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
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童年在山东烟台度过，大海孕育了她的气质。1913年全家迁至北京。
五四运动爆发，她受到很大影响，从1919年9月起，以冰心为笔名写了许多问题小说，如《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杀人》、《去国》等，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这些小说或抒写对封建社会和家庭的不满，或是描写当时社会惨痛生活，或是从人道主义立场表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这时的作品着重反映刚从封建思想束缚中争脱出来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彷徨与苦恼，作品多围绕着母爱、童心和自然美描述“爱的哲学”，代表作有《超人》、《烦闷》等。
1920年开始，由于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又写出了短诗集《繁星》和《春水》，为文坛瞩目。她的诗歌风格含蓄、温婉、隽美。
1923年8月赴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书，不久因病住疗养院七个月。这时期代表作有《悟》、《寄小读者》等。《寄小读者》是记录她旅途和国外见闻的散文，文笔潇洒隽逸，感情真挚细腻，深得广大读者喜爱。
1926年的文学硕士学位后反国，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时代的变化使她的思想也有变化。1931年写的小说《分》、1934年的《冬儿姑娘》等作品中都表现出对于“爱的哲学”的深化和突破。
抗战时期，曾用“男士”的笔名在重庆版《星期评论》上发表一组《关于女人》的文章》，风格也转向苍劲朴茂。
1946年，与丈夫吴文藻同往日本，应邀在东京大学教课。1951年秋回国。解放以来相继出版散文、小说、诗歌集《小桔灯》、《樱花赞》、《再寄小读者》等，这一时期作品的基调仍然是“爱”，文笔雅淡、简炼，但“微带着忧愁”的情调消失，而乐观的情绪洋溢其中。
粉碎四人帮后，开始在《儿童时代》发表《三寄小读者》。1980年创作的小说《空巢》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85岁以后，她的创作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写作了大量回忆录、散文、杂文和短篇小说，怀着对祖国炽热的爱讲真话，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代表作有《万般皆上品》、《我请求》等。
自1954年以来，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现为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冰心除创作外，还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
冰心：有爱才有一切
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米尔
冰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的第一批现代作家。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中，她也是最具母性意识和人格魅力的一位。可以说爱贯穿了冰心的一生。
冰心出生于一个思想开明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早期的教育使冰心在七八岁时就已能试写白话和文言小说。1912年，她考入福州女子师范预科。1918年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科预科，后改学文，参加过五四运动。1919年9月起，她以冰心为笔名陆续发表了《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小说，直接取材于社会现实，引起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后来写作了大量隽永优美的散文作品，表达对全人类的爱，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女作家。
正如她的作品一样，作为母亲的冰心乐意奉献爱，追求真善美，这成为她为人做事教育孩子的基准。她说，有了爱才有一切，才有爱憎分明。
冰心共育有三个孩子，长大后都成为出色的人物。他们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外，离不开母亲特殊的教育方式和身体力行的影响。
冰心的家庭是非常民主的，她尊重孩子的选择，从不强迫孩子做什么。她的大女儿吴冰的理想是学历史，小女儿吴青则想做医学家，她尊重了她们的选择。后来周恩来总理建议她们发挥英语的特长，才改学了英文。两个女儿毕业后都成为大学教师，冰心总是要求她们努力工作，并且要热爱自己的学生。
冰心的学养深厚，著作甚丰，待人热情，因而学生也遍及四面八方。她爱他们如自己的孩子。她许多学生都是来自农村，生活很清贫，为了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冰心在百忙之中为他们张罗工作和住处，他们长大以后，还给他们做媒，甚至连他们结婚、生孩子的事也帮着操心。
豁达，大度，超然物外是外界对冰心的一致评价。她以一个普通人自居，本色而朴素，对名利看得很淡。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作者喜欢把作品寄给她修改或推荐，她总是认真对待，积极推荐。不但如此，她还有意关注新人，把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好文章推荐给同道或朋友欣赏，希望引起关注。她觉得今后的世界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曾有人问冰心长寿的秘诀何在，冰心说：我从不和别人争。1995年她把《冰心全集》九万元稿费全部捐给了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会。她听女儿吴青说起福建老家学校的课桌不好，立即给家乡父老汇去钱。她还在遗嘱中写明将全部稿费及版税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希望工程。
作为一个出色的女人和母亲，冰心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有一度她的身体非常不好，甚至吐过血，但她笔耕不断。1980年她得了偏瘫，但稍能活动便坚持下地走路。她说她不能就此躺倒。于是除了练走路，又忍着疼痛练习写字，有时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但每天坚持，从每天写五十个字，练到每天能写四百字。个中的艰难只有她自己体味。一篇脍炙人口的《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就是她忍着病痛写成的。
尽管冰心以一个包容之心关爱着孩子，但她不想把孩子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她希望孩子们能在大自然的风雨中接受考验，茁壮成长。她有两个女儿，别人都把她们看成是幸福的小公主，但冰心认为，女孩子是不可坐享其成的，一定要独立，不能依附别人。她在一篇论女人的文章中说：我并不敢说怜悯女人，但女人的确很可怜。四十年来，我冷眼旁观，发现了一条真理，其实也就是古人所早已说过的话，就是：男人活着是为事业，女人活着是为爱情。——这虽然也有千分之一的例外——靠爱情来维持生活真是一种可怜而且危险不过的事情！
在母亲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两个女儿从小都很坚强和独立，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千金小姐。有一次女儿吴青一个人系根绳子打秋千，没想到摔出去很远，跌得满嘴是血，但她强忍疼痛，没有哭泣。母亲倡导的勇敢和顽强使儿女们在事业的奋斗过程中勇往直前。冰心作为一个作家和母亲，勇敢地实践了自己的人生。她朴实、善良而坚强，内心充满了对人世间的爱。因而她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母亲。
巴金、冰心——一对莫逆之交的朋友
