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学年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中国小说欣赏》第六单元 12.《长恨歌·围炉夜话》课件（79张PPT）

(共79张PPT)
王安忆
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本人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安徽插队落户。王安忆的文学作品摒弃现实功利性杂质,将人置于广袤的时空背景中,在人类意义层面展示人的价值内涵,使价值求索具有了终极追寻的意蕴。
代表作品：《长恨歌》《启蒙时代》
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等短、中、长篇，约有4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
1996年《长恨歌》获选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
1998年《长恨歌》获选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1999年《长恨歌》获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2000年《长恨歌》获选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故事简介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形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
小说分三部，每部章节若干。第一部第一章有5个小节，分别是“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这时，我们还完全看不到故事的影子，因为它全部都是描写性的语言，完全与叙事无关。可以说第一章是对于“上海弄堂”的一个鸟瞰，没有人物出场，只是在不厌其烦地勾画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这些日常图景，即使在“王琦瑶”这一节里，作者也回避了具体人物的出场，而是把“王琦瑶”作为一个“群像”来描画──因为“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作者不吝笔墨用很大篇幅来为故事做一个细密而周到的铺垫，营造主人公出场的氛围。几段文字下来，读者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上海滩的典型情境，情绪也深浸其中。
至第一部第二章，小说才开启了对故事的讲述。在一片波涛汹涌的弄堂景观中，王琦瑶的故事缓缓展开：这位上海弄堂的普通女儿，靠着美貌与内秀，在1946年“上海小姐”的竞选中脱颖而出，成为受人瞩目的“三小姐”。骨子里的不安分，让她拒绝了对她一往情深的程先生而跟了一个有权势的国民党官僚，做了爱丽丝公寓里的金丝雀。1949年，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经历短暂的外乡避难后重回上海，在一条名为“平安里”的弄堂里隐藏身份，过着她的平凡日子。
在对日常生活的精致而琐碎的维系中，王琦瑶与几个怀着与她同样心情的人一起，平静地度过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和“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中间经历了与几个男子不成功的恋爱，并有了一个私生女儿。“文革”结束后，已近中年的王琦瑶，成为女儿薇薇的时代里人们追慕和怀想旧时上海的依凭，旧时光好像要回来了，但她却成了旁观者。王琦瑶试图用大员留给她的金条换得怀旧的“老克腊”的陪伴，但这盒金条使她死于女儿同学的男友（一个名叫“长脚”的流氓）以抢劫为动机的凶杀。故事就此结束。
《长恨歌》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视角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悲剧一生，女主人公王琦瑶一生都在不停的追寻，追寻她想要的爱情与生活，但现实环境的熏陶、“男性世界”的包围，和她自身性格与价值观的影响，使她求而不得，最终以悲剧收场。小说全文无一“恨”字，但王安忆恰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凸显“恨”。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挣扎，没有惊天动地的呐喊与咆哮，只有空中鸽群悲鸣的声音，只有王琦瑶临终前摇曳的灯光，一如片场，一如人生琐碎的平直，人在历史与时间面前如此渺小而卑微。
