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课 当代中国的外交 课件（52张PPT）

历史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第四单元 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

第14课 当代中国的外交
目录
CONTENTS
壹
贰
叁
肆
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成就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文献参考
史学材料导读：总论
社会大变革需要稳定的秩序，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与国之间也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以集中力量推进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造。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力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睦的周边环境；二是独立自主，不畏强暴，排除任何外来干预。
——摘编自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15页
史学材料研读一：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史学聚焦1：外交方针和对外关系基本原则的确定
史学材料研读一：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外交工作主要是处理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开辟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是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极端重要而又陌生的问题。一切工作都需要另辟蹊径，从头做起。新政府的外交工作，一开始就树立起自己的鲜明特点，那就是独立自主。
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充满民族自豪感地宣布：“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摘编自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15页。
在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先后将新中国的对外方针言简意赅地概况为三句话：“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另起炉灶”，就是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外交一刀两断，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一律不承认，也不承认外国政府派驻旧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而只当做普通侨民对待。采取“不承认”政策，主要是为了不受过去任何外交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使新中国一开始就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主要是考虑到旧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所控制，只有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之后，才能从容地考虑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这对于防止帝国主义钻进来捣乱有好处。因此，必须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按其内容分别处理，然后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以维护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开国创业1949---1956，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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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材料1：《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一边倒”
——人教版 《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苏关系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苏两党都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联共 (布 )、共产国际曾犯下了被部 分中共领导人认为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挥性错误，但客观地看,联共(布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壮大在原则上是给予了积极 支持的,中苏两党高层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保持着密切联系。随着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取得了胜利,苏联方面感到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接受未必适宜,而且联共(布 )中央、包括斯大林本人深知该条 约对中国方面的不平等性,并且表示在适当时机对该条约的有关条 款加以修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仅两个月后就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但其真正用是为 同苏联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即在政治上得到苏联的强有力支持,在经济上获得苏联的各项援助。苏联方面之所以此时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是因为中共在国内已经夺取全国政权。无论从革命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出发,它显然希望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苏联此时再也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与中共和国民党政府保持一种双重的外交关系。纵观此时的国际局 势,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已经形成,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历史教训中打消了在苏美之间保持平衡、作美苏桥梁以及 “中立美国”等想法,而是采取了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中共的上述做法正是出于对战后国际关系发生新变化的战略调整的考虑,而这种战略调整恰好符合苏联的革命利益,换言之,符合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 益。面对战后国际社会的新格局,不仅新中国需要苏联作为一个强大 的军事、政治、经济后盾,苏联更需要中国作为其远东的安全屏障,与帝国主义阵营抗衡。
——摘编自染景河、李福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月第1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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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材料2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随行人员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1950年初，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这一条约，是按照既定方针采取的外交行动，它意味着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关系格局基本形成。
历史地看，“一边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迈出的第一步，这个决策是成功的，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政府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都达到了。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还通过谈判，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通过与苏联结盟，新中国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如果没有“一边倒”的决策，很难设想这些问题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此后，在“一边倒”格局下，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随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以大国的姿态登上了国际舞台。
客观形成的“一边倒”格局，不仅是新中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主要是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反应的结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导致“一边倒”格局固定化和长期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随后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的对抗，“一边倒”的局面有可能不会持续那样长的时间，中美两国也有可能较早建立起外交关系，尽管不会是一种友好的关系。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地向美国做出了缓和的姿态，但美国并没有回应。
此外，在考察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形成过程中还应注意一些本文没有述及的历史因素的影响，包括：旧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给中共领导人留下的烙印，中共以往同美国政府打交道得到的经验教训，中共独特的按统一战线划分敌、我、友的原则制订外交政策的方法，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基本是以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态度来看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因素与当时的特定国际环境和国内需要混合在一起，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决心以一种简单明了、干脆利落的方式解决复杂的外交问题。
最后，在这个阶段，新生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恰好高度统一。不过，这种一致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一边倒”就短期而言，无疑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就长期发展而论，却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主要是它造成了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同时，在这一个格局下，新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各国，是发达国家中不发达的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部分，其消极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出来。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开国创业1949---1956，第95-97页
引证材料3
“一边倒”当然不是放弃民族独立，一切听从他人，去当别的国家的附庸。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他又说：“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
——摘编自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17页
补充材料：新中国外交的特征
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 一是革命性 , 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 “内向性” , 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 三是过渡性 , 即其形成是 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 , 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 色的转变。 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摘编自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J].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高考真题（2019·海南高考·11）1953年，中共中央发布指示，指出社会上流行颇广的“技术一边倒”口号“是不恰当的”，“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极和各种制度服务的”。这一指示(　　)
推动了“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调整
B．为“科教兴国”战略的施行指明方向
C．旨在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
D．有利于纠正学习苏联的教条化倾向
史学聚焦2：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迎来第一次建交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建国初期，外交工作按既定方针迅速展开。在处理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时，中国政府事实上采取了三种不同模式：对于苏联和东欧、亚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采取未经谈判直接建交的办法；对于一些愿意承认新中国的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采取经谈判建交的办法；对美、苏、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年多时间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9个，史称“第一次建交高潮”。通过与这些国家建交，中国以崭新的面貌走入国际社会，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开展友好合作，向周边国家传达了睦邻友好信息，向世界昭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迈出了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的重要一步。
