，极少臧否人物。”他的嘴不损。“善言辞，却不逞舌辩，图一时快意。”闲谈莫论人非“是世故，也是修养。在主人公，自然也因宅心仁厚。”他的语言很生动，但不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有些话说得很逗，但不是“隔肢”人，不“贫”。“有这些个，才能说他爱聊天，也会聊”。
“品位比别人高着一层。能欣赏这诸般好处的，品位也自不低。”说“至此才成其为艺术”。在聊天这老北京人的常课上，云致秋其人可称全德。除去道德自律不论，其语言趣味，就最得北京人方言艺术的精神。
【模拟试题】（答题时间：30分钟）
一、这又是一篇陈建功写北京老头的小说，比《辘轳把儿胡同9号》还要耐看，咱们得承认二十多年前陈建功就对北京老头琢磨得够透的，快速阅读一下，回答1—3题
找乐
陈建功
第一
“找乐子”，是北京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叫去啦”，好像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
过去天桥有“八大怪”，其中之一叫“大兵黄”。据说当过张勋的“辫子兵”，也算是“英雄末路”吧，每天到天桥撂地开骂。三皇五帝他爹，当朝总统他妈，达官显贵他姐，芸芸众生他妹。合辙押韵，句句铿锵，口角流沫，指天画地。当是时也，里三层，外三层，喝彩之声迭起，道路为之阻绝。骂者俨然已成富贵骄人，阔步高视，自不待言。听者仿佛也穷儿暴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戳在天桥开“骂”和听“骂”，是为一“乐儿”。
自打乾隆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北京人很少有不会两段“二黄”的了。蹬三轮儿的，卖煎灌肠儿的，把车子担子往马路边上一搁，扯开嗓子就来一段。这辈子想当诸葛亮是没指望了，时不时“站在城楼观山景”，看一看“司马发来的兵”，倒也威风呢。要不，就“击鼓骂曹”：“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撒一撒胸中的闷气也好。就连那些押去二道坛门吃“黑枣儿”，吐“山里红汤儿”的犯人们，背上插着招子，被五花大绑地扔在驴车上，也要唱一嗓子，招来一片喊“好”声呢。唱这一“嗓子”和听这一“嗓子”，也是一个“乐子”。
我们北京的百姓们，素有讲个脸面的传统。“耗财买脸儿”更是一个“乐子”啦。口袋里蹦子儿没有呢。别着急，只管往“大酒缸”里泡就是了。别看不过都是扛窝脖儿的，打执事的，引车卖浆者流，那大爷的派头也足着哪。围在酒缸沿儿上，二两烧刀子下肚，哥儿几个便对着拔起脯儿来啦。这位只管说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那位尽管说他的长坂坡。如果素昧平生，刚刚相识，更来劲儿了，反正都是两眼一摸黑，加上一个个喝得红头涨脸，迷迷瞪瞪，只顾沉醉在自己的文韬武略之中，你就是说自己上过月亮，别人也会哼哈哼哈地应和。酒足饭饱之后，气宇轩昂地站起来，即便锦囊羞涩，也要端出一副腰缠万贯的神气，吩咐一声“抄”，伙计们赶忙清账，写水牌儿，道一声“记上”。言犹未落，人已经高掌远足跖，雍容雅步，踱将出去。这不又是一“乐儿”吗？
……
这些，都是老事儿了。世道变了，北京人的日子过得顺心顺气儿了。可又不能说人人顺心，各个顺气儿不是？所以，“找乐子”的“雅好”还是继续下来了。就说街上那些往蛤蟆镜上贴外国商标，往劳动布裤子的屁股后面钉洋文铜牌儿的伙计们吧，那也是一种“找乐子”的法儿，“此时无声胜有声”罢了。我认识的一位小伙子呢，正相反，整天提个录音机在街上晃，哇喇哇喇招人。问他这干吗哪，他说：“没这个录音机，更没人拿正眼儿看咱们啦！”这又算一种“乐子”吧？