《长恨歌》里有的是似女人小性子的潮粘的梅雨季风，有的是似肌肤之亲般的性感的挨挤的上海弄堂，有的是带阴沉气息如云似雾的虚张声势的乱套流言。也有处于嘈杂混淆中如花蕾一样纯洁娇嫩的闺阁，盛载的都是不可为人知的心事。还有把城市的真谛都透彻领悟的自由群鸽，它们在密匝的屋顶盘旋，带着劫后余生的目光哀怨地看这一片城市废墟。
那是属于上海的废墟，上海夜夜笙歌，歌声是带着形式般迫不得以带欢庆的热闹，却是没有高山流水纯粹清澈，在这废墟里，袅袅娜娜的浮出一个清新雅致的影子，那是王琦瑶。
她是就典型的上海女儿，追逐潮流讲究小情小调，平易近人，心比天高。若是出生不好，被虚荣牵着鼻子走，都是要走上无奈的不归路的。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王安忆的《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何以“长恨”为题，恨谁？谁恨？
“长恨”两个字用在王琦瑶身上恰如其分，王琦瑶是一位兼着美丽与世俗，兼着精致与优雅，兼着自食其力与徘徊不定的女人，终其一生，她是寂寞的、惆怅的、无奈的、充满悲剧性的。纵使有些人有些事在她的生命中激起过波澜，但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在她心中永远充满着“恨”，恨自己、恨别人、恨环境、恨时代，最后也落个含“恨”而死的下场
小说分三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是王琦瑶的遭遇，从片厂拍戏到登上摩登杂志到舞会流连再到选举上海小姐，把她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众人羡慕吹捧的高度，这不是幸事，而是为她的悲剧奠下基础。到这里是小说的高峰，月以满，则要亏，水到满，则溢出。王琦瑶戏剧的荣耀开始走下坡路，在人们意味深长的眼里约定俗成的成了交际花，勾三搭四，堕了胎，成了最卑微的女人。最后死于他杀。无人同情。
第二条线索是从王琦瑶的友情出发。从吴佩珍到蒋文丽到严家师母再到张永红，这些友情不过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计较，讲不清道不明的各怀鬼胎，但彼此做了个寂寞途里的聊友也未尝不可。
第三条线索是王琦瑶的爱情。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明逊到萨沙再到老克腊，王琦瑶并非多情也非滥情，而是生活所逼。一开始，王琦瑶的生存意识是在爱情前面的；到有那么一刹那爱情的尾巴跳跃到她眼前，也是转瞬即逝，留也留不住。忧伤的缠绵，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
王琦瑶对程先生，既是明白他的一颗心全在自己身上，她高高在上，带着些许的骄傲，因为这垫底的骄傲。于是她不承诺。“不承诺是一根细钢丝，她是走钢丝的人，技巧是第一，沉着镇静也是第一。”退到最后，还有个程先生。?她心安理得的这样想。
命运的齿轮启转，慢慢为她踮起一层又一层的高度。她的心本是高的，只是受了现实的限制，这种矛盾终于在爱丽丝公寓里得到缓解——她当起了李主任的姨太太。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却只能在暗无天日的等待中默默枯萎。她爱他，却留不住他。这种爱是无端生出的被动的回应，在寂寞的光影度过的。她说：“我还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等他，我要是走了，他倒回来了，那怎么办？他要回来，见我不在，一定会怪我的。”终于，小女人的任性还是抵不住命运的无情宣判——李主任飞机失事。
到阿二，他只是懵懂少年。见着她，把她当成了童话和向往。她是他一个繁华的梦，真是是不愿醒来。但王琦瑶也没放在心上，只隔着一层暧昧。
情缘再流转，王琦瑶由邬桥重回到上海，当了注射护士，认识了康明逊和萨沙。康明逊和她是两情相悦，却是不能在一起，当有了孩子，康明逊又无法承担。王琦瑶不怪他，她想，她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不愿他受委屈。她对他不仅是爱，还是体恤。于是她独自承当。平安里的流言三传四传，王琦瑶不得不找来萨沙当垫背的孩子的父亲。也是略施小技，却也掩不过情场浪子萨沙的眼睛。最后他也离开。
轮转了一圈，还是又回到原点，遇到程先生，他无怨无悔地照顾她和她的孩子。王琦瑶心想，若是他提出，她也定是不会拒绝他；但程先生是君子，从不在她那里过夜。两人都明白王琦瑶此刻对他只有恩没有爱。他爱她，却只能不告而别。到底是回不去了。
当年的王琦瑶有如白绢似的，后来渐渐写上字，字成了句，成了历史。历史沉淀得深，不过是漫天扬起的灰尘。那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繁华似锦，还有的是抑制不住的落寞和惆怅。时间是最具有腐蚀力的，洗尽了铅华，那夺目的荣耀，不过过眼云烟，留不住的风景，竹蓝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只剩空旷的虚无。人什么都没有。