从1949年底至1950年初，亚洲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西欧、北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表示承认新中国。对于这些国家，中国政府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以不同方式加以处理。一般是按共同纲领规定的原则，先谈判后建交，这是鉴于当时有些国家虽表示承认中国政府，但仍支持国民党集团，同其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或意欲制造“两个中国”。因此，中国政府坚持在建交前，双方派出代表，就建交“程序”等问题进行谈判，只有当对方明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诺支持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该国境内属于中国的财产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双方才能就建交日期和互换使节等问题进行磋商。按照上述原则，从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中国不仅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和芬兰五个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开国创业1949---1956，第91--94页。
完成下列要求：
据材料一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开放的举措，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对外开放的背景。（5分）
【答案】（1）举措：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引进项目；聘请外同专家（派遣留学生）。
背景：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两极格局的形成）。
史学聚焦3：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朝鲜停战的实现给远东和国际的紧张局势带来了某些缓和的迹象。党中央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行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迅速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首先是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消除朝鲜和印度支那两个战争热点，堵住美国在亚洲制造战争的借口，从而获得有利于国内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紧接着是在睦领外交中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邻国和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所了解和信服，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随后又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粉碎了美国和台湾国民党集团的阴谋破坏活动，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谊和合作。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还针对美国同台湾当局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发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的重要声明，促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树立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伸张正义、坚持原则、维护和平、说话算数的独特风格。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开国创业1949---1956，第557--558页
高考真题（2017.4·浙江高考·32）（10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55年，亚非国家政府首脑在万隆举行会议。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绝大多数国家作出了求同存异的努力。会议提出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主张“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决议“在实际可行的最大程度上互相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扩大多边贸易和支付范围的原则，稳定本区域商品贸易。倡议亚非各国人民“在现代世界的范围内恢复他们旧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接触”。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将作为一件世界大事载入史册”。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等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亚非国家在合作发展方面的诉求，简述上述诉求提出的时代背景。（5分）
【答案】（1）诉求：共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促进文化交流。（2分）
背景：二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国际局势紧张与缓和交织。（3分）
补充材料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 , 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对西方阵营强硬对抗转向谋求缓和与和平共处。 1956年 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将和平共处确定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长期的基本方针。受此影响 , 东西方紧张关系从1953年起开始走向缓和,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相继结束 , 东西方的和平共处有了现实的可能和机会。与此同时,新中国和一大批亚非新兴民族主义国家也迫切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发展和增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新中国倡导和奉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摘编自曹希岭《关于 50年代中期中国倡导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分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说：
“最近中国和印度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一协议中，他们规定了为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
由于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1956年波匈事件以后，针对苏联在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大国主义做法的暴露，中国政府在11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此后，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签署的双边文书中，都明确规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相互合作关系，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从最初作为处理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关系的准则，进而发展成为处理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以及一切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并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开国创业1949---1956，第557--558页
高考真题（2017·江苏高考·12）20世纪50年代的某外交声明称：“两国总理承认，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会缓和目前存在于世界上的紧张局势。”新中国与该声明密切相关的外交事宜是
A．参加万隆会议 B．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C．出席日内瓦会议 D．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014·四川高考·8）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并取得成功。这些成就(　　)
消除了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
B．体现了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精神
C．实现了不结盟外交的政策转变
D．反映了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
（2018·江苏高考·12）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邓小平得出上述论断，是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A．体现了国与国一律平等的理念 B．开创了中苏两国友好的局面
C．消除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分歧 D．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
补充材料2：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关系一直带有突出的党际关系色彩，即党的关系密切，国家关系就友好；党的关系终止，国家关系也即名存实亡。而在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下，领袖作为决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动。由此，中苏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首脑外交或领袖外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人的思想认识活动，特别是他们各自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和探索，便成为确定中苏关系走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双方关系中任何重大决策和重要变化都离不开他们的感知、感情甚或情绪的影响，过去评述较多的是，赫鲁晓夫搞现代修正主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对中国搞突然袭击，从而破坏了中苏关系，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认识的发展变化，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对苏政策，也从一个方面左右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这七年（1954---1960）是双方关系由鼎盛转而冷淡直至分裂的时期，是中苏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并开始走向敌对的时期。
第一阶段，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体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回顾1950年初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虽然在旧的中苏条约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让步，但事实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保证了苏联的战略需求。此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无私无畏的英勇表现，新中国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改变，对此时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总之，赫鲁晓夫实施对华新方针，纠正斯大林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使毛泽东得以在较斯大林时期所处地位更有利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胸臆直抒，振奋喜悦，直接促成了这一阶段中苏关系的密切，以达鼎盛。而此期中苏关系亲密无间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新中国创业伊始，百废待兴，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亟须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从事经济建设，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作为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强国和邻国是中国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其二，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在领导中国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实现工业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囿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只有苏联有能力并有可能大规模援助中国，因此只能以获得苏联经济援助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中，中苏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安全利益......
