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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赵东亮 博士
拟讨论的问题
一、现代化的概念及特征
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及其评价
三、中国现代化的困境
一、现代化的概念及特征
（一）、什么是现代化？
（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范式？
1、百度上的“现代化”定义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
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四个过程：
技术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生产更多是用来作为商品，而不是自己使用。
工业化。
都市化。
关键词：全球性 欧美标准
2、罗荣渠：现代化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
现代化 这一名词经常与近代化相混合使用。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观点，即现代化，“从历史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以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关键词：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全球性 （广义概念）
落后国家 追赶 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狭义)
“现代化”的特征
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的定义：
一般讲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近代化。是指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
特征：工业化、城市化。
现代化的两大特征
城市化 工业化
（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模式
1、革命史的叙事范式
2、冲击——回应模式
3、“三阶段”的叙事范式
4、新的研究视角
1、建国后国内模式：革命史的叙事范式
毛泽东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为正义。
1840年后，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之相应，在近代，中国社会有两对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
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建国后国内中国近代史的叙事范式是革命史的叙事范式。即中国社会的性质：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部近代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历史；
革命史的叙事范式
具体地讲：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反帝反封建因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而失败；
洋务运动是清统治者内部的“自强”运动，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的，因而是反动的；
康有为是改良派（不主张革命），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
孙中山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派革命的纲领不彻底，不能发动人民群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弱小，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因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结论：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西方范式：冲击——回应模式
费正清(John K.Fairbank) ：冲击——回应模式。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说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能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
冲击——回应模式
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一种进步的机遇。
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缓慢迈进的过程 。
“冲击—回应”模式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的文化一旦形成传统，就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即使有发展，也不过是内部稍作调整，除非外来作用，否则中国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
中国翻版：“沿海——内陆”模式
“沿海——内陆”模式其实就是费正清理论中“冲击——回应”模式在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的翻版，它主要强调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西方和开埠口岸，新的商业模式从这里被引入中国，然后层级推进，从沿海到内地，最终带动中国的近代化。
3、改革开放以来的范式：“三阶段”的叙事范式
“三阶段”的叙事
过去人们常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于是流行一种“三阶段”的叙事：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改造国民性”，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但它未必符合事实。
4、新视角之章开沅先生的观点
章开沅先生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要注意“历史的延续性”（continuity）。【章开沅：《发刊词》，《近代史学刊》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地方社会的研究，已经突破了1840年的历史划线，把明、清、近现代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4、新视角之“长时段”分析方法
寻找地方社会内部经济发展的动因，实际上就是重新检讨西方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和中国近代化的内生因素。解决这个问题，既要从地域的着眼点上摆脱“沿海——内地”的束缚，还要运用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方法，了解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罗威廉《汉口》一书，将研究时段放在1796年到1889年间……这样的研究时段划分，突破了一直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分水岭的中国历史研究画线。其结果，正如罗威廉所强调：“19世纪中国社会并不是停滞不前的，消极被动地等待西方势力的到来”，汉口社会一直处于运动发展状态中，“西方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讲不过是强化了已有的发展趋势。”