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活背景——上海的弄堂
上海弄堂文化与王琦瑶的形象内涵
王琦瑶爱漂亮，会装扮，有点小幻想，小虚荣。她美丽但不张扬，她就是上海堂弄里走出的女孩，但她比她们优越，她有一股天成的气质与风韵。她的美丽成就了她，也毁了她。
王琦瑶的人物形象
王琦瑶内在和外在有两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坚强与美丽。
王琦瑶的美“是有些家常的”，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过日子的情调”，“不是戏剧化的，而是生活化的”，穿着家常碎花布旗袍的王琦瑶最贴心可人。王琦瑶的美是对上海城市性特征最贴切的阐释，纵有万种风情、流光异彩，但是却不是高不可攀的贵族式的，相反完全是平民化的，甚至有点俗，却是可心的，反而很真实。正是这种形象，使得王琦瑶在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符合民意”的“三小姐”，给她的美丽带来了一次最辉煌的评价。
然而美丽带给她的并不全是宠爱和眷顾，同时还有残酷与悲哀。当时代风云变幻，随着时代变迁的还有她失落的心境和老去的容颜，王琦瑶温婉优雅、气质出众地生活在藏污纳垢的平安里，平静地等待着心中所怀恋的昔日重来。然而当历史进入七八十年代，那久违的熟悉生活似乎又回来了的时候，虽说“美人迟暮”，岁月的流逝还是在她美丽的脸庞刻上了时光的脚步，在这场似曾相识的盛宴面前，她成了旁观者。美丽变成了她永远的梦。
王琦瑶不仅仅代表一个女人的命运，她的生命历程也是动荡多变的上海的一段历史的写照。王安忆对此曾明确表示，这个“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主要“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读《长恨歌》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王琦瑶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在她的一生中经过几次没有结局的悲剧爱情，但是她在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开大阖中依然顽强地走出一条生路，好像再大的困难到她那里都挡不住她优雅地日复一日的生计，即使时代更迭变迁的天摇地撼在她那里也只不过是在邬桥转了一个弯，最终还是回归平静。时过境迁，王琦瑶依然做着精细的家常菜，过着用繁华旧梦的残片装点寂寞的优雅自足的生活。她的红尘琐事，她的喜怒哀乐，她的疲惫焦灼，都在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大勇气下慢慢消散，所以她能够在劫难临头的时候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在经历过历史的风横雨狂之后──她终于倒地死去了，在旧上海的尸骸上又生长出一个崭新的上海”。王琦瑶又何尝不是这样，所谓“百折不挠”
年轻时候的王琦瑶就没有梦想，她只有现实。但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王琦瑶性格有着上海弄堂文化生活的底色，她的平淡里也能见出绚烂，是那种不动声色的。王琦瑶是上海城市生活的芯子，任时光流逝而不曾改变的。无论是繁华还是平淡甚或是有些艰难的时候，王琦瑶都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在一点一滴中过着虽然琐碎却坚韧的日子。小说着重刻划的是这种平常的生活，是一系列琐碎的细节，是放大的人物的感觉。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长恨歌》中“真爱”对于王琦瑶来说就如水中月镜中花。有爱才有恨，求爱而不得，如何能不恨。王琦瑶年轻时的梦想破灭使王琦瑶固守一方的世界也坍塌了，无情的现实吞噬了她想要的生活，她自身的美丽也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消磨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过程是缓慢的同时也是触目惊心的。它让我们联想到时间的磨蚀力，关于命运，关于日常生活对人的生命的销蚀等永恒话题，让我们从这首属于王琦瑶地长恨悲歌中得到启示。
弄堂生活——无法选择的出身
王琦瑶是走在夹着油烟和泔水风中的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流言和鸽子是王琦瑶身边特有的氛围与景致。
“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
’，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
