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2019）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一第12课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外交 学案

第12课
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外交
I、历史纲要导引
了解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意义，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就。
II、学科素养对接
III、学习目标初呈现
学术引领
当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早在1941年5月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民族政策》载（《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一文中就主张: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章,回民族与汉族在京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12一1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一文中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声众为实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每前各)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车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点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1.内涵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等民族政策。后来,这些内容被中共归纳为民族干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下).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说明: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复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
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宣和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实单干”,我们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们普遍地实行民族的自治,有和于我们发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我们不要想民族分立,更不应该想民族“单干,这样知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五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载(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___二00五年),29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特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我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2014年9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形),30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中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家团结统一,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同时,要在乘保国家法律和政合害施的基做上1值沽保摩自治增方行使自治权,给子自治地方特殊支持,解决好自治地方特殊问题,二是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是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前提,汪晖在(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78__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一书中概括如下:民族区域自治的第一个原则是强调民族合作,反对民族分立。民族合作这一概念以承认多民族状态为前提,对趋向于分立”的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进行双重批判,合作的前提是民族平等一不仅是汉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的平等,而且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的。
第二个原则是在承认民族多样性的条件下不以单纯的民族作为自治单位,而是以民族区域作为自治单位,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民族混居格局与制度安排的关系,自治区的范围和人口构成必须鸡重历史传统,又要考虑如何有利于民族合作,从而在制度形式上就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条件做出不同的安排。民族区域自治的第三个原则是共同发展的原则,其目的是让不同民族共同发展,而不是把少数民族孤立起来,为此扩大自治区域,促进民族合作,让不同民族共享发展成果的方式。汪晖进一步指出,结合了区域自治和民族自治的构包含了两个前提:第一,不同族群可以共存、交往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第二,以民族地区而不是民族为单位形成自治,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以免让少数民族变成孤立于主社会之外的存在。
2.实施
(1)原因
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载(周恩来选集(下),257-258页,北群人民出版社,1984)一文中指出: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种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道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共用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2内容
李维汉在(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载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587-588页,北中共觉史出版社、2016)一文中指出: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包含着民族组成,区域界线,行点会,自的机关,自治权利,内部关系和上下关系等问题。
李维汉指出,已经建立的民族自治区,大体有三种类型,即:由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主的自治区(例如川北平武藏族自治区)由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人口很少的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区(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由几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为基础联合建立的自治区(例如广西龙胜地方各族的联合自治区),可能还有其他的类型,这种种不同的类型,是依据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同的民族关系,经济条件和历史关系等情况,在民族平等、自愿基础上产生的,第三种类型在某些少数民族杂居数可以旅行,它有利于民族间的合作互助,从而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但必须依据自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可加以强迫。
李维汉指出,有些与汉族聚居区相联接或相交错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经济政治和使的原因,在实行区域自治时,包含了一部分汉族居民区和域镇,个别民族自治区所包含部质居民甚至占自治区人口的多数,这是允许的,因为这既有利于民族团结,更有利于自如的建设,在有关的少数民族愿意时,应当鼓励和说服有关的汉族人民参加自治区,但在自治区范围内,在汉人特别多的地区,应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3.评价
吕永红在(民族、国家与制度一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254-257页,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14)一书中叙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地位变迁:
第一,建国初期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明确了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区域自治。然而,将民族区域自治称为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始于1951年月召开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维汉作了题为(有关民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对民族区域自治做出了这一政治定位。他指出,“民族的区域治,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已受到了各民族人民热诚拥护”从此,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政治定位被直沿用下来
第二,实现从基本政策到重要政治制度的转变,改革开放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并要求把这一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1982年宪法不仅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背和坚持了民族区域自治,而且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为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提供了宪法依据。1984年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本法的形式重申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同时,又增加了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项重要政治制度”的新表述,从而使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从“基本政策”到“重要政治制度的第一次次历史性飞跃。
第三,实现从重要政治制度到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在1992年1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是上江泽民把“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确定为20世纪90年代民族工作的五项主要任务之一,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领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在实际上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重要地位。2001年2月28日,我国颁布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阐述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地位时,将“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改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新中国外交方针的与时俱进
周思来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载周恩来选集(下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竟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