不过，老事儿也好，新事儿也罢，在高雅之人眼里，都是可笑的。人家也自有人家的道理。本来嘛，你是缝穷的，你就是缝穷的命，唱段“王宝钏”，就成“相门之后”啦？扯淡！你是蹬三轮儿的，你就得认头。你说你拉过杨小楼，你还跟他怄了气，把他给摔阴沟里了，治了——人家还是杨小楼，出殡时六十四杠。你呢，还是蹬三轮车儿的，那会儿你要是也出殡，不闹个“穿心杠”就便宜！甭说把商标贴眼镜儿上，就是贴脑门儿上，你也是“城根儿”的儿子，你也到不了国外！混得不怎么样吧，还老想找点什么“乐子”找找齐，这不瞎掰吗？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找乐儿”者流就难免不被人引为笑柄了。
其实，你再往深里想想，这有什么可笑的呢？混得不怎么样，再连这么点儿乐呵劲儿也没有，还有活头儿吗？据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说法，拿破仑因为个儿矮且有牛皮癣，不顺气儿，所以才有了振长策而御宇内，君临天下之举。北京的平头百姓们还没想着往拿破仑那份儿上奔呢，只求哥儿几个凑到一块儿，或位卑言高，称快一时，或击节而歌，乐天知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由此看来，出辘轳把儿胡同南口向西不远，豌豆街办事处文化活动站那里，每天晚上聚集了一帮老头儿们（有几个老太太来看热闹，或有几个中年、青年人来凑热闹），一会儿来一折《逍遥津》，一会儿唱一段《打登州》。唱累了，又杂以神吹海聊，他说他是高庆奎的徒弟，他说他和马连良一块儿坐科……这不仅有民俗的渊源，而且还有心理学上的根据哪。
第二
豌豆街办事处管着周围的十几条胡同，辘轳把儿胡同也在其中。这儿的文化活动站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活动，就是唱。活动站的“排演场”是过去的仓库，自然是很简陋的，连顶棚也没有，抬头就能看见房顶的椽子像肋条骨似的一根一根码着。水泥地面已经坑洼不平了。顺着四周的墙根儿，一圈一圈地摆着条凳，不管唱的还是听的，杂坐其间。房子中间留着一块巴掌大的空场，这里又让个火炉占去了一块儿。剩下的地方，只能站下仨俩人儿了。所以，清唱还可以。“起霸”，一个人也凑合，如果是“双起霸”，两个人就得撞一块儿去。要是“趟马”，你得留神炉子。好在来“找乐子”的人大多是老头儿，身段就不能讲究啦，满脸的褶子，扮相也罢了。因此，这里从来就没有彩唱过。顶多了，来个“清音桌”，角色多了，有的人还得在座位上唱。别看条件差，你要是往这儿一坐，闭上眼睛听一听，有板有眼的，唱得真有那么点味儿哪。
老头儿们有点儿爱神吹，这不假。可他们的神吹毕竟还是沾点儿谱的。比如他说他跟马连良一块儿坐过科，那是得一块儿混过几天，至于后来嗓子倒了仓，他唱不了了，卖大碗茶去了，那就得再说了。他说他是高庆奎的弟子，说不定也确实。至于以后抽上了大烟，玩物丧志，另当别论。正因为如此，大多数都是对“梨园行”门儿清的主儿。听一耳朵，便知道这是“梅老板”，那是“麒麟童”。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因此还不能小看他们。你看这位裹了件大棉袄，双手揣在袖筒儿里，贼头贼脑不是？一张嘴，正工青衣，音宽嗓亮，落落大方，地道，梅老板！你看这位鹤骨鸡肤，腰弯背驼，其貌不扬吧，那唱的可是正经的“杨派”，行腔柔稳，清雅脱俗。还真有些老戏迷们听不惯时下剧团里青年演员那两嗓子，总觉不够味儿，专程跑到这儿来过瘾的。褒贬是买主儿，不服气不行。