——马钊：重新认识汉口：一个清代商业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
4、新视角之研究趋势：重个案研究，重史实的还原（研究碎片化倾向）
现代史学研究，受到西方的影响，强调细节的研究，个案的研究，宏观研究受到冷落；同时强调还原历史，即重事实考证，不太注重理论和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表现的更明显。
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及其评价
中国近现代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的现代化，从1840年开始，迄今为止的仍在进行之中。
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是回顾和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国家现代化包括科技、政治和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
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及其评价
互动题目：学习中国近代史,你的总体感受是什么？
互动题目：学习中国近代史,你的总体感受是什么？
屈辱？
战争？
革命和动荡？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十分的曲折复杂，有学者称之为“九死一生”。
虎门炮台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军舰--勇士号
英国军舰上的大炮
英国军舰上的大炮
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及其评价
中国开放比日本早，而且自身拥有众多的优势（人民勤劳智慧、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市场广阔，文化发达，等），但现代化的成绩，较之日本，相去甚远，甚至不如南韩等其他的周边国家和地区。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步履艰难、成绩不好？
1、中国文化传统的封闭性、落后性。
2、中国在近代遭受了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长时间的多次侵略，还有国内的战争，中国社会长期动荡和贫穷，是阻挠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3、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中国错失了太多机遇。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步履艰难、成绩不好？
1、中国文化传统的封闭性、落后性。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封闭运行，文化自成体系，排斥外来文化。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对外来的西方文化是相当排斥的，当然这种排斥的态度也与西方侵略有很大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总是很被动。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观点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传统上，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中国没有基层自治，没有法治传统，没有多种权力的互相制约。从17世纪开始，中国历史就是怎么样冲破宗法专制的社会体系，从西方吸取动力，冲破僵化的制度。但是，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自己转化为现代社会。
不要强调中国历史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其最大的特殊就是顽固的天朝心态，认为中国无所不有。
20世纪的中国经济有几个高潮，第一个是清末新政，第二个高潮是辛亥革命以后整个十年，中国工业是以13.8%的幅度增长。一直到1936年以前，经济都是在比较快地发展。1928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到抗日战争以前，很多史学家称之为“黄金十年”。很多人肯定了“黄金十年”，但是没有注意到北洋政府时代。经济增长的秘密在哪里？因为已经有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另外，自从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政府比较薄弱，整个社会是自由化的。最近30年的成就不过是回归历史，不是回归到几千年前的中国历史，而是回归到清末新政期间到北洋政府期间的那样一种状况。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
《瞭望》：晚清新政的失败以至辛亥革命未能在中国成功地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都与中国的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未有根本改变相关？
袁伟时：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首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为重要拐点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战火连绵，而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建设却被置诸脑后。
从洋务运动、1898年变法到清末新政，晚清七十年的一批历史人物虽然未能意识到以上问题的全部，却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被迫向西方学习，从总体上尚未逆历史潮流而动，然而从始至终他们跟不上历史潮流的脚步。
近代史学者袁伟时认为，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 “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像现实这样地高昂。”
余英时：现代化即西化
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对文化的超越似乎逐渐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是不是还有超越的能力，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这一态度的转变是有历史根源的。以往中国虽多次为北方民族所征服，但文化上始终不失优势。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势力侵入中国，局面大变。最初中国人还以为西方的长处只在船坚炮利，因此以为只要“师夷之长技”即可应付；稍后则发现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比不上西方，因此再进一步要求“变法”。清末民初之际，中国人更进一步了解到：西方的学术和思想也有比中国高明的地方，这就逼出了“五四”时代的思想革命。总之，这几个阶段清楚显示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从局部修改发展到全盘舍弃，对西方文化则由局部吸收发展到全盘拥抱。尤其重要的是：自“五四”以后，中国人（至少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西化，而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其前提。这可以鲁迅的话为代表。青年人向他提出读书的问题时，他的答案是：中国书越少读越好，最好是完全不读；要读便读外国书。这个观念对“五四”后一代青年的影响力很是很大的。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第13页。
