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课件（39张PPT）

法律与教化的关系
法律与教化在古代中国、近代西方和现代中国的不同特征
第8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课程标准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夏商西周时期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左传·昭公六年》
君王及奴隶主贵族可以随意殄灭民命 “人殉”
夏商
西周
统治者建立起以宗法为核心的礼制，同时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
治世之音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礼记·礼乐》
夏商法律，习惯为主
西周礼乐，敬天保民
出
刑
入
礼
《左传》记载“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意为法律如果不公布的话，它的威力是无穷尽的。夏商周时期颁行的刑书上只有刑名、刑种的规定，而无确切的罪名，刑书刻在竹简上，由贵族掌握施行。贵族依据传统的观念及社会道德、风俗习惯去加以解释。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统治恐怖和神秘。
“刑不上大夫”，西周法律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据《周礼小司寇》，贵族犯罪可受特殊处理，即所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大夫犯了罪，如在五刑范围之内，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加以捆绑羁押，而令其自己请罪；如属于重大犯罪，也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施以死刑，而令其跪拜自裁。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
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周礼·秋官·小司寇》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左传·昭公六年》
夏商西周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拉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
叔向使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
——《左传·昭公六年》
早期的德治与法治之争
春秋战国时期
代表
时代
治国思想
治国手段
理论来源
孔子
春秋
①为政以德
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主张德治，
通过道德教化民众
性本善
孟子
战国
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春秋战国时期
代表
国别
治国思想（实践）
治国手段
理论来源
韩非
韩国
①君主要以法、术、势驾驭臣下。
②君主赏罚分明，臣民必守法令。
“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性本恶
商鞅
秦国
①颁行法令，奖励耕战
②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③鼓励农民通过军功上升为中小地主
秦国商於县有个黑林沟村，该村是秦国变法的模范村，村长黑九因为儿子参军训练坠崖死了，无法为家里立功光耀门厅，变得意志消沉，无心耕作，在村里开了个酿酒坊，经常拉着后生饮酒大醉。村里人变得越来越懒惰，荒芜了田庄，村里由此没落。县令是个儒家士子，讲究仁政爱民，不忍看到黑林沟人忍饥挨饿，便救济他们。村民一直吃救济粮，不再耕作。商鞅知道后，依法处死了村长和县令，重申新法主张、明确奖惩，让村民重新自励，恢复了往昔斗志。
——整理自孙皓晖《大秦帝国》
法家思想强调重刑治理国家，既能带来富国强兵的现实利益，又满足了各国君主专制的愿望。相反，儒家思想不适用于列强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时期。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出刑入礼
礼法相争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秦汉
魏晋
唐朝
秦汉时期的律令及律令儒家化的开端
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推动了律的编纂。此后历朝法典多以“律”命名。
汉朝沿袭秦律，制成《九章律》。
秦汉朝廷还发布法律文告，称“令”，“律”和“令”都具有法律效力。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律令逐渐儒家化。（开端）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秦律十八种
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
——《春秋繁露·精华》
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董仲舒是如何看待礼治与法治（教化与刑罚）的关系的？
礼法结合
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眉，论何也？当完城旦。士伍甲斗，拔剑伐，斩人发结，何论？当完为城旦。
——云梦睡虎地秦简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
妻殴夫，耐为隶妾；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
——汉简《二年律令》
汉代相较于秦朝更加注重维护伦理秩序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知识分子以经注律
汉代以经注律
两汉经学大兴，经学大师用儒家经义来解释现行法律条文，这些注释之言或经过朝廷的批准而具有法律效力，或通过改变司法官的法律意识而在司法中悄悄发挥作用
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晋书? 刑法志》
魏晋时期——律令儒家化的发展
魏明帝在朝廷设置律博士，命令专用儒家思想来解释律令（以经注律），律令儒家化是最重要的变化；
法律以亲属之间的尊卑亲疏作为量刑的重要原则之一，目的在于维护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
《晋律》首立“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服制”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一种制度。此时被纳入法典，成为确定亲属相犯时刑罚轻重施用的原则。它规定在刑法适用上，凡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罚愈轻；以卑犯尊，处罚愈重。凡服制愈远，以尊犯卑，处罚变重；以卑犯尊，处罚变轻。
“八议”是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享有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制度。
具体包括:一、议亲，指皇亲国戚；二、议故，指皇帝的亲密故旧；三、议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人；四、议能，指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的人；五、议功，指为王朝建立过卓著功勋的人；六、议贵，指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以及有一定等级爵位的人；七、议勤，指为国家勤劳服务的人；八、议宾，指前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上述八种特殊人物犯罪，司法官员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由负责的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给予宽宥处理。一般情况下死刑均能免除，其他的刑罚则可以降等处理。
维护皇亲国戚官僚贵族等级特权的“八议”制度，将《周礼》中的“八辟”制度正式规定到法典之中，这是礼法结合的突出表现，也是法律儒家化的突出表现。
“八议”、“以服制论罪”、“子孙违犯教令”、“同姓不婚”、“义绝”（强制离婚）、“七出”（休妻）、“三不去”（不可休妻）、“十恶”等纳入法律条文或制度。
纳礼入律
唐朝——律令儒家化的完成
律在唐初经过删繁就简。
唐高宗永徽年间，在《贞观律》的基础上修订颁布《永徽律》。
