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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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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53岁时助编《续资治通鉴》,并主修《湖北通志》。晚年目盲,仍孜孜于著述,口授他人代书。章学诚终其一生,从事于古今学术的总结批判工作。由于生活动荡,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论著,几乎全部撰写于车尘马足之间,死后,才由其子汇刻成《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1920年,他的全部著述被合刻为《章氏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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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继《史通》之后的重要史学理论著作,重在阐发史学的本质意义、论述史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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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积一生之力著成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全书共九卷,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多半泛论文史,外篇阐述修志体例。其论学主旨,以“考索”与“义理”并重,但反对无目的的考索和空谈义理。其主要理论是:其一,“六经皆史”论;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浙东学术》是《文史通义》中很有分量的一篇,集中论述了作者治学要“切合当时人事”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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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句式
(1)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被动句)
(2)我欲托之空言(省略句)
(3)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介词结构后置)
(4)亦且无以持门户矣(固定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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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脉图解
浙东学术
入题
→论点
→论题
天人性
不可以空
1.探讨天与人的关系
命之学
言讲也
2.性命之学
2.主旨归纳
《浙东学术》是《文史通义》中很有分量的一篇,集中论述了作者治学要“切合当时人事”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作者立论鲜明,引证丰富,反对空言、提倡切实致用的思想贯串始终,字里行间洋溢着堂堂正气和烈烈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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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
译文:因此司马迁本着董仲舒的天人性命之说,写出了有益于治国安邦的著作(《史记》)。儒者想尊崇人的天赋禀性,却又抽象地谈论义理来作为治学的功绩,这就是宋明理学被才德高尚的人所讥讽的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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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探讨天与人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很早就关注的一个命题。至于性命之学,也其来久远。汉代的董仲舒将周代以来儒家的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杂以法家、道家思想,建立了“天人感应”学说,主张君权神授,天限皇权。作为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不能不受他的影响。但司马迁主要吸收了董仲舒关于历史演变、儒学兴起等论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成《史记》,所以章学诚称之为“经世之书”。而后世儒者弃实务虚,妄图以“空言义理”来“尊德性”,流于空泛,为世所讥。需要注意的是,作者这里所说的“儒者”及下文所说的“近儒”,都是指朱、陆学派的后学末流。对于朱、陆,章学诚还是很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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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
译文:明了史学本于《春秋》,明了《春秋》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应该知道性与命的学问不能空说,而谈论学问的人一定要有实事可做,不但是没有门户之见可持,而且没有渠道持门户之见啊。
点评:作者认为,肇自朱熹、陆九渊的学术之争,到后世愈演愈烈,实在是治学的桎梏,学术的荆棘。究其根本,还是空言鼎沸,不食人间烟火之故。然后作者用三个排比句,连贯而下,再次叙述了史学的渊源及其意义。明确提出“史学之本于《春秋》”,《春秋》是千古史学之祖。著史是用以“经世”的,性命是不能空言的,如果治学之人能依傍实事,不为空言,就不会有唯我独尊的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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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浙东学术具有怎样的特点?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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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中流弊、经世致用的典范
《浙东学术》是《文史通义》中很有分量的一篇,凝聚了作者一生的学术思考,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
第一,作者一开篇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治学态度:“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天人性命之学是我国古代哲学很早就关注与研究的一个命题。它主要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万物的天赋和禀受等哲学范畴的问题。对天人性命之学的研究,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不可以空言讲”。这主要是针对清代流行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考据之风及一些理学的末流空谈天人性命的做法而言。这观点本身就体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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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体现在作者在文中反复申述的“切人事”这一观点上。所谓“切人事”,就是指研究学问要与具体历史事件相结合,要关注社会现实。对此作者既有正面的阐述,也有反面的举证。比如,“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就是作者对崇尚空谈的宋学进行的批评。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正面阐述中对孔子话语的引用,既表达了作者对孔子话语的钟爱,也表达了对孔子治学之风的赞赏。同时,也有力地传达了作者对“空言”之风的批评。
第三,体现在对浙东学术的推崇上。作者在阐述治学要“切合当时人事”观点的过程中,对浙东学术大加赞赏,这既是出于对浙东学术研究取得的成就的肯定,更是对浙东学术“切人事”重务实的学风的肯定。这肯定的背后,也就是作者“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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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体现在对“六经皆史”的观点的重申上。“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治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本质是还经学以本来面目,揭开了长期披在经学身上的神秘外衣。它本身也体现了作者治学是以“致用”为目的的观点。
第五,体现在对朱、陆理学末流的批评,也就是对现实社会中影响恶劣的治学风气的批评。这种批评虽然不免有点偏激,但却是切中时弊的。这也体现了作者为学及治学的目的。(共25张PPT)
第八单元
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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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课文涉及的是清代学术文章,主要介绍古代学者的治学态度。“经典课文”为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则》,而“相关读物”则是章学诚的《浙东学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日知录》是一部大型学术札记,节选的三则见于该书卷十九,阐述了作者关于作文、著述及立身处世的观点,体现了顾炎武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精神。《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积一生之学著成的史学论著,凝聚了作者大半生的心血。《浙东学术》是《文史通义》中很有分量的一篇,作者立论鲜明,引证丰富,反对空言、提倡切实致用的思想贯串始终,字里行间洋溢着堂堂正气和烈烈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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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借助工具书,对照注释通读课文,理解课文的基本内容。
2.参照“单元介绍”“阅读指南”“知识链接”等提供的说明或资料,了解顾炎武的生平事迹和浙东学术的演变过程,联系时代背景、学术背景等理解“经世致用”“切于人事”的思想。
3.悉心体会文章的观点和思想方法,联系当前的社会现实思考问题,做到古为今用。
经典原文
8 《日知录》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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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初名绛,字忠清,清兵南下,改名炎武,字宁人。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学者尊他为亭林先生。