他们是两位文学的巨人，一个住在北京，一个住在上海。人们也许知道他们共有的许多优秀品质，但是却未必知道他们之间的没齿深情。丹晨老师的文章向我们娓娓道来的，是两个智慧、正直的心灵在撞击中产生的高度默契。这种默契体现了人类最珍贵的——友谊。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听着蝉声，读着刚刚出版的冰心的诗《繁星》，他们被那些富有哲理的、纯真的诗句所吸引。但是见到冰心却是11年以后了。1933年，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冰心是一位坦率、亲切而温和的女性，因为长他们几岁，把他们当做小弟弟一样看待。那时她已经读过巴金的一些作品，感受到这位年轻作家有着太多的悲愤和激情。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呈贡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2月举行茶会，欢迎近期先后从外地到渝的会员，除冰心、巴金外，还有茅盾、徐迟等许多人。从那时起他们来往多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冰心很了解这位“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心情。巴金得悉冰心经济情况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正好与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冰心欣然同意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巴金一口应承。他在原来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的基础上选编成三册，书名为《冰心著作集》，交给开明书店刊行。
五六十年代，他们经常在会议上见到。巴金和冰心还多次在同一个代表团到国外参加会议、活动。
“文革”时，巴金与冰心都进牛棚，入干校，在极左思潮恐怖的统治下失去联系11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们恢复了通信。
到了1980年，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也是一种升华，使他们由文学界的老友，跃为人生难得的知己。同年4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巴金已是76岁的老人，冰心更已是八旬高龄。一天晚上，代表团没安排活动，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客厅里聊天，这是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畅怀长谈。他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一直谈到午夜。那次聊天，使两位老友感到心的贴近，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相知、理解。午夜十二点，冰心催促巴金休息，巴金才去睡。
回国以后，他们都在信中谈到这次愉快的旅行，直到许多日子后，还非常怀念那段生活。
1985年，冰心迁往新居，巴金去探望她，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长期以来，冰心对巴金一直有一个看法，觉得他是一位最可爱可敬佩的作家。她说：“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吴文藻也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巴金“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是“最可佩之处”。当然，对“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的印象更是深刻。
巴金则认为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对她十分尊重；自己年轻时就从她的作品中汲取过思想和感情的营养。现在他看到“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同时，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1985年以后，他们因为年老多病而不能长途旅行，从此不曾再见面。以后，冰心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总是盼着巴金有机会来京一叙。这样的想法几乎每年在信中都提到：“我十分想你们（巴金父女），很想同你们见面、谈话，人生几何！”“我真希望你何时能到北京来”。巴金摔伤腿后慢慢养好了些，她又说：“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她又惆怅地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巴金在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笔者注）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近来就常觉得心烦……”
晚年的巴金心灵深处是寂寞和孤独的。他渴望读者的理解，渴望心灵的沟通和抚慰。冰心这些情真意切的信函给了巴金最大的安慰和温暖。他一样也是那么思念牵挂住在遥远北国的大姊，即使住在医院里受着病痛的煎熬时也常想起冰心和吴青。当他收到冰心送来的红参时，他说：“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就在回信中呼应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巴金好几次向她诉说各种干扰很多，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很反感。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写的文章中说了一些真话，就有人不高兴；想到某些人和事，又觉得心情不舒畅。“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让人传话“叫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巴金说：“我正是在痛苦中净化心灵，才不得不严格对待自己。”冰心也一样忧国忧民，写的文章如巴金所说的：“锋利”、“烫手”、有“辣味”，“感到很痛快”。巴金说：“老实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1989年夏。他在信中也惆怅地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在祝贺冰心九十华诞时，他说：“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
但是，巴金还是在后来的信中多次倾吐了自己的感情，他说：“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想到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着我向前。”“我仍然把您看似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你！”“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是我的幸运。”
两位世纪老人，一位是被人称为文学祖母，五四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一位是被人尊为文学大师，伟大的作家，在八九十岁高龄时，继续互相鼓励，抱病笔耕，并肩作战，写出寓有激情和思想锐利的文章，喊出依然是那样有力的声音。他们真的是晚霞似火，为国家、民族而忧患，而思考。他们在生活上、健康上互相关心，感情上的交融，使他们彼此深深地理解。他们已经成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至交，他们的晚年生活因此得到滋润、抚慰和温暖，感受到鼓舞和力量，冰心在收到《巴金译文选集》十卷本后喜欢万分，说：“你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指巴金从来不领国家工资，靠稿费为生——笔者注），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她把他们之间形容为“金坚玉洁的友情”。其实，应是“金坚冰洁”才更贴切。巴金曾引用鲁迅给瞿秋白的题词来形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冰心看了，为之动容，也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那年巴金生日，冰心送给他的一个册页上就写着这两句话，十分恰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深情。
从1980年4月访日到1999年3月冰心逝世的19年中，巴金和冰心因地处南北，受到空间的间隔，只有少数几次见面，1985年后不复相见。
完全依靠书信交流来沟通心灵，倾吐衷曲，几乎没有中断。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冰心把巴金的信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准备以后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无疑会成为他们友谊的见证。这两位文坛元老在晚年的感情交往也给中国文学史添上了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