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单元《日知录》三则课件（62张）——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第八单元
经世致用
《日知录》三则
经世致用
经世：治理国事。其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
致用：付诸实用。其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
“经世致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 教统治者如何治国。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华，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
归纳起来明代“经世致用”的具体内容，有以下五点：第一，务当世之务。第二，勇于任事的精神。第三，致力创新的精神。第四，注重调查研究。第五，研究范围宏伟广大。
1．熟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积累文言词语。
2．了解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著书贵独创、立身贵务实等思想。
3．体会其“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学习目标
顾炎武
　　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称亭林先生，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 顾炎武与王夫之、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先生”。
“清学”开山始祖
——“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创一种新的治学门径，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与《日知录》
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清代学术思潮时，将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清代学术思潮的兴起，是“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并说“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虽立论激越卓绝，也不无根据。
北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全盛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使得封建统治阶级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来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魏晋以来玄学的兴起，佛学的繁盛，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冲击很大，迫使一些学者研究佛、道思想，引申、发展儒学观念，由此形成理学思潮。理学家批判地吸收了某些禅道思想，普遍关心天道、心性等问题，或者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奉为天理（程朱
理学），或者认为人心即理，良知即理（陆王学派），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哲学。明清时代，科举考试题目出自儒家经典，也沾染上了理学的味道。
顾炎武生于明末，深切地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坚决反对满清入主中原，积极参加反清复明活动。顾炎武与归庄等兴兵抗清，事败，其母绝食而死，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
他终生遵之。当大势已去，恢复无望之时，他则洁身自保，多次拒绝清廷的诏举，以死为誓，不复出仕。在痛苦的反思中，他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的责任，可以推到国君大臣等“肉食者”身上，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渊源。
以天下为己任，是顾炎武治学的出发点。他清醒地认识到理学崇尚空谈的危害，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理学的离经叛道。顾炎武反对理学家一味推崇形而上之“道”而轻视形而下之“器”。所以，他治学弃华就实，不为空言。举凡典章制度、郡邑沿革、天文仪象、河漕兵农、赋役屯田、军事边防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都是他关心的焦点。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两部巨著之中，而后者为作者积三十多年精力著成，尤为精湛。
顾炎武治学，并非纸上谈兵，亦且身体力行，注重实际调查。他晚年流寓秦晋之间，每出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险要的地方），即呼老兵退（退休）卒询其曲折（详细情况），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街市中的客店）中发书而对勘（核对校正）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他怀抱经世之才，不愿为统治者所用，常常自己“小试”一番。他曾垦田于山东，畜牧于雁门之北、
五台之东，累致千金。曾慨然叹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他漂泊北地25年，最终客死异乡。然其生活所资皆赖自我操持经营，财力有余，无需乞求，可见其非凡的经济才能。
《日知录》三则
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这是一部读书札记，反映顾炎武学术思想的著作。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论语》
“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经术，是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诠释考订；治道，谈经世济民之术；博闻，广泛论列文史知识及社会风俗。
“每天都能懂得以前不懂的知识，每月都能不忘掉已经学会的东西，这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
《精卫》