费正清的观点：
费正清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说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能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
费正清对这一模式做了详细描述。指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彭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步履艰难、成绩不好？
2、中国在近代遭受了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长时间的多次侵略，还有国内的战争，中国社会长期动荡和贫穷，是阻挠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相比较之下，日本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反而从侵略邻国中受益。
毛泽东：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一切贫穷和苦难的总根源，是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步履艰难、成绩不好？
3、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中国错失了太多机遇。这里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节点：
A洋务运动；
B戊戌变法；
C清末新政；
D辛亥革命后；
E抗战胜利后；
F新中国建立。
A“自强运动”与“洋务运动”两个名词的区别何在？
关于洋务运动，史学界的评价现在基本上是正面的，就是中国的一场现代化运动。这方面的论文，以对个人（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研究、企业研究的文章居多。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吕实强先生说的一段话，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为什么大陆要用“洋务运动”？美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几乎很少用“洋务运动”，多用“自强运动”？“道理很简单。‘自强运动’是代表当时人心里面内忧外患的压迫……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用外国人方法，甚至于说在西学、西艺方面，也没有能够彻底学到外国人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但是他们内心的热情，内心的动机，是向着爱国的、努力奋进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用‘自强运动’，是代表一个继续的完整的动力。可是大陆上要否定这些努力，所以他们用了‘洋务运动’。用‘洋务运动’情形就不同了，仅是借用外国人的科学技术来完成他们的保卫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合作来维持统治阶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借用这些科技的目的并不是爱国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此解释下来，他们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所做的努力，都是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他们既然违反了人民的利益，便只有失败。当然引导到毛泽东说人民革命，领导人民，顺应人民，所以他们会成功。目的在这里，所以排除了‘自强’这个名词。”
B戊戌变法运动
现代史学研究，受到西方的影响，强调细节的研究，个案的研究，宏观研究受到冷落；同时强调还原历史，即重事实考证，不太注重理论和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表现的更明显。
戊戌变法运动的研究也是这样。对个人研究居多，特别是康有为的研究，文章不少。比如：茅海建对康有为的著作《我史》（《康有为自编年谱》）、康有为上清帝的奏折进行了比照研究，发现修改的痕迹很严重。再如：有学者考证康氏《新学伪经考》是抄袭学者廖平的著作。
康有为是中国变法的倡导者，也是中国变法运动的终结者。
黄小坚：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几个重要史实在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京），2011.9.17-22
二、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的行踪：为了求证孙中山当时在美的活动情况，根据有关史料线索，2010年12月15日，美国华人收藏协会秘书长、《星岛日报》专栏作家招思虹女士一行专程前往美国中北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现珍贵文物两件：布朗宫酒店（Brown Palace Hotel）孙中山入住登记记录和美国金山致公总堂在《科罗拉多丹佛日报》登载的演说启示。在布朗宫酒店，发现孙中山入住酒店登记记录档案。档案编号：62，由该酒店历史档案职员Debra Faulkner提供，在这份入住登记记录的最后两行，孙中山签名为：Y.S. Sun,住房号为321；同时入住的还有一位签名为W.S. Wong者，住房号为323。招思虹一行还去丹佛市图书馆查阅当年报纸。在文献档案室，在1911年10月7日（星期六）《科罗拉多丹佛日报》（）上发现了一则美洲金山致公总堂刊载的《请听演说》启示，全文为：公启者，本总堂实行光复主义，特派孙文大哥、黄云苏二位先生游埠，发挥洪门宗旨。定期 月 日，在 演说，届时敬请汉族男女同胞等聆伟论。 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启
C关于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关于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是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歧见和争论主要围绕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这一问题展开。而这一争论的产生又源自对辛亥革命的批评。
90年代初，有人提出辛亥革命有无必要的问题，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它“扫荡已有的社会积累”，“打到了皇帝，又没能创造出新权威”,“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1994年李泽厚公开提出：“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认为“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结果造成了“不断革命”的局面，而“‘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这就正式拉开了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论战的序幕。（转引自陈小雅《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东方》1995年第3期；李泽厚：《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年第5期。）
