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乐民之乐，忧民之忧》预习案

1093470010160000 《乐民之乐，忧民之忧》预习案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理解并掌握重点文言实词、虚词及句子的含义，加强文言文知识积累。
2.理解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明确对比描写在说理中的作用。
3.体会孟子的游说之术，学习孟子说话的技巧。
过程与方法
1．通过阅读和翻译文中重点的句子，理解作者的观点。
2．合作学习，探究孟子的游说之术。
情感、态度、价值观
引导学生理解孟子“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感悟孟子提倡与老百姓共有共享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启发学生胸怀天下，树立远大理想和抱负。
重点
1.理解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明确对比描写在说理中的作用。
2.体会孟子的游说之术，学习孟子说话的技巧。
难点
引导学生体会孟子说话的技巧，理解孟子的民本思想。
教法
诵读法、讨论法
学法
诵读法、自主学习法
教具
基础知识
1、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2、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史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幽鹿攸伏。幽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轫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3、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徴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必备素材
郑彪：中华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是人文精神，更是民本精神
我中华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是什么？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将其看作是中华文化最根本的精神，这一见解是有见地的。然此是相对西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是以神为本，神至高无上，离开宗教，离开上帝，其文化无从说起。对于中华文化，如果深言一步，其最根本的精神是人文精神，更是民本精神。华夏文化起初也具有神本位的特点，后来在长期——上千年或更长的实践中，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商周时期，周人懂得人类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是长，言是我，配是当，意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当行王道，以民为本，自能多福。王道思想蕴含着从人本到民本的转变。孔子创立儒学，主张“仁者爱人”，实际上是劝诫君主要爱人，由己及人。“仁者爱人”的本质是要爱民，爱民才是王道，才是“为政以德”，才是“政者，正也”的深义。孟子将孔子的民本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提出“民贵君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等观点，也是后世“替天行道”等变革性思想的理论依据。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是人文精神，更是民本精神，这样表述可能更深刻，更符合中国历史。
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人本思想与西方的人本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西方的人本思想主要来源于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的发生与儒学在欧洲的传播是密不可分的。但中西方人本思想又有很大不同，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中国的人本思想大约产生于商周时期，西方则产生于近代早期。双方在产生时间上存在很大差别。第二，从内容上看，中国人本思想是过渡形态，伴随王道思想而发生演变，到孔子孟子特别是孟子将民本思想丰富发展，提出“民贵君轻”、“闻杀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等。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提升，震慑古今。西方启蒙主义利用中国儒学作为思想武器，包括人本主义，但那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统治地位服务的，极其虚伪——对殖民地人民和本国无产阶级有什么“人本”主义呢？第三，中国民本思想有实践的特征。在中国，春秋大义和民本思想对政治和历史影响巨大，对王权有很大震慑作用，包括用儒学培养士大夫阶层也有两面性，有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反动一面，又有对其统治进行约束而对人民有利的一面。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文化中传统的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升华，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在西方，人本思想比较虚伪。首先是不重民本，至少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晚到七十年代，迫于中苏社会主义的压力，民本主义演变为福利主义。但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以来，西方的福利主义趋于终结，尤其是美国。所以，对中西方民本思想加以区别，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们更好的理解中华文化精神，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周建刚：王船山（王夫子）是如何阐发孟子民本思想的？
在历代的儒家学者中，孟子对民本思想的阐述显得最为深刻。比如，他在评述“尧舜禅让”这一历史事件时，认为君主不能以政权私相授受，而是必须同时合乎天意(“天与之”)和民心(“人与之”)，民心又是天意最根本的表达(“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民心之向背才是政权转移的最根本原因(“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关于民本思想的大胆言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和他的兄长陆九龄在谈到孟子的这些言论时，曾有“旷古无此议论”的感叹。
