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定风波
图片预览
文档简介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想象一下，在某个早晨是天高气朗的日子，几个朋友一起去郊游，待到高兴时，却下起了大雨，同行的人皆抱怨连连。怪天公不作美，这是游玩的兴致全无，可是有一人却与众不同。别人都在奔跑找避雨的地方，而他却听着雨打竹叶声，哼着小曲，慢慢的走着。同行的人一定都笑他疯癫。
然而，别人笑‘痴’，谁解其中味啊。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
上片，写遇雨后的情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雨滴打在竹叶上发出响声，你不要感到扫兴。如果你把它当着美妙的音乐来欣赏，就不妨“吟啸且徐行”了。可见“莫听”两字，到出了苏轼的心境。对客观事物，客观存在不要太在意。不妨去欣赏它。人们都说，生活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那么如何才能善于发现呢？不妨学学苏轼。我们多数人都被外界的各种不顺心的事手烦恼，整天抱怨老天不公，有用吗？没用。可能当你抱怨后，却来个“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时人们又要说。真是 天意弄人呢？是吗？我说你这么认为就应该好好像苏轼学习了。不要被客观存在所牵绕。不妨去学着欣赏，大不了就像学看一幕悲剧一样，其实悲剧的人生才有价值。
生活条件不好。“竹杖芒鞋轻胜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才旷达吗。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朝廷不给我兼济天下的机会。“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初入庐山》诗）也涂个清净逍遥，说到底。谁不想，逍遥自在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才是人追求的最终生活境界。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我到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是：我没有什么身外之物，下雨也只要有一蓑衣就行了，管你三七二十一。燕子很轻盈才能飞的很敏捷。风筝很轻，才能飞的很高。人只有不被声明荣誉所累才能，领悟人生真谛。
下片是写，天转晴了。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料峭的春风把酒吹醒了，有点冷，冷吗。“山头斜照却相迎”不冷了吧。这个转，转出了味道：当你被外在的困境所困绕时，如果一味的抱怨，可能到顺境时，你也不能把握了。你应该时刻记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天晴后，回头看看“萧瑟处”，刚才还是大雨，现在已经天晴了，大自然就是这样，月圆了就缺，缺了有圆，反复循环。雨后便是天晴，天晴后便是下雨。如此循环，难道不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吗？佛说“菩提本无树，明净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你心静如湖水，全不在意外在事物的得失时，你便可以领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快乐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官场黑暗。被贬不知道有没有被升的机会，要想“也无风雨也无晴”，只有“归去”了。（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被贬黄州遭遇“经济危机” 如何度过困难时期2011年02月03日 12:38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马化福
字号:T|T3条评论 打印 转发核心提示：住处暂时是有了，但因为官俸停发，苏轼在职时是个清官，家中并无积蓄，所以一大家人的吃饭顿时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面前，苏轼不等，不靠，不乞，不要，而是采取了两项克服时艰的措施。
苏东坡画像（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9年第12期，作者：马化福（作者单位：安徽省六安市顺河店学校），原题：《苏轼与经济危机》
稍有一点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苏轼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是一位全才，诗文词赋无所不精，音乐书画无所不能。他的诗民间都有“韩潮苏海”的说法，意思是说：韩愈的诗如钱塘潮水，苏东坡的诗像大海一样宽广。他的文正如他自己所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挥洒自如，特别是文赋，南宋的王炎评他的赤壁二赋是“赋到此翁无人”，至于词，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简直可以说雄视千古，他精通音律，能制词牌，是音乐家；他擅丹青，是画家；他的《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是大书法家。但他在处理经济危机的一些措施却鲜为人知，现举几例以飨读者。北宋元丰二年（1079）正在湖州任太守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下狱，那年八月十八日被押送至京城汴梁，经过四个多月的反复审讯，至十二月二十七日，神宗皇帝终于降下圣旨，将苏轼夺去官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停发官俸，不得签书公事。十二月二十九日文书下达，正月初一便得起程。于是就在举国欢庆的元丰三年（1080）大年初一起程。苏轼由长子苏迈陪同，在御史台差人押解下赶赴黄州，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苏轼父子终于到达黄州。由于苏轼是犯官身份，没有官舍居住，初到黄州的苏轼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寺定惠院里。两个月后，苏轼的妻子王闰之（续弦，已故夫人王弗的堂妹），丫环王朝云，次子苏适，三子苏过，在被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监酒的弟弟苏辙的护送下也到了黄州。小小的定惠院住不下苏家这么多人，对文名远播的苏轼十分景仰的黄州太守陈君式把苏氏一家安顿到长江岸边的一个水驿临皋亭。住处暂时是有了，但因为官俸停发，苏轼在职时是个清官，家中并无积蓄，所以一大家人的吃饭顿时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面前，苏轼不等，不靠，不乞，不要，而是采取了两项克服时艰的措施。
苏轼的第一个措施是量入为出。他把夫人王闰之离京前变卖的些许家产换成铜钱，每月初他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串分挂在住所屋梁的三十颗铁钉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据苏轼说，当时黄州米价约二十钱一斗，他家日用米约二斗，每天需要米钱约三四十钱，剩下一百余钱用来买菜买鱼买肉也可以了。当日倘有盈余，则丢进另行准备的一个大竹筒里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招待宾客。这对黄州一般百姓来说，小日子还算可以的，但对苏轼来说，以前有官俸禄米，宾来朋往，花钱如流水，这样紧巴巴的日子那可真是“痛自节俭”了。(共63张PPT)
风飘飘，水寒寒，驾一叶扁舟来到赤壁之下，不经意间，“乌台诗案”的苦楚又掠过心头。面对这漫漫江水，他顿悟了。“哀吾生之须臾”，不如听江上之清风，看山间之明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怨属于多愁善感的李后主，而他只唱“大江东去”的豪迈，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 。
09级10班
高屹
作者简介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在外任职，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太守。后因“乌台诗案”获罪贬黄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于常州。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词开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传诵甚广。
写作背景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此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已近三年。在这遭受严重政治迫害后的几年里，苏轼内心当然有忿懑和痛苦的一面，但他却始终能以超人的旷达心态泰然处之。这首《定风波》就表现了苏轼当时“泰然处之”的心境。
诵读经典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yín）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suō） \烟雨\任平生。
料峭（qiào）\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注意：词语的抑扬顿挫 文句的舒缓轻重
边听边思考：
全词写了一件什么事？
苏轼遇雨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思考：
小序交代了哪些信息？
★时间：三月七日——宋神宗元丰五年，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个春天
★地点：沙湖道中
★天气：雨，晴
★人物：雨具（拿着雨具的仆人），同行，余
★故：交代写作缘由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你认为上阕中哪些词语用得好？ 请找出来品味。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欣赏词的上片
“莫听”表明自己的态度：
从容处之，悠闲自若。
“穿”和“打”都是很有力
度的，极言雨急雨大。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反映了苏轼在风
雨面前坦然处之，泰然自
自若的旷达情怀。
何妨吟啸且徐行。
“轻”字体现的是诗人
内心的轻松。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起了强调作用。“烟
雨”不仅指自然界的风雨,更
指人生的风雨，一语双关。
一个“任”字，表现出苏轼
面对风雨坦然豁达的襟怀
。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意思是什么？表达了诗人怎样的人生态度？
披着蓑衣在风雨中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
反映作者不避风雨,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
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晴。
欣赏词的下片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略带寒意的春风一吹之后，酒醒了，这时身上微微感到有些寒冷，刚刚自己还在瓢泼大雨中悠闲地走着，现在迎着的却是山头的斜阳了。
自然界忽晴忽雨，变化不定。★
想一想，这里除了写自然界忽晴忽雨变化不定外，还有什么言外之意吗
还包含政治上的晴雨不定。
一语双关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你如何理解句中的“风雨”和“晴”的？这三句是此篇的画龙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请谈谈是怎样的一种顿悟和启示？
“风雨” 比喻人生中的逆境,如各种政治打击和人生险途.
“晴” 比喻春风得意的顺境
人生有顺逆,有成败,有荣辱,有福祸。但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我们都要以坦然而超脱的心态去对待。胜不骄,败不馁,福不喜,祸不悲,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人格修养。风雨改变不了苏东坡，也改变不了我们。
启示：
如何理解苏轼的归去
体味词的艺术表现手法
一语双关
“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语双关，表面是说自然气侯，实则说，人生风雨不定，政治风雨不测，但他淡化了甚至无视所有风雨，无视处境好坏，无视官职升降，地位得失等，表现了他随缘自适、心境恬静、超凡脱俗的心态。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中记叙了途中遇雨的生活小事，描写了“春风”“山头斜照”等雨后天晴的平常自然之景，但在这些简朴的描述中却表现了无论人生遭遇多少苦难，只要坦然面对，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人生哲理。
以小见大
伟大的灵魂在艰苦的跋涉，无声的探索，无歌无喜，无风无雨。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中，隐喻寄托着苏轼遭贬后泰然自若的情绪；
在“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中，隐喻寄托着作者历经坎坷后对世事更加清醒的社会人生感受。
隐喻寄托
这首词记叙的是主人公出游时途中遇雨的一件小事，表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体验和感悟，表达了作者洒脱，旷达的性格和胸襟。
心有东坡词，人生无难题。 人生再多风雨，经过东坡的过滤，都变成一片晴空了。苏轼为我们撑起了一把伞，撑出了一片晴朗的天空，愿我们活得像他一样明亮，一样豁达。
谢谢大家！这首词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时苏轼在黄州。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
上阕写景。开首"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连用林、山、竹、墙、蝉、草、池塘七种典型意象描写了夏日雨后的景物，给人以密不透风之感。最后以"翻空白鸟"与"照水红蕖"相对，一个诉诸视觉："时时现"；一个诉诸嗅觉："细细香"。充满了诗情画意。
下阕写散步。江村小景绘好之后，视角则陡然一转，步入画中："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通过作者的外部形象显示其内心世界。最后两句乃点睛之笔，"殷勤"二字是拟人化手法，含有自嘲的辛酸和词人的感慨，"又得浮生一日凉"则又更进一层，超出世表。
上片借景抒情，通过一幅幅画面，展现了诗人那种百无聊赖、无可奈何的心境；下片直接描写人物的抑郁，结尾点出主题，一个得过且过、日复一日地消磨岁月又无可奈何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此词为东坡贬谪黄州时所作，是他当时乡间幽居生活的写照。词中所表现的，是作者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
上片写景，写的是夏末秋初雨后村舍周围的景色。
开头两句，由远而近，描绘自己身处的具体环境：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林尽头，有高山耸入云端，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像绿色的屏障，围护一所墙院周围。这所墙院，正是词人的居所。靠近院落，有一个池塘，池边长满枯萎的衰草。蝉声四起，叫声乱成一团。这两句词中，既有远景，又有近景；既有动景，又有静景；意象开阔，层次分明。作者运用拟人、拟物手法，传神地运用“断”、“隐”、“明”这三个主观色彩极强的形容词，把景物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三四两句，含意更深邃。宏廓的天空，不时地能看到白鸟飞上飞下，自由翱翔。满池荷花，映照绿水，散发出柔和的芳香。意境如此清新淡雅，似乎颇有些诗情画意；并且词句对仗，工整严密。芙蕖是荷花的别名。“细细香”，描写得颇为细腻，是说荷花散出的香味，不是扑鼻的浓烈香气，而是宜人的淡淡芳香。这两句写景有色有香，有动有静，空中与地上两组景象相得益彰，组成一幅相映成趣的美丽图卷。
过片写作者太阳西下时手拄藜杖缓步游赏，表现他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这三句似人物素描画，通过外部形象显示其内心世界，也是高明的手法。
最后两句，是画龙点睛之笔。词句的大意是：天公饶有情意似地，昨夜三更时分下了一场好雨，使得他又度过了凉爽的一天。“殷勤”二字，是拟人化手法。“浮生”二字，化用《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句意。这两句，抒发了作者乘兴游赏的盎然喜情。
这首词先写作者游赏时所见村景，接着才点明词中所写之游赏和游赏所见均因昨夜之雨而引起，抒发自己雨后得新凉的喜悦。这种写法，避免了平铺直叙，读来婉转蕴藉，回味无穷。苏轼《定风波》赏析作者:不详 时间:2007-5-22 21:58:42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200783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想象一下，在某个早晨是天高气朗的日子，几个朋友一起去郊游，待到高兴时，却下起了大雨，同行的人皆抱怨连连。怪天公不作美，这是游玩的兴致全无，可是有一人却与众不同。别人都在奔跑找避雨的地方，而他却听着雨打竹叶声，哼着小曲，慢慢的走着。同行的人一定都笑他疯癫。
然而，别人笑‘痴’，谁解其中味啊。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
上片，写遇雨后的情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雨滴打在竹叶上发出响声，你不要感到扫兴。如果你把它当着美妙的音乐来欣赏，就不妨“吟啸且徐行”了。可见“莫听”两字，到出了苏轼的心境。对客观事物，客观存在不要太在意。不妨去欣赏它。人们都说，生活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那么如何才能善于发现呢？不妨学学苏轼。我们多数人都被外界的各种不顺心的事手烦恼，整天抱怨老天不公，有用吗？没用。可能当你抱怨后，却来个“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时人们又要说。真是 天意弄人呢？是吗？我说你这么认为就应该好好像苏轼学习了。不要被客观存在所牵绕。不妨去学着欣赏，大不了就像学看一幕悲剧一样，其实悲剧的人生才有价值。
生活条件不好。“竹杖芒鞋轻胜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才旷达吗。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朝廷不给我兼济天下的机会。“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初入庐山》诗）也涂个清净逍遥，说到底。谁不想，逍遥自在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才是人追求的最终生活境界。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我到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是：我没有什么身外之物，下雨也只要有一蓑衣就行了，管你三七二十一。燕子很轻盈才能飞的很敏捷。风筝很轻，才能飞的很高。人只有不被声明荣誉所累才能，领悟人生真谛。
下片是写，天转晴了。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料峭的春风把酒吹醒了，有点冷，冷吗。“山头斜照却相迎”不冷了吧。这个转，转出了味道：当你被外在的困境所困绕时，如果一味的抱怨，可能到顺境时，你也不能把握了。你应该时刻记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天晴后，回头看看“萧瑟处”，刚才还是大雨，现在已经天晴了，大自然就是这样，月圆了就缺，缺了有圆，反复循环。雨后便是天晴，天晴后便是下雨。如此循环，难道不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吗？佛说“菩提本无树，明净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你心静如湖水，全不在意外在事物的得失时，你便可以领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快乐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官场黑暗。被贬不知道有没有被升的机会，要想“也无风雨也无晴”，只有“归去”了。（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对待佛老及心灵的态度
初到黄州的苏轼，的确贫病交加，穷困潦倒。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他两次说自己“穷到骨”，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也多次说道自己右目病笃，卧病半年，并“杜门斋僧，百想灰灭。”（《与蔡景繁》，《文集》卷55第1661页）在这种情况下，他“归诚佛僧”，专心研读佛经，对道家和道教也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在历史上，佛老思想往往成为困窘士子的精神支柱，但苏轼是否也像以往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在“穷”时接受佛老思想，从而“超世入佛”，或独善其身呢
苏轼对待佛教的态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首先，苏轼“归诚佛僧”不仅仅是为了排遣愁郁，消弭烦恼，更重要的是向往以此来作为分析既往人生的精神向度，求得更为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黄州安国寺记》《文集》卷12第391页）概述了初到黄州时学佛的缘由及心理，他说初到黄州“舍馆粗定，衣食稍给”之后，就开始了“自我反省”：“闭门却扫，收拾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闭门思过，诚心归佛，但细细品味，又觉不然。首先，前面所谓“皆不中道”，绝非诚心悔过之语，而是用一种十分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激情绪；后面的话与其说是祈求福佑，倒不如说是求诸己心，从精神上抛弃尘垢世污，以期达到“物我相忘”的境地。苏轼在黄州时期以前“锐于报国，拙于谋身”，烦恼纷生，在现实中无由排解，只好求诸佛学，从中汲取精种营养，摆脱儒家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建立新的生活态度。必须看到的是，这一切都是以执着现实人生为出发点的，因而苏轼不会否弃现实，否弃社会，否弃人生，变成真正的佛教徒。纵观苏轼的一生，佛教以及其他某些宗教对感性世界的否弃与苏轼的整个人生态度是有着根本的抵触的，因此，苏轼决不会变成虔诚的佛教徒，至多是以佛教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作为改造自己人生态度的工具而已。