其四，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刚着手对苏联的内政外交进行改革，毛泽东于新政权建立之初，尚处在全面学习苏联阶段，双方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还没有发生矛盾，这也从主观上为中苏共渡“蜜月”提供了保证：如此种种，决定了毛泽东要将中苏友谊与团结“无限地发展与巩固起来”。此外，从苏联方面看，赫鲁晓夫当时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尚未稳固，非常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因而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华政策，以博取中国好感。这从客观上为中苏关系进入最佳状态提供了条件。
第二阶段，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开始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探索，这时双方的探索既有趋同性，又有背离性。其趋同性使此期的中苏关系显露出友好的，有时甚至是极亲密的表象，而其背离性又导致在亲密的表象下蛰伏着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因素，双方关系开始隐隐出现裂痕，由亲密无间转呈求同存异的状态。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开国创业1949---1956，586--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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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58年初至1960年末。这三年，在表明上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口号下，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不断朝相互拆台的方向发展，双方关系一年比一年冷淡，直至走向公开分裂。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开国创业1949---1956，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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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破裂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从西方视角特别是《中国季刊》所刊发的文章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大多立足于国家利益发展来看待中苏关系问题。因此，他们认为个人因素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意识形态论战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表象，核心问题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其中政治（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苏联开始担忧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事务中，苏联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感到担忧和不满；在对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苏联也一直持压制态度。中苏关系在政治摩擦中逐渐恶化）和军事因素（主要围绕着苏联对华军事援助以及发展核武器、军备控制问题）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分析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没有分析共同利益对中苏关系的聚合作用，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发展走向的期待。
——摘编自《西方视野下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探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9月，第21卷第5期
朱瑞真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中苏分裂的根源。一是中苏两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二是中苏两国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冲突;三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冲突;四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五是历史因素;六是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他认为在这六个因素中,领导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当时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 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因此,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 中苏关系发展的走向”
中苏同盟的解体对于中国、苏联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都发生了重大影响。沈志华认为这种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尝试产生了阻断性影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纲领,是继20年代新经济政策和战后列宁格勒派之后, 苏共第三次开始的改革尝试。同样,中共八大也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但是,中苏分裂阻断了这种尝试和思考。毛泽东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严重妨碍了苏联的改革,也把中国逐步推向了极端的革命道路。中苏分裂构成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起源。第二 ,对冷战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使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那么 ,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则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致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此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构想。第三,对苏联在冷战对阵中败北的结局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中苏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 的瓦解 ,从而导致在以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对抗 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苏联在不得不分散力量对付中国的威胁时,不仅增加了本来已不堪负重的国力消耗,而且大大削弱了自身对抗美国和控制东欧的能力。因此,苏联最终解体与中苏分裂不无联系。
——摘编自徐思彦《走向破裂的结盟:中苏同盟研究的新进展》【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23卷)
大约在1964年前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事实上，中苏两国的战略盟友关系，至此已经不复存在。分手的两个共产党大国，各自在经历自己的重大战略转变，从而使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向一个不确定的方向演变去。
对中国而言，60年代的这个重大战略变动，促使中国外交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通过这个变动，中国从苏联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摆脱出来，赢得了外交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面对破裂的危险，中国从捍卫自身的利益出发，没有屈从于压力，从而赢得了对自身利益极为宝贵的战略灵活性。这一点是值得庆幸的。在以后一个长时间发展中，例如在后来的二十年或三十年，它的重要性便越益显露了出来。
其次，分化和破裂，给中国的对外战略及其思想带来了一些列大转化。这些转化虽然经历了必要的转变和铺垫，但毕竟使中国外交沿着越来越实际的方向走下去。其中对“中间地带”的重新认识、与某些发达国家的重要接触，以及最后的对中美关系作出新判断，都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现实主义因素被肯定、被坚持的过程。这一点，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也必须看到，意识形态争论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也发生过消极影响。......例如，在同苏联关系破裂后，中国进而强化了意识形态争论中的立场，这就造成了在国际社会中“两面对敌”的局面。在大约5年时间里，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强的军事威胁相对抗，在国家安全方面，这是最危险的时期。毛泽东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当时说过：“我们现在孤立了......”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曲折探索1956—1966，第397--398页
虽然，中国在战略上作出了最坏的准备，但并没有放弃争取不发生战争的努力。周恩来在1965年的几个不同场合，请外国领导人转告美国四句话：一、中国不主动挑起战争；二、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是要履行的；三、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四、只要美国轰炸中国就是向中国发动战争。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实际上，这是中国对战争态度的一个底线。它要传达给美国人的是，中国不会主动向美国开战。而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越战会演成另一次朝鲜战争。因此，对中国采取“遏制而不孤立”的做法，逐渐为美国政界所接受。1966年3月16日，在中美第129次会谈中美国谈判代表有意透露，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那些说美国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报道，是不负责任和是不正确的。这样，美国也向中国做了一次政策性“透底”。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曲折探索1956---1966，第407页。
高考真题（2010·海南单科·27）（10分）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64年6～8月，毛泽东提出建设西部后方的主张：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8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等人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建设；要把能搬的一线重要企业、科研机构、学校一部分迁移到三线、二线；今后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