唐高宗又命人对律文逐条解释，撰成《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须而成者也。
——《唐律疏议·名例》
《唐律疏议》共十二篇三十五卷五百条，其篇名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其内容特别重视“孝”，要求维护“孝”的律文有几十条。自辽宋金元迄于明清,刑法律条基本上都以唐律为蓝本。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立法，多半从模仿唐朝法制而来。
——据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整理
《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
以礼入法、礼法结合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实质上就是唐律一切依礼以为出入，礼与刑相辅相成，律学与经学相互发明，使礼法结合在唐律中达到十分完备的程度
唐朝的礼治与教化
礼治：《大唐开元礼》
分吉、宾、军、嘉、凶五礼，是一部体系庞大，体例严谨、内容繁复的礼仪法典，也是秦汉以来封建以来礼仪制度的集大成。
以精密叙述皇帝为中心的官僚国家的仪礼次序为主，加上对若干个地方官举行的祭仪、官人家庭中举行的冠、婚、丧、庙等礼的记述而成。标示公共典礼的体系。
社会教化：推广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家训的经验，强化基层教化。
自汉初起，家训著作随着朝代演变渐丰富多彩。家谱中记录了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人们倾心企慕的治家良策，成为“修身”、“齐家”的典范。在家谱中有不少详记家训、家规等以资子孙遵行的。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名训，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至今脍炙人口。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秦汉
魏晋
唐朝
律令及律令儒家化的开端
律令儒家化的发展
律令儒家化的完成
礼治与教化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法律
教化
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
朝代
法律实践活动
宋朝
元朝
明朝
清朝
宋朝基本沿用唐朝法律体系，制定法律多以唐律为蓝本。
编纂于963年的《宋刑统》，其条目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只是有些内容略有改变。天一阁所藏宋朝《天圣令》，是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为蓝本。
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
宋朝的法律形式，除律《宋刑统》以外，主要有敕、令、格、式以及断例、指挥等。敕：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宋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之外。宋神宗朝，敕的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
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
朝代
法律实践活动
宋朝
元朝
明朝
清朝
宋朝基本沿用唐朝法律体系，制定法律多以唐律为蓝本。
编纂于963年的《宋刑统》，其条目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只是有些内容略有改变。天一阁所藏宋朝《天圣令》，是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为蓝本。
对唐宋法律整体弃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广泛援引唐律。
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
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
《问刑条例》是大明律的子法律。
由于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不可更改，在实行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法律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为适应社会的需要，矫正《大明律》不可更改的弊端，在明朝中期以后，条例成为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法律形式。随着问刑条例地位与作用日渐重要，条例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出现了前后混杂矛盾之弊，需要对条例进行整理和修订。于是在弘治13年（1500年）整理修订了279条条例，颁行天下，“永为常法”，这就是《问刑条例》。
——曾代伟主编《中国法制史》
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
朝代
法律实践活动
宋朝
元朝
明朝
清朝
宋朝基本沿用唐朝法律体系，制定法律多以唐律为蓝本。
编纂于963年的《宋刑统》，其条目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只是有些内容略有改变。天一阁所藏宋朝《天圣令》，是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为蓝本。
对唐宋法律整体弃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广泛援引唐律。
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
沿袭《大明律》，同时重视例，制定《大清律例》
宋元明清时期的教化
朝代
教化
宋
元
明
清
理学传播、开创乡约
宋元明清时期的教化——理学
背景：南宋后期程朱理学逐步建立统治地位。
传播方式：控制教育与科举，并通过授徒、书院讲学等方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甚至深入族规、家训之中。
表现：朱熹的《家礼》和《小学》也成为家庭和幼童的行为规范。
宋代，程朱理学用“天理”来论证现存的社会秩序。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局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朱熹说：“礼字，法字，实理字”，认为“正风俗而防祸乱”必须以“礼律之文”为根本。
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记而佩之，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许，而后改之。
凡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朱熹《家礼》
《家礼》书影
宋元明清时期的教化——乡约
乡约：指在乡里中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规约
创立：宋朝以后，儒学士人投身基层教化，以乡约教化乡里。
北宋吕大钧兄弟是乡约的创造者，吕大钧撰写的《吕氏乡约》，是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
《吕氏乡约》书影
宋元明清时期的教化——乡约
宋元明清时期的教化
朝代
教化
宋
元
明
清
理学传播、开创乡约
乡约宣讲“六谕”,以《大明律》解释六谕
发展：明朝后期，乡约改为宣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六谕主劝谕，但也有禁约成分，使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明朝儒学士人常常引用《大明律》来解释六谕，不遵乡约的百姓要受到处罚，甚至送官府治罪。
明太祖朱元璋
宋元明清时期的教化——乡约
乡约组织从民间自发建立到有官方政府推动设立
宋元明清时期的教化
朝代
教化
宋
元
明
清
理学传播、开创乡约
乡约宣讲“六谕”,以《大明律》解释六谕
沿袭明朝，仪式感更强、宣讲《圣谕十六条》等，常引《大清律例》
宋元明清时期的教化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法律
教化
宋：天理人情国法
明清：明刑弼教
用刑法晓喻人民，使人们都知法、畏法而守法，以达到教化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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