其次，苏轼对待佛教充满了理性精神，决没有陷入宗教迷狂，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虽然崇尚佛教，但决不放弃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仅是借佛教的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现实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他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待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怎么时，可谓无一丝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 ”《论修养帖寄子由》，《苏轼集 志林》卷101第4256页）这无疑是对当时禅宗末流的斥骂。这不仅是对佛教的理解，也是对人生的理解，且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种任真适性的自由生活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思想，也开启了他的岭海时期的“思我无所思”、“吾生本无待”的人生审美化的先河。
第二，他拜佛读经，既非为了自度度人，也不是为了尊佛佞佛，而是为了追求“实用”，他在《答毕仲举书》（《文集》卷63第1961页）中，说：“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在这里，苏轼对陈述古的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技深为不屑，陈述古“终日说龙肉”，仅是玄谈而已，于人于己毫无补益，而苏轼虽“浅陋”，却能“食猪肉”，获得“实美而真饱”的效果。这说明苏轼把超世绝俗的佛教哲学赋予了世俗的色彩，将其改造成富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而“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是说他不相信人能够真正到达彼岸世界，实际上等于宣布了他不相信佛教。不相信佛教却去拜佛读经，看似矛盾，实际上正是苏轼的高明之处。
第三，他对待佛、道十分谨慎，对学佛习道时所容易出现的懒散和放逸，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答毕仲举书》中，他又说道：“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他常“自疑”以自我检索，并以自诫诫人，可谓用心良苦。
《雪堂记》（《文集》卷12第410页）通过“客”与“苏子”的辩论，充分展示了苏轼对待道家思想的态度。“客”是一位真正的道家子弟，他认为“夫势利不足以为藩也，名誉不足以为藩也，阴阳不足以为藩也，人道不足以为藩也。所以藩予者，特智也尔。”又说“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并具体指出苏轼建雪堂、绘雪壁“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且要邀“苏子”作“藩外之游”。“客”所主张的是要人涤除心智，使人变得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真正达到与天地万物泯为一体的境界。而苏轼并不愿做方外之士，他说自己建雪堂、绘雪壁的目的是为了“凄廪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相形之下，“彼其趑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 ”这就是说，苏轼学佛习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做“散人”，而是为了借以祛除儒家思想中的庸俗猥琐的一面，以建立更为通脱旷达的人生观。苏轼承认“子(客)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但他并不舍“下”取“上”，而是论证“下”的合理性与现实性，这如同对待陈述古学佛的态度一样，注重实用。接着，苏轼进一步指出：“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子之所为”，是一种所谓“至人”、“圣人”、“神人”的境界，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现实中无人能够做到，就是庄子本人，也要做漆园吏，也要“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然而，“我之所为”却是一种不脱离现实，“不傲睨万物”而又不拘泥现实、不汲汲功利的自由境界，这却是不易达到的。这篇《雪堂记》，表面上是“客”与“苏子”的辩论，实际上是他心灵活动的过程，他借此来申明对道家所持的态度，也借以丰富自己的心灵，发展自我。
综上所述，苏轼参禅悟道，并非为了超凡入圣，而是为了撷取精华，构建新的人生准则，他在《雪堂记》中说的一句话，最能概括这一特点，这就是“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这里的“世之事”，即指世事人生，包括参预现实社会实践和对生命本体的探讨；“世之机”，除了指险恶的“机心”外，主要指“利害之途”和“忧患之域”，即庸俗的功名利禄之心。他抛弃了“世之机”，心灵世界就变得海阔天空。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中评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经历时说：“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他以思辩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形上超越，这首先导向了他对生命本体的探索。
苏轼对生命本体的探索导向了他对现实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在向现实回归时，苏轼以自己特有的机制，把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任其性命之情”和“齐一万物”，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万法平等”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培养了他的不懈不躁，不惧不馁，任真自适而又观照现实的自由的人生品格。
二、超越与执著——对待现实的态度
被贬黄州的苏轼，生计窘迫，微薄的官俸不足以养家糊口。与历代遭贬的封建士大夫相比，苏轼最大的特点就是亲身参加了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在《东坡八首》（《诗集》卷21第1079页）自序中：“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乞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劳动情景: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其一）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下隰种粳稌，东原莳枣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家僮烧枯草，走报暗井出。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其二）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垅间，蚱蜢如风雨。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其四）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其五）
此时，苏轼俨然是一位朴实勤苦的农民。能够这样参加劳动，对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苏轼又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纵观《东坡八首》，其基本情调是一种恬淡的愉悦，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更没有哀愁，倒是从劳动中获得了一些过去不懂的知识和前所未有的感受。所谓“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不是矫情，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感受，所以才那样的纯朴与清新。
在久旱逢雨或农忙来临时，他总是带着一种欣喜的心情来描述：“昨夜南山云，闹到一犁外。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雷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其三）细腻与爽朗和谐地融为一体。
至于“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如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其细腻与真切，则似乎是一个人在低声絮语，与初夏的自然情景在暗自交流。这些清新而充实的诗句，既没有陶(潜)诗“悠然见南山”的道家气，也没有王(维)诗“空山不见人”的入禅味，而是既执著现实又超越现实，从现实生活中去感悟生命本体的存在。
如果不能执着现实，苏轼是不会甘受“筋力殆尽”的滋味的。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孜孜以求，对生命的深情热爱，他才能从艰苦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如果不能超越现实，摆脱世俗的偏见，尽管为生计所迫，他也不会去亲身垦荒、建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上面引述的诗作看，此时的苏轼对待体力劳动已经具有了审美化的感受，他不只是将体力劳动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而且是在一定意义上将体力劳动当作进阶。正是由于苏轼能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待体力劳动，将其赋予了形上的色彩，才使普通的劳动有了新的意义，才使这种劳动同陶渊明的“种豆南山”有了质的区别。在苏轼看来，这种劳动既不同于一般道家的归隐田园式，也不同于儒家落魄潦倒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局促人生，而是一种安时处顺、任其自然的人生经历，脱离世俗功利和肉体痛苦的生命活动，因此初步具有了形上本体的意义，为他的岭海时期的审美的人生境界开辟了途径。
对于现实的执著，苏轼直言不讳，他在《与滕达道书》（《文集》卷51第1475页）中说：“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他仍然象以往一样，时时关怀着民生疾苦，“但令人饱我愁无”的思想始终贯穿于黄州时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不仅写下了一些有关农事的诗，还发明了一种名叫秧马的拔秧机，减轻了农人的劳动强度，并创立了一个“救儿会”，力图改变当地农民因贫穷而溺婴的习俗。然而，正如前述，苏轼并未沉溺于现实，做一位庸常的“拘人”，而是把这些实践活动建立在新的视角之上，将其作为发展自我的外在契机，在思想和实践上表现出鲜明的超越色彩。“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与章子厚书》，《文集》卷49第1411页），他反觉得“五年严遣，已甘鱼鸟之乡”，并写诗道：“不愁春尽絮随风，但喜丹砂入颊红。流落天涯先有谶，摩挲金狄会当同。蘧蘧未必都非梦，了了方知不落空。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将地狱等天宫。”（《次韵答元素》，《诗集》卷21第1114页）。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淡然无忧乐”、“宠辱皆忘”之类的话俯拾皆是。他平日“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推骂”（《答李端叔书一首》，《文集》卷49第1432页），并把自己看成是“民之一”。在这一时期，他为两位故人作了传，一位是石幼安(见《石氏画苑记》，《文集》卷11第364页)，一位是陈季常(见《方山子传》，《文集》卷13第420页)。他说石幼安“举进士不第，即弃去，当以阴得官，亦不就，读书作诗以自娱而已。不求人。”并说“幼安识虑甚远，独口不言耳”。在《方山子传》中，他说方山子(陈季常)之家“环堵萧然，而其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并认为方山子对勋阀世业、功名富贵“皆弃而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在这里，苏轼实际上是借替人作传而为自己树立人格理想。
最能表现他的超越的襟怀的，当数《记承天寺夜游》（《文集》卷71第2260页）和《赤璧赋》（《文集》卷1第5页）。前者记叙了他寻张怀民夜游承天寺的经过和感受，仅一百零二字，却极为精警动人。其结句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一方面表现出他心灵的空明澄澈，另一方面是说人心即是标准，只要有“闲人”，便有美景，但月夜常设而“闲人”惟少。这显然己摆脱了世俗的价值标准，使自己的心灵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赤壁赋》不仅是苏轼重要的散文代表作，也是苏轼人格的重要的体现。通过分析该文的思想流程，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心理轨迹和其人格的新的特征。该文开头写道：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清风”、“水波”触动了人的思绪，而酒又使人暂时忘却了现实的束缚，使人进入了“明月之诗”、“窈窕之章”的审美境界，接着，明月升起，水天寥廓，游人就与自然冥然合一，无复有物我之别。这个开端引出了人的宇宙意识，是人由现实而至超越的生命流程的概括显现，在空明澄澈中，把人推向了哲理—审美的云端。接下来，由“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歌声、箫声引发了对历史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辩：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答曰：“‘明月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传说黄州赤壁就是三国时期曹操和周瑜鏖战的赤壁，此情此景，不能不引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历史的悲剧意识和人生的悲剧意识。英雄不能实现志愿，功业亦不能长存，那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历史上的英雄尚且如此，像我们这样的“沧海之一粟”的人物，又该如何呢？尤其是身遭贬谪的苏轼，恐怕就更要面对“悲风”而涕下了。然而，并不是这样，他以深邃的哲学思想，从心灵的深处来化解这种无限的悲剧意识：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是全文的关键。在这里，苏轼取消了事物的差别，其方法并不复杂，就是改变了观察事物的参照系，把自然万物和历史、人生放到一个更大乃至无穷的参照系中去考察，随着参照系的无限扩大，具体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就无限缩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万事万物就平等了，就没有区别了，而悲剧意识的根源就在于人们认为事物是有差别的。因此，在苏轼那里，悲剧意识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必须看到的是，这不是消极的化解，不是逃避现实的聪明的借口，更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以诗情为哲理，实现对人生的审美超越。这种超越把人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不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而是有更开阔的胸怀和更深邃的眼光。这样一来，人就会变得既努力做好现实中的每一件事，又不局限于这件事的具体意义，而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进行审美体验，这就是执著而又超越的人格。这相对于拘泥于现实的人格来讲是一种“自由人格”，也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人格”的内涵。
这种人格的特点是注重自我求索，任真自适而又观照现实。这种人格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影响尤大。王国维曾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文学小言》）他把苏轼列于“四子”之末，或许不仅仅是出于年代的先后，或许他还看到了他对前三者的超越。
三、“散人耶 拘人耶 ”——对传统人格的超越
在《雪堂记》中，“客”曾向“苏子”问道，“子世之散人耶 拘人耶 ”通过辩论，苏轼表明自己既非专嗜佛道以致向往做方外之士的“散人”，也非囿于儒家传统观念而“趑趄于利害之途”的“拘人”，而是超越了这两种人格，建构起了“自由人格”。
在中国历代封建文人士人夫中，其思想组成和人格表现最为复杂和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陶渊明、李白、白居易三人，把苏轼同他们加以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不同。
陶渊明是因“有志不获骋”而“归去来兮”，“兼济”不得，便去“独善”。他集儒、道于一身，把田园当作心灵的避难所，借以逃避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进而体察山林田园的“真意”，并最后消隐在其中。对陶渊明的诗格和人格的评价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六朝时期，由于崇尚华丽的文风而对陶诗的评价不高，钟嵘嫌其“质直”，仅是因为诗中有“风华清靡”之句，才列入中品。进入唐朝，人们崇尚的是昂扬的激情和现实的思考，所以尽管很多诗人明显接受了陶诗的影响，却并不特别表示推崇。到了宋代，人们崇尚的是理性的思辩和沉静的意蕴，陶渊明便受到了一致的推崇，无论是苏轼还是朱熹，都对他评价甚高。尤其是苏轼，写了大量的“和陶诗”，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一时间，拟陶、和陶简直成为一种风气，陶渊明也确立了一流大诗人的稳固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讲，今天的陶渊明可以说是苏轼塑造出来的。然而，苏轼没有步陶渊明的后尘，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弭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而是“澄怀观道”，求得对生活更深的理解，使自我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劳作十分艰辛，生活十分贫苦，但他不象陶渊明那样“心远地自偏”，而是把这种“造物”的安排看成是感悟人生的天赐良机。他以海棠自喻，高唱道：“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寓居定惠院之东……》，《诗集》卷20第1036页），以梅花自比，说“也知造物含深意，故与施朱发妙姿”（《红梅三首》，《诗集》卷21第1106页）。这里表现了一种乐观旷达、恣放向上的情怀，与陶渊明的怡然自得式的隐士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这种“深意”绝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之类的为将来兼济天下而进行的修身安排，而是以此为契机，使苏轼这位酷爱自由的诗人超传统人格，建立新的人格。
李白也以追求自由著称。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龚自珍《最录李白集》）李白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道家的自然人格和儒家的伦理人格交错互现，且又有很浓厚的仙、侠思想。因此，他一方面“将船买酒白云边”，任真恣放，与天地万物游，一方面又“举杯销愁愁更愁”，忧思茫茫，无可消解。他对生命的体验十分深刻，不论仕、隐还是游仙、行侠，均不能使自己满意。盛唐社会的开放性使李白能够充分体验中国士大夫的各种传统人格，虽然他对任何一种人格都不满意，但他的人格的意义就在于将这些人格同时集于一身，他虽然没能超越传统的人格，建构新的模式，但李白毕竟体现了盛唐风范，也为后来者提供了珍贵的借鉴。苏轼发展了李白追求身心自由的一面，又赋予了这种自由以新的内涵，使之返照于现实，使这种自由有了现实的落脚处。黄州时期的苏轼，从主观上看，是欲做“忠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他没有在仕、隐之间苦恼徘徊，从而免于落入非儒即道或儒道相济的传统人格的窠白，而是走向内心，发展自我。他在黄州以前写的《灵璧张氏园记》，《文集》卷11第368页）中曾说过：“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段话看似让人无所适从，实际上大有深意。苏轼借此教人不必屈己干仕，也不必矫情避仕；仕则仕，不仕则不仕，完全顺乎自然。不论仕与不仕，都必须保持个体的独立、自由。
对于白居易，苏轼是甚为尊崇的，但不论是对待佛教，还是对待世事人生，他俩的态度都大相径庭。白居易晚年自称皈依佛门，但其目的是为了“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作为一个富贵闲人，他既不深究佛理，更不愿躬身实践，而是借佛教创造一种消闲的生活方式。苏轼对待佛教虽也是佛为我用，但其取向是积极的。在对待世事人生上，白居易入世行儒，出世行佛、道，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入世时，讥刺时事，能使权豪“变色”、“扼腕”、“切齿”，他个人则能“不惧权豪怒”；出世时又“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多养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苏轼则不同，他不象白居易那样“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而是居朝市不念山林，居山林不念朝市，不论是“穷”是“达”，他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一切都置于自我发展的基础之上。
不论是陶渊明、李白，还是白居易，他们都没有处理好“兼济”与“独善”的关系，都只能在心怀缺憾的情况下，选择其中的一种。陶渊明虽归隐田园，却是一个“带性负气”之人(朱熹语)，而且把归隐当作抗议污浊现实