像王琦瑶这样虽出生在弄堂，但“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已经一步步侵蚀着他们原有的保守情节。他们潜意识中已经承认并接受了这个金钱化、利益化的商业大都市，上海的上流生活对王琦瑶来说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她渴望去打破，渴望成为这繁华世界的弄潮儿。
时间与人的错位——王琦瑶与四个男人的情感纠葛
王琦瑶一生都在追逐爱，可她的爱情从来没有来得刚刚好的时候，为了一个“情”字淹没的喧嚣世界，这未免也太残忍。王琦瑶所邂逅的这四个男人组成了她全部的情感纠葛，如焰火般华丽而又短暂的凄苦人生是对王琦瑶的真实写照。
1．李主任——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王琦瑶正值花样年华之时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人到中年的李主任。一位貌美如花，一位有权有势，这样的结合，似乎避免不了一场交易。
可能这场交易本来就不公平，但王琦瑶的虚荣还是为她换来了所谓“夫妻恩义”的雕花木盒。李主任成了伴随她一生的错误。
2．康明逊——正确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
如果说等是王琦瑶悲剧的始源，那么便是康明逊将王琦瑶的长恨悲歌吟唱到了高潮。
这段爱情就像被下了诅咒，从开始就注定了无望。王琦瑶对他又是倾其所有，可事实证明康明逊的寡情与软弱，他承担不起这份责任。天下男儿皆薄幸，只有王琦瑶自己去承担这份债，未婚先孕生儿育女，独自吟唱长恨悲歌。
3．程先生——错误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
从故事的刚刚开始，程先生就发现了王琦瑶的美，并和她一起同悲喜。他或许是最有耐心的一个人，任凭王琦瑶做出怎样的选择，程先生都对她不离不弃，就在那个只谈吃的年代，对于挺着大肚子的王琦瑶，是程先生担当起了做父亲的责任，什么都没有追问。程先生是最适合王琦瑶的一个人，他可以给王琦瑶身份、爱情，可命运总是喜欢捉弄凡夫俗子，王琦瑶对他只有恩没有爱，或许只是因为程先生出现的时间不对。如果王琦瑶没有去片厂，没有成为三小姐，没有见识到成功、辉煌还有上流社会的繁华，或许王琦瑶就会和程先生在一起，过着生儿育女的幸福生活，那么后面所有的故事都跟着颠覆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留黄鹤楼”，程先生自杀了，那种痛彻心扉的痛，整整迟来了二十年，此时，她的心彻底的死了。
4．老克腊——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王琦瑶与老克腊的畸形之恋或许是她对尘世的最后一丝留恋，是心死之人的回光返照，是王琦瑶最后的华彩。老克腊只是一个沉溺在过去时代的怀旧之人，当他第一次见到王琦瑶，他似乎见到了上个世纪的“遗物”，“恍惚间他看见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影。”
王琦瑶这一段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似乎都以悲剧收尾。她每次都满怀激情的憧憬她的爱情，可结局却一次比一次凄惨。和李主任在一起她搭上了她的贞洁，和康明逊在一起她搭上了她的名誉，和老克腊在一起她搭上了她的金钱。总之，为了男人，她搭上了她全部的爱，最后还搭上了她的性命，却没有一个男人给他一次完完整整的爱情。王琦瑶的一生仿佛都在黑暗之中，似乎度过了马上就是黎明，无奈怎么挣扎也度不过
《长恨歌》的艺术魅力与文化思索
王安忆的《长恨歌》写的就是一个女人和一座城市。她是试图通过“一个女人与城市的纠缠”来“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写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显然女性再也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来面对城市，也不再以一种委曲求全的方式来乞求城市的接纳，她笔下的王琦瑶以一个脱离男性束缚的完整的女性身躯，浑身散发着女性气质的女性形象成为城市的闯入者
王琦瑶实现和超越了女性进入城市的卑微却是整整一个世纪的梦想，但最终也是这个物化的城市让她成为后来人追求繁华梦的牺牲品。王安忆写王琦瑶，其实是为了写上海这城市，通过对王琦瑶四十年人生的叙述，展示了上海的历史变迁和市民生活。
王安忆将女人与城市写到了极至，如小说的一开始便写道“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而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的一个王琦瑶，上海弄堂因为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上海弄堂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
