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语文必修5第一单元3 《边城》 沈从文 （同步测试）

边城

【知识链接】
1．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短篇小说《丈夫》《贵生》《三三》，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是其代表作。他的《边城》被誉为“田园诗的杰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
2．沈从文与湘西文化
“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从15岁开始即随土著军队在湘西沅水流域过了五年的流浪式生活。一条绵长千里的沅水，维系着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流波逝水中裹挟着浓浓的乡愁和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健康完善的人性，是他全部创作所负载的内容。他是湘西情绪的表达者，也是湘西的魂魄所在。黄永玉为沈从文撰写碑文：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3．《边城》情节
湘西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他。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线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湘西地方的人性美和风情美。
【达标训练】
一、基础知识
1．选出下列加点字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 ）
A．喁喁（yú） 埋（mán）怨 僭（jiàn）越 渎（dú）于职守　
B．傩（nuó）送 商榷（què） 竹篁（huáng） 忍俊不禁（jīn）
C．涎（yán）皮 甬（yǒng）道 踹（chuài）开 时乖命蹇（jiǎn）
D．鞶（pán）鼓 胡诌（zōu） 糍粑（bā） 戛（jiá）然而止
2．选出下列各项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 ）
A．缠绵 荧火虫 初生牛犊 墨守成规
B．福祉 大姆指 金碧辉煌 一见钟情
C．整饬 烟袋杆 莺啼鸟啭 委曲求全
D．嗤笑 黑黝黝 不共带天 成绩斐然
3．下面句子中加点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课堂上有人大笑，有人微笑，有人莞尔而笑，听杨老师上课真开心。
B．马金凤幼年从艺时嗓音毫无优势，后来却以清亮驰名，耄耋之年行腔依然高亢悦耳，她81年的舞台生涯中有多少值得探寻的奥秘啊！
C．湖南省在2002年4月7日进行的素描、色彩考试中，一共查出90多名舞弊考生，除了少数是夹带外，其他都是张冠李戴的枪手。
D．这个故事叙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因为一幅假画就使那情天孽海的爱在转眼间变成了咬牙切齿的恨。
4．选出下列句子中语义明确、没有语病的一项（ ）
A．老师向我们讲述了已经死去了的翠翠的母亲的爱情故事，我们听得唏嘘不已。
B．他很后悔，不该和自己同过患难，共过生死的好朋友分道扬镳。
C．这本杂志主要是面向中小学语文教师及其他语文工作者。
D．这个村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不但向国家交售了六万斤大米，而且不吃国家的救济粮了。
5．选出标点符号没有错误的一项（ ）
A．在船上的祖父听到这种带着娇有点儿埋怨的声音，一面粗声粗气的答道：“翠翠，我就来，我就来！”一面心中却自言自语：“翠翠，爷爷不在了，你将怎么样？”
B．老船夫回到家中时，见家中还黑黝黝的，只灶间有火光，见翠翠坐在灶边矮条凳上，用手蒙着眼睛。
C．愿意参加革命的，我们欢迎；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一切由大家自己决定。
D．最近多名省部级高官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人们还在关注着检察机关对那些行贿者将如何处置？
二、课外延伸
（一）阅读下面两段文字，回答问题。
（1）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或追究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在成熟的生命中，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胡思乱想：“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她便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很放肆地去想到这样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且想象她出走后，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她都无结果，到后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
“人家喊，‘过渡，过渡，老伯伯，你怎么的！不管事！’‘怎么的？我家翠翠走了，下桃源县了！’‘那你怎么办？’‘怎么办吗，拿了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仿佛当真听着这种对话，吓怕起来了，一面锐声喊着她的祖父，一面从坎上跑向溪边渡口去。见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人喁喁说着话，小小心子还依然跳跃不已。
（2）
??? “我万一跑了呢？”
“你不会离开爷爷的。”
“万一有这种事，爷爷你怎么样？”
“万一有这种事，我就驾了这只渡船去找你。”
翠翠嗤地笑了。“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那些地方的水，你不说过全是像疯子，毫不讲道理？”
祖父说：“翠翠，我到那时可真像疯子，还怕大水大浪？”
翠翠俨然极认真地想了一下，就说：“爷爷，我一定不走，可是，你会不会走？许会不会被一个人抓到别处去？”
祖父不作声了，他想到不犯王法不怕官，只有被死亡抓走那一回事情不好办。
老船夫打量着自己被死亡抓走以后的情形，痴痴地看望天南角上一颗星子，心想：“七月八月天上方有流星，人也会在七月八月死去吧？”又想起白日在河街上同大老谈话的经过，想起中寨人陪嫁的那座碾坊，想起二老，想起一大堆过去的事情，心中不免有点儿乱。
1．文字（1）中，翠翠为什么要“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想让祖父最后“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