的一种方式；李白一会儿狂呼“直挂云帆济沧海”，一会儿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深感矛盾痛苦，至死未得其所；白居易的做法似乎很完美，后代也有许多文人起而仿效，但他身在庙堂即存山林之志，退居山林后又积极享乐，消极生活，实在算不得尊佛行道，倒颇似儒家末流的庸俗行径。他们之所以不能处理好“兼济”与“独善”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两种传统的行为方式只是伦理人格在施诸社会现实时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前者是伦理人格的向外拓展，后者是向内收缩。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对社会最高思想政治准则、道德伦理准则的认同和对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压抑为基础的，因此，“兼济”和“独善”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极，无法同时得兼。而苏轼则置换了“兼济”和“独善”的人格基础，即不论行“兼济”还是行“独善”，都不从主观上要求对外在社会准则的认同，而是建立在心理主义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因此，他满肚皮不合时宜，左支右绌，以致“致使台谏，例为怨仇”。他自己深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决不肯昧己循人，故而不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掌权，他总是动辄得咎，迭遭贬谪构陷。也正是因为如此，“兼济”和“独善”才得以统一，这两种传统的行为方式才有了新的意义。
细腻与爽朗和谐地融为一体。至于“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如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其细腻与真切，则似乎是一个人在低声絮语，与初夏的自然情景在暗自交流。这些清新而充实的诗句，既没有陶(潜)诗“悠然见南山”的道家气，也没有王(维)诗“空山不见人”的入禅味，而是既执著现实又超越现实，从现实生活中去感悟生命本体的存在。临江仙
夜归临皋①
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②，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③？夜阑风静縠纹平④。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①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九月作于黄州。临皋，即临皋亭，乃长江边的一个水驿官亭，在黄州朝宗门外。作者元丰三年
由定惠院移居于此。
② 东坡，本为黄州城东的旧营地。作者于本年春在此开荒植树，仰慕白居易在四川忠州东坡躬耕之事，遂名此地为“东坡”，
并取以为号。又建雪堂，其时堂未建成，故仍回临皋止宿。
③ 恨，感到缺憾。营营，为名利所纷扰。
④ 夜阑，夜深。縠，有皱纹的纱。縠纹，喻指水面上细小的波纹。
此词以夜饮醉归这件生活小事为由，即兴抒怀，展现了作者谪居黄州时期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上片叙写于东坡豪饮后醉归临皋之景。前两句点明了词人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可见是一醉方休的畅饮了。“仿佛”二字，刻画出词人醉眼朦胧之态，真切传神。“家童”三句，是回到寓所门前驻足叩门的情事。词人虽连连敲门，然小童因等不及主人夜深归来，酣睡已久，鼾声如雷，于叩门声全然不觉。于是，词人索性不再敲门，当此万籁俱寂的深夜，转而拄杖临江，细听涛声。苏轼一向认为“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二）。既然“执”（敲门）而不可得，随即便应转为“破”（倚杖听江声）。这一生活细节，是词人独特个性和旷达人生态度的又一次显现。
下片即是词人“倚杖听江声”时的哲思。“长恨”二句，化用“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庄子·知北游》）及“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庄子·庚桑楚》）之意，是词人当下对人生的思索和感叹。想平生颠沛飘泊，身不有己之时居多，何时才能不为外物所羁绊，任性逍遥呢？“夜阑”一句，亦景亦情，既是写深夜无风而平静的江面，也是词人此际宁静超然心境的象征，并从而引发出尾二句的渴望和遐想。“小舟”二句，写词人面对平静的江面，幻想着能如范蠡一样，驾一叶扁舟，远离尘世喧嚣，在江湖深处安闲地度过自己的馀生。此即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之意，体现了作者当时渴望得到精神自由和灵魂解脱的心境。
全词的特点是叙事、议论、写景、抒情相结合，语言舒展自如，简练生动，表现了词人独特的语言风格。在情感上，飘逸旷达与悲凉伤感交织一处，是词人谪居黄州时期复杂心境的很好展示。在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105次，这是深可玩味的。李泽厚先生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美的历程》）。由于其结尾所表达的弃官归隐之念，以至于“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美的历程》）。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实际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喻。诗词概述
【作品名称】念奴娇·赤壁怀古
【创作年代】宋代
【作者姓名】苏轼
【作品体裁】宋词
【诗词原文】 大江(1)东去,浪淘(2)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3)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4)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5)。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6)公瑾当年，小乔(7)初嫁了，雄姿英发(8)。羽扇纶(guān)巾(9)，谈笑间，樯橹(10)灰飞烟灭。故国(11)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huā）发(12)。人生（13）如梦，一樽还酹（ lèi ）（14）江月。
注释译文
注释
(1)大江：长江。（古时“江”特指长江，“河”特指黄河）。
(2)淘：冲洗。
(3)故垒：黄州古老的城堡，推测可能是古战场的陈迹。过去遗留下来的营垒。
(4)周郎：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人。东汉末年东吴名将，因其相貌英俊而有“周郎”之称。周瑜精通军事，又精于音律，江东向来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公元208年，孙、刘联军在周瑜的指挥下，于赤壁以火攻击败曹操的军队，此战也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公元210年，周瑜因病去世，年仅36岁。（安徽庐江有其周瑜墓。）
(5)雪：比喻浪花。
(6)遥想：形容想得很远。
(7)小乔：乔玄的小女儿，生的闭月羞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周瑜之妻；姐姐大乔为孙策之妻，有沉鱼落雁、倾国倾城之貌。
(8)英发：英俊勃发。
(9)羽扇纶巾：手摇动羽扇，头戴纶巾。这是古代儒将的装束，词中形容周瑜从容娴雅。纶巾：古代配有青丝带的头巾。
(10)樯橹：这里代指曹操的水军战船。樯，挂帆的桅杆。橹，一种摇船的桨。（所谓樯橹，物也；所谓强虏，人也。自古便有樯橹与强虏之争，记得上此课时，老师也曾对这两个词进行了分析，出于不同的版本，要看编者的喜好以及个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的对错，这两个词用于此处皆对，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用，不过考试时最好根据课本。鄙人认为，有争论的东西出在考试卷上需要慎重。现在人教是用强虏，但注释中也加入了“樯橹”的写法。）（现有教材作“樯虏”“强虏”）
(11)故国：这里指旧地，当年的赤壁战场。指古战场。
(12)华发：花白的头发。
（13）人生：现有版本作人间。
（14）酹：（古人祭奠）以酒浇在地上祭奠。这里指洒酒酬月，寄托自己的感情。
注：一樽还酹江月,“还”字的读法
古时读音是 huán 。
其实就是在现代，稍早一点——比如1960年代，也是只有一个 读音，没有普通话中“hái”这个读音。也就是说，在用于“归还”的“还”时，读作“huán”，在用作“还是”、“还有”这一义项时，仍然读作“huán”。事实上在古诗词中没有“还是”、“还有”的用法。hái这个读音最早是在明清小说中开始出现的。如《红楼梦》第五十回：“他竟比盖这园子还费工夫了”。
此外，就是在“一尊还酹江月”中，“还”也不是现代人很容易就联想到的
一尊“更”酹江月（“还”有“更、更加”的意义）。试想，“人生如梦”，怎么 一尊“更”酹江月呢？这里“还”是“回还”的意思，不是人回还，是人的“神思”回还，从梦中回还，醒来。杯中尚有余酒，何不一酹江月？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还”（繁体字为“还”），也只有一个读音：
卷二 辵部 还 复也。从辵瞏声。
户关切
户关切，切出来就是“ huán” 。注：其他版本。拍岸又作裂岸，人生又作人间。
译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后人书法作品
长江朝东流去，千百年来，所有才华横溢的英雄豪杰，都被长江滚滚的波浪冲洗掉了。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那旧营垒的西边，人们说：那是三国时周郎大破曹兵的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陡峭不平的石壁插入天空，惊人的巨浪拍打着江岸，卷起千堆雪似的层层浪花。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祖国的江山啊，那一时期该有多少英雄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遥想当年周公瑾，小乔刚刚嫁了过来，周公瑾姿态雄峻。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手里拿着羽毛扇，头上戴着青丝帛的头巾，谈笑之间，曹操的无数战船在浓烟烈火中烧成灰烬。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神游于故国（三国）战场，应该笑我太多愁善感了，以致过早地生出白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人的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还是把一杯酒献给江上的明月，和我同饮共醉吧！
思想感情
抒发了诗人对往昔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以及词人对自身坎坷人生的感慨之情。“人生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
诗词讲解
这首词是苏轼47岁谪居黄州游赤壁时写的。通过对赤壁的雄奇景色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三国的周瑜谈笑破敌的英雄业绩的向往，抒发了诗人凭吊古迹而引起的自己功业无成而白发已生的感慨。
上片写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词一开始，以一泻千里、日夜东流的长江着笔，给人以突兀峥嵘、震惊耳目的感觉。“大江东去”四字，概括出汹涌澎湃的万里长江向东流去的特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千古以来的“风流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业绩已成历史陈迹；这如同长江的浪花一样，带着他那美好的形象和青春的生命直奔大海，再不回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故垒”二字，写出了古代战场的遗址如在目前。“西边”一词，点明方位，有亲临其境的真实感。“人道是”三字，借人们的传说加以证实，深化“怀古”的感彩，使人倍感亲切。“三国周郎赤壁”，由时代、人物、地点三个不同性质的名词，组成一幅历史风云的画卷，将“赤壁之战”的图景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第一句写石，将陡峭峥嵘的石壁直插云天的险峻，形象贴切地描绘了出来。第二句写涛，不但写出了波涛粗野凶暴的性格，而且还描述了急流澎湃的气势，同时仿佛可以听到狂涛拍岸的吼声，看到它不可阻挡的威力。第三句写“拍岸”后的“惊涛”所出现的浪花飞溅的奇丽景象。这三句写景，真是字字珠玑，历历在目。“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两句是上、下片转折的枢纽。“江山如画”，是对上面所描写的雄伟江山的总括评价。“一时多少豪杰”，虽赞颂周郎，但包括讴歌历代的无数英雄在内。诗人在这里，把“如画”的江山和众多的“豪杰”联缀交织成词，创造出一种高尚隽美的意境，使人肃然起敬，并为之向往、倾倒。
下片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三句描写周瑜风华正茂的形象。“小乔初嫁了”，这句写入词中非等闲笔墨。“小乔”，是乔玄的小女，是当时有名的美人。周郎与她结婚是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到赤壁之战的时候，他俩成为夫妇已经10年了。这里写“初嫁”，不是诗人的一时疏忽，而是着意渲染词的浪漫气氛，这对塑造“雄姿英发”的周郎形象起着稍加点染、全篇生色的艺术效果。“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周瑜手执羽扇，头戴纶巾，表明他虽为武将，却有文士的风度，这样就突出了周瑜蔑视强敌的英雄气概。“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谈笑间”三字，字字千斤，力透纸背，充分反映了周瑜当年赤壁破曹时那种轻而易举的神态。“强虏”，指曹操的军队，含有贬义。“灰飞烟灭”，火烧赤壁的情景和曹操覆灭的惨象逼真地再现出来了，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心神仿佛游到三国时代周瑜立功的地方，应笑我自己多愁善感，早已生出白发来了。这三句是诗人抒发的感慨。上面怀古，这里抒情，这个情是由怀古而派生出来的。“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消极感伤的情调，产生着极不健康的影响，读时值得注意。同时也应该看到：以酒祭奠江月，这是诗人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苦闷的反映，是有志为国而不能施展怀抱的情绪的流露，这当然是封建统治者迫使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被磨折、被损害的心灵的结果，无疑的，多少隐含着对现实不满的感情在内。“江月”既照应首句，又点明时间，增强了词的优美抒情气氛，使词的情调刚柔相济、浓淡有度。
词中所描绘的“乱石”、“惊涛”的赤壁景色，“雄姿英发”的周郎形象，相映生辉，各臻其妙，为历代读者所传诵。
诗词鉴赏
①如果把破除传统作为"伟大"的一项基本素质的话，苏轼之于伟大是当之无愧的。与《花间》词中"花落子规啼，绿窗
写意插画
残梦迷"的幽约词境相比，苏轼词的逸怀浩气、举首高歌，无疑是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他的那些"似诗"的小词、"句读不葺之诗"，尽管在当世备受争议，但如此高远的气象、如此开阔的境界、如此旷达的风格，毕竟是此前罕以见到的。即此我们也可估量到苏轼这一类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首《念奴娇》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两年余。黄州城外的赤壁（鼻）矶风景优美，是文人清赏之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载东坡语：
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若使纵火，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因以小舟载酒，饮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苏轼这里所描述的风起水涌景象和对曹操、周瑜赤壁之战的联想，在这首《念奴娇》词和《赤壁赋》中都有鲜明生动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黄州之赤壁是否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故地是颇存疑虑的。
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阕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周郎"，故下阕便全从周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周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周瑜身上。然而写周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周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周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周郎转到自己。周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周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周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周瑜现今又如何呢 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周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周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樽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 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 '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阕。上阕咏赤壁，下阕怀周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 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阕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阕着重写人，借对周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周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周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周瑜的英资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
烘托和映衬
这首词中作者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周瑜，却从“千古风流人物”说起，由此引出赤壁之战时的“多少豪杰”，最后才集中为周瑜一人，突出了周瑜在作者心中的重要地位。词中有两种映衬：一种是实景和虚景相互映衬，另一种是周瑜的“雄姿英发”和作者的“早生华发”相互映衬。
用“大江东去”四字来雄视千古，自古以来，无人超越。它极简洁、质朴却有气象宏大，声势极豪壮，并且富含哲理，把读者带到千古兴亡的历史氛围之中，抒发了诗人对往昔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这是其他诗人所无法比拟的。
《念奴娇》一词在写作方法上的主要特点是结合写景和怀古来抒发感情。如上半阕对赤壁的描写和赞美，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下半阕刻画周瑜形象倾注了作者对历史英雄的敬仰。最后借“一樽还酹江月”表达自己的感慨。全词意境开阔，感情奔放，语言也非常生动形象。
② 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
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开篇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 人物的卓荦气概，并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气势恢宏，笔大如 橼。接着“故垒”两句，点出这里是传说中的古赤壁战场，借怀古以抒感。“人道是”，下笔 极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词题，又是为下阕缅怀公瑾预伏一笔。以下“乱石”三 句，集中描写赤壁雄奇壮阔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煞拍二句，总束上文，带起下片。“江山如画”，这明白精切、
脱口而出的赞美，是作者和读者从以上艺术地提供的大自然的雄伟画卷中自然得出的结论。
以上写周郎活动的场所赤壁四周的景色，形声兼备，富于动感，以惊心动魄的奇伟景观，隐喻 周瑜的非凡气概，并为众多英雄人物的出场渲染气氛，为下文的写人、抒情作好铺垫。
上片重在写景，下片则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笔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作者在历史 事实的基础上，挑选足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集中、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 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据史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 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正在皖城战役胜利之时，其后十年他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
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在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小乔初嫁了”这一生活细节，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见出周瑜的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乃是使东吴据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的保证，否则难免出现如杜牧《赤壁》诗中所写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严重后果。这可使人意识到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从肖像仪态上描写周瑜束装儒雅，风度翩翩。纶巾，青丝带头巾，“葛巾毛扇”，是三国以来儒将常有的打份，着力刻画其仪容装束，正反映出作为指挥官的周瑜临战潇洒从容，说明他对这次战争早已成竹在胸、稳操胜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精切地概括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场景。词中只用“灰飞烟灭”四字，就将曹军的惨败情景形容殆尽。