——摘编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注：一线指东部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指云、贵、川、陕、甘、宁、青省区及晋、豫、湘、鄂等靠近内地的地区；二线指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
材料二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建成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陕西航空等一批现代化生产和科研基地，成昆、湘黔等重要铁路，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德阳重型机器厂等工业基地以及攀枝花、十堰等新兴工业城市。
——摘编自魏后凯《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三线建设的背景。（7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三线建设的意义。（3分）
【答案】
（1）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政策，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增设重兵；国防安全面临威胁；工业与科研力量比较集中，不利于备战。（7分）
（2）改变了工业布局；促进了中西部的发展；有利于西部开发。（3分）
史学聚焦4：寻找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
60年代中期，广大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3年，已经有五十多个亚洲和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昔日的殖民体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中国自己也是第二次大战后从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的国家，这使她同广大亚非拉国家具有相同的命运感和使命感。在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大分化和大分裂的边缘时，中国领导人在亚非拉广大地区，看到了聚集起来的“反帝、反修”力量。那里，是一个广阔的战略空间。
中国在两极之间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战略上，是由“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来统领的。“中间地带论”，即指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块“极其辽阔的地带”，它们包括亚非拉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是毛泽东1946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是指出的......
然而，在60年代，对这个理论的阐释，有了明显的变化。从1963年底开始，毛泽东几次集中谈到“中间地带”问题。他的侧重是：“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利益矛盾放在观察国际力量组合的第一位，即强调国家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而明显淡化了国际矛盾的阶级性质。它把原本的“集团”式、“盟友”式的战略思维，带到了更加接近实际、独立的战略框架中。因此，有人甚至说，这是“中国外交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走向成熟的新的起点”。
由“中间地带”和“两个中间地带”为核心的新的对外战略思想对中国外交摆脱两面对敌、寻找新的战略空间具有现实意义。1964年的中法建交，即是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的突破。毛泽东在中法建交前夕对法国议会代表团的讲话，鲜明地阐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是你们的党......但我们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不许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加强来往。”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打动了法国人，因为它符合国际利益的矛盾关系。中法建交后，有人曾询问戴高乐总统的动机，这位法国总统只以一句话来回答：“法国承认的，仅仅是世界的现实”。
60年代，中国在承受美苏两个大国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也先后同日本及欧洲的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建立了商务关系。虽然，限于条件，我国还可不能在政治上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但双边贸易却增加了相互联系。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70年代打开外交新局面，是以60年代上述战略变化为基础，是60年代获取的必要战略空间的延续。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曲折探索1956---1966，第407--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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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从1963年９月开始，毛泽东改变1962年初刘邓主政下为克服经济困难而削减对外援助的做法，在他的授意下，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在党内遭到全面批判，中国对非援助放弃了 “量力而行”的基本方针而开始为中国道路全面铺开。1964年，毛泽东向刚果 领 导人表示：“你们有权利取得中国的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周恩来访非之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大幅增加。中国在1963年之前向六个非洲国家提供了0.722亿美 元 援 助（不包括军事援助），而从1963年到1964年，中国向九个非洲国家提供了价值 2.663亿美元援助。1965年４月，中情局估算中国共向非洲国家提供了3.3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仅1964年就签订了1.95亿美元援助的协议。1963年之前，中国75％的对外经济援助提供给亚洲国 家，但1963年后,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援助对象变成了非洲和中东国家。
——摘编自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 （1956—1965）》【J】外交评论 ２０１６年 第５期
高考真题（2015·海南高考·25）1971～1978年，我国共援助37个第三世界国家建成了470个项目，超过1955～1970年建成的援外项目总和，对外经济援助的支出为前16年总和的109%。这反映了
A．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B．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
C．世界殖民体系彻底瓦解 D．经济援助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手段
（2020·全国Ⅰ卷高考·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良好，贸易和文化交往十分频繁。与此同时，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处于对立状态。1955年，联邦德国与苏联建交后，中国逐步推动与联邦德国的民间往来。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降到了冰点。70年代初，联邦德国调整“新东方政策”，决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10月，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决定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交流活动迅速升温。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10分）
【答案】（1）变化：中国与民主德国从交往密切到降温、冷淡，与联邦德国从对立到实现关系正常化。
原因：50年代，在冷战格局下，中国和民主德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联邦德国外交依附美国；中苏关系恶化，民主德国紧跟苏联；中国与美国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联邦德国调整对中国的政策。
（2016·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31）1965年，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57年17．9%上升到52．8%。这种变化的外交背景是，我国(　　)
A.实现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B．调整了与苏联的外交政策
C．推行了全方位外交的政策
D．打破了欧美对华经济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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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1：新格局和新思考
......60年代晚期，国际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冷战中各种力量消长的结果。首先，美苏力量的对比，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开始发生重要变化。1964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经济开始了一个较快的增长期。据统计，如以1965年的固定基金为100，到1975年，苏联的固定基金已增至209年。国民收入增长了186%。也就是说，十年间，苏联经济大体上翻了一番。国力的增长，使苏联加大了对其军备的投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苏之间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大约是四比一。到70年代初，美苏两国的战略核武器已形成均势，在数量上，苏联甚至已超过美国。......而此时，美国却被越战拖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深渊。不仅巨大的战争负担使美国政府感到窘困，国内的反战与民权浪潮，也使得约翰逊当局焦头烂额。60年代末，美国的内政外交处在一片泥潭中。
其次，中国从苏联阵营分裂出来，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虽然，中国不是超级军事强国，经济实力堪称不上强大，但中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在地区性安全问题上，中国早已有了事实上的发言权。例如，在越战问题上，中国就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中国的独立不羁和不畏强权，不能不使人感到它力量的存在。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戈利亚。他在1965年3月美国众议院召开的听证会上，首先使用了后来社会科学家们经常利用的几何图形，把“中美苏关系”比喻为一个“三角”。他告诫说：“这种关系中的任何两强之间的关系变化，都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者。”这就是后来“三角”、“大三角”说的由来。这种说法反映了60年代末以来国际战略格局的本质。