2．文字（2）中，为什么翠翠会“吓怕起来了”？



3．文字（1）中，“怎么办吗？拿了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这句话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这是翠翠想象中的爷爷可能会说的话，而不是爷爷真正说过的话。
B．翠翠之所以这么想，还能编出爷爷和别人的对话，正说明翠翠对爷爷的了解，知道爷爷疼她，喜欢她，故意说反话，狠话。
C．翠翠对爷爷是了解的，她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爷爷，爷爷就会杀了她，这说明了爷爷的凶残，是对湘西摆渡人野蛮本性的真实写照。
D．这是翠翠吓唬自己的话，仿佛自己一旦离开了自己深爱的爷爷，世界就会变得残酷，连爷爷也会凶残起来了。其实这只是小女孩的凭空的幻想，反而说明了她对爷爷的依赖性。
4．文字（2）中祖父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5．比较文字（1）（2），你觉得翠翠会跑走吗？如果翠翠跑走，祖父会怎么做？谈谈你的理解。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像沈从文那样不合时宜
庄庆鸿
很多人被沈先生打动，都是由于一座城。我也不例外。
去看沈先生笔下的凤凰小城，是我做了很久的一个虔诚的梦。古人拜见前辈，要焚香沐浴，我想，翠翠跟爷爷一定都在那里，我一定要安静地去，千万不能惊动了他们。
沈先生的名讳叫从文。他写的文儿，谁也偷学不来。
为了调查土家族文化现状，我和大学同学们选择的路线不是凤凰，而是几个不为人知的小镇——龙山县洗车河镇、捞车河镇。
在捞车河，我们住的小招待所在沿山公路旁，爬很长的台阶下去就有河，河边有条渡船。和《边城》里一样，靠人手拉钢索渡过去的方头渡船。看船人似乎总是不在的。
我也见识到，歌喉像竹雀的土家族男女，都好似站在高崖上唱歌的傩送，使翠翠在睡梦里把灵魂轻轻浮起，摘了一大把虎耳草。
后来我去凤凰古城，大感失望，才知道湘西最美的边城，我早已走过。
人们憧憬凤凰，都靠沈先生一支笔的力量。他不是讲了多么震撼人心的故事，他只是道出一直在他身边的事。
但坚持做自己，是要代价的。
回到民国时期，沈先生的日子也不好过。来自湘西的他只有小学文化，被视为“土包子”，得不到北平精英的认可。他一边在慈幼院打工，一边写作。在他生活最绝望的时候，曾写信给郁达夫求助。
当他l928年与丁玲、胡也频一起创办《红黑》杂志时，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但他却没有融入，始终自称为“乡下人”，批判城市现代文明的丑陋。
就算作品震撼过文坛，沈先生也是无力的。文革时期，他被派去打扫厕所，收藏多年的文物书籍被统统没收。一篇文章写他：“他像摩挲珍贵的青铜器一样，认真擦着每一个便器。”
沈先生的力量，不只是在文字上。
很多喜欢沈先生的人，只记住了他质朴秀美的湘西画卷，却忘记他也曾写下这样的对白——祖父说：“翠翠，我来慢了，你就哭，这还成吗?我死了呢?”
翠翠不作声。祖父又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在凤凰的沈先生墓旁，他的侄子黄永玉龙飞凤舞地写下：“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我摸着粗糙的石面，把额头贴上去，停留了很久。黄永玉是懂沈先生的。
记得在湘西调查的最后一天，人们黑灯瞎火地搬着矮凳坐在院子里。抬头就是吊满星星的夜空。有的星星会游走，然后才发现那是飞得高高的萤火虫。我想在这一刻屏住呼吸。又想大口呼吸。
同学们和老乡挨个告别，我的眼泪流得比擦得快。当时我发下好多个誓言，以为“永远也不会忘记”。
但是，一年一年，金钱改变了凤凰古城的模样，改变了你我。
沈先生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他让我发现，生命中始终少不了一把虎耳草。
让翠翠守在渡船上的，只是一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是《边城》经典的结尾。只要你想回归本心，做好自己，哪天也不算晚。虎耳草，翠翠一直没忘。
一辈子不合时宜，沈先生做到了。那是因为他找到了故乡的河流、丝绸、铜镜与张兆和女士。这是他心里的虎耳草，他灵感的泉眼,让一个文弱书生敢于面对整个世界。
如果你看看沈先生这样的人，他可以帮你回忆起来，自己的那一把虎耳草。
人生的河道往哪里拐，是急是缓，这段风景美不美，其实都取决于你自己这个船夫。只要是内心所指，即使一辈子不合对宜，也能成全自己。???????????????（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1．下列对文章的概括与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 ( )
A．文章说“他写的文儿，谁也偷学不来”，形象地表明了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是其他人无法模仿的。
B．文章引用沈先生的侄子黄永玉对他的评价，目的是为了突出沈先生在生活中坚强的生活态度和对故乡执着的爱。
C．“一年一年，金钱改变了凤凰古城的模样，改变了你我”，表现了作者对逐渐失去质朴秀美的特质的边城的失望。
D．最后一段运用比喻来叙写自己的感悟，启迪人们应该像沈从文一样乐观向上，虽是文弱书生却敢于面对整个世界。
E．文章以议论描写为主，用写实的笔调描绘湘西特有的美丽风情与温情，表现作者对沈从文先生的怀念和敬意。
2．文章多次写到“虎耳草”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3．请根据文本，探析“一辈子不合时宜，沈先生做到了”这句话的涵义。