以下三句，由凭吊周郎而联想到作者自身，表达了词人壮志未酬的郁愤和感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倒装句，实为“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此句感慨身世，言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深沉、痛切地发出了年华虚掷的悲叹。“人生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酹”，即以酒洒地之意。
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
③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笔颇有气势，从长江着笔，巨大的空间；千古风流人物，广阔的历史时空，无数的英雄豪杰；将此二者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极为辽阔悠久的时空背景；浪淘尽，历史长河的冲刷。是悲哀，也是一种通脱，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
“故垒西边，人道是周郎赤壁”：如果说前边是一个气势非凡的大场景，那么，此时出现的则是一个细致精确的小场景，作为三国古战场的赤壁究竟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苏东坡所写之赤壁与历史上赤壁之战的赤壁绝非一处，对此，东坡有自知之明，因此在此处点出“周郎赤壁”在西。此句在文中作用极大，既拍合词题，又为下阙缅怀周公瑾预伏一笔。
美周郎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集中写出赤壁雄奇壮阔的景色：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地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顿时把读者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谪居黄州时作。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起笔高唱入云，气势足与“黄河之水天上来”相侔，而且词境壮阔，在空间上与时间上都得到极度拓展。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接着借“人道是”疑似之言，把江边故垒和周郎赤壁挂上了钩。“乱石崩云” 三句正面写赤壁景色， 惊心骇目。词中把眼前的乱山大江写得雄奇险峻，渲染出古战场的气氛和声势。对于周瑜，苏轼特别激赏他少年功名，英气勃勃。“小乔初嫁”看似闲笔，而且小乔初嫁周瑜在建安三年，远在赤壁之战前十年。特意插入这一句，更显得周瑜少年英俊 ，春风得意。词也因此豪放而不失风情，刚中有柔，与篇首“风流人物”相应。“羽扇纶巾”三句写周瑜的战功，也很特别。周瑜身为主将却并非兵戎相见，而是羽扇便服，谈笔风生。写战争一点不渲染士马金鼓的战争气氛，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这样写法更能突出他的风采和才能。苏轼这一年四十七岁了，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待罪黄州，同三十左右就功成名就的周瑜相比，不禁深自感愧。壮丽江山，英雄业绩，激起苏轼爽迈奋发的感情，也加深了他的内心苦闷和思想矛盾。故从怀古归到伤己，自叹“人间如梦”，举杯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一醉销愁了。这首怀古词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但篇末的感伤色彩掩盖不了全词的豪迈气派。词中写江山形胜和英雄伟业，在苏轼之前从未成功地出现过。因此这首《念奴娇》历来被看作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不但词的气象境界凌厉无前，而且大声铿锵。
④苏轼的词，不论内容和形式，都不那么拘于一格。有时放笔直书，便成为"曲子中缚不住"的"句读不葺之诗"；有些从内容看也颇为平凡。正如泥沙俱下的长江大河，不是一道清澈流水。但正因如此，才能显出江河的宏大气势。人们可以如此这般地挑剔它，却总是无法否定它。
苏轼这首《念奴娇》，无疑是宋词中有数之作。立足点如此之高，写历史人物又如此精妙，不但词坛罕见，在诗国也是不可多得的。
他一下笔就高视阔步，气势浑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细想万千年来，历史上出现过多少英雄人物，他们何尝不煌赫一时，俨然是时代的骄子。谁不赞叹他们的豪杰风流，谁不仰望他们的姿容风采！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随着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如今回头一看，那些"风流人物"当年的业绩，好像给长江浪花不断淘洗，逐步淡漠，逐步褪色，终于，变成历史的陈迹了。
"浪淘尽"──真是既有形象，更能传神。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一开头就抓住历史发展的规律，高度凝炼地写出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真是"高屋建瓴"，先声夺人。令人不能不惊叹。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上面已泛指"风流人物"，这里就进一步提出"三国周郎"作为一篇的主脑，文章就由此生发开去。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这是现场写景，必不可少。一句说，乱石像崩坠的云；一句说，惊涛像要把堤岸撕裂；由于乱石和惊涛搏斗，无数浪花卷成了无数的雪堆，忽起忽落，此隐彼现，蔚为壮观。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如画"是从眼前景色得出的结论。江山如此秀美，人物又是一时俊杰之士。这长江，这赤壁，岂能不引起人们怀古的幽情？于是，由此便逗引出下面一大段感情的抒发了。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作者在这里单独提出周瑜来，作为此地的代表人物，不仅因为周瑜在赤壁之战中是关键性人物，更含有艺术剪裁的需要在内。
请看，在"公瑾当年"后面忽然接上"小乔初嫁了"，然后再补上"雄姿英发"，真像在两座悬崖之间，横架一道独木小桥，是险绝的事，又是使人叹绝的事。说它险绝，因为这里原插不上小乔这个人物，如今硬插进去，似乎不大相称。所以确是十分冒险的一笔。说它又使人叹绝，因为插上了这个人物，真能把周瑜的风流俊雅极有精神地描画出来。从艺术角度来说，真乃传神之笔。那风神摇之处，决不是用别的句子能够饱满地表现的。
小乔
"羽扇纶巾"──这四个字，充分显示周瑜的风度闲雅，是"小乔初嫁了"的进一步勾勒和补充。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从这里就转入对个人身世的感慨。"故国神游"，是说三国赤壁之战和那些历史人物，引起了自己许多感想──好象自己的灵魂向远古游历了一番。"多情"，是嘲笑自己的自作多情。由于自作多情，难免要早生华发（花白的头发），所以只好自我嘲笑一番了。在这里，作者对自己无从建立功业，年纪又大了──对比起周瑜破曹时只有三十四岁，仍然只在赤壁矶头怀古高歌，不能不很有感慨了。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于是只好旷达一番。反正，过去"如梦"，现在也是"如梦"，还是拿起酒杯，向江上明月浇奠，表示对它的敬意，也就算了。这里用"如梦"，正好回应开头的"浪淘尽"。因为风流人物不过是"浪淘尽"，人间也不过"如梦"。又何必不旷达，又何必过分执着呢！这是苏轼思想上长期潜伏着的、同现实世界表现离心倾向的一道暗流。阶级的局限如此，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无法避免而不时搏动着。
综观整首词，说它很是昂扬积极，并不见得；可是它却告诉我们，词这个东西，绝不是只能在酒边花间做一名奴隶的。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也是划时代的进展。
词坛的新天地就是通过这些创作实践，逐步发展并且扩大其领域的。苏轼这首《念奴娇》，正是一个卓越的开头。至今为止，仍然象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大道上。
此词表达方式肆意大方。体现了以苏轼为赌豪放派的表达维度。所以，此词被誉为铁琴铜琶。
后世影响
《念奴娇》中的周瑜形象为何与《三国演义》中的大不相同？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了美化诸葛亮而贬低丑化周瑜严重扭曲历史造成的。苏轼笔下的周瑜年轻有为，文采风流，江山美人兼得，春风得意，且有儒将风度，指挥若定，胆略非凡，气概豪迈正史上的周瑜意气风发，胸襟广阔，年少有为，是苏轼心中十分仰慕的英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周瑜，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周瑜。
作者简介
作者苏轼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三寸有余，苏轼为人宽大如海”。苏轼是苏洵的次子（长子夭折），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亲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并非完全不同意，还是有部分认可的，前期反对，后期深入民间，了解到新法的好处，转而赞成新法好的方面。），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再迁至密州（今山东诸城），移至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区），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年—1066年）、弟弟苏辙（1039年—1112年）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作为杰出的词人，苏轼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等。政治倾向上，苏轼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因其书法方面成就极大，故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也有学者认为是蔡京）并称“宋四家"。苏轼提携的后人，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
创作背景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谪居黄州时作。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起笔高唱入云，气势足与“黄河之水天上来”相侔，而且词境壮阔，在空间上与时间上都得到极度拓展。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接着借“人道是”疑似之言，把江边故垒和周郎赤壁挂上了钩。“乱石崩云” 三句正面写赤壁景色， 惊心骇目。词中把眼前的乱山大江写得雄奇险峻，渲染出古战场的气氛和声势。对于周瑜，苏轼特别激赏他少年功名，英气勃勃。“小乔初嫁”看似闲笔，而且小乔初嫁周瑜在建安三年，远在赤壁之战前十年。特意插入这一句，更显得周瑜少年英俊 ，春风得意。词也因此豪放而不失风情，刚中有柔，与篇首“风流人物”相应。“羽扇纶巾”三句写周瑜的战功，也很特别。周瑜身为主将却并非兵戎相见，而是羽扇便服，谈笔风生。写战争一点不渲染士马金鼓的战争气氛，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这样写法更能突出他的风采和才能。苏轼这一年四十七岁了，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待罪黄州，同三十左右就功成名就的周瑜相比，不禁深自感愧。壮丽江山，英雄业绩，激起苏轼爽迈奋发的感情，也加深了他的内心苦闷和思想矛盾。故从怀古归到伤己，自叹“人间如梦”，举杯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一醉销愁了。这首怀古词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但篇末的感伤色彩掩盖不了全词的豪迈气派。词中写江山形胜和英雄伟业，在苏轼之前从未成功地出现过。因此这首《念奴娇》历来被看作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不但词的气象境界凌厉无前，而且大声铿锵，需要铜琵琶、铁绰板来伴唱，一改当时用女儿音哼唱的风气。
拓展：明代文学名篇《核舟记》
苏东坡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逸怀浩气、举首高歌，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借用怀古抒情，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文辞高妙精绝，生动感人，因此《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但成为后世广为诵读的文学名篇，而且也成为各类艺术广为表现的内容，涌现了许多艺术精品，《核舟记》就是这样一篇反映“苏轼游赤壁怀古抒情”艺术珍品的著名文章。 《核舟记》是由明代作家魏学洢所作，由同时代学者张潮编选到《虞初新志》。《核舟记》生动的描述了一件精巧绝伦的微雕工艺品（用桃核雕刻成的小船），刻的是苏东坡与黄庭坚、佛印泛舟游赤壁的情景。小核舟只有两个黄米粒那么高，船舱、小窗、栏杆如真的一般。总计一条船，刻了五个人，八扇窗户；箬竹叶做的船篷、船桨、炉子、茶壶、手卷、念珠各一件；对联、题名和篆文，文字共计三十四字。可是计算它的长度，还不满一寸。文章语言平实、洗练，生动的表现了历史上苏东坡携好友泛舟游赤壁，面对“大江东去”，“ 遥想公瑾当年”，吟诵“赤壁怀古”那段著名的文学故事。本文使用从两头到中间，从正面到背面的空间顺序，介绍了“核舟”的构件、雕刻和精湛,热情赞扬了我国古代的民间工艺匠人的雕刻艺术和才能.表现了作者对明代艺人王毅精湛工艺的赞美。《核舟记》也从另一个侧面通过精妙的微雕工艺品，向人们直观展现了“赤壁怀古”所营造的“江山如画”那优美意境。然而，由于时代较久远，王毅的《东坡游赤壁》核舟没有实物传世。
在后来的核舟作品中，《东坡夜游赤壁》历来是雕刻工艺家们常用的题材。至清代，广东的宫廷工艺家陈祖章在学习、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创作《东坡夜游赤壁》核舟，并在技艺、内涵上都有所发展，人物除苏东坡外，有客人、客妇、艄公、书童等7人，个个刻画精致，人物神态自然、宁静、超逸。陈祖章的核舟有一件传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镇馆之宝。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国宝大观》上是这样介绍的：“此舟呈稍深的橘红色，高1.6厘米，长3.4厘米。舟上设备齐全，舱中备有桌椅，并摆着杯盘菜肴，小窗镂空，可开可闭。舟上八人，异彩纷呈，为苏东坡泛舟夜游赤壁故事。舟底镌刻着细字《念奴娇·赤壁怀古》全文，下有“乾隆丁巳五月臣陈祖掌”款。http://wenku./view/2fb1b7afdd3383c4bb4cd2d0.html一切有情皆依食住
——略论苏轼黄州时期对佛学的接受
方培烽
苏轼经历乌台诗案的人生大劫之后的黄州谪居生活，是公认的苏轼在心态上和创作上的一个转折期。通过对苏轼在黄州的生活状况和他的创作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佛教及佛理对苏轼的变化起了重要的影响。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述苏轼之学：“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从现象上看，黄州之前苏轼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想的是“致君尧舜”，读的是“贾谊陆贽”，论的是“古今治乱”。虽然他天性中有与道家思想相通之处，“有见于中”，但奋厉当世之志还是在他心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儒家价值观出发，他甚至要批判佛老思想。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他抨击：“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但到了黄州，就变成“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这转变似显突兀。王水照先生在《苏轼选集》的前言中总结苏轼思想的特点是“杂”，他认为这种杂“既表现为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时贯串他的一生，又表现为这三种思想因素经常互相自我否定。”我认为佛儒道互相否定其实是表象，实际上苏轼在黄州时期对佛学的接受是对其人格层次的深化和人生境界的提升。苏轼并没有用佛家思想来否定儒家思想。因此,黄州之前苏轼在《水调歌头》中所唱叹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反映的是他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现实充满挫折，用世之志难酬，于是离开人间的念头油然而生，但这只是一腔幽怨一瞬间的迸发，人间虽苦却贵在有情，所以他选择留在人间。而在初到黄州所写的《卜算子》中，苏轼将自我化身为执着追求理想的孤鸿。黄庭坚评这阙词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这正说明开始比较深入地接受佛学的苏轼对人生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体认，经历人生大劫之后的苏轼已经完全放得下现实的进退得丧，不染尘俗，心中但有一个高远的理想而已。由此更进一步，便是绝俗之后，“一蓑烟雨任平生”和“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超旷境界。从创作中可以看出黄州时期苏轼经历了一个从儒到佛再到佛儒相参的过程。
从人生意义的角度来看，苏轼未接受佛教思想前是以儒家价值观作为思想基础，是以社会价值作为自我价值的核心，例如他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通篇大谈欧阳修对天下的作用，“民有父母，国有耆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但是这种价值观遮蔽了个人的主体意识。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之间永远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表现为无法实现社会价值。无论是追求功名利禄还是追求社会理想，最终总是以失意收场。而佛教是教人破除一切对外在的和自我的价值的执着。苏轼正是阅尽人生诸苦之后，在佛理影响下放下对社会价值的亟亟追求，一念反转，“回头自笑风波地”，开始追寻个人价值之路。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佛教本来就有对社会价值的深刻批判。佛家认为世间分为自相与实相，“自相即世之所以为世者。世间之相只是言说之构想，染相之取著，业惑之系缚而已。以故佛法继言其不自在，而谓之为苦。但自相者其表，案其实在，即就实相言，则世间自性本寂，虽名言构想而实际离想，虽染相取著而实际离取，虽业惑系缚而实际离系。”[1]故有“破壁成空，空不离壁”之禅喻。所谓社会价值即是社会的自相，苏轼一念反转，悟得自相与实相的道理，所以在《黄州安国寺记》中他说：“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得意之状溢于言表，但苏轼并未止步于此。佛学中所谓破外执容易，破我执难。一般人要放下外在于我的得失其实不太困难，但是对“我相”的执着却很难放得下，“我相”也是一种自相，是在色受想行识中建构起来的。“我相”是由种种我与外界的关系叠加整合而成，如“我相”中有我与父母的关系、我与朋友的关系、社会地位、国籍、民族、性别等等，一念起，念念俱起。惑于“我相”，再从虚幻的“我相”出发去寻找的人生意义自然也是虚幻的。所以六祖慧能有偈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教人一笔钩断，断然拒斥意识界诸相，“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而神秀的渐悟法门则未割断意识界和本体界的联系，主张“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自相中保持清净心去发现实相的存在。佛印也曾教东坡“一笔钩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至此苏轼可谓得解脱。他的作品如《承天寺夜游》、《记游定惠院》也反映出东坡的心态已转为自在随缘，不为俗务所牵系，因此他能够把逝者之往来与盈虚之消长超然待之，把“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视为“造物者之无尽藏”，一切色相皆是“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破除了对这些东西的执着自然能“喜而笑”。再如东坡作品中屡屡出现的“梦”字，便是在理性上彻悟自相后对人生的一种体认。
解脱之后苏轼也仍没有全盘否定儒家，反而用大乘佛法更加强调了儒家的用世思想。佛说“一切有情皆依食住”，就是说佛法不离世间，“有情之生存，事实固不能一笔抹杀”。[2]“食即有所资取，有所希求，则生活可有开展向善之义。食分段、触、思、识四类，先有资长，次求安适，进而希望，而把握充实，莫非食也。一切有情依此四食，而后生活可有开展向上。佛法利益有情，即根据其向善意欲而引导之。”[3]“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本在日常的行住坐卧中。因此苏轼当贬逐投荒之时仍能“覃思于《易》、《论语》，……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4]“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以求“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更将儒家济世救民于大乘佛法的慈悲为怀结合，慨叹“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5]在“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6]中，“仍不改对时弊‘托事以讽’的作风”[7]而且当他听闻岳鄂间有溺婴习俗，“闻之酸辛，为食不下”，不仅设法托当地官员革除这种恶习，还自言“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东坡自己经济拮据，每个月才用四千五百钱而已。
由此可见，苏轼对佛学的接受并不是用以否定儒家思想，而是在破执破妄而后得人生真谛的基础上对儒家的补充，即所谓以出世态度行入世事。经过佛教影响之后的苏轼可说是洗净铅华，寻回真我，在此基础上再去实践的自我价值与黄州前的执着于虚幻的社会价值有着天壤之别。
————————————
引注：
[1] 吕澂：《佛法与世间》
[2] 同注①
[3] 同注①
[4] 《黄州上文潞公书》
[5] 《鱼蛮子》
[6] 《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之二