审视《长恨歌》的思想内涵，我们不难发现，它已经突破了当代女性小说的私秘叙事的范畴，从而具有了深广的象征意义。甚至可以说，《长恨歌》是一种关于生命的叙述，它通过对一个红颜薄命故事的改写与重述，表现了作者对位于天空与大地之间的那个神秘莫测的“存在”的感悟。
节选部分前后的主要情节
1949年，上海解放，“三小姐”和“旧时代”都被抛进了历史。王琦瑶被迫到邬桥避难，在邬桥，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与上海不可分割，上海叫人“长相思不能忘”。于是王琦瑶又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上海最普通的“平安里”安居下来，由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变成了柴米油盐的普通人。政权的更迭改变了她的命运，但并没有改造她的生活。她的“平安里”的屋子里，渐渐聚集起资产阶级的“故人”──严家师母，她的表弟毛毛娘舅，以及无产阶级的国际混血儿萨沙这样的闲人。时代在翻天覆地，他们却兀自在弄堂的“芯子”里维系着布尔乔亚式的精致生活，他们打牌，聊天，喝下午茶，自然免不了还有打情骂俏……节选的部分就描述王琦瑶在“平安里”的这段生活。
走进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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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课文，本文节选的部分主要写了什么事情？出场的人物都有谁？
王琦瑶，毛毛娘舅（康明逊），严师母，萨沙
讲了上海弄堂里几个闲人的日常生活琐事
围炉夜话
第1段：写由做吃食引发对人生的对话，写了严师母对人生的肤浅理解
第2段：继续展现他们以吃和“说过就忘”的话填充的生活
第3段：继续展现他们的无聊和空虚，无价值的吃、喝、玩、闲话组成他们生活的全部
阅读全文，分析课文中所塑造的四个闲人的形象特征
1957年的冬天，上海处在一个兵荒马乱、改天换地的非常时期。而在王琦瑶的房间里，四个人却从容地磨糯米粉，说着各种无聊的话题，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似乎与他们没有任何关联。尽管许多人的历史在一夜之间中断，然后碎个七零八落，他们仍然继续着就上海习惯了的优游生活。在这个房间里，时间似乎停止了。“他们围了炉子猜谜语，讲故事”，“王琦瑶说，他们就像是除夕夜里的守岁，
可他们天天守，夜夜守，也守不住这年月日的”。因为没有将来，他们更珍惜眼前，“夜晚是悉心过的”。哪怕“天塌地陷”，这“螺丝壳”里的日子也过的悠然。“有许多吃食在炉子上发出细碎的声音和细碎的香味，将那世界的缝隙都填满的”。这正是上海平安里“芯子”里生活的底色。他们对时间流逝充满感慨，对当下生活用心感悟与经营。
作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人生活的种种细节，又表现了怎样的内在意义？
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做着各种各样的吃食，聊着各种各样的闲话……）这些细节的密集堆积让人们感到了殷实和富足，琐屑但却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芯子”里的生活，正是这样一个个围炉而坐的琐屑日子，填充了时代的裂缝。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试图通过这样一种细密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来成就另一种抒写历史的方法：在她看来，王琦瑶从选美的舞台上走下来，走到“平安里”的这间屋子，而屋里的客人，从资产阶级的严师母、毛毛娘舅渐渐换成怀旧的“老克腊”、觊觎黄金的长脚等人，这就是她所认识的历史。在一个城市的“芯子”里把握历史的嬗变，作为历史表象的“1957”是苍白的，它在小说里几乎不能表示任何意义，
????只是一个抽象的不经意的滑过的年轮，它背后的日常形态的流水般的生涯，才是亘古而丰厚的。王琦瑶是一个被“日子”所裹挟的人。她的日常生活与心思举止都符合王安忆所塑造的那种“东方平民生存价值观”，生活就是如丝如缕，是物质的，是琐碎的，是与“天下大事”毫无关系的。王琦瑶就是这样，她默默经历着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但她从来不曾探询过任何所谓“人生的意义”，她只是在认认真真地过日子，尽心尽意地做着分内的事。“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色”。
王安忆以封闭的历史时空和高超的叙述技巧完成了独特的历史观的审美表达，深刻体现了对细密柔韧、独立坚韧的市民精神的礼赞和对朴素人性与城市历史精神价值的悲剧性体验。
语言特色
1．纯叙述性的语言格调