按理，能把这伙儿“戏篓子”、“戏包袱”们玩转了的人可不是凡人，你得下过几天“海”，至少，也得“票”过几场。要不人家不服你，镇唬得住吗？不过，在豌豆街的文化站里却是一个例外——在这儿“统领群芳”的，竟是七十出头的老杠夫李忠祥！
李忠祥住在辘轳把儿胡同十号院儿，方头阔脸，声洪如钟，走起路来步子不大，挺胸腆肚收臀，有点儿“外八字”，一看便知是当过杠夫的主儿。他毕竟老了，眼角耷拉了，可脸色还是通红的。没错儿，喝大酒喝的，已是杖国之年，可还是象年轻时一样，性喜自鸣得意。其实，在这帮唱戏的人中，比李忠祥能唱能演的人有的是。这里有在正经的科班里学过的，在名师门下调理过的，甚至还有正在剧团里当演员的呢。李忠祥呢，当过杠夫，拉过洋车，跑过堂儿，事儿倒干过不少，可没有一件是和唱戏沾边儿的，退休前倒在剧团当门房来着，可那是话剧团。他倒张口“长华”，闭口“长华”的，听那口气，好像他跟那位名丑萧长华不是连襟也是师兄弟。唉，他跟人家萧长华也就是“馄饨交情”罢了。那会儿他在馄饨铺当伙计，想看戏，又没钱，心里痒痒得猫挠似的，便拎着个食盒儿，里面搁碗馄饨，到戏园子门口，生往里闯。“干什么去？”“给角儿送馄饨！”看门儿的竟然信以为真了。常来常往的，人家居然认定萧老板演戏时，每每要吃这家铺子的馄饨，只要见他拎着食盒过来，问也不问啦。其实，这馄饨哪回也没进了萧长华的肚子。进了戏园子就不见这位伙计了——他找一个旮旯，一边吃了这碗馄饨，一边听戏。用这一招儿，他可听了萧老板不少好戏，连梅老板的戏也听过。这么听，傻子也能喊两口了。他甚至能把萧先生演蒋干时说的那几句苏北话学得惟妙惟肖，让人喊好。所以，现在他也有资格说：“嗨，当年咱们不是穷吗？不是买不起行头吗？要不，咱们早下‘海’啦，今儿个，也‘新艳秋’啦！”他说归他说，内行人一看便知，如果说，那位新艳秋天天在戏园子里偷艺，学程先生学得不赖，可比起程砚秋来总还差那么一尺半寸的话，李忠祥比起萧长华来，可差着十万八千里还得出去了。
不过，李忠祥这性子挺投戏迷“票友”们的脾气，大伙儿也就跟他逗乐子，称他为“新长华”了，还随带着封给他萧长华在“喜连成”班的职称，称为“总教习”。他本来就喜欢大包大揽，“总教习”尊号既得，更端起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子，真的正儿八经地主起事儿来啦。
街，特别是辘轳把儿胡同的老住户们对李忠祥是太熟悉了。他当杠夫的时候还年轻，天麻麻亮，就穿上那件绿色的褂子，戴上那顶插着鸡毛的毡帽儿，坐在永安杠房门口的条凳上等差事，路过杠房的人常在那儿和他聊天儿。后来，他又在裕昌馄饨馆当伙计。可没一年，就因为老端着馄饨去“蹭戏”，丢了差事，只好每天早起泡野茶馆，等零活儿干，奔饭辙。后来他搬到了辘轳把儿胡同十号院儿，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
不过，老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里，一直破衣烂褂的李忠祥忽然“发”了。其实，说是“发了”，是过分之辞，捡破烂，缝穷的人们眼浅而已。可那些日子，李忠祥确实不像以往那样饥一顿，饱一顿的了，也穿起补丁少点儿的裤褂来了。据李忠祥说，他在野茶馆认识了一位江先生，江先生三天两头要扯着他聊天，聊完了，给他一天干活儿的工钱。这对辘轳把儿胡同的百姓们来说，不是让人眼馋的事吗？好烟抽着，好茶喝着，神吹海哨谁不会呀，一天的饭辙就有着落了！人们都说他一定遇上“贵人”了，今后必“发”不可。李忠祥倒不认为江先生是什么“贵人”，因为他很偶然地发现江先生穿的那棉袍的里子也是碎布拼的。可他还是逢人便说自己的纳闷儿：“这位江先生可真怪，又不是钱多了‘烧’的，干吗要花钱找人聊天儿！”……