[7] 王水照《苏轼》第58页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想象一下，在某个早晨是天高气朗的日子，几个朋友一起去郊游，待到高兴时，却下起了大雨，同行的人皆抱怨连连。怪天公不作美，这是游玩的兴致全无，可是有一人却与众不同。别人都在奔跑找避雨的地方，而他却听着雨打竹叶声，哼着小曲，慢慢的走着。同行的人一定都笑他疯癫。
然而，别人笑‘痴’，谁解其中味啊。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
上片，写遇雨后的情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雨滴打在竹叶上发出响声，你不要感到扫兴。如果你把它当着美妙的音乐来欣赏，就不妨“吟啸且徐行”了。可见“莫听”两字，到出了苏轼的心境。对客观事物，客观存在不要太在意。不妨去欣赏它。人们都说，生活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那么如何才能善于发现呢？不妨学学苏轼。我们多数人都被外界的各种不顺心的事手烦恼，整天抱怨老天不公，有用吗？没用。可能当你抱怨后，却来个“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时人们又要说。真是 天意弄人呢？是吗？我说你这么认为就应该好好像苏轼学习了。不要被客观存在所牵绕。不妨去学着欣赏，大不了就像学看一幕悲剧一样，其实悲剧的人生才有价值。
生活条件不好。“竹杖芒鞋轻胜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才旷达吗。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朝廷不给我兼济天下的机会。“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初入庐山》诗）也涂个清净逍遥，说到底。谁不想，逍遥自在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才是人追求的最终生活境界。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我到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是：我没有什么身外之物，下雨也只要有一蓑衣就行了，管你三七二十一。燕子很轻盈才能飞的很敏捷。风筝很轻，才能飞的很高。人只有不被声明荣誉所累才能，领悟人生真谛。
下片是写，天转晴了。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料峭的春风把酒吹醒了，有点冷，冷吗。“山头斜照却相迎”不冷了吧。这个转，转出了味道：当你被外在的困境所困绕时，如果一味的抱怨，可能到顺境时，你也不能把握了。你应该时刻记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天晴后，回头看看“萧瑟处”，刚才还是大雨，现在已经天晴了，大自然就是这样，月圆了就缺，缺了有圆，反复循环。雨后便是天晴，天晴后便是下雨。如此循环，难道不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吗？佛说“菩提本无树，明净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你心静如湖水，全不在意外在事物的得失时，你便可以领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快乐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官场黑暗。被贬不知道有没有被升的机会，要想“也无风雨也无晴”，只有“归去”了。（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被贬黄州遭遇“经济危机” 如何度过困难时期2011年02月03日 12:38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马化福
字号:T|T3条评论 打印 转发核心提示：住处暂时是有了，但因为官俸停发，苏轼在职时是个清官，家中并无积蓄，所以一大家人的吃饭顿时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面前，苏轼不等，不靠，不乞，不要，而是采取了两项克服时艰的措施。
苏东坡画像（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9年第12期，作者：马化福（作者单位：安徽省六安市顺河店学校），原题：《苏轼与经济危机》
稍有一点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苏轼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是一位全才，诗文词赋无所不精，音乐书画无所不能。他的诗民间都有“韩潮苏海”的说法，意思是说：韩愈的诗如钱塘潮水，苏东坡的诗像大海一样宽广。他的文正如他自己所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挥洒自如，特别是文赋，南宋的王炎评他的赤壁二赋是“赋到此翁无人”，至于词，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简直可以说雄视千古，他精通音律，能制词牌，是音乐家；他擅丹青，是画家；他的《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是大书法家。但他在处理经济危机的一些措施却鲜为人知，现举几例以飨读者。北宋元丰二年（1079）正在湖州任太守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下狱，那年八月十八日被押送至京城汴梁，经过四个多月的反复审讯，至十二月二十七日，神宗皇帝终于降下圣旨，将苏轼夺去官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停发官俸，不得签书公事。十二月二十九日文书下达，正月初一便得起程。于是就在举国欢庆的元丰三年（1080）大年初一起程。苏轼由长子苏迈陪同，在御史台差人押解下赶赴黄州，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苏轼父子终于到达黄州。由于苏轼是犯官身份，没有官舍居住，初到黄州的苏轼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寺定惠院里。两个月后，苏轼的妻子王闰之（续弦，已故夫人王弗的堂妹），丫环王朝云，次子苏适，三子苏过，在被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监酒的弟弟苏辙的护送下也到了黄州。小小的定惠院住不下苏家这么多人，对文名远播的苏轼十分景仰的黄州太守陈君式把苏氏一家安顿到长江岸边的一个水驿临皋亭。住处暂时是有了，但因为官俸停发，苏轼在职时是个清官，家中并无积蓄，所以一大家人的吃饭顿时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面前，苏轼不等，不靠，不乞，不要，而是采取了两项克服时艰的措施。
苏轼的第一个措施是量入为出。他把夫人王闰之离京前变卖的些许家产换成铜钱，每月初他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串分挂在住所屋梁的三十颗铁钉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据苏轼说，当时黄州米价约二十钱一斗，他家日用米约二斗，每天需要米钱约三四十钱，剩下一百余钱用来买菜买鱼买肉也可以了。当日倘有盈余，则丢进另行准备的一个大竹筒里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招待宾客。这对黄州一般百姓来说，小日子还算可以的，但对苏轼来说，以前有官俸禄米，宾来朋往，花钱如流水，这样紧巴巴的日子那可真是“痛自节俭”了。(共63张PPT)
风飘飘，水寒寒，驾一叶扁舟来到赤壁之下，不经意间，“乌台诗案”的苦楚又掠过心头。面对这漫漫江水，他顿悟了。“哀吾生之须臾”，不如听江上之清风，看山间之明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怨属于多愁善感的李后主，而他只唱“大江东去”的豪迈，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 。
09级10班
高屹
作者简介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在外任职，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太守。后因“乌台诗案”获罪贬黄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于常州。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词开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传诵甚广。
写作背景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此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已近三年。在这遭受严重政治迫害后的几年里，苏轼内心当然有忿懑和痛苦的一面，但他却始终能以超人的旷达心态泰然处之。这首《定风波》就表现了苏轼当时“泰然处之”的心境。
诵读经典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yín）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suō） \烟雨\任平生。
料峭（qiào）\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注意：词语的抑扬顿挫 文句的舒缓轻重
边听边思考：
全词写了一件什么事？
苏轼遇雨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思考：
小序交代了哪些信息？
★时间：三月七日——宋神宗元丰五年，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个春天
★地点：沙湖道中
★天气：雨，晴
★人物：雨具（拿着雨具的仆人），同行，余
★故：交代写作缘由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你认为上阕中哪些词语用得好？ 请找出来品味。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欣赏词的上片
“莫听”表明自己的态度：
从容处之，悠闲自若。
“穿”和“打”都是很有力
度的，极言雨急雨大。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反映了苏轼在风
雨面前坦然处之，泰然自
自若的旷达情怀。
何妨吟啸且徐行。
“轻”字体现的是诗人
内心的轻松。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起了强调作用。“烟
雨”不仅指自然界的风雨,更
指人生的风雨，一语双关。
一个“任”字，表现出苏轼
面对风雨坦然豁达的襟怀
。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意思是什么？表达了诗人怎样的人生态度？
披着蓑衣在风雨中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
反映作者不避风雨,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
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晴。
欣赏词的下片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略带寒意的春风一吹之后，酒醒了，这时身上微微感到有些寒冷，刚刚自己还在瓢泼大雨中悠闲地走着，现在迎着的却是山头的斜阳了。
自然界忽晴忽雨，变化不定。★
想一想，这里除了写自然界忽晴忽雨变化不定外，还有什么言外之意吗
还包含政治上的晴雨不定。
一语双关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你如何理解句中的“风雨”和“晴”的？这三句是此篇的画龙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请谈谈是怎样的一种顿悟和启示？
“风雨” 比喻人生中的逆境,如各种政治打击和人生险途.
“晴” 比喻春风得意的顺境
人生有顺逆,有成败,有荣辱,有福祸。但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我们都要以坦然而超脱的心态去对待。胜不骄,败不馁,福不喜,祸不悲,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人格修养。风雨改变不了苏东坡，也改变不了我们。
启示：
如何理解苏轼的归去
体味词的艺术表现手法
一语双关
“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语双关，表面是说自然气侯，实则说，人生风雨不定，政治风雨不测，但他淡化了甚至无视所有风雨，无视处境好坏，无视官职升降，地位得失等，表现了他随缘自适、心境恬静、超凡脱俗的心态。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中记叙了途中遇雨的生活小事，描写了“春风”“山头斜照”等雨后天晴的平常自然之景，但在这些简朴的描述中却表现了无论人生遭遇多少苦难，只要坦然面对，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人生哲理。
以小见大
伟大的灵魂在艰苦的跋涉，无声的探索，无歌无喜，无风无雨。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中，隐喻寄托着苏轼遭贬后泰然自若的情绪；
在“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中，隐喻寄托着作者历经坎坷后对世事更加清醒的社会人生感受。
隐喻寄托
这首词记叙的是主人公出游时途中遇雨的一件小事，表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体验和感悟，表达了作者洒脱，旷达的性格和胸襟。
心有东坡词，人生无难题。 人生再多风雨，经过东坡的过滤，都变成一片晴空了。苏轼为我们撑起了一把伞，撑出了一片晴朗的天空，愿我们活得像他一样明亮，一样豁达。
谢谢大家！这首词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时苏轼在黄州。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
上阕写景。开首"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连用林、山、竹、墙、蝉、草、池塘七种典型意象描写了夏日雨后的景物，给人以密不透风之感。最后以"翻空白鸟"与"照水红蕖"相对，一个诉诸视觉："时时现"；一个诉诸嗅觉："细细香"。充满了诗情画意。
下阕写散步。江村小景绘好之后，视角则陡然一转，步入画中："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通过作者的外部形象显示其内心世界。最后两句乃点睛之笔，"殷勤"二字是拟人化手法，含有自嘲的辛酸和词人的感慨，"又得浮生一日凉"则又更进一层，超出世表。
上片借景抒情，通过一幅幅画面，展现了诗人那种百无聊赖、无可奈何的心境；下片直接描写人物的抑郁，结尾点出主题，一个得过且过、日复一日地消磨岁月又无可奈何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此词为东坡贬谪黄州时所作，是他当时乡间幽居生活的写照。词中所表现的，是作者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
上片写景，写的是夏末秋初雨后村舍周围的景色。
开头两句，由远而近，描绘自己身处的具体环境：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林尽头，有高山耸入云端，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像绿色的屏障，围护一所墙院周围。这所墙院，正是词人的居所。靠近院落，有一个池塘，池边长满枯萎的衰草。蝉声四起，叫声乱成一团。这两句词中，既有远景，又有近景；既有动景，又有静景；意象开阔，层次分明。作者运用拟人、拟物手法，传神地运用“断”、“隐”、“明”这三个主观色彩极强的形容词，把景物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三四两句，含意更深邃。宏廓的天空，不时地能看到白鸟飞上飞下，自由翱翔。满池荷花，映照绿水，散发出柔和的芳香。意境如此清新淡雅，似乎颇有些诗情画意；并且词句对仗，工整严密。芙蕖是荷花的别名。“细细香”，描写得颇为细腻，是说荷花散出的香味，不是扑鼻的浓烈香气，而是宜人的淡淡芳香。这两句写景有色有香，有动有静，空中与地上两组景象相得益彰，组成一幅相映成趣的美丽图卷。
过片写作者太阳西下时手拄藜杖缓步游赏，表现他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这三句似人物素描画，通过外部形象显示其内心世界，也是高明的手法。
最后两句，是画龙点睛之笔。词句的大意是：天公饶有情意似地，昨夜三更时分下了一场好雨，使得他又度过了凉爽的一天。“殷勤”二字，是拟人化手法。“浮生”二字，化用《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句意。这两句，抒发了作者乘兴游赏的盎然喜情。
这首词先写作者游赏时所见村景，接着才点明词中所写之游赏和游赏所见均因昨夜之雨而引起，抒发自己雨后得新凉的喜悦。这种写法，避免了平铺直叙，读来婉转蕴藉，回味无穷。苏轼《定风波》赏析作者:不详 时间:2007-5-22 21:58:42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200783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想象一下，在某个早晨是天高气朗的日子，几个朋友一起去郊游，待到高兴时，却下起了大雨，同行的人皆抱怨连连。怪天公不作美，这是游玩的兴致全无，可是有一人却与众不同。别人都在奔跑找避雨的地方，而他却听着雨打竹叶声，哼着小曲，慢慢的走着。同行的人一定都笑他疯癫。
然而，别人笑‘痴’，谁解其中味啊。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
上片，写遇雨后的情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雨滴打在竹叶上发出响声，你不要感到扫兴。如果你把它当着美妙的音乐来欣赏，就不妨“吟啸且徐行”了。可见“莫听”两字，到出了苏轼的心境。对客观事物，客观存在不要太在意。不妨去欣赏它。人们都说，生活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那么如何才能善于发现呢？不妨学学苏轼。我们多数人都被外界的各种不顺心的事手烦恼，整天抱怨老天不公，有用吗？没用。可能当你抱怨后，却来个“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时人们又要说。真是 天意弄人呢？是吗？我说你这么认为就应该好好像苏轼学习了。不要被客观存在所牵绕。不妨去学着欣赏，大不了就像学看一幕悲剧一样，其实悲剧的人生才有价值。
生活条件不好。“竹杖芒鞋轻胜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才旷达吗。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朝廷不给我兼济天下的机会。“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初入庐山》诗）也涂个清净逍遥，说到底。谁不想，逍遥自在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才是人追求的最终生活境界。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我到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是：我没有什么身外之物，下雨也只要有一蓑衣就行了，管你三七二十一。燕子很轻盈才能飞的很敏捷。风筝很轻，才能飞的很高。人只有不被声明荣誉所累才能，领悟人生真谛。
下片是写，天转晴了。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料峭的春风把酒吹醒了，有点冷，冷吗。“山头斜照却相迎”不冷了吧。这个转，转出了味道：当你被外在的困境所困绕时，如果一味的抱怨，可能到顺境时，你也不能把握了。你应该时刻记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天晴后，回头看看“萧瑟处”，刚才还是大雨，现在已经天晴了，大自然就是这样，月圆了就缺，缺了有圆，反复循环。雨后便是天晴，天晴后便是下雨。如此循环，难道不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吗？佛说“菩提本无树，明净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你心静如湖水，全不在意外在事物的得失时，你便可以领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快乐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官场黑暗。被贬不知道有没有被升的机会，要想“也无风雨也无晴”，只有“归去”了。（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对待佛老及心灵的态度
初到黄州的苏轼，的确贫病交加，穷困潦倒。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他两次说自己“穷到骨”，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也多次说道自己右目病笃，卧病半年，并“杜门斋僧，百想灰灭。”（《与蔡景繁》，《文集》卷55第1661页）在这种情况下，他“归诚佛僧”，专心研读佛经，对道家和道教也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在历史上，佛老思想往往成为困窘士子的精神支柱，但苏轼是否也像以往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在“穷”时接受佛老思想，从而“超世入佛”，或独善其身呢
苏轼对待佛教的态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首先，苏轼“归诚佛僧”不仅仅是为了排遣愁郁，消弭烦恼，更重要的是向往以此来作为分析既往人生的精神向度，求得更为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黄州安国寺记》《文集》卷12第391页）概述了初到黄州时学佛的缘由及心理，他说初到黄州“舍馆粗定，衣食稍给”之后，就开始了“自我反省”：“闭门却扫，收拾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闭门思过，诚心归佛，但细细品味，又觉不然。首先，前面所谓“皆不中道”，绝非诚心悔过之语，而是用一种十分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激情绪；后面的话与其说是祈求福佑，倒不如说是求诸己心，从精神上抛弃尘垢世污，以期达到“物我相忘”的境地。苏轼在黄州时期以前“锐于报国，拙于谋身”，烦恼纷生，在现实中无由排解，只好求诸佛学，从中汲取精种营养，摆脱儒家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建立新的生活态度。必须看到的是，这一切都是以执着现实人生为出发点的，因而苏轼不会否弃现实，否弃社会，否弃人生，变成真正的佛教徒。纵观苏轼的一生，佛教以及其他某些宗教对感性世界的否弃与苏轼的整个人生态度是有着根本的抵触的，因此，苏轼决不会变成虔诚的佛教徒，至多是以佛教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作为改造自己人生态度的工具而已。