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鼻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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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他著作繁多,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用毕生心力所著的《日知录》,是顾炎武的读书札记的合集,以考据性文字居多,内容丰富,考证翔实,集中反映了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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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是顾炎武花了30多年心血“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笔记形式的著作,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贯通古今,博大精深,在政事、世风、礼制和科举等方面具有独到见解。书中的经世思想是非常丰富的。顾氏提出了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因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外,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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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务,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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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句式
(1)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介词结构后置)
(2)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介词结构后置)
(3)有损于己,无益于人(介词结构后置)
(4)此子书之一变也(判断句)
(5)然则以文人名于世(介词结构后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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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脉图解
《日知录》三则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
第一则“文须有益于天下”
有益之文(正面立论)
(主张作文要经世致用)
无益之文(反面申述)
第二则“著书之难”
“后人”“成书太易”
(著书贵在独创)
著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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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则“文人之多”
假“文人”多,真“文人”少
(思想观念出问题——要端正创作态度)
忧虑(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风浮华
2.主旨归纳
本课所选的《日知录》三则分别从文史的功用、著书的难易、文人的名与义等方面进行论述,阐明了学以致用的务实思想,表明了作者“以实为宗”的学术主张,体现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关心民族兴亡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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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译文: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点评:作者先从正面立论,一口气说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的四个理由,即明治乱之理、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这四个方面,可谓层次分明:“明治乱”是阐明为政理论,“纪政事”是记录为政事迹,“察民隐”是体察民心,“乐道人之善”是体悟人情。执笔为文,若能有以上功用,才称得上“有益于天下”,这样的文章,才可以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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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
译文: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
点评:在此作者举出了两个事例,一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为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赞赏它们都是毕作者“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作者举这两部书,看似随意,实有深意,潜隐着他自己的价值尺度。这两部书都是经世致用著作的典范,是史学巨著,在作者眼里显然高于一般的文人作品。因为有情感的倾向寓注其中,作者对两位作者的著书态度大加称扬,对其书的“小有舛漏”宽宏大量,可谓爱之也深,责之也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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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
译文: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本来就有不懂经学,不通晓古今,而自认为是文人的啊。
点评:《文人之多》是顾炎武议论“文人”的著名篇章,作者起笔以感叹开端,直揭主题,融入了强烈的情感:“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这一开头,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文人之多”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单说“唐、宋以下”?再往下读,就会明白作者的本意。他说“文人之多”,是因为有些“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人,滥竽充数,“自命为文人”。显然,在作者心目中,“文人”这一称呼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识经术”“通古今”。作者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唐、宋以下”的元明清时代,即对于他来讲的“近现代”,表明了他关心社会现实的精神,也表现出他尊古复古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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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所选的三篇文章体现的经世致用精神。
参考答案:课文节选的三则札记,在《日知录》中编次相近,是顾炎武论文章及文人的经典段落。《文须有益于天下》,强调文以载道,文以纪事,文以揭示民间疾苦、称扬善行,从正面立论,从反面申述,旗帜鲜明地主张写文章要经世致用。《著书之难》析古剖今,提出“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著述标准,主张独创,反对急功近利,实际上还是在提倡治学不为空言,要切合实际,期于有用。《文人之多》主张“识经术”,“通古今”,去华就实,从养“器识”的角度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唐宋以后,著作泛滥,文人之多,文风浮华,都是作者的思想观念出了问题,所以首先要端正创作态度。虽然,比起顾炎武那些论述“治道”的札记,他的文论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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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书之难》与《文人之多》两则在立论上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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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文人之多》中的引用
《文人之多》篇幅不长,却大量引用古人论述,对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风浮华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作者的话虽不多,却融入了他对于立身处世的深沉思考,总归于为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
开篇阐发感慨:“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滥竽充数、“自命为文人”者的厌弃之情。显然,在作者心目中,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不识经术,不通古今”便不可以以文人自居。议论过后,作者便接连引用古人诗文话语,反复申述上面的意思。首先引用的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借韩文公之口强调“经训”是学问之根本,博古通今为治学之基石,舍此则如秋水池塘,朝满夕涸,不但学问做不成,而且还可能在安身立命上陷于困境。可以说,韩愈这样的论调是颇合顾炎武思想的。文章是浮华空虚的,经术是切实有用的,这是顾炎武引诗借以传达的主要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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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完韩诗,作者未即作评论,又引宋人刘挚训示子孙的话,作进一步申述。刘挚为北宋中后期人物,历仕仁宗、神宗、哲宗诸朝,曾任御史中丞、尚书右丞等职。他为官清廉,颇有政绩。顾炎武引用其训诫子孙的话语,用意正在强调作为有志之士便当有器量、有见识。行文至此,作者又跳出文面,慷慨激昂,直言“以文人名于世”的无足轻重,把议论推向高潮。刘、顾二人如此崇尚经术,重视器量见识,轻蔑文采华章,和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虽然不免偏激,但也切中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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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作者又引述西汉扬雄和宋代黄庭坚的话,继续说明务实与尚华的关系。扬雄以草木为喻,对别人赏其文辞(辞赋作品)不赏其义理(学术著作)痛心疾首;黄庭坚直截了当地指出以文才的高低作为提拔奖掖后生的标准,是鼓励助长了华而不实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到了明朝乃至顾炎武的时代仍有延续,无助于国计民生,只增加浮饰虚华,是很可悲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再引用本朝掌故,不无痛心地指出“嘉靖以来,亦有此风”。
最后一段,引用《宋史》欧阳修本传中的话,再次表明崇尚实用的思想。
大量诗文训词材料的引用,不仅使论据确凿充分,增强说服力,富有启发性,而且语言精练,含蓄典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