江先生的确不是什么“贵人”，李忠祥也没“发”起来。卢沟桥的炮一响，江先生没影儿了。李忠祥还得去蹲野茶馆等差事；今儿去给人修修门脸儿呀，明儿给人往城外坟岗子抱抱死孩子呀。李忠祥的“奇遇”，也渐渐让人淡忘了。
可解放以后，江先生是“贵人”的预言倒真的应验啦。那时候李忠祥已经蹬三轮儿去了。那一天在剧场门口等客，天上下了雨，没人坐车，他把车停在剧院的广告牌檐子底下，闲得挺无聊，听见人来人往进场的人说，今儿演的戏说的是杠房的事，他心里一动，反正待着也是待着，进去开开洋荤吧！买了张票，进去看看这场话剧，看了半截儿他就愣啦：这儿演的不全是他跟江先生说的事儿吗？赶快一打听，编戏的可不就是江铁涯江先生，敢情人家现在是剧院的院长啦。散了戏，他推着三轮儿直奔后台，找江先生去了。江先生还记得他，自然又是好烟好茶招待。李忠祥说：“江先生，我不想蹬三轮儿啦。您不是在这儿当官吗？我跟您这儿干得啦！”江先生说：“您干点儿什么？”“我跟长华那儿偷过两手儿，上台也不怵。”江先生笑了：“那是京戏。我这是话剧。”他说：“甭管什么戏，反正我是喜欢上您这戏班子啦，替咱老百姓讲话。让我来看门房也行。”就这么着，李忠祥真地当上了这家赫赫有名的剧院的门房。这在辘轳把儿胡同可成了了不得的新闻，据在剧院门口看过他的人说，他这回是真地“发”了：开演之前，穿一身笔管溜直的中山装，在剧院门口张罗，让人，和那些从小卧车里钻出来的人物握手，混得可神气极啦！
嗨，还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吧。李忠祥爱说、爱吹，可你听他讲过剧院的事吗？他是置了一身笔管溜直的中山装，每逢新戏初演的几场，必穿上它在剧院的大门口张罗，让人，和那些从小卧车里出来的人物握手——“欢迎欢迎！”“多多指导！”“您往里请！”……以至于不少人误以为他是剧院的院长或是本剧的编导，这都是确实的。他觉得这有什么？他是江先生介绍来的，他是给江先生当“门脸儿”来了。所以，他和以前干他喜欢干的事一样，欢欢势势地忙活起来。可后来他发现，不对啦，剧团里的人拿一种什么眼神儿看着他啊，小青年们拿他“开涮”，叫他“李导演”、“李院长”。这倒也罢了，就连江先生好像也嫌他站的不是地方了。每次首演日，当他兴冲冲地换上那身中山装，到剧院门口准备张罗时，江先生总找个话茬儿把他从身边支开。让他去端花盆啦，去看看贵宾室安排得如何啦，一来二去的，他明白啦：穿着中山装，在门口握手、寒暄，那是高雅之人干的事，那不是自己欢势的地方！可他又有几分伤心，莫不是因为自己到那儿站着了，你们就该翻白眼珠儿，在话音儿里掺粉子味儿吗？人哪，得将心比心，替人设身处地。他喜欢剧院。他为它得意。他想起自己是剧院的人，就觉得挺提气。站得不是地方，你们就不能明说吗？别人不知道我，江先生您应该知道我的呀！
知道你？你不能老找着机会把心窝子掏给别人吧？你就是真掏了，人家知道你了，又怎么样？
他四十岁出头时才娶了个“二锅头”，没两年，老婆生下德志，得了产后风，死了。老婆死了几年没续上，说老实的，谁能不动点儿凡人之念呢？更何况每天看着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演员。有一天他从楼下走过，听见二楼上水声哗哗，女人的笑声话声传来，他想起这是女浴室，女演员们刚下戏，在洗澡。他也不知道自己那是怎么了，走不动了，放慢了脚步，仰起脸儿，看着那扇打开的窗户，好像巴望着从那上面看出点儿什么来。其实，什么也看不见。可这成毛病啦，每回路过那楼下，他都忍不住放慢了脚步，仰脖儿看两眼。