即所谓国际力量的分散化。其主要表现是，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复兴，这些原本依赖美国的战略盟友，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要求变得强大起来。美国的统治地位日趋削弱；而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由于阵营的动荡和分裂，也对苏联产生离心倾向。同时，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崛起，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平等地位。于是，战后的两极格局，正在日益销蚀。美苏两国再不能想当然地控制世界了。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曲折探索1956---1966，第411--413页。
补充材料2：“一条线”、“一大片”
70年代初，，毛泽东为实现集中力量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目标，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加速了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步伐。毛泽东认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由此，他在1973年2月17日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构想将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最终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术语，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几天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补充他的观点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策略思想：“从国际关系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剥削人家，“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打倒它”。这是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集约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这就将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的苏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来。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十年风雨1966---1976，第494--495页
当然，总体上讲，，毛泽东根据60年末70年代初苏美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并作出了新的国际战略抉择和策略选择，还是颇具远见的，是有突破性的。由于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把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由于侧重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得以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不仅同美国关系改善，而且与日本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继续发展。由此，中国彻底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处境，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摘编自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十年风雨1966---1976），第500页
史学材料研读二：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成就
——人教版 《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史学聚焦5：80年代国际战略的转变和外交方针的调整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世纪80年代，国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这一问题同时也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不论是美苏超级大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本国经济，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各种问题放到优先位置。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在国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关系，大力引进国家建设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根据国际、国内出现的形势，中国对外政策做了全面的战略性调整。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建设，使对外工作也有了新的大发展。
......1980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指出：外事工作也要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打开新局面，许多问题要重新考虑。有不少东西，不符合新的历史条件的要求；有些东西不但不符合新的历史条件，过去多少年也不是很先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外关系也有失误。对外工作主要服从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把对外经济关系却仅仅看做是服从于政治需要的一种辅助性手段。这就是说，对外经济关系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手段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而不是国家对外交往所追求的一种利益目标。对外只算政治账，对使用这种手段的经济价值和对国家建设所带来的后果却考虑不够。为了推动世界革命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了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往往超出国力。中国同日本、西欧、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贸关系哦加强，尽管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但发展这种关系的本意是想利用“资本家”赚钱的欲望达到改善政治关系的特殊目的，甚至可以说是出自联合反霸斗争的需要。因此，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不但数额不大，而且范围也很狭小，一般只限于商品贸易，不能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管理经验，没有把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高到国家建设的战略高度来对待，这就一定程度上禁锢了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脱离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自我封闭。在这种情形下，对外工作不但谈不上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而且由于受到国内政治的限制，连自身的发展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摆正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对外工作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任务提上日程。国家开始把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对外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贸、科技关系提升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因此，自觉地将对外关系作了战略性的调整。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经济和政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因此这种调整是极具合理性的。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四）改革风云1976---1990第367---370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中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认为：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希望，可行的。邓小平在1980年初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的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是中国在新时期对外方针政策的新思路。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四）改革风云1976---1990第371页
补充材料：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4年5月29日）
中国对外政策全面调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的。其基本标志是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确定为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对外战略方针的这种转变。他在6月4日的讲话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
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而这两家还都不敢打，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教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种政策取向更有利于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同时促进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共同繁荣。”
二是在中国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又增添了新内容，即不结盟。对此，邓小平于1984年5月，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曾讲道“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政府强调：坚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切大小国家的原则，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也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在国际事务中，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政策；中国决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决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
三是淡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高到突出的地位，用以发展同世界一切国家的正常关系......