万事有不平， 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 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 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 我心无绝时。
滑稽（jī） 围剿（jiǎo）
奸佞（nìng） 庶（shù）民 命途多舛（chuǎn） 菑（zī）
畲（shē）族 装潢（huáng）
潦（lǎo）水 衣裾（jū）
摭（zhí）谈 剿（chāo）袭
字音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
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
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
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 ，
无益于人 ，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取独
断绝
阐明事理
记载，记述
考察
隐情
称道
像
好处
至于那
根据
抄袭
奉承谄媚
害
对于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翻译
研读《文须有益于天下》
一、默读与感悟
二、思考：1．本则的观点是什么？
2．作者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的理由有哪些？这些理由各自强调什么内容？
3.顾炎武提出“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说明了什么道理？
4．文章运用什么方法论述中心论点的？
三、探究
思考：本则是如何体现“经世致用”的思想的？
阅读第一则，思考讨论
1．本则的观点是什么？
文须有益于天下。
2．作者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的理由有哪些？这些理由各自强调什么内容？
四个理由：即宣传事理、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这四个方面，可谓层次分明：“明道”是阐明为政理论，“纪政事”是记录为政事迹，“察民隐”是体察民心，“乐道人善”是体悟人情。执笔为文，若能有以上功用，才称得上“有益于天下”，这样的文章，才可以多多益善。
4．顾炎武提出“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说明了什么道理？
他不是为帝王立论，而为天下后世立论。他说，“怪力乱神”的事，没有根据的传闻，剽窃别人的东西，以及拍马屁的文章，这四类文章于人无益，于己有害，越少越好。而宣扬观点的文章，记录政治事件的史料，反映民间不得上达的隐情的资料，以及引导人向上、而不是引导人堕落的文章，都是不可断绝的。表达了作者经世致用、资政育人的思想。这在作者生活的时代中，是最开明的。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ào）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怪力乱神
无稽之言
“无稽之言”，指清谈之类，尤其指当时清谈的新潮流──心性之学。作者在《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条中，举西晋王衍清谈误国的例子，来警示“今之君子”。王衍，字夷甫，西晋大臣。他身居宰辅之位，“不以经国为念”，“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之事”（《晋书·王衍传》），所言义理，随时更改，时人称之为“口中雌黄”，是清谈误国的典型。作者在这一条中还写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并批判清谈之人不学无术，即“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
谀佞之文
“谀佞之文”，是指多溢美之辞的书序铭状等应酬文字。顾炎武曾说“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如果只作《原道》《原贤》《争臣论》等政论文章，不写碑志表阡一类的“谀墓之辞”，那真可以称之为泰山北斗了。他为了拒绝别人请托写铭状之文，竟在家里悬牌明示，可谓“绝情”。他的好友李中孚再三请他为其母作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这是“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与人书》十八）。《日知录》卷十九还有一条为《书不当两序》，指出时人著书，为了博得文名，请人写序多至两序、三序甚至四序，实在是过于虚荣。由此，顾炎武模仿孔子的口吻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剿袭
反对“剿袭”，顾炎武深受家学影响。他在《钞书自序》中引用其叔祖（嗣祖）的话说：“著书不如钞书。……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假设班固改《史记》，朱熹改《资治通鉴》，肯定都不如原书好。可是，“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如得宋人书一卷也”。这种观点虽然过于极端，有是古非今之嫌，却也道出了时弊，同时表明顾氏家族朴厚的学风。顾炎武青少年时代，常以钞书为课，为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他在《日知录》卷十八《窃书》一条中，更为激烈地说：“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5、主要论证的方法是什么？
正反论证
思考：本则是如何体现“经世致用”的思想的？
作者先从正面立论，一口气说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四个理由，即明治乱之理、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这四个方面，可谓层次分明：“明治乱”是阐明为政理论，“纪政事”是记录为政事迹，“察民隐”是体察民心，“乐道人善”是体悟人情。执笔为文，若能有以上功用，才称得上“有益于天下”，这样的文章，才可以多多益善。这种观点，是作者一贯坚持的。
明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作者在下文中所作的反面陈述。如果写文章涉及“怪力乱神”的内容，或者是荒唐无稽之论，或抄袭剽窃，或阿谀奉迎，于人于己都是有害的，这样的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篇之损矣”。对于无益之文，作者也从四个方面列举其弊端。
从以上分析可见，作者虽然立论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却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而且把重点稍稍落在了对写无益之文的批判上。