D辛亥革命的评价
马勇认为辛亥革命的崇高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和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不是不应该发生，二十志士的的觉悟太早了些，人为的力量太大了些。如果按照革命党人所反对的天演的规律持续发展，次序推开”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辛亥革命式的社会变动肯定在中国迟早要发生”，不过“结局要好的多”。（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的主管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辛亥革命的评价
陈小雅认为，辛亥革命的产生首先是“清政府的政策失误”，特别是新政政策失误的结果；其次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宿疾与调节功能的丧失”所致；还与革命党“整合无策，制度建设‘交白卷’”有关。指出 “革命党的错误”不在于推翻了清王朝，而“在于一口一口吞下了难以消化的‘果实’”，“急于求成的确是会把事情‘搞糟’的”。 （转引自陈小雅《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东方》1995年第3期。）
辛亥革命的评价（袁伟时）
辛亥革命有两个定性简单明了，是多数史家的共识：
就历史任务而言，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
就思想动力来说，它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为什么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能顺利踏上宪政的轨道？
袁伟时： 革命幼稚病的恶果
对孙文说来，南北议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南京临时政府财尽援绝，无法支撑下去了。革命军北伐，用武力统一中国，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美梦。和议达成，孙文和国民党是不是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执掌政权呢？
宪政的内在要求，一是约束权力，让它依法办事，不能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二是合理组织国家机关，使之互相制约和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实现高效运行和社会稳定。成熟的政治家或政党，一定会审时度势，纵横比较，通盘考虑昨天、今天和明天，作出恰当的决策。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军事和政治势力；而依仗革命声威在中央和地方议会系统占有最多席位的国民党则执掌着立法——制定规则的权力。后者的动向，影响十分深远。
一个基本态势是国民党人不愿意面对现实，冀图把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夺回来。这是理解民初政局的一把钥匙。
孙文有强烈的领袖欲，让出临时大总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章士钊的回忆文章（此文他曾请多位辛亥元老核对），证明了这个情况：
“当时最号激进如汪兆铭者，头脑较为清醒，彼能认为辛亥之成，出于南北形势之偶然，非革命党本身力能所致。于是总统一职，中山先生坚持不让时，兆铭公言：‘袁固多诈，孙亦无耻。’李小垣(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 任参谋长谓曾见汪札，确如此说。”
汪精卫是南北会谈时南方代表团的四位参赞之一， 深悉和谈过程的具体情况。
直至1912年2月3日，和议早已达成，只待宣统小儿下诏退位的时候，孙文仍然千方百计寻求日本的援助，巩固自己的政权和位置。在同日本人谈判中，他坦率地说：
“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子，确实是无可奈何之举。
尽管如此，1912年8月24日开始的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达成的共识，明确表示尊重袁世凯执政。他当面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 并一再公开表示，自己打算在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不但现在要支持袁世凯当总统，下一任总统仍然应该由袁世凯出任。用他的话来说是：“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甚富，足以当次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
但是与此同时，同盟会联合有关政党改组成立的国民党，在宋教仁实际领导下，却与孙中山的意愿背道而驰，表达了立即上台执政的强烈愿望，制宪和国会运作都在在体现了这个意图。要是说《临时约法》还有些模糊，《天坛宪法草案》一意推行内阁制，力求限制总统职权的意向就非常明确，甚至拟定一些非常过分的条文。这是袁世凯极力反抗的重要原因。
1912年1月，南北议和代表，达成建立共和政体，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协议。准备推让给袁氏的大总统是礼仪性的虚衔，还是实际执掌权力的行政首长？
准备推让给袁氏的大总统是礼仪性的虚衔，还是实际执掌权力的行政首长？
1911年12月25日，孙文抵达上海。各方人士筹备成立临时政府，沿用各省代表会议（临时参议院）12月2日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实行总统制。
在多次讨论中，宋教仁提出实行内阁制，历数总统制的弊端。孙文和同盟会的多数领导人及起义各省代表则反对内阁制，力主总统制。
许多史料证明，孙文的行政能力很弱。他尚且不甘当位高权轻的国家元首，雄才大略又有辉煌政绩的袁世凯所期望的更不可能是一个荣誉职位。
和议达成，孙文要交差了，下一任大总统笃定是袁世凯。形势大变，革命派支配下的临时参议院立即从制度设计上着手，急急忙忙制定《临时约法》。
“善后大借款”引发的纠葛
突出的事例是1913年的2500万英镑“善后大借款”。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当时财政混乱，赤字大量增加。不借外债，政府机关无法正常运作。由于低微的工资也无法正常发放，各地不断发生兵变。1912年4月，临时政府刚从南京搬到北京，宋教仁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就说：
“现在问题，以军队、财政为最急。整顿军队必先整理财政……民国将来不但本年须借债，从此六七年中均不可免。”
焦点是这次借款合不合法？1913年4月24、26日借款合同草签和正式签订后，国民党掀起风浪，说这次借款没有经过国会讨论，是非法的；此后几十年间，一些政治人物甚至史家也认同此说，甚至认为条件苛刻，是袁世凯政府“卖国”的罪证之一。也有一些史家，揭示历史真相，为袁世凯和当时经手的财政总长周学熙辩诬。
其实，1913年5月2日，袁世凯发出咨文给众参两院，已经清楚说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上年九月间，曾经国务会议拟定借款大纲，于十六、十七两日赴参议院研究同意以为进行标准。唇焦舌敝，往复磋磨，直至岁杪，合同条件，大致就绪。当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席参议院，先将特别条件逐条表决，正拟定期签字，该团忽以原议五厘利息……要求增加半厘，只得暂行停议……赓续磋商，尚幸稍有进步。利息一届，该银行团允仍照改五厘，其他条件亦悉如十二月二十七日通过参议院原议。事机万变，稍纵即逝……遂于二十四日与该银行团双方签订草合同，复以二十六日签订正合同……查此项借款条件，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国务总理暨财政总长赴前参议院出席报告，均经表决通过，并载明议事录内，自系当然有效。”