四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的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因为特定的国际环境，以及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加上“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把经济建设中的自立更生同利用外部的积极因素对立起来，脱离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广泛联系，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包括资金、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都贴上了“反动便签而加以反对”，搞“万事不求人”的闭关政策，这种自我封闭的政策严
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削弱了中国本身的自力更生能力。正是由于我国自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方面有着这样的教训，所以调整后的中国对外政策，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五是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经贸、科技的合作与交流。
建国之后，由于国际上两大阵营的严重对峙，东西方“冷战”激烈，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威胁、经济封锁等政策，再加上中国本身对国际、国内形势认识上的某些偏失，因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在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过程中往往较多地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补干涉内政”等项内容，而对“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的经贸、科技交往则重视不够，进入80年代后，中国在对外政策调整过程中，注意强调在国际事务中全面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越来越重视“平等互利”。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已成为中国对外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六是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七是充分运用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际地位，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此《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申明：“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与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四）改革风云1976---1990第372--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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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而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4年11月1日）
高考真题（2010·全国新课标卷文综·34）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两国未再签订类似条约。这主要是因为
A．双方的战争威胁消失 B．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
C．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 D．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
高考真题（2020.7·浙江高考·26）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0分）
材料一 1954年6月，周恩来抵达印度访问，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谈话，具体地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指出：“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无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在印度期间的多次谈话中，周恩来都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主张将这些原则贯彻到国际关系中去。
——摘引自吴玉才《1949—1956年间的中国》
材料二
新世纪开始以来，国际形势迅速发展和激烈变化，世界人民继续强烈呼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求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精神，并赋予它们以旺盛的生命力和新的历史任务。
面对冷战结束以来种种有悖于人民愿望的形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并且正在启发人们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刻思考，引导人们进行新的多方面的实践。在这方面，已经有种种有益的尝试。
——摘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内容。（5分）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简要概括改革开放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我国外交的指导意义。指出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国外交在21世纪初取得的重要成就。（5分）
【答案】（1）内容：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2）意义：成为中国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出发点。
成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首倡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首次会晤（安理会“五常”首脑会晤）；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加入世贸组织（ WTO）。
史学聚焦6：20世纪90年代的外交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在构筑新世纪的对外关系格局时，中国领导人也是从这三个层次考虑的。不过，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
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中国领导人强调，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此，中国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
这十年中，中国领导人无疑是把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置于首位的。1993年11月，江泽民在西雅图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这是1989年2月以来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江泽民提出中美应遵循“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强调中美领导人应把两国关系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考虑，着眼于下一世纪，着眼未来。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这表明中美关系基本回到正常的轨道。1999年4月，在美国出现反华情绪，中国国内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如期派遣朱镕基总理访美，以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框架。然而，中方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看起来成效不大。1995年5与月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1999年5月美国空军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都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虽然中国对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状况已有所适应，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担心也明显增加了。正是这种担心使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世界多极化的意义，并提出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口号，以平衡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尝试。
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首先，中俄关系的发展相对顺利。不过，与50年代的中苏联手抗美不同，中国和俄国并不打算结盟，双方是相互借重以提高同美打交道时的分量。中、俄都在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同时又努力改善和稳定同美国的关系，随着俄罗斯的稳定和经济恢复，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看好，潜力很大。由于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更为明智，中国在构筑未来对外关系时也更加注意发展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不仅中德关系，中法关系有新的进展，中英关系在香港问题解决之后也迅速得到改善。在此期间，中日关系基本保持平稳。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在中国实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时已经越来越重视来自欧洲的经验。
稳定和发展周边关系是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新的、最重要的发展是建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形成了“上海五国组织”。这一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保持中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安宁。
中国同越南、朝鲜、老挝和韩国、泰国、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继续保持和发展睦领友好关系，谋求改善同印度的关系，继续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方针，妥善处理领海争端，保持了南海局势的基本稳定。可以说，在21世纪初期，中国周边的稳定基本得到保障。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除传统的双边机制外，中国越来越重视在多边机制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磋商和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国---东盟非正式会晤、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等多边外交场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正在着手解决的一个新问题是，如何在国内已转向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互利的经贸关系，进行有效的对外援助。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五）世纪新篇1990---2002，第122--123页
高考真题（2020·全国Ⅰ卷高考·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二 1993年，德国实施“新亚洲政策”，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德国企业认为在中国“差不多所有行业都有前景”，纷纷进军中国市场。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将实现外交政策“正常化”作为重要目标，对外不依附于任何国家，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并与中国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出现多元认同”。中国认为加强中德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合作，有利于提高各自国际地位，扩大各自在国际上的活动余地，并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2004年，中德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摘编自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条件。（9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德关系发展的历史启示。（6分）
答案：
（2）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市场潜力巨大，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德国统一，经济发达，对中国市场有巨大需求，寻求政治大国地位；两国都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
（3）坚持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坚持独立自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求同存异，摒弃冷战思维；奉行多边外交，推动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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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材料研读三：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国际形势新变化，着眼中国发展新要求，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和“新型国际关系”是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词。合作共赢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思想基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外交工作追求的愿景和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打造新型国际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除了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还要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16日 06 版）