《长恨歌》除了讲了一个好故事外，另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魔力，那就是它的语言魅力。《长恨歌》的叙述节奏相近，速度均匀，小说描写世俗的生活细节繁密堆积，密不透风的语言风格让人感到充裕与满足。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往往只要有一个感觉或者细节的触动，密集的词藻便蜂拥而来，好像词句自身在分裂、繁殖，左右盘旋，雍容不迫，不可遏止。这使得情节的推进十分缓慢，有时甚至“语言的空间代替了故事的进度”。
然而，这种叙述又不是毫无节制任其漫溢的，面对纷繁芜杂的日常生活，王安忆采取了一种具有概括力的理性叙述，避免造成唠叨反复的文字堆砌，完成了眼花缭乱的细节背后的理性操作，显示了其成熟的文字功力。这是难能可贵的，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是：“《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篇中把一种韵味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很难。”然而她却做到了。“《长恨歌》的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至的状态。”这种“极至的状态”可以理解为这种纯粹的叙述性的语言格调。
对于这种叙事的方法、语言的风格，王安忆有着充分的自觉──
我近来常常感到所谓写小说，就是一定要把小说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区别开来。小说是小说家自己讲的话，既然这样，在小说中戏剧性地模仿人物语言以至于达到类似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真实性，就越来越值得怀疑了。我以前写人物对话，总是“他说……”“她说……”照录不误，现在，这种写法我总是力求加以避免。这看起来是个小问题，但是我认为也许是个一直被大家忽略了的大问题、根本的问题。归根结底，小说语言是一种叙述语言，也可以说是语言的语言或抽象性的语言。小说家寻找一种生活中没有的语言去描绘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碰到的一些经验现象包括语言现象，这是问题的关键。
（选自王安忆《当前文学创作的“轻”与“重”》）
在《长恨歌》中她的叙述性语言被操练得越来越圆熟，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她小说中的社会环境、人物个性已不再是通过对话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语言表现出的文化意蕴间接地去表现环境和人物，是用语言来表现意义上的小说。在小说中王安忆对40年代大上海以及活动在这个舞台上的上海人的心态把握得十分准确，叙述态度宁静从容，语言优雅古典却又现代味十足，口气老到而又特别明亮深情，表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故事展开的现实时空完全被心理时空所代替，社会环境、人物语言、故事情节、人物心理等都是由叙述人的叙述话语传达出来的。从小说的语言形态来看，完全没有了她前期小说中出现的“他说”“她说”这种直接引语，小说中完全用的是陈述式的句子，是作家转述的语言而没有人物的生活语言。
这种纯叙述的语言方式把故事与作者的关系拉近了，而把故事与读者的关系拉远了……王安忆自己有意识有目的地朝着小说语言的全面叙述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标志着她语言风格的转变，也是她创作思想走向成熟的体现，使她感到只有使用纯叙述语言这样才能自由地阐述她的世界观，才能更充实地表达她的心灵世界，更淋漓尽致地议论生活。
2．陌生化语言的智慧
王安忆在《漂泊的语言》中对语言的“陌生化”有所解释：“所谓陌生化，就是对常规常识的偏离，造成语言理解和感受上的陌生感。在指称上，要使那些现实生活中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化为一种具有新的意义、新的生命力的语言感觉；在语言结构上，要使那些日常语言中为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法规则化为一种具有新的形态、新的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要实现陌生化，不仅要有感受的‘新’、体验的‘新’，还要有语言的‘新’，陌生化是以感受与体验为基础，以语言与修辞为手段。”仅仅在课文节选的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体验到这种“陌生化”语言的智慧。