没想到不知被谁反映上去了。大概因为他最服江先生，所以，还是江先生找他谈的话。说真的，江先生也知道那看不见什么。他要是一口咬定没看，这事便过去了。可他说：“我错啦。我是想看来着。可看不见。”他觉得这有什么，谁能没有点儿邪念？咱不再存这心思就是啦。唉，这回人家倒是知道你了，结果呢，整个屎盆子给你自己扣上了，反倒给人当笑料儿啦。那些漂漂亮亮的女演员们本来“李大叔”、“李师傅”的，叫得甜着啦，脆着哪，这一下倒好，全撇嘴啦。小伙子们那话就更损了：“老李头，玻璃店里卖镜子啦！”……他们还都是识文断字之人，都是文雅高贵之人呢，他们要是真像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倒也罢了。可他们有的人一边取笑他李忠祥，一边又搞“破鞋”，这不装孙子吗？
李忠祥蔫儿了，再也不象以前，今儿“萧长华”，明儿“杨宝森”了，从这以后，有人给他介绍过几个后老伴，如果是以前，很可能是一句话的事儿，“成”或者“不成”。可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非把那事儿告诉人家不可，纯粹是为了考考人家似的。有几个就因此吹了。吹就吹吧，正好。找个娘们儿回家，天天当着你的面，假门假事的装孙子，谁受得了！
“文化革命”临开始那年，他和剧场卖票的鲁桂英好上了。那年他五十五岁了。鲁桂英五十岁，是个寡妇。别的心思没有，老了老了，找个伴儿，有个说话的人儿，也互相有个照应。两个人平常关系不错，可真把这事儿摊开的时候，李忠祥立刻说：“我得明告诉你，我在剧院里名声不好。有一档子事……”“别说啦别说啦，”鲁桂英打断了他，“八百年前的事啦，我知道。再说呢，都从那个岁数过来的，谁还能没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在这之前，因为鲁桂英有仨孩子，李忠祥还有点犹豫，可听了这一句话，心里一热，齐了！这么多年，没人跟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好像人人都是正人君子，就他是他妈小人！其实，躺被窝儿里摸着自己的心窝子想想，真的就没有一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咳，还生这份气干什么？这不有一个鲁桂英吗？真能找着这么一个能说上话的人当老伴儿，也就不错啦。可是，他和鲁桂英的事到底还是没成。鲁桂英的婆家挑着孙子孙女跟他们的妈妈闹，自然少不了关于他的很难听的话。桂英怕伤他，只是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也快熬出来了，就算啦。其实他已经从别处听到了。
李忠祥老了，“文化革命”结束那年，已经六十五了，他该退休了。可临到眼前，他又有点儿舍不得了，特别是舍不得那出写杠夫的戏。那是剧院的保留剧目。一听人提起这出戏，他就心动。虽然他再也不会鲜衣华服，凑到江先生身边，在剧院门口迎宾了，也决不会提一句民国二十四年江先生如何在野茶馆找他聊天的事。剧院伤了他的心。可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他又忍不住干了一次蠢事，又伤了一次心的话，他还想在剧院多待几年，多看几遍那出戏哪。