消费“辱华演讲”的并非民族主义者，而是精致投机者
凤凰文化
导语：近日，一篇马里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毕业演讲引爆了网络。演讲中，该留学生因为一句“美国的空气是那么的甜美清新，而且是一种奇特的奢华。”被扣上了“辱华”的帽子，倍受讨伐。平心而论，当事人的演讲确实糟糕，措辞空洞、肤浅而情绪化，但技术问题不等于是非问题，由此就被定性为“辱华”实为言过其实。而挖掘出这一演讲的媒介，历来善用煽动性的方式博取高阅读量和关注度，这一回不过是故技重施。强调中国与外国的对立，或者暗示华人在西方受到不公正对待，或者塑造叛国者形象，是利用民族情绪制造热点的一贯套路。事实上，制造这种煽动民意的文本的媒介，并非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是精致的投机者，他们十分清楚受众的心理和自己的目的。最可怕的是，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参与的个体都可以为自己找到无罪的理由，重利轻义和归责于环境成为他们辩驳的普遍借口。这种不易察觉的恶，累计在一起，足够将一个被象征性地摆在舆论场的个体毁灭，而让始作俑者安然无恙。在评论人宗城看来，这是一种信息时代的大屠杀。
“有些人，跪久了真的站不起来。”这是5月22日《北美留学生日报》推文里点赞最多的回复。?
昨天中午，我发现自己的朋友圈炸开了锅，手指往下一滑，清一色的《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毕业演讲涉嫌辱华：我在美国吸到的空气都是甜的》，有的朋友义愤填膺地转发，斥责演讲者诽谤祖国、献媚外邦；有的朋友声援这位留学生，认为她只是说出事实；而有的朋友若有所思地问：“如果，她不是昆明人呢？”?
“辱华”二字噱头足够，加上爆款留学生文案中经典的“中美对比”，这个演讲视频瞬间传遍互联网，甚至引起了共青团、《环球时报》的关注，而就在事发当天，微博网友就人肉出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家庭背景。转折出现在傍晚18点，疑似演讲者的微博账号发布申明及致歉，称“演讲只是分享自己的留学体验，完全没有对国家及家乡的否定或贬低之意”。?
但是，舆论的火焰已经太旺，一时无法平息。?
从演讲技巧来看，当事人Shuping Yang表现糟糕，在毕业典礼的场合，她的措辞充满空洞的口号，感情渲染上也像一匹脱缰的马，缺乏铺垫和平衡。可是我们沉下心来想，一个人在演讲技巧上的过失，就足够做出辱华这种诛心之论吗？Shuping Yang提到中国空气问题，并与美国进行比较，这种粗线条的比较显然是肤浅、情绪化的，但中国的空气质量有待改善却也是客观事实，以一种娇柔粗糙的方式提出客观事实，无法做出演讲者辱华的结论。试想一下，如果今天演讲的人是以一种中正平和的口吻说：“我从中国来到美国，感觉中国在改善空气质量上确实要加把劲。”你还会说他辱华吗？
说到底，这是技术问题，不是大是大非问题。
其实，这种关于北美留学生、民族情绪、国家立场的新闻是屡见不鲜的旧闻，每隔一段日子，隐含相似争议点的事件就会在舆论场冒出，而它们的发酵过程总是出奇的相似——抓住、放大、引爆、反转、不了了之。?
又如四月份的美联航暴力事件、五月份的颜宁风波，也都挑动着部分国人敏感的神经，汉民族的自尊在舆论场上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因为凡是挑战民族自尊的情节都能引起强烈关注，所以，但凡牵扯华人或留学生的新闻，好事者常常在文本中强调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并通过细节暗示华人在西方世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或者塑造一个“叛国者”，供愤怒的人群宣泄。
而这一次的“辱华演讲事件”，从一开始传到中文互联网就带有浓厚的“塑造”气息，塑造的发起人是知名自媒体《北美留学生日报》。
《北美留学生日报》的调性是怎样的？我截取了这个社交媒体最近的几篇推送的标题，读者自行甄别：
《出国后请记得，你走到哪里，你都代表着中国》、《出国的女生，身上通常有哪些优秀品质？遇到这样妹子就娶了吧》、《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毕业演讲涉嫌辱华：我在美国吸到的空气都是甜的》、《3000万美国人正在喝有毒自来水，严重水污染在美国蔓延》......
关于这个媒体的“光荣事迹”，新闻圈内早有分享。这个社交媒体在翻译国外新闻时动辄断章取义、扭曲原文，并佐以具有煽动性的标题，制造10万＋。2016年11月13日，《北美留学生日报》推送了一篇《美国媒体人：大选中我们不再是记者，而成了希拉里的拉拉队！主流媒体开始反思》，文中提及了《纽约时报》的一封信，声称这是一封道歉信，并这样解读：
“《纽约时报》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大选报道中并没有扮演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媒体应该扮演的角色，但是就这段时间看来，不仅仅是《纽约时报》，其他的一些所谓主流媒体也都好像是站在希拉里的身旁摇旗呐喊。”
可这篇推送随后就被专业人士驳斥，并引出原文证明《北美留学生日报》解读有误。这非但不是一封道歉信，作者Jim Rutenburg也并未表示“媒体充满偏见，记者不是记者，成了拉拉队长”，他的原意是：?
“We believe we reported on both candidates fairly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You can rely on The New York Times to bring the same fairness, the same level of scrutiny, the same independence to our coverage of the new president and his team.”?
学者方可成将它翻译为中文：“我们相信，在竞选期间，我们对两位候选人的报道是公正的。你们可以信赖《纽约时报》在报道新总统及其团队时将会秉持同样的公正、同样程度的细致观察、同样的独立。”
《北美留学生日报》对原文的歪曲，由此可见一般。而在这起事件中，他们的翻译同样存在严重问题，读者不妨参照视频和演讲原文，并对比《世界说》对这份演讲的翻译，出入显而易见。
“辱华演讲”事件体现出来：以“迎合受众”为第一目的的传媒是可以杀人的。这些利用被扭曲的文本煽动民意的社交媒体成员真的是民族主义者吗？不一定，他们更像是精致的投机者。他们知道自己受众的喜好，所以搜刮素材、断章取义、引导煽动，一次次撩拨受众群的敏感神经，达到推广自己影响力并获得潜在收益（比如赞助、合作等）的目的。这一场不理性的狂潮，恰恰是由那些理性到枉顾个体生命价值的投机者推动的。而追求浏览率的自媒体、立场先行的某些刊物，则纷纷加入这场盛宴，消费人血馒头。最可怕的是，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参与的个体都可以为自己找到无罪的理由。
在这里，“迎合受众”需要打引号，因为这些传媒中，不排除存在“收钱办事”的媒体。如果读者了解华人传媒群体，会发现一些海外的自媒体，它们与使领馆的关系暧昧不明，来自不同立场的官僚机构会寻求自己的民间团体或媒体的代理人，充当自己的舆论援军，这其中既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也有策动颜色革命的，它们披着独立第三方机构的皮，干着污染言论市场的事。
朋友说：“这起事件体现了群体的不理性，而加入骂战的人充斥着要溢出来的道德感和主人翁意识。”换个角度想：那些言论场上极端化、放大化个体言论的行为泛滥，也是由一些从业者的道德虚无所导致，因为道德虚无，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无关德行，追求利益成为他们的第一本位；他们为自己辩驳，声称舆论生态的糟糕并非一天两天，自己并非始作俑者，不过是顺势而为的角色；他们为浏览率绞尽脑汁，声称自己是被环境所累，可这正是他们掩饰自己信奉道德虚无、崇尚成功为王的幌子。这种不易察觉的恶，累计在一起，足够将一个被象征性地摆在舆论场的个体毁灭，而让始作俑者安然无恙。
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认为：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具有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特点。而在这样毁灭他者的行动中，由于每一个参与者都被囊括入一个规范体系中，犹如大机器的若干细小零件，所以人人都认为自己并没有作恶，只是在按照要求完成工作。在信息时代，大屠杀不再普遍发生，但一次次针对个体的放大、消费和异化却时时发生，并每每酿成群体对个人的施压乃至精神打击。
无论是罗尔、范雨素，还是这起事件中的Shuping Yang，他们都是被完全暴露于舆论场的象征者，他们面向千万个陌生之人的面目是他们被传播媒介选择的一面，而与其说群众针对的是他们，不如说是在针对他们身上被承载的象征。例如Shuping Yang，她经由视频剪辑、文字翻译、社交媒体解读层层加工后的形象，象征的正是部分国人眼中崇洋媚外的留学生。那些甚至谩骂Shuping Yang的人，其实在表达他们对崇洋媚外又自诩感受自由民主的同胞的鄙视。
这种针对出国者的讨论早已有之，洋务运动时期，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不乏其人激赏英美德日俄等国的先进制度，当他们褒奖他国时，心中始终有祖国作为参照系；当他们远渡重洋，为的是有朝一日学成归来。早期留洋的知识分子看上去崇洋媚外，内心却始终抱守“国本位”，你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一切最后都要回归报效家国，哪怕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他们眼中腐朽不堪，他们也要立志变革、振兴国家，他们的做法延续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逻辑，他们“为中华之崛起而留学”，而这种心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留学生群体中也多有体现。
八九十年代，当中国还不是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轻国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非常憧憬，如果凭借Shuping Yang的演讲就说明她崇洋媚外，那八九十年代这样的媚外者布满高校。电影《颐和园》、《中国合伙人》等都多多少少还原那种心态，过去的口号如今成为笑谈，但在昨日的中国它含有巨大感召力。有意思的是，印度的留学机构也不乏那种出国圆梦的口号。?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层层提升、墙外世界的步步明朗以及出国门槛的级级下降，年轻人对美国的憧憬开始降温，互联网对此的争论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变成“外国的月亮也不是那么圆”，交织着政治立场、经济交易、营销需求、传统文化复兴等元素，一次次爱国党与反民族主义党的争论便轰轰烈烈地上演，这种争论由“留学生辱华演讲”、“华人被歧视”等事件点燃，迅疾而来，戛然而止，过程就像双方隔着一条河对骂，骂爽了鸣金收兵，等待来日再战。?
这次Shuping Yang的演讲引起的争论，本质上是“外国月亮大战中国月亮”的新瓶装旧酒，只是这一次赶了个时髦，月亮置换为空气，更加切中热点议题，也就多出一个引爆舆论的点。?
如今，因为曼彻斯特体育场爆炸事件，Shuping Yang的演讲也许将很快淡去，当我们再次回顾它的结果，我们能看见什么？——?
一位道歉并公开发表爱国声明的女孩、一所被打上轻视中国烙印的美国大学、一堆积压在舆论场上的不堪入目的言辞，还有一个个收获影响力和话题度的投机者。?
揪出、撕裂、批斗、道歉、赦免。?
这一幕一幕，好像似曾相识。