其次，苏轼对待佛教充满了理性精神，决没有陷入宗教迷狂，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虽然崇尚佛教，但决不放弃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仅是借佛教的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现实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他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待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怎么时，可谓无一丝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 ”《论修养帖寄子由》，《苏轼集 志林》卷101第4256页）这无疑是对当时禅宗末流的斥骂。这不仅是对佛教的理解，也是对人生的理解，且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种任真适性的自由生活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思想，也开启了他的岭海时期的“思我无所思”、“吾生本无待”的人生审美化的先河。
第二，他拜佛读经，既非为了自度度人，也不是为了尊佛佞佛，而是为了追求“实用”，他在《答毕仲举书》（《文集》卷63第1961页）中，说：“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在这里，苏轼对陈述古的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技深为不屑，陈述古“终日说龙肉”，仅是玄谈而已，于人于己毫无补益，而苏轼虽“浅陋”，却能“食猪肉”，获得“实美而真饱”的效果。这说明苏轼把超世绝俗的佛教哲学赋予了世俗的色彩，将其改造成富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而“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是说他不相信人能够真正到达彼岸世界，实际上等于宣布了他不相信佛教。不相信佛教却去拜佛读经，看似矛盾，实际上正是苏轼的高明之处。
第三，他对待佛、道十分谨慎，对学佛习道时所容易出现的懒散和放逸，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答毕仲举书》中，他又说道：“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他常“自疑”以自我检索，并以自诫诫人，可谓用心良苦。
《雪堂记》（《文集》卷12第410页）通过“客”与“苏子”的辩论，充分展示了苏轼对待道家思想的态度。“客”是一位真正的道家子弟，他认为“夫势利不足以为藩也，名誉不足以为藩也，阴阳不足以为藩也，人道不足以为藩也。所以藩予者，特智也尔。”又说“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并具体指出苏轼建雪堂、绘雪壁“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且要邀“苏子”作“藩外之游”。“客”所主张的是要人涤除心智，使人变得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真正达到与天地万物泯为一体的境界。而苏轼并不愿做方外之士，他说自己建雪堂、绘雪壁的目的是为了“凄廪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相形之下，“彼其趑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 ”这就是说，苏轼学佛习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做“散人”，而是为了借以祛除儒家思想中的庸俗猥琐的一面，以建立更为通脱旷达的人生观。苏轼承认“子(客)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但他并不舍“下”取“上”，而是论证“下”的合理性与现实性，这如同对待陈述古学佛的态度一样，注重实用。接着，苏轼进一步指出：“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子之所为”，是一种所谓“至人”、“圣人”、“神人”的境界，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现实中无人能够做到，就是庄子本人，也要做漆园吏，也要“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然而，“我之所为”却是一种不脱离现实，“不傲睨万物”而又不拘泥现实、不汲汲功利的自由境界，这却是不易达到的。这篇《雪堂记》，表面上是“客”与“苏子”的辩论，实际上是他心灵活动的过程，他借此来申明对道家所持的态度，也借以丰富自己的心灵，发展自我。
综上所述，苏轼参禅悟道，并非为了超凡入圣，而是为了撷取精华，构建新的人生准则，他在《雪堂记》中说的一句话，最能概括这一特点，这就是“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这里的“世之事”，即指世事人生，包括参预现实社会实践和对生命本体的探讨；“世之机”，除了指险恶的“机心”外，主要指“利害之途”和“忧患之域”，即庸俗的功名利禄之心。他抛弃了“世之机”，心灵世界就变得海阔天空。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中评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经历时说：“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他以思辩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形上超越，这首先导向了他对生命本体的探索。
苏轼对生命本体的探索导向了他对现实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在向现实回归时，苏轼以自己特有的机制，把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任其性命之情”和“齐一万物”，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万法平等”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培养了他的不懈不躁，不惧不馁，任真自适而又观照现实的自由的人生品格。
二、超越与执著——对待现实的态度
被贬黄州的苏轼，生计窘迫，微薄的官俸不足以养家糊口。与历代遭贬的封建士大夫相比，苏轼最大的特点就是亲身参加了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在《东坡八首》（《诗集》卷21第1079页）自序中：“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乞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劳动情景: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其一）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下隰种粳稌，东原莳枣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家僮烧枯草，走报暗井出。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其二）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垅间，蚱蜢如风雨。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其四）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其五）
此时，苏轼俨然是一位朴实勤苦的农民。能够这样参加劳动，对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苏轼又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纵观《东坡八首》，其基本情调是一种恬淡的愉悦，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更没有哀愁，倒是从劳动中获得了一些过去不懂的知识和前所未有的感受。所谓“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不是矫情，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感受，所以才那样的纯朴与清新。
在久旱逢雨或农忙来临时，他总是带着一种欣喜的心情来描述：“昨夜南山云，闹到一犁外。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雷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其三）细腻与爽朗和谐地融为一体。
至于“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如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其细腻与真切，则似乎是一个人在低声絮语，与初夏的自然情景在暗自交流。这些清新而充实的诗句，既没有陶(潜)诗“悠然见南山”的道家气，也没有王(维)诗“空山不见人”的入禅味，而是既执著现实又超越现实，从现实生活中去感悟生命本体的存在。
如果不能执着现实，苏轼是不会甘受“筋力殆尽”的滋味的。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孜孜以求，对生命的深情热爱，他才能从艰苦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如果不能超越现实，摆脱世俗的偏见，尽管为生计所迫，他也不会去亲身垦荒、建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上面引述的诗作看，此时的苏轼对待体力劳动已经具有了审美化的感受，他不只是将体力劳动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而且是在一定意义上将体力劳动当作进阶。正是由于苏轼能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待体力劳动，将其赋予了形上的色彩，才使普通的劳动有了新的意义，才使这种劳动同陶渊明的“种豆南山”有了质的区别。在苏轼看来，这种劳动既不同于一般道家的归隐田园式，也不同于儒家落魄潦倒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局促人生，而是一种安时处顺、任其自然的人生经历，脱离世俗功利和肉体痛苦的生命活动，因此初步具有了形上本体的意义，为他的岭海时期的审美的人生境界开辟了途径。
对于现实的执著，苏轼直言不讳，他在《与滕达道书》（《文集》卷51第1475页）中说：“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他仍然象以往一样，时时关怀着民生疾苦，“但令人饱我愁无”的思想始终贯穿于黄州时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不仅写下了一些有关农事的诗，还发明了一种名叫秧马的拔秧机，减轻了农人的劳动强度，并创立了一个“救儿会”，力图改变当地农民因贫穷而溺婴的习俗。然而，正如前述，苏轼并未沉溺于现实，做一位庸常的“拘人”，而是把这些实践活动建立在新的视角之上，将其作为发展自我的外在契机，在思想和实践上表现出鲜明的超越色彩。“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与章子厚书》，《文集》卷49第1411页），他反觉得“五年严遣，已甘鱼鸟之乡”，并写诗道：“不愁春尽絮随风，但喜丹砂入颊红。流落天涯先有谶，摩挲金狄会当同。蘧蘧未必都非梦，了了方知不落空。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将地狱等天宫。”（《次韵答元素》，《诗集》卷21第1114页）。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淡然无忧乐”、“宠辱皆忘”之类的话俯拾皆是。他平日“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推骂”（《答李端叔书一首》，《文集》卷49第1432页），并把自己看成是“民之一”。在这一时期，他为两位故人作了传，一位是石幼安(见《石氏画苑记》，《文集》卷11第364页)，一位是陈季常(见《方山子传》，《文集》卷13第420页)。他说石幼安“举进士不第，即弃去，当以阴得官，亦不就，读书作诗以自娱而已。不求人。”并说“幼安识虑甚远，独口不言耳”。在《方山子传》中，他说方山子(陈季常)之家“环堵萧然，而其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并认为方山子对勋阀世业、功名富贵“皆弃而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在这里，苏轼实际上是借替人作传而为自己树立人格理想。
最能表现他的超越的襟怀的，当数《记承天寺夜游》（《文集》卷71第2260页）和《赤璧赋》（《文集》卷1第5页）。前者记叙了他寻张怀民夜游承天寺的经过和感受，仅一百零二字，却极为精警动人。其结句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一方面表现出他心灵的空明澄澈，另一方面是说人心即是标准，只要有“闲人”，便有美景，但月夜常设而“闲人”惟少。这显然己摆脱了世俗的价值标准，使自己的心灵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赤壁赋》不仅是苏轼重要的散文代表作，也是苏轼人格的重要的体现。通过分析该文的思想流程，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心理轨迹和其人格的新的特征。该文开头写道：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清风”、“水波”触动了人的思绪，而酒又使人暂时忘却了现实的束缚，使人进入了“明月之诗”、“窈窕之章”的审美境界，接着，明月升起，水天寥廓，游人就与自然冥然合一，无复有物我之别。这个开端引出了人的宇宙意识，是人由现实而至超越的生命流程的概括显现，在空明澄澈中，把人推向了哲理—审美的云端。接下来，由“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歌声、箫声引发了对历史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辩：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答曰：“‘明月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传说黄州赤壁就是三国时期曹操和周瑜鏖战的赤壁，此情此景，不能不引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历史的悲剧意识和人生的悲剧意识。英雄不能实现志愿，功业亦不能长存，那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历史上的英雄尚且如此，像我们这样的“沧海之一粟”的人物，又该如何呢？尤其是身遭贬谪的苏轼，恐怕就更要面对“悲风”而涕下了。然而，并不是这样，他以深邃的哲学思想，从心灵的深处来化解这种无限的悲剧意识：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是全文的关键。在这里，苏轼取消了事物的差别，其方法并不复杂，就是改变了观察事物的参照系，把自然万物和历史、人生放到一个更大乃至无穷的参照系中去考察，随着参照系的无限扩大，具体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就无限缩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万事万物就平等了，就没有区别了，而悲剧意识的根源就在于人们认为事物是有差别的。因此，在苏轼那里，悲剧意识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必须看到的是，这不是消极的化解，不是逃避现实的聪明的借口，更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以诗情为哲理，实现对人生的审美超越。这种超越把人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不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而是有更开阔的胸怀和更深邃的眼光。这样一来，人就会变得既努力做好现实中的每一件事，又不局限于这件事的具体意义，而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进行审美体验，这就是执著而又超越的人格。这相对于拘泥于现实的人格来讲是一种“自由人格”，也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人格”的内涵。
这种人格的特点是注重自我求索，任真自适而又观照现实。这种人格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影响尤大。王国维曾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文学小言》）他把苏轼列于“四子”之末，或许不仅仅是出于年代的先后，或许他还看到了他对前三者的超越。
三、“散人耶 拘人耶 ”——对传统人格的超越
在《雪堂记》中，“客”曾向“苏子”问道，“子世之散人耶 拘人耶 ”通过辩论，苏轼表明自己既非专嗜佛道以致向往做方外之士的“散人”，也非囿于儒家传统观念而“趑趄于利害之途”的“拘人”，而是超越了这两种人格，建构起了“自由人格”。
在中国历代封建文人士人夫中，其思想组成和人格表现最为复杂和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陶渊明、李白、白居易三人，把苏轼同他们加以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不同。
陶渊明是因“有志不获骋”而“归去来兮”，“兼济”不得，便去“独善”。他集儒、道于一身，把田园当作心灵的避难所，借以逃避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进而体察山林田园的“真意”，并最后消隐在其中。对陶渊明的诗格和人格的评价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六朝时期，由于崇尚华丽的文风而对陶诗的评价不高，钟嵘嫌其“质直”，仅是因为诗中有“风华清靡”之句，才列入中品。进入唐朝，人们崇尚的是昂扬的激情和现实的思考，所以尽管很多诗人明显接受了陶诗的影响，却并不特别表示推崇。到了宋代，人们崇尚的是理性的思辩和沉静的意蕴，陶渊明便受到了一致的推崇，无论是苏轼还是朱熹，都对他评价甚高。尤其是苏轼，写了大量的“和陶诗”，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一时间，拟陶、和陶简直成为一种风气，陶渊明也确立了一流大诗人的稳固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讲，今天的陶渊明可以说是苏轼塑造出来的。然而，苏轼没有步陶渊明的后尘，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弭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而是“澄怀观道”，求得对生活更深的理解，使自我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劳作十分艰辛，生活十分贫苦，但他不象陶渊明那样“心远地自偏”，而是把这种“造物”的安排看成是感悟人生的天赐良机。他以海棠自喻，高唱道：“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寓居定惠院之东……》，《诗集》卷20第1036页），以梅花自比，说“也知造物含深意，故与施朱发妙姿”（《红梅三首》，《诗集》卷21第1106页）。这里表现了一种乐观旷达、恣放向上的情怀，与陶渊明的怡然自得式的隐士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这种“深意”绝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之类的为将来兼济天下而进行的修身安排，而是以此为契机，使苏轼这位酷爱自由的诗人超传统人格，建立新的人格。
李白也以追求自由著称。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龚自珍《最录李白集》）李白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道家的自然人格和儒家的伦理人格交错互现，且又有很浓厚的仙、侠思想。因此，他一方面“将船买酒白云边”，任真恣放，与天地万物游，一方面又“举杯销愁愁更愁”，忧思茫茫，无可消解。他对生命的体验十分深刻，不论仕、隐还是游仙、行侠，均不能使自己满意。盛唐社会的开放性使李白能够充分体验中国士大夫的各种传统人格，虽然他对任何一种人格都不满意，但他的人格的意义就在于将这些人格同时集于一身，他虽然没能超越传统的人格，建构新的模式，但李白毕竟体现了盛唐风范，也为后来者提供了珍贵的借鉴。苏轼发展了李白追求身心自由的一面，又赋予了这种自由以新的内涵，使之返照于现实，使这种自由有了现实的落脚处。黄州时期的苏轼，从主观上看，是欲做“忠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他没有在仕、隐之间苦恼徘徊，从而免于落入非儒即道或儒道相济的传统人格的窠白，而是走向内心，发展自我。他在黄州以前写的《灵璧张氏园记》，《文集》卷11第368页）中曾说过：“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段话看似让人无所适从，实际上大有深意。苏轼借此教人不必屈己干仕，也不必矫情避仕；仕则仕，不仕则不仕，完全顺乎自然。不论仕与不仕，都必须保持个体的独立、自由。
对于白居易，苏轼是甚为尊崇的，但不论是对待佛教，还是对待世事人生，他俩的态度都大相径庭。白居易晚年自称皈依佛门，但其目的是为了“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作为一个富贵闲人，他既不深究佛理，更不愿躬身实践，而是借佛教创造一种消闲的生活方式。苏轼对待佛教虽也是佛为我用，但其取向是积极的。在对待世事人生上，白居易入世行儒，出世行佛、道，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入世时，讥刺时事，能使权豪“变色”、“扼腕”、“切齿”，他个人则能“不惧权豪怒”；出世时又“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多养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苏轼则不同，他不象白居易那样“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而是居朝市不念山林，居山林不念朝市，不论是“穷”是“达”，他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一切都置于自我发展的基础之上。
不论是陶渊明、李白，还是白居易，他们都没有处理好“兼济”与“独善”的关系，都只能在心怀缺憾的情况下，选择其中的一种。陶渊明虽归隐田园，却是一个“带性负气”之人(朱熹语)，而且把归隐当作抗议污浊现实