“文化革命”中，他是“救”了江先生一命的。江先生不知道就是了。那时候江先生挨整，报纸上点名，广播里批判，看来是要不得了。有一天他路过康乐酒家（那会儿改名儿了），在大玻璃窗外看见江先生一人在里面闷头闷脑地喝酒，桌上摆了好几样菜。他心说不好，跑回剧院，偷偷写了个字条，大意是说：我们爱您的戏，您想开点儿。扫盲班的文化，多了，他也不会写了。名字他可没敢落上，只好写“革命群众”。写完了，回到饭馆门口，托一个进门的人捎进去了。“文化革命”后，江先生又上台了，在重排《杠夫》的动员大会上说，因为一个观众的那么一张条子，使他决定活下来了，他说得老泪直流。散会以后，李忠祥特意和江先生握了握手。当然，他是不会说出那字条的根梢的。又过了些日子，《杠夫》重演了。那天，他忍不住从箱底里找出那身中山装，穿着上剧院了。他早就学会了该往哪儿站啦。他还可能和江院长站一块儿欢势去吗？可江先生啊，他见到了他，打量了他一眼，立刻说：“李大爷，后台那儿缺人。您到后台去照应照应好不？”……
唉，他要退休了。这回，他是一定要退休了。
现在，他家的墙上，还端端正正地挂着那张红底烫金的“光荣退休”证书。他还记得剧院为他召开的“欢送大会”，还记得江先生如何用自己坐的那辆“上海”卧车，把他送回了辘轳把儿胡同十号。江先生和剧院的其他领导到他的小屋里坐下的时候，他觉得温漉漉的泪水顺着脸上的褶子沟流下来了，流到了嘴角上，咸津津的。他不好意思，赶紧给擦了。他开始后悔了。人哪，怎么经不起一点儿委屈呢？解放前，拉洋车，抬棺材，多少委屈，你都得受！可现在，他觉得自己是太金贵了，好日子催的！饱暖生闲事！江先生忙啊，能什么都照应得那么周到吗？能整天琢磨着怎么对你的心思吗？再说了，你站在不该你欢势的地方瞎欢势，就对吗？你存着看人家女澡堂子的心思，就对吗？
这些，都是旧事了。那次送走了江先生他们，李忠祥觉着自己这辈子算是快到头了。待着吧，吃点儿好的，喝点儿好的，这就算个乐子啦，还有什么？他可没想到，豌豆街那儿竟然有一伙子老哥们儿在那儿吹拉弹唱，在那儿神吹海聊！
都是扛大个儿的，蹬三轮儿的，卖煎鸡蛋的出身，没什么上得了席面儿的人物，可都讲实理儿，不装孙子。他到了这儿，没三天，又“活”啦！在剧院的时候，他老得留神着，别带出脏字儿来，让人家笑话。说话得留一手，别让人家以为你吹。再往后呢，处处蔫头耷脑。再说了，人家一张口，都是这个“斯”，那个“基”的，他也不能插嘴啊。敢情该着他欢势的地方在这儿哪！他开始唱，开始聊，开始忙活。唱得挺开心，忙活得也挺开心，好像四十年前那个爱吹爱聊、爱逗爱唱的杠夫又回来啦。他知道这伙子老哥儿们里可有的是能人高手。高手怕什么，都是找乐子来了，谁还能挑谁的理不成？这不，他们说他是“新长华”，“总教习”。“总教习”就“总教习”，不就是张罗张罗吗？也该着，谁让他是扮“丑”的呢，您看过去那些戏班子里，不都是扮“丑”儿的张罗呀！
1、我们这里只是小说的选段，课下阅读整篇小说《找乐》。
*2、这里的主人公李忠祥与《辘轳把儿胡同9号》的韩德来是一路人吗？
**3、按你的理解，你觉得作者对哪个人物刻画得更成熟一些？
二、对比《辘轳把儿胡同9号》开头的语言描写与《云致秋行状》中的语言描写，回答4—6题。
㈠“敢情！”——这又是北京的土话。说“敢”字的时候，您得拖长了声儿，拿出那么一股子撒漫劲儿。“情”字呢，得发“轻”的音儿，轻轻地急促地一收，味儿就出来啦。别人说了点子什么事儿，您赶紧接着话茬儿来一句：“敢情！”这就等于说：“没错儿！”“那还用说吗？”甚至可以说有那么点儿“句句是真理”的意思。其实，此话在北京寻常得很，大街小巷，胡同里闾 ，不绝于耳，本来不值得在此絮叨。可是，在辘轳把儿胡同9号，这话可就不同寻常啦。这里有一位姓冯的寡妇老太太，也和别的老太太一样，喜欢接在别人的话茬儿后面说：“敢情！”——您可别大意了。冯寡妇的“敢情”却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您要是不够那个“份儿”，不足以让她羡慕、崇拜，人家还是金口难开呢。