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课件（共19张PPT）

探究一：选官制度
探究二：中枢机构
探究三：赋税制度
第7课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导入：
隋朝及唐前期鼎盛局面的出现，与一些具体制度的制定和贯彻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制度都较好地适应了隋及唐初的社会现实，在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提问：通过预习，你能说出隋唐时期都有哪些制度？
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
韩国磐：由于“科举制确实给予了中小地主出身的机会”，“因而也就缓和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
张萱：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
李蔚然：科举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
孙中山：科举制度“平民政治”，而且优过“民主政治”，是“极端平等政治”。
通过以上材料，你能提取出科举制的哪些信息？
选官方式
察举制异化：选拔权力——从中央掌握到世家大族控制
选拔依据——从德才兼备到门第门生
汉末社会动荡，“人口漂移，考详无地”，察举制所依赖的乡里清议失去了社会基础，其后期弊端日益严重。到东汉中后期，选举权被地方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桓帝时有童谣：
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选官方式
九品中正制初创：选拔权力——从世家大族控制到收归中央（设中正官）
选拔依据——从门第门生到家世、才能并重（定品）
九品中正制异化：选拔权力——从中央掌握到又被世家大族控制
选拔依据——从家世才能并重到只看家世
中正评定人才，越来越依据士人的家世，门第高者品级就高，门第低者品级就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的局面。作为汉代以来统治基础的士人，就被明显地从血缘上分化成为士族和寒族两个部分，前者处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而后者则被排除在权力中心，长期徘徊在边缘。
九品中正制将选举权收回中央，将乡里评议改为官方评议。在地方设中正官，由当地出身的朝官中“德充才盛”者担任，负责将本地士人状况考评定级，以供吏部选官参考。中正编订的本地人材料，分为两项：一是“家世”，二是“状”，即对本人道德状况、才能学识的评语。然后根据“状”，参考家世，评定每个人的“品”。将人物等级分为九个九个等级。中正所评等级越高，所受官职往往在比较清要的位置，以后升迁就快。
选官方式
隋朝开创了科举制，这是官僚体制的最大转变之一。隋炀帝登基不久，就下令十科举人，随后十科减为四科，从此，中国选举制度开辟了以考试作为人才取舍主要标志的科举时代。
——张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导论》
明经科，就是考儒家经典的科目。每年大约有10%~ 20%的录取率
表明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对儒家伦理的依赖。
进士科是从隋朝以来最受重视的科目。此科主要考策论，以文辞华美为胜。每科不过1%~2%的录取率，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科举制越是发展，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通过进士出身的就越多。
选官方式
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选 。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
——钱穆《国史大纲》
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约1300年，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依据材料，说明科举制度对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有什么影响？
选官方式
科举制的推行，对历史的发展，也带来很大负面效应。首先，它使得学校体系从此以后就和选官制度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这种状况，使得从隋唐已经开始的学科分化和技术学习专门化、系统化的趋向被遏制。知识学习被限制在文字、文字书写、文学和道德讲求上。其他专业知识则退回到了师傅私相传承的作坊阶段。使中国本来就该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受到了影响，以至于长期无法进化。其次，科举虽然强化了官僚制，但也使得人才都被行政体系吸走，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其三，科举制虽然推动了人们向学，但也极大地催生了官本位文化的生长。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围绕着官僚体制打转，这对于中国社会以后的发展影响甚巨，以至于今天仍有余波。
——张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导论》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思考科举制可能带来哪些负面作用？
选官方式
唐太宗时期，大臣封德彝建议将征兵年龄从21岁提前到18岁，相关诰敕经皇帝签署后下发到门下省时，给事中魏征坚决不肯署名，最终诰敕没有颁行。
武则天时期，刘祎之官至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三省长官名）。后以私议天后返政，并受人诬罪赐死，时年五十七。时则天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材料中的两则“诰敕”为何都不能顺利施行？

中枢机构
在唐代，凡遇军国大事,照例先由中书省中书舍人(中书省属官)各拟意见，再由宰相(中书省长官)审核裁定送经皇帝画敕后,再须送门下省，由给事中(门下省属官)一番覆审，若门下省不同意,还得退回重拟。因此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不能独裁。
——钱穆《国史新论》
中枢机构
三省六部制的完善——皇权相权和谐共治
中央政府设政事堂，作为宰相的议事机构，一切重大事务，都要由政事堂会议讨论,经皇帝批准后颁行。三省的首长：中书令(中书省)、待中(门下省)、左右仆射(尚书省)，都是宰相，以后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他们都带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所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宰相多至一二十人。唐代中央官制的特点在于,相权较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专制;又因宰相是政事堂集体议事,三省又互相牵制,避免了个别宰相专权……唐初，完备了隋朝的三省制度，皇帝与三省互相制约，共同治政，构成了相对和谐的政治体制。
——樊树志《国史概要》
如何评价三省六部制？
中枢机构
时期
中枢机构设置
权力配置与运作
西汉
武帝前
三公九卿制
丞相集决策、行政、用人、审议和司法于一身
武帝后
中朝和外朝
中朝决策，外朝执行
东汉
三公和尚书台
三公荣誉，尚书台掌决策和行政
魏晋南北朝
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三省
三省共同辅助决策，行使权力
隋唐
三省六部制
尚书省掌行政、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审议
中枢机构
唐代怀集县的庸调银饼。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出土。为洊安(今广东怀集西北)、怀集(今属广东)两县以庸调银制成之四块银饼之一。怀集庸调银饼一块，直径9.8厘米，重十两(435.9克)，正面錾文“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开十”当为“开元十年”之省文，“开元十年”即公元722年 。乃庸调银实物之首次发现，证实《新唐书·食货志》所载“非蚕乡则输银”的规定，开元时已在个别地区施行。
怀集庸调银饼
问题设计：
“庸调银”反映了唐朝的什么赋税制度？有何影响？

唐朝——租庸调制
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租：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田租）
调：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绢二丈，棉三两，
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庸：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是正役。
如不服役，可以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
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纳二十天
的数额，叫“纳庸代役”（输庸代役）
①以“人丁”为标准计税，整齐划一
②实行实物地税和劳役相结合
③以庸代役保证农时
④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安史之乱
两税法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
—— 《资治通鉴》卷226
综合以上图文材料，说明唐代中期后赋税制度暴露出怎样的问题？
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的征税依据丧失；
税收机构及名目混乱，人民负担加重；
赋税负担不均，农民逃离；
唐中后期——两税法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夺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
——杨炎“请作两税法”疏
·每户按贫富等级（据人丁和资产划分户等） 缴纳户税，按田亩缴纳地税，
·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
·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
租庸调制
两税法
背景
目的
标准
影响
均田制实施
均田制无法推行
巩固统治，保证财政
收入
缓和阶级矛盾，解决财政困难
①对农民人身控制强
②纳庸代役保证农时
③政府赋税得到保障
①减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②简化税收名目
③扩大收税对象
④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人丁为主
财产为主
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
征收标准从以人丁为主，演变为以田亩为主，征收的物品由以实物地租为主演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征收的时间从不定时演变为基本定时，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演变为纳绢代役，税种也由繁杂演变为简单。
—— 张菱《中国古代税收制度的演变》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的出现和形成是诸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隋唐）不仅能够兼容并蓄、综采汉魏南北朝以来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制度文化加以融通运用，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科举选官制、律令制、两税法等重大制度都是在继承前代政治文明的基础上有所改革和创新，使之更加完善、更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而创造出了更为发达、灿烂的文明，其成就因而超过往古。
——王小甫编著《创造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