的一种方式；李白一会儿狂呼“直挂云帆济沧海”，一会儿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深感矛盾痛苦，至死未得其所；白居易的做法似乎很完美，后代也有许多文人起而仿效，但他身在庙堂即存山林之志，退居山林后又积极享乐，消极生活，实在算不得尊佛行道，倒颇似儒家末流的庸俗行径。他们之所以不能处理好“兼济”与“独善”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两种传统的行为方式只是伦理人格在施诸社会现实时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前者是伦理人格的向外拓展，后者是向内收缩。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对社会最高思想政治准则、道德伦理准则的认同和对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压抑为基础的，因此，“兼济”和“独善”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极，无法同时得兼。而苏轼则置换了“兼济”和“独善”的人格基础，即不论行“兼济”还是行“独善”，都不从主观上要求对外在社会准则的认同，而是建立在心理主义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因此，他满肚皮不合时宜，左支右绌，以致“致使台谏，例为怨仇”。他自己深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决不肯昧己循人，故而不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掌权，他总是动辄得咎，迭遭贬谪构陷。也正是因为如此，“兼济”和“独善”才得以统一，这两种传统的行为方式才有了新的意义。
细腻与爽朗和谐地融为一体。至于“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如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其细腻与真切，则似乎是一个人在低声絮语，与初夏的自然情景在暗自交流。这些清新而充实的诗句，既没有陶(潜)诗“悠然见南山”的道家气，也没有王(维)诗“空山不见人”的入禅味，而是既执著现实又超越现实，从现实生活中去感悟生命本体的存在。临江仙
夜归临皋①
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②，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③？夜阑风静縠纹平④。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①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九月作于黄州。临皋，即临皋亭，乃长江边的一个水驿官亭，在黄州朝宗门外。作者元丰三年
由定惠院移居于此。
② 东坡，本为黄州城东的旧营地。作者于本年春在此开荒植树，仰慕白居易在四川忠州东坡躬耕之事，遂名此地为“东坡”，
并取以为号。又建雪堂，其时堂未建成，故仍回临皋止宿。
③ 恨，感到缺憾。营营，为名利所纷扰。
④ 夜阑，夜深。縠，有皱纹的纱。縠纹，喻指水面上细小的波纹。
此词以夜饮醉归这件生活小事为由，即兴抒怀，展现了作者谪居黄州时期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上片叙写于东坡豪饮后醉归临皋之景。前两句点明了词人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可见是一醉方休的畅饮了。“仿佛”二字，刻画出词人醉眼朦胧之态，真切传神。“家童”三句，是回到寓所门前驻足叩门的情事。词人虽连连敲门，然小童因等不及主人夜深归来，酣睡已久，鼾声如雷，于叩门声全然不觉。于是，词人索性不再敲门，当此万籁俱寂的深夜，转而拄杖临江，细听涛声。苏轼一向认为“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二）。既然“执”（敲门）而不可得，随即便应转为“破”（倚杖听江声）。这一生活细节，是词人独特个性和旷达人生态度的又一次显现。
下片即是词人“倚杖听江声”时的哲思。“长恨”二句，化用“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庄子·知北游》）及“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庄子·庚桑楚》）之意，是词人当下对人生的思索和感叹。想平生颠沛飘泊，身不有己之时居多，何时才能不为外物所羁绊，任性逍遥呢？“夜阑”一句，亦景亦情，既是写深夜无风而平静的江面，也是词人此际宁静超然心境的象征，并从而引发出尾二句的渴望和遐想。“小舟”二句，写词人面对平静的江面，幻想着能如范蠡一样，驾一叶扁舟，远离尘世喧嚣，在江湖深处安闲地度过自己的馀生。此即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之意，体现了作者当时渴望得到精神自由和灵魂解脱的心境。
全词的特点是叙事、议论、写景、抒情相结合，语言舒展自如，简练生动，表现了词人独特的语言风格。在情感上，飘逸旷达与悲凉伤感交织一处，是词人谪居黄州时期复杂心境的很好展示。在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105次，这是深可玩味的。李泽厚先生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美的历程》）。由于其结尾所表达的弃官归隐之念，以至于“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美的历程》）。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实际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喻。诗词概述
【作品名称】念奴娇·赤壁怀古
【创作年代】宋代
【作者姓名】苏轼
【作品体裁】宋词
【诗词原文】 大江(1)东去,浪淘(2)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3)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4)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5)。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6)公瑾当年，小乔(7)初嫁了，雄姿英发(8)。羽扇纶(guān)巾(9)，谈笑间，樯橹(10)灰飞烟灭。故国(11)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huā）发(12)。人生（13）如梦，一樽还酹（ lèi ）（14）江月。
注释译文
注释
(1)大江：长江。（古时“江”特指长江，“河”特指黄河）。
(2)淘：冲洗。
(3)故垒：黄州古老的城堡，推测可能是古战场的陈迹。过去遗留下来的营垒。
(4)周郎：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人。东汉末年东吴名将，因其相貌英俊而有“周郎”之称。周瑜精通军事，又精于音律，江东向来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公元208年，孙、刘联军在周瑜的指挥下，于赤壁以火攻击败曹操的军队，此战也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公元210年，周瑜因病去世，年仅36岁。（安徽庐江有其周瑜墓。）
(5)雪：比喻浪花。
(6)遥想：形容想得很远。
(7)小乔：乔玄的小女儿，生的闭月羞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周瑜之妻；姐姐大乔为孙策之妻，有沉鱼落雁、倾国倾城之貌。
(8)英发：英俊勃发。
(9)羽扇纶巾：手摇动羽扇，头戴纶巾。这是古代儒将的装束，词中形容周瑜从容娴雅。纶巾：古代配有青丝带的头巾。
(10)樯橹：这里代指曹操的水军战船。樯，挂帆的桅杆。橹，一种摇船的桨。（所谓樯橹，物也；所谓强虏，人也。自古便有樯橹与强虏之争，记得上此课时，老师也曾对这两个词进行了分析，出于不同的版本，要看编者的喜好以及个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的对错，这两个词用于此处皆对，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用，不过考试时最好根据课本。鄙人认为，有争论的东西出在考试卷上需要慎重。现在人教是用强虏，但注释中也加入了“樯橹”的写法。）（现有教材作“樯虏”“强虏”）
(11)故国：这里指旧地，当年的赤壁战场。指古战场。
(12)华发：花白的头发。
（13）人生：现有版本作人间。
（14）酹：（古人祭奠）以酒浇在地上祭奠。这里指洒酒酬月，寄托自己的感情。
注：一樽还酹江月,“还”字的读法
古时读音是 huán 。
其实就是在现代，稍早一点——比如1960年代，也是只有一个 读音，没有普通话中“hái”这个读音。也就是说，在用于“归还”的“还”时，读作“huán”，在用作“还是”、“还有”这一义项时，仍然读作“huán”。事实上在古诗词中没有“还是”、“还有”的用法。hái这个读音最早是在明清小说中开始出现的。如《红楼梦》第五十回：“他竟比盖这园子还费工夫了”。
此外，就是在“一尊还酹江月”中，“还”也不是现代人很容易就联想到的
一尊“更”酹江月（“还”有“更、更加”的意义）。试想，“人生如梦”，怎么 一尊“更”酹江月呢？这里“还”是“回还”的意思，不是人回还，是人的“神思”回还，从梦中回还，醒来。杯中尚有余酒，何不一酹江月？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还”（繁体字为“还”），也只有一个读音：
卷二 辵部 还 复也。从辵瞏声。
户关切
户关切，切出来就是“ huán” 。注：其他版本。拍岸又作裂岸，人生又作人间。
译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后人书法作品
长江朝东流去，千百年来，所有才华横溢的英雄豪杰，都被长江滚滚的波浪冲洗掉了。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那旧营垒的西边，人们说：那是三国时周郎大破曹兵的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陡峭不平的石壁插入天空，惊人的巨浪拍打着江岸，卷起千堆雪似的层层浪花。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祖国的江山啊，那一时期该有多少英雄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遥想当年周公瑾，小乔刚刚嫁了过来，周公瑾姿态雄峻。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手里拿着羽毛扇，头上戴着青丝帛的头巾，谈笑之间，曹操的无数战船在浓烟烈火中烧成灰烬。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神游于故国（三国）战场，应该笑我太多愁善感了，以致过早地生出白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人的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还是把一杯酒献给江上的明月，和我同饮共醉吧！
思想感情
抒发了诗人对往昔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以及词人对自身坎坷人生的感慨之情。“人生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
诗词讲解
这首词是苏轼47岁谪居黄州游赤壁时写的。通过对赤壁的雄奇景色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三国的周瑜谈笑破敌的英雄业绩的向往，抒发了诗人凭吊古迹而引起的自己功业无成而白发已生的感慨。
上片写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词一开始，以一泻千里、日夜东流的长江着笔，给人以突兀峥嵘、震惊耳目的感觉。“大江东去”四字，概括出汹涌澎湃的万里长江向东流去的特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千古以来的“风流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业绩已成历史陈迹；这如同长江的浪花一样，带着他那美好的形象和青春的生命直奔大海，再不回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故垒”二字，写出了古代战场的遗址如在目前。“西边”一词，点明方位，有亲临其境的真实感。“人道是”三字，借人们的传说加以证实，深化“怀古”的感彩，使人倍感亲切。“三国周郎赤壁”，由时代、人物、地点三个不同性质的名词，组成一幅历史风云的画卷，将“赤壁之战”的图景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第一句写石，将陡峭峥嵘的石壁直插云天的险峻，形象贴切地描绘了出来。第二句写涛，不但写出了波涛粗野凶暴的性格，而且还描述了急流澎湃的气势，同时仿佛可以听到狂涛拍岸的吼声，看到它不可阻挡的威力。第三句写“拍岸”后的“惊涛”所出现的浪花飞溅的奇丽景象。这三句写景，真是字字珠玑，历历在目。“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两句是上、下片转折的枢纽。“江山如画”，是对上面所描写的雄伟江山的总括评价。“一时多少豪杰”，虽赞颂周郎，但包括讴歌历代的无数英雄在内。诗人在这里，把“如画”的江山和众多的“豪杰”联缀交织成词，创造出一种高尚隽美的意境，使人肃然起敬，并为之向往、倾倒。
下片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三句描写周瑜风华正茂的形象。“小乔初嫁了”，这句写入词中非等闲笔墨。“小乔”，是乔玄的小女，是当时有名的美人。周郎与她结婚是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到赤壁之战的时候，他俩成为夫妇已经10年了。这里写“初嫁”，不是诗人的一时疏忽，而是着意渲染词的浪漫气氛，这对塑造“雄姿英发”的周郎形象起着稍加点染、全篇生色的艺术效果。“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周瑜手执羽扇，头戴纶巾，表明他虽为武将，却有文士的风度，这样就突出了周瑜蔑视强敌的英雄气概。“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谈笑间”三字，字字千斤，力透纸背，充分反映了周瑜当年赤壁破曹时那种轻而易举的神态。“强虏”，指曹操的军队，含有贬义。“灰飞烟灭”，火烧赤壁的情景和曹操覆灭的惨象逼真地再现出来了，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心神仿佛游到三国时代周瑜立功的地方，应笑我自己多愁善感，早已生出白发来了。这三句是诗人抒发的感慨。上面怀古，这里抒情，这个情是由怀古而派生出来的。“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消极感伤的情调，产生着极不健康的影响，读时值得注意。同时也应该看到：以酒祭奠江月，这是诗人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苦闷的反映，是有志为国而不能施展怀抱的情绪的流露，这当然是封建统治者迫使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被磨折、被损害的心灵的结果，无疑的，多少隐含着对现实不满的感情在内。“江月”既照应首句，又点明时间，增强了词的优美抒情气氛，使词的情调刚柔相济、浓淡有度。
词中所描绘的“乱石”、“惊涛”的赤壁景色，“雄姿英发”的周郎形象，相映生辉，各臻其妙，为历代读者所传诵。
诗词鉴赏
①如果把破除传统作为"伟大"的一项基本素质的话，苏轼之于伟大是当之无愧的。与《花间》词中"花落子规啼，绿窗
写意插画
残梦迷"的幽约词境相比，苏轼词的逸怀浩气、举首高歌，无疑是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他的那些"似诗"的小词、"句读不葺之诗"，尽管在当世备受争议，但如此高远的气象、如此开阔的境界、如此旷达的风格，毕竟是此前罕以见到的。即此我们也可估量到苏轼这一类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首《念奴娇》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两年余。黄州城外的赤壁（鼻）矶风景优美，是文人清赏之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载东坡语：
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若使纵火，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因以小舟载酒，饮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苏轼这里所描述的风起水涌景象和对曹操、周瑜赤壁之战的联想，在这首《念奴娇》词和《赤壁赋》中都有鲜明生动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黄州之赤壁是否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故地是颇存疑虑的。
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阕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周郎"，故下阕便全从周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周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周瑜身上。然而写周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周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周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周郎转到自己。周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周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周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周瑜现今又如何呢 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周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周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樽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 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 '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阕。上阕咏赤壁，下阕怀周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 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阕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阕着重写人，借对周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周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周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周瑜的英资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
烘托和映衬
这首词中作者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周瑜，却从“千古风流人物”说起，由此引出赤壁之战时的“多少豪杰”，最后才集中为周瑜一人，突出了周瑜在作者心中的重要地位。词中有两种映衬：一种是实景和虚景相互映衬，另一种是周瑜的“雄姿英发”和作者的“早生华发”相互映衬。
用“大江东去”四字来雄视千古，自古以来，无人超越。它极简洁、质朴却有气象宏大，声势极豪壮，并且富含哲理，把读者带到千古兴亡的历史氛围之中，抒发了诗人对往昔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这是其他诗人所无法比拟的。
《念奴娇》一词在写作方法上的主要特点是结合写景和怀古来抒发感情。如上半阕对赤壁的描写和赞美，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下半阕刻画周瑜形象倾注了作者对历史英雄的敬仰。最后借“一樽还酹江月”表达自己的感慨。全词意境开阔，感情奔放，语言也非常生动形象。
② 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
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开篇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 人物的卓荦气概，并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气势恢宏，笔大如 橼。接着“故垒”两句，点出这里是传说中的古赤壁战场，借怀古以抒感。“人道是”，下笔 极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词题，又是为下阕缅怀公瑾预伏一笔。以下“乱石”三 句，集中描写赤壁雄奇壮阔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煞拍二句，总束上文，带起下片。“江山如画”，这明白精切、
脱口而出的赞美，是作者和读者从以上艺术地提供的大自然的雄伟画卷中自然得出的结论。
以上写周郎活动的场所赤壁四周的景色，形声兼备，富于动感，以惊心动魄的奇伟景观，隐喻 周瑜的非凡气概，并为众多英雄人物的出场渲染气氛，为下文的写人、抒情作好铺垫。
上片重在写景，下片则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笔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作者在历史 事实的基础上，挑选足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集中、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 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据史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 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正在皖城战役胜利之时，其后十年他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
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在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小乔初嫁了”这一生活细节，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见出周瑜的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乃是使东吴据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的保证，否则难免出现如杜牧《赤壁》诗中所写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严重后果。这可使人意识到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从肖像仪态上描写周瑜束装儒雅，风度翩翩。纶巾，青丝带头巾，“葛巾毛扇”，是三国以来儒将常有的打份，着力刻画其仪容装束，正反映出作为指挥官的周瑜临战潇洒从容，说明他对这次战争早已成竹在胸、稳操胜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精切地概括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场景。词中只用“灰飞烟灭”四字，就将曹军的惨败情景形容殆尽。