文学类文本阅读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l～3题。
双琴祭
梁晓声
（1）那两棵树，是生长极慢的树，其材最适合做琴。那位老制琴师呢，他的经验是，一棵那样的树，只能锯取一段，做成一把音质优良的小提琴。所以他打算用那两棵树同时做两把小提琴，使它们在音质上不分轩轾。
（2）琴取于材，材取于树。老制琴师当年亲手栽下的两株小树苗，在十余栽里，不但增加着年轮，也像少年和少女渐渐长成健壮的青年和标致的女郎一样，深深地相爱了。它们彼此欣赏，彼此赞美，永不厌倦地诉说着缠绵的情话。
（3）但是，琴还没做，老制琴师却病倒了。他临终前对儿子说：“我一直想要制成两把音质同样优良的小提琴。我想做的事是做不到了，你一定要替我做到……”
（4）后来，他的儿子伐倒那两棵树，锯取了它们各自最好的一段，制成了两把音质同样一流的小提琴。他把琴送到了琴店，郑重地交代：“如果有谁在这两把琴中反复比较、挑选，那么无论他最终选择了哪一把，都不卖给他。如果有人说它们是同样好的琴，那么可以将两把琴都送给他。如果是两个人，那么一人一把。”
（5）有一天，琴店来了两位父亲，带着两名少年。两位父亲是好友，他们是陪儿子来选琴的。两名少年不约而同地看上了那两把小提琴，于是店主取出琴让他们试一试。
（6）他们各拉一曲后，都说以他们的耳听来，两把琴的音质同样优良。为了使大人们相信他们所选的不后悔，他们还毫不犹豫地交换了琴。于是他们幸运地接受了赠予。
? （7）后来，他们果然都成了“家”，声名鹊起。无论何时何地，他们一直合奏着。
（8）世人欣赏并赞美他们的合奏，但世人的心理是古怪的。不久，就有了他们之间孰高孰低的种种说法。而寂寞的传媒则一口咬住那纷纭众说，推波助澜。
（9）最后，他们不能再合奏下去了，只能迫不得已地分开，各自独奏。但他们都是那么眷恋合奏，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合奏才能发挥出他们的演奏天赋。
（10）比他们更眷恋合奏的是那两把小提琴。只有合奏的时候，它们才有机会相见。
（11）但自从分开后，，它们再没“见到”过对方。它们被思念折磨着，它们的琴音里开始注入了缕缕忧伤，正如苦苦相思着的情人的信上有泪痕一样。
（12）然而两位由合奏而独奏的演奏家，心里竞渐渐地相互生出嫉恨来。他们不知不觉就坠入了别人的“阴谋”。他们曾经的珠联璧合引起了别人的嫉恨。别人想要离间他们，想要看他们成为仇敌。
（13）终于，他们中的一个心理崩溃了。他摔毁了他心爱的小提琴，跃下阳台，一命呜呼。
（14）那时，另一个正在舞台上演出。他提琴的几根弦，随弓皆断。弦断之际，小提琴发出类似哀号的最后一声颤音……
（15）悲剧的发生使人心趋于冷静，对死者的同情超过了人心对其他一切的表现。有同情就有憎恨，另一个还没来得及从惊愕中悟到什么，已然懵懂地成了罪魁祸首。最后，他疯了。
（16）他那一把琴被按了弦，又摆在琴店里了。然而，无人问津，因为它已被视为不祥之物。只要琴弓一搭在弦上，便会发出号哭一般的声音。
（17）是的，那真是一把小提琴在号哭——在为它不幸的爱人而号哭。
（选自《2011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有删改)
1、下列对作品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5分)（ ）（ ）
A、老制琴师的儿子为实现父亲遗愿，把琴送到琴店并郑重交代：可以将两把音质同样优良的小提琴赠送给反复比较、挑选的人。
B、小说把“双琴”喻为一对恋人，讲述了它们前世为树、今生为琴的“姻缘”，演绎了一出由相爱相依至分离毁废的悲剧。
C、第8段画线句在全文结构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世人欣赏并赞美他们的合奏”紧承上文，“但世人的心理是古怪的”则引领下文。
D、第10、11段用拟人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写出了两把小提琴因为分离而不能彼此欣赏、赞美的相思之苦和饱受思念折磨的忧伤情状。
E、小说在叙述时，“他们”“它们”交替使用，人和物相互交融，灵活地展现了事件过程，暗示了人和物命运的共同性。
2、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造成悲剧的外在原因有哪些？请概述。(4分)




3、请结合文本简要探析作品蕴含的情感。(6分)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7题。
鞋
刘庆邦
有个姑娘叫守明，十八岁那年就定了亲。定亲的彩礼送来了，是几块做衣服的布料。
媒人一走，母亲眼睛弯弯的，说：“给，你婆家给你的东西。”
“谁要他的东西，我不要!”
“不要好呀，我留着给你妹妹作嫁妆。”
妹妹跟过来，要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守明像是捍卫什么似的，坚决不让妹妹看，她把包袱放进箱子，啪嗒就锁上了。
家里只有自己时，守明才关了门，把彩礼包儿拿出来。她把那块石榴红的方巾顶在头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她的脸红通通的，很像刚下花轿的新娘子，想到新娘子，不知为何，她叹了一口气，鼻子也酸酸的。
按当地的规矩，守明该给那个人做一双鞋了，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她把那个人的鞋样子放在床上，张开指头拃了拃，心中不免吃惊，天哪，那个人人不算大，脚怎么这样大，脚大走四方，不知这个人能不能走四方，她想让他走四方，又不想让他走四方，要是他四处乱走，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可怎么办？她想有了，把鞋做得稍小些，给他一双小鞋穿，让他的脚疼，走不成四方，想到这里，她仿佛已看见那人穿上了她做的新鞋，由于用力提鞋，脸都憋得红了。
“合适吗？”
那个人说合适是合适，就是有点紧。
“穿的次数多了就合适了。”
那个人把新鞋穿了一遭，回来说脚疼。
“你疼我也疼。”
那个人问她哪里疼。
“我心疼。”
那个人就笑了，说：“那我给你揉揉吧!”
她赶紧把胸口抱住了。她抱的动作大了些，把自己从幻想中抱了出来，摸摸脸，脸
还火辣辣的。
瞎想归瞎想，在动剪子剪袼褙时，她还是照原样儿一丝不差地剪下来了。
第一次看见那个人是在社员大会上，那个人在黑压压的会场中念一篇稿子，她不记得稿子里说的是什么，旁边的人打听那个人是哪庄的，叫什么名字，她却记住了。她当时想，这个男孩子，年纪不大，胆子可够大的，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念那么长一大篇话，她这个年龄正是心里乱想的年龄，想着想着，就把自己和那个人联系到一块儿去了，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对象，要是没对象的话不知喜欢什么样的……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媒人，守明正要表示心烦，一听介绍的不是别人，正是让他做梦的那个人，一时浑身冰凉，小脸发白，泪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母亲以为她对这门亲事不乐意，守明说：“妈，我是舍不得离开您！”
媒人递来消息，说那个人要外出当工人，守明一听有些犯楞，这真应了那句脚大走四方的话，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还，她一定得送给那个人一点东西，让那个人念着地，记住她，她没有别的可送，只有这一双鞋。
那个从出的日期定下来了，托媒人传话，由她约会，她正好亲手把鞋交给那个人，约会的地点是村边那座高桥，时间是吃过晚饭之后，母亲要送她到桥头去，她不让。
守明把一切都想好了，那个人若说正好，她就让他穿这双鞋上路---人是你的，鞋就是你的，还脱下来干什么！临出门，她又改了主意，觉得只让那个人把鞋穿上试试新就行了，还得让他脱下来，等他回来完婚那一天才能穿。
守明的设想未能实现，她把鞋递给那个人时，让那个人穿上试试，那个人只笑了笑，说声请谢，就把鞋竖着插进上衣口袋里去了，直到那个人说再见，鞋也没试一下，那个人说再见时，猛地向守明伸出了手，意思要把手握一握。
这是守明没有料到的，他们虽然见过几次面，但从来没有碰过手，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低着头把手交出去了，那个人的手温热有力，握得她的手忽地出了一层汗，接着她身上也出汗了，那个人大概怕她害臊，就把她的手松开了。
守明下了桥往回走时，见夹道的高庄稼中间拦着一个黑人影，她大吃一惊，正要折回身去追那个人，扑进那个人怀里，让她的那个人救她，人影说话了，原来是她母亲。
怎么会是母亲呢!在回家的路上，守明一直没跟母亲说话。
后记：
我在农村老家时，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姑娘很精心地给我做了一双鞋， 参加工作后，我把那双鞋带进了城里，先是舍不得穿，后来想穿也穿不出去了，第一次回家探亲，我把那双鞋退给了那位姑娘，那姑娘接过鞋后，眼里一直泪汪汪的，后来我想到，我一定伤害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心，我辜负了她，一辈子都对不起她。（有删改）
4、 下列对这篇小说思想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
A.小说注重从细微处表现人的心灵秘密，守明照镜子时，“不知为何，她叹了一口气，鼻子也酸酸的”，寥寥数语，初恋少女的微妙心理就显露出来了。
B.小说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守明的美好形象，就是在与母亲收人家的彩礼、偷偷监视女儿约会等一系列言行的鲜明对比中，逐渐凸显出来的。
C.小说擅长在平淡叙述中营造不平常的效果，守明与未婚夫分别后见一黑影，大吃一惊，原来是母亲，这一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情节就颇具匠心。
D.小说地方特色鲜明，尤其是“守明像是捍卫什么似的”“在黑压压的会场中念一篇稿子”等日常生活语言的大量使用，更增添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E.小说善于通过细节描写表现人物性格，未婚夫和守明约会时随意把鞋插进口袋，分手时又主动与守明握手，表明他虽是一个农村青年却有现代意识。
5、小说以“鞋”为中心叙亊写人。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请简要分析。（6分）