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卷)(7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一文中指出,新中国外交工作从一开始就特别看重独立自主、和平这两个问题,以后,在此基量上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期间,又有十三个国家先后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七个国家,经过谈判,在一九五O年十月底前同中国建立起相应的正式外交关系。它们中包括:一类是亚洲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前间另一类是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和中欧的瑞士,这是第一批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不同业会制度的国家,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突破,以后四年内,中国又同巴基斯坦阿富汗泥拍尔等分别建交。这样,直接同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大体上都同新中国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同周边国家建立起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阶段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大体上确定下来这一切进行得并并有条,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安全和尊严,把屈辱外交一扫而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习近平指出,几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强调中国外交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机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当然,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习近平指出,总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2.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1）背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364-36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一的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结束百余年来旧中国的丽辱外交,在平等、互利、尊重领上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创造了前提,在全国解放、正确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二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主要是世界上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面出现了美苏之间的子活同帝国主义与和平民主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度的相互对抗交织在一起的局面,这一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后同苏联和一批人民民主国和周边一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意味着新中国双美等国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牛军在《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364__365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一书中指出,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牛军指出,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最终没有对新中国的外饮决第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内向性”,事实上断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里,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订的,达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策,从缔结中苏条约到出兵抗美援朝,新中国的外交决策一直受到“内向性”和“外张力”能影响,这两种因素在历次决策中所起的作用的确是不同的,不过从总的趋势看,这一时期外交决策的发展表现为“内向性”受到“外张力”的牵引和抵制“外张力”的过程。
(2)政策
周思来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载《周恩来选集(下卷),85-88页,北京:人民出如1984)一文中指出,在执行和平政策中的外交方针是;第一,“另起炉灶”第二,“一边絮第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第四,“礼尚往来”第五,“互通有无”,第六,团结世界人民.这一系列方针体现了我们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
(3)成就
戴运枯在《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36-1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一书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1910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前成立之后,中国向世界发布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是毛泽东主席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是立外交关系”。二是外交部长周恩来致各国政府公函,在送交毛泽东主席上述公告的同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新中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分别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社会主义国家,不经谈判迅速建交;同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先谈判后建交。截止到1956年止,新中国已经同世界上的26个国家建交,与两个国家维持代办级的关系,并同尚未建交的近百个国家开展了民间友好往来。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建交高潮。其中主要的建交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共计12个,这也是”一边倒”政策的反映。在此期间,经过谈判而建交或者“半建交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上的一大发明。
牛军在《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44-47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一书中指出,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正是在这两大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路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看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
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牛军指出,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今天看来是如此简单的结论在当时却具有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外周示出来了,在建国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内战爆发使中共中央无吸考虑对亚洲国家微第过是导致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建国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细来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中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标、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是则在新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提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盈羽刷
牛军指出,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圆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易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则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方面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拉和束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的难以实现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在日内瓦会
议期间成功的外交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邻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3.外交关系的突破
(1)背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605-60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一书中指出,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经济地位有所削弱,并且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苏联不断强化它在美苏争霸中的地位,并对中国形成巨大压力;中国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也有了进一步增长。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局势转变的关键一环是中国同美国关系的缓和,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长达20年之久,在化了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看来,美苏对立一直是它所面对的严重问题,而此时世界上出现几个力量中心,中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维持它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要对付苏联的挑战,迫切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苏大系恶化的加剧使他们感到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取当时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国家统一大业,要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李丹慧在(国际共运分裂与中苏走向对抗X(载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43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1)-文中指出,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最终做出联美抗苏的战略块择,通过做大珍宝岛事件的文章,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走到战争的边缘,又向其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中国更主要的敌人,与此同时,勃列日湿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大确立的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上,对美展开了
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苏联势力的扩展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从1969年6月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苏”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形,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这样,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转机。
（2）政策
翟强在《建立反对啊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1972-1979年)(载杨至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183-1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一文中指出,三个世界,老其是第三世界的提法,并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早在到年代中期法国经济学家在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时候,就从法国“第三等级”一词演绎出了“第三世界”的提法,用以说明亚洲和非洲众多非工业化国家当时所处的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家更进一步从首音有益关系的角度,把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包括西欧塑国和拉丁美洲等称之为第一世界把前苏联及其卫星国称之为第二世界,把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不结盟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和等游离于美苏势力范围之外的国家,称之为“第三世界”,毛泽东也曾一度接受过“第三世界”这种提法,并把它等同于自己的“中间地带”的提法。显然,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划分不同于上述划分。