小结：作者先从正面立论，一口气说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四个理由。后从反面申述，对无益之文，作者也从四个方面列举其弊端。（主张作文要经世致用）
内容小结：
益
损
明道
纪政
察民
道善
怪力
乱神
无稽
剿袭
谀佞
正反论证
著书之难
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
《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
《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
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
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
四部分类中的子部书
独自
自己的思想体系
自成体系
选取
言论
也许
没有写作的
大概
必须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
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差错和错漏
尚且
成为
快速
流传
的原因
缘故
看待
这种情况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
著书之难
翻译
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著书之难
翻译
研读《著书之难》
一、默读并感悟
二、思考：1．顾炎武的“著书之难”的含义是什么？他认为要写出传世之作需要什么条件？
2．怎样才能做到“自成一家”？
3、举司马温公和马贵与的例子有何用意？
三、课后探究
思考：怎样看待网络小说？
顾炎武的“著书之难”的含义是什么？他认为要写出传世之作需要什么条件？
(1)顾炎武所说的“著书之难”是指“要著作永久流传很困难”，不是说“写书很困难”。
内容探讨
(2)顾炎武指出要写出传世之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适应时代要求，言他人所未言，写“后世之所不可无”的有深刻思想的书。二是要求作家用一生精力去写就著作，精益求精，力求避免有“舛漏”。否则“愈速而愈不传”。
作者析古剖今，提出“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著书标准，主张独创，反对急功近利，实际上还是提倡治学不为空言，要切合实际，期于有用。
怎样才能做到“自成一家”？
“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这句话有什么内涵？
这句话实际上是顾炎武回答了什么样的著作才有永久性价值的问题。那就是过去的人不曾说过、不曾涉及、而将来的人又不可缺少的内容，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对后世有极大的意义的文章，才可以流传下来。而顾炎武本人毕生著书，正是严格地遵守了这一原则。
作者强调著书之难的真实用意是什么？为什么要引用《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为例？
纵议“著书之难”意在强调“著述贵创新”的观点。
引用古例借以与当代著书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内容探讨
著书之难
主要论证的方法是什么？
事例论证、对比论证。
《著书之难》是《日知录》卷十九的第三篇，以考察子书演变的轨迹为缘起，纵议“著书之难”，意在强调自成一家的独立创作的可贵。作者首肯《孟》《荀》，后及《老》《庄》《管》《商》诸书，不难看出他以儒家著作为上的评价准则；《孟》《荀》而外，列《老》《庄》于《管》之前，不以年代列次，亦见出他对《老》《庄》的称赏。然后捻出《吕氏春秋》《淮南子》，指出它们是杂取诸子，“汇而成书”的，所以不能自成体系，子书因此“一变”，遂流
内容探讨
毒千古，成为后代没有独创性个人著述的滥觞。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著书原则，即“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实际上，作者在《日知录》题辞中为自己写作确立的原则，也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时人能达到吗？作者自己又能做到多少呢？对此，顾炎武避而不谈，又转而援引古事，继续申说。他祭出的两个事例，一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为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赞赏它们都是毕作者“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作者举这两部书，看似随意，实有深
内容探讨
意，潜隐着他自己的价值尺度。这两部书都是经世致用著作的典范，是史学巨著，在作者眼里显然高于一般的文人作品，哪怕是杜诗韩文。因为有情感的倾向寓注其中，作者竟避开质量问题不谈，却对两位作者著书态度大加称扬，对其书的“小有舛漏”宽宏大量，可谓爱之也深，责之也轻。最后，作者又把目光移回近世今世，指出后人著书，产量越高、速度越快，错误也就越多。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后世作者，人心不古，把写书看得太容易，成名成家之心迫切──归根结底，还是创作态度诚实与否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动机决定一切。
内容探讨
内容小结
难
自成一家
古人
今人
所未及
不可无
力而能传
速而不传
对比
创新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
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
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
满夕己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
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
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以来
地上流淌的雨水
这么
为什么
比喻事物的根本
经籍义理的解说
自称
通晓
经学
懂得
原来
穿上衣服
立身处世
欣赏
值得
被称
一旦
器量与见识
训诫
企望
文人之多
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
“摭我华而不实我实”者也。黄鲁直言：“数十年
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哪。”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李梦阳)大以为不平矣。