6、小说中守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她有什么样的心态？请简要分析。（6分）




7、文末“后记”是独立于小说外的写作说明，还是属于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8分）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8～12题。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花卷、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挨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想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①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提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有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能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注】①挑费，京津冀方言，指家庭日常生活里的开支。
（选自《汪曾祺全集》第二卷）
8. 概括第三段所描写人物的形象特点。（2分）


9. 作者在第四段中通过虚拟的旁观者来评说“老头”的行为，这样写有什么效果？（4分）




10．赏析文中画线部分。（4分）




11．本文开头两段不避其繁，结尾两段不避其简，作者为什么做这样的结构安排？（5分）





12．你认为作者刻画“捡烂纸的老头”这一人物有什么用意？（5分）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16题。
“这是你的战争！”
宗 璞
①昆明下着雪。红土地、灰校舍和那不落叶的树木，都蒙上了一层白色。几个学生从校门走出，不顾雪花飘扬，停下来看着墙上的标语：“这是你的战争！This is your war！”
②前几天，学校举行了征调大会，盟军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由于语言不通，急需译员。教育部决定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其他年级的也可以志愿参加。　　
③历史系教授孟弗之从校门走出，他刚上完课。无论时局怎么紧张，教学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一起走的几个学生问：“做志愿者有条件吗？”弗之微笑答道：“首先是爱国热情。英语也要有一定水平，我想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足够对付了。”他看着周围的年轻人。谁将是志愿者？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那些挺直的身躯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热的心。
　　④弗之走了一段路，迎面走来几个学生，恭敬地鞠躬。弗之不认得。一个学生走近说：“孟先生，我们是工学院三年级的，愿意参加翻译工作。”弗之想说几句嘉奖的话，却觉得话语都很一般，只亲切地看着那几张年轻而带几分稚气的脸庞，乱蓬蓬的黑发上撒着雪花，雪水沿着鬓角流下来，便递过一块叠得方整的手帕。一个学生接过，擦了雪水，又递给另一个，还给弗之时已是一块湿布了。
　　⑤雪越下越大了。弗之把那块湿布顶在头上，快步往回走。这时，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来，绕到前面，唤了一声：“孟先生。”弗之认得这人，是中文系学生，似乎姓蒋。他小有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也能书能画。“孟先生。”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弗之站住，温和地问：“有什么事？”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说：“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翻译，我……我……”弗之猜道：“你是四年级？”“我的英文不好，不能胜任翻译。并且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无一例外。”弗之冷冷地说，并不看他，大步走了。 蒋姓学生看着弗之的背影，忽然大声说：“你们先生们自己不去，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弗之站住了，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他回头看那学生。学生上前一步：“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叫人失望。”弗之转身，尽量平静的说：“你，你无论怎样多才，做人是不能打折扣的，一切照规定办。”弗之走得很慢，自觉脚步沉重，回到住处时，只见院子里腊梅林一片雪白。
⑥此刻，弗之的外甥、生物系学生澹 台玮正在萧子蔚老师的房间里。玮是三年级，但学分已够四年级。师生两人对坐在小木桌旁，讨论着生物学的问题。子蔚感到玮有些心不在焉，已有点猜到他的心思。待讨论告一段落，玮道：“也是商量。”他停顿了一下，说：“我只是觉得战场和敌人越来越近，科学变得远了，要安心念书似乎很难。” “可是你并不在征调之列。生物化学是新学科，需要人开拓，要知道得到一个好学生是多么不容易。我也很矛盾。”子蔚站起身，走到窗前。学已停了，腊梅林上的雪已消了大半。玮也走到窗前，默默地望着窗外。过了一会儿，玮转身向着子蔚：”我会回来的。”“那是当然。”子蔚说。玮向子蔚鞠了一躬。子蔚向前一步，拉着他的手郑重地说；“我尊重你的决定。”玮再鞠一躬，走出房间，回头说：“萧先生，我回去了。”子蔚默默地看着他下楼，又到窗前，看他出了楼门，沿小路往腊梅林中去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西征记》，有删改，标题为选者所拟。）
13.文中第3节师生问答的内容，与上下文的人、事叙述有何关联？(4分)




14.文中的手帕细节描写表现了人物什么样的情感活动？请具体说明。(4分)