您看她的大儿子大山，小四十的汉子了，新近还被选上了他们那个街道厂的厂长，几个月里扭亏为盈，论脑瓜子、嘴皮子、手膀子，哪点儿不够意思？在厂子里，那些一把子胡子，一脸子褶子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哪个不是“厂长”长、“厂长”短地围着转，说点子什么事，还少了人们接着话茬儿道“敢情”了？可回家来，少挨他妈骂了吗？“成天屁股不沾家，就知道回来吃饭、睡觉，家是你旅店呀？点灯熬油，当个七品芝麻官的破厂长。美？美个屁！……什么？你是共产党？你是什么‘共产党’哇，‘劳动党’！你看人家西院儿，刘家，三天两头奔家拉板子，运砖头，那才叫‘共产’！你是什么‘共产党’？‘劳动党’！成天价劳动、干活儿，卖死力气，不是‘劳动党’是什么？！……”当然了，冯寡妇骂儿子，三分骂，七分夸，是骂给街坊邻居听的。也难怪，三十几岁上守寡，拉扯大一儿一女，容易吗？可您就听她这话音儿，是省油的灯吗？是见庙就磕头的主儿？告诉您吧，冯寡妇的“敢情”接到了谁的话茬儿后面，差不多就能暗示出此人在小院里举足轻重的地位。要说说这辘轳把儿胡同9号的事，能不给您打这儿说起吗？
㈡我曾问过致秋：“你为什么不自己挑班？”致秋说：“有人撺掇过我。我也想过。不成，我就这半碗。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够。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挑班，来钱多，事儿还多哪。挑班，约人，处好了，火炉子，热烘烘的；处不好，‘虱子皮袄’，还得穿它，又咬得慌。还得到处请客、应酬、拜门子，我淘不了这份神。这样多好，我一个唱二旦的，不招风，不惹事。黄金荣、杜月笙、袁良、日本宪兵队，都找寻不到我头上。得，有碗醋卤面吃就行啦！”
*4、用两个词概括陈建功与汪曾祺这两段的语言特点。
**5、这两段语言描写刻画了哪两种人？
6、联系俩人的经历，试说说作者这两种语言风格形成的原因。
试题答案
1、（从略）
2、他们性格中有相通的地方，喜欢咋呼，喜欢吹牛，喜欢张罗。但韩德来在文革中曾经大红大紫过，那是不正常的岁月中聊以自慰的一点虚幻的东西，韩德来却念念不忘，确实有点阿Q。李忠祥从来没有红过，总是充当受欺负被人误解的角色，但他善良，乐于助人，总把快乐与理解传播给周围的人。尽管他不是圣人，有一些毛病，比如爱出风头，窥看女澡堂。
3、各有千秋，但我觉得李忠祥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更好一些，也许《找乐》是中篇小说，有更大的篇幅来刻画人物。《辘轳把儿胡同9号》是短篇小说，除了韩德来，还要描写其他人物。对于韩德来作者更多的是抱着嘲讽的态度，其实他只是政治形势下的牺牲品，本质应该是好的。而对李忠祥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比较立体化。这个小人物一辈子想往上提升，活得像样，尽管不顺，但并没有泯灭他乐观向上的做人态度，作者对他更多地抱有怜悯同情的态度，读起来令人温馨而不乏思考。
4、陈建功：酣畅泼辣 汪曾祺：圆润世故
5、前者刻画了凡事攀比、势利的市井俗人；后者刻画了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求得自保的艺人。
6、陈建功对下层百姓的语言表达比较熟悉，这也许与他做了十年煤矿工人的经历有关。
汪曾祺很少离开文化部门，他曾在京剧界工作过多年，对艺人的语言比较熟悉，语言显得文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