“清初三大儒”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自觉继承和发扬了自孟子以来的民本思想。
明末清初时代，面对陵谷变迁的沧桑巨变，儒家知识分子开始以学术的眼光反思这一巨变背后的真实原因。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中，王夫之和顾炎武、黄宗羲尤为后人所称道，被称为“清初三大儒”。在顾、黄、王的学术成就中，所共同的一点是自觉继承和发扬了自孟子以来的儒家民本思想。黄宗羲著有《明夷待访录》，反对君权独裁，主张“学校议政”，顾炎武赞许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三代之治可以徐还”。王夫之在参与了南明永历政权的抗清活动后，僻处于湘西深山，很少与同时代的学者往来，因此其学术成就鲜为人知，但是他以理性的精神斟酌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却与顾炎武和黄宗羲有殊途同归之处。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走向民主思想的开端，衡诸历史，这一结论绝非是空穴来风。
王夫之以儒家民本思想为裁量标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
? 清初三大儒中，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以民族主义而见称于世，他所著的《黄书》在清末的“排满革命”运动中风靡一时，他本人也被章太炎推许为“民族主义之师”。但综合各个方面来看，王夫之的思想根底其实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以及人道主义精神。在对历史的反复衡量过程中，他以儒家民本思想为裁量标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这些批判是王夫之思想中的精华部分。王夫之认同原始儒家的信念，认为“公天下”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首要原则。他反对将一姓之兴亡置于万姓之生死之上，认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兴亡之修短有恒数，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读通鉴论》中有一条“社稷不存以能保民者为重”，这是王夫之引用史事对孟子“民贵君轻”说的具体阐释。王夫之通观史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制度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政治制度的设计应该“循天下之大公”，而秦汉以后的帝王视天下为私产，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无不是为了“遂一己之私”，对于这类不良政治制度，王夫之直斥为“孤秦”、“陋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曾论及明朝的政治制度，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王夫之与黄宗羲有相同的看法，他在《搔首问》一书中回顾历史，指出自秦汉以来，更换宰相次数最为频繁是唐高宗、唐昭宗和明崇祯皇帝，而这三人都是典型的亡国之君。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进一步论证说:“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在宰相负责制的基础上，王夫之设想以君主、宰相和谏官三环相扣，形成一个相互制衡的良性运转政治体制，从而可以将君主制的弊端降低到最低程度。他希望君主能“虚静以统天下”，不要越出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外，这已经近于一种“虚君制”的理想。这就比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更进了一步。王夫之的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时时能深刻地感受到人民的痛苦，并以自己锋利的笔触为这些生活在绝望深渊中的人们发出呐喊和呼号。宋代以来，理学家高谈仁义，在法律领域内却日益实行严刑峻法，甚至不断有恢复“肉刑”的呼声。针对这种反人道的说法，王夫之直率地指出，主张严酷刑罚的人其本意并不是痛恨罪恶(“恶恶之甚”)，而是为了愉悦自己那见不得人的阴暗心理(“欲快其怒”)，提出这些主张的所谓“儒者”已经背离了儒家“仁者爱人”的基本原则，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申韩法家(“申韩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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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他也因此被人称为“东方之孟德斯鸠”
民本思想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观念。原始儒家虽然不反对君主制，但也并不主张君主的绝对专制，而是强调君主要“敬徳保民”，“修己安人”，将民众的利益置于政权的安危之上。在此意义上，孟子所谓“君轻民贵”的说法在先秦儒家中是常识而不是创见。秦汉之后，君主专制政体日益成熟，儒家的民本思想逐渐与这种政体发生抵触。明太祖朱元璋就对《孟子》书中的这些民本思想言论感到如芒刺在背，并因此搞了一个《孟子节本》，成为历史的笑柄。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痛感于绝对君主专制的政体不能抵御内忧外患，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方案，将儒家传统中的民本主义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其中的佼佼者，王夫之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也有着重大影响。清末维新派志士谭嗣同称王夫之的思想“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梁启超认为王夫之的《黄书》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具有同等价值，都蕴涵有“裁抑专制”之意;当代新儒家学者熊十力也在早年的著作《心书》中推许王夫之为“东方之孟德斯鸠”，认为“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这里当然存在着有意无意的“误读”，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夫之的民本思想，对清末民初这批意图打破封建专制主义“铁屋”，为中华民族“凿壁偷光”的仁人志士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结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