15.孟弗之于蒋姓学生、萧子慰于澹台玮的对话场景，对比鲜明，请从学生形象和对话情景两个方面加以分析。（6分）






16、请探究文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深刻寓意，以及对表现人物的作用。（6分）




文化消费主义时代，精英和平民都是资本的囚徒
卢南峰
导语：近日，随着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商业娱乐入侵文化的恐慌也再次蔓延。诗词大会被批评者们指认为异化了的“背诗大会”，陈粒演唱的“青春版”红楼梦主题曲《戏台》因“婊子”、“给钱就能睡”等字眼引起了口诛笔伐，《朗读者》、《见字如面》等朗读类节目也因“消费文化的情感类节目”而饱受诟病。但评论人卢南峰指出，所谓商业入侵文化并非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鲜事，这种恐慌实际上贯穿了20世纪后半期大众媒介高歌猛进的整个历程。
究其原因，与平民文化相伴而生的商业文化长期以来都被默认为大众领域的文化消费，所以当它开始消费所谓精英文化领域内的诗词、红楼时才会引发惊诧和恐慌。但商业文化本身就是无本质内容的，可以与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任何一方媾和，将两者合并为简单易懂可以贩卖的东西，兜售着廉价而暂时的快感。因此，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框架下，真实的忧虑并不是精英与平民的对立，而是文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势不可挡。
2017年1月22日，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逝世。2016年12月7日，微信公号“新世相”发布青春版《红楼梦》的宣传文案，成为朋友圈刷屏热点，关于“亵渎经典”的口诛笔伐也纷至沓来。2017年2月25日，青春版《红楼梦》主题曲、陈粒演唱的《戏台》发布，延宕了自去年十二月开始的这场口水官司。
时代喜欢互文的修辞手法，当它想要表达一个东西的时候，给出的隐喻总是成双成对，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冯其庸和新世相作为一对互文，隐喻了商业文化汹涌而来，“昨日的世界”分崩离析，文学经典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被收编、拆解、重构、贩卖，让人生发“时代已经变了”的感慨。
然而，新世相们给冯其庸们带来的挑战，《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节目带来的“文化经典如何普及”的问题，并不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鲜事，“商业娱乐入侵文化”的恐慌实际上贯穿了20世纪后半期大众媒介高歌猛进的整个历程。
三军混战，而非两军对垒
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不断降低“文化”的门槛，削弱精英对于文化的垄断。印刷术的大规模普及，扩大了识字人群；无线电技术带来了广播时代，BBC最早还试图将其作为精英文化的“布道台”，但大洋彼岸商业广播的出现很快实现大众化与娱乐化；而基于摄影术的电影，成为工人阶级最廉价的娱乐方式。
上世纪六十年代，电视普及引发的媒介革命，为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提供了新的战场。1968年，BBC推出了史上最具有野心的系列纪录片《文明》（Civilization），由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解说，13个小时的影像试图用欧洲传统艺术对抗由美国入侵的商业性流行文化，从流行中拯救日渐式微的“文明”。巨额投资而精美绝伦的《文明》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将欧洲传统艺术拉回了人们的视野。克拉克爵士在解说中不无倨傲地宣称：“我相信，秩序优于混乱，创造强于毁灭。首先，我相信，神把智慧赋予特定人群，我珍视一个可以让这种人生存发展的社会。”
而一个作为互文的隐喻是，就在克拉克爵士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地漫步卢浮宫外，为《文明》拍摄素材的同一时间，法国正爆发“五月风暴”，国家滑向内战的边缘，学生们占领学校、筑起街垒、展开巷战，在城市的围墙上到处涂鸦：“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对僵化的现存体制发起了冲击。战后的黄金时代终结了，五月风暴成为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一个顶点。中产阶级年轻人们试图用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和东方神秘主义，挣脱一切传统与主流文化的束缚。而从整个六十年代的反叛氛围看来，克拉克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是如此不合时宜，仿佛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冲锋。
克拉克认为“文明”是维系于“特定人群”，而这位爵士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大众社会。随着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工人阶级兴起，大众民主出现，群众进入了历史。一方面，这些人不再对高高在上的精英顶礼膜拜，在精英文化之外自创了一套粗陋却充满生命力的工人文化或平民文化；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大众社会文化需求的激增，资本也在努力迎合非精英的口味，创造了一套基于盈利目的的商业文化或流行文化。对于克拉克而言，平民文化和商业文化似乎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社会下层是如此容易被粗陋恶俗的商业文化所俘获，他们被动、轻信和乐于偶像崇拜，威胁着“真正的”文化。
与贵族克拉克相比，同时代的雷蒙德·威廉斯，更能把握平民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区别。威廉斯出身工人家庭而进入剑桥，成为英国精英文化圈的一个“闯入者”，他一生都致力于从精英手中解救对“文化”的狭隘定义，发掘那些被精英所遮蔽和鄙薄的平民文化。在他看来，文化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那么不仅精英的歌剧、画展和交际舞会是文化，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一样可以是文化，并且是精致而非残缺的文化。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大众媒介中的权力不平等，精英在说，平民只有听的份，而精英们总是在想象中先制造出一个盲从轻信的“大众”，然后再撸起袖子批判这个“大众”。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三角关系。精英文化将平民文化与商业文化都视为野蛮的威胁，而自己则努力维系千百年来弥足珍贵的文化标准；平民文化，认为精英控制大众媒介掌握话语权，更进一步批判商业文化压根就是资本主义麻痹人民、消解反抗的统治工具；商业文化则没有那么多道德预设，无论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都可以成为我的素材和内容，实现商业成功与资本增殖。
在思考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我们常常将其视作高雅与通俗之间的两军对垒，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分庭抗礼，但这种二元对立有过多混淆不清的地方，精英文化、平民文化与商业文化三军混战的理想模式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问题。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我们暂且搁下对垒与混战的故事，将镜头拉回到中国。