与此同时，财政部就将全部合同和附件公布，并发出布告说明事情的原委：
“合同内容，上年九月间，先经国务会议决定借款大纲五条，于上年九月十六、十七两日出席参议院协商，取得同意，本此标准，迭与银团磋商，始终不越大纲范围之外。”
条件谈妥、合同拟好后，又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偕总理出席参议院报告全文……是合同全体均经通过，载明前《参议院议事录》第三册中。现在签字的合同悉与上年通过之条件相同”。
事情经过清楚、确凿，善后大借款既有必要，又完全合法。执行上一届议会（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没有必要提交下届国会再讨论。
1913年第一届国会召开后，国民党诬指1912年临时参议院正式决议的事项为不合法，显然是不足为训的党派斗争伎俩。
国民党恃自己在国会占有多数议席，通过决议：
“众议院通过一个决议，大意说：借款并不反对。惟政府违法签约，送本院查照办理，本院决不承认，应将合同咨还政府。”
接着又火上加油，国民党议员邹鲁出面发起弹劾：
为什么要在大借款问题上大做文章？
著名记者黄远庸一再撰文揭示问题的实质：
“今照此法律派之主张，先以大借款坐定袁氏违法一次，则内阁不能不改组。内阁改组一次，坐定袁氏违法一次，则袁之势力及信用失坠一次。”
“逃过这一关，决不能逃过那关。然反面证明，即国党人亦暗中承认大借款之不违法也。”
“现在最激烈者，仅一孙中山。孙以反对借款通电各国，而收效相反；且颇为泰晤士所揶揄，故颇有骑虎难下之势。”
归根结蒂，是反对党极端不成熟，为反对而反对。
“弹劾案，一国政治之最大事件也……不料吾国乃视为寻常茶饭……皆动以此三字为拟议恫喝之词。政府已成朝夕打骂之顽童，议会等于三木不停之暴吏。”
辛亥革命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有三大收获：
1.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2.言论自由。
3.三纲坍塌，宗法专制的思想体系开始瓦解。
失败则在这些收获没有巩固下来。主要原因是北洋实力派和国民党都没有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他们口头上也讲法治，但行动上往往背道而驰。例如：
袁世凯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不经司法部门肆意抓人、杀人。
同盟会和国民党呢？1，动辄暗杀或捕杀和自己意见不合或被怀疑为政敌的人：陶成章（光复会领导人），陶骏保（革命军江浙联军参谋长）、黄远生（民初最著名的记者）、夏瑞芳（商务印书馆创始人）等都先后死于他们枪下。
2，一不如意，就起兵闹事，用枪杆子解决矛盾。“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伐”，“东征”，“国民革命”，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为止。这些行动都被美化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检视，大都是权力或利益之争。
“宋案”爆发，是等待司法解决还是选择武力反袁？
１９１２年底，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准备组织责任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引起袁世凯的恐慌。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车站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４月，他又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打算用这笔钱作为镇压革命党人的军费。６月，他又下令罢免国民党籍的江西、安徽、广东三省都督，并派兵南下，挑起内战。 孙中山号召举行“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统治。７月１２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黄兴也在南京宣布独立。接着，广东、安徽、福建、湖南、四川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这就是“二次革命”。７月２３日，袁世凯发布“讨伐令”，北洋军大举进攻江西、南京。７月２５日，北洋军攻陷湖口。８月１８日，南昌陷落，李烈钧出走。 北洋军攻打南京时，黄兴先期出走。９月１日，北洋军攻陷南京，“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
临时约法与“二次革命”
中国社科院马勇教授（2011，10，8凤凰世纪大讲堂：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新解：
马勇教授：最初宋教仁提出民主政体机构是实行内阁制，总统是国家元首，不掌实权。孙中山因为要做大总统，所以反对，后决定实行大总统制。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解职后次日，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制订，孙中山签署的《临时约法》，则企图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可以说，这个《临时约法》就是为了限制袁世凯而制订的。
马勇教授：“二次革命”。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开创了民主制度下军人干政的历史。是很恶劣的。
三、现代化的困境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8年，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提问：“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庭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现代化的困境
中国改革开放后后现代化发展提速，学者也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分析中国社会权力寻租与腐败现象，提出社会正义的问题。
另外，中国还面临着政治民主化和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
现代化的困境是什么？
困境有二
一是中国本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二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做分析）
三、现代化的困境
1、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东西越来越多，中国本土的东西越来越少。怎样保存我们的传统和文化？
外观周边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日本），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问题上解决得很成功。
2、毛泽东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课题。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3、今天，我们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换言之，在现代化过程中，怎么才能在西方的科技、民主进入中国社会的同时，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凸显。
中共从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最终成败。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