以下三句，由凭吊周郎而联想到作者自身，表达了词人壮志未酬的郁愤和感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倒装句，实为“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此句感慨身世，言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深沉、痛切地发出了年华虚掷的悲叹。“人生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酹”，即以酒洒地之意。
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
③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笔颇有气势，从长江着笔，巨大的空间；千古风流人物，广阔的历史时空，无数的英雄豪杰；将此二者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极为辽阔悠久的时空背景；浪淘尽，历史长河的冲刷。是悲哀，也是一种通脱，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
“故垒西边，人道是周郎赤壁”：如果说前边是一个气势非凡的大场景，那么，此时出现的则是一个细致精确的小场景，作为三国古战场的赤壁究竟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苏东坡所写之赤壁与历史上赤壁之战的赤壁绝非一处，对此，东坡有自知之明，因此在此处点出“周郎赤壁”在西。此句在文中作用极大，既拍合词题，又为下阙缅怀周公瑾预伏一笔。
美周郎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集中写出赤壁雄奇壮阔的景色：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地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顿时把读者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谪居黄州时作。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起笔高唱入云，气势足与“黄河之水天上来”相侔，而且词境壮阔，在空间上与时间上都得到极度拓展。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接着借“人道是”疑似之言，把江边故垒和周郎赤壁挂上了钩。“乱石崩云” 三句正面写赤壁景色， 惊心骇目。词中把眼前的乱山大江写得雄奇险峻，渲染出古战场的气氛和声势。对于周瑜，苏轼特别激赏他少年功名，英气勃勃。“小乔初嫁”看似闲笔，而且小乔初嫁周瑜在建安三年，远在赤壁之战前十年。特意插入这一句，更显得周瑜少年英俊 ，春风得意。词也因此豪放而不失风情，刚中有柔，与篇首“风流人物”相应。“羽扇纶巾”三句写周瑜的战功，也很特别。周瑜身为主将却并非兵戎相见，而是羽扇便服，谈笔风生。写战争一点不渲染士马金鼓的战争气氛，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这样写法更能突出他的风采和才能。苏轼这一年四十七岁了，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待罪黄州，同三十左右就功成名就的周瑜相比，不禁深自感愧。壮丽江山，英雄业绩，激起苏轼爽迈奋发的感情，也加深了他的内心苦闷和思想矛盾。故从怀古归到伤己，自叹“人间如梦”，举杯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一醉销愁了。这首怀古词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但篇末的感伤色彩掩盖不了全词的豪迈气派。词中写江山形胜和英雄伟业，在苏轼之前从未成功地出现过。因此这首《念奴娇》历来被看作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不但词的气象境界凌厉无前，而且大声铿锵。
④苏轼的词，不论内容和形式，都不那么拘于一格。有时放笔直书，便成为"曲子中缚不住"的"句读不葺之诗"；有些从内容看也颇为平凡。正如泥沙俱下的长江大河，不是一道清澈流水。但正因如此，才能显出江河的宏大气势。人们可以如此这般地挑剔它，却总是无法否定它。
苏轼这首《念奴娇》，无疑是宋词中有数之作。立足点如此之高，写历史人物又如此精妙，不但词坛罕见，在诗国也是不可多得的。
他一下笔就高视阔步，气势浑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细想万千年来，历史上出现过多少英雄人物，他们何尝不煌赫一时，俨然是时代的骄子。谁不赞叹他们的豪杰风流，谁不仰望他们的姿容风采！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随着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如今回头一看，那些"风流人物"当年的业绩，好像给长江浪花不断淘洗，逐步淡漠，逐步褪色，终于，变成历史的陈迹了。
"浪淘尽"──真是既有形象，更能传神。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一开头就抓住历史发展的规律，高度凝炼地写出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真是"高屋建瓴"，先声夺人。令人不能不惊叹。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上面已泛指"风流人物"，这里就进一步提出"三国周郎"作为一篇的主脑，文章就由此生发开去。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这是现场写景，必不可少。一句说，乱石像崩坠的云；一句说，惊涛像要把堤岸撕裂；由于乱石和惊涛搏斗，无数浪花卷成了无数的雪堆，忽起忽落，此隐彼现，蔚为壮观。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如画"是从眼前景色得出的结论。江山如此秀美，人物又是一时俊杰之士。这长江，这赤壁，岂能不引起人们怀古的幽情？于是，由此便逗引出下面一大段感情的抒发了。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作者在这里单独提出周瑜来，作为此地的代表人物，不仅因为周瑜在赤壁之战中是关键性人物，更含有艺术剪裁的需要在内。
请看，在"公瑾当年"后面忽然接上"小乔初嫁了"，然后再补上"雄姿英发"，真像在两座悬崖之间，横架一道独木小桥，是险绝的事，又是使人叹绝的事。说它险绝，因为这里原插不上小乔这个人物，如今硬插进去，似乎不大相称。所以确是十分冒险的一笔。说它又使人叹绝，因为插上了这个人物，真能把周瑜的风流俊雅极有精神地描画出来。从艺术角度来说，真乃传神之笔。那风神摇之处，决不是用别的句子能够饱满地表现的。
小乔
"羽扇纶巾"──这四个字，充分显示周瑜的风度闲雅，是"小乔初嫁了"的进一步勾勒和补充。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从这里就转入对个人身世的感慨。"故国神游"，是说三国赤壁之战和那些历史人物，引起了自己许多感想──好象自己的灵魂向远古游历了一番。"多情"，是嘲笑自己的自作多情。由于自作多情，难免要早生华发（花白的头发），所以只好自我嘲笑一番了。在这里，作者对自己无从建立功业，年纪又大了──对比起周瑜破曹时只有三十四岁，仍然只在赤壁矶头怀古高歌，不能不很有感慨了。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于是只好旷达一番。反正，过去"如梦"，现在也是"如梦"，还是拿起酒杯，向江上明月浇奠，表示对它的敬意，也就算了。这里用"如梦"，正好回应开头的"浪淘尽"。因为风流人物不过是"浪淘尽"，人间也不过"如梦"。又何必不旷达，又何必过分执着呢！这是苏轼思想上长期潜伏着的、同现实世界表现离心倾向的一道暗流。阶级的局限如此，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无法避免而不时搏动着。
综观整首词，说它很是昂扬积极，并不见得；可是它却告诉我们，词这个东西，绝不是只能在酒边花间做一名奴隶的。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也是划时代的进展。
词坛的新天地就是通过这些创作实践，逐步发展并且扩大其领域的。苏轼这首《念奴娇》，正是一个卓越的开头。至今为止，仍然象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大道上。
此词表达方式肆意大方。体现了以苏轼为赌豪放派的表达维度。所以，此词被誉为铁琴铜琶。
后世影响
《念奴娇》中的周瑜形象为何与《三国演义》中的大不相同？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了美化诸葛亮而贬低丑化周瑜严重扭曲历史造成的。苏轼笔下的周瑜年轻有为，文采风流，江山美人兼得，春风得意，且有儒将风度，指挥若定，胆略非凡，气概豪迈正史上的周瑜意气风发，胸襟广阔，年少有为，是苏轼心中十分仰慕的英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周瑜，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周瑜。
作者简介
作者苏轼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三寸有余，苏轼为人宽大如海”。苏轼是苏洵的次子（长子夭折），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亲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并非完全不同意，还是有部分认可的，前期反对，后期深入民间，了解到新法的好处，转而赞成新法好的方面。），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再迁至密州（今山东诸城），移至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区），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年—1066年）、弟弟苏辙（1039年—1112年）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作为杰出的词人，苏轼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等。政治倾向上，苏轼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因其书法方面成就极大，故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也有学者认为是蔡京）并称“宋四家"。苏轼提携的后人，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
创作背景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谪居黄州时作。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起笔高唱入云，气势足与“黄河之水天上来”相侔，而且词境壮阔，在空间上与时间上都得到极度拓展。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接着借“人道是”疑似之言，把江边故垒和周郎赤壁挂上了钩。“乱石崩云” 三句正面写赤壁景色， 惊心骇目。词中把眼前的乱山大江写得雄奇险峻，渲染出古战场的气氛和声势。对于周瑜，苏轼特别激赏他少年功名，英气勃勃。“小乔初嫁”看似闲笔，而且小乔初嫁周瑜在建安三年，远在赤壁之战前十年。特意插入这一句，更显得周瑜少年英俊 ，春风得意。词也因此豪放而不失风情，刚中有柔，与篇首“风流人物”相应。“羽扇纶巾”三句写周瑜的战功，也很特别。周瑜身为主将却并非兵戎相见，而是羽扇便服，谈笔风生。写战争一点不渲染士马金鼓的战争气氛，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这样写法更能突出他的风采和才能。苏轼这一年四十七岁了，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待罪黄州，同三十左右就功成名就的周瑜相比，不禁深自感愧。壮丽江山，英雄业绩，激起苏轼爽迈奋发的感情，也加深了他的内心苦闷和思想矛盾。故从怀古归到伤己，自叹“人间如梦”，举杯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一醉销愁了。这首怀古词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但篇末的感伤色彩掩盖不了全词的豪迈气派。词中写江山形胜和英雄伟业，在苏轼之前从未成功地出现过。因此这首《念奴娇》历来被看作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不但词的气象境界凌厉无前，而且大声铿锵，需要铜琵琶、铁绰板来伴唱，一改当时用女儿音哼唱的风气。
拓展：明代文学名篇《核舟记》
苏东坡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逸怀浩气、举首高歌，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借用怀古抒情，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文辞高妙精绝，生动感人，因此《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但成为后世广为诵读的文学名篇，而且也成为各类艺术广为表现的内容，涌现了许多艺术精品，《核舟记》就是这样一篇反映“苏轼游赤壁怀古抒情”艺术珍品的著名文章。 《核舟记》是由明代作家魏学洢所作，由同时代学者张潮编选到《虞初新志》。《核舟记》生动的描述了一件精巧绝伦的微雕工艺品（用桃核雕刻成的小船），刻的是苏东坡与黄庭坚、佛印泛舟游赤壁的情景。小核舟只有两个黄米粒那么高，船舱、小窗、栏杆如真的一般。总计一条船，刻了五个人，八扇窗户；箬竹叶做的船篷、船桨、炉子、茶壶、手卷、念珠各一件；对联、题名和篆文，文字共计三十四字。可是计算它的长度，还不满一寸。文章语言平实、洗练，生动的表现了历史上苏东坡携好友泛舟游赤壁，面对“大江东去”，“ 遥想公瑾当年”，吟诵“赤壁怀古”那段著名的文学故事。本文使用从两头到中间，从正面到背面的空间顺序，介绍了“核舟”的构件、雕刻和精湛,热情赞扬了我国古代的民间工艺匠人的雕刻艺术和才能.表现了作者对明代艺人王毅精湛工艺的赞美。《核舟记》也从另一个侧面通过精妙的微雕工艺品，向人们直观展现了“赤壁怀古”所营造的“江山如画”那优美意境。然而，由于时代较久远，王毅的《东坡游赤壁》核舟没有实物传世。
在后来的核舟作品中，《东坡夜游赤壁》历来是雕刻工艺家们常用的题材。至清代，广东的宫廷工艺家陈祖章在学习、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创作《东坡夜游赤壁》核舟，并在技艺、内涵上都有所发展，人物除苏东坡外，有客人、客妇、艄公、书童等7人，个个刻画精致，人物神态自然、宁静、超逸。陈祖章的核舟有一件传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镇馆之宝。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国宝大观》上是这样介绍的：“此舟呈稍深的橘红色，高1.6厘米，长3.4厘米。舟上设备齐全，舱中备有桌椅，并摆着杯盘菜肴，小窗镂空，可开可闭。舟上八人，异彩纷呈，为苏东坡泛舟夜游赤壁故事。舟底镌刻着细字《念奴娇·赤壁怀古》全文，下有“乾隆丁巳五月臣陈祖掌”款。http://wenku./view/2fb1b7afdd3383c4bb4cd2d0.html一切有情皆依食住
——略论苏轼黄州时期对佛学的接受
方培烽
苏轼经历乌台诗案的人生大劫之后的黄州谪居生活，是公认的苏轼在心态上和创作上的一个转折期。通过对苏轼在黄州的生活状况和他的创作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佛教及佛理对苏轼的变化起了重要的影响。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述苏轼之学：“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从现象上看，黄州之前苏轼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想的是“致君尧舜”，读的是“贾谊陆贽”，论的是“古今治乱”。虽然他天性中有与道家思想相通之处，“有见于中”，但奋厉当世之志还是在他心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儒家价值观出发，他甚至要批判佛老思想。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他抨击：“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但到了黄州，就变成“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这转变似显突兀。王水照先生在《苏轼选集》的前言中总结苏轼思想的特点是“杂”，他认为这种杂“既表现为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时贯串他的一生，又表现为这三种思想因素经常互相自我否定。”我认为佛儒道互相否定其实是表象，实际上苏轼在黄州时期对佛学的接受是对其人格层次的深化和人生境界的提升。苏轼并没有用佛家思想来否定儒家思想。因此,黄州之前苏轼在《水调歌头》中所唱叹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反映的是他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现实充满挫折，用世之志难酬，于是离开人间的念头油然而生，但这只是一腔幽怨一瞬间的迸发，人间虽苦却贵在有情，所以他选择留在人间。而在初到黄州所写的《卜算子》中，苏轼将自我化身为执着追求理想的孤鸿。黄庭坚评这阙词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这正说明开始比较深入地接受佛学的苏轼对人生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体认，经历人生大劫之后的苏轼已经完全放得下现实的进退得丧，不染尘俗，心中但有一个高远的理想而已。由此更进一步，便是绝俗之后，“一蓑烟雨任平生”和“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超旷境界。从创作中可以看出黄州时期苏轼经历了一个从儒到佛再到佛儒相参的过程。
从人生意义的角度来看，苏轼未接受佛教思想前是以儒家价值观作为思想基础，是以社会价值作为自我价值的核心，例如他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通篇大谈欧阳修对天下的作用，“民有父母，国有耆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但是这种价值观遮蔽了个人的主体意识。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之间永远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表现为无法实现社会价值。无论是追求功名利禄还是追求社会理想，最终总是以失意收场。而佛教是教人破除一切对外在的和自我的价值的执着。苏轼正是阅尽人生诸苦之后，在佛理影响下放下对社会价值的亟亟追求，一念反转，“回头自笑风波地”，开始追寻个人价值之路。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佛教本来就有对社会价值的深刻批判。佛家认为世间分为自相与实相，“自相即世之所以为世者。世间之相只是言说之构想，染相之取著，业惑之系缚而已。以故佛法继言其不自在，而谓之为苦。但自相者其表，案其实在，即就实相言，则世间自性本寂，虽名言构想而实际离想，虽染相取著而实际离取，虽业惑系缚而实际离系。”[1]故有“破壁成空，空不离壁”之禅喻。所谓社会价值即是社会的自相，苏轼一念反转，悟得自相与实相的道理，所以在《黄州安国寺记》中他说：“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得意之状溢于言表，但苏轼并未止步于此。佛学中所谓破外执容易，破我执难。一般人要放下外在于我的得失其实不太困难，但是对“我相”的执着却很难放得下，“我相”也是一种自相，是在色受想行识中建构起来的。“我相”是由种种我与外界的关系叠加整合而成，如“我相”中有我与父母的关系、我与朋友的关系、社会地位、国籍、民族、性别等等，一念起，念念俱起。惑于“我相”，再从虚幻的“我相”出发去寻找的人生意义自然也是虚幻的。所以六祖慧能有偈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教人一笔钩断，断然拒斥意识界诸相，“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而神秀的渐悟法门则未割断意识界和本体界的联系，主张“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自相中保持清净心去发现实相的存在。佛印也曾教东坡“一笔钩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至此苏轼可谓得解脱。他的作品如《承天寺夜游》、《记游定惠院》也反映出东坡的心态已转为自在随缘，不为俗务所牵系，因此他能够把逝者之往来与盈虚之消长超然待之，把“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视为“造物者之无尽藏”，一切色相皆是“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破除了对这些东西的执着自然能“喜而笑”。再如东坡作品中屡屡出现的“梦”字，便是在理性上彻悟自相后对人生的一种体认。
解脱之后苏轼也仍没有全盘否定儒家，反而用大乘佛法更加强调了儒家的用世思想。佛说“一切有情皆依食住”，就是说佛法不离世间，“有情之生存，事实固不能一笔抹杀”。[2]“食即有所资取，有所希求，则生活可有开展向善之义。食分段、触、思、识四类，先有资长，次求安适，进而希望，而把握充实，莫非食也。一切有情依此四食，而后生活可有开展向上。佛法利益有情，即根据其向善意欲而引导之。”[3]“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本在日常的行住坐卧中。因此苏轼当贬逐投荒之时仍能“覃思于《易》、《论语》，……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4]“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以求“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更将儒家济世救民于大乘佛法的慈悲为怀结合，慨叹“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5]在“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6]中，“仍不改对时弊‘托事以讽’的作风”[7]而且当他听闻岳鄂间有溺婴习俗，“闻之酸辛，为食不下”，不仅设法托当地官员革除这种恶习，还自言“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东坡自己经济拮据，每个月才用四千五百钱而已。
由此可见，苏轼对佛学的接受并不是用以否定儒家思想，而是在破执破妄而后得人生真谛的基础上对儒家的补充，即所谓以出世态度行入世事。经过佛教影响之后的苏轼可说是洗净铅华，寻回真我，在此基础上再去实践的自我价值与黄州前的执着于虚幻的社会价值有着天壤之别。
————————————
引注：
[1] 吕澂：《佛法与世间》
[2] 同注①
[3] 同注①
[4] 《黄州上文潞公书》
[5] 《鱼蛮子》
[6] 《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之二
[7] 王水照《苏轼》第58页
同课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