中国自初，政治与文化就水乳交融，难舍难分，魏晋时代还是门阀世家，贵族遗风，到了隋唐以降，承平时代的统治集团逐渐变成了科举体制培养出来的一帮文人，他们在朝辅佐君主，在野表率乡里，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有梯度的政治统治和文化领导集团。最关键的是，尽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民谣是过于理想化了，但这一集团确实是相对开放与流动的，也就成为汇聚社会各个阶层及其文化意识的流动管道，在这个管道里的人是能相互沟通的，贵为宰相的人也能够理解农桑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平民主义传统，无怪梁漱溟说中国古代只有“职业分途”而无“阶级对立”。
战国宋玉《对楚王问》，很早就点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差别，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并不认为“阳春白雪”有资格鄙薄“下里巴人”。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并不对抗，白居易作诗追求通俗浅白，“每作诗，令老妪解之”，只有老太婆能听懂的才是好诗；柳永用俚词俗语，“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更遑论勾栏瓦肆里的宋元戏曲与明清小说……而这些流传甚广的传说都烙印进了我们的文化心灵，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意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鄙视链不存在，与文学艺术的平民传统不同的是，作为统治学说的儒学又是高度政治化的，并不被视为文艺的一部分，“道学家”要维系着“道统”和社会风气，如贾政不许贾宝玉读那些淫词艳曲，这是出于政治与道德的考量，然而贾宝玉还是要偷偷去读，对“不正经“的文化并没有品质上的鄙薄。从总体上而言，中国传统较少受到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之间藩篱的搅扰。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后，革命打碎了正统道学的蛮横控制，社会主义人民文学勃兴，平民传统进一步深化，“生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成为了社会主流，就更无高雅与通俗之间的文化战争了。
所以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与其说是两军对垒，不如说是两军会师。然而近年来，“第三军”，也就是前述的商业文化异军突起，开始迅速建立起庞大的文化消费体系，将所有的文化事态都卷入其中。
《中国诗词大会》，“现代才女”武亦姝走红，支持者讲述的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舞台尝试，让诗词从尘封的语文课本里面复活，带来的是古典诗词的大众化，老少都爱看文化普及节目，总比去看偶像剧和真人秀强；而批判者讲述的故事是最讲求灵性与体悟的诗歌变成了“比谁背得多”的文化噱头，赚足了收视率，而诗歌所承载的思想精神内核都不见了，只剩下了作为花哨的娱乐形式，对于古典诗歌未必是一件好事。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框架下，真实的忧虑并不是精英与平民的对立，而是文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问题。
精英文化、平民文化与商业文化三者本身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叠的，而围绕它们的讨论也不作区分，交杂不清。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厘清，作为“搅局者”的商业文化到底为何物？
广告和资本主义白日梦
让我们回到克拉克爵士。同样与克拉克的《文明》能形成互文，揭示这场文化战争的是，1972年约翰·伯格针锋相对的BBC纪录片《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在这部片子的开头，头发蓬乱、眼神飘忽、面部沟壑纵横的约翰·伯格用裁纸刀从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与马尔斯》切割下维纳斯的头像（当然不是真品），然后下一个镜头是维纳斯头像在印刷机里被批量生产出来。这一破坏名画的举动似乎是对克拉克之流的老古董的嘲讽。
伯格想说的是，一幅艺术品挂在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书房里，观看这幅画需要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和视角，暗暗告诉观看者“你是世界的中心”。而机器则复制了这些视角，将克拉克引以为傲的欧洲传统艺术“去神秘化”，抹去围绕在它周身虚幻的权威，走向了民主化。克拉克之流之所以对传统艺术怀有“虚伪的虔诚”，不过是想让艺术原件在丧失提供“独一无二”的艺术体验之后，还能保有其权威和市场价值，“艺术使不平等变得高贵”。
但是，机械复制在带来了艺术的去神秘化与民主化的同时，也催生了大众媒介里的商业文化。在伯格看来，这些商业文化与“独一无二”的油画，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编织白日梦欺罔被统治者的两种工具。不同的是，油画时代，艺术品的目的在于宣示主人已经享受到的一切，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商业文化产品和广告，目的是让观众对自己现有的生活产生不满，从而产生消费冲动，幻想藉此改善生活。“资本主义迫使受它剥削的广大群众将自身利益规定得狭隘无比，以维持它的生存。”这也是新世相被指斥的地方，它通过拟仿拥有名家油画般的情怀、格调与身份感，为都市中生活重压之下的年轻人制造逃离的假象，满足他们对有闲阶级消费与生活的暂时满足。
相较于持平民立场的伯格，二战时期流落美国，亲眼见过强大的商业文化，持精英立场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对这一套商业文化体制发起了激烈的批判。在《文化工业》的这个文本里，他们以晦暗的笔调勾勒这个商业文化的图景：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文化产品像工业流水线一样变得标准化和程式化，批量生产，机械复制，同时这些文化产品也喂养了受众的单一品味，人们在消费这些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融进了这套工业体系里。它生产这样标准的产品，培养了你标准的口味，而你标准的口味，则进一步促进它标准的生产，这个循环最终完成了人的标准化。整个统治体系对你的控制，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世界的彻底殖民，消解了你所有的反抗意识，心甘情愿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一个环节。
商业文化从内容上空无一物，它是一种文化的组织形式，可以与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任何一方媾和，同时侵入两种文化的肌体，文化工业破坏了严肃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界限，将两者合并为简单易懂可以贩卖的东西，兜售着廉价而暂时的快感。
而今天的中国人或许愈发能理解他们的耸听危言，这个听上去毛骨悚然的画面就在我们生活中悄然运行，渐渐地我们发现，电视电脑荧屏上不断播送的偶像剧，微信公号里各种雷同的营销号，正在从精神层面使我们的文化品味开始趋同，借由文化工业的布道，北上广深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我们在朋友圈里分享着相似的符号，旅行、美食、摄影、咖啡厅、马拉松……传媒桎梏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大都市平台、机遇、人脉、眼界、生活方式的神话被建立，小城小镇乡村生活成了落后封闭的符号，回不去的是荒颓的故乡。
当人们以为某种符号，比如可以拿在手上拍照的《红楼梦》是一种品味的象征的时候，它本质目的却不过是诱引你去消费，给你制造你在这个程式化的文化工业中“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错觉。而你真正想要的，或许并不是“与众不同”，彻底的“与众不同”让你感到害怕，你需要的是与他人相比细微的优越感，毕竟在这个文化工业中，这种“细微”也成为一种奢侈，所以你要为这种“细微”掏额外的钱。
（卢南峰，北京大学新闻学硕士在读，研究兴趣是青年网络群体的政治文化意识，（伪）学术概念发明爱好者。）