《长恨歌》中许多警言妙语也都值得“掰开揉碎”来仔细品味。它们或是通过一些令读者感到陌生、偏离常规的语言形式，或是通过词类活用、陌生搭配，或是通过大量新颖的通感、比喻，形成了整部小说与众不同的风格。这些警言妙语，看似诙谐奇妙，但却又都是残酷的真理。它们都来自作者深刻的生活体验，是对生活现象提纯思考后的智慧结晶。作者以一个文化人的姿态和口气写着这部文化小说，在议论中把极哲学的问题形象化、具体化，就像一个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智者，既一分不差地还原着生活的本真，又高高在上地审视着生活，总结着生活。
此外，作者不仅仅把语言的陌生化单纯地作为一种感受与体验的语言再现，她更是把这作为一种自觉的语言追求，作为其构筑小说语言的手段之一。陌生化可以化平淡为神奇，化习常为新异，从而增加作品含蓄蕴藉的意味。
3．高贵的自说自话
在这部第三人称的作品中，虽然作者自始至终拒绝让“我”直接登场，但小说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高贵的自说自话倾向。文字上的“无我”之境，恰恰成了作者忘情于人物的最好证明。事实上小说的作家视角（或曰第一人称角色）是非常彰显的，它体现在对人物洞幽烛微的把握之中，隐约在对故事从容不迫的展开之中，尤其闪烁在对情境忽而淡妆忽而浓抹的随机点敷之中。虽然“我”没有直接亮相，但作品的叙述基调惊人地前后相谐。
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的“我”始终对小说的叙述风格实施着有效调控。或者，将“我”排除在字面之外也许只是为了强调某种间离效果，以使作者激情洋溢的笔墨得到调蓄，以使作者洞若观火的奇智得以立足其间。这种写作风格也许同样是裁制旗袍式的，是那种无意将边叉开得过高过露的旗袍：它忠实于每一个细微之处，效命于女性每一条美感曲线；它致力于彰显女性天然之美，同时绝不失温婉之度。
作家永远都应该自说自话，之所以说王安忆这种“自说自话”显得“高贵”，是因为它完全是利他的，完全以贴合人物精神趣味为标准。作家的艺术追求与主人公的生活情趣，在这部作品中得到惊人的整合，致使作家无需任何价值干预和道德评判就能使小说顺流而下地进行。小说虽然不乏那种话外音风格的旁白，但所有这些旁白，不管阐释得多么富有思辨力量，都始终很好地规避了批判嫌疑。在作家的立场“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王安忆显示出高超的技巧。
应该承认这一技巧不仅极富原创性，它还主要是女性化的。它不以局外人自居，不屑于仿效海明威之流树立的硬派标准，以免作家一不留神就显得过于冷酷；它也不谋求与主人公过于打得火热，不指望通过与主人公勾肩搭背来获得偷窥的视角，因为，那也会伤害作品的叙述格调，使语言缺乏应有的沉静和节制；它当然更不愿沾染时下作家中常见的自恋倾向，将小说篡改成展示作家一己趣味的陈列馆。
王安忆毋宁更愿意扮演一位对主人公知心知肺的姐妹，她叙述而非宣泄王琦瑶的故事，参与而非干预王琦瑶的感叹，挖掘而非杜撰王琦瑶的命运，补足而非升华王琦瑶的价值。于是，作家的语言便同样具有她笔下人物的特征：美丽，但不咄咄逼人；家常，但拒绝无谓絮叨。
1．纯叙述性的语言格调
2．陌生化语言的智慧
3．高贵的自说自话
在小说细腻绵密的叙述中，1957年，历史的大背景似乎无声无息，看不到那种明显的痕迹。而事实上，历史的力量正在王琦瑶们的身上发生着作用。繁华落尽，过往残存的，就体现在她们的追忆和对吃与穿的讲究上，变成了“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收缩成“螺丝壳”与“井底之蛙式”的生活状态。事实上，这种琐屑也充分说明了她们对生活依然葆有一份难能可贵的矜持与热情。就是“白果的苦香，有一种穿透力，从许多种有名或无名的气息中脱颖而出，带着点醒世的意思，也不去管它”。虽然明知时间留不住，却还是要做出努力，让日子有滋有味起来。那也便是“严师母”所无限的感慨的──“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这一种挽留的姿势，让人生有了“哀而不伤”的味道，倒也难得。
另一方面，历史的翻转，岁月的流逝，让王琦瑶与严师母们都拥有了一种更平和的心态。“他们全都不计前嫌，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弄不懂为什么要彼此生隙，好都好不过来了。”没有了名利之争，也就没有了耍心眼、藏心机的必要，在最闲来无事的日子里，和和暖暖地互相安慰着。
“围炉夜话”这样一个短短的片段，无疑充分地展现了王安忆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所具有的细密体察能力，在一个城市的“芯子”里面，人的细节才呈现了历史的真相。王安忆的描述也是体贴的，环境、感受，乃至于遣词造句，都吻合着小说中人物的心境，读起来，有一种欲说还休的缠绵。
女性小说的发展