十八大后，国内和国际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面对外交新变化，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科学处理内政外交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外交新理念、新方式、新措施和新突破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辩证 地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将加强国防建设作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 依靠。......二是在强调“奋发有为”的同时，更加辩证地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 系。“韬光养晦”方针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苏联解体之际中国的正确选择，对中国的和平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十八大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到前台，无论从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还是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 系而言，中国都必须扮演一定程度的领导角色。因此，2 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 外交 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更加奋发有为推进周边 外交”。十八大 后“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 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实际行 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如在南沙主权岛礁上吹沙造填，加强对钓鱼岛12 海里内的主权巡逻，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二是适时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创建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发展 银行，使国际经济组织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十八大 后中国外交更加强调“奋发有为”，但也没有完全放弃“韬光养晦”战略，较少“当头”，也较少“扛旗”。
三是在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更辩证地处理国家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中国 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和出口各种加工产品，当时中国企业尚未“走出去”，对外 依 存度相对较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关联相对较弱。十八大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联系更紧密、更全面、更深入。在 经济利益 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一方面，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中国经济 对外 依 存度较高。2 015 年，中国进出口总量 2 4 6 0 0 0 亿 元（约4万亿美 元），约占GDP总量 67670 8 亿 元（约11万亿美 元）的36.3%。另一方面，世界也离不开中国。2013-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约为 2 6%。2 015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5. 5%。2 014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3 015 亿美 元，占世界比重为11.3%，稳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456 .7亿美 元的历史 新高，占全球流量份额的9.9 %，同比增长18 .3%，金额仅次于美国（29 9 9.6 亿美 元），首次位 列世界第二（第三位是日本12 86 . 5 亿美元）。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如此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外交理念，大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并积极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在2 016 年9月的G2 0 杭州峰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 供更多 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 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 遇，实现共同繁荣”。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 球 维和。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目前共有10支维和部队 共15 4 6人在4 个联 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2015年10月，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加入 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将率先 组建常备成 建制维和警队，建设8 0 0 0人 规模的维和待命 部队，并向非盟提 供总额1亿美 元的军事援 助用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在中国应对外交 新变化的过程中，新的外交 哲学、外交 思想、外交 风 格逐步 形成，一言以蔽之，强调“两手”战略，由“重点论”向“两点论”转变。
在外交方略上，更加注重蓝海战略和红海战略相结合。一方面，面对美国“重返 亚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和地缘经济造成的压力，在“东进”战略空间受到挤压的情况下，中国提出了“西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另一方面，针对美国利用越南和菲律宾等与中国存在领海争端的国家作为周边地区反华的“排头兵”，中国静观其变，伺机而动。在中菲的共同努力下，菲律宾新任总统访问中国，中菲关系实现正常化。而中越关系虽然摩擦不断，但局面始终在可控范围内。
在外交手段上，更加注重刚柔并济。在中国实力相对弱小时，中国外交手段更加注重“软”的一面。十八大以来，中国实力明显增强，但并未一味强硬，而是更加注重刚柔相济。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一方面，中国积极发展必要的海军力量，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双边对话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同时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与南海声索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胡宗山、郭兵云《论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新外交》【J】《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 6期（总第230期）在总体目标、框架以及热点问题政策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操作层面展示出了新特点，具体包括: 更加重视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 在推动首脑外交和 “夫人外交”方面表现活跃; 把对外事务统筹协调、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实放到突出的地位予以强调。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是多元的，这些因素将继续存在，并对中国外交施加更大的影响。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外交仍将是连续性多于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中国政府仍将继续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 ( 2) 中国外交
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维持国内稳定的核心任务短期内不会改变; ( 3) 整合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的整体外交布局仍将延续， “不结盟政策”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 ( 4) 中国外交将更加强调功能性导向而弱化关系性导向，国家利益将决定和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状况，核心利益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底线。( 5) “首脑外交”、“夫人外交”和其他高级别外交活动将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而外交部在落实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弱化，职能会进一步改变; ( 6) 外交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将是不断统筹和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利益的过程，外交行为更趋复杂、精细。
---张清敏《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J】《外交评论》 2014 年第2 期
——人教版 《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十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综述材料
——人教版 《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着“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外交经历了由“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到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营造了一个对我有利、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环境。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
经过70年的开拓进取、锐意创新，我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为积淀和支撑，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新境界，步入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时代，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地位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70年的新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沧桑巨变，其历史发展进程之复杂，绝不逊色于同期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领域的风云变幻，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启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和汲取。
站起来的新中国谋求“和平共处”
自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崭新形象逐渐站稳国际舞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
1949—1959年：“和平共处”外交的奠基和逐步成型。
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的丧权辱国的外交遗产，抵御和破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努力争取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和地位重返国际舞台并发挥积极作用和影响。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三大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其中同苏联签署的标志性和示范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建构了一个战略大后方和支撑点；抵御和破解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军事干涉和战争威胁，通过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以及在我国东南沿海的解放战争，赢得了朝鲜停战、印度支那和平和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胜利，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通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两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树立了新中国“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国际形象，新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为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新中国在成立的第一个十年，同32个欧亚非国家正式建交，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建交高潮，逐步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体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为以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大、更积极的作用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和历史起点。