《冈仁波齐》：你以前去的可能是个“假西藏”
景成
导语：上映以来，《冈仁波齐》的票房一路攀升，口碑却两极分化：有人说这是一部自我表演的伪纪录片对西藏文明的冒犯，也有人认为受到了纯粹信仰与日常生活的双重洗涤。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汉族导演，能拍好一部两个小时都在磕长头的西藏纪录电影吗？
评论人景成从对西藏的刻板印象谈起，“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纵欲的、与世隔绝的国度，和一群仍然拥有古老智慧的人群”，恐怕只是穷游爱好者们到过的“假西藏”，相比而言，《冈仁波齐》中的泥浆与喧闹、出生与死亡反而更真实；作为一部以信仰为主题的公路片，朝拜就是一场信仰的“成人礼”，一行人经历各种各样的意外、困难与收获，实现了内心的彻悟与超脱，最终到达了现实与信仰双重意义上的“冈仁波齐”；作为一部藏语电影，《冈仁波齐》还向我们提出了“我们内部的他者”的问题。在观影过程中，“他们”的一举一动反过来倒逼“我们”面对自己的心灵，反思对西藏的各种“东方主义的幻影”式的想象和误读，去面对我们缺乏激情与信仰的日常生活。由此，“他们”的冈仁波齐，最终成为了“我们”的冈仁波齐。
近年来，西藏题材电影不断进入观众视线，从万玛才旦的《塔洛》到松太加的《河》，这些优秀作品不仅呈现了我们想象当中雪域高原苍茫纯净的美景，也带给了我们原有认知之外的视觉体验——关于西藏普通牧民百姓的生活、情感和内心世界。然而，当被视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曾拍摄过《洗澡》和《昨天》的张扬，也拍摄了一部西藏题材电影、而且是纪录片的时候。影迷不免有此担忧：一位北京长大的“胡同串子”，如何能够理解陌生的西藏，更何况，是西藏文化当中最深奥和神秘的藏传佛教？
自2008年起，张扬长期在西藏居住和观察，对西藏寄寓了极其特殊的感情，甚至连装束看起来都变成了足以乱真的康巴汉子，直到2013年时机成熟，才带领团队进藏投入拍摄，在《冈仁波齐》之外，还拍摄了一部故事片《皮绳上的魂》。经年累月的田野观察，足以支撑张扬的自信吗？恐怕我们还是要从西藏谈起。
一、?打破“东方主义幻影”：我们如何想象西藏？
有史以来，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西藏长期处于人烟稀少、与世隔绝的“化外之地”状态。即使明清时期通过理藩院和“金瓶掣签”等制度设置，力图将其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当中，西藏依然与中央政府保持着相对松散的类“羁縻”状态，并在1911年清帝国瓦解之后迅速成为半独立的地方政权，直至新中国于1955年完成对西藏的和平解放。
这种特殊的背景，使得西藏天然具有“桃花源”的想象空间。遥远的欧洲人创造了一种想象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纵欲的、与世隔绝的国度，和一群仍然拥有古老智慧的人群。而这难道不同样也是我们通常对于西藏的刻板印象吗？
发明“东方主义”一词的萨义德，意指的不是一种西方对东方抱有偏见与歧视的“地图炮”，而是一种将自我的刻板想象幻化并投注到“他者”身上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这种“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也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例如，云南中甸县为发展旅游业更名为“香格里拉”，这个西方三流小说家在一百年前自己意淫出来的名堂，如今却被我们奉若神明，煞有介事。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我们曾经亲身前往西藏，在短暂的旅行停驻中，所看到的往往并不是西藏的真实面貌，而是我们已有的西藏想象的印证。
在汪晖看来，西藏文明是伟大的文明，藏传佛教有悠久的传统，但它们的意义并不存在于“东方主义的幻影”?中。西藏必须从西方人的想象和香格里拉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而《冈仁波齐》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它不是以游览的姿态去拍的高原风光的“旅游宣传片”，也不是以猎奇的眼光讲述的“西藏逸闻趣事”，更不是高高在上地、抱着所谓“现代”和“文明”的优越感，去打量或嘲讽朝拜这种“愚昧落后”的古老形式的产物。《冈仁波齐》产生于与长达9个月的朝拜之旅的朝夕相处，产生于张扬在西藏的深度生活经历里。唯此，我们方才看到了一场真实的朝拜之旅，以及其中真实的朝拜者的生活世界和信仰世界。它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之前去过的是“假西藏”。
片中的许多段落，展现的是朝拜途中所经历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事故。譬如，由于雨季涨水，一行人来到了一条横亘318国道的湍急的河流面前，他们在水边停了下来，正当观众都以为他们会暂停磕头、先蹚水过河再说的时候，他们轻描淡写地商量道：“怎么办？”“那就磕过去吧。”短短的两句交流之后，便是他们接二连三地一个猛子扎入水中，泥浆几乎漫过头顶，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到底是在磕头还是在“游泳”，伴着旁边车辆的飞驰而过、水浪四溅……不是湛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动人的梵呗，而是肮脏的泥浆、污秽的身体、喧闹的道路。这是我们从未想过的朝圣景象，也是对我们心底的“东方主义幻影”的一场必要的打破。
二、公路与信仰：从《雾中风景》到《冈仁波齐》
《冈仁波齐》是一部介于剧情片和纪录片之间的“伪纪录片”：一方面，导演使用非专业演员完成全片，没有对出演者的真实经历进行编排和干涉，符合纪录片要求“真人真事”的基本形式特征；另一方面，导演又在整个跟拍的过程中，根据电影本身的节奏设计提示、加入了某些台词和段落，保持了整个朝圣故事的完整和流畅。但与此同时，《冈仁波齐》也是一部具有典型特征的公路片。
公路片可能是国内观众相对陌生的一大电影类型，并不是故事发生在公路上就叫公路片。公路片脱胎于西方文学中的“成长小说”，基本模式是：主人公从一个特定的起点出发、向某个终点进发，在途中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和事，往往是历经千难万险，最终获得了意义的实现与自我的完成。古希腊荷马的《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历经十年的回家之旅，18世纪英国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中一名基督徒自我救赎的天路，都可视为成长小说的先河，也颇具有现代公路片的质感。中国观众不会对这种模式感到陌生，从长安出发、向天竺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修成正果”的《西游记》，就十分符合公路片的形式特征。
在谈论《冈仁波齐》之前，我们可以用来比较的是另一部同样与信仰有关的著名公路电影，希腊大导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战后的希腊，一位单身母亲独自抚养着一对姐姐和弟弟，他们一直追问他们的父亲在哪里，一次偶然听说“在德国”之后，两个只有几岁的孩子毅然踏上了去德国“找爸爸”的旅程。他们当然没有找到。影片的原始结尾处，两个孩子走向一条边境线上幽深的隧道，镜头逐渐变黑，全片戛然而止。这个故事的意义何在？对于所有的西方人来说，他们都有两个父亲：一个小写的father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而一个大写的Father则是精神意义上的父亲——天父上帝。所以，两个孩子的寻父之旅，其实指向的是战后欧洲深刻的精神危机，恰如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要离弃我？”
因此，当我们说《冈仁波齐》是一部公路片的时候，不是因为它的故事的确发生在公路（318国道）上，而是因为在这条公路所承载的朝圣历程当中，一行人如《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一般，经历各种各样的意外、困难与收获，实现了内心的彻悟与超脱，最终到达了现实与信仰双重意义上的“冈仁波齐”。在公路这个典型的现代文明产物上，除了一台拉着铺盖的“扶贫专用”拖拉机（中途还坏掉了），片中的一家人们却没有搭乘任何交通工具，而是用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朝拜（磕长头）——完成了一场不可能完成的超越之旅。
“每个藏族人，一生都应该去冈仁波齐磕一次头。”这并不是一种现实强制，也很难说是一种道德束缚，而是一种彻底追回内心的自我实现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朝拜对于影片中的一家人来说，具有的是某种“成人礼”的意味：它指向的不是肉身的成人礼，而是信仰的成人礼。所以在他们当中，既有年届耄耋的老者，最终归葬于冈仁波齐神山的皑皑白雪当中，也有在朝拜途中刚刚降生的新生命。无论如何，唯有经过这重看似不可能的信仰的洗礼，一个藏人方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藏人。正是这条贯穿其中的信仰的完整性，支撑起了《冈仁波齐》的叙事线索，也使本片没有流于纪实题材作品常见的琐碎冗长的弊病，可谓“形散而神不散”。
三、“他们”的冈仁波齐，“我们”的冈仁波齐
相对于西藏悠远的文化史，藏语电影则显得十分年轻：直到2006年，才出现了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藏语电影：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同在2015年进入观众视线的万玛才旦的《塔洛》和松太加的《河》，被认为掀开了藏语电影的一个高潮。《冈仁波齐》则可以说是在这个脉络之下，第三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藏语电影。对于国内的主流观众来说，这些作品是不折不扣的“外语片”——正如有评论指出，这些作品的出现，使得“华语电影”的概念不得不重新界定。或许我们可以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说法，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华语语系电影”。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藏语电影的位置，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关于“我们内部的他者”的问题：西藏既在现实版图的意义上属于我们之内，但它又在语言、文化和信仰上向我们呈现了深刻的异质性和外部性。因此，真正理解《冈仁波齐》，理解藏语电影，必然要涉及我们对于“自我”与“他者”的重新审视，并在这种重新审视中，使“他们“的冈仁波齐成为打动我们的艺术力量、成为我们的一次精神事件，换句话说，成为“我们”的冈仁波齐——否则，本片就仅仅是一些陌生遥远的文化符号而已。
纪录片在内在的精神气质上，脱胎于现代的人类学研究，在诞生之初就有“影像民族志”的说法。整如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所言，人类学的中心是关于“他者”，从对“他者”的研究中发现关于自我的某种深层结构。所以，当人类学家们走近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走进亚马逊雨林里的原始部落的时候，他们抱有的并非是一种游戏式的猎奇，而是试图从他们那里发现人类社会的某种共通性，换句话说，发现“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联结。
纪录片导演也是这样。一部“两个小时都在磕长头”的电影，之所以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原因何在？可能最根本的是，本片击中了我们时代关于信仰的某种普遍困惑与焦虑。《冈仁波齐》通过大量主观镜头的设置和人物内心的刻画，使得我们不是在看一场朝圣之旅，而是同片中的一行人在一同经历这场朝圣之旅；而当我们在影院里同他们一同经历漫漫318国道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不自觉间面对、经历和体验着这场残酷的信仰之战。“自我”与“他者”就在这种微妙的电影场域中发生了倒转。似乎是我们在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不知不觉间，是他们的行为反过来逼视着我们自己的心灵，逼视我们去反思关于西藏的各种成见与误解、去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缺乏激情的生活。
正是在这里，《冈仁波齐》达到了一部优秀艺术电影所应有的高度：它足以成为我们内在的某种“回心”之契机。正如导演张扬所言：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但若干年后，人们仍可以从这部影片里，看到有一个民族还这样生活过。神山圣湖不是终点，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弃平凡的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