《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
事可以及物。
凭借……的身份
出名
只
推崇
哪里
只是
使自身受益
认为
求学的人
不以为然
外表华丽内容空
提拔奖励
拾取
恩及万物
华丽形式
汲取
内在实质
为官之事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
文人之多
翻译
“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文人之多
翻译
研读《文人之多》
思考：1．作者认为唐宋以来文人太多了吗？
2．作者是如何批判那些“自命为文人者”的？作者心中的文人应该有什么标准？
3．引用韩愈、刘挚、扬子云、黄鲁直的话是为了说明什么？
4．最后引用《宋史》中的记载，表明了什么？
《文人之多》表明了作者的什么观点？
要做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就应该识经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要经世致用。

内容探讨
文人之多
论述的问题是什么？
文人之多。
主要论证的方法是什么？
引用论证
阅读第三则，讨论思考
起笔以感叹开端，直揭主题，融入了强烈的情感：“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这一开头，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文人之多”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单说“唐宋以下”？再往下读，就会明白作者的本意。他说“文人之多”，是因为有些“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人，滥竽充数，“自命为文人”。显然，在作者心目中，“文人”这一称呼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识经术”“通古今”。作者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唐、宋以下”的元明清时代，即对于他来讲的“近现代”，表明了他关心社会现实的精神，也表现出他尊古复古的思想。
2．作者是如何批判那些“自命为文人者”的？作者心中的文人应该有什么标准？
作者接连引用古人诗文话语，反复申述上面的意思。首先引用的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这是一首家庭版“劝学诗”，是韩愈写给他儿子韩昶的。大意在于论说学习的重要性。小孩稚幼之时，嬉戏玩耍，看不出差别。长大以后，或龙或猪，高下不一，取决于“学与不学”，“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本文引用的几句，意义相对独立，强调“经训”是学问之根本，博古通今为治学之基石，舍此不但学问做不成，而且还可能在安身立命上陷于困境。文章是浮华空虚的，经术是切实有用的，这是顾炎武引诗借以传达的主要意思。
3．引用韩愈、刘挚、扬子云、黄鲁直的话是为了说明什么？
内容探讨
引完韩诗，作者未即作评论，又引宋人刘挚训示子孙的话，作进一步申述。行文至此，作者又跳出文面，慷慨激昂，直言“以文人名于世”的无足轻重，把议论推向高潮。刘、顾二人如此崇尚经术，重视器量见识，轻蔑文采华章，和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虽然不免偏激，但也切中流弊。
内容探讨
接下来，作者又引述西汉扬雄和宋代黄庭坚的话，继续说明务实与尚华的关系。扬雄的话以草木为喻，对别人赏其文辞（辞赋作品）不赏其义理（学术著作）痛心疾首；黄庭坚的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以文才的高低作为提拔奖掖后生的标准，是鼓励助长了华而不实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到了顾炎武的时代仍有延续，无助于国计民生，只增加浮饰虚华，是很可悲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引用本朝掌故，不无痛心地指出“嘉靖以来，亦有此风”。下面的文字，涉及了当时的三个人物。他认为，作诗就是作到李白、杜甫的地步，也无济于世，李杜不过是两个醉汉。

引用《宋史》欧阳修本传中的话，再次表明顾炎武崇尚实用的思想。欧阳修对政事的关心，也可看做他对“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观念的践行。
? 这一则文字，引用古人论述，核以当时社会风气，对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风浮华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作者的话虽不多，却融入了他对于立身处世的深沉思考，总归于为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
4．最后引用《宋史》中的记载，表明了什么？
小结：这则文字，引用古人论述，核以当时社会风气，对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风浮华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作者融入了他对于立身处世的深沉思考，总归于为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当时文人的思想观念出了问题，要端正创作态度）
多
不识经术
不通古今
韩愈
刘挚
扬雄
黄鲁直
为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
文人不足贵
1.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所选的三篇文章体现的经世致用精神。
参考答案:课文节选的三则札记,在《日知录》中编次相近,是顾炎武论文章及文人的经典段落。《文须有益于天下》,强调文以载道,文以纪事,文以揭示民间疾苦、称扬善行,从正面立论,从反面申述,旗帜鲜明地主张写文章要经世致用。《著书之难》析古剖今,提出“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著述标准,主张独创,反对急功近利,实际上还是在提倡治学不为空言,要切合实际,期于有用。《文人之多》主张“识经术”,“通古今”,去华就实,从养“器识”的角度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唐宋以后,著作泛滥,文人之多,文风浮华,都是作者的思想观念出了问题,所以首先要端正创作态度。虽然,比起顾炎武那些论述“治道”的札记,他的文论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思想。
2.《著书之难》与《文人之多》两则在立论上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
参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