1960—1968年：新中国“和平共处”外交的曲折发展。
这一时期，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南部边境，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同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交恶后，苏联百万大军进驻中苏边境地区，对中国进行讹诈和军事威胁。由此，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边倒”，逐步转向了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并同时发展与两个“中间地带”的关系，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以及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已经独立的国家维护民族独立的行动，新中国不仅给予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尽最大可能提供经济援助，这一工作是当时新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的突破口和重中之重。这一时期，周恩来三次访问亚非国家，正式提出了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亚非国家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再次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和加强，1960年至1964年，新中国同14个亚非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迎来了以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二次建交高潮。推进睦邻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所突破。通过友好协商和外交谈判，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等陆地邻国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签订了正式边界条约，使新中国与这些邻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由于彻底摆脱了历史纠葛而得以全面发展。同时，在发展同法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所突破。这一时期，我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使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逐步提升，已经成为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9—1978年：“和平共处”外交的大调整。
面对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为抵御苏联的霸权主义，毛泽东提出了联美抗苏“一条线”战略，外交政策出现了大调整和大突破。60年代末，我们党敏锐捕捉到美国尼克松新政府释放的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并予以积极回应和互动，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走向和解。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一直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经过直接会谈，于1972年2月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改善取得重大突破。1973年1月，中美决定互设联络处，中美开始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此冲击下，日本政府也积极调整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篇章。在欧洲，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到1973年，欧共体9国中除爱尔兰外均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同时，1971年10月，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打开了多边外交的新局面。这反映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地位、形象和影响力的全面提升，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敌视中国、孤立中国政策的彻底失败。
富起来的新中国推进“和平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也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整和嬗变，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反对霸权主义的目标外，还要努力实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对我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新目标。
1979—1989年：新时期“和平发展”外交的大转折。
邓小平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国家外交的指导思想精辟地归纳为“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尽管波折不断，但是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总体发展态势平稳；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长期陷入僵持局面的中印关系、中越关系逐步改善并实现正常化；中朝关系、中巴关系的传统友好关系在新形势下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1983年，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的提出，为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全面、深入地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多边外交方面，我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全面加入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多边条约，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地位主持正义、担负责任，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截至1989年年底，新中国的建交国总数上升到137个，超过了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三分之二。一个对我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环境正在初步形成。
1990—2002年：新时期“和平发展”外交的大突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中国外交趋利避害、有守有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韬光养晦稳住中国这个“后冷战”时代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阵脚的同时，坚定不移地“走出去”，继续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逐步打开了中国外交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局面。这一时期，以“后冷战”时代新型“伙伴关系模式”的兴起为契机，新中国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了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大国外交继续保持着全面、稳定、均衡的良好发展态势。妥善解决与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中俄、中越之间的陆地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中印、中不边界问题，也达成了通过平等协商、友好对话的和平方式来最终彻底解决的基本共识。这从根本上消除了我国睦邻外交的历史障碍，极大地破解和平息了“中国威胁论”。在东北亚，中韩正式建交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势头迅猛。在东南亚，在同印尼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建交后，新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关系逐步改善并全面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我国继续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同盟军，继续全面支持和援助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个可以彼此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在多边外交方面，我们首次倡导的多边外交机制从“上海五国”逐步确立并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从恢复关贸协定缔约国地位到加入世贸组织，新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趋势，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体系中，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并大力推进以联合国为重点的国际组织的多边活动，包括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改革活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发起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的活动、由联合国出面主持的和平调解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的活动等；在区域组织上面，我国积极参与创建并大力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东亚首脑会议、中国与东盟“10+1”和中日韩与东盟“10+3”定期会晤机制、亚欧首脑会议、中欧首脑定期会晤机制、亚非首脑会议、中非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等的多边外交进程，更加重视有效利用由我国主办的以各种国际会议为载体的多种形式的多边合作机制。
这一时期，我国的多边外交呈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活跃的局面，表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发展态势，不仅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而且直接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截至2001年年底，新中国已经同160余个联合国成员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一个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对我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环境已经开始全面性、整体性地呈现出来。
2003—2012年：新时期“和平发展”外交的大收获。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为核心的外交理念。“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全方位开展对外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积极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战略互信，深化战略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探索建立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关系尽管波折不断，但总体上还是在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上稳步向前推进。中日进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仍然在维护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有效管控危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健康发展和稳步提升的新阶段。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巨大进展，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局面。在睦邻友好方针政策指导下，我国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全面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往来，通过援助和投资等方式，真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和共同利益。高度重视联合国作为国际多边机制的核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更加积极投身于联合国多边外交当中。新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大国，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并努力作出贡献的国家。
强起来的新中国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奋斗目标，有效强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对外交理念、思想、战略不断进行全面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洞察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顺应并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绘制了蓝图，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普惠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针对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和全球性问题日益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