翟强指出,三个世界理论代表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它在分所国际事务、区分敌我时已不再用阶级的标准,按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线,用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看成是铁板一块了。它注意到,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共同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不能做到步调一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同样也可能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处理国家关系,必须根据自己国家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的情况,考虑到整个国际政治发展的现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化解不必要的冲突,同时孤立和打击对自己、对世界和平和国际无产阶级利益危害最大的极少数国家。
(3)成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609-61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书中指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外交获得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一个新的建交高潮出现了。主要表现在一是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曾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美国先同中国进行和解的外交活动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日本舆论烈要求尽快争取中日建交,为日本取得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各国竞争的有利地位建交打开了两国睦邻友好的历史新篇章,对两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中日二是中国同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广泛建交也是这一时期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西防家战后随着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抗衡的要求不断),它们看到同中国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本国独立自强而相互支持合作的倾向也在发展,中国和它们抱有同样的希望,到193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文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70年代后,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三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发展了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形成又一个更大范国的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土耳其、伊朗、马来西亚、智利,牙买加等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
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国真诚维护并努力促进这些国家之间的团结,为打破大国欺侮小国、富国压榨贫国的国际旧我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铁序而共同奋斗。
4.新时期的外交
(1)背景
牛军在(冷战与80年代的中国外交)(载杨至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200-20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文中指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此为开端,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即为中共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服务,为中国实现“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服务。历史发展的逻辑和事实均表明,中国对外政策如果要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
大战略转变的需要,就必须根本否定上述已经形成并根深蒂固的”极左”框架,尽管这种否定是需要一个过程并具备一些主客观条件的,但它必须完成,更进一步说,对“极左”的外交思维框架的否定,也是中国发展战略本身得以确立和不断巩固的基本条件。首先是开始逐步摆脱在时代问题上的传统理论的影响,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分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其次是对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开始作出越来越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第三是将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外交“为经
济发展服务”“为实现现代化服务”第四是中共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能并成为80年代中国外交的主调。
（2）政策
邓小平在《中国的对外政策》(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15-417页,北京:人民出社,2008)一文中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到1989年,中国的建交国总数达到137个。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在发展同朝鲜,已基斯组等国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重视买善处理与一些邻国的历处急留问题,注意严格区分竞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和发展,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经济四项原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更深厚的经济基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加各种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公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择了重要作用,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中国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努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致力于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方面之一。经过对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20世纪90年代初,在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后,党中央正确分析和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应对国际关系新变化及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和挑战,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纪之交,中国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这一时期,我国提出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据这一原则我国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及欧盟等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1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俄随即建交,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经过谈判,双方解决了两国问绝大部分地段的边界问题。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中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几次波折,但总体上稳定并有所发展,191年,中国同西欧的关系恢复正常,中日两国保持高层接触,双边关系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取得新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日趋活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的原则,中国继续以联合国为中心参与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加一系列地区性多边组织,坚定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
存异、循序渐进原则下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区域性对话与合作。
习近平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539-547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文中指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改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构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在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习近平认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共件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用菜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最后,习近平郑重承诺:第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第二,中国促进共用展的决心不会改变。第三,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第四,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
IV、核心素养共涵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美关系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大体形成了两大阵营对的格局。对美国来说，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但如果共产党得到政权，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重申确认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宣称“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中国的唯一政府”，同时还在中国的周边组织起一条反对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在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上，对华实行全面禁运、经济封锁政策。?
——摘编自王伟《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
尼克松在与共产主义中国的相处中，采用了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在他看来美国对亚洲采取的任何政策，都必频刻不容缓的抓住中国。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尼克松以现实的眼光，清醒地看到美国多年来对中国所执行的“遏制和孤立”政策，似乎毫无效果而濒临失败。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应错过中苏关系决裂的这个大好时机来表达内心对中国的尴尬向往。?
——摘編自陈俊杰《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关系》?
（1）根据材料一，简要概括新中国初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2）根据材料二，指出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原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政策对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
【答案】
（1）政策:扶蒋反共;对新中国政治上不承认.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禁运。?
（2）原则:实用主义;现实主义。?
积极影响:促进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有利于改变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解析】（1）由材料“美国重申确认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还在中国的周边组织起一条反对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在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上，对华实行全面禁运、经济封锁政策。”，可以归纳为：扶蒋反共;对新中国政治上不承认.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禁运。?
（2）由“采用了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可答为：用主义;现实主义。第二小问，结合所学，可答为：促进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有利于改变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