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舞台上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在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相继出现的女作家如繁星璀璨──“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写作生涯长达一个世纪的冰心（小说代表作《超人》《斯人独憔悴》），“海滨故人”庐隐（小说代表作《海滨故人》），擅长以闺秀笔致写“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小说代表作《酒后》），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小说代表作《卷葹》），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石评梅（小说代表作《匹马嘶风录》）……
她们的作品个性鲜明，关注女性自身，对于婚姻自由、教育平等以及妇女职业等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她们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及其价值观念提出挑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以丁玲、萧红、张爱玲为代表的第二代女作家群体。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她能够超越前代作家“自叙传”的行文风格，并且不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并对此困境和危机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同时代的萧红（小说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则以一种天然的女性写作，展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
张爱玲（小说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出现在40年代的沦陷区上海，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她那极具现代感的才华横溢的写作令她的读者虽隔着一个时代仍一再惊叹。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构思、运笔更为成熟，并且对于小说创作流露出相当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中国女作家作品虽然多呈“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但仍然或多或少潜隐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文革”以后至八、九十年代，女性创作开始重新复苏，又一个庞大的女性文学群体在文坛崛起──王安忆、铁凝、迟子建、池莉、方方、残雪、陈染、林白等，她们的创作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这批新一代的女性作家与往昔的女作家迥然有别，她们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经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品的内容、表达技巧和话语方式都很独特，不少作家以顽强的勇气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合理／非理、规范／偏离、道德／腐败、柔弱／坚强，彰显了鲜明的个性与时代精神。
女性小说有其共同的特点，最主要的表现是女性作家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女性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大致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反思自身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这些作品所展示的就是女性作家们不断寻求用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文笔，呈现和表达自我，使自己不再遮蔽在他人的观赏、虚构、想像与塑造之中。
文学之于女性，与其说是一桩事业，毋宁说更近于一种特殊方式的生命独白。她们在写作中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经验。她们心思细腻，笔致清新，在表达自我的同时又同样关注着人性与时代。从冰心的“爱的哲学”，丁玲的困惑，庐隐、凌叔华、冯沅君的质疑，萧红、张爱玲的揭示，一直到今天女性笔下所呈现的世界，是男性的体验、认知与书写所无法取代、也无法抵达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